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艺术》与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
"National Ar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t Anthropology····Xu，Xiaoming, Fang Lili and Wang Yongjian
摘 要：学会是学者发表学术思想，进行学术交流，展开学术讨论与合作的平台，学术刊物是学者发表学术成果、开展学术争鸣、推进学科建设的平台。《民族艺术》与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学术理念颇为契合，均推崇艺术田野实证研究，几任主编和几代学人相交甚密，共同策划具有学术品位和前沿引领性的栏目，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从学科史和学术期刊史的角度，梳理二者的发展和互动合作，探讨学术风格的形成和未来学术发展的方向，以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关键词：《民族艺术》；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艺术人类学；学科史；学术期刊史
Abstract: The Society is a platform for scholars to publish academic ideas, conduct academic exchanges, and conduct academic discussions and cooperation. Academic journals are platforms for scholars to publish academic results, conduct academic debate, and promot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National Arts" is in line with the academic philosophy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Anthropology of Arts. They both respect empirical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art. Several editors and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and jointly plan columns with high academic level and leading edge. Generated widespread influ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e history of subject and academic journals, comb the development and interaction of the two, explore the formation of academic styles and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academic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acade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National Arts"; China Society for Anthropology of Arts; Art Anthropology; Subject History; Academic Journal History
王永健（以下简称王）：学会是学者发表学术思想，进行学术交流，展开学术讨论与合作的平台，学术刊物是学者发表学术成果、开展学术争鸣、推进学科建设的平台。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和《民族艺术》便是这样的两个平台。《民族艺术》创刊于1985年，提倡跨学科研究，秉承“跨民族、大艺术、多学科”的办刊理念，在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发表了大量高质量的艺术研究领域的学术论文，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学术学学科的发展。中国艺术人类学是一门舶自西方的学问，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出现。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从无到有，经历了译介西方艺术人类学著述到学术起步，并在消化吸收的过程中逐渐走向繁荣发展的本土化实证研究，尤其是200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后，搭建了一个国际化的学术平台，形成了一个有志于投身艺术田野实证研究的学者共同体，涌现出大量高水平的学术成果，有力地促进了艺术研究的发展。从历史的发展轨迹来看，《民族艺术》的创刊与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起步几乎是同步的，而且二者的学术理念颇为契合，很早就展开了深入的合作。它们均推崇艺术田野实证研究，几任主编和几代学人也相交甚密，共同策划具有学术品位和前沿引领性的栏目，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多年来，《民族艺术》稳居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之位，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二者齐头并进，发展势头正旺。