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发表成果热点述评
王永健
摘 要：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秉承从实求知的学术风格和研以致用的学术目标，紧跟时代发展脉搏，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和现实问题，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呈现出一批理论和艺术民族志的研究成果，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贡献着思想智慧的力量。2019年度，中国艺术人类学在理论与方法论、非遗保护、乡村振兴、艺术及其认同，以及艺术民族志个案研究上均有较多成果面世。主要特点是：学术阵地进一步扩大和增强；依托扎实而深入的田野调查，注重挖掘中国传统艺术的文化基因和当代的传承与发展现状，关注文化艺术的再生产与再创造，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建构具有中国范式的艺术人类学理论；研究视域与研究方法均有新的拓展，不仅关注民族民间艺术、城市艺术，也出现了虚拟艺术研究的案例；研究成果开始在国际推广。
关键词：艺术人类学；非遗保护；艺术民族志；乡村振兴；艺术与认同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艺术研究院“2019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研究报告”成果之一。
引 言：从实求知，研以致用
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秉承从实求知的学术风格，注重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关注社会发展现实，聚焦社会热点问题的探讨；秉持研以致用的学术目标，致力于解决当前社会发展进程中遇到的文化艺术现实问题。依托于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这一国家级、国际化的学术平台，形成了一个汇集国内外1300多名学者的学术共同体，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呈现出一批理论和艺术民族志研究成果，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贡献着思想智慧的力量。2019年度，中国艺术人类学在理论与方法论、非遗保护、乡村振兴、艺术及其认同，以及艺术民族志个案研究上均有较多成果面世。主要特点是：其一，多个刊物开设艺术人类学专栏，关注与探讨前沿理论话题，主动思考人类与社会发展命题，为艺术研究提供指导与借鉴。其二，依托扎实而深入的田野调查，注重挖掘中国传统艺术的文化基因和当代的传承与发展现状，关注文化艺术的再生产与再创造，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建构具有中国范式的艺术人类学理论。其三，研究视域与研究方法均有新的拓展，不仅关注民族民间艺术、城市艺术，也出现了虚拟艺术研究的案例。研究方法上出现了将科技研究的方法用于艺术研究的案例。其四，作为一门舶自西方的学问，以往多是译介西方的理论著作，本年度在英国出版了第一本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译介到国际学界的文集，展现了艺术人类学在中国总体的发展势态和水平。本报告资料主要来源于2019年度公开出版的著作、文集以及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的学术刊物和报纸公开发表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成果，以下将分别展开论述。
一、理论与方法论研究
关于艺术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论的探讨向来受到重视，不仅致力于解决本学科发展的问题，同时也对一般门类艺术的研究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本年度，多家刊物开设“艺术人类学”专栏，如《民族艺术》《民族艺术研究》《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等，足以证明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受重视程度。
《民族艺术》杂志自2014年起开设“中国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三人谈”栏目，关注与探讨该领域的前沿理论话题，2019年共刊出2篇文章。《〈民族艺术〉与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回溯了《民族艺术》的创刊与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的起步，到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创立后，二者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发展历程。其从学术理念、学术风格的形成、研究范式的确立、刊物栏目的设置，以及未来学术发展的方向等多个角度展开了探讨。《多元审美的话语意义》反思了西方美学的话语体系对于本土艺术与审美问题阐释的有限性，重新审视具有民间特征的审美范畴，由此推进多元美学的话语创建。作者认为应将视野扩展，关注多元文化语境中与丰富多样的审美实践相关联的其他范畴，从理性思辨的角度提升乡土实践的理论价值，强调把对地方、民间及多民族文学、艺术与文化的研究提升到话语建设层面，努力创建兼容民间范畴、乡土实践、审美生活及生命美学等多重表述的开放体系。这样的探讨对于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多有指导意义。
