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记者的职业生涯中，能够有机会分别采访到一对杰出的伉俪，当属难得的遇见。记得那一次采访著名陶艺大师朱乐耕老师时，提及夫人方李莉，他只讲了一句，“我夫人也是很厉害的哦”，口气中亦是满满的骄傲和欣赏。
此次采访方李莉，就在他们位于北京的家中。夫妇二人极爱自然，各种果树、竹子等绿植种满庭院，屋内墙壁的陶艺装饰及各种陶瓷用具、摆件都是朱乐耕亲手烧制的，看得出，他们不仅崇尚自然，更是极富生活情趣。地下室的小型展区内，是朱乐耕不同时期创作的一些经典陶艺作品，今天看来，这些作品不仅是记忆的留存，更是他们一路风雨同行的见证和陪伴。
当年，方李莉要去北京读博士，朱乐耕非常支持，认为艺术创作重要的还是要在观念上提高认识。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到中国文化和艺术研究的中心去感受新的文化艺术思潮所带来的冲击，也就是在北京，方李莉走向了一条不归的理论研究之路。后来，方李莉做西部课题的考察，在陕北小程村，由于正值春节，没人与其同行，朱乐耕便自告奋勇陪同，一路上帮助拍摄了1000多张照片和几十个小时的录像……每一次，在方李莉最难的时候，都有朱乐耕的陪伴和鼓励。
虽成长于景德镇，但当年的方李莉最喜欢写文章和画画，小资情调颇浓，对工匠艺术并不赏识，深知此点的朱乐耕便常常带她到昌江河畔漫步，为她讲工匠的故事。昌江河畔尽是景德镇历代的青花碎瓷片，随手捡拾一块，非明代既清代，其精彩的纹饰常常令方李莉惊叹不已，“陶工们草草逸逸的几笔，信手掂来的一幅图画，竟然是那样的生动而又富有生活气息，”正是这样的经历，让方李莉开始真正认识到民众文化的价值，她坦言，日后会去学习人类学，去关注底层人的艺术，起点该是这昌江河畔。
17岁相识，从画友到同门师兄妹，从夫妻到同事，几十年来，共同的志向、理想，让他们相互扶持着走到今天。都说最理想的婚姻状态，就是让对方成为更好的自己，而他们的婚姻无疑是对这句话最好的见证。
她关注社会现实，着眼国家发展需要，秉承务实学术之风，展示了中国一代学人的风范。她以前瞻性的思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尽显了一个文化学者的责任和担当。
一 印象方李莉：执着而充满力量
这是一次触动人心的采访，因为始终有一种精神在敲击着灵魂。
如果说，是关于艺术的梦想，让方李莉在田野考察的道路上追寻了20年，不如说，更是一种责任，让她能够以最大的勇气，去了解历史、唤醒历史，并以此找到这个国家通往未来的路。
事实上，我们很难想象，过去的20年间，一位女人类学家在田野考察的历程中，曾经历过怎样的辛酸和不易，但可以听到的故事，便足够震撼人心。
面对记者，方李莉的讲述中，有学者对国家的责任，有个人对理想的追逐，更有妻子对丈夫的感激和对儿子疏于陪伴的歉疚……而这些，构成了一个立体而鲜活的学者形象。
2008年，方李莉自驾考察西藏，图为正在翻越唐古拉山
2008年方李莉在西藏牧区考察
当年，为了解贵州苗族中欧共建的“生态博物馆”能否将传统文化保持下来，她深入条件异常艰苦的苗寨，每天翻山越岭行走30公里，有一次，甚至不顾骨折的病体，坐着轮椅前往考察……
为调查陕北春节期间的民俗与文化艺术，她不惜放弃与家人团聚，和剪花姨婆在窑洞过春节，随同榆林秧歌队走乡串户演出，与他们同吃同住，多少个不眠之夜是在与20多人挤在一起的大炕上度过，忍受着跳蚤，甚至半夜要跑到很远地方如厕……
为了解藏民如何与大自然互动，她不顾危险，亲自驾车穿越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口，克服种种高原严寒、缺氧等恶劣条件，圆满完成既定课题任务。从风火山，到唐古拉山，再到橡皮山……这大概也打破了女性学者自驾考察高原地带的记录，即使在今天，这样的考察调研成果也并不多见。
“遇到过很多困难，经历过很多事情，现在回想起来很浪漫，但有时真的会流泪。”她坦言，很感谢丈夫的一路支持，“最难的时候，他和我讲，你想想马林诺夫斯基到原始森林地区做田野考察，不知道比你的境况苦多少倍，选择了这个职业，就得做下去，我陪着你。”
2002年方李莉在陕北考察
2004年，方李莉在陕西榆林堡林埠秧歌队做考察
2006年，方李莉在贵州苗寨考察时与当地妇女的合影
整整8年时间，方李莉率领的课题组完成了73篇有关西部不同地区人文资源的个案研究报告，和一批极具影响力的著述，特别是她提出的“从遗产到资源”及“遗产资源论”的理论命题，不仅对西部人文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新农村建设、文化的自主创新、道德重建、生态环境的保护等重要问题的解决提供现实可行的思路。
2003年方李莉在陕北安塞民间画家薛玉芹家考察
2004年方李莉在陕北考察
2006年，方李莉带领团队在贵州苗寨考察
