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直播的民族志书写 ——一种信息传输由微信而及快手的文化转型人类学
作者：赵旭东 发表刊物：《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2期
摘要
在一个互联网所支撑起来的新时代里，人类学遭遇到了一种视频直播的民族志书写，它是一种信息传输由微信而及快手的文化转型人类学的新发展。这种视频直播的民族志书写，它是基于一个大众刷屏时代的视频文化的表达而得以成型。它可能预示着从之前微信民族志到快手民族志的方向性新转变，即由图文信息传输而到实时动态的影像信息的传播。这里也无形之中映射出了民族志作为表象的一种集合，是哲学家叔本华意义上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当下再现。因此，人类学有必要去重新认识一种“虚拟的真实”的存在。而这样的民族志书写的新发展，也无形之中预示着人的社会存在理想的“在一起，不一样”的真实可能。
关键词
视频直播 大众刷屏 民族志 文化转型 在一起
作者简介
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员；重庆文理学院非遗中心兼职教授，周口师范学院特聘教授
众人应该清醒的是，当下世界的一个突出文化特征就在于变，一切都变，变化在即，谁也无法真正可以去阻挡此一变化的发生，更无法预测这种带有复杂性变化的真正未来，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恰在今日高速发展的中国表现愈发得突出。很显然，而且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种变化的方向不再是原来那种传统时代由上而下精英以及中心主导的模式改变，而是反方向由下而上带有底层普通民众直接参与的一种颠覆性意义改变，从数年之前开始的基于微信朋友圈图文语音信息传输到了当下“快手”等视频直播智能自媒体信息更广、更快、更多样的传输，不仅网民的生活态度在发生着转变，而且它也在激发着人类学家的民族志书写在随之发生着一种改变，其变化之快，令曾经悠闲于异文化田野之中的人类学家难于真正能够去应付自如，这可谓是一种在中国社会场域中异常活跃的由下而上的转变，它基于便捷的人的位置移动性和相互信息的联通性，特别是基于互联网信息传输的移动性和联通性而发生。
一个大众刷屏时代视频文化的表达
今天在中国社会中所面临的一个急剧变迁的语境便是由文字、声音、图片而至视频直播上在信息传输媒介途径上的改变，随之而带来的则是人们彼此交流方式上的一种大转变，即从静态二维而向多维动态、从延迟到即时以及从面对面到虚拟互动等维度的大扭转。由此，人们的社会生活也就不再可能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意义上的静态稳固的不变了，它们也是在被不断搅动着的、异动着的以及碎片化了的爆炸式海量信息所推动着而进入到了一种日常生活动态化的生活安排之中去。
此时，对于人类学家而言，真正需要他们去思考的，可能仍旧还是人的需求及其口味转变的问题。由此，面对生活世界之中多种需求诱发的场景，一种最为一般性的文化需求理论，比如马林诺夫斯基一派的结构功能论传统，自然就会转化成为一种极其特殊性适应当今时代发展的新需求冲突的理论，由此似乎在极大范围的网络人群之中由内而外地出现了一种对于虚拟存在的新鲜事物、奇异生活以及迷幻文化图景的一种过度性的要求、超自然的需求以及意欲获得的自我苛求，恰因为如此，一种新的文化需求理论便有了一种新的市场和新的发展空间。因此，可以看作自媒体世界1.0版的图文传输的微信民族志时代，必然就会被一种更新的、更靠后出现的基于视频直播民族志的一个时代所取代，由此可以将后者看成是网络虚拟民族志书写的2.0版，在这种取代的背后必然会有着一种基本逻辑的存在，那就是由于信息传输技术本身超越性的更新换代所带来的一种廉价运营而激发着人们日益会朝着一种追求自我呈现的信息逼真的视频传输的效果上去努力，乃至有一种为了一种虚拟的逼真而不懈要去追求于极度超逼真效果的倾向，在这方面，基于日本御宅族的“真人秀”（cosplay）的表演无疑是极为逼真的，但它却一定也是最为虚拟的，在它把这种虚拟的逼真真正运用到了真实的生活场景中，彻底做了一种替代真实的表演，那它就必然成为是一种“超逼真”了，即虚拟的真实变成是一种真正的真实了。这样去做的时间久了，它在人们的生活之中，特别是在更为年轻一代人的生活之中，无法取代的由对虚拟的膜拜而转为使虚拟变得更为逼真，即比自己所熟悉的周边人的真实还更为真实的一种逼真，这就是一种真正的超逼真了。与此同时，一种图文传输和视频直播直接将人的内心世界所思所想予以了一种外在化，即由一种原本最初的内心需求而出现的多种可选择需求的存在冲突，最后达至了一种文化意义需求上的更高诉求，这样一种由“一”而及“多”的文化需求演进的路线，已经在人工智能下的互联网时代里变得日益明朗化了。
更为重要的是，这里还确确实实地隐含着一种价值的改变。要知道，视频直播的最大特征便是最为直接地将一种个人娱乐和他们的生计之间关联在了一起，即时强化的视频动态的实时刺激，无形之中激发了人们寻求即时虚拟在场的一种自我呈现。在一个瞬间呈现的短视频之中，人们实现了一种自我呈现和表演的娱乐价值，同时也将一种新的打赏方式和带货方式，即生计或收入方面的关键线索，引入到了跟视频直播有连带关系的相互联动之中来。通过一种无所不连并且模糊性的纽带链接，而将一种看起来有所分野的公共与私人的生活由点、线、面的方式而相互地都连接或粘连在了一起。一种真实生活场景之中街头摆摊卖艺方式经过一种视频的转换而成功挪移、替代和转换，成为了一种借视频直播这一媒介平台而有的新表达方式，让生活的整体性再一次通过视频直播的超逼真呈现而虚拟化地得到了实现，并真实地存在在那里，影响着人们的各类行动的反应，特别是底层或基层民众的直播参与。由此也调动了一种真正直观的文化整体性的存在和虚拟在场，破除了基于一种现代文化理性的分离技术而造就的种种令人不适的文化疏离感。
