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近邻日本在迅速实现了高度的现代化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本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传统街区、传统节祭、传统建筑物群、传统工艺品等，在日本社会均成为备受珍视的文化资源。日本社会各界致力于活用传统文化资源的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给世界各国来访日本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年来，通过《文化遗产保护法》对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予以保护的日本经验已经被系统地介绍到了中国[ 周超：《日本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制度及中日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5月。]，但有关传统工艺、传统工艺品、传统工艺品产业的保护、传承与振兴等方面的日本经验，尚较少为中国学术界所知晓。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名古屋的“有松・鸣海扎染”为例，对日本传统工艺品的相关问题予以初步梳理，希望多少能对中国的类似行业有所参考。
“传统工艺品”的世界
在日本，“传统工艺品”是一个专有名词，所指有颇为明确的内涵，在某种意义上，它们甚至可以说是法律用语，在相关法律中有着较为明晰的定义。传统工艺一般是指采用多年传承而来的技术或技法进行制作的美术和工艺，由传统工艺制成的工艺品，即是传统工艺品。传统工艺的特征主要有：1、通常，从业者须有熟练的技能；2、必须是手工制作生产；3、产品主要是在日常生活中使用，4、具有世代传承的历史。由传统工艺所生产出来的传统工艺品，一般是指应用于日常生活、经由手工、采用传统的材料和道具所制造的纺织品、染色品、陶瓷器、景泰蓝器皿、漆器、木器、竹器、金属制品、佛坛、佛具、和纸、文具（笔、砚、墨、算盘）、石工制品、人形、乡土玩具、扇子、团扇、和伞、灯笼、和乐器、神祇调度品（神社举行神事活动时使用的所有道具）、庆祝和吊唁用品、工艺用具，工艺材料、木版画（浮世绘版画）等。所有这些传统工艺品大都是在一定的地域之内、主要采用当地传统的技术或技法，以手工方式制造出来，它们在乡民的地域社会中得以产生，并被传承下来。
尽管上述定义较为通俗准确，对传统工艺品的品种类别的列举也划清了它的内涵及边界，但是，自明治时代（1868-1912）以来日本的近代化历程，促使不少传统工艺（或其某些工序）或多或少不同程度地引入了一些机械，有些传统的用具和材料也不再被采用，因此，对于传统工艺品也是很难给予绝对严密的定义。事实上，关于传统工艺品的分类尚多少存在一些分歧，例如，日本政府对传统工艺品的指定，其分类是染织品、陶瓷器、漆器、木器、竹器、金属器、文具、和纸、其他；但日本工艺会则另有分类：即陶艺、染织、漆艺、金工、木竹工、人形、诸工艺。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关于振兴传统工艺品产业的法律》所确定的规范以及根据该法所指定的“传统工艺品”，其中部分又和《文化遗产保护法》中作为“美术工艺品”而被指定的“重要文化遗产”和“重要有形民俗文化遗产”有所重叠[ 关于“重要文化遗产”和“重要有形民俗文化遗产”，可参阅周星、周超：“日本文化遗产的分类体系及其保护制度”，《文化遗产》2007年创刊号。]。如果一定要说它们之间有何区别，大概前者主要是指现在仍在手工生产，亦即作为传统工艺品产业需要予以振兴，后者则主要是作为文化遗产需要保护，但其未必仍具有产业的形态。
战后日本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一般国民的日常生活水平和质量均获得极大提升，到1970年代中期，人们对于传统工艺品的需要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加，这导致传统工艺品的产值在一个时期内持续增长，在1980年代基本维持在一年约5000亿日元的水平上，1984年为5237亿日元，达到峰值。随后，伴随着国民生活方式的急剧变迁，再加上泡沫经济破局、海外廉价生活用品的大规模输入等，很快就使得传统工艺品产业出现了需求萎缩、产值减少的趋势，2009年，传统工艺品的产值约为1281亿日元（比上一年减少13%），与当年峰值相比，减少至四分之一。传统工艺品行业在1997年时，尚有企业34043家，从业人数约20多万人，但2009年传统工艺品行业仅有企业15100家，从业者约79000人；不仅如此，2009年传统工艺品产业的从业者中，50岁以上的为64%，而30岁未满的仅占5.6%，这意味着高龄化非常深刻，后继人才严重不足[ 経済産業省製造産業局伝統的工芸品産業室：「伝統的工芸品産業をめぐる現状と今後の振興施策について」、2009年2月。]。
