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阳，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浙江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生活样式工作室主任、兼职教授；中国人类学学会生活样式设计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景德镇陶瓷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多次参加国内外人类学考察，从事相关研究与创作工作。曾在韩国首尔麦粒美术馆举办个人当代艺术展，作品曾入选国际青年艺术节，获年度媒体艺术创新提名奖；入选当代国际陶艺展；并应邀参加美国陶瓷教育年会（NCECA）群展Fired & Inspired，Rough Point，纽波特，罗得岛州，美国；有多篇论文发表，出版的代表性的著作有《三维文化：通向未来的文化模型》（独著），《艺术的成长·成长的艺术：人类学者与青年艺术家的对话》（与方李莉合著）。
一、研究缘起
在历史上，景德镇以手工艺作坊群产业模式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陶瓷生产地。这种产业模式的核心是一间间独立手工艺作坊组成的生产链系统，这些手工艺作坊各自专注于不同的工艺流程，任何一间独立的作坊如果不在作坊群生产链系统中，就无法完成完整的陶瓷制作。所以这些独立的手工艺作坊可以看作是整体生产链系统中的半自律子系统，它们按照统一的规则相互连接，从而构成复杂和完整的制瓷产业链。这是符合“模块”定义的，因此笔者认为这种产业模式可以用模块化的生产链（简称模块链）进行解释，可以“手工艺模块链产业模式”对其命名。
在还没有出现工业文明的时候，景德镇这种产业模式的产量不仅足够为国内供应陶瓷，还有余力生产大量的外销瓷。手工艺作坊群产业模式并不只是景德镇的特色，位于河北内丘的邢窑在唐代就以同样的手工艺作坊群模式将陶瓷产量达到了“天下无贵贱通用之”。除了陶瓷以外，中国历史上的茶叶、丝绸生产也使用手工艺作坊群产业模式达到了可以为全世界供应产品的生产规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计划经济时代，全国的大部分手工艺作坊群产业都被工厂化生产模式所取代。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际化市场经济模式在国内的普及，传统手工艺作坊群产业模式又开始得到了复兴，并被一些学者关注，作为传统手工艺复兴现象进行研究。
笔者认识到这类传统手工艺复兴现象，主要来自方李莉教授有关景德镇陶瓷手工艺的系列研究，如她持续追踪的“景德镇瓷文化丛”研究，她主持的国家重点课题“社会转型中的工艺美术发展”（其中有一个子课题是有关景德镇陶瓷手工艺转型的研究），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重大课题“景德镇陶瓷手工技艺百年变迁史”等项目，在这期间，她带领了一支学术队伍对景德镇的传统手工艺复兴现象做了大量的考察和记录。基于这些考察，方李莉教授提出了“超现代性的景德镇模式”的概念。她之所以提出了“超现代性”概念，是因为景德镇传统手工艺复兴所产生的传统手工艺作坊群产业模式，不仅仅是通过生产仿古瓷延续古代，还为美术瓷、现代陶艺、现代设计陶瓷、以陶瓷作为媒材的当代艺术作品等提供生产服务。所以方李莉教授认为景德镇的手工艺复兴不仅仅是让景德镇成为古代那样的以手工艺作坊群为生产模式的生产地，还促使景德镇发展成充满创意的国际艺术区。
笔者曾于2011~2015年在景德镇进行过艺术创作，因此对方李莉教授所提出的“超现代性的景德镇模式”深有感触。笔者曾经在为自己服务过的老鸦滩陶瓷手工艺作坊中，观察到这间作坊在生产半成品瓷板的同时，也在生产没有署名的美术瓷，还为年轻学生制作设计类的日用陶艺、国家级陶瓷艺术大师绘制瓷板、当代陶艺家创作作品提供创作场地和生产服务，也曾经见到一位从来没有接触过陶艺的当代艺术家来这个作坊，定制了一件当代装置艺术作品的陶瓷部件。而且景德镇的陶瓷产业不只是为本国人服务，也为大量的外国艺术家服务，据金美洙统计，在2016年，来景德镇的外国艺术家已经超过12000人。
方李莉《景德镇民窑》
所以景德镇的传统手工艺复兴，实际上复兴的是一种产业模式，这种产业模式不仅仅是为了生产过去的同类陶瓷产品，还通过市场经济网络为全世界提供着多样性陶瓷生产和创作服务。因此笔者产生了对这种产业模式结构进行研究的想法，并认为这样的产业模式有可能对于人类社会未来的多元走向是具有价值的，因为其也许可以成为互联网加智能化时代的一种生产方式。过去的工业革命是以机器代替手工开始的，并由此产生了工业文明社会模式，而未来社会的转型也有可能是从生产方式开始的。
