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民康 王永健 宁颖:中国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三人谈：海外艺术民族志与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

海外艺术民族志与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

Exotic Art Ethnography and Cross-border Ethnic Music and Culture Research

Yang Minkang, Wang Yongjian and Ning Ying

摘要：海外艺术民族志研究成为近年来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涌现出了较多的研究成果。随着中国艺术研究的发展，我们不仅需要做好本土艺术研究，而且也需要研究中国本土以外的异域艺术。本文围绕着海外艺术民族志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研究理念，以及学界的研究状况展开了讨论。这样的探讨对于有志于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均会有所助益。

关键词：海外艺术民族志；艺术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理念

Abstract：The study of Exotic Art Ethnography has become a hot issue in academic circles in recent years, and more research results have emerg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t research, we need to not only do a good job of local art research, but also study exotic art outside of China.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concept of Exotic Art Ethnography, research concepts, and the research status of academia. This kind of discussion will be helpful to schola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research in this field.

keywords：Exotic Art Ethnography; Art Anthropology; Field Investigation; Research Concept

引  言

王永健（以下简称王）：长期以来，学界习惯于接受“海外中国研究”的说法，而对“中国海外研究”的命题却较为鲜见。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与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经历了30余年的学术积累，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学术研究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们已不仅仅满足于跟在西方学界的后面行走，也希望能够走出国门进行海外艺术研究。因此，在艺术研究领域有必要提出“海外艺术民族志”研究的概念，这既是艺术人类学研究国际化的大势所趋，也是学术研究走向纵深的必然要求。乔健在200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大会上曾说：“新成立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不要只限于在中国开展研究，应该把眼光放到世界上去，特别是与中国远古时代有关系的这些民族上去。在这样一个开阔的领域里，我们认真地去做田野的工作，在田野的工作中就能联系到民间的艺人，联系到少数民族的艺人，联系到老早就离开了亚洲的其他民族的艺人们。”[1]可以看出，老先生是鼓励国内学者去从事海外艺术民族志研究的。海外艺术民族志在国内作为一个较新的学术视域，概念本身的内涵与外延是什么？学界的研究状况如何？研究者在从研过程中应该具备怎样的知识储备和专业修养？艺术学界在研究初期应该从哪些方面着重发力？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我们应该积极面对的。本期“前沿话题”栏目，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了在该领域深耕多年的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授和其学术团队的宁颖博士，请他们与我们共同探讨今天的话题。

一、概念辨析与研究理念的形成

王：杨老师，您好。多年来您一直从事音乐人类学和少数民族音乐领域的学术研究，著述颇丰。近几年来，我注意到您将研究的重心转入跨界族群音乐的研究，组织了相关学术研讨会，带领自己的学术团队开展了系列的课题研究工作。您曾在《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的开放性视野》一文中谈到：“在目前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界，‘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主要是指聚焦于内陆边界——国境线两侧族群音乐文化关系的跨地域比较研究，其外延分别涉及中国汉族传统音乐及世界民族音乐两个外部因素或学术范畴。作为遍布中国四周的跨境少数民族来说，它们就像一块多圈夹心蛋糕的中层，境内的汉族传统音乐与境外的世界民族音乐这两个外部范畴，在地理位置上正好位于它们的内外两端。从此意义上看，我们今天讨论的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概念，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把它置放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层面上，观其整体性与局部性分布之间的交叉、适应状况。”[2]您对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的内涵与外延做了界定，并谈到了研究的理念，即将研究对象放置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层面上，我觉得非常好。请问您为什么会选择介入这一领域的研究？您是如何看待“海外艺术民族志”这一概念的？

