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帝国：中国边疆的游牧帝国的形成（下）
（美国）托马斯•J•巴菲尔德1著石然2石娜3译布图格勒其4校
（1.美国阿富汗研究所, 美国 999039；2. 内蒙古艺术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10；3. 北京广联互动传媒有限公司，北京 100000；
4. 北京新东方英语学校，北京 100000)
关键词：影子帝国；游牧民族；形成
四、帝国和影子帝国
对比匈奴帝国和汉朝，立刻浮现出一个问题。如此不同的两个国家，都是帝国吗？他们政权相当，都统治着大片疆域。但是在其它很多方面（如复杂的管理制度、集权政权、城市化、人口规模、经济专业化等），二者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究其原因，草原帝国是一种衍生现象，是由于中国帝国的形成而出现的，并且它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勒索统一的中国。然而，匈奴帝国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纵观本文中讨论过的其它帝国的例子，我们发现了类似的巨大差异，以至于大部分学者容易把他们视为帝国，而一部分学者认为是有问题的。“主要帝国”包括亚述、波斯、罗马、中国、印加、阿兹特克（尽管在被西班牙人毁灭时其文明仍处于形成阶段）、西班牙和奥斯曼。有问题的帝国是匈奴、努比亚、欧洲加洛林和葡属印度。但是（套用列夫·托尔斯泰的话）主要帝国都是相似的，有问题的帝国各有各的问题。有些方面，它们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个帝国，但是它们每个都缺少一些关键元素，把它们与帝国区分开来，成为影子帝国。
（一）主要帝国
什么是帝国，它和其它政权类型有什么不同呢？帝国是通过征服建立的国家，在统一集权的管理体制之下对次大陆或者大陆大小规模的疆域拥有主权，或统治百万或者数以百万的人口。国家通过纳贡体系或者各组成部分的直接税收来维系自身发展，同时利用大规模常规军队来保护边疆，维持国内秩序。帝国有五个共同的内部特征：
首先，帝国组织是为了管理和利用多样化，无论是在经济、政治、宗教或者民族等方面。尽管帝国最初霸权统治着单一地区或者种族部落，然而，久而久之，变得更加广域，扩张新的疆域，容纳与自身截然不同的民族。帝国的显著特征是一旦建立，无需国家结构的崩溃，帝国精英阶层发生改变或者被替换。埃及的很多王朝就是著名的例子，就像奥古斯都之后，罗马皇帝大多数来自非意大利地区。即使是在中国也有类似的现象，帝国新建初期总是从地区选拔精英，随着几代的发展，基础选拔扩大至全国范围。这些帝国有能力容纳大量来自不同民族、地区和宗教的群体，从而使帝国与部落和地方的政权区分开来，例如城邦，它是组织在相似之处之上的。
帝国总是多样化的，甚至是促进多样化的。在著名的波斯波利斯的雕带前，整个博斯波的众多管辖地人民排列在大帝跟前，身穿地方服饰，纳贡特殊的当地产品，是这一多样化的实质性体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帝国看好不同于自己的民族，而是帝国政治的设计是使所有群体结合在一起成为帝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遵守共同的政治秩序。这不是传教事业。第一步通常是残忍的：征服和毁灭任何在军事或者政治上反抗的群体。与此同时伴随大规模被征服人口迁移至帝国偏远的土地，在新的疆域安置帝国军队和移民，和摧毁（或者接纳）群体的地方政治精英。一旦敌对群体在政治上中立，帝国就会对地方显示高度包容的态度（当然只要它不妨碍商品秩序和征税）。这一政策的成功在于在帝国内部弱化军队集权和军事强化，并且转移他们到边疆应对外人。
第二，帝国建立运输系统为其军事和经济中心服务。先进和运行良好的运输系统是所有庞大帝国的特征。帝国没有中央军队无法到达之处，帝国到处储备着军队行动所需的供给。波斯、罗马、中国和印加的道路系统规模极其令人印象深刻。在海洋或者河流区域，帝国大力投资港口设施来开发利用海上贸易，或者运河来链接河流，进行大量陆地运输。在干旱的内陆地区，他们建立和维持商队旅馆和跨河体系方便商队贸易。以上所有事例中，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量远远超过了帝国任何单一部分的财政的承受力，尤其是在人口稀疏的偏远地区。