当上世纪90年代，整个中国几乎都沉浸在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中时，她却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未来走向的忧虑和思考，随后，她走进景德镇，探访了大量民间陶瓷工匠，做田野，做口述史，去寻找即将消失的手艺。从最初单纯的记录，到以人类学家的视角去分析，她以近20年的持续关注，为景德镇，也为中国古老陶瓷艺术再领风骚寻到了新的生命力。
2012年，她与哈佛大学南希教授共同策划的“新瓷－景德镇百年瓷艺（1910－2012）”的陶瓷艺术展，把景德镇各个历史阶段陶瓷艺术的最高成就推向了国际舞台，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她让世界不仅看到了景德镇陶瓷艺术发展的百年沧桑变迁，更看到近百年来中国人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不同认知历程；2014年，她耗时十余年所著《中国陶瓷史》，成为世界首部从艺术人类学角度完成的，文字最多、篇幅最大的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陶瓷史著作，目前已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发行到全球，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又一个窗口……
2011年方李莉参加联合国非政府组织IMACO和印尼文化部举办的国际面具研讨会
1999年方李莉在法国卢弗尔宫考察
2010年方李莉在哈佛大学人类学博物馆考察
可以说，她花费了几乎20年的时间，只为研究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将以何种形式在当代社会得以重构和再生。因为，她始终坚信，文化是多元存在的，有一天，中国文化定可重新启迪西方文化，而民间文化也会和精英文化同等重要。
今天当“一带一路”的倡议从历史深处走来时，我们发现，“一带一路”所在的城市中，很大一部分身处西部，而方李莉对西部地区的研究，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契合了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她的很多著述中对中国历史的探究，不仅可以升腾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和自觉，更将成为“一带一路”大背景下，中国文化复兴的必然路径选择和理论之基。
作为中国第一个艺术人类学博士后和费孝通先生的得意门生，可以说，方李莉在艺术人类学的道路上走出了一条开创性的求索之路，同时，为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得到更好地发扬光大，她在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和传承上倾尽心血。2003年，她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首开艺术人类学公共课，同时创立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为实现跨学科的交叉合作，她联合人类学、民俗学、艺术学等学科的优势力量，在费孝通先生的鼎力支持下，筹备成立了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并任会长。如今的学会，已从成立之初的100多人，发展到如今1000多人，并已成为国家文化发展与建设的高级智库。
2001年,方李莉与费孝通在甘肃博物馆考察
2001年作者跟随费孝通先生到兰州考察，与当地学者们座谈
让记者颇为吃惊的，还有她非同一般的勤奋，不仅著作等身，几乎一个多月一篇的高质量论文，无疑成为了她持续性深入思考的佐证。“敏于思,践于行；勤于学,精于业”，在方李莉身上，大概就是最好的诠释吧。她坦言，自己做学问只因喜爱和兴趣使然，想必这也是她始终能够保持学术激情的缘由吧。
正是凭借勇往直前的胆识和对学术恒心的坚守，她两度获得“全国巾帼建功标兵”称号，并获颁“2014 APEC最杰出女性奖”，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亚太学术女性。
2014年，方李莉在APEC女性领袖峰会上被授予最杰出女性奖
在方李莉看来，人文学者不是一往无前，而是要不断地回头走向人类出发的原点，去重新理解我们过去和出发的原由。因为，文化要走出去，首先是思想要走出去，而这需要重新理解中国的文化体系，重新认识中国的文化精神，找到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可供利用的文化资源。
二 学术方李莉：嫁接原点与未来