二、研究综述
方李莉研究团队在“景德镇瓷文化丛”系列研究中大量地涉及景德镇陶瓷手工艺产业模式，并进行了很多细致的记录。除了方李莉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的系列田野考察报告，郭金良在《传统手工艺的复兴与文化再造——景德镇老鸦滩陶瓷艺术区田野考察报告》中详细记录了老鸦滩的陶瓷手工艺作坊群的2015年的现状和历史变迁，并绘制了老鸦滩艺术瓷板行业体系图，描述了瓷板工作室为中心的生产到销售的流程网络；王丹炜在《创新与传统资源的利用》中对老厂陶瓷手工艺作坊群做了类似的研究，也绘制了以老厂学生工作室为中心的类似体系图。他们的研究着重针对更大范围的瓷文化丛的文化变迁，对景德镇陶瓷手工艺作坊群产业模式并没有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卡丽斯·鲍德温,金·克拉克《设计规划:模块化的力量》将模块化概念用于解释产业模式是一种非常新的方式，2000年鲍德温和克拉克在《设计规则:模块化的力量》一书中首先系统性地研究了产业中的模块化理论。随后青木昌彦、安腾晴彦发表了《模块时代：新产业结构的本质》。而这些模块化解释的产业的主要特征是对过去工业化中复杂和集中化的流水线系统进行分解，以合作、分包等形式形成松散而灵活的模块化产业模式。但是目前这些模块化理论都是针对在现代信息技术下的产业，特别是科技产业。所以模块化概念在脑科学、心理学、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和工业工程学等学科领域中获得良好的应用。这些领域的模块化实现都是依赖于现代信息技术下的、标准的工业化形式接口。所以直接使用这样的模块化概念是无法解释传统形式的手工艺作坊群产业的。因为这些手工艺作坊之间的联系并不是以标准的工业化数据形式，而是农业社会中的熟人模式，但是借助着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交通网络。“熟人模式”过去看来是落后的，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联系模式反而在手工艺聚集的社会中急速复兴。但是和过去不同，这种模式借助现代化技术，比如微信等网络社交，形成了更加复杂和庞大的熟人社会网络，从而成为现代手工模块链产业模式的基础。这种产业模式并不是工业的，或后工业的，而是后农业的。
青木昌彦,安腾晴彦《模块时代:新产业结构的本质》后农业文明概念是：围绕着知识和创意组织起来的文化性生态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可能是还没有全面进入工业化的乡村及城镇发展的另一条道路。这种发展方式基于农业社会中小型化的熟人社会，但是通过当下的交通和物流网络，未来可以发展出一种非集约化和非规模化的城市生态模式，因为未来人们不需要集体供暖、集体供电、集体消费、集体娱乐、集体生活，而是可以分散于任何不同的生态空间和文化空间中学习、工作，同时，也可以选择任何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并且依靠现代化的交通、物流网络将熟人社会模式应用在更大的城市、国家甚至国际合作中。因此后农业文明的发展不仅是科学、技术与经济的结合，更是生态与社会和人文的结合。本文提出的手工艺模块链产业模式是符合后农业文明模式的。
除了主要解释科技产业的模块化理论，雷德侯在《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一书中提出的模件概念，也与本文提出的手工艺模块链产业模式类似。雷德侯用以组合预制的标准化模件的生产形式解释了17、18世纪中国向西方出口了数以亿计瓷器的生产能力。这种模件概念并不是工业化的精准复制，而是像临摹字帖一样，是一种技术层面、结构层面、组合方式层面的复制，这种复制可以随意组合，也可以随意增加。
雷德侯《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
其次张学龙在《空间模块与模块化协作方式——解读陶艺空间作品〈生命之盒〉》一文中沿用模件的概念，提出了模块化的协作模式，并以此概念描述了景德镇的制瓷产业：例如景德镇的陶瓷产业中，制瓷的每个流程，都以作坊独立经营的形式作为产业模块，生产一款陶瓷或从事某项工艺，只要按需组合作坊形式的模块，就可以快速产生出一条专门的生产链。