正是在上述时代背景之下，为了保护传统工艺，日本于1974年推出了《关于振兴传统工艺品产业的法律》（1974年法律第57号，简称“传统产业法”或“传产法”）。推出该法的目的，是把传统工艺品视为构成未来存续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故要推动传统工艺品产业的振兴，在由此丰富和滋润国民生活的同时，也大力促进地方经济，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以此为目的制定的该法，其主要内容涉及传统工艺品的保护和传统工艺品产业的振兴，针对前者确立了传统工艺品的国家指定制度，针对后者则建立了“传统工艺士”的考试制度。
根据现行的《关于振兴传统工艺品产业的法律》，由经济产业大臣指定的日本传统工艺品，被称为“经济产业大臣指定传统工艺品”[ 严格来讲，在2000年7月31日之前是由通商产业大臣指定，此后才由经济产业大臣予以指定。]，但作为行政用语，一般是简称“传统工艺品”。能够得到经济产业大臣指定的传统工艺品，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主要被应用于日常生活，是能为生活带来丰润的工艺品；2、主要的制作过程为手工业，不得是通过机器大量生产的制品；亦即对制品的风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部分，应该是由匠人亲手制作的；3、使用具有100年以上历史的传统技法或技术制造；4，为了维持品质，主要的部分在传统上采用一直以来的原材料；5、形成了一定的产地和营销规模。根据上述标准，经过法定程序，截至2018年11月，日本由经济产业大臣指定的传统工艺品的数量，共有232种，其中织物38种，染色品12种，其他纤维品4种，陶瓷器31种，漆器23种，木器和竹器32种，金工品16种，佛坛/佛具17种，和纸9种，文具10种，石工品4种，贵石细工2种，人形8种，其他工艺品22种，工艺材料和工艺用具3种。这些由经济产业大臣指定的传统工艺品，只要是采用传统的技术、技法和原材料，并且在其产地经过检验是合格的产品，就可以贴上象征其价值的标签，亦即“传统证纸”（图1）进入市场。一旦贴上此标签，也就意味着它作为商品，是经过检验、品质有保证、制作者也因此感到骄傲和责任的传统工艺品。
图1 日本“传统工艺品”的认证标签（由日语汉字“传”和旭日国徽组成）
法律意义上所谓“传统的”标准，一般是指具有100年以上的历史，而现在仍然持续生产的。从已被认定的传统工艺品的名录可知，这一标准得到了遵循。但是，根据这一条件，北海道的原住民阿伊努人由于缺乏文字记录，长期以来没有文献可以证明其传统手工艺的历史，故也就无法被指定，直到2013年2月，北海道流沙郡平取町二风谷的2种传统工艺品（木工品和织物各1件）才终于获得指定。在位于日本中部地区的爱知县，得到日本政府指定的传统工艺品主要有：有松/鸣海扎染（染色品，1975）、名古屋友禅（染色品，1983）、名古屋黑纹付染（染色品，1983）、赤津烧（陶瓷器，1977）、濑户染付烧（陶瓷器1997）、常滑烧（陶瓷器，1976）、名古屋桐木柜（木器，1981）、名古屋佛坛（佛坛・佛具，1976）、三河佛坛（佛坛・佛具，1976）、尾张佛具（佛坛・佛具，2016）、丰桥笔（文具，1976）、冈崎石工品（石工品・贵石细工，1979），尾张七宝（其他工艺品，1995）、三州鬼瓦工艺品（其他工艺品，2017）等。
事实上，除了日本中央政府以经济产业大臣的名义所组织的指定，各都道府县的地方自治体往往也要认定本地的传统工艺品，其中自然就有一部分和经济产业大臣指定的名录相互重合，但其范围则要宽泛很多，仍以爱知县为例[ 産業振興課：「愛知の伝統的工芸品及び郷土伝統工芸品」、愛知県政府の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pref.aichi.jp/）、2019年11月27日訪問。]，则有知多木棉、三河木棉・三河缟、乙川人形、草木染、有松・鸣海扎染、纹章上绘（家徽纹样的手绘技能）、鬼瓦、蒸笼、佛坛台布（打敷）、鹤城釉陶、天神像（人形）、犬山陶瓷、木桶、三河一刀雕、三河张子、木器家具（指物）、木梳子、木器（木地制品）、小阪井风车、圆木器（曲物）、名古屋扇子、奥三河木器、竹木粘土玩具（张子）、漆器、名古屋灯笼、钓竿・弓矢、宫太鼓、端折伞、木鱼、竹矢、凤来寺石砚、佛具、名古屋节句人形、和纸、旗・幕・帜、玩具蛙（户部蛙）、纸漆器（一闲张）、津岛祭礼大鼓、和风筝、土人形、神棚・神具、纸马玩具（三将马）、名古屋和蜡烛、吉良赤马、五月武者绘织等。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述被地方指定的传统工艺品中，其实还有“传统工艺品”与“乡土传统工艺品”的区别，由地方指定的传统工艺品，与经济产业大臣指定的传统工艺品的定义完全相同，但在地方政府指定时，要求原则上至少有10家以上的企业和有30人以上的从业者。至于乡土传统工艺品的条件，一是把传统技艺的历史宽限到80年以上、至今仍有存续的；二是在传统原材料难以获得的情形下，只要不改变工艺品的风格，改用其他材料也是可以被认可的。此外，乡土传统工艺品对于制造的规格没有设定任何标准。