今天来看，值得将《民族艺术》与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的历程进行梳理总结，在回顾《民族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把民族艺术的办刊理念和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设联系在一起。从《民族艺术》的发展史，看中国艺术人类学的成长。通过探讨二者之间的学术合作与互动关系，以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本期中国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三人谈我们邀请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创所所长、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方李莉研究员和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民族艺术》主编许晓明研究员，就这个话题展开探讨。
一、艺术人类学起步与《民族艺术》建立联系
王：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西学开始大量引入，中国学界重新开始复兴。传统学科在复兴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创建新学科，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时就创立了一个“新学科研究室”。艺术人类学恰恰是在这个时候被引入中国学界，作为一门新学科被重点培育和推介的。第一本被翻译进来的冠以艺术人类学的书就是罗伯特·莱顿先生的《艺术人类学》，当时由中国社科院靳大成先生组织翻译。因为是介绍新学科，新的学术理念，这本书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也是原著作者莱顿先生在国内艺术人类学界成为几乎家喻户晓人物的原因。学科的成长与学术刊物的支持关系密切，恰恰在这个时期，艺术人类学与《民族艺术》相遇，且彼此的学术理念契合，走向了联合。《民族艺术》也形成了自己的办刊风格，这种学术风格的形成是不是与艺术人类学有关？请许老师先来谈一下。
许晓明（以下简称许）：一开始接手这个杂志时，我首先要做的一个工作是了解《民族艺术》的发展历程，以更好地把握期刊的风格，使刊物循着同样的方向朝前走。于是我以口述史的方式，采访所里的老同志，同时查找一切和这个期刊发展史相关的资料，以了解这个刊物创刊的缘起，以及每个发展阶段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人和事件和这个期刊相关。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民族艺术》的创刊史和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史几乎是同步的，而且理念非常的一致。首先，作为当时“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成果刊载的平台，《民族艺术》的文章彰显出个性鲜明的“目光向下”性，关注的是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是田野调查的成果。其次，学者们审视的不只是作为美学对象的艺术本身，也不只是技艺，更要的是这些艺术背后的文化，即信仰、习俗、仪式及象征等人文因素。1989年，《民族艺术》刊发了日本学者木村重信的《何谓民族艺术学》，他提出了艺术研究中第三条道路，“不寻求艺术的特殊的、个别的价值，而是追求其综和性的价值。即把艺术在与总体性的生命的联合中加以把握，在艺术与各种文化现象的关系中加以重新探讨”，这些构成民族艺术学的基本问题。木村重信“民族艺术学”所倡导的，也就是艺术人类学所追求的，而《民族民术》在当时就敏感地把握到了这一研究取向并刊发这篇文章，其对学科前沿的把握能力可见一斑。尤其在廖明君老师成为杂志的主编之后，他确立“跨民族、大艺术、多学科”的办刊方向，倡导在跨学科背景下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在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领域进行实证性研究与经验性考察，推动了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转型，拓展了艺术学研究的民间话语空间，促使艺术学在研究方法、领域、重点成果及价值评价体系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极大地促进了艺术学科的发展。高起点、宽视野、新思路的办刊理念，使《民族艺术》避免了同类期刊长期存在的同质化现象，在国内外学界具有较高的学术声誉，成为民族地区少有的具有国际性影响力的学术期刊。
方李莉（以下简称方）：学术平台对于学术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起初可能大家希望成立类似这样学术成果的平台，但是是没有意识的。其实，历史潮流正在往那边翻滚，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改革开放，从思考人性解放开始，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但是发现以后只是一种无意识的发现，到后来我觉得才是有意识的。
许：先启蒙。
方：对，先启蒙运动，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对马克思“人的异化”进行探讨，然后陆续翻译很多国外的著作，原始艺术和艺术人类学的书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译介的，由此关注到艺术的发生学方面。还有一个，我觉得好多东西是双向的，一方面我们那个时候特别崇拜跟国际接轨，走向世界；但同时也有一个反弹，就是引发了对本土文化被蚕食的忧虑，于是就有好多学者开始转向中国乡土社会的研究。
许：所以当时就有一些艺术家开始以艺术的方式去反映中国乡土社会典型元素，比如比如反映黄土地的歌曲、绘画和电影作品，都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对吧？