由此，曾经可能完全是被抽离出来的文化要素，又随之复归到了一种整体性的文化之中去，这里所谓文化整体性，就是指一种文化和生活诸多方面的连接以及相互性的渗透。但在进入现代之后，一种现代性的追求，使得这些要素通过一种分离技术的抽离路径而被一一地分离、疏离以及隔离开来。而这里的所谓抽离，具体而言，就是分门别类做一种秩序安排，而这里能够真正做到秩序安排上的分门别类，其所依赖的便是一种分离技术，由此表演和生计分离、演员和行乞分离、文化和奖赏分离，诸如此类，可以例举更多的分离出来，由此人成为是一种纯粹的孤立的表演者，或者是从社会文化语境之中抽离出来的自说自话的独角，而被层层抽离出来的这个独角，又借助一种文化再生产场域的荣誉赋予的象征资本获取的方式而将其自身推到了一种至高的位置上去，但由此，其生计变成要么是一种特权的供奉，要么就是一种穷困潦倒的无奈，因为前者无需考虑生计的问题，而后者则因为没有考虑到生计的问题而变得极为落魄和无奈了。
很显然，所有的这些，甚至是一切的一切，在一个大众刷屏的视频直播的时代里，都会因此而一一得到一种改变，人也因此而又回归到了一种完整而非抽离呈现自我的作为整体人的时代，即所谓演员同时又是一个卖艺者，表演同时是一个博得人们一笑或一哭者，并因此一打动人心的表演而受到“赏赐”者，生计、生活以及奖赏，这些人所活着的基本构成要素，相互之间便融为了一体，彼此可以互依互赖。文化因此而成为了生活之中可以用来交换的资源以及引发这种交换成为可能的诱导性线索。人类最初的生活，当有一种交流的欲望之时，又何尝不是这样去思考和行为着的呢？
在此时，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一种所谓的虚拟民族志并非真正虚拟，因为是一种超逼真，它可能会变得比真实还要真实。虚拟是一种现实本身，只是以媒介来代替一种真实生活，因此可以说，“真人秀”在这里恰恰意味着一种虚拟的真实，一种所谓超真实的超逼真的存在。
从微信民族志到快手民族志
之前我们曾经专门讨论过“微信民族志”的书写问题，面对当下视频直播时代的到来，实在有必要去推出“快手民族志”这样的一个概念。实际上，应该清楚，概念就是聚拢大家的思考和对这个时代所发生一切的一种类别化描摹，是人们思想的武器，这反过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个时代的一种新理解。显然，民族志方法是早期人类学家发明出来用以记录对现代人而言极为陌生的作为异文化而存在的原始民族生活的一种书写方式，今天它可以被转用来去描述可能恰恰就在我们身边发生并存在着的但对很多人而言似乎已经一样是极为陌生和遥远的生活，作为视频直播的“快手”自媒体平台，便可算是其中的一种。凡是基于快手视频的民族志书写，我们都可以将其称之为“快手民族志”一类，以至于其他的视频直播平台也都可以如此来去命名，因为这些新型视频传输的自媒体平台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们和人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和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联系在了一起。
归根到底，人类学是一种记录的方法，也是一种媒介传达的方式，即把真实发生的东西记录下来，以一种别人所能理解的方式呈现给别人，告诉别人：这个时代还有跟你自己的生活有所不一样的方式、途径和作为。因此，我们说文化就是一种表达，通过人类学的书写把它表达出来，借助快手这种新的视频直播的手段而书写的“快手民族志”一样可以呈现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甚至是我们所不熟悉或者陌生的文化表达空间。
在快手的用户之中，很多人的生命实际上是跟快手直播的这个自媒体平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人们会在快手上表现自己，在快手上与其他的人产生互动，变成有众多粉丝的新网红之类，这些人的成长史，实际上也可以说就是绑定了“快手”之后的生命史。我们曾经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即在快手虚拟空间中有一个注册名字叫“悦姐”的快手用户，这个悦姐从一开始对于快手的全无所知，后来由于家里小孩子生病，而丈夫负债无法再过以前悠闲的生活，她从最初的QQ、微信，一直追到了“快手”和“拼多多”，她和一个在义乌弹吉他的人合作经营，弹吉他的那个快手红人，竟然通过快手平台一个月里就卖出了35万件羊毛衫，她也因此而觉醒，知道了视频直播的厉害，毅然决然选择了快手直播平台，并逐渐借助快手以及其他诸多直播平台而使自己的财富以及家庭命运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变，这是一个最为典型的社会中普通女子通过快手去创业而改变生计、生活和生命轨迹的范例，最后，她从一个只在家庭之中专门负责照料孩子的女性转而成为了在义乌创建了一个以创业者汇聚为目的的据说有五千人天天都玩直播的“快手村”——北下朱村——的创业发起人，这个过程代表着我们开始进入依靠个人手机刷屏来创造真实生活的一个最为鲜活的案例。在此意义上，快手记录的不仅是一个人的成长，它更反映出了互联网时代一个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从改革开放到互网络时代，我们更需要像悦姐这样的一系列案例来去支撑起“快手民族志”这个概念的快速成长，由此而形成的更为诸多虚拟民族志，它的内容必然是最为丰富和最为体现一种民族志的当下性的，甚至也可以说是代表中国乡村的一种未来的。