在研究理念方面，既有宏观的对中国艺术人类学未来研究发展方向具有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又有具体实操性的强调中国特殊情境中应该如何进行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成果，还有借助具体案例建构新的研究理念的研究成果。如方李莉的《迈向人民的艺术人类学概念阐释——以费孝通论文化艺术与美好生活的思考为起点》，通过对费孝通先生关于人类文化艺术和美好生活思想的再阐释，从宏观层面指出未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方向，以及具体的研究理念。对费孝通先生的“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这一重要表述提出的历史背景和内涵进行了阐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迈向人民的艺术人类学”的表述，从“活历史”的思考、“人文资源”的思考、“从实求知”的工作方法、艺术与人类的美好生活、以艺术作为桥梁参与全球化建构、文艺复兴与人类的未来走向六个方面对费孝通有关艺术与美好生活的思考，以及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层面进行了再阐释，这是站在更高的人文关怀的角度，通过艺术关注人类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社会发展模式，而研究的终极目的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该文具有方向性的引领意义,明确了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在具有实操性的研究理念中，项阳的《历史与田野：中国礼俗仪式音乐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9年版），指出了当下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中亟须树立“历史与田野相结合”的研究理念，以及如何践行的方法。该著是一本有关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文集，由视角、历史、宗教、族群、区域五部分构成。从仪式与实际用乐的样态中管窥“历史”样貌，这是所谓“回到历史现场”“走向历史的田野”的历史人类学意义之所在。由“历史”伸向“田野”，从“田野”探向“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把握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体系脉络与精神内涵。
有一些学者结合具体案例，以城市艺术区、民间艺术为个案，从独特的研究路径切入，建构新的研究理念。如张娅妮的《脱“俗”求“艺”：现代舞台化背景下传统秧歌的民俗因素分析》，探讨了传统秧歌在现代舞台化过程中与民俗文化的不同疏离关系问题，作者将这一过程概括为脱“俗”求“艺”。这一研究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聚焦于民间艺术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如何协调与本土民俗的关系问题，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理解民间艺术的发展变迁与当代转换。强东红的《陕北民歌的审美维度与文化价值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对陕北民歌进行文本分析和个案研究，有利于加强理论与文艺实践和现实生活的联系，体现文艺美学研究的形而下转向的新理念。这些研究从具体的案例出发，研究理念和研究路径值得关注。
在学科理论的建构方面，孟凡行的《艺术人类学的基本问题与学科发展新方向》，通过对艺术人类学的学科设置、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探讨，分析其理论与方法对艺术学研究所产生的革新价值和意义。作者认为，艺术人类学应抓住艺术学“升门”和艺术学理论升为一级学科的机遇，将自身建设成艺术学理论二级学科。向丽的《审美人类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立足于当代多重文化叠合与社会转型的语境，对于审美人类学的产生背景和价值意义、审美人类学在国内外的发展动态、审美人类学的学科构建、基本问题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审美人类学与马克思主义美学以及中国美学的当代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为当代美学面对社会现实问题提出思考与批判进行了有益尝试，推进了当代美学的多样性重构。