杨民康（以下简称杨）：依我看，海外（艺术）民族志既是一个狭义、具体的研究范畴，可以用来指称我们中国学者在中国以外地区进行的所有（艺术）民族志的研究和实践活动，其中一个主要的方面就是从获取知识，扩充视野的目的和角度，纯粹在海外（以远距离为主）进行的相关研究实践，以往国内音乐院校的世界民族音乐研究，大体可以划入这个学术范畴。同时，它也有一个广义的学术范畴，即也可以把“海外”概念看做是一个符号表征，它最终的意义指向，还是要有益于我们自己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种种不同的出发点。就此来说，周有光先生有两句话很重要。一句是“要了解中国的文化问题，必须了解世界的文化。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这里讲的是我们必须要走出去。另一句是“今天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要从世界来看国家，不能从国家来看世界。这是最重要的一点。”[3]这里讲的是走出去的目的和意义，同时也就是海外民族志的一个主要目的和意义。我想若就后者而言，那些“由外向内”——虽起始于海外，继而转向国内或“由内向外”——起始于国内，再赴国外，通过境内外跨界族群（艺术）文化的比较研究来达到不同文化目的的各种研究课题和实践活动，便都可以纳入进来。比如，我近年来所从事的中国南方跨界族群音乐文化比较研究课题，以跨越国界两端的陆居族群为对象，其一个显著的学术特点，即大多数学者都是先取得了国内的少数民族或汉族文化的研究经验，然后出于某些必然的学术原因和发展意图，最终把自己的视角转向了海外研究，因此在研究路径上带有“由内向外”的路径特点。我之所以介入这个研究领域，便主要是出于这个“由内向外”的原因和思路。当然，我们的最终目的还是在于要想以此取得“反观”“反思”“反哺”等反馈之效。至于学界目前存在的另外一种希望通过海外民族志的研究来扩大中国文化话语权的目的和设想，我们还没有想那么多。对于这个问题，周友光先生那篇文章联系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传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预想，认为鉴于种种客观原因，这些工作也许一百年后还不会取得显著的效果。这对我们海外艺术人类学“为何走出去？”的设问不无启发意义。无论如何，目前我们从事的相关研究，已经远远超出了“海外”这个概念，有了比较广泛的含意。所以，尽管对于不同的涉及海外艺术文化的民族志研究内容，很难用同一种眼光和标准，对之一概而论。但是，当下学界乐于采用“海外（艺术）民族志”的概念，仍然说明了目前把我们的民族志研究推向国境之外，以取得反观、反思、反哺之效，乃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对于此方面状况，可以请本学术团队的成员宁颖博士也谈一谈她们的学术思考和研究经验。

宁颖（以下简称宁）：我想在二位学者讨论和我自己研究、思考的基础上，谈一谈我个人的浅显认识：首先，“海外民族志”和“跨界族群”文化研究这两个概念，均源自本土。而在研究对象方面来讲，二者亦有所交集：前者涉外、指向单边；后者内外兼涉、关照双边或多边，属于多点民族志的一种类型。按我的理解，之所以在我国本土会生发出“海外民族志”、“海外艺术民族志”的概念，与我国人类学界以往研究经验不无关系。在我研究少数民族音乐学术史的过程中认识到，无论是早期的人类学还是少数民族研究，都离不开早期的边疆学研究和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认清“民族问题”、解决内部矛盾、全面了解“中国”，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内容和使命。在此基础上，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后，尽管大多数国内学者的田野领域和关注点仍在国内，但也有部分研究已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海外，除了原属于海外民族志范畴的世界民族音乐研究之外，一方面古代音乐史研究领域已经关注到东亚各国音乐文化的情况，尤其是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查阅和研究；另一方面，中国与周边跨界族群音乐的比较研究也已经初绽头角。虽然当时“跨界族群”的概念尚未在音乐界出现，政治、经济领域内多方面的限制仍然存在，但是已经有学者开始将自己在中国的田野研究与疆界另一端对应群体的相关文献内容进行比较、参照，并书写成文。

其次，尽管“海外民族志”和“跨界族群”文化研究均是学者们在经历长期实践后对研究主题的横向延展，且落脚点均是“为我所用”，但是从研究目的和研究路径来看，二者还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前者为获取知识、表达学术话语；后者则是发现“联结”、解释异同。无论是血缘还是地缘的原因，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几乎所有的“跨界族群”音乐的研究均是建立在“关联性”基础上的，即，以相同或相关的音乐类型或音乐现象为纽带、桥梁，使得聚居在不同国家的跨界族群之间产生细致的对应性关联，并依此建立联结、比较的立足点。从方法层面来看，相关研究都可以被视作线索民族志的案例。正如杨老师所言，目前进行跨界音乐研究的学者，多是从研究国内少数民族音乐开始的，出于对上述“联结”的发现与观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迈出国门开始海外田野。我本人的体会，这种建立在关联性基础上的“跨界”研究，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个族群的多重历史和多重文化特征，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发现“周边”，进而更好地认识“自己”。因此，如果说“海外民族志”是中国人类学界在新时期的一种学术策略，那么“跨界族群”（音乐）文化比较研究则是研究实践中自然呈现出的一种“刚性”需求。

此外，我认为“海外艺术民族志”将更多地聚焦于“艺术”，进而探索它与其它海外民族志研究不同的方法和视角。而如何更好地从艺术本身去切入研究，如何更好地通过艺术去理解文化，是海外艺术民族志和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的共同目标，我想这或许也是成就本次三人谈的重要契机之一。