帝国的运输链和集权化的税收征集，使帝国中心承载远远超过内地所能承受的人口和先进水平。当商品有了大量运输的可能，帝国首都（有时是两个首都）就会成为大型中心，使其它城市中心相形见绌。水路运输是关键。罗马从埃及和北非进口粮食对首都的生存至关重要。中国大力投资兴建了一系列连接国家南北的运河。阿兹特克人成功占领墨西哥中心的湖区，有了令西班牙人惊讶的首都规模的迅速扩大。没有水路运输的地区专注于陆上运输，如利用驮运动物的商队路线。这使得大量的商品得以流通（特别是奢侈品），但是并不足以支持能够进行海上或者运河贸易的大型首都城市。印加的库斯科，或者亚述的尼尼微这样的首都作为帝国中心，建筑风格令人印象深刻，而且占据广大地区，但是这些城市在规模上受到严格的限制，因为他们主要靠当地腹地的农业剩余产品。
在经济方面，帝国提供了大规模经济的一体化，允许贸易和生产的扩张。虽然是靠杀戮和征服起家，帝国给组成部分带来和平而受到拥戴。曾经遭受持续战乱的地区，如今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贸易、投资和产品的生产上。产品的市场也急剧增多。产品生产和分配水平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其中包括与远方的人们的奢侈品的大规模的对外贸易。这些经济联系把帝国各部分结合在一起，超过任何军队的力量。为平息可能的叛乱，确保军队和武器的快速运输而设计的道路和港口最后成为百姓贸易的生命线，并取代军事力量成为维护统一的关键。
第三，帝国拥有先进的通信系统，使得从中央就能够直接管理所有隶属地区。如果说贸易和税收是遍布帝国血管的物质命脉，那么通信系统就像是帝国的中枢神经系统。帝国所有重大的政治决策都是由中央制定的，所以信息的快速流动对帝国的生存至关重要。道路可以运输军队，同时也可以传达来自帝国偏远地区的消息，以便中央分析和部署。虽然行军队伍是帝国力量的比较直观的象征，但是静悄悄地把信息送达至中央和传达中央的指示或许更有效。所有帝国都有一些官方通信系统（通常极其快速地传达重要消息），形式多样，包括驿站、信使或者快船。希罗多德非常钦佩波斯皇帝的送信服务，他曾这样写道（8.98.2）：
自人类起源以来，再也没有比信使更快的通信系统了。波斯人是这样安排的：他们认为整个旅程要耗时很多天，所以，关键在于在每一天旅程中多个休息的中转间隔处配置大量马匹和人员，每天安排一人一马。信使无论雨雪寒霜，还是炎炎烈日，亦或是星空月夜，他必须在完成指派给他的送信任务后尽快返回。
但是通信系统不仅仅是一种传递信息的物质方式。它需要详细的记录系统（通常是文字，但是也有像印加的奇普结绳记事方式，见D’Altroy，203页），一个常驻机构管理信息的流动，以及一个及时快速处理信息的系统。其基础是帝国精英全部成员掌握的共用的管理和教育的语言。这可以通过一系列方式实现：共用一套跨越语言差异的书写或者符号系统（汉字，印加的奇普结绳记事），使用全部精英掌握的帝国管理共用语言（罗马世界使用的拉丁和希腊文，伊斯兰世界使用的阿拉伯文），或者新的统治者采用的，不是他们自己母语的新的文化的管理通用语言（西后罗马时期的拉丁文，或者中亚和印度的莫卧儿的波斯文）。不太受到关注的是（但是同等重要），帝国实行的标准化测量（为了重量、距离、体积、部队规模和金钱）和记录数字和账目的通用的数字系统。这些系统没有取代地方上的惯用测量，但是它们是整个帝国都能理解的共同特性，这意味着帝国官员不必及时了解地方大量变量。
第四，帝国对内实行专制统治，对外维护国家军事力量。这是所有国家最基本的要求，但是由于帝国是在征服的基础上建立的，必须管理庞大的疆域，因此帝国面临着规模的问题。帝国维持国内秩序需要正规的常备军，能够随时镇压发生在帝国任何一处的骚乱。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通常依赖军队来维持国内秩序的帝国都是寿命极短的政权。正如中国有一句格言“你可以在马背上赢得一个帝国，但绝无可能在马鞍上治理它。”因此，强大的帝国都是通过有效的管理来维持国内秩序，包括实行适用于全国的普通法系和任命集权制政府官员，负责执行帝国政策。地方官员在没有中央授权的情况下，权利通常是非常有限的。对于强大的帝国而言，国内叛乱相对较少，如果有被视为是管理失败。
