〔提要〕建立和发展中国人类学的方法论体系，应坚持以“点”为根基的求实精神，以“线”为核心的动态发展观念，以“面”为旨归的宏阔视野。
西方人类学思想传入中国，已有百年左右的历史，但中国人类学家独创的理论流派与方法论体系，还未见端倪。在向这个目标迈进的漫长过程中，一方面有赖于不断地引进国外的人类学理论，并融汇贯通地运用于研究中华民族文化的材料;另一方面，需要对人类学方法论的本土化有个基本的思路和宏观的把握。因为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方法论的突破。我们需要有一个既能同西方人类学进行对话，又与中国学术传统相协调，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方法论体系。坚持以“点”为根基的求实精神，以“线”为核心的动态发展观念，以“面”为旨归的宏阔视野，三者之间和谐统一的方法论策略，应成为基于中国文化本土之上的人类学方法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点”的确立与实证精神>
尽管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体质及其文化的演化规律的综合性学科，但是，人类学研究的起点和资料的主要来源，是构成人类的某个族群的体质特征和某个区域的文化形貌，提倡从个别出发，然后再上升到一般，久而久之，尤其在英美等国形成一种传统，要求人类学家必须选择一个调查点，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与记录，在此基础上概括出一般性的认识。培养人类学的人才，也要求在学习期间，具备实地调查的经历，切实观察一年寒暑更替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关系。博厄斯、马杜诺夫斯基等人类学家原习自然科学，后转攻人类学，将自然科学的求实精神，渗透到人类学的研究之中，强化了言必有据，扎根于田野作业的务实态度。而实证哲学思潮的兴起，也为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提供了理论依据。深入实地调查成为人类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环节和“现代人类学的基石”。美国人类学家C·恩伯和M·恩伯指出:大约在20世纪初期，人类学家开始意识到，如果想要创造出任何具有科学价值的研究成果，就必须象其他科学家研究他们的对象那样来研究自己的对象—即要系统地进行观察。为了更准确地对文化进行描述，他们便开始同所研究的民族生活在一起。他们观察，甚至参与那些社会的某些重要的事务，并向土著详细询问他们的习俗。①
实地调查的求实精神，对本世纪初的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凌纯声、林惠祥、苗逸夫、杨成志、费孝通、林耀华等老一辈学者，身体力行，不畏艰险，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后人开展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树立了典范，开创了中国人类学以实证为基础的优良传统。他们的相关成果，如凌纯声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凌纯声和苗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等，备受国内外人类学家的推崇，至今仍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选择某个特定的区域、特定的族群，建立实地调查的基地，作为学术研究的突破口，其优长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1、可操作性—人类学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的体质和文化。但是，世界上2000多个民族的体质特征和文化形态何其复杂，任何人类学家都无法穷尽。正如达尔文研究生物进化时，由于人类与其动物王国里的直接祖先的历史关系十分混乱难解，只好转而研究甲虫的结构，以求得对生物进化过程的理解。人类学探讨社会文化的发展历史，“最经济的做法可能是以一种迂回的方式来完成。”②我们极需从那种对一个不太复杂的组织中所含的思想和行为的研究中得到启发。”③
2、可信程度高—科学研究忌讳主观臆测，凭着个人想象很难把握人类文化的精神实质，没有实证基础建立起来的理论，往往经不起推敲，一击即垮。中国典籍浩繁，其中不乏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资料，但其可信程度颇值得怀疑。台湾学者谢世忠先生认为:“这批史料全由非该族群的汉人所记，我们即使不去考量其中难以计数的偏见、臆测、夸张、无知、朦混、欺骗和个人目的与利益的观点与内容，这一套材料下的族群历史，在我的看法下顶多只是‘一个在汉人想像世界中之某一被虚构族群的肤浅历史。”’④此说法是否过甚?姑且不论，却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主要依靠的应是实地调查所得的可靠材料。