在研究方法方面，注重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相结合，以及多重证据法的使用，注重语境研究，关照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互动。此外，注重新的研究方法的使用，引入科技研究的方法进行艺术研究，并有所开拓。王永健的《合浦港与古代海上陶瓷之路》，以丰富的古代文献、考古资料和田野调查资料，对合浦港这样一个西汉时期便已产生的国际商港与海上陶瓷之路贸易进行研究。深入研究古代合浦港与海上陶瓷之路，对于重新认识合浦港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当下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牛乐的《图溯犀牛大海——河湟、洮岷民间大黑天信仰的流变及文化表征》，通过对西北地区民间大黑天信仰及图像的研究，论证了藏彝民族走廊文化在西北地区传播与流变的历史踪迹。作者认为，作为个体和社会生命的文化表征，宗教图像与人类文化的底层知识之间相互指涉，表征为“音”“形”“义”的综合图式，在传播与流变中表现出文化生命共性、差异、互动的生长逻辑。这一视角值得关注，对于当下的艺术人类学个案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新的研究方法被用于艺术人类学研究中，本年度的研究成果中，值得关注的是将科技手段应用于研究中，拓展了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如王忆雯等的《文化变迁视野下的眉勒发展流变研究》，大量运用文献资料和考古学资料，从历史的维度将眉勒的发展流变做了纵向梳理，有助于在历史长河中整体关照女性地位的变化以及女性群体智慧的造物法则，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在共时性研究层面，作者重视实物资料的收集与分析，尤其是将科技手段应用于艺术研究，对色彩提取进行科学分析，使整个研究的结论更具说服力，这一点在当下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中是值得推崇的。
同时，一些个案研究通过具体案例展现研究方法，对于当下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具有启示意义。赵书峰的《湘中民间仪式音声的“在地化”与互文性研究》，以湘中民间仪式音乐研究为例，阐述了其“在地化”与“互文性”现象，作者认为互文关系就是其音声符码在不同的仪式语境中的语义转换或变迁过程，形成仪式音声的在地化过程。这一研究视角值得关注。肖文朴、张占敏的《“音声”倾听：对民间仪式音乐的多维感知——从“他者”的视角表述开来》，认为音声倾听是一种多维度的声音感知，在民间仪式音乐的倾听中，既有人类学他者式的在场体验，也有现象学我者式的意向性理解，它们均可建立在交互主体的对话关系中；可以在介质空间中将音声或音乐当成声音物体或听觉物体来看待，通过记录、分类等方式，使之形成一个具有文化性的超倾听文本。
艺术人类学作为一门舶自西方的学问，以往多是译介西方的理论著作，引入中国后走过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积累了一批扎根中国田野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承载着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也期待能与国际学界分享。2019年度，剑桥学术出版社出版了罗伯特·莱顿和罗易扉主编的《当代中国艺术人类学》（Contemporary Anthropologies of the Arts in China），这是第一本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译介到国际学界的文集，展现了艺术人类学在中国总体的发展势态和发展水平。文集所选学者均是中国视觉艺术、舞蹈、音乐及艺术理论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其研究成果能够代表当前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水平，他们共同为国际学界展现了中国艺术人类学丰富而深刻的先锋理论与思想。此外，方李莉的《中国陶瓷史》（西班牙文版）也于2019年出版，该著是第一部以艺术人类学和全球化视角完成的中国陶瓷史，可以说这既是一部中国陶瓷对外贸易史，也是一部中国陶瓷技术与文化的对外交流史。开卷有益，也期待有更多的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著述译介出来，为国际学界贡献来自东方的思想智慧。
二、非遗研究
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就是非遗保护，每次年会这都是一个重要的研讨版块。艺术人类学研究通过非遗保护理论与个案研究，为国家非遗保护工作提供了智库成果。
