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人类社会进入到人类世后，人类对世界的看法就有了极大的改观，人类世最重要的概念就是人类的活动已经成为地球变化的最大动力，这一动力的未来发展方向将决定着人类未来的生死存亡。而作为人类学学者必须要加入其中成为研究这一重大问题的一员，其最大理由：首先人类学注重研究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是如何适应环境并改造环境的，这是一种整体性的研究视角，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及核心问题。其次人类学与其他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的最大区别就是其关注文化的差异性，主张文化的多元互动，人类学者又长期在还没有完全被现代化的农区、游牧区等地做研究，当我们讨论后农业文明这一概念时，人类学的专业素养和视角非常重要。因此，从人类学的角度认识人类是如何通过自己的生物性与文化性来适应环境的；如何重新认识人类文化的差异性。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讨论都与后农业文明产生的概念密切相关。
[关键词］后农业文明；人类的生物性；文化多样性；生态环境
[作者简介］方李莉，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特聘首席教授、艺术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副主任兼首席专家。朱阳，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生活样式工作室主任、兼职教授。
一、概述
近期笔者写了两篇有关后农业文明的论文，第一篇是 《“后农业社会”：一个中国有可能率先进入的发展模式》，第二篇是《论“后农业文明”模式的全球思考》。前一篇主要是提出了后农业文明的概念，文章为“后农业社会”所下的定义：其是围绕着生态知识和创意组织起来的文化性生态经济，其关键集团是：1.生物学、环境学、气象学、海洋学方面的科学家；2.智能化方面的科学家、工程师、网络专家；3.从事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研究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考古学家；4.从事文化创意研究工作的文化学者、艺术家、设计师、文艺工作者与媒体人等。这是一个庞大的科学技术知识分子和人文社科知识分子以及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文艺工作者等结合的队伍。其中轴原理是在生态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推行生物、生态的保护和研究优先，在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中重构适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创意策略优先。在这样的过程中，各种相关的生态理论知识和创新能力日益成为一个社会的战略资源，从而形成一个高度生态化和知识化的社会发展模式。文章还充分讨论了这一概念与中国文化基因以及中国当下发展的关系。后一篇试图以全球化的视野论述提出这种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城市化给地球所带来的挑战。总的来讲，这两篇文章主要讨论的是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笔者作为一位人类学者讨论这样的问题是有深意的，因为人类社会正在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样的挑战不仅是环境和生态问题，还包括人类的生物性本能及内心世界的伦理道德等问题，也就是生物性和文化性的问题。总而言之，人类社会从外部世界到内心世界都处于一种困惑和转型之中。
近代以来，人们经常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但今天我们意识到，人类的文化系统和自然的生物以及人工的物理系统在互动场景中已经合成为一个耦合性的复杂系统，这一复杂系统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临界点或突变，面对这一问题，学术界从“地球界限”（planetary boundaries）的概念来思考问题了。有学者提出，作为地球上的一个物种，人们是否有能力采取一些措施来切实维护“人类得以安全活动的空间？”笔者认为，这样的问题仅仅依靠科学家是不够的，只有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及人文学者们联合出场才能应对。
笔者通过大量的研究以及在中国的乡村和传统手工业城市20多年的田野研究以后，提出了生态中国的思考，撰写了系列的文章，其中包括有关中国文化基因研究以及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研究等方面的文章。在写文章的过程中，笔者充分地认识到需要有一个更宏观的理论来统领当下我们在社会实践和学术研究中所遇到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所涉及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全球性的问题，需要站在一个全球性的视野，综合不同的学科对其进行整体的认识。也因此，笔者提出了后农业文明的概念及其发展模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笔者查阅了大量的中英文文献，在查阅中看到也曾有学者提到过这一概念，但大都是从生态环境、食品安全、文化保护等角度来谈的，却很少有学者从一种人类未来发展模式的角度去对其进行定义和讨论。为了深入讨论仅仅是一两篇文章不足以说明这一问题的。因此，笔者决定撰写系列的论文，从不同的角度来全面论证这一概念的可行性。
一般来说，任何认识都会有一个立足点和一个角度，笔者是一位中国人类学者，从文化立场上来讲多少会有一些中国视角，笔者觉得这很重要，以往有关未来学的前沿研究大多是西方学者，很少有中国学者，但当人类的未来之路遇到困惑时，中国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一个有十四亿人口的当代社会应该以我们的文化历史，以我们的当代社会实践加入其中。另外，以往对人类社会的未来描述很少有人类学者，总觉得人类学是研究人类文化的缘起以及偏远地区部落或乡村文化的学科，但其实不然，当人类瞭望远方发现问题，犹疑找不到方向时，人类学者的出场非常重要。
以往人们总以为今天遇到的所有问题都是科学技术的问题，其实不然，从宏观的视野来看，今天遇到的不仅仅是科学的问题，也包括了文化的问题，而且也许文化才是其根本和主要的问题。因为今天所有的困惑都在于我们如何确认我们的意义世界，如何从人类的生物性、文化性中找到我们与环境互动的方式，这是一个哲学的问题，更是一个人类学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是本篇文章深入讨论的起点。朱阳对人类的文化性和生物性有较深入的研究，本文吸收了他的一些观点，因此这篇文章将由我们两人共同完成。
二、人类学出场的重要意义
当人类社会进入到人类世后时，人类对世界的看法就有了极大的改观，人类世的最重要概念就是人类的活动已经成为地球变化的最大动力，这一动力的未来发展方向将决定着人类未来的生死存亡。而作为人类学者必须要加入其中，成为研究这一重大问题的一员的最大理由是：首先人类学注重研究的是人的生物性、文化性是如何适应环境并改造环境的，这是一种整体性的研究视角，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及核心问题。其次人类学与其他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的最大区别就是其关注文化的差异性、主张文化的多元互动，人类学者长期在农区、游牧区域等还没有完全被现代化的地区做研究。当我们讨论后农业文明这一概念时，人类学的专业素养和视角非常重要。因此，从人类学的角度，我们可以认识如下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人类是如何通过自己的生物性与文化性来适应环境的；二是如何重新认识人类文化的差异性。这两个问题的讨论都与后农业文明产生的概念密切相关。