根据“传统产业法”第24条第8项的规定，由传统工艺品产业振兴协会[ 传统工艺品产业振兴协会作为一般财团法人，是根据“传统产业法”设立的，致力于振兴传统工艺品产业的中枢机构，它由日本中央政府、地方公共团体、产地行业组合及相关团体等出资而设立。在致力于振兴全国的传统工艺品产业的同时，还以使一般消费者、生活者均能够正确地理解传统工艺品为目标，在国家、地方公共团体和产地组合及其他机构的协作之下，兴办各种相关事业。]举办“传统工艺士”的认定考试。1974年创建的传统工艺士制度，主要是为了解决传统工艺后继者不足、产业低迷等问题，致力于传统工艺品产业的振兴。传统工艺士必须努力钻研本产地固有的传统工艺的技术和技法，致力于对它的保存和传承，亦即肩负着将传统的技术和技法传给后世的责任和义务。传统工艺士是一种国家资格认定，刚开始时由通商产业大臣认定，后来还曾由经济产业大臣认定，现在则由传统工艺品产业振兴协会来认定。截至2011年2月，日本全国认定的传统工艺士为4441名，其中女性569名。
要成为传统工艺士，须具备以下条件：1、直接从事由经济产业大臣指定的传统工艺品的制造工作；2、具有12年以上的实务经验；3、原则上必须居住在产地等。不过，有些地方的“产地行业协会”偶尔也有在其组织内部对从业年数予以规定的情形。申请人需要经过设在本产地的行业协会之下的委员会进行申请，才能参加传统工艺士的考试；考试分为知识考试和实际技能考试以及面试等环节；知识考试由传统工艺品产业振兴协会就传统工艺士所应具备的资质和专门知识出题和判分；实际技能和面试由于涉及非常专业的技术和个人资质，所以，一般是委托产地行业组合来进行。考试最终合格与否，要由传统工艺品产业振兴协会判断，但作出判断的依据主要就是产地行业协会对申请人的专业技术或技法以及个人资质的评价。
传统工艺士的资格考试一般在每年的9月举行，到12月时通知是否合格；合格者随后要经过产地行业组合的委员会进行申请登录，由此，从第二年2月起，才能正式成为传统工艺士。传统工艺士一般都会加入当地的“传统工艺士会”组织，并致力于当地传统工艺的复兴和发展（图2）。毫无疑问，活跃在传统工艺品各主要产地的传统工艺士，的确是发挥了他们被期待发挥的作用，与此同时，他们的制品也因获得加持而有了更多的含金量。传统工艺士的资格每5年要更新一次，这也推动他们需要持续不断地努力。
图2 有松镇上由传统工艺士兴办的扎染店
有松・鸣海扎染
日本扎染的历史颇为悠久，最早是在正仓院及法隆寺传世的布品上，确认已有扎染存在。奈良时代（710-794）出现了“三缬”的染色法：绞缬、夹缬、臈缬，其中绞缬就是扎染，臈缬就是蜡染。从“三缬”的名称可知，其显然是受到了中国的影响，或以为这种染色法是从印度经丝绸之路由中国传到日本的。在奈良时代以后很长一段历史上，扎染技法在当时的地位较低，一般不为上层阶级所采用，但大约从室町时代（1336-1573）到安土桃山（1568-1600）时代，扎染逐渐发展出一些全新的纹样，例如，具有绘画性的“十字花”，从而不断地扩大了影响。所谓“十字花”，就是在扎染形成的纹样上再予以描绘、附加刺绣等，因此，其审美性更加突出[ 安藤宏子：『日本の絞り染めの歴史から技術まですべてがわかる 絞り染め大全』、第154頁、誠文堂新光社、2018年7月。]。江户时代（1603-1868）出现了采用防染技术的“友禅”，但当时的扎染仍很流行，且大体上可以分为高级扎染“京鹿子”[ 京都地方的一种扎染技法，可以染出如小鹿背上的斑点一样的花纹。]和庶民性的“地方扎染”。京鹿子在京都制作，通常是在丝绸上施行扎染，例如，较为精致的“匹田鹿子扎染”，在绸布上留下凹凸纹样，其附加价值很高，一般是有钱人才能享有的，和一般庶民的生活世界无缘。地方扎染主要是在棉布上结扎、然后染蓝并形成纹样。地方扎染以“丰后扎染”（今大分县）和尾张（今爱知县）的“有松・鸣海扎染”最具有代表性，由于后者曾经受到地方诸侯尾张藩的保护，遂得以发展成为江户时代以降日本国内扎染最大的产地，长期以来在此制作的扎染产品占到了日本国内扎染制品的一大半。
有松・鸣海扎染是爱知县得到日本政府经济产业大臣指定的传统工艺品，它在日本国内非常有名。有松・鸣海扎染是对该县名古屋市绿区彼此相邻的有松和鸣海这两个地方所生产的扎染工艺品的总称。但有时，它们也分别称为“有松扎染”和“鸣海扎染”。有松・鸣海扎染是一种在棉布上以多种结扎技法、进而通过蓝染而形成各种纹样的传统工艺，从其纹样的丰富性可知，有松・鸣海扎染拥有很多不为其它产地所见的结扎技法，而其传承至今的仍有近百种之多[ 安藤宏子：『日本の絞り染めの歴史から技術まですべてがわかる 絞り染め大全』、誠文堂新光社、2018年7月。]。