此时，我们完全可以将“快手民族志”看成是一种大众高频时代视频文化的表达。现在，据称快手的日活跃用户（DAU）已经超过了两亿，而且，这个数字也是在不断变化或者说日益增加之中的。基于这样一个大数据的统计，它将在未来会带来究竟是哪些社会发展的新能量？文化将会因此而改变什么？我觉得所有这些新问题，都是很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一种新的自媒体时代社会与文化的大问题。在这方面，如果人类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诸学科再不去行动起来，真正关注一下同样是在手中一直刷屏参与到这个世界中来的当下亿万人群，还仍旧是在原来那些既定概念框架之下去做一种陈旧的思考，那这些学科或早或晚都会因为跟不上一个时代的步伐而自我消亡掉，因为如果所有的人都开始可以去自由呈现一种自我和书写这一秒正在发生的生活了，我们人类学的民族志的书写该在哪里去寻找一种自我存在的空间，我们所谓的异文化，所谓的“高贵的野蛮人”，它们或他们究竟又是在哪里呢？
现在，当视频可以智能化地通过一种网络直播出现之后，即处在一个大众刷屏的高频时代之中，信息传输之迅速、便捷和廉价，实际上已经很难再找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古典人类学所谓的纯粹“原始社会”的生活了，甚至不无遗憾地表白，这个“原始”的概念只能是一种人类学旧有的发明而已，它们已经全部快速的进入到了历史、博物馆以及数码化的生活之中，甚至这样的一种曾经令人着迷的“原始性”，或许可能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它们从来都是我们一样与时俱进地发展着的，比如现在如果到了贵州黎平侗族村寨盖宝村那里，人们就会发现，有一个作为贫困村的当地人已经在用快手开始直播弹唱了，当地人注册了“侗家七仙女@贵州盖宝村”这个快手用户后，通过网络打赏的方式，每天她们因此还有了一些不菲的收入。由此，她们的世界也不再是一种传统、原始意义上的逃避和隐藏，更不是跟外部世界的对立，那样一种所谓的“原始性”，我们再也看不到了，而是转而成为了受到网络注意和被网民特别去予以关注的一个侗族村落了，它成为了现代里的现代或分分秒秒里的当下。这里的理论意义在我看来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原来的理论，很多是建立在那些边缘少数民族的山地逃避和隐藏的观念基础之上，似乎底层的民众天生地就有一种逃避国家和外部力量的监督和控制的倾向一般，但实际上，一旦信息传输的媒介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选择性增加了，文化的价值也就会发生改变，当然，如何受到外界的注意和关注的方式也都会随之而发生改变。在这一点上，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费尽心力隐含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中的那套逻辑，应该重新受到当下人生活实践的质疑，似乎那些遁入山林之人，都有一种本意上要去逃避国家管控和外部注视的“本能”，但今天，面对中国当下在视频直播领域发生的现实，这种吸引到很多人，特别是山地民族研究者注目乃至膜拜的斯科特的理论，可能就日益变得少有什么真正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了。
因此，在民族志研究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要重新去关注于现实本身，也就是要关注于正在活着的当下人他们真正的所思、所想和所为，只有他们可以被看见的“活法”，才可能是我们真实感受到并进而能够获得一种文化理解的基础，这恐怕也是人类学家从事田野研究的益处所在，也是这种方法有效而非其他旁枝做法可以真正能够取代的原由所在。也就是通过一种当下人生活的民族志的撰述，才真正能够让我们经常会实时在场地看到一些最新发生的东西，这些新东西恐怕也便是最能启动我们去思考的一些东西。
民族志作为表象的集合
关于这一点，可以先从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年）所写的一本书说起。这本书1818年出了第一版，在当时此书的出版可能是太过超前，没有什么人去买，也没有人会真正去读。为此叔本华坚持在1844年出了第二版，第二版之后才渐渐使他成名，在欧洲近现代哲学中的地位更因此而大为提升，影响到了像尼采这样的大哲学家的关注。数年前在我们在讨论“微信民族志”这一主题时，就发现了此书和现当代生活的联系，同时也就在细心去研读这本书，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来，我认为这本书的思想之新奇整整可以说是超前了我们有两个世纪之久。
