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建 王永健：2015年度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研究报告

2015年度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研究报告

李修建 王永健

摘 要：2015年，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扎实推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艺术人类学的历史与理论研究走向纵深，在学术史、研究方法等基础理论上有较多成果面世。艺术人类学的田野与个案研究涌现出大量论著，研究者自觉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学术探索呈逐步深入的趋势。虽然各门类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不够均衡，不过整体成果渐呈增多之势，舞蹈人类学研究表现尤为明显。

关键词：2015年度；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研究报告；

作者简介：李修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王永健，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29

课题基金：本文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院级课题“2015年度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研究报告”最终成果。 

2015年度，中国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扎实推进，涌现出了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其一，从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情况来看，有6项课题得到立项支持；其二，艺术人类学的历史与理论研究多处开花，出现相关研究论文30余篇，著作4部，研究问题涉及艺术人类学的学术史、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学科建构等方面；其三，艺术人类学的田野与个案研究涌现出大量成果，有20余部著作和百余篇论文，在研究中学者们能够自觉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学术探索呈逐步深入的趋势；其四，学术活动丰富且较为注重学术含量。本报告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梳理与总结。

一、艺术人类学的历史与理论研究

2015年度，艺术人类学的历史与理论研究多处开花，有1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立项，相关研究论文30余篇，论文集1套（《文化自觉与艺术人类学研究——2014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文联出版社）。本年度的这些研究成果无论从质还是量上都有了较为显著的提升。现分述如下：

第一，艺术人类学的学术史研究。本年度有1项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课题的立项值得关注，王永健的《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知识谱系研究》（2015年国家青年项目），该课题是关于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断代学术史的一个研究。这样的研究对于当下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史与学科的构建非常重要。他撰写的《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轨迹》一文，梳理了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将这段学术历程分为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期的学术准备时期、1990年中期至200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之前的学术起步时期、200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以来的繁荣发展时期三个阶段，总结每个时期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不足，并讨论后续出现的新的研究节点。”^[[1]]罗易扉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艺术人类学关键论争》，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英文原著文本为基础，通过对西方人类学界一些经典问题论争展开讨论，思考该时期以来西方艺术人类学的理论前沿轨迹。

第二，艺术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本年度该领域的研究十分活跃，有多篇论文贡献了最新研究成果。方李莉的《人类学研究的新转折——城市艺术区田野给予的启示》，以指导学生城市艺术区的研究实践为例，指出人类学研究必须关注社会转型，关注当今文化的重构与再造。张杰的《整体规划艺术人类学研究思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1月25日），认为构建本土化艺术人类学研究理论话语体系将会成为艺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在具体的研究中应关注艺术背后的社会语境，在田野中获得丰富的资料和构建切合本土实际的学术体系。

值得指出的是，本年度有多家学术刊物设立艺术人类学专栏。《民族艺术》杂志社自2015年第1期起设立“中国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栏目，每期推出1篇文章，旨在推进此领域的理论探讨。截至目前共刊出5篇文章，分别围绕学术史、城市艺术田野、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历史观等前沿话题展开讨论。文章选题新颖，突出问题意识和理论的前瞻性，对于当下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建构与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该杂志的另一个品牌栏目，是由李修建博士主持的“海外视域”，致力于海外经典艺术人类学研究论文的译介，本年度共推出9篇文章，从多个角度呈现了西方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前沿理论和热点问题，可以为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发展与理论建设提供借鉴。此外，《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5年第6期刊发“艺术人类学研究”专栏，共刊出3篇文章。《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设立“艺术人类学与南方民族研究”专栏文章，共刊发11篇文章。

第三，艺术人类学名家学术思想研究。张杰的《建构中国本土化的艺术人类学知识体系——访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方李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1月26日），通过对方李莉的专访，认为要构建中国本土化的艺术人类学知识体系，需要在社会语境中考察艺术话语和实践、构建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交流平台、注重本土知识与经验。王永健的《费孝通的艺术人类学思想》，对费孝通先生有关艺术人类学的思想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总结，从费孝通艺术人类学思想的产生背景、基本观点、评价三方面展开系统论述。作者认为，“费孝通的艺术人类学思想可以成为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指导思想，也可以成为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基础理论与学科方法论，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2]]《“城市中的艺术田野与音乐上海学的生发与实践”——洛秦教授访谈》（《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5年第5期）对洛秦的音乐人类学从研历程、上海城市艺术田野的研究实践，以及音乐上海学的生发与实践和学术团队的研究概况做了详细的阐发。洛秦的《一位音乐人类学多元文化理念的实践大师——论钱仁康宽广的研究领域、多元的学术理念、深厚的人文精神》（《音乐艺术》2015年第1期），从音乐人类学的角度，论述了钱仁康先生高瞻的学术精神和博大的音乐人文思想。

二、审美人类学研究

审美人类学研究与艺术人类学研究在学科理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多有重合之处，而且在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中有相当数量的学者来自于审美人类学研究领域，他们与其他学科的学者一道，合力推动着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走向纵深。因此，本报告将其纳入，一并述之。2015年，该领域涌现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著作2部、论文10余篇，现择要分述之。