方：是，我那个时候进入人类学也是从乡土开始的。比如我写那本《漂逝的古镇》，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那些要消失的工匠的知识，工匠的社会建构方式，工匠的技术记录下来。在我开始朝这方面发展的时候，周星老师就给我介绍了《民族艺术》这本杂志。当时我在北大做博士后，我写的就是这些民间工匠的生活，他们的宇宙观，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作品。周星老师当时就跟我说，你的文章很适合一个杂志，这个杂志叫《民族艺术》，你不妨去投投稿。我开始以为周星老师认识廖明君，后来听廖明君讲其实他们也不认识，说明这个杂志在圈内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影响力。周老师肯定是间接地得到了廖明君的电话，给了一个电话给我，我就联系了他，他给了我一个邮箱，我就把我的文章发过去了。发过去以后，廖主编一看我的文章可能特别合拍，他特别高兴，马上给我刊载了。当时他还给我做了一个访谈，我后来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他就觉得我的研究特别对他的口味，所以经常跟我联系。我一写就写长文章，尤其是田野的文章比较长。当时他叫我方博士，我还不是方老师，年轻嘛。他说：“方博士，你的文章多长都没关系，我都给你发。”然后一般来讲一个杂志一年就会发一个作者一篇文章，你老发那个作者的文章，不成了他的专栏去了是吧。但是我觉得廖明君特别开放，他说只要是你的文章无所谓。所以那个时候我在《民族艺术》上发了不少的文章。他经常会打电话来联系作者，这会让你没有空白。比如我写完了一篇文章，我可能在想这篇文章投给谁。他一个电话来了就发给他了，就免得我还去联系别人。所以我觉得我早期在《民族艺术》上发得特别多，大家可以翻一翻早期《民族艺术》，我发得特别多。而且我觉得廖明君还是有学术敏感性，我记得发了一篇就我的出站报告与费孝通先生的一个对话，那个对话录还挺长的。发给他以后，他马上敏感到，跟费先生对话太重要了，所以他就跟我说你能不能发一系列的文章，跟费先生对话的系列文章。如果你有这样的文章，有多少发多少，不限字数，也不限期数。最后我就把跟费先生两个人聊天对话的文章发到上面了。
王：那是2000年以后的事吧？
方：是2000年以后了，后来西部课题起来以后，我跟费先生对话就多了。1999年，做了一件大事，就是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的成立，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学会（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是第二个。最早成立的是挂靠在人类学学会底下一个分支学会，叫做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属于是二级学会，不是一级学会。廖明君通过刊物发现学者，后来他就发现一大群这样的人，都是做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所以他就想，能不能把这些人集合起来做个学会。因此，最早的学会缘起跟《民族艺术》有关系。当时学界是原始艺术研究热，《民族艺术》作者中原始艺术关注得多是谁呢？就是郑元者，所以廖明君觉得他应该是学科领头人，所以就把他推到了会长的位置上。那个时候大家都是自愿在做，都很年轻，我那个时候刚刚40出头，他们都30多岁，郑元者当年36岁，30多岁一群人，廖明君自己也不到40岁。
许：嗯，廖老师是1961年出生的。
方：彭兆荣当时正好是人类学学会的秘书长，他就去帮我们在人类学学会下面弄了一个二级学会。当时包括郑元者在内，我们学问都做得挺好，但是作为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普通学者，没有自己的学术成果交流和展示平台，更没有经费，最后是《民族艺术》搭了一个平台，这个会就到南宁去开。所以这个学会最早的缘起还正是《民族艺术》，而且成立会议还是在南宁开的。我记得首届研究会的会长是郑元者，我、刘祯、王杰、彭兆荣、廖明君是副会长，就这几个人。
王：人很少，但是确是已经有意识地在做这样一件大家具有共识的事了。
方：对，我们几个人到那里去开了一个会，大家也很高兴，觉得我们开始有自己的组织了。可惜的是开了那个会以后，一直就没有再组织任何活动，所以这个会大家也差不多快忘记了。但这是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的一段重要的历史。
王：当时，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虽然没有组织一些学术活动，但是它标志着学者们开始有意识地将学科建设及相应的学术规划提上议事日程，客观上也反映出艺术人类学在我国已有相当的学术认可度和社会认知度。它是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是学者们开始有意识地走向学术联合的标志，同时也标志着该学科正在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另外，我注意到从2000年开始，方老师与费孝通先生的系列对话文章在《民族艺术》上陆续发表出来，有《西部开发的人文思考》《西部开发与“高情感”文化产业的发展》《关于西部人文资源研究的对话》等等。
方：是的，2000年以后，费先生让我组织西部课题研究，我与费先生有一系列的对话，就是讨论这个课题，当时廖明君就说你能不能把这个对话放到我们杂志上发表，我说我还不知道费先生同不同意。后来征求费先生的意见，费先生说可以，只要你看着行就行。然后我每次跟费先生对完话以后，整理完，费先生读一遍，费先生在上面修订，改了以后写上“同意发表”，才拿过去发表。因为费先生的地位很高，他是全国人大常委员会副委员长，就怕有人冒牌，拿着他的什么讲话到外边招摇撞骗，所以必须他签字我才敢发，所以每篇文章都是签了字的，可惜这些稿子没有保留下来。