（一）人类学学者眼中的生物-文化与环境问题
在所有的学科里面只有人类学是同时关注人的生物性、文化性及环境三者之间关系研究的学问。在人类学看来，生物性与文化性是我们这个物种（智人）适应地球生活的两种方式。人类在生物上进化为文化动物，因此，人的生物性会对文化作出回应，同时，文化也会回应生物性（从某种角度来讲科学技术也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而人类学家探索的就是我们人类如何在生物、文化，以及环境的互动过程中进化的历程。人类学可以说是对人自身进行自觉的学问，没有对于人的自觉就很难真正认识人类的过去与未来。
我们在本文中讨论的后农业文明是一个对人类未来发展模式的预判，从人类学的角度来开展这一讨论非常重要。通过研究，人类学者们看到的是尽管文化性与生物性彼此交织，但它们经历的却是两种本质上不同的过程传递：学习和基因遗传。一个人群会通过代际之间的遗传变化发生生物学上的演变。但相比之下，文化不依赖代际变化，也不靠任何生物变化，因此它的变化更快。
一般来说生物适应只限于人群固有的基因：除非人群出现了具有生物化学成分的免疫反应，或出现自发的突变，否则我们是不会进化出对某种疾病的免疫力的。相比之下，文化适应似乎不受限制：你永远不会知道人们下一步会做出什么。而且文化变迁与生物变化的不同在于文化变迁还可从相反的方向传递，从后代传给父母（如当代互联网的使用方式等）。文化让人类在群体迁移或环境变化的情况下了解新的情境。文化促进密切的社会互动，促成创新事物首先在群体内部采纳，继而向周边群体传播的过程。成功的学习有着生物性后果：学习、利用文化的个体更易存活，繁育后代。也就是说，生物适应无法蓄意为之，直接实现。文化适应可以蓄意为之，直接实现。
另外，人类学强调生物性、文化和环境这三个要素之间的系统关系，即反馈互动网络，人类学家提出生物—文化性问题是为了跳出西方哲学“身心分离”“文化与自然”对立的固有思维模式。许多其他文化都没有这类截然对立，这可以解释人类学家为何也不会将这二者对立：他们从自己研究的人群中学会了其他思维方式。
由此也可以看到，人类学的研究虽然缘起于西方，但由于其研究的对象大都是非西方文化，因此更能从多元的角度去记录和理解不同文明与自然以及自身心理相处的方式。今天的人类在与自然环境相处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这一问题的出现是由于工业革命以来以物为中心的文化观念所导致的，要改变这一文化观念我们必须到更多的文化群体中去寻找新的智慧。
在人类学学者看来，人类在一个地方生活一段时期之后，任何社会都会通过其行为与观念极大地改变当地环境和生态体系，对这种人与自然状况最贴切的叫法就是社会—自然系统。社会—自然系统指的是一个实践某种文化的人群与自己创造的“自然”的相互适应。在这样的过程中，人类生物性或生理环境是如何塑造其文化即人的行为和观念的，同时文化又如何反过来塑造了人类生物性与环境的等等，这些都是人类学者常常思考的问题，在思考中认识到进化既是生物适应，也是文化适应的结果，相互之间各有利弊。它们之间虽然紧密联系，但有不同的适应进程，在速度、发展方向，以及变迁的意识性上都有所差异。也因此可以说不同群种的进化由于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的不一样，是有差序的，这种差序的未来未必只朝一个方向，有可能另一个后发展的文明可以与最先进的科技直接结合走出另一条更适应人类发展的模式，这就是笔者在本文中要讨论的问题。通过研究，我们看到人类群体具有自己的结构，而且这种结构不会一成不变，它是人类互动的结果，就如漩涡结构是由水分子的集体行为产生的结果。因此，以动态的眼光来研究人类社会结构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结构规范了我们的行为和观念，反过来，我们同时也创造了社会结构。有时候人类行为并不会创造新的社会结构，而是会增强或修改已有的社会结构。笔者认为后工业文明和后农业文明就是如此，后工业文明是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反思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发展形态，而后农业文明则是在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基础上，通过反思结合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特点而产生的另一种发展形态。
我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思考是建立在当下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已遇到瓶颈的基础上的，博德利曾指出，美国人今天消费的能量是他们一个世纪前的30倍。美国消费者生活方式所耗的大部分能量，都是不可再生的化石燃料，所以消费文化（实则是过度消费文此）是不可持续发展的。其实不仅是美国，而是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今天所行走的都是一样的道路，如果要找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必须改变我们的现行模式，尤其是文化观念，而这正是人类学所研究的领域。
（二）人类学学者对文化差异性的解读
今天人类社会所遇到的困境都是工业化和现代性所带来的，现代意识的题旨在于统一，在于“全球化”（globalize）。统一固然带来了文明的进步，但从另一角度看也毁灭了文明的多样性。现代化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世界人口的全球大循环（via mass transit），信息量的爆炸性大融汇，在这样的背景中，人们开始打磨掉自己不同的地方特色，向着“全球村”的思路看齐。这种思维方式的变化从根本上撼动了各种不同文化的人们的时间观和空间观，这种新的互动关系导引出了地方性知识的世界观与全球性知识的世界观的概念，而地方性和全球性的冲突恰是引发后现代思维的契机和它将试图解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是建立在对现代化消除文化的差异性的基础上出现的，正因为如此，后现代主义特别对那种声言其为全人类或总体性（totalizing）之类的笼统课题提出疑义。认为那种笼统地动辄倡言“总体理论”“全人类性”“权威”和“放之四海而皆准”（universally recognized）的大话和思维观是最值得质询的。
后现代主义在挑战自启蒙运动以来认为的真理是可寻的、单一性的、普遍性的和显现性的既定思想，但其目的并不是要摧毁它们，而是对其知识和理论构成的所谓自然性、天赋性和普遍性进行考诘。其目的是要告诉人们：真理不是绝对的，而是在纠缠扭结的上下文背景互动中相对而言地存现的，真理是在不同的探求方式中，在跨越其科目时以及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的富有变异性的阐释现象。在这种观点和认识下，我们意识到未来的研究和发展趋势必然要从笼统宏观（global）回到“地方性”（local）的立场，也就是人类学的立场，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就是研究不同地域和群体的文化知识，这种对地方性的强调，也就是对大叙述的反叛。
这种研究在于去阐释和把握其他本体看待世界、认识事物的方式。所以非常依靠主位视角（当地人的视角），其是一门阐释意义的学问，即为科学性的目标服务，这个目标就是通过发现行为内在相互联系的意义，做出更好的解释，甚至提出预测。这也就是我们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提出后农业文明这一预测的可能性。