张学龙的模块化协作概念关注的是生产过程，他将独立作坊作为生产过程的产生单位，通过组合不同生产过程，为特定生产需求建立个性化的生产链。但是不论是雷德侯还是张学龙都还没有构建出完善的模件或模块化协作模式的产业模型。笔者的手工艺模块链产业模式的研究是在这些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利用景德镇手工作坊群进行陶瓷作品制作的经历而进行的。
三、手工艺模块链产业模式模型
笔者提出的手工艺模块链产业模式中，有两种组成部分，一个是手工艺模块，一个是连接模块的链条。为了对这个产业模式进行解释，笔者将建立两种模型，一种是静态模型，这个模型显示的是所有产业模块都为“待机”状态的静态产业格局。还有一种是动态模型（手工艺模块链模型），在动态模型中会出现一些静态模型没有的部分。
（一）静态模型
笔者将景德镇的手工艺产业分成了4类模块：
1. 生产场地模块
这类模块通常以配备的生产设备设施种类作为功能特征，比如配备拉坯机的拉坯作坊，配备注浆设备的注浆作坊，还有配备窑炉设备的窑房。这类模块有时候配备单一设备，有时候配备多种设备，这类模块有些会以商业门店的形式对外开放。这类模块的运作是非常灵活的，因为不像工业化的工厂，手工作坊的设备相对来说较小型，购买和使用成本较低，所以生产场地很容易通过更换或增加设备设施获得更多样的生产能力。大部分生产场地模块都会较长期地雇佣工人，或者作坊主自己参与生产劳动。这类生产场地模块的运作模式非常灵活，其核心是场地主人，场地的功能和产业链的对接基本上是由主人决定的。为了简化产业模型，在本文中，笔者将这种生产场地模块包含了设备、设施，以及长期工作的人员。
2. 生产材料供应模块
这类模块提供泥料、釉料、瓷绘颜料、配置泥料和釉料的原材料等，通常以原料加工工厂、作坊形式存在，一部分有自己的商业门店。这类模块一般供应标准化的生产材料，但是也有可能定制。有些生产材料供应模块的工厂或作坊位于较偏僻的地方，通过电话下单的形式送货上门。有时候都不知道合作很多年的生产材料供应商具体位于景德镇的哪个地方。
3. 自由工匠模块
这种模块是目前景德镇最庞大、最复杂的群体。景德镇的陶瓷手工艺产业之所以在历史上能到达媲美工业化的产量，和工艺的细分是有极大的关系，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比如景德镇的陶瓷拉坯工艺分了大件瓶类、小件瓶类、大件盘类、茶具等，绘画装饰分了釉上、釉下，釉上又分了古彩、粉彩、新彩，粉彩和新彩中还分了人物、山水、花鸟和其他图案，连像施釉工艺都有细分，蘸釉、普通吹釉、精细吹釉都是独立的工艺。这些极度细分的工艺造成了工种的细分，很多工匠一辈子只会一种细分的工艺。所以景德镇的陶瓷手工艺生产是一条专业化的流水作业线（手工艺模块链），其中的每个工匠都以最高效的形式负责其中的一个环节，在生产中，工匠几乎不需要思考，依靠潜意识就能精湛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因为几乎每种陶瓷手工艺产品的生产都需要个性的生产链，所以每次的生产工匠组合也都会不一样，并且一条生产链上每个环节花费的工时也不同，比如一个拉坯工匠一天可以拉500只茶杯，但是修坯工匠一天只能修100只，画工一天则画5只，因此需要非常灵活的工匠组合模式，大量自由工匠的存在便是为了满足这样的需求。聘用自由工匠的方式也有很多种，可以按工作时长，也可以按生产的数量，工匠可以上门来只做一个小时的工作，也可以上门做几个月。如果有生产需要，还可能转为长期聘用。所以即便生产场地模块中会包含一些长期聘用的工匠，但是仍然有大量自由工匠参与具体手工艺模块链的生产。
4. 半成品运输模块
因为一件陶瓷的生产过程要在位于不同地点的场地进行，所以在产区有大量专业陶瓷半成品运输需求。因为陶瓷易碎的特性，尤其是裸泥坯和上釉泥坯，需要专门的运输方式，有一些还对运输者的技术要求极高。这些陶瓷运输服务通常有以拥有运输器材、设备的个人形式运营，也有依附在其他产业模块中。运输形式有挑坯担形式、推板车形式，之后随着电动三轮车、汽车在作坊主中的普及，专职的半成品运输，尤其是人力形式的已经越来越少了。
在静态模型图示（见图1）中，可以看到手工艺作坊群内4类模块组成的手工艺作坊群，呈现出不均匀的扁平化平面格局：生产场地模块在中心部分，自由工匠模块围绕在生产场地模块周围，半成品运输模块在生产场地模块之间，生产原料供应模块在最外围。外界市场和外界资源与手工艺作坊群连接产生了产业循环。在静态模型中，只能显示产业格局，描述具体的生产还需要建立动态模型。
（二）动态模型（手工艺模块链模型）