3、富有穿透力—停留在表面的论述，往往是宽泛的、空洞的，一种理论的价值，体现在从个别到一般的升华，又能高屋建fflE地统率“个别”，穿透到社会的底层。要拥有这种强劲的力量，重要的还是从实证开始，把基点建立在社会现实之中，以鲜活的材料，为抽象的理论增添蓬勃生机。
4、学科的独特性—一门学科，之所以能够存在，原因之一在于它有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探视角度和研究方法。由于方法论的不同，而得出与其他学科不尽一致的结论，这正是这「〕学科的价值所在。人类学不同于哲学、历史学、美学、文学的核心因素，就是带着人类文化的整体观念去进行田野作业，从中汲取理论的源泉。抛弃了实地调查，人类学的生命之源就会枯竭。
5、国际的规范性—人类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国外虽然也有弗雷泽式的“书斋里的人类学家”，欧洲大陆的人类学(民族学)也长于思辩。但是，人类学的主流，仍是以实地调查为研究的基础，并形成了一整套规范性的研究手段和模式。
中国人类学走向世界，中西人类学理论的对接与汇融，都离不开扎实地开展实地调查。世纪之交的伟大时代，人类文化急剧变迁，但最具体、最生动的反映社会变化过程的材料，还是蕴藏在民间。深入民间，我们才具备同国外人类学相互交流的条件。中国文化研究同人类学有密切关联，但几度兴起的“中国文化热”，都缺乏一种实证精神，其结果多是仁智互见，莫衷一是，由热变冷之后，人们终于发现了某些奥妙，正如萧俊明先生所说:“不进行民族志研究和田野工作，研究者根本无法了解文化现实的构成与运作，更不用说去理解和解释了。中国学人的文化批判和文化重构缺少的正是这种基础，所以这种批判与重构往往只停留在纯学术的争执，深入不到具体的文化现实;由此而产生的文化研究，有骨架却不见血肉，有设想却是空中阁楼，有见解却无法付诸于实践。⑤钱钟书先生曾把理论建构比作高楼大厦，把具体材料比作一砖一瓦，高楼大厦倒了，一砖一瓦还可以用。⑥此说不无道理。人类学历史上的许多理论，如古典进化论、传播学派、精神分析理论等，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新材料的
不断涌现，已被人们修正或弃而不用，但其代表人物对某些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却依然闪烁着思想火花，至今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点”的确立，仅仅是人类学的开始，实证精神必不可少，但不是人类学方法的全部，毕竟每个人的田野调查，还局限在个别的层面，离民族文化整体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就此止步，还只停留在民族志的阶段，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是超越民族志之上的具有较强理论色彩的科学。
二、线的延伸与动态发展的观念>
引进动态发展的观念，实现从“点”到“线”的延伸，是人类学获得普遍价值的一个重要措施。不管是泰勒、摩尔根的“单线进化论”、怀特的“普遍进化论”，还是斯图尔的“多”线进化，实际上都是从纵向的角度探析人类文化的演进律则。这种方法虽然早已有之，但远未过时。因为人类文化无时不处在变化之中，电脑的普及、现代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促进人类文化变迁的方式改变了，变迁的速率加快了，变迁的层次加深了，给人类学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课题。
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历来重视文化过程的研究和发展规律的总结,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模式:
1、费孝通—林耀华模式—这种模式是最具人类学的专业特色，以费先生的“五访江村”和林先生的“三上凉山”为范例，选择一个调查点，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再度前往调查，分析其前后文化差异，以原调查点引发出线性的规律性的认识。
2.丙逸夫模式—选取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族群，通过考释其地望、族称、传说、文化特征和语言，论述其同今族群的传承关系，填充古族群与今族群之间存在的某些缺环，建立两者间相对等或相涵盖的演化意象。例如，复合先秦时代之“三苗”、“蛮”，同今之苗族的中间缺环，宋代之前“壮族”的缺环。
3、系谱调查模式—我国民间保存有大量的家谱、族谱，记录本家族的来源、迁徙的过程、世系的延续，实际上已经在时空坐标上，勾勒出“线”的承续和延伸的过程。
4、民族史模式—林惠祥、江应梁、王钟翰等人相继出版了(中国民族史)这类著作，以历史记载为基础，探讨中国各民族的起源、形成、发展、兴亡的过程，历史学的色彩较浓，可供人们从人类学的角度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提供参考。