进而我们还可以看到，人类学不仅关心文化的多样性，还关心镶嵌在这些文化语境中的多种经验和多种体验，这正是现代科学解释体系中所缺少的，因为科学解释不能臆测在自然现象背后的意识、道德实体，他们靠抽象的术语、一般法则来描述他们所看到的类型。英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莱顿说，在较广的范围里艺术和宗教两者都有能发现的社会、道德成分，神话使世界戏剧化，而科学则分析它。文化在前工业社会里是依靠宗教及艺术来显现的，而宗教、仪式和艺术的早期存在目的在于维持社会秩序。
文学艺术在前农业社会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是当时人文世界的锻造者，无论是神话还是宗教仪式都离不开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因此，亚里士多德说，艺术“是隐喻大师……是智慧的象征”，当时的艺术不仅与快感或美有关，而且与“感官认识”有关。因为在那样的时代人类几乎是通过感官直接认识世界和创建自己的人文世界。但今天的人类不仅变成了理论人，还变成了技术人，正是这样的人类造成了今日情感世界的干枯，经验世界的单一，生态环境的危机。我们之所以要提出一个后农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就是希望在高科技的世界中能重新恢复人类情感的丰富性，人类多元的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传统性。而在这一领域里人类学的研究将是会给予我们许多启发的。
三、工农业时空观与人的生物性思考
本文讨论的核心是人类的生物-文化与环境系统之间的关系，而人类文明的转型首先是时空经验的转型，也就是人的生物性、文化性与环境时空关系的转型。首先我们思考在工业化的时间观，当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其时间观是线性的，是一条“现在之河”，我们的此刻是现在，过去是已经消失的现在，未来是尚未到达的现在，空间就是等待着我们去填充的空无。
但在农业文明的劳作中，时间并不是直线，而是不断循环往复的轮回。以中华文明为例，传统的中国，将一天分成十二个时辰，将年份以属相来表达，十二年为一周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和本命年，六十年为一甲子，六十甲子也指道家信奉的六十个星宿神﹐即六十甲子日值日的六十位神。用天干和地支循环相配作为称呼这些神的名字。其不仅是一种信仰，还与古人对人体的认识有关，并由其衍生出来的《黄帝内经》之五运六气理论及四柱命理学理论，是中医预测、诊断、治疗人体疾病的学问和依据之一。另外，在农业文明时期人类所扮演的角色是农作物环境的管理者，所有的劳动行为都要符合作物和牲畜生长的自然周期循环，所以农业劳动是依照农作物的习性来描述自然周期循环，其要清楚地了解到农作物如何在四季的循环中生长，也必须知道当下处于什么季节什么节气。这是为了建立一套自然生态系统中生物生长周期的“标准时钟”，像中国农历的二十四节气，其不仅是指导农业劳动，也规范社会作息，即使社会中不进行农业劳作的成员的作息也被这种历法进行规范。农业产生的历法将人类社会的生活劳动节律与其所管理的土地、作物、牲畜协调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生态系统。所以农业文明社会运作的核心在于描述生物生长的自然周期循环历法，制定、管理、普及历法也是农业文明社会统治者最重要的事物，比如在《史记》中记载，舜禅位予禹时嘱咐“天之历数在尔躬”。因此，在农业社会人类所遵循的时间刻度是具有生物性和自然属性的。
而工业的出现，让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开始全面脱离生物生长的自然周期循环，工业化和技术化代表了机器成为社会中心这一过程。除了生活的完全机械化之外，还存在着一种使人类社会自身尽可能像一台高效机器那样运转的倾向。于是，大部分的工业不需要像农业一样要依照生物生长的自然周期进行劳作，而是依照统一的物理机械性的时钟来进行劳作。工业化的基础是来自对机械原理以及分子和原子级的物理时空的理解和管理，在这个层级中，描述自然生物生长的历法和时辰几乎可以无视。
就空间来讲，工业劳动的主要场所是常常隔绝自然环境的工厂，工厂隔绝了季节、气候的影响，尽量创造一个符合工业生产所需要的物理法则的“理想空间”。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现代工厂对季节和气候的隔绝能力越来越强。所以工业不但不需要生物生长的自然周期循环而制定劳动作息，反而需要隔绝生物生长的自然周期循环。和农业文明一样，工业文明的这种依照物理层级的生态的劳动方式，不只是应用在工厂内，而是成为工业文明社会的“标准时钟”，规范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们的生活作息。所以工业文明带来的城市生活也是隔绝自然，即使在家里，也尽可能地使用空调、暖气等设备创造一个恒定的“理想”环境。
工业文明对劳动者的管理依照效率优先，低管理成本优先。所以工业产生的作息必须是容易记忆的法则，也必须是最大限度利用人力劳动，还需要尽可能地分类统一管理。因为工业文明产生于适合物理机械、电子工作的“理想时空”，在这种“理想时空”中，没有任何环境干扰，所以在其中的事物都可以作为独立个体进行观察和管理，这种方式通过工业生产管理放大到规范整个社会生活。所以人在工业文明中，也被作为和环境没有任何关系的个体，甚至以此为目标。
在工业文明创造的没有昼夜和四季节律的理想时空里，工厂的设备可以24小时不停地运作，但是人不行，人类只能生活在生物生长的自然环境层级，农业文明的劳动和生活的“标准时钟”，虽然是为了管理农业生产，但是其实在同一个生态层级中，农业的这种作息节律，不但驯化土地、作物和牲畜，也同样驯化人类自身，从而建立了一个符合生物进化和繁衍规律的和谐生态系统。
而且对于农业文明的中国人来讲，空间并非西方哲学概念中空无的绝对空间，而是具有阴阳二气在其中涌动和变化的相对空间，其中还有木、火、土、金、水五行在其中相克相生，这阴阳五行对应着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方位、节期以及世间万事万物，所有的一切都是与环境融为一体，而不是隔绝在一个固定的空间中。就连制造物品也遵循“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的规律，其定义着世界万物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其中也包括了人在其中的位置，所谓：开天辟地，人立其中，天、地、人三才立，万物成。西方人讲究的是以人为本，而中国古代讲究的“天地人”三才，将人与天地并列，并认为圣人立于天地之间，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调节阴阳，和谐万物。也就是说，真正的圣人是懂得天地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天地人和”是中国古人认为的最高境界，也是不容打破的宇宙秩序，但今天我们遭遇的所有问题就是因为天地人不和了。在这样不和的时空环境里，不仅破坏了生态，同时也危及了人类的生物性。
虽然工业化进程越来越快，但是到目前为止，人类无法抛弃农业，农业依旧是现代人类社会的基础，没有农业，就无法提供人类生存所需的大部分热量，以及其他生活必须资源。
所以当下，人类社会的劳动模式被分为了“两端”，一端是以农业，直接生产提供人体所需热量的自然资源的劳动；另一端是工业，生产和管理、研究这些与生产提供人体所需热量的自然资源最不相关的工作。这两端不只是工作的种类不同，环境和作息周期也不一样。这样的环境和作息周期对人类的生物性也是有影响的。
从生育数据中可以发现，农业端的生育率比工业端的高出非常多。任何一个生物生态系统最重要的是生物的繁衍水平，也就是生育率。生育率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可以作为衡量生态环境对一个生物的合适程度。工业文明并不是以建立符合人类生存繁衍的劳动生活节律为目标，对于人类的生物适合度是会减弱的。
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人口出现了一次激增，在1970年左右达到了顶峰，以后每年约2%的增幅。接着，增长率再次下降，在1990年之后下降得非常快，由此，到2015年为止增长率降至每年1.15%。生育率迅速下降的主要原因（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本质上是环境城市化。城市居民比起他们在乡村的亲属而言，几乎总是倾向于少生孩子。当这个世界的城市化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在进行之时，我们的生育率却在减退。