王：我对杨老师和宁颖博士的发言完全赞成。海外艺术民族志是中国特殊语境中的一个概念集合体。民族志则是一个西方舶来之词，主要是指人类学家通过田野调查研究西方以外的异文化所形成的书写文本。就民族志的概念而言，其本身已经包含了西方以外或海外的含义。而在中国学界，在“民族志”的前面又加上了“海外”一词，叠加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概念，其意涵的功能所指更多是面向中国学界。其次，如杨老师刚才所言，跨界族群研究的产生是一个“由内向外”的过程，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我在想为什么中国学界研究中国本土以外的异文化要专门加上“海外”一词，这样看来貌似画蛇添足，但实际上可能与中国人类学的学术传统不无干系。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往往以本土文化为关注对象，即使早年留学海外的费孝通、许烺光等老一辈人类学家，仍然以中国本土文化作为海外研读的选题。因为在他们眼中，是将中国本土的文化作为异文化来研究的，而且中国本身也存在这样的条件。中国幅员辽阔，拥有50多个少数民族，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系统、亲属关系以及艺术形式等，甚或一些少数民族有独立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是可以作为异文化来研究的。同时，学者眼中的汉文化，也是一个社会化程度不一的阶层化社会，用人类学者的眼睛扫视其他社会阶层及其文化（如民间艺术文化），也同样应该置入异文化的视角和眼光，并存有敬畏之心。这与西方人类学传统所研究的异文化差别在于一个是在本土，一个在本土之外，但将研究对象作为他者、异文化的理念并没有改变。如王铭铭所言，“所谓“海外民族志”，乃是一种以中国为处境，以汉语为学术语言的研究与论述方法，这种民族志所描述的人、事、物，主要存在于中国之外。”[4]从这个层面而言，海外艺术民族志应该是中国学界的专属概念，是可以成立的。同样，联系民族音乐学的学术实践，我也非常认同您通过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对于海外艺术民族志所做的一种“异中求同”“殊途同归”的解释。请问杨老师这样的研究理念是如何形成的？在具体的研究中是如何运用的？

杨：我们目前所提倡和从事的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和“由内向外”的思路，它的一个主要的学术依据，便是前面所说到的“两翼论”（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与“少—汉”音乐文化关系研究）及其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观”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性。首先想要说明的是“两翼论”。我们开展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的一个前提基础，是以往学界长期进行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对此，大家都知道中国各民族以往的分布特点，是以汉族居于中国的中原或中心地区，其他民族居于四周或边缘地区，具有“一点四方”的分布格局。在这个格局中，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不待言；而各少数民族多半在境外也有分布，并且与其他境外民族或族群发生了同样的关系，这一点并不是大家都很清楚。就拿云南乃至南方少数民族来说，以往素有其中包含氐羌、百越、三苗和百濮四大古代族群来源之说，如今这些古代族群分别演化为讲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和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四大语言族群。而在西南部的境外地区，这四大语言族群的分布，一直延伸到了周边的缅甸、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等中南半岛地区以陆地居民为主和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诸国境内。再往外，便是以马来群岛为主要分布区域，主要讲马来语和其他语言，并且信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其他东南亚海岛国家。

我在最近所写的一些相关文章里，从中国西南与周边国家的地理文化关系出发，把它们区分为东南亚的内圈和外圈。在内圈范围，中国西南各少数民族与周边的同源民族虽然有共同的信仰、习俗、文化心理素质以及长期的交流和发展历史，但由于一条近代才开始形成的边境线的阻隔，既造成了存在于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不同领域的种种发展不平衡现象，也明显地影响了两地学者在各自研究领域的深入发展，妨碍了他们对之做出准确的学术判断。以我本人从事的云南与周边南传佛教音乐文化研究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境外（亦即以往的“海外民族志”）与境内的研究，分别是由西方学者和国内学者去做，由于彼此难以通过研究主体或依托对象群体进行交流，其研究结果无异于各执一地、抱残守缺和瞎子摸象。如今，我们都有了前往国境另一侧开展考察和研究的相对自由。于是，我在过去二十余年对境内西双版纳傣族、布朗族音乐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西双版纳景洪、缅甸景栋、泰国清迈和老挝南勃拉邦等四国交界处四个边境城市的拓展性考察和研究发现，由于自古以来同属一个称为“润”的佛教教派，有共同的佛教经腔、乐（法）器（如铆钉大鼓、象脚鼓）、舞蹈（如孔雀舞）等文化特质（丛）的文化传承和历史记忆，而使这一区域内长期保持着一种“圈内有圈”——相对自在、自立的亚佛教文化圈的存在特征。与此同时，我的研究生们也相继通过各自的课题和考察研究，有的发现了在中国境内西双版纳地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傣族南传佛教课诵音乐于20世纪中叶消失，80年代改革开放得以重构和再续，乃是境外缅甸佛教及时予以“输血”的原因；还有的通过对上述周边四个国家四个地区的考察，发现由于上述同样的社会原因，目前在西双版纳地区差不多已经演变为世俗文化乃至舞台艺术的傣族赞哈表演，其早期主要生存于传统仪式的状况，如今仍然在周边的泰北、缅北和老挝等地完好地保存这一事实。以上事例表明，跨界族群音乐文化比较研究课题的开展，从其方法论效应来看，一是可以就此走出过去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仅只是观照自身存在事象和音乐本体特征的，相对封闭、自守的学术状态；二是能够在该课题及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方法论框架之下，将原本差不多处于相互隔绝状态的少数民族音乐、世界民族音乐和汉族传统音乐等不同分支重新续接起来，成为一个“泛传统音乐”意义上的，相对完整、连贯的学术课题；三是能够在研究课题中不断产生新的文化与音乐问题意识的情况下，让本学科学者能够更多地接触和接受人类学、语言学等其他人文社科学术思维，以较好的完成“学科方法论跨界”的另一重学术目标。关于北方少数民族的例子，可以请宁颖博士再予补充。

