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莉特·韦斯特曼的理论视野——荷兰黄金时代的“风景”表征
作者：罗易扉 发表刊物：《美术》
摘要：艺术史学家韦斯特曼注重将人类学方法作为观看的方式，从社会语境中充分理解荷兰文化与艺术。她从艺术史到社会史，再从物质文化到结构主义人类学，通过图像观看荷兰社会的表征隐喻所在；她将作品置于城市空间之中，关联政治、经济及宗教环境中去想象与谈论；她从人物画、风景画、风俗画、圣经题材画及神话题材画中的故事与丰富寓意，观看17世纪荷兰绘画中的现实主义与现代性。韦斯特曼以一种不同于以往欧洲视角的艺术史研究方法，即采用艺术人类学方法进入图像学研究，最终通过寻找图像与荷兰市民生活之间的层层关联，呈现出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的“风景”表征。
关键词：玛莉特·韦斯特曼 荷兰艺术 图像 表征
引言
荷兰17世纪绘画如同超越自然的镜子，画家们不满足于冷静的观看自然，而是带着复杂的情愫与暗喻去描绘自然，因此画家笔下所表达的荷兰充满神秘的气氛与调子。17世纪荷兰绘画充盈着丰盛的静物、安宁的室内景象、欢悦的人物以及人头攒动的酒馆场景，图像中所表征的中产阶级，充满生机勃勃并兼具自我约束的理性风范。这是一个现代形式的繁荣活泼的共和国，在此地生长并培育了像伦勃朗、维米尔、哈尔斯及杨·斯滕等如此成功的画家，他们分布在这块国度中繁荣的城市与海岸，描绘着阿姆斯特丹、哈勒姆和代尔夫特的迷人地域风情。玛莉特·韦斯特曼（Mariët Westermann），北欧文艺复兴及巴洛克艺术研究专家，荷兰艺术史研究专家，研究领域为人类学、艺术史方法论与艺术批评。研究专题涵盖17世纪荷兰绘画、早期现代艺术及新视觉研究，聚焦1600年-1800年荷兰殖民想象、波希与勃鲁盖尔、1500年-1700年荷兰风俗画及伦勃朗专题，以及“犹太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想象中的伊甸园”专题研究。17世纪的荷兰既有充满杨·斯滕的欢乐，也有雷斯达尔的幽暗云彩，还有天色暮光中倾圮的古堡，以及欢腾的溪水与北方风景的诗意。韦斯特曼将图像置于荷兰本土社会语境之中，解读同一时代荷兰的盛景与表征。
一、在“此”风生水起的汇聚：艺术史与人类学的交织与分歧
艺术人类学具有复杂的跨学科性，艺术史与人类学之间交织与分歧的缠结关系，在“此”领域风生水起地汇聚。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在《作为民族志学者的艺术家》中指出：“在当代艺术与艺术批评走向之中，出现了艺术史的人类学转向思潮。”
韦斯特曼的艺术史研究重视艺术人类学方法论，同时为艺术人类学贡献了其独特研究。她主编的《艺术人类学》文集具有前瞻意义，反映了当代艺术史的人类学转向思潮。本文集为克拉克会议成果，文集作者多来自艺术史家与人类学家，他们用各自的研究呈现风采各异的方法。艺术史家萨拉·史密斯（Sarah Brett Smith）研究巴马纳泥浆衣图案，并将之视作女性知识模型载体。人类学家霍华德·墨菲（Howard Morphy）采用现象学方法研究雍古人艺术，而兼具人类学家、考古及艺术史家的史蒂夫·博格特（Steve Bourget）采用考古学方法，研究图像在古代莫奇文化中的作用。乔纳森·海（Jonathan Hay）则采用结构人类学及社会交往理论来论述中国古典绘画。