人类对生态系统的认识也只有短短的一百余年，生态学（Ecology）概念在1866年由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定义，生态系统（Ecosystem）概念则是1935年由英国植物生态学家A. G. Tansley提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工业文明从生活中驱除出去的有害生物被认为是维护人体生态系统所必要的。比如在没有细菌的干净环境中，让人更容易过敏，在西方发达国家，只花了三个代际，让过敏群体数量增加了3倍。工业文明所追求的“理想时空”只是更符合机械和电子设备的运作需求，这种方式所创造的社会环境，并不符合人类的生物生长繁衍。
另外，化学物品和化肥、农药的使用构成了人类环境激素的出现，其干扰了动物与人体正常内分泌机能的外源性化学物质。而这种环境激素对生物体生殖、发育等机能产生阻碍和伤害作用，甚至有引发恶性肿瘤与生物绝种的危害，直接危及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安全，如今已经对自然人类和其他物种的繁殖构成了威胁，成为当代世界最敏感和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之一。
因此，从人类自身的生物性来讲，与自然互动的农业社会更符合人类的生存，目前地球还有一半人口在农业端生活，如果全体社会都进入了工业化，人类的生育繁衍包括基因的健康都有可能受到影响，因此如何让那些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工业社会的地区，如何直接进入更高级的“后农业文明”时代，而不是工业文明时代，这是需要我们这些学者去探究的。
四、工农业社会结构与人类的文化性思考
当我们思考工农业文明特点时，不仅要思考其自然生态系统，也要思考其文化生态系统，农业文明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经过了人为的调适，其调适的“工具”就是文化。人类与其他生物最大的不同就是人不仅生活在自然环境中，还生活在文化环境中。怀特写道：“文化的目的和功能是使得人类生活安全并持久。”具体而言，文化的功能是：一方面，将人与其环境相连——他在地球上的栖息地以及四周的宇宙空间；另一方面，将人与人相连。因此，人是唯一拥有文化的生物种族。我们以文化来指称一种由依赖于运用象征的事物和事件组成的、在人体之外（extrasomatic）的时间连续体。
人类的文化之所以多样，就在于人类所生存的自然空间是多样性的，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是多样性的，还有人类文明的初始条件也是多样性的，历史发展的路径也是多样性的。因此，在工业文明以前世界的文明所呈现出的是五彩斑斓的多样性文化。但当工业文明出现以后，采用的是批量化、集约化、标准化的生产方式，大量的人口集中到了城市，一体化、批量化、标准化的建筑物、家庭器用、服饰打扮，甚至语言和行为举止都在同质化。尤其是城市化的飞速发展使得大量的乡村在衰败、在消失。在许多乡村消失的同时，人类多元性的文化也在迅速地消失。今天我们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文化、传统工艺基本都存在于乡村，如果乡村不存在了，所谓文化遗产的保护、传统文化的复兴也就都是纸上谈兵。
如何保护这些文化遗产、复兴这些传统文化已成为当代人类重要的命题。笔者认为，我们首先要认识这些文化原有的状态，同时还要认识这些文化现有的状态，然后才可能思考在“后农业文明”中这些文化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文化的多样性非常重要，因为是文化把人与自然和人以及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人类的生物性-文化性-环境系统是一个相互循环的链条，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链接系统人类是无法形成群体生活的，那么文化是什么？文化又是如何被表达的？回答这一问题非常重要。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文化是“表征系统”，其代表着信念、情感、规范、价值、态度和意义。而且他将文化看成是人类心智的象征表达。⑤所谓的表征和象征就是一系列的符号系统，正因为如此，格尔茨认为文化行为是意义与符号间互动的产物：“人类行为被视为……象征性举动，就像言语中的发音、绘画中的颜料、书写中的线条或乐谱中的声音。”具体表现在文化中的这些象征性的符号就是绘画、雕刻、音乐与各种装饰，这一系列的象征性符号体现在工业化的社会中，就是与生活分离的艺术。但在农业社会中艺术与生活是不分的，因为这些艺术都是文化的象征。在农业时代，文化赋予行为以意义，并不是个体的事务，并不独立存在于个体脑中，而是依赖共同的象征交换。其不仅仅是用来审美的，还是用来创造和揭示意义的，也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文化是强大的意义浓缩体：“许多事物和行为都被同一种形式所表征。”也就是说，象征符号是通过文化生活之门的钥匙。我们今天所认识的民间美术和民间工艺美术，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属于这一类的象征符号。但在工业化时期，这些承载着文化意义的符号都被排挤在美术馆和真正的艺术之外，成为低一等的农民艺术，今天我们重新读解这些艺术非常有意义。
当我们走进传统的村落常常发现里面处处是文化，处处有美感，哪怕是一扇木门，一个门墩，一把椅子等等都充满着美感，那是因为里面包含着当地人的文化象征意义，其所做的每一个造型，所画的每一个图案都具有文化的寓意，表达的是这一方水土人们的价值观和他们对世界的看法，而这一切形成了一套当地文化的表征系统。这套表征系统既是公共的，大家可以交流和理解的，同时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就是说，乡村的美还不仅在于其蕴含了许多静态的具有象征意义的造型和装饰，还存在于其动态的礼俗活动，在乡村象征符号的使用与意义的创造都处于公共的、社会性的互动之中。因为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人们往往是通过各种民俗仪式来进行身份认同及社会秩序的建构的。人类学家特纳曾将这些乡村的民俗仪式描写为社会戏剧，他认为它们就是表演，而不是“仪式像表演”。他还说，“我们可以想见每个社会的社会戏剧都有其自身‘风格’”。也就是说，在部落社会和农业社会，社会的仪式涵盖了宇宙和混沌的观念和意向，剧场则是它的众多继承者之一。格尔茨也认为“文化，因其作为被表演的文本而成为公共的”，他的一本专著的名字就叫《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也就是说，在前工业化时代即农业时代，乡村不仅是高度自然化、生态化的，还是艺术化和剧场化的，也就是充满象征性意义的。当时的人类生活在一个既“自然”又“文化”的环境中，艺术则是其文化与自然连接的“表象”。这些生动和多元的文化，就像生态链中的基因位，其表达得越丰富，其生态链就越牢固。
因此，当我们提出“后农业文明”这一概念的时候，不仅要重估乡村的生态性和生物性的价值，还要重估其文化的价值，重估的目的是认识，认识的目的是发展。在后工业文明中“研究与发展”这个词非常重要，其体现了科学、技术与经济的相互结合。笔者认为，在后农业文明的概念中，“研究与发展”这个词仍然非常重要，但其体现的不仅是科学、技术与经济的结合，还应该体现的是生态与社会和人文的结合。