对外，帝国对于扩张的追求远远大于其它类型的国家。对外扩张阶段的中止，通常只有以下三个原因：（1）他们扩张到了与其实力相当的另一个帝国的边疆（罗马与伊朗）；（2）他们到达了自然生态边疆（沙漠、草原、山脉、丛林），无法实行有效占领（如中国与蒙古草原、罗马与撒哈拉和阿拉伯沙漠）；或（3）放弃军事作为推进发展的战略策略，建立防御边疆（莱茵河的罗马），又或者是其管理成本大于统治利益（中亚的中国）。
然而，帝国边界一旦建立，就呈现出非凡的持久性和连续性。一部分原因是，帝国在边疆驻扎了大量军队，而不是在中央。即使是在衰退时期，也竭力维护整个帝国边疆。当边疆受到压力时，极少数（尤其是拜占庭）逐渐撤退到帝国的中心。恰恰相反，甚至不顾整个系统的崩溃，帝国把稀缺资源从中央直接运送到边境，以维持战线。
第五，帝国实施“帝国工程”，在整个系统中强制执行某种类型的统一。帝国容忍多样化的原因之一，是希望他们自己的文化系统能够创造出一个共同的核心价值观来规范地方上的变量。这通常体现在物质属性上，诸如通用的测量系统、建筑风格、宇宙学、仪式、艺术和时尚，这些是帝国存在的标志，即使对边缘地区。这是超过军事力量的统一的象征，并且创造出我们通常认为的人类文明（见伍尔夫，本文）。这项工程需要广泛参与，在一系列阶段上实施，从强制合作到合作和身份认同。不寻求发展长期合作和身份认同的帝国，通常寿命较短。对于统治时期较长的帝国来说，这些遗产超越其政权崩溃，依然存留，而且作为历史模型在未来被模仿（见莫兰，麦克马克，本文）。
（二）从帝国到大国？
有人会认为这些定义同样可以适用于大国，而不仅仅是帝国。这不足为奇，因为从考古角度来看，帝国是大国的模板，而不是相反。在历史上，只有帝国这个大熔炉才有成就大国的可能性。事实上，很难找到一个地区的大国最初不是由一个帝国统一的例子。前帝国时期的政治结构通常小而具有地方性：诸如城邦、地方王国和部落。在这样的环境下扩张的国家，要么发展成帝国，要么分裂成其组成部分。帝国的经历改变了政治和社会环境，为接下来的国家创造了统治庞大地域的能力。帝国的政府管理、军事组织和意识形态的方法经过修改，并且作为模式，用在较小的规模上。因此，在帝国分裂的地区大国非常常见，是帝国分裂的部分成了大国。
我们只有到了现代，大国而不是帝国，才变得普遍。这或许是与西欧扩张有关，西欧的扩张进程是最为显著的，与世界其它地方的任何变化都不同，在其它地方帝国作为至高无上（如果不是总是独立）的政权结构，在南亚、中国、和近东持续到二十世纪。的确，随着世界人口的扩张，国家通常发现它们统治着庞大的人口（四千万以上），而现代化之前的时期，只有最大的帝国才能够达到这一规模。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主要帝国与任何其它类型的国家之间在规模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三）影子帝国
如果典型帝国是主要政权，是地方内部发展的结果的话，影子帝国则是衍生现象。它们是随着其它地方开始的帝国的形成而出现。他们只能作为帝国相互作用的一部分而存在，因为它们缺少上述的主要帝国的大部分关键特征。然而，在政权和历史影响方面，它们效仿帝国的行为和政策。称其为“影子帝国”的原因在于，它们徒有帝国之表，而没有帝国之实。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以把自身转变成自给自足的主要帝国，但是某种程度上它们寄生于一个更大的体制上。本文中阐释的例子至少包括四种次级帝国类型：镜子帝国、海上贸易帝国、秃鹰帝国和怀旧型帝国。
（四）镜子帝国
镜子帝国直接随着临近的帝国的形成而出现。镜子帝国的兴起和衰落取决于临近的帝国集权的挑战。
游牧民族的帝国联盟是镜子帝国的主要的例子。匈奴帝国，以及随后的蒙古的草原帝国，是随着中国本土王朝兴起和衰落，因为他们寄生依附与它。镜子帝国缺乏主要帝国所具备的先进的内部制度：没有明显的经济分类、没有常备军、官僚机构小而不识字、少数手工专业人员以及（最重要的）隶属人口无法被轻易利用。但是就其外部而言，草原统治者的对外关系的垄断和集中有效的军事力量的指挥，使他们能够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整个草原之上，并且创造一个甚至与更大的帝国平等的帝国结构。建立和维持一个统一的帝国来对应临近帝国的扩张，这种情况通常最多出现在草原民族，而且主要出现在欧亚草原。究其原因，是因为游牧民族的政权结构不是由内在动力，而是由他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所决定。