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朱阳，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浙江理工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生活样式设计工作室主任，兼职教授，景德镇陶瓷大学客座教授，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生活样式设计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多次参加国内外人类学考察，从事相关研究与创作工作。曾在韩国首尔麦粒美术馆举办个人当代艺术展，作品曾入选国际青年艺术节，获年度媒体艺术创新提名奖；入选当代国际陶艺展；并应邀参加美国陶瓷教育年会（NCECA）群展Fired & Inspired，Rough Point，纽波特，罗得岛州，美国；有多篇论文发表，出版的代表性的著作有《三维文化：通向未来的文化模型》（独著），《艺术的成长·成长的艺术》（与方李莉合作）。
从“人本人”到“人文人”：人类表征系统的全球化隐喻转型
摘 要：“人本人”和“人文人”可以作为人类表征系统中出现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前后两个阶段的表达对象的社会模型，亦可以作为分析全球一体化过程中社会变迁的工具性概念。“人本人”是以人类交集作为方式而建立的人的模型，不体现民族和地方文化特征，以其作为表达对象而生成的语境，追求的是人类的共同特质，由此导向全球人文景观和社会形态的同质化，文化多样性也由此逐渐消失。“人文人”则是以人类合集作为方式而建立的人的模型，这一模型体现的是具有民族文化背景的“我们”和“他们”，因而它既是表达对象，也是表达者。在“人文人”的语境中，人类社会将在共生、共识的基础上走向相互认识和理解。
关键词：人本人；人文人；表征系统；全球化隐喻
一、引言
在《三维文化：通向未来的文化模型》一书中，笔者曾提出“人本人”与“人文人”这一对概念，用以代指全球化语境中先后出现的人类表征系统两大模型。本文将从“人本人”的研究视角出发，审视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现代主义取向，以及这一文明形式的局限性，进而讨论在试图恢复传统和地方性所形成的后现代文明中，“人文人”模型在当下所具有的阐释意义与未来价值。
在工业文明以前的传统社会，人类的表达对象大都与神或上帝、上天等超自然的“灵”有关。此时，最辉煌的建筑是神殿、皇宫、教堂或庙宇，最盛大、最华丽的仪式是祭祀，最动人的故事是与神有关的故事。这些都是以超自然的“灵”为表达对象而产生的，而任何超自然的“灵”，都是一个由民族生活所依赖的自然环境的所有特征集合而成的概念，这是农业文明时期人类社会依据表达对象模型建立的方式，这一表达模型就是对包括自然环境在内的整个社会的表达。而民族和自然环境的组合是独特的，故每个地方社会都会拥有一个与其他社会不同的表达模型，因此也就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表征系统，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多元化的地方性知识。
文艺复兴之后，欧洲人日益认为自己拥有决定人类命运的权力。尤其是在伽利略发明望远镜之后，人类意识到科学既可以描述自然法则，还可以帮助人类理解更深层次的自然法则，更可以形塑一套掌控自然的技术，从而主动地获取进步。从此，自然及其法则不再只被单向读取，科学逐渐替代了神，成为它们的象征。欧洲学者不再以神作为主要表达对象，取而代之的是以人类自己组建的科学界。17世纪，热内·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哲学命题，标志着西方哲学的重心从宇宙转移到个体的人。同一时期的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提出以从自然状态进化而来的人类作为国家系统创造者的研究，其自然法的中心点是“自我保存”的个人主义。到了18世纪，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研究的是普遍的人类，也以普遍的人类和人性为表达对象，标志着人本主义已经成为欧洲学术的主流。尼采强调个人的力量，认为社会不过是一群人的集体，而每个人的权力意志都体现在社会中，利己主义是人的天性。从笛卡尔开始，西方哲学家所探讨的人，都是人本主义的人，即没有文化、种族、性别等差异的抽象人性，并以人的个体为中心。此后，“人”的这一观念借助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展，逐渐普及到全世界，从而产生了以人类为中心的现代文明。