5、文化史模式—国内已编辑了数套文化史方面的丛书，个人的文化史著作为数不少，其中不乏人类学的资料，亦属广义人类学研究的“线性模式”之一种。
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代文明赓延不绝的国家，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举世无双的宝贵财富，也是值得从人类学角度加以多方位阐释的重要对象。在这一点上，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互补性尤为明显，苗逸夫先生对此作了充分的论述:“笔者一向主张把田野工作的透视带到图书馆中，以便充分利用历史资料与民族志资料交互参稽，由人类学者与历史学者彼此启发的认知潜能，探究各族的起源、播迁、蕃衍、兴衰的因由，惮可阐明各族与历朝统治民族相互间的关系，及其在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与各种解决策略的得失，并可验证人类学上有关民族接触、文化涵化与社会变迁的理论。”⑦
当然，人类学家对史料的运用，自当有别于历史学家的态度和方法，而应基于人类学的立场、观念、方法和目的，不可重复或取代历史学的研究，重点应是“在找寻一社会中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在追求行为的目的及意图。换言之，人类学家欲从重复出现的社会(文化)现象中，理出行为的通则;一来为求了解人类自已的行为;二来为求对人类未来行为作预测。”⑧同样是纵向的、发展的理念，但贯穿始终的主线却因学科不同而相互区别。人类学所关注的更多是行为模式、思维特征、价值观念、文化精神等要素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的不同表现形态。
人类学研究文化的发展历程，更多地表现为微观的研究。人类学家在观察某个村落的生活行程时，并不以为他们是在观察凝固的、静态的整个文化和社会，而敏锐地意识到他所面对的，仅是某一特定时空演化过程中的某个具体时段上的文化，超越这个村落文化，还有更广泛、更深远的文化结构。人类学家认识文化过程的结构，既可采用“顺流法”(down一streaming)，也可采用“上溯法”(up一streaming)。前者尽可能从最早的源头讲起，探讨民族文化由古迄今的变迁过程;后者以当今作为起点，追本溯源，找寻古今之间的内在联系。
建立了文化变迁的纵向坐标，鸟瞰由远古发源的文化演化过程，不难发现一个民族的生命潜能总的耗散路向，不难把握贯穿始终的潜在的思维模式和文化精神的主旋律，孜孜以求的规律性的东西，自然而然就在其中了，是谓“观古今之变，通古今之事”。
有人主张，人类学研究的是“recent past<刚刚过去的历史>，把史前的研究、典籍的材料还给考古学和历史学。⑨从实地调查的角度看，根据族谱、地方志和老人的回忆，所能了解到的，多是数百年的历史，这应该是中国人类学研究的重心所在，研究具体的族群和村落，到此为止理所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上升到民族—中华民族的层面，人们要考虑的就不仅仅是“刚刚过去的历史”。
民族文化的纵向演进，是一个总体趋势，但不是人类文化的唯一存在形态，线性的方法也不是唯一的探寻模式。传播学派、功能学派、博厄斯学派、文化心理学派、象征人类学、认识人类学、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思潮的相继崛起，打破了进化学派一统天下的格局。单一的纵向视角，难以穷尽人类文化异彩纷呈的各种形态特征。中国人类学对国外的所有理论，应是虚怀以待，全方位地吸英纳精，在坚持实证精神与动态演化观念的基础上，矢志不移地往横向拓展。
三、面的拓展与宏阔的视野>
当前，学术界在呼唤“人类学春天”的到来。换一个角度理解，正说明了中国人类学远远没有到金秋的成熟与收获的季节，甚至是在一片寒风中，企盼着春天脚步的来临。确实，近几十年来，人类学被分化，寥寥无几的教学研究机构艰难地维持着，整个社会对人类学知之甚少，不了解就谈不上接受。造成这种境况，除了社会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外，其中不无人类学自身方法论的失策，或者说，由于时代的局限，我们还来不及深刻反思人类学的方法论与研究策略问题，尤其是忽视了横向的“面”的拓展与宏阔的学术视野的整体观照，忽视了传统观念的更新和普遍学术价值的追寻:
1、只重视少数民族的研究，忽视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民族的研究，更没有把血脉相连的海外华人纳入研究的视野，难以对炎黄子孙和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文化特征、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作整体性的把握。
2、过分强调边疆地区的实地调查，忽视了平原内地的调查，好象越原始、越封闭、越落后、越奇特的地方，越有丰富的资料，越值得人类学家去探奇寻幽;忽视了普遍性与典型性的法则，偏重于少数人，如土绅、宗教人员、家奴、佃户等特殊群体的研究，忽视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的研究。