艾恩斯（1979: 362）以亚洲西南部的更小的政权为例，认为“游牧民族社会等级机构只能是与国家社会的外部关系的产物，绝不是纯粹的社会内在动力发展的结果。”作为必然的结果，其等级程度对应他们对手的组织程度。历史上，总的来说集权政治的从东非到蒙古草原的发展跨度上，存在着四个越来越复杂的部落组织类型（巴菲尔德 1993:17）:（1）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年龄组和无首领的分散的世袭血统，该地区的部落社会在殖民时代之前很少遭遇国家社会；（2）北非和阿拉伯半岛的具有稳定领导的世袭血统，它没有一个正规的部落上层组织，这里的部落社会与地方国家是共生的关系；（3）伊朗和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具有强大领导的超部落联盟，它是庞大帝国的地方政治网络的一部分，作为征服者或者隶属连接着部落和国家；和（4）中欧亚、中国北部和伊朗的集权部落国家统治着广袤的草原，依靠邻近的定居帝国的掠夺关系。
面对统一的中国，蒙古草原游牧民族不断建立一个帝国等级的组织。部分原因是，游牧民族的骑兵队伍是他们挑战中国的军事方式。但是也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结构（不像近东或者东非的游牧民族）属于等级制，文化上倾向于接受帝国血统的实施专制统治的宣称（巴菲尔德1991）。正如所见，像匈奴一样的草原帝国其兴趣不在于征服而是掠夺，一旦他们与中国建立了有利可图的关系（为了商品的和平），财富就大量涌入草原，从而维持帝国结构。
很多时候，镜子帝国转变成主要帝国的可能性极小。唯一的例外是十三世纪由成吉思汗在草原上建立的蒙古帝国。他一开始也只是打算掠夺近邻国家，但是其技术技能和军队实力最终打败他们，并且建立了一个由中央直接统治的真正帝国（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基于直接征服和向定居地区征税。曾经，蒙古帝国的首都哈拉和林成为整个欧亚的权力中心，但是几代人之后首都分裂成其组成部分。
（五）海上贸易帝国
海上贸易帝国的领土非常小（通常在边界地区），想要获取经济利益必须与其它负责生产和政治组织的政权进行交易。至少是在近代时期，这种类型的帝国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们试图通过不靠占领或者掠夺较大领土而获取财富。为了达到目的，他们试图垄断或者至少是直接控制交换和运输方式而不是生产。为此所有的贸易帝国只有在海上才可行，充足的海军力量和坚固的基础，维持着大片海域上的海运的控制，尤其是对海路要塞和关键港口的控制。相比之下，在陆地上不占领周边的领土就建立这种陆路的控制是不可能的。这种控制为帝国积累的财富能够满足军事力量的资金，并且可以作为帝国与其它国家交往。
如果帝国的终极目标是实行集权，掌握大量可供中央使用的资源，发展自身，控制周边，那么，海上帝国无需统治广大的疆域和大量的人口就可以实现这一任务。然而，与寄生的草原帝国一样，这样的政权在很多方面都是空心的（不同的见解，见苏布拉马尼亚姆，本文）。它们不直接控制财富，因此如果资源被切断，这些帝国的政权很容易会崩溃。它们也很容易受到周边国家和敌对海军政权的攻击。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要么是退化（成为贸易网络的中心，没有自治权或者是非私人拥有），要么是进化（通过征服临近的生产交易商品的内陆地区和人口扩张成一个真正的帝国）。
在古代，海上贸易帝国的出现通常是一个小小的城邦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级城邦的结果。腓尼基人，或者是青铜器时期克里特岛上的贸易网络或许是世界首例。公元前五世纪的古代雅典帝国靠的不是直接控制，而是通过征收殖民地和客户收益，这是一个基于贸易，而不是征服的帝国的典型例子。它利用雅典出色的海军和在波斯战争中出现的联盟网络，并且凭借地理优势成为世界财富和权力的中心。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这种结构的弱点很快就暴露出来，雅典人发现他们很容易受到斯巴达人及其联盟的陆地攻击和贸易中断。亚历山大大帝及其后人的统治的地中海，以及之后的罗马出现的集权结束了这种政权。中世纪的地中海世界，威尼斯和热那亚这样的城邦也建立了贸易网络，但是它们没有达到自治的程度，因此也称不上是帝国。