伊凯姆·奥柯耶（Ikem Stanley Okoye）提倡艺术史与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论，提倡人类学家不要止步于西欧与北美艺术研究。艺术史家珍妮特·贝罗（Janet Berlo）认为，无论是玛雅象形文字，还是印第安绘画，抑或纺织物上的性别史，均是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这些非西方史学均可进入艺术史与人类学实践的研究领域。
学者们通过田野与理论，呈现丰富的艺术人类学思想。人类学家盖尔（Alfred Gell）则强调艺术的能动性，他指出：“人类学家在分析作为自在客体的艺术品之时，也要将之视为‘人’。即把艺术品视为一个处于生产与流通系统中的社会能动物。”墨菲则主张对于艺术分析，不仅“需要像艺术史家关注艺术形式，也需要像人类学家一样关注艺术物质层面”。此外，人类学家尤其重视田野的意义。人类学家福斯特指出艺术人类学研究，关于非洲、前哥伦比亚地区、早期美洲及大洋洲艺术研究、伊斯兰及亚洲艺术研究颇为丰富，学者们经常前往实地进行田野调查并作出理论思考。人类学家安娜·格里姆肖（Anna Grimshaw）与雪莱·埃林顿（Shelly Errington）则提出多点田野方法，主张人类学文献与田野调查并重的观点。
克拉克会议文集具有特殊学科史意义，旨在探讨艺术史与人类学之间共融及差异关系。学者们从历史研究与文化研究视角，围绕艺术概念、艺术作品、跨文化中艺术定义及博物馆展示议题展开。韦斯特曼的导言“艺术史与人类学的对象”是一篇高屋建瓴的纵论，分析艺术史与人类学所面临的复杂研究对象。关于跨文化研究的交织与分歧的缠结关系议题，学者们从多重视野展开讨论。在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的《走向图像人类学》、弗朗西斯·派里兹（Francesco Pellizzi）的《信史的边缘：人类学与崇古主义》、苏珊娜•布利尔（Suzanne Blier）的《超越空间：视觉文化的多元方法》和莱姆·奥柯耶（Lkem Stanley Okoye）的《留恋亦或逃脱？》的研究中讨论了艺术史与人类学在视觉艺术史中互融与差异现象。加内特·伯乐（Janet Catherine Berlo）的《人类学与艺术史：北美土著艺术史概论》与露丝·菲利普斯（Ruth B.Phillips）《学科差异的价值：21世纪之初艺术史与人类学》研究艺术史与人类学的互动关系。人类学家菲利普斯从非洲艺术史到北美本土视觉文化研究，论证学科之间的生产性差异状态。人类学研究总是充满了鲜活的个案研究，学者们通过多点田野展开论证。大卫·弗瑞德伯格（David Freedberg）的《沃伯格的面具：一项偶像崇拜研究》、莎拉·斯密斯（Sarah Brett-Smith）的《女性知识》、乔纳·乔迅（Jonathan Hay）的《中国画的功能》、墨菲的《观看澳大利亚本土艺术》和斯蒂文·布尔热（Steve Bourget）的《莫希文化中图像》为关于地方性实践的田野成果。他们选取中国艺术、澳大利亚艺术、非洲艺术以及秘鲁艺术为田野，通过个案来观看问题实质。譬如珍妮特·贝罗（Janet Berlo）从部落文化区域划分着手，将美洲本土艺术置于局部地域及全球化流通中讨论，研究物品流通及动态模式。埃林顿的“后部落艺术”研究资本渗透到原住民艺术中的境遇。人类学家不仅关注部落艺术，同时还关注当代艺术。格里姆肖的《重分边界：艺术与人类学可视化》一文研究艺术“可视性”问题，格里姆肖还关注当代艺术，与英国当代艺术家合作研究艺术起源与文化。因此，艺术史学家与人类学家众声会聚，通过世界不同地域的个案研究，呈现了当代跨学科学者的艺术人类学思想及方法论图景。