宁：由于我资历尚浅，对于整个北方跨界族群的情况尚不能全盘把握，所以仅就我个人的研究实践情况做一介绍。我的跨界田野也是建立在所谓的“联结”或“关联性”的基础上的。我从2006年开始研究我国延边地区朝鲜族“盘索里”（传统长篇说唱艺术），发现国内的“盘索里”音乐均为长篇音乐中的片段，没有完整版本，所以如若想了解“盘索里”的音乐特点，必须为这些片段找到相应的“母体”版本。由于朝鲜族本身是一个移民民族，“盘索里”于20世纪30、40年代随移民歌手来到至我国东北地区，并于1953年后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传承。而这些音乐的母体版本均保存于韩国，所以我2012年赴韩国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考察，期间和其后又赴延边多次回访，就这样进行跨界交叉田野，进而完成了对延边“盘索里”的溯源与变迁的研究工作。同时，由于“盘索里”的唱词和表演形式与中国汉族的诗词、歌舞、音乐有诸多联系，因此，我在研究过程中也充分体会到“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在打通汉族—少数民族—世界民族音乐学科认知方面的作用与意义。可以说，杨老师所谈及的研究观念与方法，对我的研究具有非常大的启示作用，并在我的田野实践过程中证实了其指导意义和有效性。

由于我和杨老师的研究对象存有南北差异、且比较研究的立足点有所不同，所以我想将两个对象进行比较说明。与杨老师的研究发现相同的是，“盘索里”在传承中也呈现出了“现代性”的元素与特征，只是这种“现代性”在我国表现得较为单一，并以中国大众的审美为导向，歌手在传统的基础上对演唱方法、音色进行了调整、改变；而其在韩国的情况则较为多元，年青一代的乐人将传统与西方古典音乐、流行元素、多媒体等结合、创新，而他们的唱法、音色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但是，与杨老师发现的文化群体以宗教为联结纽带的、外来补血的情况不同，“盘索里”及其乐人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和文化能动性，并在历史的变革过程中伴随着着一种介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纠结”。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背景下，延边本土“盘索里”歌手选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主动地向韩国汲取传统音乐的养分，以不同的“跨界”传承方式，将延边没有的“盘索里”音乐带回中国，体现出非常明显的族群认同；另一方面，他们在中国语境中逐渐改变的演唱方法与音色，也清晰地表达了与境外不同的、作为中国的少数民族歌手的国家认同，通过一种更加贴近中国人审美的、“新”的声音塑造了一个族群“新”的历史，并以此在族群内部建立起一道与国家认同有关的文化边界。