另一个例子是，现代之初的大西洋欧洲势力扩张至印度和太平洋。其中包括葡萄牙人占领的印度，以及之后加入的荷兰人和英国人。对于十六至十七世纪位于亚洲的葡萄牙帝国的苏布拉马尼亚姆的分析（本文）清楚地表明，他们以极其少数的人口和船只控制着一个有利可图的贸易网络。这种支配并不完全是因为技术优势（武器火药迅速普及在整个地区的国家），而是因为印度洋地区没有地方霸权（见莫里森，本文）。当这些地区的临近的陆地国家决定它们在失去一些重要的东西时，他们就会转向葡萄牙。奥斯曼土耳其建立海军加强对红海地区的控制，伊朗的萨法维重新夺回对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的控制权，印度的莫卧儿帝国统一了大部分的次大陆，并将葡萄牙人排除在他们的要塞之外。此外，海上贸易的利润吸引着荷兰人与英国人。后两者跨越了国家和私人公司之间的界限，当他们决定占领和直接管理他们所开发的领土时，国家占主导地位。因此，久而久之，这些贸易帝国发展成为主要帝国，其殖民属地由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直接控制。
（六）秃鹰帝国
秃鹰帝国是由边疆省份、附庸国或者处于帝国的地理和文化边缘地带的联盟所建立的。当邻近的帝国的内部崩溃之后，边缘地带的首领占领帝国中心，并形成新的帝国。帝国边缘的边疆地区，虽然与帝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通常认为他们在文化和管理上相差甚远。在某些时期，他们形式上合并成一个帝国，并由帝国驻军占领；在其它时候，它们由附庸国或者联盟间接统治。在这两种情况下，帝国通常会妥协他们惯用的直接合并政策以及文化同化，与保持较大的自治权和保留本土社会结构的地方精英合作。他们对帝国主导文化非常熟悉，但是依然与内地的保持原有本土生活的同种人有紧密的联系。
帝国长期统治的经历改变了地方文化和政权结构。集权期间，加入帝国体系能够使愿意合作的地方首领利用他们与帝国的关系，从中央获得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从而打败对手。然而，当中央衰弱或者撤退时，这些地区会独立。这导致两派地方首领的争斗，一派希望回到更多自治权和和更少等级的结构；另一派则希望利用撤退的统治权所留下的工具，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集权国家。通常需要几代人才能解决这一争斗。如果导致一个新的集权的国家出现，那么这个国家是结合地方本土文化元素，并且模仿原有帝国的管理体系（有时是雇佣其遗留官员）。
如果中央政府特别衰弱，尤其是在国内战争之后导致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来自边疆地区的首领就可以趁机控制中央，建立全新的帝国。尽管新的王朝也许会以新的精英的边疆故乡的名字命名，但是它的成功靠处于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维持原有帝国的现存的管理的统治。可以想象，这些王朝的尾巴偶尔摇帝国的狗，但是即使是披着帝国的衣服，他们总是被视为尾巴，而从来不是狗。
本文中边境附庸国最典型的例子是努比亚，埃及视其为自己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一部分。努比亚吸收了很多埃及的特征，但是依然与尼罗河谷地下游保持着独特文化特质。正如莫考特（本文）指出，努比亚位于尼罗河上游埃及边疆，埃及人最初在这里奠定了直接统治的基础，同时也纳入地方精英作为他们的代理人。与埃及的交往对努比亚人口有巨大影响。他们吸收了埃及的政治和文化，但是没有完全被同化成埃及人。埃及政权撤退之后，发生了基于埃及模式的国家形成的过程，虽然其中的细节大部分未被记载，导致后来统治埃及的努比亚王朝统的建立。这并不是真正的努比亚帝国，而是努比亚人作为全新的统治集团，控制了衰退的埃及帝国。尽管与之前相比，努比亚成为一个政治中心，但是在人口和经济方面依然保留着埃及的特点。