“爸爸，方李莉带领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的全体师生，代表西部课题组来向您汇报他们所完成的课题研究，并带来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非常辛苦的研究了八年，走遍了西部的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希望您能对他们的研究满意……”
费孝通先生百年诞辰之时，费老女儿在江苏吴江松林公园费孝通墓前含泪讲述，而此时，同在一旁祭拜的方李莉已是泪流满面。
在方李莉看来，当年从工艺美术史论的研究学习，毅然选择跨界到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若没有费老的鼎力支持和倾心指导，便不会有今日之学问。面对记者，讲述与费老交往的点滴，方李莉数度哽咽，那一份师生情谊大概早已在内心深处，幻化成了一路前行的动力。
“每次和费孝通先生出去考察，坐在专列上，大家在一旁玩得特别开心，而费先生就在一旁看书，我说他‘总像赶高考一样’，他说“不学习就要落后”。他具有超前的眼光，曾说我们今天谈的是科技立国，但有一天我们可能要谈到的是‘文化立国’，他说‘我是把明天的话今天讲了’。他告诉我不要被书本所束缚，一定到社会实践中去了解人的生活，他的“从实求知”对我影响最大。我做了20年的田野考察，真正体会到了生活的洪流，感受到了时代脉搏的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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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即将消失的手艺
从家乡出发：以“自觉的意识”留住历史底蕴
上世纪90年代初，开放不久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与国际接轨”一度成为人们意识中关于未来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此时的方李莉，正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史论系读博士，“那时学生都学外语，大家对传统产生怀疑，我也在想，如果都西化了，那我们自己的文化还有没有用？”特别是每次回家乡景德镇，看着儿时熟悉的古镇一点点飘逝，她内心的伤感总会迎面扑来，“那是曾风靡世界的瓷都，有1000多年的文化底蕴，难道那些工匠积累的文化、技术就一钱不值的要被扔掉么？”
“有一天我们向非西方学习的知识，会和他们向我们学习的一样多。”美国人类学家基辛在专著《人类学》中的话让方李莉颇为触动，“我要像人类学家一样，写一部有关景德镇民窑的历史民族志，记录即将消失的手艺。”
萌生的想法让她有了一种使命感，因为中国历史向来重道不重技，所以有关景德镇陶瓷工匠文化和技艺的历史，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记载。随着老一代艺人的离世，这些智慧结晶终将会烟消云散，“也许在别人眼里这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但我相信它会有用的。”这样的决心，在她写的《飘逝的古镇》一书中可以显见，“就像是一场古老的梦，在渐渐地飘逝，我捧起这场梦，想把它描述出来，哪怕是一个粗糙的轮廓，也算是对一段历史的追忆……”
今天看来，方李莉无疑是敏锐而富有远见的，毕竟那时，还没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念，而她是以“自觉的意识”前瞻性的开始了这项工作。也正是那时，方李莉开始对人类学发生浓厚兴趣，在她看来，这是一门从人类文化出发的原点来展望未来的学科，特别是人类学对文化差异性的关注，和平等看待不同民族文化的视角，让她尤为欣赏。
就这样，博士毕业时，方李莉带着专著《景德镇民窑》的写作大纲，报考了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她希望能够接受专业的人类学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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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传统的现代化重构
跨界人类学：在社会和文化中探讨工艺美术的发展和未来
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艺术人类学的学科，虽然国际上有，但中国人对这门学科并不了解，所以北京大学也从未招收过任何一个研究艺术的学生做博士后，方李莉的到来，是真正开创了一门学科，“我的研究角度在所里是非常边缘化的，因此，我从不奢望会得到费孝通先生的重视。”