手工艺模块链产业模式是极度开放和自由的，它是动态和灵活多变的。描述整个景德镇手工艺作坊群的动态是不可能的，只能针对某个具体的生产项目进行描述。在有了生产项目之后，就会出现由不同模块连接形成的生产链，在手工艺模块链产业模式中这种生产链被称为手工艺模块链，手工艺模块链产业模式的动态模型就是具体的手工艺模块链模型。相比静态模型，手工艺模块链模型中将出现3个新的概念，它们只有在具体生产项目的过程中才会出现。
1. 生产项目
在有了生产任务之后，才会通过组建产业模块，形成具体手工艺模块链，进行生产的全过程被笔者称为生产项目。生产项目是多样的，可以是持续性的量产，也可以是小批量定制，还可以是单件的艺术品。虽然艺术品一般被认为是由艺术家创作，而不是被艺术家生产，这是因为艺术品的制作过程需要大量的创意，生产被认为是重复的劳动。但是在景德镇的模块链产业模式中，提供创意的艺术家只是生产环节中的一部分，所以整个艺术品的制作过程也被称为生产项目。在景德镇瓷文化丛微型社区的研究中，往往只把生产项目作为某个具体手工艺作坊集散地内某个具体作坊，借助这个集散地内资源完成日常工作，虽然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但是还有更多更加灵活的陶瓷生产行为是跨集散地的，也不由作坊主导。比如笔者将要进行分析的一个艺术家主导的艺术品生产项目个案，是由位于雕塑瓷厂的某模具作坊、位于老鸦滩的某画瓷作坊和位于湖田的某陶艺工作室共同组建的生产链完成的，模具和半成品在这三个手工艺作坊/工作室集散地运输，不拥有作坊和工作室的艺术家却是这个项目的主导人。
2. 项目发起人
项目发起人是生产项目的发起者和主导者，是整个项目与外界的供求关系衔接者，也是将所有产业模块连接在一起的主要“关系人”，也是为整个生产项目“买单”的人，还是整个项目将要生产的产品“设计图”的提供者。笔者认为项目发起人机制是景德镇陶瓷手工艺产业的核心，但这个身份在大部分对景德镇的研究中也常常被忽视，通常会将某个作坊主默认为是生产项目发起人，虽然在有些时候作坊主的确会充当项目发起人的角色，特别是“年轻学生”工作室。而项目发起人这个角色是更加灵活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项目发起人，不仅仅是作坊主。项目发起人最重要的是代表供求关系，有时候来自供求关系中的需求关系方，比如某商店需要销售一批陶瓷，这个商店来景德镇用模块化产业模式进行这批陶瓷的生产，这个商店就成为项目发起人；还比如，一位艺术家，到景德镇来用模块化产业模式进行某批陶瓷创作，这位艺术家就是他作品生产项目的发起人。项目发起人也可以是供求关系的供应关系方，比如市场上对某种陶瓷有大量的需求，决定参与生产这种陶瓷流程中的某个作坊就可以成为这种陶瓷生产项目的发起人。
还有一种需求关系，就是半成品需求，比如白胎、素烧坯等，作坊也可以成为批量生产固定器型的半成品项目的发起人。除了商店、作坊、艺术家以外，自由工匠也可以成为项目发起人。笔者就见过一位作为自由工匠的注浆师傅，接受了一位外地雕塑家的委托，借用一个拥有注浆设备设施的工厂，为这位雕塑家制作陶瓷雕塑，这位师傅只负责注浆成型流程，其他的比如模具制作、烧成，都是这位师傅通过他自己的关系找其他作坊和自由工匠完成。项目发起人在整个项目中除了担当供求关系的衔接者以外，还可以是生产场地模块的拥有者、提供技术的自由工匠，还可以提供生产原料。笔者去年就在雕塑瓷厂的杜师傅注浆工作室，看到杜师傅用一种笔者从来没有在景德镇见过的泥浆注浆，通过询问，得知客户不但为杜师傅提供了石膏模具，还提供了从外地运来的泥浆，这种现象并不是特例，在元代景德镇的青花颜料就是随着来自阿拉伯地区的订单一起进口到景德镇。所以来自外地，或在外地有关系的项目发起人不仅仅作为市场供求关系的代理，利用景德镇本地的资源进行生产，还作为引进景德镇以外的材料、技术中介，参与具体生产项目，这种机制对多样化的景德镇陶瓷生产资源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
在很多景德镇瓷文化丛的相关研究中，都会将项目发起人混在作坊主身份中，因为作坊主作为项目发起人是非常常见的。而且当一个作坊主发起的生产项目生产数量足够多，需要同样生产链的类似产品可以持续生产数年，生产链中的产业模块本身就会在生产过程中“进化”，其中最大变化是生产场地模块，生产场地模块可以通过扩大场地、购入新设备来增加生产技术种类，参与的工匠也会因为熟练，并结合生产场地的升级，而改进生产流程。这样可以将更多的工序由一个生产场地模块来完成。在市场需求种类稳定的情况下，景德镇的大部分作坊都会进入这种生产状态，因此很容易会误以为景德镇的产业模式只是以个体作坊为中心。