叔本华这本书就叫《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书的题目中，关键是“表象”这个词汇，那些曾经只活在一种面对面交流，或者甚至像电视电话仅仅是作为真实生活的一部分而实现与外界连接和沟通的时代里，我们无法真正感受到所谓一种虚幻表象的真实存在，更无法体会到人的意志基于表象而有的各种表达和追求，但在我看来，今天这个时代里，才真正算是一种叔本华意义上的那个“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大约过去人想吃上一个馒头，得亲自到店里去看、去买、去挑选，甚至还有自己发面蒸馒头的，因为这才是那时所谓的真实生活本身，但现在，要想吃馒头了，手机APP一搜索，微信公众号一关注，各处涌来的信息中，图、文、视频方面，可能就同时出现有千百种的馒头的照片或者视频图像，这些图像动态性滚动地显示在了不到手掌一半大小的手机屏幕上，只要刷屏者按键选择，随后电子扫描二维码付款，然后再通过快递即可收到自己想吃的馒头了。而且，何止又是馒头呢？曾经我们要去现场购买的千千万万的商品，都在被这种新的虚拟挑选和选择的方式所替代了。那我们需要去追问的是这替代背后的转变究竟又是什么呢？实际上，这根本而言就是从一种真实的物的接触到虚拟的视觉表象的感知上的一种转变，换言之，世界一下子成为了叔本华二百年前就预言的真实发生的“作为表象而存在的世界”了。
因此我们今天显然可以说，哲学家叔本华二百年前的作品，在今天得到了一种招魂术般的回应，这又不能不令当下实际的研究者发自内心的慨叹，历史恐怕并非那么笔直向前，有时它可能是会回返转圈地去怀念故旧的。或许，在1818那一年，德国这位哲学家叔本华撰写了厚如砖头的这一本书并不为人所真正的理解，而完全接纳他的思想更是不可能的，但最终，随着时代向前一步步地推演更替，理解他的人开始变多了，他本人也因此书而赢得了划时代哲学家的美誉，这可能就是一种思想深刻历久弥新之后对于人类未来价值的意义所在。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的开篇叔本华似乎是在叙说当下的时代，因为他是这样写到的：
“世界是我的表象”：这是一个真理，是对于任何一个生活着和认识着的生物都有效的真理；不过只有人能够将它纳入反省的，抽象的意识罢了。并且，要是认真的这样做了，那么，在他那儿就出现了哲学的思考。于是，他就会清楚而确切地明白，他不认识什么太阳，什么地球，而永远只是眼睛，是眼睛看见太阳；永远只是手，是手感触着地球，就会明白围绕着他的这世界知识作为表象而存在着的；也就是说这世界的存在完全只是就它对一个其他事物的，一个进行“表象者”的关系来说的。这个进行“表象者”就是人自己。如果有一真理可以先验地说将出来，那就是这一真理了；因为这真理就是一切可能的、可想得到的经验所具的那一形式的陈述。
实际上，这一段话的根本就在于“世界是我的表象”这一句的判断。或者也可以说，叔本华开篇的这一句话从根本上整个就把原来讲客观与主观分立的哲学给一一颠覆掉了。一般人都可能会认为，似乎世界就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才对，但叔本华把这个给彻底否定了，在他看来，凡是一切都“永远只是……眼睛看见……”罢了，而这看见，本质上或者发生学意义上，它又不过是一种表象的存在而已。
或许如果真正懂得这套哲学背后的认识论逻辑，这个话也就不再那么抽象了。在这一点上，哲学家并不像人类学家那么强调“浓描”，哲学家一定是要把这繁琐浓郁的东西给彻底的挤干掉，不让它拖泥带水，把概念性的、思想性的以及灵光乍现的东西真正抽离出来，成为某种引导性的观念。所以，反过来，人类学家要去读哲学书，那就要添枝加叶地把它放开来读，从薄读到厚，读出其中浓厚的民族志味道出来。通过哲学家的对这个世界的深度思考，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那些所谓的真实，都必然是要通过我们的眼睛去看才能真正形成和出现的，即都属于是一种视知觉意义上的效应而已，在这一点上，“盲人摸象”的寓言根本上是建立在视知觉唯一的认识论基础之上的，因为似乎只有眼睛的视知觉才能够看到整体，其他感官只能是感受到一些局部而已，视觉因此凌驾于其他所有感官而存在。显然，如果一个人没有了双眼，也便没有了视觉，因而对于盲人而言，作为表象而存在的馒头便是不存在的，实际上在一个表象的世界之中，除了表象之外，可能什么也又都是不存在的。
因此，对于一个由大众刷屏去看视频直播时代的来临而言，它可能是非常真实的，是真实的直接映射，但有如前文所述，它确确实实又是极度虚拟的存在。网上快速呈现并持续滚动的那些视频直播，有谁会否认它不是真实的在发挥效应呢？但视频呈现本身从媒介的意义上而言却又无疑是虚拟的，因为它不是纸媒或口语声音的媒体，它们都不过是虚拟信息的一种传输而已，这是通过互联网的快速传输技术而生成的，根本上而言就是一种虚拟性的表征传入了人脑之后成为心理表征，随后又会从人脑之中传递出来成为了一种公共表征而已，这可谓是一个虚拟真实的表征循环链条的展开与持续，这些“虚拟的真实”，又再一次验证了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本书于今天网络世界而言的意义重大。因此在这里，之所以引述到了叔本华这本书，并乐于推荐大家去读这本书，根本上是考虑到这本二百年前的书和二百年以后今天的现实语境之间的密切关联性，如果想开展有关于虚拟世界这方面的研究，想研究大众刷屏时代的民族志书写，这的确就是很有现实意义且也很有时代价值的一本并非那么深奥的书了。