在世界上其它国家也能找到相似的例子，尤其是处于边疆地区的满洲，在中国历史上也扮演着相同的角色（巴菲尔德1989）。与努比亚一样，满洲也是位于一个人口稀少的边境地区，当中国统一于汉、唐和明等本土王朝时，满洲就处于帝国直接或间接统治之下。脱离中国控制的地区进入蒙古草原帝国的控制。这些时期，满洲部落非常弱小和混乱。然而，中国帝国权威的崩溃（以及相继的蒙古草原统一的崩溃），导致满洲部落开始自治。当敌对部落在这一空档试图统治，满洲首领通过建立全新的二元管理体系，从而成为统治者，由一分支（由部落成员构成）负责部落事务和战争，而另一分支（由中国官员构成）负责处理国内事务。以此为基础，他们的势力扩张至由内战削弱的中国北部地区。成功征服后，他们建立以满洲人精英为统治者，以中国官员为管理者，以中国法律为管理依据的帝国。虽然是全新的帝国，但是在一个现存帝国的基础之上建立的。如表1.1所示，中国中央秩序崩溃之后，这一模式会常常出现。在这条时间轴上最后的也是最为成功的王朝是清朝（1644-1912），它最终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并且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的时间。这一期间满洲人经历了重大的中国化，因此，几代人之后清朝变成强大的主要帝国，而满洲自身再次变成了一潭死水。
（七）怀旧型帝国
影子帝国的最后一种类型是怀旧型帝国，它们以模仿过去的组织模式为基础。它们保留了已经消亡的帝国的外部形态，并继承了其帝国传统，但是它们自身无法满足帝国的基本要求，诸如集权统治、对领土的直接管理、一个庞大的帝国中心或者足够形成帝国级别的广阔疆域（它的面积也就是前帝国一个省份的大小）。
统治时期较长的帝国在其统治的地区留下了永恒的标志（见西诺波利，本文）。当帝国消亡（尤其是如果该消亡导致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人口锐减、经济萧条），原有的帝国结构通常渗透着曾经的“黄金时代”的气息。更重要的是，消亡帝国的记忆对于地区人口有着非常强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对于试图建立新帝国的统治者来说是一种强大的工具。同时，它也提供了建设大规模管理的模板。
正如耶茨（本文中）所示，这种趋势在中国最为明显，中国宇宙神话中认为皇帝是连接上天和人间的存在的观点很有影响力，因此作为意识形态基础广泛应用于后来所有的国家。过去帝国的记忆成为未来新帝国的基础，实现帝国统一是最高的政治目标。通常认为分裂的中国不是完整的，因此任何族群都可以重新统一中国，包括外来的侵略者的蒙古，当实现了这一任务，会被视为合法的统治者。与西方不同，这些努力非常成功，每一次国家消亡之后，主要帝国都会再次统一中国。
然而，大多数时候，重建庞大帝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和无法实现的目标。帝国的想法，为建立新的国家提供意识形态的基础和管理模式，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只是一个颇有影响力的幻想，因为缺乏物质基础，国家首领集权的能力又受到很强的地方精英的反对。法国的加洛林帝国就属此类，还有中国分裂时期出现的许多小国（公元三至六世纪，十至十二世纪），或者是埃塞俄比亚的多个自称帝国都同属一类情况。加洛林帝国（莫兰，本文）是个特别好的的例子，因为上述列出的主要帝国的标准它一个都不符合。它缺乏常备军队、真正的中央管理体系和有效的运输和通信系统。它以封建基础分配土地，地方权贵认为没有义务执行其命令。它的首都是临时的小城市；由于无法运输粮食，军队和官员就迁往有粮食的地方。帝国的建筑风格平平，只有和周围农民的棚屋相较之下才会稍显特别。但是当时加洛林依然被视为一个帝国，而且在欧洲历史上一直占据着神圣的地位。加洛林帝国的影响如此巨大，是因为它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试图复原古罗马帝国模式的国家，这引起强大的文化共鸣，并且作为有力的意识形态的武器，从而推动前西罗马帝国省份的小国家的集中统治（最终未能成功）。
怀旧型帝国的统治者把他们自身的合法性维系在不复存在东西上，而这恰恰能赢得忠心。对于那些只关注物质条件的学者来说，这是一个被大大低估的力量的源泉。权力和权威的小小争斗被视为崇高的理想。更容易实现的合作，和新帝国和新皇帝的憧憬的接受为建立新的结构提供了基础。由此，怀旧型帝国需要被视为衍生现象，它们的权力大部分来自于象征世界的文化记忆。新的文化秩序的灌输才能打破这一局面。因此，尽管罗马的思想在西方留下很深的烙印，但是在穆斯林征服之后，北非失去了这个传统。从那之后，怀旧型帝国基于伊斯兰传统。同样，历史悠久的拜占庭传统也没能幸免奥斯曼的征服，转变成土耳其世界的文化，尽管拜占庭的文化遗产在遥远的俄罗斯保存下来，土耳其将自己视为东正教拜占庭遗产的继承人。