在非遗保护的理论方面，对非遗的概念、文化遗产的观念、非遗管理和保护、非遗资源的利用方面均有开拓和更新。王福州的《非遗文化形态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9年版）综合运用艺术学、人类学及社会学等多种研究方法，将多年来的田野作业、保护工作的实践心得与理论相结合，从历史观的角度剖析了非遗文化形态的相关命题，进而深度探讨了非遗本体及内涵，使其更具整合力和包容性，让该项研究更贴近并服务于非遗保护实践工作。作者多年来从事非遗保护的管理与研究工作，该研究源自其工作和研究实践，将对非遗的研究提升到文化形态学层面，重新界定了非遗的概念，对于非遗保护与研究实践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赵旭东的《文化互惠与遗产观念——回到一种人群互动与自主的文化遗产观》，认为文化遗产的观念与现代国家的成长同步，地方性文化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印证了一种加引号“非遗”的存在，同时也印证了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潜在支配和转型，它成为一种远距离的缺少文化自主性的遗产观念。回到一种既存只需的彼此互动且又富含文化自主性的文化遗产观是新时代所迫切需要的，甚至关系到了一种文化的生死存亡。李祥林的《女娲信仰与中国行业神崇拜》，从中华民俗女娲信仰入手，探讨了从古至今其适应民间工艺行业的多样化诉求，形成种种含义的民俗事象的行业神崇拜问题。思考古老文化遗产作为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在当下神话复活和符号经济的时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当前非遗保护进程中亟须厘清的观念性问题，有一些学者从理论和具体个案入手，展开了讨论。马知遥等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几个关键性问题》，在对当代非遗保护发展脉络梳理的基础上，提出随着非遗的公共属性不断增强，在现代产业语境中批量化的生产使得非遗手工劳作面临危机，应该重视稀缺的非遗项目，让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非遗保护理念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李建峰的《试析全景敞视中不同主体的“非遗”视觉差——以汶川羌族羊皮鼓舞为例》，以国家级非遗项目羌族羊皮鼓舞为例，基于凝视理论探讨了国家与地方社会在全景敞视地方文化的过程中，不同主体因各自视见的不同形成的视觉差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不同主体对文化的定义与文化再生产，也影响着非遗传承保护的效果，应该予以重视。巴胜超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的理论与建议》，认为在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中，应尊重文化持有者的主体地位，对保护区的类型、层级和范围进行合理划分，完善遗产的认定、普查、存录、整理、宣传、教育、监督、退出、奖励等机制，从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扩展到文化遗产生态的整体性保护，从外在的传承场所回到村寨、社区，在文化共同体中做好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形成保护区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机制。这些研究对于当下的非遗保护具有指导意义。
丁文涛的《水族剪纸技艺流变中的文化涵化现象——都匀水族非遗传承人剪纸个案研究》，以都匀水族剪纸传承人韦帮粉的个人剪纸纹样演变发展过程研究为例，探讨了受外来文化、现代文化与生活方式影响，传承人创作观念和剪纸功能指向上所发生的变化。这是当下非遗研究领域值得关注的新问题。习建勋《“东巴舞谱”概念范畴的再思考》，通过田野调查中民间文献的获取，进而对长期以来西方学术话语统摄下的东巴舞谱概念范畴进行了反思，对其进行了重新定义。东巴舞谱作为东巴文化的重要内容，应该在东巴仪式与东巴文化这一整体性文化格局的视野关照下进行定义与研究。这一研究理念值得关注。
在非遗保护与智库研究方面，刘瑾主编的《岭南音乐舞蹈发展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依托于广州大学岭南文化艺术研究院平台，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对岭南地区的音乐舞蹈传承、传播与发展现状进行了探讨，全面展示了岭南音乐舞蹈的现状与最新研究成果。本书汇集了北京、天津、广州三地研究者的成果，力求搭建更加广阔的岭南文化研究平台。为区域文化艺术的保护、研究和长远发展提供了智库研究成果，对具体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日本学者木之下章子的《吴桥杂技与艺术研究》（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9年版），从吴桥的自然环境和历史入手，分析了其兴起的原因，阐述了杂技传承的变迁，揭示了杂技艺人的内部结构、师徒关系和社会保障。同时专辟一章介绍了日本杂技的传承和变迁。最后，介绍了吴桥杂技艺人的婚姻家庭、杂技艺术的市场、活跃在海外的吴桥艺人以及中国历代关于杂技艺人的管理和文化政策。吕青的《陕北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对陕北民间艺术产生发展的地理、社会及人文等文化生态系统进行了系统地梳理，阐述了陕北民间艺术的主要文化特质，研究了20世纪以来陕北民间艺术文化生态变迁的不同时期，探究了影响陕北民间艺术传承发展的文化因子。作者指出，文化生态环境的变迁对于当代陕北民间艺术的发展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传统民间艺术将何去何从，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反思、深思。黄龙光的《非遗视野下彝族花鼓舞保护的多主体协作》，通过对当下彝族花鼓舞传承与保护现状的探讨，认为在新形势下急需建立一种多主体协作的保护机制，政府应有效整合学界、民间社会资源，共同协作、有效推进彝族花鼓舞的整体保护。这一理念值得关注。