1996年，为博士后出站报告进行田野考察，方李莉再次回到景德镇，她发现城乡交界处出现很多为海外做仿古瓷的手工艺集散地，她认为这是一种后工业现象，是传统在现代化中的重构，大家嘲笑她的观点，认为景德镇连工业文明都不完善，何谈后工业文明。
“仿古就是要将古代技术重新挖掘和整理，其是在为景德镇的未来的陶瓷手工艺复兴打基础，仿古瓷只是景德镇未来发展的一个起点，这个未来是面向后工业社会的。”随后她根据自己的判断，完成了《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报告》。却未想，报告得到了费孝通先生的重视，他很欣赏方李莉把历史和传统与景德镇新的创造以及对未来的预判放在一起的写作角度，这与他的思考“活的历史”有许多关联之处。
那一次，费孝通和方李莉交流了一个多小时，后来再见面，费孝通又和她讲到文化的生与死，他认为，文化既要在新的条件下发展，又要适合新的需要，这就要研究如何让文化的种子一直留存下去，并保持健康的基因，而历史和传统就是文化延续下去的种子，他希望方李莉在研究中，关注中国文化的基因和种子，并从历史中找到中国文化的内在本质。
此番告诫，直至今日，依然影响着方李莉的学术研究，也成为她坚持身处民间进行田野考察的源动力。由于这次谈话的意义深远，后来，其内容还被收录进了《费孝通文集》第14卷。
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方李莉对弱势文化发展与生存问题的关注与日俱增。1998年，其撰写的《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发表，文章表达了她对世界不同地域传统文化迅速消亡的忧虑，这是从人类学角度探讨的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理论，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的提出早了好几年。文章不仅引发广泛关注，并被列入《北京日报》刊登的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发表的最重要的学术观点之列，那时的方李莉，刚刚步入不惑之年，是最年轻的入选学者。
就在《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完成后不久，国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号召，这让方李莉开始担心经济的大开发是否会引起文化生态的大破坏。但费孝通告诉她，不要光看到它是会被破坏的生态，更要看到它也是一个资源，既然是资源，我们可以保护，也可以利用和开发。“当时我不太理解费先生的思想，只想到保护，没有想到开发和利用。在西部开发之初，许多人都只是关注其经济利益的时候，费先生高瞻远属的提出这些见解，难能可贵，表现出其作为一位世纪性的学术大师所特有的敏锐的思想性。后来，我才逐渐认识到，其实在发展中才会有最好的保护。”
费孝通认为，中国人要走现代化道路，一定要用自己的脚走出来，而不能跟着西方的步伐。中国人该如何走自己的道路？这是一个大问题，费孝通将其抛给了方李莉，而这个问题光靠研究景德镇是不够的。2001年开始，在费孝通的支持下，方李莉承接了《西北人文资源数据库》、《西部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两个国家课题，并带领百余人的学术团队，深入到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源头之一，也是最早接受西来文化的大西北地区做田野考察。
“89岁的费先生亲自带我去西安和兰州看博物馆，他年纪大了，不能去田野，但他也想通过我看到真实的西部，每次从田野回来，我要都去和费先生做报告，每到一个地方我都拍很多照片，然后拿给他看。”西部考察进行了8年，而费孝通在考察进行第4年的时候辞世，“那一次先生病重，我带着考察报告去医院看他，他已经听不见了，但我依然会读给他听……”至今提及恩师离开的场景，方李莉依然无法坦然面对，打转的泪水让那一抹深情悠长而令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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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寻找
从遗产到资源：中国文化正在自己的种子里长出新的群落
从2001年开始到2008年，西部田野考察前后耗费八年时间得以完成。在这八年时间里，课题组成员行走上万公里，记录和拍摄了许多即将消失的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方李莉一边看到许多传统文化在迅速消失，一边又看到许多传统文化在不断复兴，“‘遗产’已不单纯是被动的保护对象，还成了可供开发的‘资源’。”
