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2016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范式与特征
——以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数据与文献为例
（中国艺术研究院 安丽哲）
摘要：在这十年中，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成立与发展对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其相关数据与文献的分析，我们发现当前我国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具有三个主要特征：研究的主流向度是用人类学的方法对艺术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研究的主要区域是本土性研究，它的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有着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艺术人类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人类学，艺术学，民族志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成立是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也是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分水岭，标志着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有了正式的组织，稳定的研究力量，以及较为一致的研究对象和方向。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以来，发展极其迅猛，不仅对于艺术人类学的发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艺术学及其各个门类艺术学科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还推动了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发展和影响目前迫切需要一个梳理和总结，从而让我们回顾过去，并能够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的相关理论，实现中国艺术人类学能够屹立世界之林，为世界艺术学研究与人类文化研究提供自己的贡献。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数据与文献不一定能够反映出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全貌，但是却可以反映出近年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一些主要的研究范式与时代特征。
一、 2006-2016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成立与学术活动概述
在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奠基人费孝通先生的积极倡导下，在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鼎力支持下，由方李莉、周星、廖明君、麻国庆等学者发起，经多方准备，于2006年12月23日，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是由民政部批准、由文化部直管的国家一级学会。至201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会员总数已由最初的100余人发展到 900余人，这些会员来自国内外300多家大专院校与研究机构。在这10年间，学会已经召开了10次较大规模的会议，由于每次会议都云集了国内外艺术人类学研究领域的众多学术科研力量，每次取得的成果较为集中地代表国内艺术人类学发展的状况，总共收到的论文数量已达986篇。随着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发展，艺术人类学研究的队伍也日益壮大，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也进入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成立对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学术发展史也成为中国艺术人类学一个时代发展的缩影。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的同一年，正好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正式启动的时候，2006年6月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相关学界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空前关注。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后的其中一个重要宗旨就是积极参加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相关工作，并以艺术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的优势，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可靠的资料与必要的理论支持。当时，在成立大会上除了对艺术人类学的可能性与价值进行探讨外，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一个主要研究议题。这次会议明确了田野调查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而大多数的田野调查均指向了民族民间的艺术文化。2007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召开了一次专门讨论“非物质遗产中的田野工作方法”的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取得的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关于手工艺和身体技艺传承的方式与知识谱系；其次是传承人的相关生存策略；最后是关于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事项的变迁。随后于2008年召开的主题为“技艺传承与当代社会发展”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会议，吸引了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等西方和东亚进行相关研究的学者，这标志着中国艺术人学的研究进入国际讨论的范围。2010与2011年相继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分别是“非物质遗产保护与艺术人类学研究”、“以艺术活态传承与文化共享”。这两次会议的内容，基本上是对此前数次会议主题的延伸和继续，主要探讨的焦点及取得的成果有：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整理和研究；传承人的发展和保护；技艺传承如何与学校教育方式相结合；文化生态博物馆建立的意义；当代民间文化及少数民族文化再生产的方式；在市场、学者、政府等各种力量博弈下如何进行文化重构等。