当时廖明君经常督促我，下一期怎么样了？所以对话的成果最后基本上都发表在《民族艺术》了，发了好几期。所以我觉得《民族艺术》是双向的，一个它给学者们搭了平台，另一个学者们也增强了它的影响力，费先生这样级别的人物都在上面发文章。这样一来，给《民族艺术》早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许：嗯，2000年左右《民族艺术》有幸集结了以费老为代表的一群人类学学者，这包括李亦园、乐黛云、庄孔韶、萧兵、徐杰舜等当时在学界已有相当学术建树的人类学者，还包括彭兆荣、邓启耀、纳日碧力戈、郭立新、徐新建、高丙中、张海洋、王海龙等开始步入学入辉煌期的学者。他们和当时以钟敬文先生为核心的民俗学学术群体，以及一批具有人类学视野的戏剧学、音乐学、美术学学者一起，将《民族艺术》推向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艺术学类期刊的高峰。
方：所以当时一定程度上借着费老的关系。一个偏僻地区的杂志，哪能来这么多大家呢？费先生的号召力多大，费先生发的杂志肯定是重要的杂志，所以大家也一起来投稿。学会成员们也积极向《民族艺术》投稿，成立了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我们这些副会长肯定爱护这个杂志，要为杂志做贡献。不过，这个研究会是廖明君发起的，最后却不了了之，他觉得这个没弄好，所以又跟我商量。廖明君说，方老师这个做不起来怎么办？要不咱们干脆成立一个国家级的学会。那个时候正好我在跟费先生探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就跟费先生说，我在人类学里边，别人说你是从这个艺术学进来的，不是人类学科班过来的；然后我回到艺术学，回到我以前的领域，认为你的专业变成人类学了。我以前的圈子里面的人都对我戴有色眼镜，不承认我。我说我是两边不靠，今后怎么办？费先生说，你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平台，有了自己的平台以后，你不光自己可以这样唱戏，还可以拉大家来唱戏，给大家提供机会，这样主角也有了，配角也有了，然后平台也有了。也正是这个时候，廖明君邀我一起做一个全国性的平台，不谋而合嘛。费先生说，你要成立学会要有人手，你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当时我就约了几个，我说有一批这样的学者，他说有人就好。我说我们之前就有个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有基础，但是就没有平台，因为都太年轻了，搭不起这个架子来。费先生说这个我可以帮你，因为费老帮这个事情就容易了。他后来为学会一级学会成立的事写了一封信给时任文化部部长孙家正。
那个时候费先生就意识到，中国开始复兴，到200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的地步了。他到重庆去考察了很多小城镇经济，考察了很多的私营企业，就发现经济上去了，但是什么时候才是美好的生活，我们需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所以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社会的发展也是不断地往前上升的，大家认为最理想的社会是道德型的社会，但是未来可能还有一个比道德型的社会还要更高一层的社会，那就是艺术型的社会。他还认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地步，一定要来一场文化繁荣、文艺复兴。所以他说未来你们搞艺术的人肩上的责任很大，应该要有这个历史使命，要有这个意识。他说这个历史使命和意识会形成一个历史潮流，但是历史潮流有一个点，有一个平台。他认为艺术人类学真要建了学会，就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他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他写信给孙部长，当时孙部长很重视，马上就批复了。
要不是费先生提点，学会几乎就不可能成立起来。首先，教育部要承认你这是一个学科，不是学科就不能成立；其次，要承认我们跟文化人类学可以平行发展，不是它的分支。你要是它的分支，又不能成立了，这里边就经历了好多次的商榷探讨，当时真是找了不少的人跟他们讨论这个问题，一直到费先生去世，才开始有了点眉目。有了眉目我就组织班子，2005年开始建筹备委员会，当时就找到了周星、麻国庆、廖明君，我们4个人在北京商量这个事情，先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学会还要有一个基本会员数量，最初就是我们一起做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2001年度课题国家重点项目——“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这群人。这个课题由费先生亲自担任学术总指导，我是课题组长。项目联合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艺美术学专业、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专业、西北大学宗教专业、西北民族大学民俗学专业等39家学术机构的100余位学者共同参与。
许：好大一个群体。
方：这个课题由十个子课题组构成，有民俗、考古、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戏曲、民间美术等等。这样的课题构成几乎跟后来的非遗分类是一致的，因此，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员的构成，一开始就是和非遗研究紧密相连的学者。学会最早成立的时候都不到100人。成立的时候规格很高，孙家正部长亲自作报告，中国民俗学副会长贺学军代表中国民俗学会、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祁庆富代表中国民族学会、2008年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大会组委会副秘书长以及都市人类学会秘书长张继焦代表2008年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大会组委会和都市人类学会先后发言。著名学者乔健、金光亿、刘锡诚、刘梦溪等诸位先生到会致辞。汤一介、乐黛云、于光远等诸位先生给学会成立发来贺信。季羡林先生还给我们亲自题写学会名称，所以这个学会一开始气势就很大。当时刘梦溪先生跟我们说，好多学会成立的时候架势很大，宣传也很足，但是最后虎头蛇尾，大家纷纷你当个会长，你当个副会长，以后就不干活了，大家就拿个名片就到处散了，他希望我们这个学会不要这样。我觉得他那个讲话非常好的，让我们警惕不要变成一个空壳，一定得实实在在地做。