二、学界的研究状况

王：海外艺术民族志研究在国内学界而言，还处于刚刚起步的状态。我们可能会知道很多西方有名的艺术家、理论家，但是西方学界知道多少中国的艺术家和理论家呢？我们所了解的海外的艺术，大多是海外学者笔触下的描述，转而通过译介而传播到国内学界，而中国学者对海外艺术的专题研究却较为鲜见，这其中的问题是，中国学者与海外学者所理解和描述的海外艺术或许会存在些许差异，这个问题值得思考。随着中国艺术研究的发展，我们不仅需要做好本土艺术研究，而且也需要研究中国本土以外的异域艺术。所以，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学者需要主动出击，到海外的艺术田野上去搞调查，做研究，以中国学者的视角完成一批海外艺术民族志。那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海外艺术研究不仅仅只是西方学者的声音，也会有中国学者的话语，对国内和国际学界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学界，人类学领域已开始构建海外民族志研究的恢弘版图，从2000年以来，北京大学海外民族志研究团队，陆续完成并出版了十几部海外民族志专著，包括康敏的《“习以为常”之蔽：一个马来村庄日常生活的民族志》、龚浩群的《信徒与公民：泰国曲乡的政治民族志》、吴晓黎的《社群、组织与大众民主：印度喀拉拉邦社会政治的民族志》、张金岭的《公民与社会：法国地方社会的田野民族志》等，并从2012年开始，陆续举办了三届“海外民族志”工作坊，为海外民族志研究培养了后续力量。由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研究中心、山东大学主办的《节日研究》，第七辑以“跨境民族节日”作为专题出刊[5]，共收录《跨境民族与跨境民族节日》（徐万邦）、《跨境民族节日中的“非遗”》（白玉宝）、《从民间祭仪到民族节日：景颇族“目瑙纵歌”的演变》（马居里、王晓艳）、《传统嵌入现代：老挝勐新县阿卡人“嘎汤帕”节的人类学考察》（张雨龙、马翀炜）等22篇论文。这些论文以跨境节日研究为主题，在田野考察中涉及了大量的艺术考察内容，是中国跨境族群艺术研究中较有学术价值的一本论文集。

在艺术研究领域，杨老师倡议的“跨界族群音乐研究”是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许多学者加入到研究的行列，尤其以专业艺术院校和居于我国边疆地区的高校为主要学术研究力量，像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云南大学、云南艺术学院、广西艺术学院等。研究区域主要以中国与南亚地区藏人音乐、中国西南与东南亚音乐、中国朝鲜族与韩国音乐以及中国与东北亚的萨满仪式音乐等领域的比较研究，涌现出了一批田野研究个案。2011年9月16至18日，您策划的“2011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学术论坛——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会议编辑和出版了《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2011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学术论坛论文集》，其中收入的重要文章有田联韬的《藏文化圈边缘区跨界民族音乐初探》、赵塔里木的《关注跨界民族音乐文化》，张伯瑜的《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的思考与实践》，刘桂腾的《黑龙江/阿穆尔河流域的通古斯萨满鼓——以“流域”为视角的跨界族群萨满音乐研究》，和云峰的《知其难而为之——有关当代“跨国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之难点透析》。吕钰秀、陈子平的《论低音审美——以藏族同钦声响为例》，宁颖的《跨界族群语境中的“盘索里”表演——中国延边与韩国传统说唱音乐表演的历时性比较研究》等。[6]

还有一批学者或是因为留学海外、访学或是课题研究的需要等，亲赴海外的异域社会进行田野调查，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如洛秦的《街头音乐——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康海玲的《马来西亚华语戏曲研究》[7]、侯越的《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现代日本地域艺术文化研究——以蕨座剧团为个案》[8]、王静怡的《中国传统音乐在海外的传播与变迁：以马来西亚为例》[9]、汤亚汀的《英国东北部的民间音乐生活》[10]、胡啸的《传统的重构与再造——由国外艺术田野工作引发的观察与思考》[11]、安丽哲的《专统艺术项目的现代际遇——以加拿大太阳剧团Ka秀为例》等论著，以及萧梅带领课题组在上海音乐学院“全球化视野下中国特色音乐学资源再诠释”专项基金的资助下，赴越南北部进行了音乐田野考察，此行所取得的相关成果发表在陈盼的《越南北部音乐田野考察综述》[12]一文中。洛秦带领学术团队在非洲肯尼亚雷赛迪原住民地区、阿拉伯相关地区开展了艺术考察[13]，完成了《非洲欢庆歌舞中对天、对地、对神、对生命的崇拜主题》《鼓声中神的象征》《那是阿拉伯人的心声，他们为真主而歌唱》三文。杨民康在文化部课题以及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和上海音乐学院仪式音乐研究中心的多项课题支持下，完成了系列学术论文9篇：《跨界族群音乐探析：云南与周边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论纲》《跨界族群音乐探析：鼓乐与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云南与东南亚傣仂南传佛教文化圈寺院乐器的比较研究——以太阳鼓及鼓乐的传播与分布为例》《跨界族群音乐探析：南传佛教节庆仪式中的吟唱艺术——以泰国清迈乔木通佛寺安居节仪式为例》《跨界族群音乐探析：“宫廷与寺院为中心”——老挝琅勃拉邦音乐文化发微》《柬埔寨吴哥窟石雕壁画中的乐器图像研究》《跨界族群音乐探析：叩问“最难询访的近邻”——云南景洪与缅甸景栋泼水节仪式音乐比较研究》《吴哥窟石雕壁画中的舞蹈图像研究》《跨界族群音乐探析：南传佛教语境下的孔雀舞展演及其族群文化认同》[14]。此外，国家社科基金在课题立项方面也予以支持，先后有“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中亚音乐研究”[15]、“柬埔寨吴哥雕塑艺术研究”[16]、“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跨界民族音乐文化实录”[17]、“东南亚乐器”、“西北、东北地区锡伯族音乐、舞蹈的变迁与跨境传播研究”[18]、“跨界民族村落音乐文化现象选点调查——中越彝（倮倮）族呗耄文化圈研究”[19]、“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跨境民族染织工艺研究”[20]等课题立项，这也意味着海外艺术民族志研究得到国家学科体制层面的重视。这些著作、论文和课题的相继出现与立项，可以算是我国海外艺术民族志研究的先期尝试，有些论著虽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志研究，但是至少是中国学者迈向海外开展艺术田野调查的重要一步，具有一定的学术引领性意义。