如果说在工业文明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关注的主要是对自然资源的发掘和利用，那么在后农业文明中还要增加一个人文资源的概念。因为传统乡村留给我们的不仅有自然遗产，还有自然环境中所创造的人文遗产。而一种文化之所以继续存在靠的是创造它的那些人们把它当作是一种遗产来代代相传。但这种遗产从20世纪初就开始在一点一点地被蚕食，以致当时的人类学家形成这样一个广泛共识，即传统文化知识在与西方殖民化和全球化的遭遇当中正在丧失。人类学家以进入到田野中去“抢救”传统文化的最后遗产来作出应对。这些遗产将作为传统在后农业文明得以复兴，这也许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一部分，因为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业文明古国，所以具有后农业文明呈现的最雄厚基础。
五、后农业文明要成为人类学讨论的前沿问题
早在20世纪初，人类学家就意识到整个世界正不断地融合成为一个巨大的整体社会；就在人类学学者们对偏远地区里孤立的小型群体大肆倾注他们偏心的关注的时候，他们就发现这些孤立的小型群体正悄悄地在那里自动地往外界的巨大社会靠拢。于是，伊文思—普理查德说：“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把整个地球上存在的形形色色的人类社会全部都包括在内的。”克罗伯也说：“既往的人类学学者们总是对逐个群体或社会孤立地来进行研究；但到了今天，他们把对一个群体或社会的研究放在它和与它相关联的群体或大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背景中去探讨。”因此，当我们提出“后农业文明”这一概念的时候，首先要有一个全球观，因为这一问题的确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早在20世纪中叶，芮德菲尔德就认为农民问题就是当前人类学研究的前沿问题。笔者认为时至今日农民问题仍然是人类学要研究的前沿问题。而与农民连带的问题就是未来人类社会发展方式和发展方向的问题，而这一问题首先涉及的就是如何解决当下人类遇到的生态危机和文化危机。
我们现在正站在人类向第三、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大门前，当我们朝门内窥视时，看到的是工业革命已经从量变开始发生了质变，这一变化带来的不仅是科学技术上的革命，还包括一个有关倡导人类健康生活方式、环境保护、人文关怀及价值观转变等在内的综合性革命。这场革命将会把人类从工业文明带入到一个超工业文明的时代，这一时代所体现的就是与工业文明不一样的生态文明时代。笔者认为，首先这样的时代一定是包含了后农业文明因素的时代，或是以后农业文明为基础的时代；其次这一定是一个人文与科学同时并存、并结成联盟的时代。
有学者认为随着现代化能量的枯竭，以及反对现代性的具体统治形式和在破坏性潜能的形式出现时，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将会出现又一个轴心时代。如果说我们目前经历的阶段是又一个轴心剧变的初期阶段，那么这个阶段正是使后现代世界得以建立的条件。而这里提到的后现代世界，应该是包括了后工业文明与后农业文明的时代，所谓的轴心时代也就是人类世界观和价值观重建的时代，如果要进入这样的时代，发生在农业文明、渔猎文明时代的文化都将会成为人类建构新的世界观的重要基础和资源。由于工业文明不仅隔断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还隔断了人类在本乡本土的生态环境之中长出来的地方性文化，因此，要重建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新的文化价值，农业文明中所蕴含的人文资源是值得我们去重新发掘和重新认识的。
由谁来从事这样的工作？笔者认为，首先人类学学者是最重要的人选之一，人类学的工作是对世界不同地区具有差异性的文化进行研究和记录，其任务就是“理清不同（文化）意义的结构”，从而决定“这些意义的社会背景和含义”。同时要去充分理解那些使得异文化如此不同的是我们“不熟悉他们的行动充当符号的那个想象空间”，而人类学分析的目标就是使得这些符号变得可以阐释。后农业文明发展的基础就是要对大量的具有差异性的本土文化的意义进行新的解释。对此也有学者提问，如果文化是意义的创造，而人类学解释是对它们的阐释，那么人类学家是怎样影响意义的呢？笔者认为其实会有巨大影响的，所以笔者才会在定义后农业文明概念时认为如果说后工业社会中的关键集团是科学家与工程师，那么后农业文明中的关键集团除有科学家与工程师外，还应该包含人类学家，除此之外还应该有艺术家、设计师和媒体人等，因为这些人都与文化的解释和文化的表象系统及审美系统的创建有着密切的联系。
罗伊·瓦格纳认为意义世界不可以套用自然科学的模式，而且文化的意义并不由传统提供的符号组成，而是“处于一个不断再造的洪流之中”。他还谈道，“文化的核心是……连续的想象和类比，不能在个体的思维之间直接进行交流，只能进行启发、预示和描述” 。如果从这一方面出发，艺术家和设计师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在工业文明时期，不仅将人从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剥离出来，也将艺术从生活和文化的象征系统中剥离出来，成为纯粹的审美活动；而在后农业文明的语境中，艺术不仅要恢复其在生活中的意义和象征，而且要承担激活传统并在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意义世界的主要任务。
尼尔森·古德曼认为世界的真相、客体和关系都是建构出来的，而不是发现的。因此，后农业文明不仅是对传统农业文明的继承，也是一种新的建构和新的创造，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有脚踏实地做地方性知识研究的人类学学家，也需要有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因为想象是一种能力，它把现实交予文化，并不断重新创造社会意义上的世界。即使是远古时代的先民也是凭借着他们的想象力，建构了神话、图腾等一系列的人文符号，最后从蒙昧走向了文明，我们今天也一样。因此在这里“文化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走向文化’或‘文化化’”。人类不仅在生态环境中需要再次的野化，在文明发展的历程中也需要再次被文化化，这种被文化化的过程，就是在一个更大的时空中探索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如何可持续地、文化地在地球上生存下去的过程。
工业化最大的特点不仅是将人与自然环境分离，还将人与传统的文化及生产资料分离。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广泛运用货币来控制生产资料——技术、工厂、市场——并可以使生产资料与实际从事生产的工人相分离。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中“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变，这一转变将现代文明与所有其他文明形式区别开来，它也符合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关于经济至上的观点”。而且在这个新的领域中，道德观被经济观所替代，它“注重收入、财富、物质的繁荣，并把它们视为社会生活的核心”。这种实利主义的信条是“无限丰富的物质商品可以解决所有的人类问题”。这样的信条从西方世界一直扩展到了全球的许多地方，但时至今日人类不仅遇到了生态的危机，也遇到了文化的危机。当越来越多的农民弃农进城去务工，城市把他们拉进了工业的圈子的时候，这种危机感就日益加重。因此，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减弱这种危机，将尚未进城的农民留在乡村的土地上，甚至创造新的条件让农民得以返回家乡。
六、如何面对后人类现象