有松・鸣海扎染据说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但关于它的起源有不同说法[ 門田豊：「有松絞りと絞りを取り巻く環境」、『周星ゼミ2003年度卒業論文』、愛知大学国際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部、2004年3月。]。一种说法认为，1608年（庆长十三年），在今有松一带开始形成村落，居民多是从知多半岛迁徙而来[ 关于有松地方的历史，可参阅有松町史編纂委員会編纂：『有松町史』、第125-139頁、1956年3月。]。这里属丘陵地带，不宜稻作，人们早先多从事东海道交通的护卫等行业，后又设立供来往客商临时休息利用的“茶屋”小店[ 茶屋：在中古至近代，见于日本各地的一种轻食店，一方面向过往客商提供歇脚的场所，同时也提供饮茶及甜点等服务。]，经营烟酒、杂货、草鞋等。有一位名叫竹田庄九郎的人在1610-1614年间，从前来服劳役修筑名古屋城的九州人的穿着学到扎染技法，然后把当时也才刚刚开始较大规模生产的三河棉布施以扎染[ 根据编撰于平安时代初期的《日本后记》记载，棉籽最早传入日本是在799年，由昆仑人（很可能来自印度）漂泊到今爱知县三河一带上岸时带来；后虽曾栽培，但因气候不合而灭绝。15-16世纪日本曾大量从朝鲜半岛进口棉花，包括来自中国的“唐木棉”，九州一带大约在弘治年间（1555-1557）开始栽培棉花，到天正年间（1573-1591）逐渐发展成棉布产地。木棉栽培不断向日本全国各地传播，进入江户时代才逐渐取代了此前的麻布。参阅安藤宏子：『日本の絞り染めの歴史から技術まですべてがわかる 絞り染め大全』、第223頁、誠文堂新光社、2018年7月。]，使用当地原野上自然生息的山蓝草，从事蓝染生意。他将扎染成蜘蛛一般纹样（蜘蛛扎染）的棉布做成手帕、浴衣等，当作土特产在茶屋和附近的“鸣海宿”旅店街出售，后来这些扎染制品慢慢地就成为旅行者带回故乡的土特产品，逐渐地发展成为一种品牌。因此，后世的人们就把竹田庄九郎视为有松扎染的开创者，并为他在有松镇竖碑作为纪念。另一种传说是指丰后国的藩医三浦玄忠，在庆长年间（1596-1615）曾因名古屋城的修筑事宜而随藩主前来，后在一次返回江户的途中于鸣海宿病倒了，得到当地人精心照料。后来，他的夫人为表达感恩，遂将“丰后扎染”的技法教授给了当地人。在鸣海，人们是把三浦夫人视为“鸣海扎染”的开山之祖，故鸣海扎染又有“三浦扎染”的称谓。据说三浦夫人是在明历4年（1658）9月13日这一天去世的，她的墓就在附近的龙蟠山瑞泉寺内。1934年9月13日，鸣海扎染商工协同组合为纪念她的功德而立碑，并在每年9月13日，于“鸣海扎染开祖三浦之碑”前为她举行慰灵祭。
日本著名的扎染专家安藤宏子曾经推论指出，日本九州丰后的木棉蓝染，其技法的起源很可能是由葡萄牙人从西非带来的，当时是以“南蛮贸易”的形式，把蓝染传到了皈依基督教的大名即大友家所统治的丰后地方，故丰后扎染兴盛起来的16世纪末，也正是丰后府内因为南蛮贸易而繁荣的时期。在她看来，从葡领西非海岸，经马达加斯加、印度和澳门，再到日本九州的丰后，海上丝绸之路同时也是一条蓝染之路[ 安藤宏子：『日本の絞り染めの歴史から技術まですべてがわかる 絞り染め大全』、第255-256頁、誠文堂新光社、2018年7月。]。
日本历史上的宽永年间（1624-1644），棉布衣裳在庶民之间逐渐普及，人们对棉布扎染的纹样出现了很大的需求，与此同时，扎染浴衣开始广受欢迎。宽文年间（1661-1673），有松扎染除了棉布蓝染之外，还发展出红色和紫色的染色与纹样，进而在绢布上也进行施行扎染。天和元年（1681），有松地方曾以“九九利染”的马缰绳向江户进贡，倍受将军喜欢，有松扎染进一步名声大噪[ 伊藤喜栄：『東海の伝統工芸』、中日新聞本社、第128-142頁、1985年9月。]。自从有松扎染兴盛以来，由于很多产品主要是在鸣海宿的旅店街售卖的，于是，就出现了有松和鸣海有关扎染产地之正统性的争议和双方的对抗性竞争。由于尾张藩在1781年（天明元年）以保护为名，强化对扎染产业的控制，特在有松设立“扎染改会所”，除了赋予有松的匠人以营业独占权，还直接控制扎染产品的批发，并把有松扎染列为藩主进贡将军的地方名特产，从而使有松扎染占据了优势地位，有松作为扎染小镇遂得以迅速繁荣。