二、荷兰绘画史“风景”：荷兰的黄金时代
17世纪的荷兰被人们称为荷兰的“黄金时代”。荷兰艺术史专家韦斯特曼采取典型的艺术人类学方法进入图像学研究，这是一种有别于潘诺夫斯基意义上的图像学方法。关于艺术史方法论可谓异彩纷呈，自17世纪末德国艺术史研究发端以来，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史研究产生于18世纪德国，并在19世纪逐渐形成其独立方法论。此后，艺术史学中相继出现了风格学、图像学、形式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文献考证及艺术考古等方法。韦斯特曼采用艺术人类学方法研究荷兰艺术图像，采用人类学整体观与视野，没有停留于艺术形式与风格本身，而是关注与艺术发生关联的艺术语境，研究艺术本体背后的社会文化语境，从荷兰17世纪社会语境中充分挖掘其文化与艺术。
韦斯特曼是大西洋两岸著名的荷兰艺术研究专家，著有系列荷兰艺术史研究。她熟知17世纪荷兰社会及代表艺术家，其专著《伦勃朗》细致地展示了伦勃朗艺术的魅力。专著《世俗的艺术：1585至1718年荷兰共和国》分析了荷兰艺术的世俗性，她在此研究中展开艺术广阔的议题。关于“荷兰共和国的绘画创作与销售”议题，她讨论了画家与创作的培养和艺术品销售、购买与收藏之间的纠缠关系。关于“文字与图像”的关系，她从“圣像破坏与享有特权的文字及配画”及“画家与文学艺术流派”两个方面来分析。韦斯特曼对绘画等级作出了讨论，分析了画家塞缪尔·霍赫斯特拉滕（Samuel Van Hoogstraten）的绘画类型层次。塞缪尔将历史画排在“第三即最高等级”，因历史画表现了“理性人物的高贵行为与意图”，而将“小场景”绘画列为第二等级，因这类绘画描写低等级的静物画。在卡列尔·曼德看来，肖像画则没有被列入上述几个类型，因这类绘画在捕摹生活时过于直接。面对现实主义绘画议题，她给出了现实主义画家的策略及绘画的选择，从艺术、科学与幻觉之间的关系，讨论虚拟实境的绘画是否是一种“逼真的真谛”。关于荷兰意识形态与初期民族身份议题，她从荷兰历史的碎片、荷兰风景、全球化之后的荷兰经济以及国内的道德经济层面论证。关于肖像画与个人及社会身份议题，她从性别、爱与地位、职业与市民身份、身份保护、肖像画的讽刺意味以及公共建筑层面展开分析。关于艺术的权威问题，她通过“表现自我”、“人物化的艺术”以及“可复制的个性：版画”专题展开。
韦斯特曼运用艺术人类学方法分层分析画面元素。譬如分析杨·斯藤的《命名宴》，她超越形式分析从多个层次进行图像分析。第一层次为图像形式分析，分析画面形式因素、用笔、明暗关系及场景布局。第二层次展开人类学图像内容分析，分析内容的内蕴含义。譬如从服装史角度分析人物服装，画面中婴儿服装呈现“过时”且搭配“绿帽子”，似乎与当时17世纪荷兰中产阶级的华丽光景不太吻合，这种不相称的服装安排意味深长。一群人围着产妇的聊天场景，仿佛充满了一种喜剧味道，这是否暗讽妻子的背叛与毫不知情的丈夫之间的一幕滑稽剧场。韦斯特曼在此作出初步结论，她进而考证“17世纪荷兰女性的交际生活的样貌”。