杨：从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的以往研究看，或多或少带有要想去亲身实践西方人类学者做异文化研究的目的，这种目的无疑是有着很强的自觉性意义的。这具体体现在这些实践者中有一部分是基于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另外也不排除有一部分是因情势所逼，无心插柳之举。但无论如何，这些受过很好的人类学训练的学者们，一般很少持有早期单线进化论者或泛文化传播论者贯有的偏见，都会力图避免带上有色眼镜去看待那些西方的或非西方的文化事象。然而从中国学者做纯粹的海外民族志的经验看，也可以根据其是否带有反观、反思、反哺的后续性效应，区分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像乔健先生那样，是先做的海外民族志，比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即开展了对拿瓦侯、祖尼、玛雅等北美原住民族的研究[21]。后来他又做了国内的民族志项目，比如他主持的有关山西乐户的民族志研究[22]，与中国音乐学者的相关音乐文化研究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是人类学者开展艺术民族志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之一。这也是他做了海外民族志之后，把这些很好的人类学学术理念逐步应用于中国实践的结果。

另外一种情况，则是像许多西方人类学者及民族音乐学者在非西方地区所做的那样，到西方或其他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做田野考察时，也是仅只限于满足于某种异文化的体验或人文社科知识的获取，最终并未考虑或企图达到反观自身社会的目的[23]。

此外还有第三种情况，即在研究、关注和推介国外艺术或音乐文化成果的过程中，始终强调以艺术知识的获取及以审美和欣赏为首要标准和目的，但却一定程度忽略了人类学所提倡的重视自我反思、反省的精神以及尊重多元文化差异的态度。关于后者，窃以为应该在“审美”的意义与话题下，分两个方面来谈：一方面，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不能回避的是，以往人类学科学民族志学者的确有因为提倡多元文化尊重而避谈审美作用的传统意识和做法。但在一种新的人类学美学观里，通过“对内文化持有者阐释的再阐释”（格尔兹语）及其对艺术文化的主位认同态度，去挖掘、发现和认识内文化持有者的审美意识、美感资源和情感内容，已经成为我们艺术民族志学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我们作为研究者和局外人所进行的所有考察、收集、整理、分析和研究工作，便应该把它定位在一种服从于并作用于主位认同，带有客位辨析的功能和目的意义的层面。另一方面，从具体应用的角度看，以上关于“主位认同，客位辨析”的观点，应该成为“狭义性传承”——传统艺术及“非遗”保护与发展研究工作的一个理论基点；同时也应该将此同“广义性传承”[24]——以传统艺术及“非遗”作为原型及来源进行传播、宣传和改编并服务于异文化人群的种种文化活动区别开来。以此来看目前国内有关“海外艺术”的一般性认识，可说其中已然充斥着大量已经过别人（通常是西方人）改造、重塑，或者剥离了其中的文化语境因素，使之“艺术化”和“同质化”，因而掺杂着人们臆想中的“东方美”或“西方美”“典型”形象的文化产品。这种思维观念和文化现象的普遍存在，同早期至今东西方各国的“东方学”学者所做的“东方主义”——一种带有“想象的异邦”性质的研究及成果的长期影响有关。按照这类文化观念，西方在其思想文化传统中将中国构想成一个永远代表着古老传统，代表看西方已失去了的净土乐园又充满异国情调的东方的“他者”。若转换一下场景和视角，可见类似的事情也同样发生在如今中国人站在我文化的位置，以异文化的眼光来看待西方文化，以及中国的主体民族身份来看待其他少数民族文化，而研究中国文化的中西方学者也把的类似现象分别称之为“西方主义”和“内部东方主义”。