在这方面，至少可以说，叔本华比我们现代人早了二百多年认识到了人和表象之间的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就是他所谓的“世界是我们的表象”，而别的也便再无其他。言外之意，如果转用到对民族志的理解上，对于民族志的根本而言，我们的民族志也就是我们的表象的一种集合，即指那些符号、象征以及图表之类，不过它们都属于是我们在田野之中用双眼所看到的那些图景的一种表象化事物而已，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而人类学家则凭借一种设身处地的田野工作，能够跟他人进行一种交流的根基也恰是在于，我们显然是这些表象的搜集者、制造者以及传播者。
显而易见，这种见解如果能够转用到当下对世界意义的解释上，恐怕是最为适恰不过的，同时用在对互联网世界的对我们生活的诸多影响和关系的解释上，也必然是极为重要和最为贴近的。在这方面，可能很清楚而又很明确的一点就是，民族志在于记录。而语言、声音和图像都不过是用来记录的工具和媒介而已，它们之所以存在的目的，仅在于达至一种理解和沟通。而民族志则是人们生活的一种自觉和升华，是在表达方式上的一种独特理解。它根本就在于“看见”本身，或用人类学术语的表达便是“参与观察”，即在能够亲身参与当中去看见，并感受到所发生的一切，最后能够落实于一种文字、图片和视频媒介的表达之上。
重新认识“虚拟的真实”
这里论及“虚拟的真实”，它实际上是跟一种可以实现虚拟真实的虚拟技术的发展之间是密切地关联在一起的。之前会有很多人都不会喜欢，当然也不会有意地去学习和熟悉这些技术本身的热情，但是今天我们自己就日益会发现，它现在已经不单纯是技术本身的问题了，而是已经完全在试图去模拟，甚至要超逼真地去呈现人的生活现实境况，甚至把生活放到另一个虚拟而无真正边界可言的平台上来对曾经有过的现实生活去加以一种取代，这可谓是很有意思的一种角度转变，对人类未来，这自然将会起到一种重塑生活现实本身的作用。
正如我们所强调指出过的，叔本华很早便已经认识到的所谓“世界是我们的表象”的哲学观念，如果能转而用到今天来去描述网络世界里的生活恐怕是最为适恰不过的了。过去，我们都笼统地管这种思考叫“唯心主义”，如果是这样，现在恐怕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某种的唯心主义了，因为人们日益更多地活在了一种并非物质基础的虚拟的真实里，从人们所接收到的信息到传递出去的信息而言，它们全部都可谓是虚拟性的存在，可谓是一种逼真或者超逼真，而这里要知道，一切的逼真和超逼真，实际上都不过是一种表象意义的存在，是需要由着人心去感知和想象的一种虚拟表象的存在。现在看来，实际上唯心主义的思考也并不都是那么不可理喻的，很多时候，观念虚幻的唯心倒变成是一种最为真实了，它因此成为一种所谓的“超逼真”，因为毕竟，人们这样去想、去感知、去理解，无形之中却给人带来了知识、干劲和希望，带来很多彼此之间可以去进行一种沟通的方式，它这样去做的时候，反过来又转换成物质性的了，这应该就是所谓叔本华意义上的民族志表象的存在、归并与集合了。
言外之意，我们的民族志也就是我们表象的一种汇聚之集合，是我们眼中所看到的那些形象的表象或表征而已，人作为人，这种表象的基础是不可随意地去去除掉的。人类学家所做的田野调查，如果细细追究起来，能够制造出一种“民族志权威”的根本，不就是要用二维平面书写的方式来去呈现给大家看，由此看到马林诺夫斯基所撰述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里面人们吃饭时的用具是什么，住的茅草房又是什么样的，人们在生活中相互是怎样进行一种交易的，这些都让人感觉到了一种视觉表象从远距离之处传输到了人们阅读的书本上的一种最为奇妙的转换。由此可以看出，民族志学者所观察到的，跟视频直播里的这些东西其实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超不出二百年前叔本华所谓“世界是我们的表象”这一点，只是说视频直播者在去呈现视频之时往往都是无意识的，而我们的研究者却必然要有意识的去把这些东西变成一种道理和学说来说出来，这个就属于是一种人类学这门学科本身存在的价值了。
因此，“虚拟的真实”，这种见解用在对当下互联网世界的解释、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和相互关系的解释上也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原来的概念，大多都是建立在一种主客观对立的基础之上的，但实际上今天主客观的世界不再是相互分裂开来的，而是相互融合以及相互影响的。因此，假设原来有一个真实的客观世界存在，现在则必然多出来一个实时发挥作用的互联网虚拟世界的存在，其物质的基础似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它的存在效应却是一种“虚拟的真实”，甚至它要比一个真实看得见、够得着以及可触摸的世界还要真实可靠，如果世界的情形是这样的，我们就需要去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的存在价值，它真正体现出来一种主客观相互影响而最终归于了一种主观世界的存在。