笔者在唐家坞的作坊主朋友储师傅，从2008年开始拥有自己的作坊到2015年，都一直进行着自己发起大件青花瓷瓶生产项目，在这期间他逐步为这个生产项目完善他的作坊。在2015年，他的作坊里有一台固定拉坯机、10台画瓶子用的落地转盘，简单的吹釉设备以及晒坯用的场地。他的姨父定期来他的作坊拉坯，青花工匠也基本上是长期合作的，吹釉、搬运半成品都由作坊主自己完成。除了烧制以外，大件青花瓷瓶项目的所有工序都可以在这间作坊完成。但是任何景德镇的陶瓷生产项目都不是长久的，即使有些可以坚持很多年。但是储师傅在2015年后，就因为大件青花瓷的市场需求减少，逐渐终结了他做了5年的大件青花瓷瓶生产项目。为自己的作坊添设了一台窑炉设备，并考取了窑工证，从此不再主动发起生产项目，转型为其他的生产项目提供烧窑服务。而他作坊里之前的设备一直保留，只要稍作保养就可以使用。
储师傅作坊的转型不仅仅是作坊功能的变化，更大的变化是他不再担任项目发起人，不再是生产项目的中心，不再为自己发起的项目花费买单，他的作坊成为其他生产项目的生产场地模块，而是通过为其他的项目服务获得报酬。如果使用手工艺模块链产业模式中的项目发起人概念，对很多像储师傅作坊的这类转型研究上将会有更合理的解释。
因为多样性项目发起人，才产生了景德镇同样的生产资源可以产生不同的生产种类：仿古瓷、美术瓷、日用瓷、现代陶艺等等，项目发起人是整个景德镇陶瓷界的权利中心，他们决定了陶瓷生产的规模，也决定了景德镇陶瓷市场的规模。但是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身份，从路边摆摊人，到国际艺术家，到工艺美术大师，还有艺术院校的学生、政府采购的工作人员、各种领域的设计师等等，这些在生活和工作中本来不存在交集的人，只是因为某种需要而使用景德镇的陶瓷生产资源而成了景德镇的陶瓷生产项目发起人。
3. 信用关系
信用关系是不同模块之间的连接，没有信用关系，模块只是独立的产业单位。景德镇很多手工艺作坊虽然都有对外的门面，也有自由工匠在街上张贴广告，但是还有更多生产资源是隐蔽的，甚至不在密集的手工艺作坊集散地中。要充分使用景德镇的陶瓷生产资源，就需要进入到这些资源的关系网络中。金钱消费只能购买陶瓷生产资源的初级服务，如果要获得陶瓷生产的资源信息，以及更深入的生产服务，还需要花费种种关系网络中的信用。信用关系在景德镇瓷文化丛以及其他手工艺地区的研究中都有以血缘、地缘、行帮、人际关系的形式出现过，通常作为产业社会的辅助构成模式，而产业的主要构成还是来自生产分工。但是在笔者提出的手工艺模块链产业模式中，生产分工是去中心化的，也就是实际上没有工业化产业中明确的固定分工模式，每个生产项目都会在生产过程中自发地形成一种生态化的生产链：在大部分的生产过程中，每个生产流程都由独立的模块完成，并按件或按工作时长独立支付报酬，所以如果生产效果不佳，可以随时更换，甚至还可以把一个模块难以完成的生产流程，拆分给两个甚至更多模块完成。所以在很多生产项目开始初期，都需要磨合生产模块的组合，在生产过程中更换模块是非常常见的，笔者的一些在景德镇进行的陶艺作品生产项目就经历过5次以上的模块重组。
除此之外，和工业化不同，手工艺没有明确的标准，甚至“每个都不一样”是手工产品的优点。尤其是工业化普及的当下，手工艺的不标准反而是有优势的卖点。因为如此手工艺生产极度需要经验性的质量评判，而工匠或作坊为他人提供生产服务的时候，他们对工作的用心程度往往是根据与服务对象的信用关系程度相关，同样的工匠在同样的作坊中，因为用心程度不同，生产的结果可以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信用关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定量关系，因为信用评价不同，生产结果也会有很大差别。甚至还有一些工匠或作坊会因为和服务对象间达到一定程度的信用评价，而提供一些额外的服务，特别是在进行一些需要特殊工艺的生产项目中。
这种与自然生态运作模式相似的选择和淘汰行为，在景德镇的产业过程中非常频繁，特别依赖通过关系网进行灵活的衔接，所以一般被认为是作为产业辅助构成的社会关系网，在这种产业模式中则是每个针对具体生产项目的生产链形成的重要因素。在不同历史阶段，景德镇的手工艺产业社会关系网都有着不同的形态。笔者把目前常见关系网分成3类：
（1）血缘关系网