实际上，由于产业分工的细化，有松扎染的很多工序其实是要由包括鸣海及周边地区的乡民来承包的，而且，有松扎染由于经常在作为旅馆镇的鸣海宿向往来旅客兜售，因此，两者之间的区别对于一般消费者而言，并没有很大的差别。鸣海宿是东海道五十三次之一[ 东海道五十三次：江户时代在连通京都和江户（东京）之交通要道上设置的53处驿站或旅馆街。]，过往旅客的密度要远超有松，所以，当时也有把有松扎染干脆就称作鸣海扎染的情形。我们从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1760-1849）、柳川重信（1787-1833）、安藤广重（1797-1858）、初代国贞（1786-1865）等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们在描述鸣海宿时，往往会特别提到这里的“名产”有松扎染，或直接描绘出扎染店铺的景象（图3-7），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鸣海宿的繁荣和有松扎染的知名度。此外，1843年出版的《尾张志》、1851年刊行的加岛英国《东日记》以及1853年喜田川守贞的《守贞漫稿》等地方史志文献、游记和文人笔记，也都对这里的扎染有所记载。
图3 葛饰北斋的作品：东海道五十三次・鸣海
图4 柳川重信的作品：鸣海
图5 安藤广重的作品：人物东海道 五十三次・鸣海
图6 安藤广重的作品：东海道五十三次・鸣海
图7 初代国贞的作品：东海道五十三对・ 鸣海
幕府末年，地方诸侯尾张藩的专卖制垄断权被废除，故从明治时代以降，民间的自营业权利逐渐得到承认，有松扎染的匠人和技术就向周围其他地方扩散，附近地区如名古屋、大高、三州、知多等地也开始模仿制作扎染。明治中期以降，铁道开通促使交通线发生变化，有松・鸣海地方的扎染产业受到冲击，但当地的扎染商人积极外出推销，在全国各地开设店铺经营，由于贩卖网络的发展，同时也伴随着新技术和技法的不断钻研与创新，反使有松・鸣海扎染的产量有所增加。在有松和鸣海，有一批活跃的批发商，他们成为扎染匠人和消费者之间的桥梁，通常匠人们不善言辞，只是专心作业，至于销售则往往依赖那些批发商，应该说这种分工合作也是有松・鸣海扎染得以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虽然有松・鸣海扎染不再具有垄断性的特权，但伴随着新技术而获得的专利，以及在新的专利权保护制度下，有松・鸣海扎染却迎来了全盛期。尤其在大正时代（1912-1926）扎染技术得到很大发展，据说当时世界上约70%的扎染技术都是在这里创意的，除了历史上逐渐积累的几十种传统技法以外，匠人们又新开发出几十种全新的技术（图8）。与此同时，有松・鸣海扎染的工序也进一步细化分工，并日趋合理化和效率化。传统作坊的企业化，虽然使得业者的数量减少，但实际的从业者却有所增加，从而形成了世界上规模罕见的扎染产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时的管制强化，原材料难以调配，致使有松・鸣海扎染产业有所衰退，但战后又逐渐得以恢复。伴随着日本社会逐渐迈向富裕，普通民众追求清新和复古风味的需求，也为扎染产业的存续提供了新的动力，由这里生产的手工制作的扎染浴衣曾行销日本全国，非常受欢迎。甚至有一个时期，有松・鸣海扎染的产品还出口新加坡、东南亚、南非、西非和近中东等地。
图8 棉布扎染藤架纹样长衣（有松，大正时代）
作为传统工艺品产业，扎染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有松・鸣海扎染的发展为周边乡村的农妇提供了在家劳作以补贴家计的机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里曾将部分手工活承包给朝鲜半岛去做。伴随着战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日本国民的服装生活出现了进一步洋装化、成衣化、时装化的大趋势，尤其是妇女们的装束日渐脱离传统衣物，进而还有来自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廉价扎染制品的竞争，从而导致有松・鸣海扎染面临各种挑战。需求减弱、后继者缺乏，劳动力成本暴涨使得日本的手工制作无法和发展中国家的手工艺产品进行竞争，于是，扎染制品的产量逐渐减少，很多作坊倒闭，一些批发企业也不得已改为零售业。与此同时，很多扎染技法也慢慢地不再被采用。为应对这种严峻的局面，1970-90年代，又曾相继将扎染工序中最为费时费工的手工结扎的部分，承包或委托到韩国、中国，并从日本派遣技术人员予以指导，然后再回到日本染色，由此降低成本。据说在1970年代时，大约有70-80%的有松・鸣海扎染制品是把结扎的环节承包给了韩国[ 愛知県絞工業組合：「伝統産業有松・鳴海絞り産地の実態と将来像」、1979年。]；随着韩国劳动力费用的提升，就又转向中国，大约在10多年前，估计有80-90%左右的有松・鸣海扎染是委托中国南通、上海、云南、广东、南京等地的承包者完结扎环节的[ 門田豊：「有松絞りと絞りを取り巻く環境」、『周星ゼミ2003年度卒業論文』、愛知大学国際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部、2004年3月]。近年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也在不断增加，遂又将委托加工的目标转向了越南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地区，总之，就是得让耗费人工的工序由劳动力便宜的地方做才能够维持。