[8]为了求证其观看画面的初步结论，她“从艺术史到社会史，再从物质文化到结构主义人类学。研读了关于16世纪荷兰民间文艺、通俗读物乃至分娩指南” 。她从多重论证的关系之中层层剥开并寻找画面的本质意义，得以确证这个私密空间中一个关于妻子与丈夫之间的秘密。此外，她采用结构主义人类学方法剖析了画面人物及若干意象，旨在揭开画面的隐喻所在。她因此形成她的观看结论，认为这正是一个以戏谑的方式表达一个滑稽的社会仪式，画家的真正意图或许正是为了表达一种理性社会的希冀第一届参议会，他们所期待“这个理想的社会与国度，将是一个真正的父为子负责的国度，是男性而非一群女性主宰一个空间的国度” 。韦斯特曼在这幅画中谨慎解开了画家的隐喻与社会愿望，显然她选取了一种艺术人类学方法的图像分析从而穿透了画面的形式而走到画面的深处。
韦斯特曼认为荷兰画家通过图像体现荷兰社会的表征隐喻。譬如她通过静物画来论证花束及瓶中花的隐喻。杨·布勒格尔一世（Jan Bruegel the Elder）的《小花束》，画家将不同时序开放的花朵插放在一个花瓶中争奇斗艳，尼德兰画家安布罗修斯·波斯基特（Ambrosius Bosschaert）的《瓶中花》也是如此。和《小花束》一样，不同时序开放花卉并置同一瓶中，画中远景为山野风景样貌，这类地理也并非荷兰本地风景样貌。画面上置放花瓶的石拱窗也并非荷兰常见样式，对于荷兰“花束”的隐喻，艺术史家常将此类静物画描述为新教之下的产物，认为拱窗与对称结构源自于基督教中对于圣家族的观照，矛盾的花卉与风景并置一景之中，仿佛寓意着上帝对于世界的创造力。此外，这种绽放的花卉寓意在北欧寒冷的冬天中，北欧人对于日常生活的一种富饶感。因此，这类绘画被艺术史家们讨论，仿佛是传统的宗教绘画到现实主义绘画之间的过渡时期，季节的矛盾寓意着宗教教义，而对于花卉果实及昆虫无比逼真的描摹则源自现实主义。
因此，韦斯特曼采取人类学方法，将作品置于17世纪的社会语境中观照。韦斯特曼将画家置于城市空间之中，关联政治、经济及宗教环境去想象与谈论，娓娓道来关于人物画、风景画、风俗画、圣经题材画以及神话题材画中的故事与丰富寓意。她讨论17世纪荷兰绘画中的现实主义与现代性，以及这一时期绘画与科学、市场和信仰之间的关系。此外，文本分别讨论蚀刻画、插图书与贸易之间的深刻关系，以及艺术与建筑之间的关系。文本还触及荷兰绘画艺术史诸多深度议题，譬如关于国家意识的提升与表达，关于以肖像画庆祝抑或检视个人，关于艺术家个体地位的变迁等。韦斯特曼在此解读了荷兰人物画、风景画及风俗画的新风貌，以及圣经与神话题材画的丰富内涵。韦斯特曼在荷兰文化寓意系统之中，揭开荷兰图像所隐含的深层寓意。
三、奢华的表征：伦勃朗时代荷兰室内装饰隐喻
荷兰拥有众多精美迷人的室内绘画，学者们往往将荷兰室内绘画纳入物质研究范畴。韦斯特曼也将伦勃朗时代荷兰室内装饰，置于荷兰物质文化语境之中并探究其背后深刻隐喻。她从丰富藏品出发，并通过个人藏画来解读其隐藏的深刻社会结构关系。她通过伦勃朗时代荷兰室内装饰隐喻大叙事，表述了荷兰那个时代一种奢华的表征系统。此外，马腾·博克（Marten Jan Bok）、维乐敏·福克（Willemijn Fock）、约翰·拉夫曼（John Loughman）、约翰·孟提亚斯（John Michael Montias）及埃里克·斯勒伊特尔（Eric Jan Sluijter）等学者也常采取物质文化研究方法研究荷兰日常用品。