五、结论
了解帝国的动态需要我们紧紧抓住认为理所当然的问题，需要反复验证我们自己的关于帝国如何运转的假设。当我们比较主要的和衍生的两种帝国时，就会发现它们所依靠的，既包括集中权利，也包括维持远距离控制的能力。主要帝国通过建立自我维系和自我复制的复杂结构来完成。衍生帝国也能够做到这一点，由于自身无法直接产生税收，所以无需复杂的结构。
其中，衍生帝国的两种类型，草原上的镜子帝国和以海上的海上贸易帝国，通过发展专业军事技术强化自身能力，并掩盖其弱点。对于草原帝国来说是骑兵队伍，对于海上帝国来说是海军力量。两个都允许军队进行远攻，并且分配小而集中的军队在固定的地点袭击和控制敌军。草原帝国借此力量建立了帝国，靠勒索中国和和来自中国的财物为其提供资金支持。海上帝国很少运用自身的力量直接获取税收，而是通过支配国际贸易获取利润。以上两个国家的情况中，如果开始直接征服偏远的土地，有可能凭借军事力量能把衍生帝国转变成主要帝国。但是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因为运行帝国的统治者人数少而分散。他们的力量在于当遇到强大的敌对势力时，帝国能够撤退到草原或者海上，不让关键的军事资产受到威胁。勒索和贸易是他们选择的策略工具。所有类型的衍生帝国生存都依靠结构更为复杂的国家，并且与强大的主要帝国共存。
相比之下，秃鹰帝国和怀旧型帝国只是在帝国消亡之后才存在。如果结构足够完整，秃鹰帝国就能通过在原有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的帝国或王朝继续统治（通常是用更加简单的组织结构）。如果一个帝国体系崩溃的更加彻底，或者它的结构的整体完全消失，尝试重建也只是暂时性的，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这是处于怀旧型帝国的核心的神话，事实上这是强有力的神话能够鼓舞人们重建他们所失去的，即使是毫无意义。
特别是对于考古学家来说，像匈奴一样的衍生帝国，强大而且长久的帝国政权，是打破正常模式的典型代表。正如调查研究所示，不同的政权类型，我划分为主要和衍生，这两个政权类型都可以产生帝国结构，但是又都是完全不同的类型。或许是由于帝国过于庞大，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个别的独立现象，而不是相互影响下的产物（见史密斯，本文）。帝国一旦建立对内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对这方面已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对外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但对这方面的研究被忽视）。帝国之间相互影响，即使是对地处偏远的周围的人民也是如此。无论是部落民族建立边疆（罗马和德国，中国和蒙古），或者是面临敌对帝国（罗马和伊朗，奥斯曼和西班牙），帝国的动态塑造着它们的发展。绝大多数的发展都没有被载入史册，但是留下了考古记录。我们应该转向考古记录，去更好地理解帝国是如何运转的，以及对国内和国外的影响。
The shadow empires:imperial state formation
along the Chinese-Nomad frontier
(America)Written by Thomas J.Barfield1Translate by Shi Ran2Shi Na3Proofread byButugeleqi4
(1.American Institute for Afghanistan Studies, American 999039 ;
2.Inner Mongolia Arts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10;
3. Beijing guanglian interactive media co. LTD I,Beijing 100000;
4. Beijing New Oriental English school, Beijing 100000 )
Key words:Shadow empires;Nomads;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