然而，这是一种将物理法则延展到社会发展中的概念，而文化以物理法则的形式被解释，人本主义则是将人从超自然法则中精炼出来的思想产物。20世纪初，上述观念被以博厄斯为代表的人类学家所批判，文化没有高低之分逐渐成为学界共识。鉴此，本文将只体现生物人的人本主义取向称为“人本人”，而将体现具有独特文化背景的人的取向称为“人文人”。其中，“人本”更强调人类的生物一致性而忽视或者抑制其地方文化性，“人文”则更强调人的地方文化多元性。
二、“人本人”的模型特征
（一）忘掉时间和地点的现代人
如上所述，有关“人本人”的模型源自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在这之前的欧洲，人并不只是属于世俗的世界，还属于神圣的世界。人的肉体存在于世俗世界中，而灵魂和意识则被认为是属于神圣世界的。西方神学认为，神圣世界是由上帝通过基督教教会来统治的，这种统治基于一种观念的权威，社会中一切活动则试图保持和巩固这个权威。这是一种教条式的世界观，即认为违背权威、不遵守教条，世界就会以某种形式毁灭。“地理大发现”以后，各种与当时基督教神学不同的观念，通过战争和世界贸易涌入欧洲。随着印刷术的兴起，这些观念以商品和书籍的形式在欧洲迅速传播，扩展了欧洲人的世界观，让他们意识到基督神学教条的局限性。这促使他们打破教条，重新建立起一种能解释广袤世界的新观念。当然，这也是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
人本主义的出现，是欧洲人探索世界的第一步，这让欧洲人不再只是将“聆听”教会所传达的神的话语作为认识世界的框架，而是用人的肉眼和其他感知器官去观察、感受和理解世俗世界，并推崇以文学、艺术、哲学的方式把生活在世俗世界中的人类表达出来，不再像过去那样主要是以赞美、崇拜的方式将神或者代表神权的教会作为表达对象。被视为文艺复兴运动代表性人物之一的乔万尼·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并不只是讲述了佛罗伦萨的世俗世界系列故事，更重要的是它以所有生活在世俗世界中的人为创作表达对象。这也成为这一时期文艺领域的主要研究和实践方向，即生活在世俗世界中的人如何欣赏、观察、感知艺术，并为之产生共鸣。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表达对象的“人”的模型被逐渐建立起来，这是肉体的、生物的、科学的“人”的模型，而以同样身份进行表达的表达者，则通过这个模型认识并塑造自己。
欧洲人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逐渐将这一“人”的模型的概念从欧洲人扩张到全人类。但这并不是从艺术开始的，而是从商业、政治和哲学开始的。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写道：“我要谈论的是人类，而我要考察的问题告诉我，我也将面向人类讲述......我的课题涉及普遍意义上的人，我努力采用一种适合所有民族的语言，或者确切地说，忘记时间和地点，只考虑我的论述所面对的人们......人类是我的听众。”卢梭的这段陈述虽然是哲学的，但为之后所有的学术与艺术设计活动指明了表达的对象及其定义。这段话是启蒙运动中最直白的人本主义式的陈述，它以普遍意义的人类作为考察对象，也以普遍意义的人类作为讲述对象，而普遍的人类是忘掉时间和地点的人，即没有地域和时代差异的人，而地域和时代的差异就是文化和种族的差异，去除了差异和文化的人就是一种“人本人”的模型。
这种以普遍的人或人类作为对象的表达，创造了一种包容全人类的群体认同的语境，这就是全球化扩张或者可以扩张的基本条件。表达对象是忘掉时间和地点的人类，所有的人类因此而被聚合成一个共同的群体，即可以跨越世界不同文化和语境的“人本人”。由此，“人本人”的表达语境从欧洲扩展到了全球。在当时学者的理想中，每个人在出生的时候，都是同样的自然状态，而唯一的区别只是缺少现代文明，即欧洲的教育。任何人类儿童只要接受同样的欧洲教育，就能成为现代文明中的一员。在这样的观念中，文明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技术力量和推理能力的结合”的产物，也就是理性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的结果。于是，以知识和技术为核心的欧洲教育模式，成为全球各地的基础教育，替换了原本的地方文化教育。在这一语境中，包括原始部落在内的全球人类都被编进了西方自我认同的进化剧本中，这个进化剧本就是前文提到的线性进化论。