在非遗的调查与研究方法方面，冯彤的《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年版），挑选了基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有关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论文和调查报告，以期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赵迎芳的《新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和保护的实践与思考》，从非遗的记录保存、生产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三个层面探讨了新时期非遗保护工作的实践。刘丽珺的《论满汉文化交融下的丧葬舞蹈〈摆字龙灯〉》，对河北保定国家级非遗项目“摆字龙灯”的历史源流、发展变迁、满汉文化因子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着重讨论了满汉文化交融所促使“摆字龙灯”的形态生成中的文化寓意。这种由表及里、层层深入，注重艺术事象背后意义世界探寻的研究范式值得推崇。
此外，山东人民出版社组织出版了一套民间艺术田野调研报告丛书，主要有刘燕、潘镜如的《陕西安塞剪纸农民画调查报告》（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崔笑梅的《苏州刺绣调研报告》（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浙江省温州市夹缬调研报告》（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黄永健的《浙江青田石雕调研报告》（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旨在对当代城镇化进程中民间艺术的发展状态和发展趋势展开探讨，深入思考传统文化发源和迁衍流变之间的关系，了解城镇化发展对民间艺术的影响。对于民间艺术各行业的未来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在非遗的传承与发展方面，聚焦于传承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如基因变异、传承途径、传承制度和传承方式等展开了探讨。潘丽的《舞台花鼓灯的文化传承与基因变异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探讨其在进入当代社会后，安徽花鼓灯文化基因的继承与变异情况。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类型花鼓灯作品的分析，提出传统花鼓灯形态在作品中被解构与碎片化，以及传统花鼓灯形式在创作中的价值等问题，进而反思在继承花鼓灯这一民间艺术工作中的具体得失和问题，提出了对原生态花鼓灯的优质基因继承的一些思考。王颖的《人类学视野下的桑植白族仗鼓舞研究》（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从其历史轨迹、生态环境等方面入手，对桑植白族仗鼓舞的传承现状展开调查，对其文化内涵、艺术价值、教育传承进行深层的分析与探讨，为探寻适用于桑植白族仗鼓舞保护发展及教育传承的有效途径作出有益探索。罗丹阳的《苗族古歌〈瑟岗奈〉传承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主要关注苗族古歌的传承人及其传承方式。从田野调查地的选点策略，到受访人的“自我”呈现，对古歌的流传环境、文化语境、传唱人群和传承现状等方面进行民族志描述。涂慷、陈其端的《厦门蔡氏漆线雕手工技艺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对厦门蔡氏漆线雕手工技艺的特色与地位、历史、制作工艺与风格、文化精神及传承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揭示民间手工技艺生存与发展的生命力应该如何继承与创新。
