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作者投稿，亦发于《美术大观》2019年第12期。
摘要：战国晚期至两汉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饰牌的动物纹造型发生了显著变化。从民族学的视角看，汉匈征伐的背后，是农、牧文明形态的对抗与融合。这一历史时期农、牧文明的对抗状态，与鄂尔多斯式青铜饰牌造型的演变，存在着深层而紧密的对应关系。本文着重对这种深层对应关系进行探寻与梳理，对该时期青铜饰牌造型演变寻根探脉的同时，也反向论证了该地域农、牧文明对抗与融合的境况。
关键词：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北方系青铜器，汉匈关系，游牧文明，匈奴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起源于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拥有自身完整而连贯的发展序列。是我国西周与秦汉时期，驻牧于鄂尔多斯及北方长城沿线地带的鬼方、猃狁、狄、林胡、楼烦、匈奴等游牧民族的重要文化遗存。近年来考古发掘表明，该地域各民族在文化遗存、葬俗与随葬品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共性。说明他们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方面十分接近。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在近千年的传承中，同样经历了“初创—繁荣—衰败”的发展历程，其动物纹造型也历经数次“演变”，其中，战国晚期至两汉时期的演变尤为突出，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化艺术现象。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动物纹造型与北方民族早期萨满宗教观有着紧密联系，其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黑格尔说：“象征型艺术还不是真正的艺术，它只是在向真正的艺术过度，我也把它称为艺术前的艺术。”但象征型艺术却与民族信仰、文化习俗、群体生存环境之间的关联更为紧密。“决定艺术之特殊形式、特殊风俗和特殊流派或倾向的东西，乃是由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地理等因素构成的特殊式样。”对艺术（尤其是古代艺术）的研究，若还原至其所产生的文化环境之中，应该会获得更实际、更客观而深切的研究成果。杜威说：“当艺术物品与产生时的条件和在经验中的运作分离开来时，就在其自身的周围筑起了一座墙，从而这些物品的、由审美理论所处理的一般意义（就）变得几乎不可理解了。”因此，我更倾向于从战国晚期至两汉时期，汉匈关系中农、牧文明的对抗与融合入手，研究该历史阶段鄂尔多斯式青铜饰牌造型演变的深层动因。在此所提及的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包括‘价值观、准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 ”。
一、多维并存的汉、匈关系巴菲尔德教授认为：匈奴游牧国家因秦汉帝国之统一而形成，因而它也与东汉帝国同在一世代相续衰亡，他的解释是草原游牧国家的存在，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华夏帝国供其剥削。匈奴与秦汉帝国相伴兴亡的根本原因并非仅为“剥削”，而是因为：“游牧”是一个不能全然自足的经济模式，须赖辅助性生业来补足。这种“补足”主要依靠战争掠夺、关市贸易和汉庭的岁赐。然而，前提却是必须形成与长城以内的农耕国家对等的政权形态，才能确保上述三种“补足”方式的存续。《史记·匈奴列传》载：“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又有：“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此一来表明，匈奴人民对汉朝农耕文明物产的依赖，从求取生存所需的“辅助性生业”出发，与长城以内的汉朝统治者和人民之间，形成了紧密的联系；二来表明，汉朝已或多或少的开始注重对匈奴游牧文明的政策性演化。