几乎所有对手工艺社会的研究都会涉及血缘关系网。这是最悠久也是最基本的关系，而且在手工艺发展的初期，很可能只有血缘关系网存在。血缘不只是直系亲属，如果将一个人的故乡追溯到乡村，那这个地方的人可能都会和他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所以在很多时候同乡关系也会归到最边缘的血缘关系中。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景德镇的陶瓷产业中的具体分工都是由血缘关系进行垄断的。目前景德镇的血缘关系网依旧还存在，特别是在没有学历的景德镇陶瓷手工艺从业人群中，而有学历的从业人群则大部分都以夫妻共同参与行业中，这些夫妻在景德镇即使没有其他血缘关系，但是他们在景德镇生育后代，当这些后代也开始加入景德镇手工艺的时候，他们的血缘关系网就开始了。因此景德镇现在还出现了“陶二代”的概念。
（2）朋友关系网
这是目前景德镇最普遍的关系网。建立朋友关系不像先天就存在的血缘关系那么简单，需要在生命中出现的交集作为契机，从而相互熟悉。因为网络社交的普及，尤其是微信朋友圈的普及，让很多人虽然没有太多实体时空的交集，但是在网络社交中通过发布自己的生活、工作经历和感受产生虚拟时空的交集，从而增进熟悉程度。但是朋友之间的信任关系并不只是相互熟悉的程度，还有在交集中的道德评估，但这种评估都是感性和无意识的。比如在聊天的时候表明某种价值观、在行为中是否体现出对对方的尊重、是否有社交礼仪，比如请吃饭、送礼物、给孩子压岁钱之类，还有在生活中是否为对方提供帮助、在工作合作中是否良好地完成了工作等等。依照笔者自己的经验，在景德镇手工艺产业中双方家庭之间建立起联系，是增进朋友关系亲密度非常重要的方式。因为景德镇的手工生产场地和生活场地经常是混杂在一起的，大部分传统作坊都开设在生活区，而且传统式陶瓷作坊工作一般是没有明确对工作和休息进行时间上的划分，活多的时候就会一直干下去，活少的时候就自然休息，和精准管理的工业化模式完全不一样。所以在活多的时候，会边干活边照顾家庭，尤其是照看孩子。笔者在景德镇的陶瓷作坊陶瓷生产活动过程中，经常帮助作坊主或工匠接送孩子，还有过为了让作坊主专心进行笔者发起的陶瓷生产项目劳动，替作坊主辅导孩子的奥数作业。这样生活和生产混合在一起的形式中，很容易建立起家庭间的亲密关系，所以这种关系建立模式很可能是最早的不同血缘家族间产生合作的原因，并以朋友关系的形式延续到了当下。
（3）市场经济网络
这是最特殊的一种网络，也是笔者认为目前景德镇传统手工艺复兴的主要原因。市场经济网络是建立在契约精神之下，使本来毫无关系的两方可以通过自由的交易产生合作关系，在当下这个网络是国际化的，任何国家的人可以用这个网络与景德镇陶瓷手工业直接对接。在很多对景德镇瓷文化丛的研究中，都会对景德镇的商店进行考察和记录。但是在笔者的手工艺模块链产业模式中，并没有商店模块，这并不是因为笔者忽略了商店的存在，而是将商店作为市场经济关系的接口。在市场经济推动的契约精神下，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通过市场经济网络与景德镇的手工艺产业进行连接，甚至景德镇手工艺产业内的很多人也会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联系。所以通过这种关系网，当下的景德镇不但不需要传统的地方行帮来协调资源，而且通过国际化市场经济模式，所有的景德镇手工艺产业成员都可以直接与国际产生联系。
进入关系网只是一个起点，在关系网中获得信息，产生联系，还需要依靠更进一步的努力。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将中国传统社会解释为“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联系的远近造成了关系的亲疏。笔者认为借用这种方式用来理解景德镇手工艺模块链产业模式中的关系网也非常合适。任何关系不但有亲疏，还会因此产生权利，权利的大小来自道德资本，在使用权利的过程中，道德资本会产生变化，量化的道德资本被笔者称为道德信用。所以当代景德镇手工艺产业的3个关系中，又存在血缘关系道德信用、朋友关系道德信用、市场经济的契约精神道德信用。这些道德信用因为一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自己在关系网中身份而增加和减少，比如在血缘关系网中，儿子针对父亲的行为是否符合儿子的身份；在朋友的关系网络中，两个地位对等的朋友的行为是否符合礼尚往来的原则；在市场经济关系网中，交易双方是否分别遵守契约精神的道德规范。这些都是信用的“评分标准”（在过去有行帮的时候，还有行帮道德信用，以是否遵守行业规范作为评判标准）。笔者为了简化，在之后只用亲情信用、友情信用、行业信用指代血缘关系道德信用、朋友关系道德信用、市场经济的契约精神道德信用。