哲学和科学虽然是现代社会系统构建的基础，但艺术设计活动却是最直接地塑造着社会形态的“终端”：人文景观、生活方式以及其中的美学形式的符号编码，这些都是现代社会表征化的结果。以“人本人”为对象而塑造的现代城市景观，让现代社会的人们生活在没有种族、文化，甚至是没有地域特征差异的标准化环境中。这让现代人可以更加轻松地在全世界的现代城镇中旅行，他们穿着没有种族和文化特征的服装，使用标准化的交通系统，在标准化的酒店入住，在标准化的餐厅用餐，借助标准化的标识系统辨别道路、建筑，并使用现代产品。
在这种环境中生活、工作和旅行的人，也逐渐被塑造成可以自由活动在任何具体的现代社会中的“人本人”，直接的国际间交流也因此得以实现。为这种标准化环境提供产品的就是大规模复制形式的工业化生产，从这个角度来说，工业化的基础并不只是相应的生产技术，还是以更精准的“人本人”为对象而产生的一套现代社会隐喻。
（二）“人本人”中的美学编码与表达语境
人类表征系统中最重要的表达是图形的表达，最能体现的领域是设计与艺术，其中艺术是用一套美学编码对世界进行的描述活动，表达者（艺术家）、表达对象（观众）、表达内容（意义）以这套美学编码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并建构出一个社会的美学语境，设计则是在这个语境中，以这套美学编码参与造物或参与制造人文景观的活动。也就是说，社会中的人文景观、生活方式以及衣食住行中的美学符号都由此产生。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如何理解世界，就会如何描述世界，也就如何进行创造。对于现代社会来说，“人本人”就是他们最重要的表达对象，正是这样的表达对象构成了全球性的文化隐喻。
这种“人本人”式的全球化的美学编码语境，是整个现代社会群体认同中的重要部分。只有在此语境中的人，才能使用共同的美学编码进行表达和解释世界，而社会系统的规范也在这个语境中，借助广义的设计活动来进行自我美学编码的形式表达。比如服饰设计提供的是社会成员的外貌规范，在什么样的场所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其中包括了工作、社交、家庭、生活，以及社会公共场所。再比如，家庭住宅的设计所提供的不只是家庭的活动空间，还规范着家庭成员如何在空间中活动，在哪个房间做哪种事情。在家庭中的行为和物品组合都是有规范的，如在家庭中的用餐行为使用的是餐桌、餐椅以及餐具，在会客厅里的行为使用的是沙发、茶几以及茶具。在单位工作空间中的行为，与家庭空间中的行为一样，也都是来自于其空间中的物品的设计，工作的方式几乎就是使用设备和设施的方式。而城市景观设计比如建筑、街道等，提供的是整个城市的运作方式。所以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理解，现代设计活动其实是在规范着社会运作的秩序。
显然，正是以“人本人”为表达对象而产生的世界性的表征系统，形成了全球化的现代社会语境，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消除传统群体以往的认同语境，而进入全球性的现代语境的过程。全世界所有的国际化大都市，甚至地方城镇，乃至乡村的人文景观，都可以是同一种面貌，人们的穿着装扮、衣食住行几乎都是以工业化大批量复制的形式生产并销售到全世界的，是没有民族和地方特征的产品，如宜家的家具、优衣库的服饰、肯德基的炸鸡等。除了具体的商品，外观的美学风格和行为方式的规范也融合进生产技术之中，在全世界进行大量复制。
（三）匿名的人与被物化的人
在以“人本人”为表述对象的语境中，逐渐产生了一种“现代人”的标准，这个标准成为判定“人”的方式，而且是以生物性的人来判定的，它承认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类。
但在传统社会中，人类对自己同类的定义并不是像现代社会这样借用了生物学的概念，而是以一种基于种族基因式的血缘以及语言、道德的文化形式的群体认同为标准的。一般来说，部落的边界就是这个部落语言中“人类”这一词语的边界，而不能用于部落外的人类，而部落外的人类有时候就被称为“鬼”。在几乎所有的传统语言中，类似“人”或“人类”的词语都是对自己同一社会群体成员的称呼。如马来西亚的贾海人（the Jahai）称自己为“门拉”（menra），即“真正的人”。这也是“丹娜-扎亚”（Dana-zaa）的意思，它是加拿大海狸印第安人（Beaver Indians）给自己取的名字。此外还有“米哈奇”（mihhaq），它是尼泊尔库森达人（the Kusunda）自创的称呼。“即使是住在卡拉哈里较为温和的闪族（布希曼人）......也称自己为‘!孔’（the! Kung），意思是人类。”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本人”可以视为是现代社会中借用生物学概念的一种群体认同的标准，也是全球化得以形成的基础，因为只有被认同为是同一个种群才能产生交互表达的语境，也只有形成了这种超越文化边境的全球语境，人类才能在同样的生活空间和语境中生存与交流。也正因为如此，以人类交集为方式产生的“人本人”这一标准的“人”的概念，将全人类整合成为一个单一的族群。在泰勒看来，所谓的交集就是集合每个人都相同的部分，用更准确的表述方式来说即是普遍的部分，只要拥有这个部分，就能被判断为人类，而这个普遍的部分只是躯体构造和智力机能方面的。