许大海的《京杭运河区域（山东段）民间手工艺的现状与对策研究》（南京：江苏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围绕京杭运河区域（山东段）的手工艺的产生和发展，对运河手工艺形成的历史条件、历史上运河区域的手工艺种类、京杭运河聊城区域手工艺人的传承制度、生活状态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关注运河区域的手工艺行当的生存现状和面临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传统民间手工艺创新与转化的策略。玉梅的《青海蒙古族长调名歌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年版） ，在大量田野调查第一手资料基础上，将青海蒙古族民歌产生、发展、变化和歌手学歌、表演、被接受的过程与青海蒙古历史文化大环境中进行综合研究，全面客观阐述了青海蒙古族民歌演唱传统和现状，分析了民歌传承机理和基本规律。张晓蕾的《地方社会变迁与民间音乐传承的嬗变——以鲁西北地区临清架鼓为例》，以临清架鼓为例，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探讨了这一民间艺术的历史发展变迁，以及如何在当代寻找发展和传承的新路径问题。韩若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传承与创新——以“情动机制”为视角》，认为“情动机制”的建构与触发所呈现出来的有关非遗事象的感知、表达与互动，对我国非遗的活化、传承与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牛犁等的《江苏江淮地区传统服饰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对江淮地区传统服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传承与发展现状进行了田野调查，阐述了传承人稀缺、文化内涵缺失以及对市场经济把握不准的传承现状，对该地区传统服饰技艺的发展给出了具体的对策与建议，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三、艺术民族志
艺术民族志是艺术人类学田野研究后所呈现的文本，在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本年度关于艺术民族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艺术民族志的书写、价值思考和反思方面。
杨民康的《音乐民族志书写》（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9年版），是一本关于音乐民族志写作理论与方法论的著作，分为上篇和下篇，上篇为理论范式与学术脉络，下篇为分析方法与应用实践，可以作为民族音乐学专业研究生的教科书，具有重要的理论示范与指导意义。王建民、曹静的《音乐民族志对于人类学学科的价值和意义》，从音乐民族志与人类学学科的关系、音乐民族志切入角度的拓展与变化、音乐象征意义的探究等方面展开讨论，探讨了音乐民族志为人类学学科提供了借由音乐认识和理解文化的途径，通过跨文化的音乐民族志考察质疑与反思很多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化概念，扩展了对于人类学社会和文化的认识视域，为人类学学科理论与方法论的增长做出了贡献。刘柳的《另类知识：舞蹈民族志之知识特殊性及相关方法论问题》，认为在20世纪末舞蹈本体论超越对民族志知识的绑缚的背景下，舞蹈民族志的身体转向，以身体知识让学界重获理解舞蹈知识双重性的特殊视角。从舞蹈到舞动，从事件到行动，以及由舞动所引发的，对身体感知觉、技术与灵韵的具身化认知，在方法论上导向了一种从动感和情动层面切入舞蹈的民族志实践。曾静的《当代戏剧人类学田野作业的反思与民族志书写》，认为戏剧人类学的田野作业与民族志书写方式上，应该借鉴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论，进行切合戏剧类研究对象属性的具化研究，做出符合自身学科特点的阐释。林立策的《也谈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关系——以两个音乐实地调查案例为例》，重新反思了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关系，认为局内人和局外人的概念不能简单用来划分被研究者和研究者的身份，不同学者因学科和研究视角的差异，其对身份的选择会有所差异，可以说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关系具有动态性。这些研究对于当下的艺术民族志写作具有指导意义，深化了艺术人类学对于人类学学科的学术贡献。
在艺术民族志书写中涌现出了很多较为扎实的个案，这些个案建立在深入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围绕着艺术事象的历史与现状、仪式场景、礼俗互动、艺术形态、发展变迁等方面展开了论述。申波的《远古遗韵的溯源当代乐舞的传承——云南富宁彝族“跳宫”铜鼓用乐现状考察》，立足史料溯源的同时，依托前沿的理论与方法，通过深入的田野考察，探讨了当代铜鼓作为“物”的存在与“人”的交融所营造出的乐观稚气，对未来满怀憧憬的乡村乐舞图景，并对文化持有者通过神圣方式建构世俗行为、仪式机制策动艺术起源的当代再造，进行了音乐人类学立场的解读。王秀玲的《基于田野调查的二人台现状研究与本体追溯》（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9年版），分为二人台现状的田野调查和艺术本体追溯两部分，第一部分对内蒙古地区二人台艺术的生产和再生产情况进行了调查，通过对民间戏班、国营剧团、民办艺校、官办艺校客观、全面的考察，构建起内蒙古地区二人台生存现状的图景。第二部分探讨二人台艺术的定位和改革，以二人台剧目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不同的艺术形态的剖析为蓝本，探寻庞杂的二人台艺术现象。