应该说，无论在哪一个时期，出于普及、推广外国艺术文化的目的，将这类文化产品作为一种审美、娱乐的对象产品来使用都是非常正常的。尤其是在当代社会里，它们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伴随着商品化社会及旅游业发展而来的，可用于填补一定社会文化空间的必需品或消费品。但值得警惕的是，也有一些学者在自己的专业艺术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仍然习惯于沉坐于“扶手椅中”开展工作，将此类比较现成、俯首即拾的“泊来品”视为至宝，奉为圭臬，而忽视了采用人类学方法，亲赴海外开展田野考察、收集整理和研究分析工作。它带来的后果是，一方面在进行选择性“审美”及欣赏活动的同时，易于把别人的社会整体性和艺术文化个性都给屏蔽和忽略了，对学生和大众产生了一定的误导；另一方面则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畸型的“高文化/低文化”评判标准，对于青少年树立自己正确的文化观、艺术观和世界观是不利的。如今，上述观念和做法在我国的艺术院校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仍然占有一定的市场。对此，我想说，面对目前人类的文化困境，人类学虽不是万灵药，但却是有效的舒筋散和催化剂。从前面所列举的近年来中国艺术（音乐）人类学者所从事的海外艺术民族志的成果看，让我们为之高兴的是，其中绝大多数采取了人类学民族志的学术思维，立足于充分的田野考察资料，既有相当的学术性含量，又富于反思性和前瞻性的文化思考，还在其中倾入了自己的文化关注和人文情怀。它代表了音乐学术界的一种较新的、富于学术活力和文化动力的发展方向和思维走向。

三、反思过去，展望未来

王：海外艺术民族志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视域，经历了近些年的积累，已初具规模，形成了一个颇具人气的学术研究群体。从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历年的学术年会来看，几乎每年都有几篇关于海外艺术民族志的研究论文。杨老师，在这样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您觉得研究者应该具备怎样的知识储备和研究素养？

杨：海外艺术民族志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研究方向，作为研究者的知识储备和研究素养，应该结合方法论应用能力的习得来讨论有关研究对象的知识或研究资料的获取。在方法论方面，我主张区分出观念层、学统层和方法层三个具体层面。观念层强调的是相对宏观、开阔的学术视野及跨学科研究的普适性意义，人类学和语言符号学的研究观念是其首选。比如，人类学者博厄斯提倡的多元文化研究观，雷德菲尔德提出的“大传统、小传统”研究法等，对于海外艺术民族志的研究思维和观念有着很强的指导作用。学统层涉及研究者的学科方位选择，首先应该考虑去学习和参考的是艺术（音乐）人类学学科领域，学者们综合了人类学和艺术学各子学科的学术观念而形成的那些范式类型。而在方法层，以我自己的研究经验为例，一方面，我们要多学习那些来自人类学民族志和艺术学各分支的，有助于我们开展对象性分析的、操作性强的分析方法。比如，赖斯提出的“时间、场域和隐喻——音乐体验中的三维空间”分析法，对于我自己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中采用的多点音乐民族志及线索（隐喻）音乐民族志书写方法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另一方面，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在田野考察中所擅长采用的“聚合型—离散型”结合的思路[25]，能够让我得到有别于一般人类学民族志范畴的异文化艺术知识和各种有关仪式和艺术表演的研究资料。

王：您觉得该领域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首先在哪方面发力？这一领域未来的研究走向可好做一个展望？

杨：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学者可以见仁见智。我自己目前立足践行的主要是跨界族群音乐文化比较研究。我可以预测，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社会文化形势与学术研究条件的逐渐好转，这类研究将会在中国各少数民族及周边地区四处开花，蓬勃兴旺地全面开展起来。对此，年轻一代的学者将要担负起主要的责任，并且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就请宁颖老师就这个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宁：通过对相关研究现状进行反思，我对于跨界研究和海外田野有三点较深的感触和设想：第一，应该强调跨界研究过程中历时视角的重要性。对于“海外民族志”，如同杨老师所说，它带有一定政治指向，而这一指向从某种程度上将研究的视角限定在了“共时”的范畴之内，是以“当下”为蓝本的、以当代“中国”（中国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为立足点的、以现代国家疆界来界定研究对象范畴的。而“跨界族群”的文化研究，虽然大多情况下“界”也指向现代国家的政治疆界，但很多时候它也可以指向历史上的政治疆界，我们不得不考虑由于不同时代的疆界所引发的不同情况，并且不得不面对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可能发现的“我者”与“他者”视角存在的诸多差异甚至争议。比如，在我对朝鲜族“盘索里”音乐进行溯源与变迁问题研究时，必然要明确界定1910年前后的朝鲜王朝、日本殖民时期和1945年以后的朝鲜半岛、1948年后的韩国以及1949年以后的中国等历史维度，并对“盘索里”乐人及其音乐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不同情况给予细致观照。