有松・鸣海扎染产业的分工较为细化，几乎每个工序都有多家经营者，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完成所有全部工序，故必须和其他企业相互合作，这就需要有对产品质量的基本信赖。有松・鸣海扎染的主要工序如下：1、扎染制品的企划与设计；2、整理布幅：为了使供手工结扎的底纹容易显现出来，往往使用蒸汽熨平布幅；3、制作底纹图案：通常使用既定的图案“型纸”，由匠人在棉布上刷印底纹。底纹采用从露草（鸭跖草）的蓝色花瓣提取的汁液或代用品刷印而成，其特点是随后容易去除而不留痕迹。4、手工结扎：匠人按照底纹用线缠结或缝扎棉布。因技法不同而要由专门的匠人进行，使用的工具和技法多种多样（图9）；5、漂白：将上述作业期间弄脏的棉布漂白干净；6、分染：在需要分染成多种颜色的情形下，对不应被染色的部分进行严格的防染作业；7、染色：将结扎好的棉布放入染缸，被结扎的部分不会被染色，因对比而形成不同的纹样；8、拆解结扎的线索；9、把染过的棉布做去皱处理；10、根据需要再做一些附带的加工；11、由批发商检查制成品的质量。上述程序往往因为技法的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异，但总体上可以说是扎染制品得以生产出来的全过程[ 安藤宏子：『日本の絞り染めの歴史から技術まですべてがわかる 絞り染め大全』、第13頁、誠文堂新光社、2018年7月。]。
图9 有松・鸣海扎染的道具（有松・鸣海扎染会馆）
扎染制品的生产有两个基本环节，一是“扎”，一是“染”。扎染制品的纹样取决于不同的结扎技法，技法越多，所能形成的纹样也就越为丰富。有松・鸣海扎染之所以有名，正是因为它的技法较多，保存至今的仍有近百种，故其产品的纹样非常多样化。有松・鸣海扎染最为常见的技法主要有：根卷扎（只用线绑扎）、缝扎（用针缝扎）、桶扎（使用木桶作道具）、蜘蛛扎（纹样如蜘蛛）、木目扎（纹样如木纹）等。对于结扎技法的命名，也是较为复杂，既有以纹样来命名的，例如，鹿子扎（纹样如小鹿背上的斑点）、木目扎、唐松扎（纹样如松枝）、龙卷扎（纹样如龙）、山道扎（纹样如蜿蜒山路）、闪电扎（纹样如闪电）、绿叶扎（纹样如新绿的嫩叶）、柳条扎（纹样如柳条）、雪花扎（纹样如雪片）、菊花扎（纹样如菊花）；也有以技法动作、使用的道具或制品的用途命名的，例如,豆扎（将豆子放进布中再做缠扎）、罗仙扎（罗仙即螺旋，扎出的布结如螺旋状）、桶扎、棒卷扎（将布缠绕于木棒）、板压扎（通过板子挤压折叠的布匹以防染）、大名扎（用于大名之间相互馈赠的礼品）；还有以发明者的名字或地名来命名的，例如，三浦扎（纪念三浦夫人）、丰后扎（大分县的地名）等等。“扎”主要由妇女来承担，一般是自幼就从母亲那里耳闻目染地学习而来；通常每一个匠人都掌握多种结扎的技法，但“扎”的动作比较单调，一针一线地认真地缝扎，一圈又一圈的缠绕，非常需要耐心和花费巨大的时间。在有松・鸣海扎染中，“染”的重要性并不在“扎”以下，当地有一种说法，有多少“扎法”，就有多少种“染法”。有松・鸣海扎染以“蓝染”为主，后来发展出红色、紫色和多色的“染”，从而使制成品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形态。相对于手工的“扎”而言，“染”的环节其实是需要更为严格的技术控制，因此，即便是把“扎”的部分承包给海外，但“染”的过程还是需要在日本国内进行。用来染色的染料，过去主要是从植物的根茎叶提取的，但现在也使用一些矿物染料及化学染料。早期的有松・鸣海扎染主要是使用一般的棉布，在后来的发展中也有麻布、丝绸、化纤、柔软的皮革等多种质地的产品问世和行销。一般来说，布料的种类增加了，染色的难度自然也会增加。
有松・鸣海扎染的制成品主要分为三大类：1、和式的布料与和服相关产品，例如，带有振袖的和服、和服正装、和服布料（着尺・羽尺）、和服外套（绘羽织）、浴衣、长襦袢、腰带（兵儿带）、和服带枕（带扬）、披肩等；2、洋式服装及布料，例如，洋装布料、连衣裙、衬衫、裙子、背心、围裙、领带、T恤衫、围巾等；3、其他制品，例如，手帕、坐垫罩、桌布、门帘、挂毯、手袋、包袱等等。值得指出的是，有松・鸣海扎染所追求的纹样或制品，以简明、朴素、纤细、优雅、温暖、亲切、高品质为基本格调，很好地反映了日本传统的审美观，因此，它长期以来倍受一般日本国民的喜爱。不过，21世纪的年轻一代追求时装感觉，对流行非常敏感，而扎染制品对于这部分消费者而言，就显得有些保守或单调，因为它的基本纹样一直固守着传统不变。
成为“日本遗产”