正如我们所一再强调指出的，人类学民族志的核心就在于记录，但如果记录的方式改变了，从用纸笔到用电脑键盘，到手触屏幕，再到用视频直播的记录手段，那这种变化或改变，它一定会反过来促进这个学科之中带有一种最为根本性东西的更替，这里就包括其中的语言、图像以及视频之类，根本都是用来记录的一种工具或媒介，而记录的目的似乎也没有改变，它们都只在于能够达至一种更好、更清晰、更便捷以及更为真实的人的沟通和理解。如果去细想一下，过去的人类学家写了那么多民族志的书籍，其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根本不就是要让其他的人，其他不在另一个文化现场之人，去更为清晰准确地了解另外一个文化的存在，并最终实现在多元文化之间的沟通，便于大家在差异性的存在之中达成一种相互性的理解和互通有无。
民族志是对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理解途径，是通过“写文化”的方式来实现的，它的价值也必然会体现在如最新出现的“快手”这样的视频直播平台或技术的对人本身的理解上，因为这里有着一种最为根本性的共同性，那就是在于一种“异”的“被看见”，是观看者对于自己所不熟悉的人物、场景和事件的一种私人订制式的参与观察，是在一种虚拟的真实之中的观看和自我理解。很显然，在此一点上，古典人类学家的自我呈现的表达便是参与观察，在一种只身奔赴田野的亲身参与中去看见并感受到周遭所发生的一切。这一点也无形之中跟快手这样的短视频直播之间就不谋而合了。实际上在过去，我们做田野调查费了那么多的人力和物力，其最为初始的目的不就是要去准确地记录下这些东西的真实存在？但现在可以有免费提供的，随时可以方便复制、提取和编辑的，每天差不多有两亿多人去呈现其生活本真自我表达的这些真实的资料本身，那在未来究竟怎么去处理这些资料，怎么样来使用这些资料去思考，也就是理解个人、社会与文化的方法和途径的问题，而所有这些，都在无形地刺激着人类学家要去重新转换一下思路，构建一种新的书写范式，产生更新的涵盖性概念出来。
在这一点上，从一种田野民族志时代的“参与观察”到大众刷屏时代的“被看见”，这里蕴含着一种巨大的思考路径的转变。原来我们可能只去谈参与观察，要到实地去考察“他者”的生活，现在像“快手直播”这样的新传播媒介已经在帮你实时呈现了当地人具体而微的生活或它的某一个方面，这时你不仅要去参与到对虚拟真实的世界的观察之中去，还要去理解，去研究你通过此一新媒介所看见的“他者”的生活世界。在人的双眼视知觉基础上，一种所谓的“被看见”，便是通过各种的视频设备，而我们，作为研究在社会与文化脉络之中生活的人的人类学家，有着对于新涌现出来的一个日益成长之中的虚拟真实世界的兴趣，借“他者”的双眼所实现的是一种“去看见”，同时也是去感受，还是去想象。这里，所谓的“看见”，便是各种的视频媒介借人的双眼的看到并被表达出来，根本的基础就是在于人的双眼的视知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说，由于信息媒介的转变，由于从一种“参与观察”到“被看见”的转变，而全部这些变化都深度意味着人类学在田野方法、资料搜集和文化书写上的一个重大转型，甚至可以说同步折射出来在文化意义和价值上的一种重大转型，它不再是一种20世纪80年代的一种空谈的文化热，而将是体现在人们最为平常生活之中的文化价值的改变和实践。
在这一点上，快手视频直播便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这种转型的一个范例。对于快手视频而言，它的基础是大众的，时代因此而有了一种大众文化的广泛性，这也必然会带来“彼此看见”的从“面对面”到隔着一种书写语言的文字表征，再到“虚拟视频图像呈现”在文化表达上的一场全新的革命。一种新出现的并日益流行起来的视频直播的呈现，它的最为基本内核便是真实的人的真实的表达通过了一种虚拟的动态的真实画面而进行的在无限范围和无数虚拟人群圈子之中的传输和发布，这种无限性，在理论上近乎是可以涵盖全人类凡是有网络地方的空间存在，因此，其影响也必然会是全人类的，而不会是仅仅限定在地球上的某一个局部的区域，甚至也不能够再用旧有的民族国家的一国一文化、一族一文化的那种刻板印象的套路去进行思考了。
在一起，不一样
很显然，在一种视知觉的意义上，人和动物一样都是能够看见彼此并能真正感受到彼此存在的动物，但人和动物之间终究大为不同，人不仅是要看见，而且还是要被看见。在社会之中，实际上这种被看见似乎变得更为重要，尤其是在互联网所构建起来的当下世界之中。一般而言，在社会之中，如果能被看见得多，所谓在社会中的“有头有脸”，所谓的抛头露面，也就是属于在社会之中的有“名声”的那一种了，因此，尽管有一些丑事，或者是做了坏事的那些人，人们总是还想要去亲眼看到他们的“下场”的，由此在使人“幸灾乐祸”之余，还是可以有一种社会之中有关人的好坏美丑的分别之心被产生或制造出来，社会的道义感往往也就是在此过程中发生和体现出来的，换言之，人们是在彼此的虚拟之中的相互看见中去构建彼此的善恶美丑的。甚至可以说，人们不再是空谈概念意义上的美丑了，而是图像、画面和视频呈现的具体可观的美丑了。
但如果回溯即便是不远的历史，如在一个过去的传统的时代里，社会中大部分的“能够被看见”实际上都是由精英人物来把控的，报纸、杂志、广播以及电视之类所造就“被看见”效果的传统媒体，它们必然都是由精英人物的审查来把控和传播出去的。在这方面，谁都不能否认的一点是，由于是精英人物在把控着各种可以被看见的传播媒介，因此才造成了精英人物总是要被看见的社会传播效果，他们会通过自己娴熟的制造文字、图像以及各种符号象征的能力，在持续不断地制造着谁究竟应该被看见以及谁不可以被看见的社会区分，进而形成或者构造在什么时间一个人可以被看见，什么时间不可以被看见的视觉社会结构等等，比如通过传统书刊、报纸以及电视的各类人物报道之类。