学会跟《民族艺术》的渊源很深，因为廖明君也是咱们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所以从那以后我就觉得《民族艺术》是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会员们的精神家园和交流平台。国内杂志有很多，但是有好文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给《民族艺术》。然后我觉得廖明君组稿也容易了，都是熟人了，肯定最好的论文出来选择这里。最初的时候真没想到这么顺，成立后的头几次会都是在北京开的，那个时候我们还不叫所，叫中心，中心就三个人，我，杨秀，付京华。第一任秘书长是麻国庆，后来麻国庆到中山大学去了，我们当时真不容易。你看我们那一点点人做这么大的事，所有的会都在北京开，钱都是我筹来的，我自己从家里拿了10万块钱。因为学会注册就要打进10万块钱注册费。最开始是很艰难，就是那样子过来。但是现在慢慢的发展起来了。我觉得学会发展起来有几个因素，一个是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再一个《民族艺术》杂志也给了学会平台，让我们的会员们有了发表文章的平台，所以我觉得艺术人类学走到今天，跟《民族艺术》是分不开的。
二、学会创立后《民族艺术》与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
王：200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正式成立，搭建了一个国际化的学术交流与对话平台，艺术人类学这个学科借着学会的平台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很多高校都开设了艺术人类学的课程，成立了艺术人类学相关的研究机构，有一些还将艺术人类学作为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科目。学会成立12年来，现在拥有注册会员1200余人，分布在全国30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中，足以可见成长迅速和影响力之大。《民族艺术》一直支持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发展，每年开年会的时候几乎编辑部的全部成员都来支持，所以在很多学者看来《民族艺术》像是学会的会刊，也因为杂志的到来吸引了那么多学者前来参会，大家有好的文章第一选择肯定是投给《民族艺术》，可以说是互惠共赢。许老师是如何看待这个学会和学会的发展的？
许：我是2014年9月底开始担任《民族艺术》主编工作的。刚接手没多久，11月1日，由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与北京舞蹈学院、《民族艺术》杂志社联合主办的“2014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就在北京召开。注意到当时与会学者由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体现会员构成的开放性和跨学科性。从提交的参会论文看，其选题的多样性、视角的新鲜度以及文章中体现出来的艺术人类学学科的关怀，真让我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说实在的，刚接手这个杂志的时候，我自己心里是没有底的，毕竟我自己从事的不是艺术学的研究，和艺术学研究学者的联系也是有限的。不过，经由这次会议，我第一次和方李莉老师以及我们一些重要作者见面，增强了把刊物办好的信心。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宗旨是：“广泛团结和联合全国艺术人类学领域的学者，开展艺术人类学理论与实践的深入研究，注重实地的田野考察，进一步地认识与弘扬中国的民族文化和艺术，为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为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的发展而努力。”这和《民族艺术》所倡导的“在跨学科背景下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在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领域进行实证性研究与经验性考察”办刊理念是一致的。而实际上，作为一个民族民间文化研究的耕耘者，我一向重视“实证性研究和经验性考察”，所以说学会、杂志和我自己的研究理念是一致的。因此，第一次和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接触就让我感觉到，学会给了《民族艺术》的持续发展，给我接手主编的工作注入了强心剂。
这四年来，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员始终是《民族艺术》重要作者的来源，我们的作者中，不仅有学会最初创刊时的老会员，也有年轻的会员，体现了学术人才的阶梯继承性。2014年以后我们开设的“艺术人类学”“中国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三人谈”“艺术和乡建”“中华传统艺术走出去”“工匠和工匠精神”“跨境族群音乐研究”“中国学者的海外艺术田野”等栏目和专题，加上廖明君主编早先开设的由李修建主持的国外艺术人类学研究译介，即“海外视域”栏目，以及最近增设的“艺术人类学关键词”“艺术人类学名著导读”栏目，所有这些，均是推动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建设的助力之举，是努力践行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宗旨的过程。