17世纪荷兰室内绘画中，具有一种夸张的写实主义，明暗对比气氛与调子往往给受众一种奇异、浪漫与怀旧感觉。韦斯特曼在其专著《艺术与家居：伦勃朗时代的荷兰室内装饰》中，通过室内装饰视觉系统进入伦勃朗时代审美分析大叙事。韦斯特曼作为策展人，她曾成功为丹佛与纽瓦克博物馆策展，《艺术与家居：伦勃朗时代的荷兰室内装饰》便是此次精彩的展览学术文献。韦斯特曼首先将荷兰室内装饰相关文论作为理解此次展览的语境，然后依次分词条目录展开观看次序。她意图将与展览主题相关的学术文献作为导引与理解语境，分别展开荷兰室内装饰及绘画之间关系。韦斯特曼的文章《奢华、奇异与愉悦之家：在荷兰共和国营造家》深度体现了其思想。此外，学者维乐敏·福克（C.Willemijn Fock）的文章《表象亦或写实？17世纪荷兰风俗画中的室内装饰》、埃里克·杨·斯勒伊特尔（Eric Jan Sluijter）的《极尽全力的豪华装饰：两个奢华装饰中的绘画个案》和佩里·查普曼（H.Perry Chapman）的《家与私密的敞开》紧紧围绕室内装饰，并对室内装饰的层次隐喻进行深刻解读。文献还通过“城市之家”、“家的基石：婚姻与家庭”、“家庭角色”、“精致：私人追求与社会礼仪”这四个专题来呈现室内装饰与家乃至社会的亲密关系。文献最后以“17世纪室内陈设的重构”整体呈现学者们关于荷兰室内装饰的当代观看与解释。他们采用物质文化研究方法，论述17世纪室内装饰的物件及物质陈设实践。韦斯特曼采取不同寻常的研究材料，关注20世纪50年代具有特殊意义的广告，还收录了具有史料价值的150幅图片，包括肖像、装饰品及相关主题文章。她采取比较研究方法，通过心理及文化功能方法分析17世纪的荷兰，将荷兰17世纪风俗画与肖像画中室内陈设物件与当代消费主义倾向风格摄影进行对比诠释。佩里·查普曼则通过将过去风俗画中的静态场景与20世纪中叶电视动态场景并置，通过图像所关联的日常家庭生活以激起人们日常身体经验，鲜活地再现与回味17世纪荷兰绘画意味。韦斯特曼和查普曼不约而同在此表达他们共同的观点，通过比较17世纪荷兰室内装饰符号与今日大众文化中图像符号的内涵差异，他们认为17世纪荷兰图像与当代大众文化中广告及电视影像，在文化功能之间存在一条宽阔的文化断裂与鸿沟。此外，他们尤其关注风俗画中饶有趣味的布景含义，韦斯特曼在分析室内空间问题时指出，风俗画中空间分割是由不同活动区域来进行区分的。此外，她认为风俗画中的空间由女性主导，而肖像画中的空间却存在男性主导的有趣现象。
韦斯特曼通过观看荷兰室内风俗画，譬如彼得·霍赫（Pieter de Hooch）多描绘中产阶级的精致生活，呈现优雅日常及歌颂家庭生活美好。他通过画面细节元素来传达中产阶级的上升与喜悦，描绘透过窗棂的阳光、温馨的中庭以及明净的室内光景。譬如其作品《女主人与女佣》描绘了一幅作为中产阶级的女主人正在吩咐女佣备餐的场景。整个画面透出宁静闲适的气氛，画家采用灰色与白色调制而成的冷色调，这亦是北欧画派所钟爱的调子。在这种色调及光线之中，人物更容易显得活泼生动。在光影交错空间之中，分明展现了一幅中产阶级日常生活场景。因此，在韦斯特曼的观看系统里，荷兰室内装饰系统表征并反映出此时期荷兰中产阶级家庭，表征出荷兰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繁荣自由状态。因此，在她这里，显然奢华的荷兰室内装饰作为一种表征系统，映射出荷兰隐藏的复杂社会结构关系与系统。
四、隐藏的戏剧性：杨·斯藤图像学分析