还有，最为关键的就是，人如果能被看见得多，那也就意味着他是被社会关注了，是有了一种知名度的，成为了某一个社会之中的所谓“明星”、“大腕儿”、“红人儿”之类，也就成为了网络社会中的或者视频直播时代的所谓“头部”的存在，至于“中部”和“尾部”的那些人，也都只能是作为分母的芸芸大众而存在了，没有什么人可以去真正关注到他们的生活和生存方式，因此，也就是一群不被看见或不容易被看见的活在角落和边缘里的人了。在这一点上，社会中曾经的精英群体往往是比较稳固的，他们刻意稳固地在维持着自己精英的地位，并心安理得地认为，这样的地位是理所应当的，自然也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但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则不然，情形有了一种大变。所谓社会中的“头部”和“尾部”的存在，实际都是一种流量的多少或有无而已，这其中很难再有什么真实和虚伪之间的一种实质性的分别，大家的目的只是在于拍摄视频直播时的能够被更多的人甚至超级多的人看见，一种“被看见”就是全部行动的基础和逻辑出发点，而且在这一大众刷屏的时代之中，自己有被更多的人看见，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的体现，就是所谓“流量经济”，就是一种“带货”的利润分成，久而久之，再无可与之匹地的经济形态了，也就是最终，人们的思维在日益变成是一种流量思维了。甚至，为了持续鼓励网红直播上榜排名，流量也成为是可以直接推送给用户的，可能刚开视频直播之时去看榜单，如果一个直播客一下子跃升到了几十万粉丝的量级，但要清楚，这可能根本是通过一种人为的和机器智能所制造出来的一种量级，是通过一种流量制造的过程和安排推送出来的，也可以说这都属于是流量经济“玩法”中的某一种途经或做法而已，是一种“网络普惠”的价值理想的实际落实，真实的情景，恐怕还是要用一种实践之中的效应来去检验才能看得出来，一个电影明星可能在网络视频之中会一下子有几千万的粉丝，但电影院一放映，电影却没人去看了，票也卖不出多少张，那恐怕就只能是隐藏在这背后的“流量推送”这个猫腻在搞鬼了。
快手视频所记录和呈现的乃是一种大众的生活和态度，而快手公司所强调的一种“普惠”理念则可能带来了一种真正“彼此看见”的大众未来。从一种“面对面”的交流，到数字、图像和声音的书写，这可谓是曾经并不算很久远的“微信民族志”基于一种“写文化”媒介的新改变而有的一种“新写作”，它是新的，但核心又是旧有的数字技术的文化表达。而现在，再到了“虚拟动态视频图像呈现”，在一种文化的表达上，这必然隐含着一场写文化意义上的革命，这种革命的含义，对于人类学家未来的研究工作而言，又可能是富有颠覆性意义的，如果费孝通“从实求知”的告诫是真真切切的一种认识论，那么到了今天，如果这些虚拟的真实才是我们新时代所要表达的一种真实，那么，我们人类学者似乎真的要去俯视一下这热播的快手视频了，要进入到那里，体会那里的存在，在那里隐藏着这个社会中对人而言的一种最为巨大的能量和爆发力。
而且，在这新出现并日益流行起来的视频呈现之中，最为核心便是一种真实人的出现，尽管这个人往往是一种虚拟性的呈现，但却又是真实存在之人，他或她与我们自己是在同一时间里的，他们借助网络实现了一种在遥远之地的与我们的共在，这样一种“共在”界定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真实，可谓是一种“时间消灭了空间”意义上的真实，换言之，也就是一种彼此之间不再会有距离感的真实，并且，处在不同空间里的人可以同时知道并真切感受到一种彼此的共在，并真正促进了一种彼此共在的理解与沟通。在这里，当然也可以说，真实的表达通过一种纯粹虚拟的动态画面，准确无误地传输出去，到达更为广大的虚拟空间领域之中去，此时一种新的虚拟群体之间的联合或者同时在场便成为了可能，而一种曾经可能是纯粹想象之中的但借助于网络而实现的虚拟的部落化生活也开始日益涌现出来，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各种兴趣相投之人，各种彼此可以沟通联合之人，各种有着共同职业或兴趣爱好之人，开始在一种更大范围的超越传统边界的虚拟但真实的视频呈现与表达之中相互部落化般地结合在了一起，大家相互营造出一种有着共同性存在感的精神气氛，使得类似的职业、兴趣，或者某一话题或者领域的爱好者，就像一种人类学家最初所研究的原始部落的那种狩猎采集、畜牧以及农耕的人群聚合一样，大家因此而相互虚拟地聚拢在了一切，这种虚拟的聚拢并不在于虚本身，而在于相互之间可以实实在在地发生着影响，曾经的严格画线意义上的实质性存在的地理边界和社区边界在今天早已可能是一种名存而实亡了。
显而易见，我们之前已经不断地在讨论一种现代性的分离技术，它可以算作是现代性发展的一个重大特征，它在我们生活诸多方面的实施和扩展，使得我们的生活通过一种分门别类的社会治理之术而使大家各自之间相互分离开来了。很显然，近现代以来的各种社会与文化上的分离技术的实践，也很自然地制造出了一种使日常生活日益冷漠化的人与人之间的隔离感，而从财富、知识以及时空安排上，这种隔离感又都体现出来基于一种理性计算而有的现代思维逻辑。因此，现代性实际上必然是一种有悖于人的自然属性本身的那种趋势，也就是与那个人们彼此之间想看见、想交流以及想融合的自然属性相向而行的。