现代文明至今都没有完全成熟，其快速的进步便是最好的证明。如果以语言作为类别，文明的秩序等同于语言的语法。而任何语言的产生都是从建立有效的沟通语境开始的。在这个过程中，表达者和表达对象需要产生感知上的共鸣与交集式的共识，而作为人类交集式的“人”的模型——“人本人”，则是在这个阶段产生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但是个性和共性是无法分开的一对概念。如果以两个人作为样本，那这两个人各自的个性，就是他们共性以外的部分。如果把样本扩大到全人类，那每个人的个性，就是所有人类的普遍共性之外的部分。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以共性作为标准，也无法判断个性。只有将共性作为标准，才能认识到个性。但是在以“人本人”为对象而产生的社会语境中，特别是由文化和种族而产生的个性，在很多时候是需要被遮掩和消除掉的。
可以说，现代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尽可能地将自己与标准人不同的部分遮掩掉。现代社会是匿名的社会，每个人都尽可能地不表现自己与标准人不同的特征，也尽可能地不去读取他人与标准人不同的信息。这些特征信息作为隐私被社会系统保护起来。但吊诡的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越是想保护隐私，就越需要经常显示自己的信息，如银行账户、电话账户、网络账户等。20世纪80年代，特伦斯·特纳提出“社会皮肤”（the social skin）的概念，他将服饰作为人类自然皮肤的扩展，以及在社会的象征系统中展现的时间和空间类别、活动模式（例如，个人或集体，世俗或神圣）、社会地位类型（性别、年龄、家庭角色、政治立场等）、个人素质（“社会化”程度、作为社会行动者的相对的被动性或主动性等）和社会价值模式。这些账户似乎就是一种“社会皮肤”，但并不是对任何人表达，任何人都不能以个体人的身份读取这些信息，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能读取这些信息的只能是非人的系统（电脑、网络），或作为系统的组成身份的具体人。在智能化推进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系统不需要借助具体人来读取这些个人隐私，这些非人的系统替代过去由人组成的系统，提供着人们在生活和工作领域的社会分配。换言之，越是在非人的系统中建立账户、填写信息，就越不需要在人组成的系统中暴露信息。而每个在社会中工作的人，最终的表达对象只是社会中的非人系统，而自己也是以非人系统的组成身份对其他人进行表达。由此形成的这种物化的表征系统，使得人与物之间可以相互表达，人却在这个表征系统中不可避免地被物化了。
（四）“人本人”创造的社会系统与社会规范
“人本人”是工业化时期的表达模型，工业化的社会之所以被称之为物化社会，是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物的交流频率大大超过了人与人的交流频率。如在超市中，货架上有货品种类的标签，在货架上的每件商品都有着介绍自己的详细标签，只要阅读这些标签就能进行商品选择，就可以避免过去需要通过询问店员了解商品的方式。在公共场所，每个门都有房间内部空间功能的标签，每个通道也都有通往何处的标识。在现代工具上，每个功能部分一般也都有相对应的文字标识。这些不属于任何个人的物的标签，是物的社会皮肤，是物的独立表达，这就是“人本人”语境中的表达中介。
实际上，在传统和原始的社会中，只有人是可以表达的，任何物的标签都是物的持有人或使用者的表达，如果将标签赋予一件没有物主的物，这件物便被拟人化了，成为神、佛以及其他形式的超自然的“灵”，由此产生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表达语境和表征系统。这些都是由以“人本人”为对象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系统与社会规范，“人本人”在致力于消除人类之间差异的同时，又创造了一个防止自由意识表达的社会系统。的确，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西方学者都在反思物或物化的人类，但是他们并没有跳出西方哲学观来思考这一问题，因而也就难以深入。
三、“人本人”所带来的挑战：格式化与文献化