值得注意的是，如此紧密的汉匈关系并非单一维度下国与国的关系。马长寿先生说：“并不能简单的将汉朝视为一个系统或牢固坚实的共同体，将匈奴视为一个牢固坚实的共同体。匈奴人民承受着单于等奴隶主的压迫，而汉朝人民也遭受着皇帝等封建领主的愚弄。若不是敌国杀掠妻儿，禁止关市贸易、限制往来肯田，抢夺畜产、缯、絮、米蘖，则人民并不愿发生战争。”所以，汉、匈关系既包括以单于为代表的奴隶主和以汉朝皇帝为代表的封建领主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匈奴人民同大汉朝廷之间的关系；既包括汉朝人民与匈奴国家的关系，也包括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多层次、多维度的。
二、农牧文明碰撞的敏感地区——鄂尔多斯“两汉时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除鄂尔多斯外，主要分布于蒙古境内，北至西伯利亚，西至阿尔泰，东达草原最东端的西丰西岔沟。”本文将出土（征集）于鄂尔多斯及其周边地区的青铜饰牌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如此分域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第一，从艺术造型上看，两汉时期鄂尔多斯地区与西伯利亚等地的青铜饰牌存在明显区别。这种区别是建立在不同地域自然生态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形态基础上的。考古学界多认定“青铜时代的经济是一种农牧混合经济，并没有进入游牧阶段，只是各个地区农业与牧业所占的比重有所不同。”鄂尔多斯与西伯利亚、阿尔泰等地区的土壤与气候条件差异较大，其农、牧业所占比重和基于此上的文化形态也定然存在差异。第二，匈奴在头曼、冒顿、老上、军臣单于执政时期，鄂尔多斯与河套平原是匈奴的军事和政治中心。史书多次提到漠南王庭在阴山一带，也多次称阴山河套一带为“匈奴故地”、“单于之地”、“匈奴旧境”。所以，阴山以南鄂尔多斯与河套地区在匈奴游牧文化中，是极具代表性的。第三，马利清博士认为：“只有阴山具备了多种文化交叉碰撞、相互融合的条件。匈奴人到此才有条件吸收南部先进的农耕文明，继而强盛并建立起庞大的联盟国家政权。”地处欧亚草原最东端的鄂尔多斯及其周边的所谓“沿边八郡”（五原、云中、定襄、朔方、雁门、上谷、代、北地），正是对汉匈农、牧文明碰撞反应最直接、最敏锐也最强烈的地区。所以，以划分区域的方式对鄂尔多斯及周边诸地做针对性研究，可将汉匈关系与青铜饰牌造型的演变，做更精准的横向比对。
三、游牧文明的强盛与青铜饰牌的悍勇之风从艺术学的视角纵观鄂尔多斯式青铜饰牌的发展历程，战国晚期的青铜饰牌无疑处于其艺术发展的高峰。乌恩先生也认为：青铜透雕带饰（属青铜饰牌范畴）的繁盛时期是公元前4至前1世纪。此正为战国晚期和西汉前期，但就截至目前的考古发现看，鄂尔多斯及周边地区发掘（收集）的青铜饰牌，繁盛期在战国晚期。而其它地域（如西伯利亚）此类饰牌的繁盛期延续至西汉中晚期，均属正常现象。出土于鄂尔多斯准格尔旗西沟畔战国墓中的虎豕咬斗纹饰牌，黄金铸成，表现猛虎与野猪咬斗的场景。虎前肢卧地，咬住野猪后腿，野猪又死死咬住猛虎后腿。两野兽造型叠压镶嵌、紧密咬合、奋力纠缠、凶猛激烈。内蒙古博物院收藏的两件P形虎咬羊纹饰牌：虎口衔羊，驮羊于虎背，从容前行、步伐铿锵，虎牙尖利、目光炯炯、杀气腾腾。被断为战国晚期，同《西伯利亚的腰饰牌》中收录的一件虎咬羊纹饰牌，形制完全相同。战国晚期，出土于鄂尔多斯及周边地区的青铜动物纹饰牌，普遍呈现着北方草原生态环境下，浓郁的游牧文化气息。从对阿鲁柴登、西沟畔战国墓等遗址的发掘，和在鄂尔多斯地区征集到的青铜饰牌的总体情况看，在此期间，虎纹饰牌十分盛行。饰牌的动物纹造型风格，浑厚粗粝、奔放狂野，以极强的现实主义手法，生动、逼真的展现草原食物链中，动物或静默休憩、或机警防范、或奋力拼杀、或衔猎物凯旋的典型画面。