韦斯特曼将“艺术”定义为“美学不限于西方标准之下的审美，即康德意义上的无功力并具有普遍性的审美，审美还应内蕴丰富的文化内涵及视觉属性”。韦斯特曼这种将审美与其存在的社会文化相关联的艺术观，正是一种区别于西方社会的非西方艺术观。她的艺术史研究充满了人类学意味，其对于艺术定义也是如此。正是在这种宽阔的艺术观之下，她将这种艺术观结合文化社会语境，对风俗画代表杨·斯藤（Jan Steen）的绘画进行其独到的解释。
在17世纪的荷兰，杨·斯滕和维米尔以及伦勃朗同为伟大杰出的画家。因维米尔与伦勃朗的肃穆风格吸引了更多研究者目光，而杨·斯藤幽默画研究者则较之冷清。维米尔的风俗画充满了静谧祥和，而杨·斯藤的风俗画则充满了诙谐幽默，二者代表了荷兰两类风俗画。杨·斯藤的调子不同于伦勃朗的荷兰精神，也不同于雷斯达尔（Jacob van Ruisdael）笔下那些多节而且饱经风霜的树木风景。韦斯特曼通过散布在各领域中零散的材料，以及那些容易被研究者忽略的文化历史边角材料，共同探究杨·斯藤绘画中的幽默性，她的方法可谓机智且充满历史语境主义的人类学意味。
韦斯特曼认为他的画中表达了一个17世纪欢乐的荷兰，常采用一种诙谐手法表现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和场景。韦斯特曼的《杨·斯滕的幽默：17世纪漫画》则专论其漫画作品，这是一本意义特别的研究。杨·斯藤在他的时代以幽默画闻名，实际他的画作中也体现了诸多历史与圣经题材，韦斯特曼认为不能片面将其理解为幽默画家。她参照那个时代荷兰本土文学及戏剧资料，将漫画的幽默性关联社会语境作出明确的文化解读。她将画作与文学及戏剧对比研究，通过荷兰本土笑话书、滑稽剧、节日歌曲、喜剧、诙谐俚语及严肃文学中的妙言锦句，去发现荷兰文化观念之上的“喜剧性”。通过这些表面似乎互不相连的材料，去找寻深层暗喻从而揭示所隐藏表征中的幽默意味。韦斯特曼认为杨·斯藤的幽默性集中体现在主题选择上，通过选择主题内涵来体现其幽默本质，主题多为孩子教育、求婚、婚姻、家务以及其他日常琐事。
荷兰学者埃迪·德容（Eddy de Jongh）侧重将图像置于历史语境之中，并与其他文化现象关联解释。韦斯特曼深谙故乡荷兰民间传统和本土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她发扬了埃迪·德容的图像学方法。譬如韦斯特曼分析了杨·斯藤的“相思的少女”系列，这是斯藤独创的一种主题。正如图像的表征是神秘而动人的，而韦斯特曼的图像分析也在神秘的时间中不断敞开讨论。
结语
图像就像一扇敞开的门，关于图像的隐喻解释永远是迷人的，等待不同时代观者的观看与解读。艺术史学家对于图像学方法往往各有侧重，贡布里希侧重图像套式的重现，潘诺夫斯基侧重从图像解读时代精神，埃迪·德容侧重将图像置于历史语境之中与文化现象关联解释，而韦斯特曼则深谙故乡荷兰民间传统和本土文学，因此她以一种不同于以往欧洲视角的艺术史研究方法，即采用艺术人类学方法进入图像学研究,从社会语境中充分理解荷兰文化与艺术，并尝试揭示出17世纪荷兰图像中的现实主义与现代性。韦斯特曼通过对17世纪荷兰图像与民俗档案以及荷兰室内物质文化隐喻的深入研究，不仅阐释了那个时代装饰符号的表征系统，而且展开了一幅明晰且动人的荷兰文化图景，最终通过寻找图像与荷兰市民生活之间的层层关联，呈现出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的“风景”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