人类所面临的还有一个重大的危机，那就是人自身作为一个种群的危机，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从而也正在逐步地把人从自然人类改造成技术人类，所谓的技术人类也就是我们要定义的后人类了。当下由于生物技术（基因工程）的快速发展让人产生了对未来生命的可能方向和形态的普遍担忧。一方面，当生命本身成为技术和技术对象，而技术又有可能失去人类的控制时，这种担忧是不言自明的。另一方面，智能机器人的出现，人机接口现象的出现，都将会使我们的身体和精神两方面都被技术深度加工，而且还在不断地被加工的过程中。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现代技术“已经在质处触动了人类”。所谓的在质处触动了人类，就意味着人类已进入身心两方面的去自然化（非自然化）和技术化（计算化）的进程之中了。在这样的过程中人类需要重新定义自己，包括生命形态、生命本性、生命结构、生命意义、生命的未来方向以及生活世界经验及其时空尺度，都需要根本性地改造和重建。这是即将到来的史无前例的剧变，人类尚未做好准备。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时候光有科学技术专家已经不行了，需要各方势力的介入，尤其需要哲学家和思想家出场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呼吁哲学和人文科学的出场，建议美国政府赶紧成立一个由杰出思想家组成的委员会，以帮助制定国家意愿——他的说法是：再不开始，就太迟了。
但哲学家真能解决问题吗？笔者认为，今天的社会现状的根源还是缘起于从古希腊开始的经典哲学，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出现了希腊哲学。哲学话语不同于艺术神话的话语，艺术神话的话语是感性和直觉的，而哲学话语是理性的、思辨的，需要论辩和讲逻辑以及推理，哲学话语的出现主要是为了国家（城邦）政治的构造，其目的是要取代非理性艺术神话的话语体系，重新构造一个理性的讲规则的文明方式。希腊的哲学具有科学传统，它只研究形式的东西（形式性），不讨论具体的、实质的东西，它关注知识的普遍形式层面，超越个别的情形，超越具体的东西。这种“形式超越”意义上的“超越性思维”后来在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成为科学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根基。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这种思维方式在今天已经全球化了，非欧洲民族的思维和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形式化”了。今天全球成了一个“形式化”的世界。源于古希腊哲学和科学的数理逻辑已掌握了当今的全球文明，包括控制着我们的手机、电脑、大数据等都是由数理逻辑构造出来的。
传统欧洲的超越性思维：哲学——科学的形式性思维和宗教的神性思维抽空了自然人类的生活世界以及生活世界经验，让我们只拥有一个抽象的疏离的世界了。而欧洲科学的“因果说明”“简化”了事物。到今天这套“说明”模式已经扩展到全球，成了全人类的思维方式，这种模式产生了人类的新特征，尼采当年使用了一个词叫“理论人”，这样的观念和理论与技术工业合谋，进一步把人类带入一种普遍同一化和同质化的机制之中，结合互联网与智能系统，使人从“理论人”走向“技术人”，也就是后人类。
在这样的现代科学和经典哲学的基础上，我们进入了一个“普遍数理”的时代，这个时代也可以称之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时代，其把人类所有行为和现象都数据化、数学化了。数据系统已经把全部人类生活控制起来了。在这样的生活世界里，我们的生命经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们更强调物质性，我们的信仰和道德感弱化了。由此可见，哲学也未必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由于中国的传统缺乏超越性、抽象思辨性、逻辑性，所以有人说中国没有哲学，当然这要看我们如何定义哲学了，如果把哲学定义成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体系，那么中国是有哲学的，只是是否是理论很难断定，但中国的哲学和西方的哲学是不一样的。即使是西方的当代哲学也在发生变化，以下笔者打算从人类学的角度对当下的哲学进行反思，以便找到一个当下普适性的世界发展观。
七、从人类学的角度反思西方哲学
如果说中西哲学最根本的差别在于西方哲学是一种超越性的抽象思维，而中国哲学是一种关联性的具象思维，其追求的是“天人合一”“天地人和”“物我两忘”，即人和天地、环境以及万事万物都是有普遍联系的，是在普遍联系中不断运动而再现日常的经验世界。
西方哲学的主流传统是本质主义，这是从柏拉图开始的，本质主义是形式科学的观念基础，其起源于古希腊的逻辑学、几何学和算术等，它们是关于普遍的、形式主义的，所谓形式的东西就是跟个别事物和个体经验毫无关系的东西。20世纪初由胡塞尔发起的现象学使欧洲哲学得以重启，同时推动了哲学实存主义流派的发展，其从关注事物的总体，走向关注个体如何发生、如何展开、如何运动、如何实现，并且试图为之找到原因和根据，并强调个体的自由选择。在现象学和实存哲学中，物被理解为关联之物，物的意义取决于它如何与我们相关联，而世界被理解为一个关联整体。这一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一个是胡塞尔，另一个是海德格尔。
现象学就是“面向事情本身!”这和人类学研究的是“社会事实”的目标何其相似，从某些方面来讲是殊途同归。在这一理论中，其将古希腊人有关“物”的概念进行了颠覆，认为古希腊人在存在论上遮蔽了物的“实用”，只是把它们规定为“纯粹的物”。这种“纯粹的物”是静态的存在，观看时也是一种静观，其结果是忽视了其与周围的各种关系，实际的物往往具有有用性，这种有用性被人的操持而与周围产生了一种互动关系，而成为一种用具。用具的存在一向是一个整体，因为其有使用者和承受者，在简单的手工业状况下，它同时还指向承用者和利用者。工件是依他量体剪裁而就，在工件的产生过程中它也一道“在”那里。他这里指出的是存在不仅是一个整体，还是一个系统，人使用不同的物的方式会形成不同的关联形式。他的这种理论打破了经典哲学对物的静观方式，他认为那是一种对物的“外观”所做的“观察”,这种“观察”无论多么敏锐,都不能揭示“上手”的东西。他提出，对使用中的物的观察，不是一种静观而是一种“寻视”（Umsicht）。“寻视”乃是一种动态地观察事物的方式，这一方式也转变了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如果传统的方法论是通过提出假设和问题到说明和证明然后得出结论，那么现象学的方法论意义就是提出问题然后通过解释达到各种可能性。海德格尔说，此在的现象学就是诠释学（Hermeneutik）。这是就诠释学这个词的原始含义来说的,据此,诠释学标志着这项解释工作。有意思的是解释“他者”也是人类学方法论和目标。海德格尔还提出，此在从周围世界的“那里”领会自己的“这里”。“这里”并不意味着指现成东西的何处,而是指去远着依存于……的“何所依”,同时也包含着这种去远活动本身。这与人类学去遥远的异邦考察一样，通过去远找到自身的“何所依”，与他人的共同此在的展开属于共在。展开来说就等于因为此在的存是共同存在，所以在此在的存在之领会中已经有对他人的领会了。
我们不仅在现代哲学里看到了人类学的踪影，也看到了与中国哲学中的“关联性”和“动态性”的踪影，而且我们也看到不同的学科都走向了对世界的关联性、动态性的理解。其实包括所有的宗教其所宣扬的爱、慈悲、天下皆兄弟，最终都是要寻求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表面上看是道德和信仰，实际上是一种秩序。尼采曾说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叫“瞬间”（Augenblick）的门口，你往东边走，我往西边走，我们两个会相遇吗?我们会碰到一起吗?换种说法，往东边走是“过去”，往西边走是“将来”，“过去”与“将来”会碰到一起吗?如果时间是笔直的，是一条直线，那么它们当然是不会碰到一起的。但是，如果所有笔直者都是骗人的，世上没有直线，那么它们就必定会碰在一起的。这里有一个“永恒轮回”的时间认识，其是当代哲学的根本启动点，这样的认识看起来很新，但其却是农业社会的基本认识，尼采曾说：“我们在不断生长，我们的时间感、空间感等等也在不断发展。”而笔者认为这种发展似乎也有一种周而复始的规律，当然，所谓的周而复始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螺旋形上升。