第二，对于族群文化身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性。在此需要提及一个与“海外民族志”“跨界族群”文化研究有关的、在研究对象方面有所交叉的领域，即西方学术界关于“离散群体”（Diaspora）文化的研究。从西方学者的视角，包括汉族、朝鲜族、苗族等移民民族均可以被纳入到离散群体（包括历史上的）的相关研究视野。而站在中国学者的角度来看，即便是移民、改变了国籍，他们仍然还可能是部分的“我者”；而那些移民而来的民族，则作为一个中国的少数民族存在，即便是移民、改变了国籍，他们仍然存在成为“他者”的可能。由于我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北方典型的移民民族，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对于中西方学者如何看待移民民族的视角有所关注，而这恰恰让我认识到对于这一类族群文化身份的界定与反思，是“跨界族群”文化研究以及“海外民族志”书写过程中必须要慎重思考的一个问题。

第三，关于跨界研究的难点。毋庸置疑，大多数关于“他者”的研究，语言都作为一个难题，甚至会直接影响研究的有效性，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似乎并没有引起中国学者的足够重视。此外，在越过语言障碍之后，还存在一个会影响研究深度的问题——以往我们一直在强调、并希望通过跨界研究发现和解读“政治边界”在文化的生成、发展过程中的影响，然而仅仅追问至此是不够的，或许发现那道隐藏在艺术形式之中的“文化边界”才是研究的真正难点。我想这或许对解决学界一直关注的音乐（艺术）和文化“两张皮”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

最后，我想呼吁的是，做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同仁应该向海外民族志研究领域学习，意识到并重视中国对世界的汉语书写与本土解释、力图在国际学术界发声、在“对话”的基础上献上音乐界的贡献；同时，也期待海外民族志可以更多触及“比较”的内容，以便于更好地与“我者”相连，与“世界”联通。

四、结语

王：在当今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之下，海外民族志研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何在？海外民族志研究具有怎样的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我们应有的共识是：其一，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与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走出国门进行异域民族艺术研究已成为可能，这也是艺术人类学研究国际化，往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其二，国内艺术人类学界不仅要把国际学界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介绍给中国，还要走出国门做海外艺术民族志研究，把中国学者笔下的海外研究介绍给国际和国内学界，对于中国学界了解海外社会的文化艺术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国对外文化政策的制定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海外民族志对于中国作为共同体的意义是：“中国将从民族志对象转变为叙述世界的主体，从故事中的人变为讲故事的人。同时，这个讲述者也是故事中的人，我们在讲述别人，同样也有人讲述我们。这才是一个正常现象。中国从单向地被注视，发展出对世界的注视，再进阶到与世界‘相视’，于是就会出现文化之间的‘相视而笑’，这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憧憬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6]

当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国内的艺术研究领域并没有突破这一瓶颈。如李心峰所言，“我国以往的艺术研究，视界甚至更为狭窄，实际上只限于“中国”即中国本民族的艺术和西方欧美各国的艺术。像伊斯兰文化圈、印度及佛教文化圈、非洲、东南亚、大洋洲以及世界上其他许多蕴藏着丰富文化艺术矿藏的地域、民族的艺术，大多被置于视野之外。这与一个真正以开放的姿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泱泱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27]因此，超越固有研究阈限，对世界各民族、地域、文化圈的艺术予以研究，真正将艺术研究的视野扩展到世界艺术的一切领域，以促进整个人类艺术的相互了解、沟通和融合，将是中国艺术人类学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学术目标。就目前国内情况而言，已有少数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一些跨界族群艺术研究、异域艺术的田野考察报告也涌现出来，但并没有形成规模，田野考察的深度与广度还有待提高。中国艺术人类学走出国门进行海外艺术民族志研究，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学术方向。   

杨：海外艺术民族志，无论从其狭义或广义来看，都既是蓄势后发的领域，也是前景光明的领域。如今，在这个领域内兼有扎实的田野考察和精湛的案头书写的成果还比较少。我们希冀将来能够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同好加入到这个学术阵营之中。在我们眼里，无论是海外艺术民族志还是跨界族群音乐（艺术）研究，面对自然生成的新的对象、思维、方法、价值，或许如胡适先生所言：“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做田野，伏书案也如此，一缕缕、一寸寸地耕耘，也一样会让我们福报无边，喜乐无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