1889年埃菲尔铁塔在巴黎建成，登上这座铁塔的人似乎可用“上帝的视角”观看整个巴黎。在这一视角下，巴黎市似乎成了一张地图，而在城市中行走的人则变成了一个个黑点，观察者难以分辨这些黑点化的人作为个体人的特点，看不到他们的面孔和神情，辨别不清体态，也听不到声音。这就是现代文明的视角在现实中的具象表现，在这个视角下的黑点化的人，就是具象的“人本人”。
虽然现代文明将“上帝视角”赋予人类，但还没有赋予人类“上帝的眼睛”和“上帝的头脑”，人类只能看到没有面目的黑点化的人——“人本人”，以及没有细节的、地图化的生活空间。为了便于设计和管理，现代文明将自然与社会环境进行“格式化”，推平山丘，填平湖海，改变河道，将自然变成平面的地图，将每个人简化成没有文化特征甚至没有面孔的“人本人”。当然，这种理想的环境设计并没有考虑到人类生活的真正需要，而只是为了便于管理人类社会。由于采用这种方式，地球上原本多样化的文化环境也被逐步统一成了同一种模式，并以工业化的方式批量复制统一化的商品。这种模式让全球任何有人类居住的地方都不再是独立的，每个城市都由一个通用的接口连接到世界，拷贝与复制同样的社会发展和商业模式，通过观念和商品快速地与世界连接，从而实现全球一体化。这使得每一个作为地方的本土都是国际的一部分，也让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同样的全球化环境中。由此产生的一大后果是，许多传统民俗在现代社会中逐渐消失。甚至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民俗”一词本身即与“落后”或“原始”的文化评价关联在一起。因为民俗本身意味着文化多样性，如果只有一种生活文化，那么人们就不再需要“民俗”的概念，或者容易将民俗事象当作不合时宜的、应该被剔除的“文化遗留物”。而现代社会正是以将全球社会进行格式化，形成单一的标准化生活为基本原则。事实上，即使是同样的环境也并不会让人类生活必然趋同，这是由20世纪上半叶的人类学家所发现的，他们断定浮浅的环境论不能解释人类的差别。这个法则也同样适用于现代社会。从来不会有不同源的人类种群及文化，会在同样的环境中进化出一致的结果，这是因为人类总是以积累作为进化和发展的方式，并以展现过去的痕迹或历程作为自己的标识。传统的力量，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是无可取代的。
2005年，笔者曾考察过位于贵州六盘水市梭嗄乡的长角苗寨子。此时，外来者已经开始对这个寨子进行商业开发，但是寨民对商业并没有过多的认识，仍然习惯于依托当地自然环境资源与社会传统来组织生产生活，自行其是。随后，外来者在商业开发过程中，借助地方行政资源在当地建立了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梭嘎生态博物馆。这座生态博物馆于1995年落成，并于1998年正式对外开放。它由方圆120公里的12个苗族村组成，村民在生态博物馆区仍然可以保持过去的生活状态，而由他们的生活状态形成的人文和自然结合的生态，则成为这座博物馆所展示、保护和研究的对象。寨民也会借这座生态博物馆群落中用于集中性展示当地传统生活的空间反观自身，但并没有影响他们自成一体的自然环境与文化传统的生态链。因此，梭嘎生态博物馆为寨民所接受，并成为当地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事实上，历史上的贵州六盘水市梭嗄乡长角苗寨从来都不拒斥外来文化，只不过寨民有自己的选择而已。人类文化中的观念、传统，也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生存和发展策略，既会将当下不再需要的部分予以扬弃，也会通过某些坚持来延续对其民族或地方独特传统的认同。
四、“人本人”的出现及其特征与重新理解中国文化
如上所述，“人本人”作为人类社会早期现代性和全球化的产物，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也早已为西方学术界所察觉。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催生出了以知识和符号为特点的后现代社会发展模式，也由此引出了类似“人文人”的观念。在笔者提出的“人文人”概念中，“人”不只是生物的、基因的，还是文化的，因此文化是“人文人”概念的核心。路易·杜蒙在《阶序人》中写道：“社会学把人视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而非自足存在的个体；它不再把个别的人视为抽象人性的一项特殊现身，而把个人视为从一个特殊的集体人性（也就是一个社会）露出的一粒粒相当有独立性的树茅。”据此，一个社会可以看作是由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所组成的，亦即由拥有不同社会皮肤的人员所组成，因此它必然是多元化的。