这种螺旋形上升是因为人类需要一种力量来节制今天的技术化进程，恢复我们的自然性，这种自然性本身就存在宇宙之中，其是一种宇宙的秩序与力量。工业化时代由于人类的偏颇，将世界变成了一个单一的同质化的“弱感觉”时代，也可以说是弱道德和弱精神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是随着科学的兴起，“上帝死了”以后出现的，在这样的时代中我们不仅失去了“神性”，也失去了“灵性”，继而也许会失去“人性”，最后只剩下“物性”。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后果，因此，我们认为当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者最需要做的就是要重建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把世界理解为一个有意义的和亲近的关联体，这是欧洲的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的转变，其显现给学术界的就是从超越性思维向关联性思维的转变。这一转变让东西方文化得以碰头，让强调形而上的哲学与关注日常生活经验的人类学得以碰头。
而且由网络构成的虚拟世界为人类从柏拉图的名词性文化，即以书写文明开始的由哲学和科学主导的理论文化，重返前苏格拉底时期的以“说唱”为主导的动词性的文艺文化。正如孙周兴所说，在技术工业的支配下，人类文明正在发生从名词文化向动词文化的转变，新的图像和说唱文化开始了。
在这样新的图像和说唱文化中艺术将重返我们的生活世界，艺术在工业化时期被从生活中抽离出来，成为我们的欣赏对象、审美对象，我们只有在美术馆和剧院才能感受到艺术，其成了某种职业，这种职业将普通人与艺术家区分开来。但在新的图像和说唱文化中每个人都将恢复艺术方面的才能，都将重新提高我们的感知能力，在感知中重新找到灵感和灵性，并找到自己与世界万事万物的关联性。在这种关联性中重建与自然与其他生物的关系，这也就是重新接通人的生物性-文化性与自然环境所形成的系统性链条。
八、在整体研究中展望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
在这样的时代没有什么比瞻望人类未来更重要的学问了，因为人类从未遇到过如此迷茫和如此多变的未来，走错一步也许是万丈深渊，如果走对了也许是人类的柳暗花明又一村，整个人类社会将提升到另一个高度和境界。但如何去研究？莫斯写道，没有什么“比研究‘总体’社会现象更紧迫或者更富有前景的了”。有关“后农业文明”的探讨就是研究人类未来发展的总体问题之一，有关这样一个宏大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先不管变化的所有细节，而集中力量注意方法本身，还有那些打破了旧文明基础的真正新事物，并 “坚持不懈地‘构建’重新理解世界的条件”。
所谓的“构建”重新理解世界的条件，首先要对“未来的模样”有一个认知或构想，这种认知或构想是由人的欲望驱使人产生的意识，是在人的大脑里产生带有时间轴的世界观的前提下才能有的，因为人在大脑里没有“记住”过去，也就不会有大脑里想象的未来。也正因为如此，本文在展望未来的同时，还在不断地返回我们认识世界的原点去思考问题，在思考问题时，我们发现人类最焦虑的问题：第一是人类社会是否可持续？第二是人类的自然性是否还能继续？福山曾说，“我们试图保存全部的复杂性、进化而来的禀赋，避免自我修改。我们不希望阻断人性的统一性或连续性，以及影响基于其上的人的权利”。他还说，人性的保留是一个有深远意义的概念，为我们作为物种的经验提供了稳定的延续性。
我们也认为人类作为物种做出主动的选择，首先就是追求自身的不变，“不变”是不进化也不退化。也因此，几十万年来，人类的居住条件和物质设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人类在解剖学上基本没有进化，这是因为人类创造出来了“替代人类承受自然之力的代理”。这里的代理就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设备，这些物质设备的进步替代了人类物种的进化。人类为了在更多种类的环境中进行繁衍，建造了各种人工系统去协调不同的环境，这样的行为被看作是人类在主动选择一个环境的未来，被选择的未来一定是对人类繁衍最有利的。人类和其他生物最大的不同在于人类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本能或意识，在生态系统的秩序允许范围内，选择自己的未来的，而其他生物只能按照本能的感知被动服从秩序或在极小的范围内选择自己的未来。
本能感知到的是当下和生物表面范围的时空，意识可以感知一个生物独立行动范围的时空，但文化却可以感知一整个生态链运行范围的时空。对时空认识的最大范围，就是这个生物能选择自己的未来的最大范围。本能只能选择最小尺度的未来，只有一瞬间，意识可以选择一个生态循环内的未来，自我意识可以选择一个生物一生的未来，人类因为创造了文化，因此，其可以选择一个超越个人寿命尺度的社会范围的未来。也因此，人类能够发展到今天文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关键性的，我们要理解人类的过去今天和未来，最重要的就是要重新理解文化和认识文化。
在人类学者的研究里，每一种文化都是有价值的，其实没有高低之分的。但在我们的眼里，文化没有价值上的高低之分，但却有维度上的高低之分。在朱阳撰写的《三维文化——通向未来的文化模型》一书中，其将文化分成三个维度，本文认同这样的观点。朱阳认为一维文化是在自然环境中产生的村落、部落的文化，解释的是物理世界单线程的因果关系，其只能像现实世界中那样均匀前进地理解时间轴，不能从系统层面上理解现实世界。直到一维文化的人和另外的一维文化的人开始交流，并且具有了跨越数个一维文化活动的人才能意识到原来每个文化可以对世界产生不同的解释，这时就进入了二维文化。这样的文化往往出现在聚集了多个一维文化的城市空间或民族国家的空间中，人们只有进入了二维文化才会意识到有文化的存在；三维文化的世界观则是包含了地球上所有的现实环境和现实环境中存在的所有低维度文化，并做出合理的解释，在这个维度的世界观内，全世界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不再是独立的，而是通过影响上级系统，再用上级系统影响到我们所处的下级系统，再由下级系统影响到我们个人。这样的文化是高于乡村、城市及国家的全球文化，在高维度文化和低维度文化的联动过程中，每个维度的文化都是独立而不孤立的。也就是说，此刻的多元文化的社会秩序已经不再是单一文化可以决定的，而是通过越来越多的人跨越着数个多元文化而生存时产生的新秩序。也就是说，全球化正在形成的更高层级的文化秩序，而且这种秩序对社会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也因此，我们在认识各地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时再也不能以一种单一的地方性思维去思考，而是要将其放在一个更大的时空尺度中去做一个系统性的思考。后农业文明与农业文明最大的不同就是全球化的视野，其实后工业社会也是如此。
三维文化观点是：人类站在地面上意识不到地球是圆的，只有通过俯视地球提高维度的尺度变化才能做到，因此，要认识全球化中多元文化所形成的秩序也需要我们提高文化的维度，我们才能有一个全局的认识。即只有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包含地理、生态和文化的现实世界的系统模型之后，一个包含了人类所有文化的秩序才可能被看到。这就是三维文化要解决的问题。目前人们还没有这样的意识，所以还只能在平面的二维文化中来解释文化的问题。在全球化的今天，这样平面化的文化解释方式，已经不足以让我们有解释全球文化的能力了，因此，我们必须要提高解释文化的维度，而且要意识到，我们跨越维度的重要目的是寻找新的思想栖息地，就像欧洲大航海时代时，那些跨越大洋的人们并不是为了生活在大洋中心，而是为了寻找其他可以生存的土地。同样，我们今天提高认识文化的维度也是要寻求一个如何重建人类新的世界文化模型的方式，也由此建构一个新的意义世界。