为研究“从遗产到资源”理论是否有普适性，方李莉又从农村返回城市。在景德镇，她惊喜看到，那里的陶瓷手工艺作坊，已从做仿古瓷，到做陈设瓷，再到做茶具、花具、香具等很多陶瓷艺术品，景德镇的陶瓷手工艺正如她先前判断的，已经得到了全面的复兴，并进入了后工业社会的文化境象。同时，手工艺人也在不断激增，除当地陶工，还增加了许多毕业于各大艺术院校的年轻人艺术家，甚至还有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陶艺家，他们在建陶艺工作室，用新的设计思想与传统手艺相结合，做出了许多有创意的陶瓷作品。
这意味着什么？他们的产品在为什么样的市场服务？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会产生这样的市场？她又开始了新的思考。
随后，在中式服装的流行，茶道、香道、花道的兴起，古筝、古琴等的被追捧中，方李莉看到了新的中国时尚正带动着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是在现代高科技基础上复兴的古代文人式的艺术化生活。”在方李莉看来，是传统文人文化的时尚，也是观念和生活样式的改变。
宜兴、镇湖、佛山、杨家埠、潍坊、凤翔、莆田等不同的地方都在发生着和景德镇一样的故事，方李莉带领她的学术团队，做的国家重点课题《社会转型中的工艺美术发展》，恰好专注于12个地区的考察，“广东仙游县周边有20万人在做手工红木家具，苏州一带有8万绣娘，在宜兴有8万陶工……” 考察的结果让方李莉看到，“遗产”已成为重要资源，并建构成了新的文化现象和经济现象。“人类社会在面临另外一个转型。任何一个生态群落在失去平衡，又找到新的平衡时，上一个生态群落留下的孢子和种子会重新发芽，长成新的生态，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这样的孢子和种子，在新的社会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现在人们不那么追求‘洋味’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因素已经构成了新的时尚，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已经成为一股潮流。”新的中国故事让方李莉感到兴奋。
当年，在博士学位论文《新工艺文化论——人类造物大趋势》中，方李莉便对未来有着独到的判断：在后工业文明的信息时代，高科技更需高感情来平衡，未来社会的手工艺将作为文化产业成为未来的经济支柱产业之一。今天的中国社会发展，无疑正在朝着她当年思考的方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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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中国式的文艺复兴之路
从传统中创新在生态中立足 让“文化自觉”入心
几年前，在去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家做客时，方李莉发现，这位教授很痴迷谭盾的音乐，还放了一曲谭盾的《地图》给方李莉听，那是一场将原汁原味的湘西本土音乐与现场交响乐融为一体的多媒体景观音乐，里面有湘西苗族的口弦，土家族的哭丧等湖南乡土音乐，动人心弦。
“人类在语言发明之前，他们是听音寻路，过一个寨子，过一个村时，必须留下你的歌，这些乡间的土音曾是先民们寻找道路的《地图》，这样的一种来自文化母体的含义，让谭盾的作品获得了空前成功。”方李莉看到，2014年，谭盾又根据湖南的另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女书”，以音乐3D和时空3D为手段，创作出了他的又一部音乐影视片《交响音乐史诗：女书》，再一次在世界性的国际舞台获得成功。
“在传统基础上的再创造，激发了许多中国当代艺术家新的创造力，像杨丽萍的《云南印象》，蔡国强的火药艺术，朱乐耕的环境陶艺，蔡国强的火药艺术，吕胜中“小红人”剪纸，徐冰的版画，谭维维的“华阴老调一声喊”等，都和谭盾的作品一样，之所以让全世界的观众感到震撼，皆因挖掘了中国的非遗资源而进行的具有本土性的当代艺术创作。包括莫言对高密风土民俗的运用，和屠呦呦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传统中草药中青蒿素的提炼，都是对传统的重构。”
新的艺术创造与遗产资源相结合带来的活力，正是方李莉“遗产资源论”的现实呈现。在她的“非遗保护的3.0层级”理论中，同样谈到了这个记录整理、传承和创造的递进过程。这种新的文化景观，正在重新焕发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方李莉将其称为“一场即将到来的中国式的文艺复兴。”