2012年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国际研讨会的主题是，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艺术人类学研究”，在对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探讨的基础上，从方法论上明确了纵向研究需将历史文献与现实现状进行对比研究，横向研究需将不同民族或不同技艺的同一个问题的进行对比研究。2013年的会议主题为“艺术人类学与文化遗产研究”，此次会议除了颁发首届费孝通艺术人类学奖之外，还取得了两个方面的成就：一是从艺术人类学的学理来探讨文化遗产的保护及价值；二是一些国外学者带来了其它国家与民族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值得我们参考的经验。2014年的会议主题为“文化自觉与艺术人类学研究”。此次会议的与会者研究的对象与讨论的内容较往年出现了较大变化。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至此已进行8年，许多在初期已灭绝的文化遗产出现了再生现象，旅游与市场对传统技艺的冲击也已成为常态，众多研究者除了一部分继续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外，另一部分的关注点则从少数民族的小众艺术逐渐转移到大众艺术，从民间田间地头转移到城市中的街头、广场与舞台。关注大众艺术，关注都市艺术，预计将成为今后艺术人类学发展的一种趋势。
2015年的会议主题为“艺术人类学与当代社会发展”，此次会议主要聚焦于艺术人类学研究在当今社会中的重要意义，突出了在当前社会，艺术人类学研究需要注意的三个关系。首先是艺术与时代的关系。例如人们当下的消费观念正在从物质消费向精神文化即非物质消费转移。在这样的过程中，文化、图像、符号、历史知识包括城市景观等都成为了可以消费的对象，而这些都需要艺术的表达，才能得以消费。因此，这个时代是艺术回归生活的时代，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审美性的现代化时代。第二个关系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传统与现代并不是对立的。所有的文化遗产都在被开发，再用艺术表达出来，从而变成了文化的资源。第三个就是全球化与地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前我们会认为全球化与地方文化是对立的，全球化的发展会湮灭地方文化，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其实全球化后，多元化反而更加多元。在高科技的互联网和新能源时代，社会随之发生新的转型，而以田野研究为首要方法的，紧紧跟随时代变迁的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同样如此。早期文化人类学由关注静态的文化法则逐渐转变为关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接触后产生的文化变迁，还有区域移民造成的文化“同化”与“冲突”，再到对“文化的重构与再造”的关注，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为“文化的再生产过程”。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脱胎于文化人类学，这个过程也成为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阶段史。201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讨论的主题是“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当代社会建构”，与会的学者奉行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从实求知”的研究宗旨，从设计、音乐、舞蹈、文学、美术等各个角度带来了来自田野的一手材料。这些调查对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不同阶段的案例，从宏观及微观的角度为保护提供了理论指导及建议。同时，这些个案从各个门类艺术角度出发，采用人类学方法对于传统艺术项目进行了解读与分析，从而为未来成为新的历史时期中文化的一部分奠定基础。有的学者从门类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出发，推演了中国艺术人类学未来发展方向就是关于跨界族群的研究，有的学者从文献角度整理了中国与西方艺术人类学发展的历程。
2、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员的学科背景与研究倾向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会员的学科背景情况对于研究会员的学术倾向及特征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在对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员的学科背景的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发现，主要的学科背景分为三个类型：首先，会员数量最多的类型是综合性大学的艺术院系以及人文院系的学者，占总数的70%，这些大学如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南昌大学戏剧影视学院，青海民族大学艺术系等，这个类型属于占绝对优势的群体；其次是来自综合性大学中的社会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背景的会员，占到总数的11%，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等。
学科背景为艺术专业学院及研究机构的会员，占总数的9%，如中央音乐学院，中国戏曲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除此之外，还有10%的会员没有注明自己的学科背景。如果我们对于会员的学科背景进行二元划分的话，即将其分为“艺术”相关专业以及“非艺术”相关专业的话，艺术类别的至少占到总数的79%。
艺术人类学作为交叉学科，研究者多来自不同的学科背景，研究目标也不尽相同，这就使得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对“艺术人类学”中的“艺术”与“人类学”两元素关注点的不同。在历年的学会论文中就可以清晰的体现这一点，在研究对象上，主要也体现出这两个向度，一个是通过艺术具体的表征去分析人类行为，思维乃至人类学会结构，主要属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范畴。另一个角度则是通过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艺术发生与发展以及各种形态与规律，乃至涵义，研究对象落脚于艺术学，主要归属于艺术学学科的研究范畴。我们权且从研究的终极对象来判断大家对艺术人类学学科概念。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方李莉研究员的观点是：艺术人类学是一门将艺术学研究和人类学研究相结合的学科，同时也是一种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它是艺术学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因此应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分支学科。在研究对象上，强调艺术人类学不仅关注艺术的发生学研究和民族、民间艺术研究，而且还要关注都市的现代艺术研究，它关注的是艺术的全球性和全人类性。郑元者教授在对艺术人类学学科定位上认为，艺术人类学是“一门立足于人类学的立场和方法、从艺术的角度研究人的学科”。王建民教授也持有同样观点，“艺术人类学是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人类社会的艺术现象、艺术活动、艺术作品进行分析和阐释的学科，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由此形成了“艺术的人类学研究”或“人类学的艺术研究”等不同的视角。通过数据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员中，艺术学类别学科背景的研究者远远高于其它非艺术学科背景的会员。由于艺术类的占绝对多数，我们将其直接分为艺术类别与非艺术类别。