3、没有实现从个别到一般的超越，注重于对日常饮食起居、经济生活、阶级压迫等情况的具体描绘，没有把握文化形态的整体，并作出创造性的理论概括。政策功利性太强，学术探讨薄弱，一些所谓的理论总结只是重复证明早已有之的先哲们原有结论的正确性，不敢越雷池一步，直到90年代仍固守传统研究模式。
4、狭隘的民族自我意识过甚，习惯于为祖宗和自己说好;片面强调从历史中寻找建立民族自尊心的基础，人为地提高本民族的历史地位，好象把远古的发明、古代的圣贤同本民族挂钩，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旨归;不能够超越单一的民族视角，缺乏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恢宏气度。
5、田野调查的观念和方式陈旧，不同其他区域的调查点互相比照，千篇一律地得出尽人皆知的“改变落后意识，增强商品观念”，“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提高人口素质”，“发展交通事业，加强民族间的交往”之类的结论，没有深入到人的精神世界、生命价值实现过程、人的潜能激发路向等更深的层面上。
6、自我封闭，抱残守缺，学科之间壁垒森严，对干变万化的现实社会和其他学科可资借鉴的理论方法，熟视无睹;自我割据一个研究领域守住不放，不容他人染指;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缺乏深厚的历史使命感和强烈的参与意识。
未来中国人类学的发展，首要任务就是逐步超越以上几个方面的不足，具体的说，需给民族志、民族学、人类学这些相关学科重新定位，明确各自的研究目的、研究手段和理论特色，恢复各自的本来形貌，既不相互取代，也不相互排斥，在特定的不同层面上，从不同的角度探视人类文化的奥谜。
就人类学而言，其核心特质，就是它的材料和理论源于个别族群，但又超越个别的民族文化，以“面”上的普遍规律法则的探讨作为研究的最高意旨。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说:“人类学者特别强调，从研究某一个群或某一文明得出的结论，必须与其他人群或文明的证据加以对照检验。这样一来，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就超出了一个部落、种族、国家或文化的范围。⑩中国人类学所缺乏的，就是这种“对照检验”和超出国家或文化范围的幅射力。所以，十分有必要对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策略，给予进一步的确认。
首先，在思想观念和方法论上.拥有开放的心态和宏阔的视野。这并不意味着否认人类学的实证精神和以“点”为基础的研究模式。只要建立起宏阔的时空坐标，“点”与“面”的方法，不仅没有冲突，而且还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彼此间相互阐发。从文化全息论的观点看来，“人类文化系统的每一部分都包含着文化系统整体的信息，因而文化系统的每个部分都
是其整体的缩影”。⑾我们由文化的“点”，同样可以引发出对“面”的理解。过去的中国人类学多只停留在“点”上，没有进一步发掘其中蕴含的潜在的内容，没有从中透视出“面”的结构。
其次，在研究对象和内容上，逐步实现新的统合。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结构，即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内的56个民族的整体文化。各少数民族保存了较为完好的原生态文化，正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加强资料的抢救与理论的研究，势在必行;而汉族作为中国的主体民族，同样传承着丰富的文化传统，将之排除在人类学研究对象之外，无疑是个重大的缺失。由于汉族在历史上汇融了许多少数民族的成份，汉族与少数民族在血缘上、文化上，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合性民族整体，以“中华民族”称之，甚为恰切。就个人而论，既可研究某个少数民族，亦可研究某个区域的汉族，但就建构中国人类学的方法论体系而言，应坚持个别与一般相统一的原则，把个别族群的研究作为起点，把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与演进律则作为归宿。
从研究的区域上看，中华民族赖以生息蕃衍的地方，不管是边疆，还是内地，不管是国内，抑或是海外华人社区，都应纳入中国人类学研究的视野。从体质上说，所有的华人具有相对统一的体质特征;从文化心理上说，海内外华人都有普遍的认同感。随着亚太经济区的崛起，华人社会的一体化进程加快了，共同的文化根基将促使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人文化实现新的统合。