景德镇这三种关系网并不是不可跨越的，尤其进入市场经济模式之后。血缘关系网是景德镇最深的，也是最亲密的关系网，朋友关系其次，市场经济关系网是最疏远的，但也是最容易达成的。虽然市场经济网络产生的是最疏远的关系，但是通过单纯的交易，买卖双方就会产生生命中的交集，就有可能以此为契机发展成为朋友关系。笔者在景德镇的很多非常亲密的朋友就是这样来的。在景德镇建立起朋友关系之后，就可以深入景德镇陶瓷产业中，并长期在景德镇生活，这样的人被称为“景漂”。笔者在七八年前认识的“景漂”，现在大多都已经在景德镇成家，他们孩子都已经上小学了，还有很多将父母接过来，也有将亲戚邀请过来参与自己的事业。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景漂”，并通过在景德镇成家，建立起自己的血缘关系网。而且这种方式不仅仅是中国人的特权，还有通过与景德镇本地人结婚后在景德镇成家的外国人。
这3个新的概念，加上静态模型中的4个模块，就可以组成具体的手工艺模块链图示模型模版：
在手工艺模块链图示模型模版（见图2）中，可以看到本来“待机”状态的产业模块通过信用关系连接起来，产生一条个性化的生产链（红色箭头代表生产顺序）。项目发起人一般是项目的主要关系枢纽，生产场地在所有产业模块中作为每个生产流程的中心，聚集自由工匠和生产原料。不仅如此，项目发起人还提供了产品设计，也提供了产品的市场，所以在手工艺模块链图示模型当中不需要单独体现设计和市场。一般来说，项目发起人主要和生产场地模块的经营者对接，每个生产场地模块都可能有自己熟悉的自由工匠和生产原料供应者，但是在一些有特殊生产要求的项目中，项目发起人也会用自己的关系网提供自由工匠和生产原料，并且很多时候项目发起人自身就会以自由工匠的形式与场地模块连接。项目中所有产业模块的服务都由项目发起人支付，项目发起人在项目结束时获得所有生产出来的陶瓷成品。至于这些陶瓷成品如何处置，一般都由项目发起人决定，而且因为项目发起人支付所有生产费用，所以产生了一个封闭的循环，所以描述大部分手工艺模块链的模型是可以不用考虑外界市场的。
在具体工艺模块链图示模型中，还需要增加一些工艺模块链图示模型模版中没有的部分：
第一，每个生产场地模块拥有的设备、设施以及人员的组成，需要单独描述；
第二，每个模块都需要关系进行连接，虽然通常整个模块链的主要连接关系是来自项目发起者，其他模块也会为模块链的组成提供关系，为了进行表示，每个模块和其提供的关系用同一种颜色进行标识。
笔者以储师傅作坊生产青花瓷瓶的生产项目作为原型，绘制了一个假设的青花瓷瓶项目手工艺模块链图示模型（见图3）：
笔者所假设的青花瓷瓶项目是非常典型的作坊主自己做项目发起人长期进行的陶瓷生产项目，项目发起人自己的作坊，在长期的生产中逐渐配置设备，将大部分的工序都放在自己的作坊中完成，但是作坊只提供设备和设施，不长期雇佣工匠，因为一般景德镇陶瓷手工作坊的规模都不大，无法配备像工厂一样完善的流水作业线，所以如果要在同一个作坊完成不同的制瓷工序，就需要轮换使用场地。比如储师傅的作坊，只有一台定速拉坯机，拉坯和修坯都使用这台设备，所以拉坯和修坯必须交替进行，拉坯时只请拉坯师傅，修坯时只请修坯师傅。反而大部分只为陶瓷手工艺项目生产链提供单一技术生产服务的作坊，通常会长期雇佣工匠。
即使一个作坊主要进行同一个陶瓷生产项目，还可以随时通过简单地置换一些模块临时改变生产种类，这种灵活性使得同一个作坊可以快速地在美术瓷、大师瓷、现代陶艺、陶瓷为媒材的当代艺术品生产服务种类中进行切换。比如将没有署名的美术瓷类青花瓷瓶生产项目的生产链改为艺术家进行的艺术青花瓷瓶创作项目，只要让艺术家替代作坊主成为项目发起人，并自己替代原本的青花画工，就可以快速形成一条艺术青花瓷瓶生产链。
景德镇的手工艺模块链模式还可以更加复杂。比如在2014~2015年，笔者在景德镇发起并完成了《永远的幸福》陶瓷装置艺术作品生产项目，这个项目在进行中产生了多次实验生产，每次实验生产都进行了不同的产业模块组合尝试（见图4）。
实验生产有4个场地模块，分别在景德镇的3个不同工艺作坊集散地：王师傅模具店位于雕塑瓷厂，胡厂长工厂位于三宝，方师傅作坊和老鸦滩搭烧窑都位于老鸦滩。经过最后的选择，胡厂长工厂和老鸦滩搭烧窑都换为与笔者有亲属关系的朱师傅管理的艺术工作室（简称朱师傅艺术工作室）。在“《永远的幸福》项目模块链图示模型”中可以看到，除了项目发起人也作为精修工匠参与生产中，有些作坊主还在其他的生产模块中充当自由工匠模块，或者其他种类的产业模块:在唐家坞开作坊的储师傅的作坊并没有以生产场地模块参与到这个项目中，而是储师傅作为生产材料供应模块提供了青花颜料，还骑自己的电动三轮车进行半成品运输，并在朱师傅艺术工作室中以自由工匠身份进行坯体的精修工作；方师傅不但提供了自己的作坊作为青花绘制的场地模块、提供绘制青花自由工匠的关系，还以自由工匠的身份在朱师傅艺术工作室烧窑和施釉（见图5）。从上述几个模块链图示模型和对它们的分析中，可以显示出景德镇陶瓷手工艺模块链生产模式的灵活性。自由开放的项目发起人制度是这种灵活性的主要来源，借助市场经济，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项目发起人，所有景德镇的作坊和自由工匠都作为项目发起人可以购买的生产服务提供者。但是如果要获得更优良的服务，还需要使用一定程度的亲情或友情信用。