在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中，为什么艺术门类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占绝大多数呢？这应该与艺术人类学研究在艺术学、人类学或者社会学，民俗学等专业中的不同地位有关系。以人类学为例，人类学目前分支众多，并日趋细化，如经济人类学、心理人类学、生态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城市人类学、认知人类学等，加上文化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有23种之多。在人类学领域中，从事艺术人类学研究属于少部分对于艺术感兴趣的老师并且学校中有与艺术专业基础和生源的院系。社会学与民俗学同样如此。而艺术学以及各个门类艺术的研究者将人类学方法引进从而解决对民间艺术的研究。首先，由于我国民间艺术资源丰富，各个门类艺术本身具有着对民间艺术关注，并有着田野的习惯。尤其是传统三大样，民间戏曲，民间音乐，民间美术。具有反思性的更规范的人类学田野方法在各个门类民间艺术的研究中注入了新鲜血液，在艺术研究领域，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间艺术逐渐形成一股潮流。其次，2006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启，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运动，由文化部提出，各地的文化管理部门开始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部门。各种非遗项目的申报也开始落实到具体的艺术研究相关机构或者大学里面的艺术学院系，包括各地的文化馆，群艺馆等。尽管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运动，推动了关于研究对象是民间艺术，运用人类学方法进行调查这样的方式，整个时代环境，促成了政府力量，而政府力量又极大了推动了艺术人类学的发展。理论上也是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最后，而文化部自上而下更早期一些进行的十大集成工作，已经在整个系统内部，从研究机构到自县级到省级培养了一批相关工作者，都是对于民间艺术关注的研究者。很多十大集成的成员继续进行了艺术类研究工作。这在客观上为艺术领域中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者提供了人员因素。这几个方面也决定了当前我国时代背景下，艺术学以及各个门类艺术里面的学者从事艺术人类学的人占多数。
我们再来分析中国艺术人类学历年会议中的艺术民族志的比例与数量，自2006年起到2016年共9次艺术人类学学术会议所收到的论文总数与民族志的比例分别是,35%，58%，63%,65%,74%,66%,50%,56%,55%。 （见图1）
我们发现，在200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大会中，收到的论文是理论类别的居多数，而民族志的文章处于少数，究其原因，是当时中国艺术人类学成立之初，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研究的方法急需探讨，所以造成了第一次会议中的这种现象。然而在成立大会上，学者们一致认同艺术民族志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最主要的方法。在每次会议的总论文集里总是包含有一定的其它类的——即不算理论也不算民族志的文章，排除这些因素就可以看到在2008年以及之后的会议论文中，民族志的篇数一直占总篇数的绝对多数。张荣华先生回忆费孝通先生曾说过的一段话“为什么中国的人类学没有自己的理论？是因为我们的个案积累不够，所以无从获得一般性理论。而西方人类学已有上百年，他们积累了大量的田野材料”。大量来自田野中的艺术民族志，为我国的中国艺术人类学理论的发展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三、2006-2016艺术民族志研究范式总结
总结这10年来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研讨会中收到的所有的艺术民族志，可以得到以下5种主要研究范式：即对艺术本体的田野考察记录；艺术本体与主体的相关文化变迁；艺术项目的文化功能与象征研究；艺术形象的阐释与解析；从艺术事项或活动分析人类信仰与行为、情感、思维等。这些范式的提出是对过去10年以来中国艺术民族志发展的一个总结，并可以给初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
（1）关于艺术本体的田野考察记录。这部分是历年艺术民族志中数量最多的，占有最大比例的类别与范式。举例来说，主要关注的是各种民族民间的身体技艺的操作和流程，手工技艺的制作流程方法的记录等，侧重于对现实生活中，不同艺术本体的形态、分类、风格等的记录。2011年在云南省玉溪召开的艺术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上，曾发生过一场争论，有部分学者对于各种艺术田野民族志的学术合理性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单纯的现象记录和情况介绍”并没有任何学术意义。这也显示出艺术人类学研究采用田野调查方法面临的一些问题，有部分学者通过几天的调查并进行粗略的概述自然不能称得上合格的民族志，那样的研究确实没有意义，然而对于大多数研究者千辛万苦拿回来的一手材料，还是非常有意义的。著名人类学家罗伯特·莱顿也曾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早期的西方人类学理论构建均是得益于丰富的田野考察资料，那些被称为“摇椅上的人类学家”的研究基础就是其他人丰富的田野笔记以及各种实物资料。对于一些濒临消亡和急剧变化的传统艺术事项的记录，更是对民族文化极其珍贵的数据库资料。在这十年来的论文集中，该类型的民族志从题目上来说，多数会出现“…现状研究”这几个字，并且是是数量最多的研究类学，属于人类学的一般性描写。
（2）、艺术本体与主体的历时性变迁研究
该类型的民族志最能体现时代急剧变化的特征，主要关注的是研究艺术本体与主体传承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了哪些变迁并对变迁的原因进行分析。在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等促成的社会极速变革的时代大背景下，各种有着悠久历史的艺术本体开始产生的相应极速的变迁。面临生存土壤的变化，原有的传统艺术项目或者消亡，如有些地区的民族服饰完全被汉族服饰所代替；或者只剩下形式，如有的仪式活动变成艺术展演；而有的则能够适应时代产生转型并发展壮大，如东阳木雕，潍坊风筝等。这个研究类型的论文在2012年之前常见的题目是“…的变迁”，到了2012年之后则逐渐变成“…的再生产”。这部分写作范式的题目还常常出现的一个名字“…传承方式的变化”。这部分的民族志数量也是占有相当大比重的类型。
（3）、关于艺术的文化功能研究与象征研究
还有一类较为普遍的研究范式是关于艺术的文化功能及象征的研究，英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功能论是这个范式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在学会成立初期的论文集中，此类民族志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与艺术相关的仪式，以及该仪式在人类文化中起到的作用，并分析了该艺术事项的在传统农业社会或者渔猎社会中的功能与象征意义。该类的研究从2015年之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逐步开始关注传统艺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以及传统艺术功能以及象征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应用。体现在论文集中，表现为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传统艺术因素的现代应用设计、手工艺产业化探究等研究的兴起。这一类民族志题目没有太多统一的特征，不过在关键词上仍然常常出现“功能”以及“应用”“象征”等词语。