从文化存在的形态上看，中国人类学研究对象是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所有层面。实际上三者之间的区分，主要是为了叙说的方便，在研究当中，应注意彼此间的密切联系，认识到物态的文化同样凝聚着精神文化的因素，而且更生动地体现了某个民族的智能水平、进化层次、宗教观念和心理意识。精神文化的创造也有赖于一定的物质基础，制度文化则在物质—精神两种文化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其三，把“点”、“线”、“面”的相互渗透与和谐共存作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基本策略。民族志、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以实证研究为主，哲学、文化学以宏观思辩见长，人类学强调，“点”与“面”的结合，实际上是将两者的优长融为一体，以此作为方法论根基，建立有鲜明特色的理论体系。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允许部分人类学家以“点”的调查为主，以“简单社会”为研究重点，这本身是人类学宏阔视野与开放心态的表现，是对那些认为只有本民族的“复杂社会”才能代表人类的狭隘观点的一次否定。也允许另一部分人，采用汤因比、享廷顿那种以全人类文明作为研究对象的方略，研究文明间的关系，由这种宏观研究同微观实证研究的结合，构成人类学的整体结构。“人类学的特点是广博的，不是狭隘的、专业化的;是重比较、向外开放的，不是闭关自守的。”。⑿把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定于一尊，到处设立禁区，缺乏“线”的廷伸与“面”的拓展，将会导致人类学研究之路越走越狭窄，扼制人类学的蓬勃生机。
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使全人类共处于一条“地球之船”上，各个民族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紧密地维系在一起，各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国际一体化大大加强了。对这一全新的人类文化现象，哲学、历史学、未来学都给予充分的论述，以研究
“人类文化”为已任的人类学，责无旁贷地理应给予足够的重视。人类学研究的最高目标，是超越单一的视角、单一的方式，超越特定的民族、特定的区域，超越民族中心主义和地区中心主义的狭隘心态。研究宗旨“不在于提高同类群体的自尊，而在于对世界及过去的理解。”⒀名符其实的中国人类学，首先是超越某个民族—不管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的层面，达到“中华民族文化”整体结构的高度;然后，在人类文化的背景下，在宏阔的时空坐标中，确立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坐标位置，揭示中华民族文化与世界民族文化的互动关系;最终实现从个性确认到共性探寻的飞跃，同其他国家的人类学一起，汇入全球意义上的“人类学”的浩瀚学术海洋。
注释:
①[美」C.恩伯、M·恩伯著，杜杉杉译(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版，
第97-98页。
②③t美」R·本尼迪克特著，王炜等译《文化模式)，三联书店，1988年第1版，第57页。
④谢世忠、孙宝刚主编(人类学研究—庆祝丙逸夫教授九秩华诞论文集)，台北南天书局，1990年版，第408页。
⑤萧俊明:《从梦魔中觉醒》，(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⑥钱钟书:《七级集)，(读拉奥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34页。
⑦茜逸夫(二十三种正史及清史中各民族史料汇编·序》，【台北〕，中央研究院，1981年，第390页。
⑧唐美君(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运用文献之检讨)，收入(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民俗与文化组》，【台北」中央研究院，1981年，第390页。
⑨谢世忠:《苗氏民族史的性质及其方法论建构法则:兼论中国地区族群的历史过程研究》，收入(人类学研究－－庆祝丙逸夫教授九秩华诞论文集》中。
⑩〔美」M·哈里斯著，李培茱等译(文化人类学)，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I版，第4页。
⑾严春友、严春宝著(文化全息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70页。
⑿张光直:(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981页。
⒀历史学家奥特·施莱辛格语，摘自张海清编译《美国知识界的恐怖主义》.<岭南文化时报)，1995年8月28日。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责任编辑:覃彩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