结 论
景德镇手工艺模块链模型是一种对景德镇手工艺产业的描述和分析方法，这种方法不但能对景德镇瓷文化丛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还可能为未来景德镇城市发展提供一些参考。这种产业模式，并不是只有景德镇的陶瓷手工艺产业专有，包括历史上大部分传统手艺产业都以这种模式进行生产，只是关系网络种类和产业规模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模式并不是只出现在传统手工艺产业中，笔者2017年到东莞为自己的装置艺术作品定制电子部件的时候，通过观察发现东莞的电子产业也是类似的模块链产业模式：负责产品方案设计、电路板定制生产、外壳模具生产、外壳生产、产品组装、生产元件供应都以与独立手工艺作坊类似的规模和形式存在，其中的关系网络也充满了亲情信用、友情信用和行业信用，也能用生产项目和项目发起人概念对东莞的具体电子产品生产链进行描述和分析。并且在东莞这种形式的电子产业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和景德镇以及其他地区的手工艺复兴是差不多时间开始的。
在展厅中的陶瓷装置作品《永远的幸福》
笔者因此得出一种假说：从20世纪末开始的中国传统手工艺复兴所复兴的，并不只是过去的工艺或者工艺品样式，还复兴了农业文明中熟人社会关系模式，这种社会关系模式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曾被精准分工模式所代替，使得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可以在保持陌生的关系进行合作。工业化产生的社会关系让单一种类的生产变得更加高效，也让人们变得更加冷漠、缺少情感交流，而情感是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所以很可能这种需求导致了熟人社会关系模式的复兴。但是现在所复兴的熟人社会模式并不像古代那样完全被血缘和地缘封闭，而是借助像全球一体所普及的像契约精神这样的道德标准，以及国际化的市场经济平台，对世界开放，即使是陌生人也可以与这个熟人社会进行自由交易，并可能成为这个熟人社会的一员。
陶瓷装置作品《永远的幸福》细节
过去对手工艺复兴的研究，通常以生产结果作为研究切入点，社会结构的研究大多以为了实现生产结果作为方向，或者作为生产关系的附属研究。但是在笔者得出的假说中，生产端对熟人社会关系模式的需求是复兴传统手工艺生产模式的重要原因，甚至从这点入手，生产结果也可能是为了构建市场端的熟人社会关系模式。因此熟人社会关系的复兴并不只是让传统的手工艺产业复兴，也能依托像东莞电子产业这样的新兴科技型产业。同时和古代不同，现在所复兴的熟人社会并不只是依赖传统实体的关系网络，同时还以虚拟的互联网作为平台。所以这种农村社会熟人关系并不是隔绝工业化产生的科技和现代文明，而是与其共同构建多层次现代全球一体的社会结构。这种复兴应该被看作是后农业文明式的。
景德镇陶瓷业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工业化发展期，是以印象中的西方发达社会作为模版，企图通过模仿这个模版成为和西方社会形式一样的工业化社会，从而实现现代化；从20世纪80年代末工业化的工厂在景德镇逐渐衰弱，传统形式的手工艺作坊群作为代替迅速地成为景德镇的主要陶瓷生产模式。但景德镇并没有因此而脱离现代文明，反而因为这种传统形式的复兴，产生出与西方发达社会不同的独特性，更加被国际社会所需要，成为具有本土文化特征的国际化陶瓷生产地、交流地和传承地，从而成为现代文明的一部分。现代文明并不是每个社会都同时发展成同样的形态，而是不同形态社会间的多元、多维度合作，工业化社会只是现代文明中多元、多维度形态之一，后农业社会也是其中的形态之一，这种形态的社会将传统社会关系模式通过借助现代文明的成果，参与全球社会发展中，当代手工艺模块链产业模式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文章刊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