（4）、对艺术文本的阐释
正如前文所述，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决定了他们研究的关注角度与对象，由于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会员绝大多数来自是艺术学或者艺术门类的学科背景，这些学科的传统研究范式主要是对于艺术本体的研究，当他们进入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之后，最常用的研究思路是将艺术文本还原到文化语境下进行新的阐释与还原，这是对于以往艺术学以及门类艺术的极大拓展，开阔了研究思路，并逐渐形成中国民族民间的艺术理论基础，这也成为这十年来，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典型研究范式，其中，对于少数民族无文字记录的造型艺术的阐释尤为突出。号称现代语言学之父的法国著名学者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将符号分为“能指”和“所指”两部分。当代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倡导运用社会心理思维方法，去阐释文化系统内部的成员如何运用这些符号进行交流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社会情感。这些理论成为该类型研究的重要参考理论，也成为这些民族志中引用最多的西方理论。这些民族志论文的题目经常经是“…的阐释”或者“…的解读”。
（5）、从艺术现象与活动分析人类信仰与行为，情感，思维等
该类型的研究范式与前面几种不同，研究向度更明显体现在通过艺术的相关事项与现象去研究人的问题。这一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于具有人类学学科背景的研究者中，有少量具备艺术学学科背景的研究者也在进行此类研究。在这些民族志中，最常见的研究是从艺术作品、工艺品等的文化功能里里发现文化认同，或者进行集体无意识的行为分析。《艺术人类学》的作者，英国的罗伯特·莱顿教授近年来在中国山东农村对于年画的考察就是是这类民族志的典范。他通过潍坊杨家埠，聊城东昌府，平度宗家庄三个地方的木板年画表征以及与仪式行为的联系中揭示人们行为与信仰认知的关系。还有中国学者以唐卡民族志为例，去探讨艺术活动中更丰富的情绪情感的感知和表达。
四、2006-2016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的特征
在对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员学科背景以及历年来的学术成果进行梳理的时候，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的特征也逐渐显现出来，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首先是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总体向度是用人类学的方法来解决艺术的问题。我们前面提到的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两个向度，（即用人类学来研究艺术的东西，或者是通过艺术来研究人的文化与情感等），然而根据我们做的会员学科背景分析发现，艺术学科背景的人占了绝大多数，而非艺术学科背景的人只是少数。这就决定了中国艺术人类学这个阶段研究特色就是以第一个向度为主，即以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与艺术相关的问题。需要补充的是，在笔者与英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莱顿的访谈中得知，欧洲艺术人类学研究者主要来自于人类学，明显迥异于中国当前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这就造成了中西方艺术人类学在研究过程中的关注点的不同，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在这十年中关注最多的是每一门艺术在现当代的变迁过程与表现，其实构成了各个艺术门类的现当代史，同时，将门类艺术的研究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拓展，由以前较为单一的研究过渡到将门类艺术置于人类文化环境，地理环境中去探讨，也为门类艺术以及艺术学的理论研究积累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第二个特点，中国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主要是本土性研究，这点和欧洲一直做的异文化研究不太相同。这个特点也主要由两个方面所决定，首先，中国有诸多少数民族，而且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导致发展的阶段不相同。这也就造成了不管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的民间艺术，保存的资源与内容都非常丰富，而且从学科角度讲，中国的门类艺术以及艺术学都亟待一手材料进行理论建构。其次，这是由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与西方的不同导致。长期以来，由于各个高校以及科研机构对于海外研究经费的缺乏，也造成了大多数不能支撑在海外做田野考察。当然中国经济近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国家在科研方面的投入也日益加大，这个情况在近些年得到了很大的改变。
第三个特点就是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快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作为传统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项目生存土壤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大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传统民间文化艺术项目随之消失，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概念的提出，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越发重视起来，并从上到下组建了各个级别的非遗中心，并展开了大规模的调研以及选拔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及传承人的活动。这种政府层面对于非遗的支持也为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也为非遗工作展开提供了理论，研究方法和人员的支持。在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历年出版的论文集中，可以看到大量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论文，这也成为该时期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比较特殊的第三个特点。
原文载于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