《史记·匈奴列传》载“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宣太后与义渠戎王淫乱、以诡计杀义渠戎王，秦方夺陇西、北地、上郡；赵武灵王变胡服骑射后，赵国乃强，方破林胡、楼烦。可见，战国晚期，这些北方游牧民族正兵强马壮、军力强悍、族群兴盛。而这种兴盛的背后，定然存在与之相适的统治机制、尚武风俗和民族精神。这与青铜饰牌中凶猛彪悍、奔放狂野的纹饰风格间应存有横向对应的深层联系。我曾在拙文《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装饰风格的社会学成因探究》中，论述了北方游牧民族尚武风俗与民族精神，同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动物“咬斗纹”形成之内在关系。当对比两汉时期的汉匈关系与饰牌造型后，我更倾向于认为：战国晚期，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实力、族群精神、信仰与尚武风俗是鄂尔多斯式青铜饰牌形成奔放狂野、强悍勇猛的艺术风格的源动力。
四、文明对抗的“僵持阶段”与饰牌造型的“过渡时期”从鄂尔多斯诸地出土（征集）的青铜饰牌的发展序列看，到秦与西汉前期，以虎为主题的饰牌明显减少，而且表现奋力撕咬、凶猛拼杀场面的纹饰渐趋消逝。饰牌造型似乎处在一个原有风格衰败、而新的形式尚未生成的过渡阶段。冯恩学教授说“匈奴之后的鲜卑仍沿用透雕动物纹饰牌，但出现了明显的衰落。”其实，从艺术学的角度看，鄂尔多斯诸地出土之青铜饰牌造型的衰落之势从西汉中前期即已现端倪。或者站在战国晚期饰牌风格的高度看，鲜卑所沿用下来的，是本已衰落之后的造型风格。再来横向比对，此历史阶段汉、匈之间的对抗形势。“匈奴国的极盛时期从公元前209年-前126年，即冒顿、老上、军臣三单于时期”，正是秦末至西汉中期。秦末大乱，而西汉建立后，朝廷多以和亲政策求取和平。《史记·匈奴列传》载：“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此阶段，匈奴仰仗其国力与军力，在对汉关系中占据主动权，得以维系着用以补足“辅助性生业”的渠道。但我们从史籍记载中发现，自冒顿单于起，匈奴社会已然开始出现了匈奴人民与统治阶级对待汉文明的相反态度。其一方面是匈奴人民出于生业补给的需要，在两国“绝和亲”而处于战争边缘时，仍“尚乐关市，嗜汉财物”，“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另一方面，单于出于统治需要，有意识的排斥汉文明，维护匈奴文化信仰、习俗，视匈奴文明为强国强军的重要保障。《汉书·杨恽传》记载“冒顿单于得汉美食好物，谓之殠恶。”老上单于初立，宦者中行说降匈奴，规劝单于恪守匈奴传统文化习俗：“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这正是藏匿于汉匈两国战争之下的根本较量——“文明的对抗”物化于社会现实的具体事例。此时在匈奴国内，单于同匈奴人民对待汉文明的相反态度，即形成了匈奴对抗汉文明的过程中，“半推半就”的僵持阶段。正是两种文明对抗的“僵持阶段”造就了鄂尔多斯式青铜饰牌造型演变的“过渡时期”。也可以说，同期动物纹饰牌造型的过渡样式，正是匈、汉文明对抗“僵持阶段”的艺术化呈现。表现为，战国晚期凶猛强悍的风格已然消退，东汉时期新的造型风格尚未形成。此间似有某种力量（单于统治阶级对匈奴文明的维系）在顽强的坚守，然而，风格转向已大势所趋。
五、农、牧文明的融合与饰牌风格的转向“在匈奴建国的初期，统治阶级对于汉文化是排斥的。但越到后来，汉匈的经济关系越密切，汉、匈人民之间的往来就越频繁。”“前127年汉将卫青等攻下了河套以南的楼烦王和白羊王地，于此置朔方（包括河套西部及套北西部地）和五原（包括河套东部和套北东部地）二郡，徙汉民十万以实其地。”公元前119年，“汉渡河自朔方（内蒙古河套内鄂尔多斯右翼后旗）以西至令居（甘肃永登县西北），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今内蒙古包头西）下，有急保汉受降城。”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春，匈奴日逐王比承袭祖父号，称“呼韩邪单于”，率众降汉（是为南匈奴），“款五原塞，愿永为藩蔽，扦御北虏”。