在“人文人”的概念中，萨林斯的研究尤其值得注意。他通过田野认识到全球化的同质性与地方差异性是同步发展的，“非西方民族为了创造自己的现代性文化而展开的斗争，摧毁了在西方人当中业已被广为接受的传统与变迁对立、习俗与理性对立的观念，尤其明显的是，摧毁了20世纪著名的传统与发展对立的观念”。不过，他也尖锐地指出文化和传统并未消失，并断言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其标志是人类需求发展的史无前例的程度、多样性和人为性”。
在中国学者中，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是费孝通。他于1997年提出了“文化自觉”概念，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并进而提出要“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当下以中国为首的非西方国家，独立自主地开辟了一条民族复兴与传统复兴并重的发展道路，传统文化、地方文化被作为全球化中国家、民族以及个人用来展示内在独特性的文化资源，从而开启了一个再现文化多样性的人文时代，即人类社会表征系统中的“人文人”时期。在这一时期，曾经推行消除地方文化特性的标准化而获得全球性的艺术、设计领域，开始以具有特定地方文化背景的社会和人为对象进行创作。
当人们接受“人文人”的概念以后，人类的表达系统所针对的表达对象也开始有了改变，其模型不再是单个的人，而是群体的人、文化的人，其本质是全球语境中文化的再地方化和再传统化。费孝通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实际上就是对“人文人”世界的一种理想化描述。作为生物的人主要是经济层面的满足，而作为文化的人则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理念，因此，要达成一致是具有挑战性的。当人类从“人本人”走向“人文人”的过程时，诚如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所言，不同的文化要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同时出现是非常危险的。也就是说，人类能够在地球上“共生”，但要达到“共识”，即达到文化上的相互认同则有巨大困难。如何解决这一困境，值得学界深思。
近些年来，全球范围内文化自觉、文化复兴、民粹主义等思潮的出现，都是在反思现代化所带来的传统文化认同消失的反弹。在世界各地，社会发展模式日益多元，已经从统一语境的“人本人”阶段，开始进入到独特文化语境的“人文人”阶段，一种新形式的全球化的表征系统正在建立，这种转变在中国已有体现。从艺术界来说，所有中国的当代艺术都以体现传统元素和传统审美观作为发展方向，而在设计领域，越来越多的产品上有着明显的中国标识，甚至在服装界，印上简体或繁体的“中国”两字成为时尚和潮流。包括当下国家倡导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及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等，都与这一社会转型有着极大的关系。
也就是说，具有全球化特征的现代文明开始进入新的阶段，上一个阶段是通过消除人的个性来建立全球化表达语境，以及从中产生同一性表征系统而推行的，而新的阶段则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建构出不同的地方性表达语境，从而使表达者也成为被表达者。如果说“人本人”的表述对象是大写的、去文化的、去地域的与具有统一生物性的“人”的摹本，“人文人”则是与历史及地域文脉相连接的、具有种群特点的、复数的“人”。如果说，缘起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人”是对独立于世界之外的人的认识，而当下正在兴起的“人文人”模式则是对存在于世界中的人类文化的一次重新认识，也就是要进入一个文化自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人类对世界的追问不再是针对个体，而是针对文化群体，即“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要到哪里去？”“人文人”和“人本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并不是一种个体性的描述，而一种对世界的群体表达，并在表达中展现出自己的独特性，是一个群体在自我表达中塑造自身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成为“我们”，也认识“他们”，既要“各美其美”，也要“美人之美”。