路春娇的《磁县纸扎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版），探讨了磁县纸扎的符号意义、历史嬗变、造型方等方面的内容，阐释了其文化价值，为更好地研究与传承打下了基础。乔馨的《侗族大歌田野调查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从侗族大歌的音乐本体、社会历史、传承模式、传承功能和传承思考等多维度着手，深入探讨侗族大歌所具有的独特文化价值和意蕴，为现代语境下民族文化的研究提供一份个案分析资料。刘丽的《闽南歌仔戏的文化版图》（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9年版），在爬梳文献、舞台观摩、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的基础上，厘清了闽南歌仔戏发展流变的历史进程，分析其戏俗衍变、剧团运营、演出模式、剧目传衍、舞台艺术的特点。
苏娟的《西北地区人口较少民族婚礼仪式的音乐人类学研究》（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通过对西北人口较少民族的婚礼仪式音乐产生的人文语境、婚礼仪式音乐的艺术特征、社会功能和音乐人类学反思等方面的探讨，深入剖析婚俗文化、仪式演绎和音乐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力图揭示出西北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的整体面貌与独具特色的民族音乐文化特征。卓颐的《闽台保生大帝祭祀仪式音乐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9年版），从民间史料入手，辅以田野调查，观察局内人对其自我认同的看法，由此反瞻保生大帝信仰仪式音乐的形成、发展、传播与变异，引发对于民间信仰祭祀文化的关注与发扬。罗涛的《音乐人类学视野下的包山花鼓戏研究》（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将包山花鼓戏置于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对其历史生成、生态现状、音乐本体、表演特征、功能作用等问题给予人类学层面的研究、分析与阐释。郭佳的《传统与现代之间——云南大理周城村白族扎染现状的艺术人类学考察》，基于对白族扎染的田野调查，对扎染艺术形式和产品存在的乡土艺术环境与社会关系网的互动、扎染技艺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以及传统艺术介入乡村振兴等问题展开了探讨。张月的《冀南地区民俗祭祀用乐考察研究——以永年县台口村庙会为例》，以位于邢台、邯郸交界地带的台口村庙会为例，呈现民俗活动中礼乐相须的文化情境，在此基础上探讨音乐在仪式中的功能、内涵等相关问题。安丽哲的《民族服饰的符号功能与伦理秩序的建构——以苗族服饰为例》，通过梳理民族服饰的功能与当代变迁，以苗族服饰为例，揭示了民族服饰视觉符号的内核，为当代民族服饰的发展与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四、乡村振兴
近年来，乡村振兴是一个热度较高的话题，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在方李莉看来，如何破除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和价值理念产生的瓶颈，就是要创造出一种新的、能够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文明，即生态文明。她在《中国乡村振兴的方向：从乡土中国迈向生态中国——艺术人类学视角》一文中提出，生态文明必须从乡村中生长出来，之所以要在乡村中生长出来，不仅是因为其具有农业化的表现形式，还在于它有可以支撑这一文明的价值体系。从这一角度切入乡村振兴的研究，不仅关乎中国乡村的保护与重建，还关乎中国的未来发展如何找到一个文化和经济新的增长点的问题，甚至关乎中国未来发展之路的问题。从更广阔的意义来讲，它将开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塑造一种新的生活样态，创造一种生态文明价值观影响世界。汪欣的《艺术乡建新思维：多元·跨界·融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1月25日），结合“中国艺术乡建展·深圳”的多个案例，提出了“多元、跨界、融合”的艺术乡建新思维。作者认为，乡村建设不再是独角戏，艺术家、企业与政府的对话与合作，正在形成中国乡村建设的合力，共同促进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将艺术、生态、智能的理念引入艺术乡村建设，让其成为传统与现代沟通的桥梁，实行传统与现代的联动，是艺术乡村建设今后发展的新趋势。当下的艺术乡村建设，亟须探寻与文旅产业融合的路径，方能促进乡村社会在现代文明中的蓬勃发展，生生不息。这一探讨颇具概括性和启示价值，对艺术乡建的未来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季中扬、康泽楠的《主体重塑：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重要路径——以福建屏南县熙岭乡龙潭村为例》，反思了当前中国艺术乡建过程中对于乡民主体性忽视的问题，提出艺术乡建的关键在于以现代艺术精神重塑乡民的主体性，促进乡民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精神汇通，通过改变生活在乡村的人，进而改变乡村的社会结构，让乡村真正融入现代社会。