呼韩邪单于（比）降汉后，“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因南匈奴与东汉关系维系甚好，东汉又将沿边八郡划给南单于军队和牧民驻牧，并派驻军对其监视与保护。南匈奴牧民居沿边八郡，不善垦殖、土地荒芜。东汉于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诏令“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遣谒者分将施刑补理城郭。发遣边民在中国者，布还诸县，皆赐以装钱，转输给食。”而北匈奴西迁后生存艰难，加之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利之争愈演愈烈，不断有北匈奴人南下降汉，前后计数十万人。降汉后的匈奴人在鄂尔多斯及北方长城沿线，与汉人杂居生活，汉、匈之间空前融合，匈奴的文化、习俗及生产、生活方式在悄然改变，文明的对抗已然倾斜。由此，鄂尔多斯式青铜饰牌风格，在经由文明对抗的“僵持阶段”后，在新的农牧文明对抗形势的驱动下，逐渐形成了新的、稳定风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动物主题的演变。战国晚期，占重要地位的猛虎和奇异、凶猛的野兽主题已很少出现。而可供豢养的牛、羊、鹿、马、骆驼等动物成为主要表现题材。其中，尤以牛的主题地位提升明显。在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发展历程中，牛的形象多出现于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且多为取牛头形象特征做概括性呈现的兽头饰，尺寸较小，一般长、宽均不足三厘米。然而，此时的牛却作为饰牌主体形象，以写实或图案化装饰的表现手法再度呈现、尺幅骤增、生动逼真；第二，装饰意味的增强。对称和连续纹样的设计形式频频出现，在传统的写实动物纹饰中，融入了浓重的装饰意味；第三，场景氛围的转向。此阶段的饰牌场景，由战国晚期野兽间的争斗、撕咬，转变为动物间的休闲、甚或游戏，画面氛围失去了战国晚期的紧张激烈、血腥勇武，代之以宁静平缓、温和柔顺。诚然，被断代为西汉中晚期的鹰虎（或鹰兽）搏斗纹饰牌，虽仍以质朴的写实手法表现战国晚期饰牌所具有的、紧张激烈的咬斗情境，且有发现于鄂尔多斯地区，但我始终认为其并非生成于此。一来，其同属于P形饰牌，延续了二百多年前战国晚期的饰牌形式，其已非此期鄂尔多斯地区青铜饰牌的主流形式；第二，饰牌中与虎（兽）搏斗的鹰造型似另有来源，我在另一研究中有专文叙述，此不赘言。
小结：鄂尔多斯式青铜饰牌造型的演变，与汉匈之间、农牧文明对抗形势的变迁，具有明显的对应关系。战国晚期至两汉时期，这种文明的对抗，是鄂尔多斯式青铜饰牌造型演变的直接动因。反过来说，鄂尔多斯式青铜饰牌的演变，以“图像证史”的方式，记录了该地区汉匈文明对抗的历史进程。布克哈特教授将传世的图像称作“往昔人类精神发展诸阶段之见证，借此可以读解特定时代的种种思想与再现结构。”相比史书而言，艺术证史要更真实，更不易受到统治者的干扰，也不易受到史学家个人取材和偏好的影响。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对于匈奴的历史文化研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史料”，而农牧文明的对抗与融合，更是研究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现实背景和重要依托。
注：本文已发表在《美术大观》2019年第12期。本平台转发文章仅供学习阅读之用，如需引用请查阅原文发表期刊或者著作。引文与图片省略，各位读者如有需要，请查阅原文或者著作。
作者简介 : 陆刚（1982.11.15-），男，吉林永吉人，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内蒙古艺术学院教师,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民族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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