因此，中国文化的复兴，应该是“人文人”式的中国表征系统的重建。其目的不只是认识中国的历史和过去的观念，还需要用独特的文化视角理解当下、理解全球，再以独有的表征形式进行表达。表达的结果除了体现在建构人文景观、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方面，还应该体现在学术理论的建构方面，即中国的学者如何在中国的表征系统中，以自己独有的文化视角，做出与西方人不一样的研究，提出面向全球的本土观点，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对世界发展做出独特的学术贡献。本文中的“人本人”和“人文人”概念的提出，便是这一种尝试。
五、结语
概言之，上一轮全球化得以顺利推进，是由于不同国家的人们主动放弃自身的文化特性，而自愿接受世界一体化的有关“人”的模型，并迅速跟进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一体化的进程。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世界表象系统的迅速一体化，如遍及世界的方盒子式建筑，内外装修一致的五星级酒店，标准化的西装、牛仔裤、T恤、运动鞋，遍布全球的麦当劳、肯德基等快餐店等，形成了“人本人”时期的表征系统。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认为的，当今世界在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流已经没有了障碍。
但当许多非西方国家进入现代化以后，开始意识到自我的传统文化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语境中发生了断裂和碎片化，于是纷纷开始保护和复兴其传统文化，这也是世界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兴起的背景，它成为“人文人”的表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国近十几年的变化不难看到，无论是人文景观还是人们的衣食住行，都越来越在现代化的基础上追求具有民族或地方特征的文化符号的体现。这是时代的一种进步，也是一种时代性的挑战。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如何解决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如何让不同的国家在争取各自利益的同时，又能意识到我们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这是当下世界最需要得到解决的问题，也是当下人类所面临的挑战。类似逆全球化现象、民粹主义等现象的大量出现，都在证明这是一种由时代转型所带来的阵痛。
笔者认为，上述现象既是挑战也是契机。首先，由“人本人”时代所建立的物化社会系统并未消失，它借助现代化的信息网络，已经成为一个不具实体性的、全人类共享的资源库。这个资源库依旧以“人本人”为对象向全世界进行表达，而全世界所有的文化、观念、经验随时可以写入这个资源库中。在现实世界中，国际间的资源交换也借助这个物化的平台，而地方社会亦通过这个平台获得资源，并利用这些资源打造更加独特的、更加符合当地自然环境的生活方式，从而产生了一个既有“人本人”同时也融入了“人文人”理念的立体格局的世界。人类的表达天性，虽然在“人本人”化的过程中被压抑，但是并没有消失，只是等待着优化表达的机会。传统文化的复兴，就是寻求优化表达的开始。只有更好地展现传统，才能使全球语境中的表达者获得独特身份。只有每个表达者都成为具有文化背景的“人文人”，“人文人”式的全球表征系统才可能形成。
因此，笔者针对当下全球化发展趋势而提出的“人文人”概念，是试图对未来人类发展做出预判。“人文人”是具有文化背景的人类的合集，自身有着多样性的立体呈现：（1）现代学术形式的全人类共享的文化资源库；（2）来自每个民族视角的多样化呈现，以区分“我们”和“他们”。也就是说，在未来世界中的不同国家和地方，不仅互为“他者”，也互为“镜像”，以形成一个地方与全球以及不同层级文化之间的新的文化秩序和生态系统。诚如方李莉所言，目前需要动用不同国家和地方所包含的所有文化力量，在所有文化共同的利益和共同面临的问题之上来建构共有知识，这些知识不仅包括人文知识，也包括科学方面的知识，旨在供人类社会整体享用。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原文来源：《民俗研究》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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