方：你接了《民族艺术》以后一个是继承了。我觉得你基本上是沿袭了廖明君的风格。他也是从年轻人培养开始的，我觉得你也是从培养年轻人开始的，现在我看到这个杂志上有了不少新面孔。而且杂志跟学科结合在一起的意识更强了，每次都作为会议的协办单位，而且每次都给学会资助经费，这个也不容易。虽然钱不多，但是这个钱很重要，够咱们评选优秀论文发奖了。你这个支持很重要，其实支持也是在让大家关注到这个杂志跟我们学会是有关系的，也告诉会员们，只要你们努力就能够在这个杂志上发文章。因为很多院校就把这个杂志当成最高的权威期刊，所以我觉得这个杂志对我们会员入会也是有号召力的，这个学科发展到今天，包括学会发展到今天，也要感谢《民族艺术》。
许：我觉得这是一个共赢的过程。刚才方老师说的是杂志对学者的影响，就我们的角度来说，也是学者推动了杂志不断地向前。我们作者群体，是以方老师为中心的这些有艺术人类学学术理念和学术成果的群体，他们通过方老师关注到了我们这个杂志的存在，不断地提供了他们最好的研究成果进来，杂志的发展需要有一批这样的有共同学术理念的学者。
王：说的是，作者群的形成可以给刊物持续提供有学术质量保证的稿件来源。伴随着学会的成长，越来越多的学者聚集到学会这个平台上，展开学术交流与讨论。我在想，学会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局面，尤其是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加入，一定是有它的吸引力所在，或许就是学会的学术魅力所在，在这里没有学术霸权，大家以问题讨论为中心，而且还能学到新知，交到很多学术上朋友。而《民族艺术》关注艺术人类学前沿动态，关注学术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争，是学术研究的发表阵地。一定意义上而言，二者共同引领着学术发展。
作为一门舶自西方的学问，自然需要国际化的视野，借着学会这样一个平台，还吸引了许多来自国外的著名学者参与进来，像莱顿、范丹姆、塔森、荻野昌弘、菅丰等等，他们的参与带来了国际化的交流。我记得从那以后，《民族艺术》上开始有了这些外国艺术人类学者的文章，并且设立了“海外视域”栏目。从办刊的角度，您如何看待艺术人类学与国际学界交流的问题？
许：《民族艺术》在自创刊以来，以推动学者们去发现中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艺术的本质，探索其发展规律为已任。我们一方面体现学术研究中中国学术话语的建构，另一方面以开放的心态，以期刊为平台，促进国际学术界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学习。《民族艺术》1989年第2期发表了李心峰的《日本的民族艺术研究》一文，介绍了日本民族艺术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关注的领域、基本原理。当年第4期又刊载了他翻译的日本学者木村重信的《何谓民族艺术》一文，这是《民族艺术》有意识地向中国艺术学界推介的具有艺术人类学理念的国外学者成果的开始。而早些时候，《民族艺术》1987年第4期还刊发了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教授马克拉斯的《戏剧与太平天国》一文，这篇文章以大量的史料，讨论了太平天国时期戏剧发展的情况，颇具人类学视角。2013年，《民族艺术》开始与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李修建博士合作，开辟了“海外视域”栏目，陆续译介国外艺术人类学学者的成果。
记得有一位主编和我说过，《民族艺术》给人的感觉是越来越国际范。以我个人的理解，一个学术期刊的“国际范”，不止体现在作者来源的国际性，还体现在我们使用“国际通用学术语言”来书写中国传统文化。《民族艺术》关注的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但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坐井观天。我们希望作者的文章，在最基本的论文规范上可以和国际接轨，更希望作者论及的问题，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和国际学者进行相应的对话，而不是自说自话。我经常说，我们研究对象可能很“土”，但是研究理念、方法和视野必须具备“人类学术命运共同体”的关怀。我也希望中国艺术人类学能秉承相类的理念。
王：当了几年的主编，学会的发展对您个人意味着什么？
许：我的体会，必须承认就我个人的发展来说，对我学术研究的成长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我的学科背景是宗教学，通过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和主编艺术学杂志，我和得以和艺术学各门类、艺术人类学、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甚至历史学、社会学等这科领域的学者进行广泛的交流，进一步开阔了自己学术视野，这是另一个层面的共赢。
三、学术风格的形成与未来发展构想
王：学术期刊应该树立自己独立的学术风格。《民族艺术》从创刊起就有自己坚定的学术理念，以“跨民族、大艺术、多学科”为办刊方向。还有一个从实求知在里面，比较重视田野，基于现象分析获得范式性本质，而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评述。所以许主编，请您从办刊理念的角度，包括主编之间的延续，学术风格的延续，包括今天你们对于文章基本的要求这个角度谈一下，我觉得对我们这些青年学者是有用的。昨天有好几位老师就问我，纯艺术实践的文章适合不适合在《民族艺术》发，我说你应该仔细看一下这本杂志，因为纯艺术实践的文章不一定适合这里，因为这里既要有田野，又要有理论结合起来。