在实践中，艺术家要提防启蒙主义姿态，通过互动与对话，在潜移默化中重塑乡民主体性。这些研究观念值得关注，对于当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胡绍宗的《“跃进农民画”：乡村社会建设中的诗性表达》，以1958年前后的农民画创作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国乡村社会制度和文艺思潮的变迁，试图分析其与新民歌运动之间铺张在“诗画满墙”中的呼应关系，释读其浪漫的诗性表达。这样的研究对于当下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激发农民作为文化创造主体的价值具有启示意义。申波的《德昂族“水鼓乐舞”的符号化意象考察》，基于对德昂族“水鼓乐舞”的田野调查，围绕学界研究现状、与文化持有者的日常关系、概念释义、制作情况、展演场景和符号意象等问题展开探讨，论述了其重要的文化符号价值和在人际沟通、凝聚社群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作者认为在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实践中，它会成为跨界民族相互间实现心灵沟通的重要媒介，并以其共同的文化记忆和符号象征，对德昂族构建新的文化传统形成强有力的支撑。这些研究聚焦于不同的艺术事象之于乡村振兴的价值与意义，对于乡村振兴工作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五、艺术及其认同
艺术及其认同连续三年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本年度值得关注的研究案例和观点有：许晓明的《族群认同与壮族三月三文化再造——云南马关县个案》，基于翔实的文献资料和扎实的田野调查，对云南马关县壮族三月三歌节文化再造的案例进行深入的研究。作者认为，这一再造是当地壮族精英基于族群认同的需求而组织的，体现了节庆的当代变迁，是文化持有者对自身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再造。这一研究视角独特，观点新颖，颇有启发意义。周星等的《从“汉服”到“华服”：当代中国人对“民族服装”的建构与诉求》，结合21世纪以来国内外有关汉服和华服的实践活动，探讨了这两个概念的定位和差异。作者在将汉服和华服分别对应当代汉族和中华民族的基础上，对现代汉服的建构之于华服的关系问题，以及汉服运动对于未来华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展开了讨论。
罗瑛的《民族艺术的认同空间：文化景观与地方表述》，在对民族艺术做了界定的基础上，提出文化景观构建与地方表述在民族艺术中，会形成一种公开和不断扩展的法则，对世界文化多样性进行阐释。在视觉表象处于世界中心地位的现代性社会中，文化差异越大，地方性表述和族群性表述的需求就越重要。民族艺术所表征的族群性、地方性与文化之根的维持，在变幻急速的现代性中，可以提供稳定性及毫无疑问的认同源泉。张林的《新宾满族自治县清皇故里祭祖大典仪式音乐中的文化认同》，论述了新宾满族自治县的宗教人士在官方支持下将宗教音乐纳入世俗性仪式之中，并模仿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建构了清皇故里祭祖大典这一仪式举行的过程。作者认为，官方支持建构这一仪式主要看中其作为社会性仪式所具有的聚合性特点，将宗教音乐纳入仪式之中，并非看中宗教的信仰体系，主要是利用宗教仪式行为来支撑场面。仪式音乐的展现不仅体现了新宾满族的族群认同和区域认同，也体现了当地的佛教认同与道教认同。何佳的《人类学视角下民间艺人身份认同探析》，从人类学文化转型的视角探讨了在制度、市场和文化语境三个因素影响下，当代民间艺人身份的建构与认同问题。认为应该合理建构和认同民间艺人的身份，这对于艺人自觉的文化传承和文化创造均具有重要意义。许多多的《认同与文化传统——基于达巴祭司口述史整理稿》，通过持续三年的田野调查，在口述史中探析文化传统，包括岁时节庆、民俗传统、宗教仪式、神灵体系等，以此来解析不同民族族群共同的文化认同与历史根基。这些观点值得关注。
结 语
纵观本年度的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成果丰硕，专题性凸显，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均有新的拓展。艺术民族志的书写学术规范不断增强，涌现出一批田野研究扎实深入的个案研究成果，非遗保护、乡村振兴、艺术及其认同等专题领域的研究，致力于探讨和解决社会热点问题和现实问题，为国家提供了智库成果。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成果译介到国际学界迈出了第一步，相信随着这一工作的持续推进，会不断地向国际学界传播和贡献中国智慧。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艺术人类学作为一门新生学科，应该多译介西方艺术人类学的理论著述，继续扎实做好艺术民族志，在大量艺术民族志个案基础上建构中国范式的艺术人类学理论。
(责任编辑 唐白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