因此造就的一个结果便是，在现代世界里，似乎一切都是寻着与人性反方向的路径上来发展的，或者说一切都基于一种自我否定的逻辑而演化。但互联网的出现，特别是当它变得越来越智能化之时，它也便会无形之中在挑战着一种基于分离技术的现代理性的极度膨胀，特别是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了一部智能手机之后，这种挑战可能就会变成是一种实质性了的。由此，人与人之间的隔离，通过一种智能化了的互联网，大家又彼此相互拉近了，持久的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的相互分离，又重新随时随地可以相互连接在一起了，这可谓是一个所有人和所有人发生虚拟连接或链接的时代，人们有了一部智能手机，也就意味着实现了一切相互连通的近乎一种“大同”社会的目标，连接背后意味着彼此的融通和相同，由此原有的一种坚固的社会等级制度，在通过一种视频直播平台上的人为制造出来的“普惠”性观念而又让每个人拥有了一种随时可以参与到社会大家庭之中并能够被看见的机会，而不会因为预先的种种既有社会条件和门槛而受到种种的排斥，也不会先入为主地被划定为某个社会群体或单位所“不可接受之人”。由此，人的一种希望彼此被看见的社会性，希望能够有一种面对面交流沟通的机会和场合的渴望，在新的视频直播的大众刷屏的时代里也许得到了一种真正实现的可能。
因此，完全可以这样去投入一种我们对未来的思考，即所谓后现代技术背后无意识的动机，它必然是要去寻求一种跟自然之间的和解的，这在根本上是人要跟这个世界的和解，还有人跟人以及人群和人群之间的和解。因为我们原来世界有太多的场景是基于战争的，人和人的战争、人和自然的战争以及不同人群或种族之间的战争，真可谓不胜枚举，和平只不过是这基调的战争的一个间隙而已，即霍布斯所描绘的那种人类原初状态的“所有人和所有人的战争”，那样状态之下的太多人和人之间的不理解、冲突和战争，尤其是在现代核武器的出现和使用之后，战争的威胁从来是没有真正消失过的，所有这些都必然是人类未来要去寻求一种和解的。
但在人类社会之中，有两种力量从来都是此起彼伏地运行着的，一种是体现出了分离技术的隔离的现代性，另一种则是要寻求彼此“在一起”的面对面的交流。而且，后一种力量总会让人消除人与人之间的误解和隔阂，总会让人受到一种引导而使心绪积极向上。这里人类学家们是可以去推广这样一种观察性思考的，那就是人类社会的最终目标必然是要去寻求一种相互“在一起”而不分离，所谓的“在一起”，便是能够彼此交流，能够真正实现一种生活融洽的理想社会。分离和融合二者之间冲突矛盾的化解，在互联网的虚拟传输中似乎得到了一种具体的实现，特别是在图像视频可以做一种实时传输，并被彼此看见之后，这种化解的可能也就很自然得到了一种实现，而这方面的案例经验，还需要从事田野民族志研究的人类学家去做进一步的积累和做深度整体的分析。
所以，相比于过去所提“在一起”的这一观念，可以进一步去补充提出一个观念，可以称之为“在一起，不一样”，它最为适用于对于当下生活真实和虚拟场景的描摹。因为要清楚，在社会之中，或人类构建社会的本意，就是希望着或者期盼着大家都能够相互融洽地在一起，但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似乎大家又不能变得完全的一模一样，要有一种个性上的追求，也就是要有一种自我的价值认同，甚至要有一种真正的“私人订制”的生活，或“我们不一样”的文化认知，因此，没有人会希望自己被驯化成如集中营里的囚徒一般的生活，即人和人之间的从心灵到身体上的难分彼此。而真正相互原本不一样的人，相互独立和个体化生存的人，能在一起，这恐怕就是最为理想的一种社会存在状态了。
这种改变和实现，无形之中满足了人们的一种社会性存在之中的梦想，即“在一起，不一样”的新追求，同时也是人们心底里的一种最为根本性的追求。在我看来，这种“在一起，不一样”的观念可以算是一种理解社会构成上的一个新进展，我们原来的社会理论家们可能只是会提“在一起”，但却没能够注意到个体差异或群体差异的“不一样”，也许这又是一个新话题，未来可以继续进一步研究下去。
总之，费孝通晚年曾经提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四句话，在费孝通看来，人类最终的归属在于一种“天下大同”，但这却并不意味着人和人之间、人群和人群之间以及文化和文化之间没有差异，差异才是他基于人类学价值观而提出的“各美其美”的根基，而这四句话，面对今天的现实如果合在一起去做一种概括，其本意自然便是“在一起，不一样”了。
显然，因为现代性的分离技术的隔离，我们在人群之间的财富、知识以及时空安排上都曾经是做一种隔离性的布局，我们因此就如难于脱离苦海一般地活在了一种现代性的分离技术之中，这是现代社会自身所遭遇到的困厄，是凭靠其自身所无法化解的难题。而基于一种后现代观念的互联网的出现，其自身内含着一种反现代分离技术的无意识冲动，并毋庸置疑地在试图去拉近彼此之间的疏离感，实现一种人和人、人群和人群以及文化与文化之间原本的融合而不分离，并以此来摆脱基于一种现代理性而有的分离思维，借“快手”这样的大众刷屏时代的媒介技术，而去实现一种彼此之间虚拟的融合，或者“在一起”的回归。
这也无形之中导致了人类一种虚拟的彼此看见愿望的满足，实现了理想之中的面对面的交流的虚拟实现，由此而真正促进了人和人之间的相互沟通和融合。换言之，一种由分离技术造下的隔离的现代性，通过一种互联网的虚拟传输而实现了现代社会有如山水阻隔一般的隔离障碍的破解，互联网出现之后，“世界是平的”这一点已经变得毋庸置疑，特别是在图像视频可以真正实时传输并彼此相互都被实时看见之后，这种阻隔和障碍的破解就变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的日常。确实，这种改变和理想实现，一方面满足了人们真正的社会性存在的梦想，同时又能够实现自我的个体价值，同时也满足了更大范围的群体价值的追求，这便是当下以及未来最可能会出现的一种乐观之举，也是社会存在的理想状态，即“在一起，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