早在20世纪初，人类学家就意识到整个世界现在正不断地融合成为一个巨大的整体社会，但为什么到现在才意识到三维文化的存在，我们认为人类最初意识到地球是圆的是靠想象力，后来是靠乘坐宇宙飞船到高空中俯视才做到的。今天也是因为互联网的普及，地球的文化时空开始被压缩，使人类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可以在网络上浏览各个时间段和各个地方的风光和文化，从而提高了我们理解文化的维度，我们完全可以在互联网的云空间鸟瞰全球文化，就像在高空鸟瞰圆形的地球一样，而且互联网制造了一个传播信息的云模式，一个社会所有的人的信息都可以实时交换，信息网络的形状已经变了，只要信息传播的速度到达人脑思考的速度，信息就可以携带个人的意识传送上去。
在云空间里，高维度文化和低维度文化通过互联网到达了同一个时空的平面，对等地相互观察和对话，低维度文化的“民情”和高维度文化的“民情”进行融合，高低文化中的人都变成了同样的“民”。这是人类社会体系的一场巨大变革，在这场变革中城市和乡村不再有信息上的不对等，也不再有城里人和乡下人之分，城乡的信息融合，使人类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处于信息的中心，乡村也不再被城市遗忘，其不仅变革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距离，也变革了大传统与小传统，精英和民众之间的知识隔阂。而且由于网络是以朋友、熟人、同事、共同的爱好者等所形成的各种聚落，一个个类似村落的熟人社会开始形成，还有各种分散化的小型工作坊、设计工作室、艺术团体、自由劳动者等等不一定要聚居在一个固定的空间，只要有一个共同的网络平台即可。也就是说，无论居住在何地都可以在网络上聚集，于是小型化、分散化的乡村结构得以重新形成，当然这是一个更高维度的形成方式。
尽管乡村和城市的发展已经处在一个全球的文化系统之中，但在这场变革中，我们仍然需要大量的一维文化的存在，因为二维文化、三维文化并不能取代一维文化，它们只能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去解释一维文化。在地球上一维文化是可以脱离二维或三维文化而独立生存的，但如果没有一维文化，二维文化和三维文化都不能存在，因此，只有作为一维文化的乡村才是人类生活在地球上的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最重要保存之地，它们不仅是“后农业文明”存在的基础，也是人类未来发展的重要根基，要保证这一根基不动摇，我们今天就要尽快地付诸行动。
方李莉曾在二十多年以前写过一篇有关“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文章。在文章中作者一直在追问：据统计，随着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每天都有100种左右的物种在消失？这么多物种在短时期内的消失，会使得地球上错综复杂的生命之网的完整机体遭到致命的伤害。但是，却从来没有人统计过随着工业文明的侵染每年有多少地方性的传统文化在消失，而这种消失也会对人类的文化生态带来伤害吗？一种传统的地方性文化的消失，也许就像一个生物群落里的最不起眼的微生物的消失一样，并不会对整个生物群落带来任何的影响，但如果千千万万个类似这样的文化都在消失的话，问题就不会那么简单了，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直至今日，这样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峻了。
其实当下的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就是西方化的过程，也是促使文化多样性消失的过程。而文化生态的失衡也是造成自然生态失衡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不同的文化对于与自然相处的智慧及手段是不同的。如一些国际跨学科的研究小组们在一些土著部落进行实地考察，考察的结论说：“卡亚波人知道如何组合多种植物，让它们成为一起成长的朋友。我们习惯于单一作物的农艺家，在这方面几乎一无所知。”“人们以前都认为，巴西胡桃木林是亚马孙河流域自发的现象。错了，这是卡亚波人祖先栽种的，而且他们的后代还在继续栽种。” “卡亚波人能分辨出250种不同类型的痢疾，每一类型各有一种治疗方法。这事使得科研小组的药学家目瞪口呆”等等。
还有在中国的藏族地区，人们用宗教禁忌的手段使自己顺从自然，表达对自然的崇敬、感激和畏惧之情。这些禁忌有对神山的禁忌，对神湖的禁忌，对土地的禁忌，对鸟类、兽类的禁忌，对打猎的禁忌等。按照高原牧人的观点，凡是未被挖掘破坏的草地是“活地”“健康之地”，即有生命力的土地；而被挖掘掉草皮的地是“死地”，因为剥去了大地之皮肤。
因此本文的“后农业文明”概念的提出，就是希望以一种新的方式来重构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新系统，因为所有的生态系统都是一个从平衡到失衡到再平衡，即一个从打破到重建的过程。也就是说原来人们具有亲密的面对面的关系且能解决大部分生活问题的社会结构，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工业化后，大部分已被摧毁或被削弱了，以致个人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受制于大型工厂、国民经济、大城市和民族国家等仅涉及人们生活的极抽象部分的大型非人格化群体。现代化的力量就像一柄巨大的铁锤，无所顾忌地砸向所有旧的社区机构——氏族、村庄、部落、地区……在这样的背景中，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和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系统已经高度失衡，我们今天要做的工作是如何找到并建构一个新的、更适合未来人类生存的生态和文化的平衡系统。如果说方李莉在二十多年前只提出了文化生态失衡的问题，但并未找到如何重建平衡的方法，那么今天，我们开始意识到也许能用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成果中的新能源、互联网、智能系统、生物技术以及新的人文价值理念来解决以往在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样的新的实验空间首先是在乡村，然后波及城市，这也就是后农业文明概念提出的重要意义。
要解决这一问题，三维文化的概念很重要。一维文化和二维文化的视野都是在地面上的，只能看到眼前，看不到自己，并且看一个立体的事物的正面的时候一定看不到背面。只有进入了三维文化的视野，所有的文化才可以借助他文化的“眼睛”一同观察时空不统一的现实世界。三维文化的视野也就是全球化的视野，由于近代以来全球化的主导是西方人，因此，西方人类学者是最早注视“他者”文化的研究者，但未来的发展将会是不同的地方和国家的文化互为“他者”。研究“他者”的目的是将“他者”树立为一面反射自己的镜子，因为人是不可以在镜子之外看到自己的，这样的研究也是一个自我审视的研究。
未来世界不同国家和地方的文化将不仅互为“他者”也互为“镜像”，以形成一个地方与全球以及不同层级文化之间新的文化秩序和新文化的生态系统。其目的就是要动用不同国家和地方包含的所有文化的力量，并在所有文化共同的利益和共同面临的问题之上来建构供所有文化享用的共有知识，这些知识不仅包括了人文知识，也应该包括生物学、植物学以及农业方面的知识。
而那些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的乡村文化，将会成为其中最重要的自然生态资源和人文生态资源的重要保有地，其不再仅仅是我们去保护或去改造的地方，还是我们要链接和要互动的地方，这种链接和互动的过程就是“后农业文明”形成的过程，最终的目标是与后工业文明联动，形成一个更高层级的数智生态文明，当然，也可以有其他的命名。总之，人类的未来一切皆有可能，关键是我们需要有超前建构的意识。要清楚地认识人类的生物性-文化性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并要细心地修复和维持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链条，在这样的过程中需要不同学科的学者共同努力，而人类学学者要以其跨学科的整体视野起先导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