许：前文说过，《民族艺术》办刊理念的形成，肇始于《民族艺术》创刊初期，和“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即“十套集成”）的编修有很大的关系。1979年，当时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戏剧研究室（《民族艺术》主办单位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前身）开始承担《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广西卷》和《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广西卷》的编纂工作。参与此项工作的学者，不只收集了大量的文字文献资料，还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以录音、文字等方面采集记录原始资料，形成一系列研究论文。1985年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戏剧研究室改组为广西艺术研究所，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编写《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广西卷》《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广西卷》《中国戏曲集成·广西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广西卷》成为广西艺术研究所的中心工作。翻开当时的各县资料集成资料可以看到，集成志书的编纂，不只关注艺术形态的描写，还有相关的民俗记录。1985年6月至1995年，《民族艺术》创刊初始的十年间刊载的文章多为集成志书的成果，这些成果有对艺术史的追溯，也有艺术特征的描写，还有对艺术背后的相关民俗的记录。当时的广西艺术研究所所长顾建国（顾乐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广西戏剧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曾任中国傩戏学研究会副会长。他重视田野调查，关注艺术背后的文化解释，在1985年至1997年间，《民族艺术》刊载了上百篇傩艺术方面的文章，这也是《民族艺术》作者群体一开始多为傩戏研究者的原因，当时的作者中就有王廷信、刘祯等，重量级人物还有曲六乙、王秋桂先生等。这些成果的刊载，使得《民族艺术》在同类期刊中独树一帜，风格鲜明。1995年，廖明君老师开始担任《民族艺术》主编，他同样关注仪式艺术及文化解释，1992年他在《民族艺术》发表的《师公<大酬雷>文化内蕴初探》是这理念的具体实践。在这以后，《民族艺术》始终关注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以“跨民族、大艺术、多学科”为办刊方向，其注重实证性研究和经验性总结的风格逐步定型。
王：那个时候做“十大集成”，实际上是借鉴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但是没有人把自己的研究标榜成为艺术人类学研究对吧？
许：确实没有。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类学开始在中国勃兴，慢慢地大家就有意识了地从自发到一个自觉的状态，开始有像方老师这样的一批带头的学者的出现。
方：那个时候我算很重要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同时受过艺术学和人类学两种训练的人很少，其实到现在我们这样的学者还是很少。大多数都是什么呢，从艺术过来的，或者是人类学过来的，因为当时没这个学科，所以我也是很偶然的受了这两个学科的训练。其实人类学里面也没想到还有一个艺术人类学，搞艺术的人也没想到还有一个艺术人类学，就是我一个人两边不搭，最后搭出了一个艺术人类学，最后就是一个学科出来。
王：我觉得《民族艺术》目前开设的栏目和专题很有前瞻性，也是广受学界好评。这些栏目设置的出发点可否谈一下？
许：2014年9月以后，《民族艺术》继往开来，秉承一以贯之的办刊理念，同时也顺应时代的发展，在栏目的设置上有所变化。目前，常设的栏目包括“学界名家”“学人治学”“文化研究”“艺术人类学” “艺术探索” “学界资讯”。“学界名家”和“学人治学”由学者个人治学历程谈和同行对学者研究的评述构成，文化研究刊载口头文学、民俗学、民族学、神话学等学科和研究领域的文章。艺术人类学是我们的主打栏目，其文章体现艺术人类学“将艺术作为文化一部分”观察的理念，而艺术探索栏目更重视传统研究中“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的艺术本体研究，二者互为呼应。此外，还开设有“海外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觉人类学”“艺术考古”“谣言研究”“神话图像”“中国史诗研究”“生活艺术”等特色栏目和专题，由这些研究领域的学者主持。这几年我们还根据国家文化发展和艺术学学科建设需要，开设“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三人谈” “工匠和工匠精神”“传统工艺保护”“传统戏曲保护”“跨境族群音乐”“中华传统艺术的海外传播”“中国学者的海外艺术田野”“艺术和乡村建设”“‘一带一路’上的艺术交流与传播”等栏目和专题，这些这些栏目和专题关注当下中国文化发展热点话题，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目的在于体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和“中国话语”。为进一步推动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建设，2019年第4期开始，我们还将开设“艺术人类学关键词”“艺术人类学名著导读”等栏目。
方：我觉得你的很多栏目还是很有创建性，比如说“海外视域”“中国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三人谈”等。包括你现在提出来的艺术人类学关键词也很重要，因为一个学科如果我们把它的关键词都搞清楚了，对这个学科基本上就有一个大的了解，基本的构架、基本的研究方法、关注的点都了解了。艺术人类学关键词，一个要关注到西方的基本理念，另外要关注到中国人自创的，包括“遗产资源论”“音乐上海学”都可以成为关键词，这些都是中国自己创造，体现中国学术话语。