“人类的文化正处于一个迷茫期，包括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都很值得探讨，尤其作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中国一直非常关注如何发展生态文明、绿色文明，而只有新的文艺复兴才能促进这一新的文明和新的社会形态形成。因而，目前在中国发起一场新的文艺复兴讨论也许正逢其时。”
当年，她以为文化失衡造成的破坏是无法修复的，但今天，她知道了，文化生态也好，自然生态也罢，是一个不断打破平衡，又重新找到平衡的过程，就像景德镇的国有工厂基本垮台，取而代之的是几千家手工艺作坊、12万手工艺从业者一样。“人类的文化也是这样，有一段时间，我们全体西方化，所有的文化都受到冲击的时候，我们平衡被破坏了，现在我们又处在一个重新找平衡的过程。所以，我认为我们的文化复兴，要从重新塑造中国的生活样态开始，这是最能够深入人心的，而正是中国手工艺的复兴促使了这种新的、艺术化的、具有中国文人传统意味的中国生活样态的产生。”
文艺复兴需要文化自觉。2008年西部课题完成后，方李莉便开始了在世界不同国家的行走，“要站在中国看中国，更要站在世界看中国”，她到访了很多博物馆，为的就是了解中国手工艺曾经在世界的影响力。她对中国古代作为世界手工艺大国的盛景极为感慨，“19世纪之前，世界最好的奢侈品在中国，中国在古代就有很发达的工业，当然，这个工业是手工业，所以中国在古代不仅是农耕社会，还是农工社会，可惜我们的学者在这一块研究不够，我看到的资料和实物大量来自国外，因为中国人近百年来对自己的文化失去自信，没有看懂历史伟大的一面。”
美国学者罗伯特·芬雷曾写道：“人类物质文化首度步向全球化，是在中国的主导下展开。在绝大部分的人类历史时光之中，中国的经济都为全世界最先进最发达。”或许，一如方李莉所言，我们忘记了历史的荣光，却习惯了崇洋媚外，“历史上，中国不仅是一个‘黄色’的农业文明的国家，也是一个‘蓝色’的海洋贸易非常发达的国家。”这也是缘何方李莉在传统文化复兴问题上能够穷尽20年的时间去探知和求证，因为，她始终相信，历史是不会死的，它是在不断地游动，只是有时我们会疏忽它的存在，看不到它所蕴含的内在生命力，所以，我们需要了解并唤醒历史，以此找到通往未来的路。
“当年世界风靡中国瓷器时，人们真正崇拜的并不是中国瓷器，而是中国的文化、政治、礼仪风尚等，当这些东西得不到尊重时，中国的瓷器就开始衰落。”所以，方李莉认为，中国文化要走出去，首先要思想走出去，“我们必须要有一套新的价值理念，一套具有自己原创性的哲学思考与世界对话，并做到美美与共。”
“要将这一代知识分子带进‘文化自觉’的大题目里去，这是我要过的最后一重山。”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费孝通一篇接一篇的书写着以“文化自觉”为主旨的长文章，这是让方李莉至为感动的，而她，也在一次次体味先生的思想中，成就着自己人生的宽度和广度。
“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而下一个文明将是生态文明”，这是方李莉很早就预判的。“不是保护自然就是生态，生态是一套价值体系，一种新的理论，甚至是一种新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她讲，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时，中国人是麻木的，而欧洲人是警觉的，所以欧洲人走到了最前面，成为开路先锋。如今，中国人能否率先走向生态文明，这将决定着中国是否能够引领世界。
人物简介：
方李莉，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北京市人大代表。英国杜伦大学高级研究院客座高级研究员。著有《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景德镇民窑》、《遗产：实践与经验》、《中国陶瓷史》、《艺术人类学》等十余本专著，发表论文一百余篇。2006年被全国总工会授予 “全国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称号；2007年被国家人事部、文化部授予“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先进工作者”称号；2007年被文化部授予“优秀专家”称号；2011年被全国妇联授予“ 全国巾帼建功标兵”称号；2014年在APEC会议的女性领袖峰会上获“最杰出女性奖”。
原文载于《中华英才》2017年第19-20期，作者：王爽为《中华英才》杂志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