扎染是一种世界性的传统手工艺，世界上很多国家或民族的扎染，基本上都是将布料的一部分用线结扎或缝闭起来或采用折叠挤压等方法，通过施加压力，使其不受染料的侵润，并由此形成各种不同的纹样，偶尔也有将由此形成布料的立体性皱纹也视为纹样的表现之一而予以评价的情形。作为布料纹样的传统染色法之一，扎染的技术原理颇为朴素，可以认为它是自然发生的。在现存资料中，较为古老的扎染出现在古埃及，随后有在中国新疆阿斯塔纳古坟出土的6世纪前后的丝绸扎染、再就是中南美洲前印加帝国时代的棉布扎染等。眼下，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非洲等很多国家和地区，还都程度不同地保留着这种传统的手工艺，例如，印度的头巾和纱丽等，就经常使用扎染技法以获得富有特色的纹样。不过，在目前仍然生产的扎染中以日本的技法为最多，故国际上采用shibori[ 这是对日本语中表示结扎之意的“絞り”一词的标音。]来指称此种传统的手工艺。
20世纪6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曾将一系列古代文明中抵抗染色技术及其产品，采用Tie-dye一词来表述。1970年代以后，欧美发达国家涌现出很多扎染艺术家（Tie-dye artist），故也有不少以tie-dye为名义的扎染艺术作品得以流通，但它们和相对大批量生产的传统扎染制品有所不同。虽然其主要的工序也是由手工完成，但其制品的特色往往是要追求艺术家的个人风格，特意形成与传统制品不同的意境，追求个性风格使其制作效率较低，故其价格就很高。现在，包括有松・鸣海扎染在内的日本扎染的世界，也出现了一批年轻的创意作家，他们试图超越传统扎染的朴素美感，追求基于个人自由创作的新扎染艺术，从而为萎靡不振的传统扎染产业带来了一些新的气象。我们在有松小镇进行田野调查时，很容易发现不少经营扎染制品的店铺，通常都是把传统扎染制品和创意扎染制品予以并置（图10），形成相互对比的效果，还有一些店铺干脆就是传统工艺士或扎染艺术家的个人工作室。鉴于亚洲各国生产的手工艺产品在日本市场有一定渗透的现实，包括有松・鸣海扎染在内，就逐渐形成了发展中国家主要是生产普及品，而日本国产和欧洲产主要是高级品的区分。
图10 有松镇的扎染品商店
至于现代的创意扎染艺术能否挽救颓势明显的传统扎染产业，尚很难判断。日本各地的扎染产地，包括有松和京都等地，目前都面临着超高龄化、后继乏人、劳动力成本高、国产原材料昂贵、日元升值使日本产品无法和海外廉价制品相竞争等诸多难题。除了大力开拓海外市场、采用新材料、开发新产品等方面的努力之外，日本政府对传统工艺品产业的支持力度很大，主要是通过“传统产业法”所确定的各项制度来扶持，多少也形成了一些正面的效果。
1975年9月，有松・鸣海扎染作为爱知县内首次被指定的传统工艺品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以此为契机，当地设立了一个专门介绍有松・鸣海扎染的博物馆即“有松・鸣海扎染会馆”。1984年在有松町政府的旧址上落成的该会馆，特意将有松扎染和鸣海扎染合称为有松・鸣海扎染，从而化解或超越了长期以来两地在扎染正宗性方面的争议，从此，双方合为一体，进入相互协作的时代。有松・鸣海扎染会馆由有松扎染商工协同组合这一行会组织来经营，在会馆的一楼，是对有松・鸣海扎染制品的专场展示和贩卖，可以说涵盖了有松・鸣海扎染制品的几乎所有种类与形态，主要包括各种衣服、饰物、小道具等；二楼则是资料展示和实际表演，同时还设有体验教室。文物资料的陈列主要反映有松・鸣海扎染的历史和技术传统；实际表演主要是由当地的扎染职匠或传统工艺士，面对公众进行扎染工序中手工结扎之环节的表演。有松・鸣海扎染会馆拥有几十位传统工艺士或扎染匠人，她们会按照轮值原则，每天有两位交替，按时到会馆来作这份表演的工作（图11）。虽然她们的收入实在微薄，但对于这些高龄的匠人们而言，仍是一份值得她们珍惜和骄傲的活计。至于体验教室，就是预约者可以在这里实际操作简单的结扎和染色，并得到会馆方面的技术指导，从而制作自己喜爱的作品。通常预约前来的大都是中小学校的师生或带着孩子前来学习的市民家庭，人们大多是作为社会学习的一环而来此体验的。当地的有松小学，在进行乡土文化教育时，也经常会把扎染作为基本的科目与教材。
图11 在有松・鸣海扎染会馆表演的匠人
在有松和鸣海一带，扎染当下乃是地域社会的基本产业，因此，盘活这一传统工艺品产业同时也就是对地域社会予以振兴的努力[ 東邦学園大学地域ビジネス研究所：『有松・鳴海絞りと有松のまちづくり』、唯学書房、2005年3月。]。从1985年起，在每年6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有松地区都会举行“有松扎染节”。据说这个节日从战前就已经开始了，但当时只是零星举办；现在，每逢有松扎染节，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云集于此，各家店铺也都推出各种产品招徕顾客，其中包括以降价的方式吸引和回馈客商，因为全国各地百货店或吴服店里出售的扎染制品，几乎有一大半都是来自这里。在日本及国际扎染行业，有松扎染节还是很有影响的，2019年6月1日的有松扎染节已经是第35届了（图12）。