许：嗯，这些关键词在永健的《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知识谱系研究》一书中提到了的一些。
方：永健做了一些，我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和深化，我给永健的专著写的序，后来拿到《思想战线》上去发表，主编说一定要把序言隐去，不要让人家看成是书评，要把它变成论文，所以最后我把它变成论文。变成论文以后，当然我也注释了，永健提出来的我就注释成永健的，我自己写的就写是我自己写的。但我引用了他的一些东西，就把它进一步完整化、深化了。
许：建议和艺术人类学相关的人物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艺术人类学关键词”。
方：对，历史上重要的人物，比如说罗伯特·莱顿、霍华德·墨菲、范丹姆等几位学者。中国的也是，这些艺术人类学的创始人也都可以称为人物。所以那天开会我也说了，咱们学会的副会长，一个是得到了一个名，但还有一个责任。包括《民族艺术》也一样，事实上学术的主编既是一个荣誉，但实际上也是一个使命，因为学术期刊就是学术导向，很多的文章都是根据，现在都是根据编辑想要什么样的文章来写文章，所以这个方向就成了一个学术的风向标。
许：没错，我们希望每一篇文章都有学术风向标作用，能表现中国艺术人类学在发什么声音，我们必须要体现这一特色。
方：学术期刊想要什么样的文章很重要。我觉得那天王廷信教授讲的很对，他说现在很多论文是专门为评职称写的论文，罗列观点，综述观点，看起来一大堆的引注，但是自己的看法却没有。所以一个是要防止没有观点，缺少对话的文章。另外一个也要防止看起来很多观点，实际上是罗列观点，看起来很多理论，实际上是罗列理论，但是事实上他自己的理论观点没有，就是一个评述，这个评述的文章也要警惕，为什么要写个中国学派，因为中国学派就不容易完全评述外国人的东西。现在好多文章就是评述外国人的理念。不管引用多少外国人的东西，一定要有自己的观点，一定要落到自己的落脚点上。所以学术期刊的导向很重要，每个学术期刊都有自己的要求、自己的风格。我觉得《民族艺术》能走到今天，可能跟这种追求是有关系的。
许：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到现在12年过去了，必要做一些提升。希望这些栏目的建设对学会、对中国艺术人类学整个发展是一个转折点，继往开来，一个是总结，一个是开拓。要推进中国艺术人类学科的建设，首先我们得像20世纪80年代一样，从国外吸收新鲜的空气进来，就是像您跟莱顿、范丹姆这样的一个接触以后，把国外艺术人类学新的学术理念和方法带进来，这是必要的，所以我们有了“海外视域”这样译介国外艺术人类学研究成果的栏目。其次，您提出的“中国艺术人类学”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是自我学科的建构的过程，也要做得好，所以2014年11月，当我第一次和王永健博士接触后，就有了开设“中国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三人谈”的想法，并付诸于实施。另外，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需要，要彰显中国在国际人文科社会学上的地位和话语权，我们现在开始有一些学者到海外从事艺术学田野，这也是我们在关注和推动的。内外互应，必将可以推动整个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建设。
方：费先生说中国很多做学问是做的庙堂学问，我们不做庙堂的学问，我们做社会实践中的学问。我觉得你把这个杂志定位在艺术人类学非常好，它会形成杂志的学术风格，所以我倒建议你以后那种庙堂式的文章少发一点。你看我们的研究，对中国的非遗保护，对中国的乡村建设，对中国的手工艺复兴，对中国本土的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的建构，都提供了很多的一手资料。
我这个人做事情上是比较有雄心的，包括当时成立艺术人类学学会好多人耻笑，这个能成为一个学科吗？连个人都没有，但是咱们做出这么大的一个局面来，所以人要敢想。我打算明年申报一个国家重大课题，就以艺术人类学中国学派建构为题。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有一个成熟过程，早几年我自己的认识都还没达到这个程度，所以既是个人见识的提高，也是一个学科发展的需要。个人认识跟社会的发展、学科的需要是联系在一起的。
许：您是很好地贯彻费老的思想，就是“面向人民的艺术人类学”，这些也是《民族艺术》一直在追求的。
方：建议《民族艺术》多刊发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员的文章，最后成为你们杂志的一个风格，以后我们写学术史的时候就把你这个杂志突出出来。我让永健关注学术史写作，一定不要忘记《民族艺术》杂志，因为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除了有学会，一定要有杂志的，一般的学会都会办自己的杂志。我们学会没有办自己的杂志，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一直把《民族艺术》当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会刊，这样我们是强强联合。
王：强强联合很重要，可以说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到今天，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力，这里面既有学会平台的号召力，也有《民族艺术》杂志的鼎力支持，相信伴随着一批批成果的出现，这种影响力将会持续增长的，也期待《民族艺术》能够保持风格，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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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民族艺术》2019年 第4期，请以纸质版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