在这次扎染节上，共有30多种传统技法的扎染制成品作为样本教材在大街上公开陈列，筹办方认为这也正是有松作为扎染产地对传承和守护扎染传统工艺所应承担的责任。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因为经营扎染生意而致富的商人们，在有松镇建了很多豪宅府邸，如今这些连成一片的主要是江户时代的传统建筑物，已经被名古屋市政府于1984年指定为“有松町街区保存地区”第1号[ 名古屋市教育委員会：「名古屋市有松町並み保存地区保存計画」、2016年2月29日。]，有松・鸣海扎染会馆便位于其中心地带。由于这里同时也是日本全国传统街区保存联盟的发祥之地，因此，它很自然地在2016年7月又被日本政府选定为国家级“重要的传统建筑物群保存地区”。如果说传统建筑物街区及其景观属于有形的文化遗产，那么，和有松・鸣海扎染相关的风俗、技法以及匠人们的手艺传统则属于无形的文化遗产，两者相互辉映，从而为这个小镇奠定了基本的文化风貌。
图12：2019年第35届有松扎染节的海报
有松・鸣海扎染和一般濒临消灭、失去生机的无形文化遗产有所不同的是，它同时是一种产业，拥有自己的市场、消费者和营销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有松・鸣海扎染堪称是日本传统工艺品行业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典型案例。事实上，有松・鸣海扎染与时俱进的努力从来未曾止步，为了市场和消费者而生产，是这里从业者们的座右铭。因此，新的颜色和纹样设计，新产品的开发，尤其是意识到现代民众日常生活所需的新产品开发，一直被列为有松・鸣海扎染的重大课题。从1992年起，有松相继召开了第一次国际扎染会议，设立了“世界扎染网络”，并大力出展国际样品市场；这里有很多营销商还开设了网站，追求更加灵活的经营。所有这些尝试均反映了有松・鸣海扎染的全球化视野以及在世界水平这一层次上的自信和自我定义。有松・鸣海扎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相关法律的保护，以及各级政府的补贴，但它的革新和挑战意识使其并未陷入保守僵化的状态，应该说这主要就是有来自市场的动力。
2019年（令和元年）5月，作为“可以触摸江户时代风情的扎染产地——蓝染之风的古镇/有松”,被日本政府的文化厅认定为“日本遗产”（Japan Heritage），这是对有松・鸣海扎染之乡长期以来不懈努力的高度肯定。所谓“日本遗产”，乃是日本政府文化遗产行政的最新举措，它试图将日本各地富于地域历史魅力和文化特色的所有文化遗产资源予以整合，进而讲述日本文化传统的故事给世界各国的来宾[ 文化庁：「日本遺産（Japan Heritege）について」、文化庁ホームページ、 2019年11月24日閲覧。]。这个新举措实际上也很好地反映了日本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重大转折，亦即从重在“保护”转向了重在“活用”，换言之，就是要盘活所有的地域文化遗产资源，向国内外传递有关日本文化的影响力和魅力，同时为振兴地域社会提供来自传统文化的支撑。一言以蔽之，“日本遗产”项目被创建出来的动机，主要就是以发展面对海内外游客的观光业及促进地方社会的活力为初衷的[ 孙洁：“‘日本遗产’的建构与表象——以京都丹绉绸为例”，《遗产（第一辑）》，第95-10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有松小镇得以成为“日本遗产”，不仅说明了它在日本传统工艺品产业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了传统工艺品产业在21世纪的日本文化建设中仍被寄托了厚重的期许。
2019年11月22日，我前往有松镇参观了有松・鸣海扎染会馆，通过和在那里从事扎染表演的两位老奶奶聊天时得知，她们一位82岁，另一位已100岁了。对于她们而言，扎染匠人的收入不多，且没有退休一说。在这里亲身感受到日本社会超高龄化的严峻现实，鉴于掌握扎染主要的传统技法其实是需要多年的实践和修行，现在很少有年轻人能够耐住性子学习这门手艺了。为了应对后继者乏人的问题，除了地方政府的资助，还有当地的传统技术保存振兴会以及产地行业协会等民间社团，也都积极地致力于培养人才。所幸的是，近些年来，日本有一些年轻人在追问生存意义的风潮中，很多人其实是找到了传统工艺品的行业，他们往往来到传统工艺品的产地，通过学习传统工艺而修行，并由此探寻人生的价值。他们的劳作一般而言和雇佣劳动无关，但其自由的创意或许能给传统工艺品产业带来一些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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