第一，审美人类学的理论研究。荷兰学者范丹姆的《审美人类学：视野与方法》（李修建、向丽译，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版），是国内译介的第一本审美人类学专著。范丹姆是最早提出审美人类学的学者之一，他主张从人类学的角度，放眼世界诸文化，对美学和审美问题进行整体性的关照，摒弃以西方文化为核心的美学研究。在本书中，范丹姆对审美人类学的历史、方法、意义、观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本书对于当前艺术人类学、美学研究和艺术学研究，无疑具有启迪之功。张良丛《从行为到意义：仪式的审美人类学阐释》（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就仪式的审美人类学问题进行考察和阐释，围绕着当代人类学仪式研究走向文化批评的趋向、仪式是审美的文化机制、文化规约与审美认同的问题、仪式与审美交流的关系等方面内容，对审美问题、艺术问题与文化的复杂关系进行了理论阐释。孙文刚的《语境中的美：审美人类学的研究路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认为当代审美人类学要将美重新还原到其所生发的语境，以“语境中的美”为研究路径，关注特定语境中的时-空-族群、意识形态、日常生活等，通过研究美的社会建构问题来重建现代美学话语。这种新的美学研究范式体现了整体性思维、现象学方法和跨文化视角的特点。

第二，审美人类学的学术史研究。孙文刚的《近五十年来西方审美人类学研究的回顾与观察》（《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研究》2015年第1期），在对审美人类学学术发展史和重要著作进行详细梳理的基础上，指出了近五十年以来西方审美人类学研究中的几个主要问题是审美对象生成的复杂机制、非西方的民族审美和“第四世界”的审美、多神感官的审美现象和语境中的审美事件。文章总结了这些研究的特点，即从“对象”到“对象”的反思、从“文本”到“文本化”的过程、从“向后看”到面向当代。

第三，审美人类学名家思想研究。聂春华的《一位人类学家的美学沉思——贾克·玛奎的审美人类学思想探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对贾克·玛奎的审美人类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阐述了他对审美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概念范畴的界定，对审美经验进行的泛人类考察，确定了美感沉思和非工具性形式在审美人类学研究中的中心地位，以及他根据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观与文化唯物主义确定了生产技术、社会网络和观念构形作为审美人类学文化分析的三个基本要素的重要性。张蕾的《列维-斯特劳斯的审美人类学思想简论》（《东岳论丛》2015年第4期），探讨了列维-斯特劳斯的审美人类学思想，认为他善于在田野资料的基础上，对文化形式与现象进行美学分析，挖掘其背后隐藏着的人类最原始的审美意识。认为感性思维是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依据此人类建立起严密的图腾分类体系。他还进一步提出，艺术是一种位于神话与科学之间的文化形式。这些探讨，对于审美人类学的学科建构与理论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审美人类学的个案研究。范秀娟的《壮族嘹歌的审美人类学研究》（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该课题主要研究嘹的男女双声对唱形式和嘹歌文本的内部结构、嘹歌与壮族社会的文化记忆问题、嘹歌与壮人的身份认同和民族形象建构的关系等。

三、音乐人类学研究

音乐人类学研究在艺术人类学各具体门类艺术中走在前列，与该学科较早接收西方人类学的学科理念与研究方法不无干系，从研学者基数大、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涌现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3项，研究著作5部（含专著、译著和论文集），论文30余篇。根据研究主题，可以归为如下几类：

第一，音乐人类学的研究理念、学科建设、研究方法与路径的探讨。美国学者布鲁诺·内特尔（Bruno Nettl）著，张玉雯、黄予戈、陈心杰译的《民族音乐学亲历记：一部回忆录》（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以回忆录形式书写，以自身的从研经历对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与评价，对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赵书峰的《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再思考》（《音乐研究》2015年第6期），对当下的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进行了反思，认为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也不要过度发展具有实证性质的历史音乐学研究，而忽略对其当下音乐表演文本的多元、开放性的文化解读与阐释。魏琳琳的《海外民族音乐学视野下“音乐与认同”研究》（《民族艺术》2015年第5期），认为在研究中除了关注音乐本身相关问题之外，应该更多地考虑其中的主导类别以及与人的关系，从而审视族群性、认同在音乐表演中的作用。主张要从全球化视角关注音乐与认同问题研究，掌握国际学术界前沿理论与研究成果，推动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发展。周凯模的《“岭南音乐文化阐释”的学术模式构建》（《中国音乐学》2015年第2期）力图建构一种岭南地方音乐理论阐释模式。在对岭南民俗音乐的人类学阐释之建构中，主张从“传统—民俗—仪式—音乐—意义”的内在关系，去认知和阐释一个“地方音乐知识体系”的人文传承，认为这是人类学解读音乐文化的核心。胡斌的《“大学科”语境下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属性再思考——兼及对学科命名问题的讨论》（《音乐艺术》2015年第1期），认为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属性和命名问题，需要一种包含中、外的“大学科”视角下的学科自省，进入“大学科”语境应当成为当下相关音乐学科发展的方向之一。周·特古斯的《关于纳日人音乐民族志研究的几点思考》（《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通过对川滇边界聚居的独特族群“纳日”人音乐田野考察，力图呈现民族学、文化学意义上“纳日”人的文化特点及文化认同。同时对其传统音乐从民族志研究的意义、内容等方面进行了思考，提出了如何实施“纳日”人音乐民族志研究的整体思路与方法。

第二，仪式音乐研究。本年度该领域的研究受关注较多，从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立项情况来看，黄和《青海地区祭祀乐舞仪式音乐遗产的人类学解读》（2015年国家青年项目）和苗金海《鄂温克族敖包祭祀仪式音声的音乐民族志研究》（2015年国家西部项目），获得立项。

上海音乐学院依托上海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支持，专门设有“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该中心主任萧梅主编的《大音·第十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版），是“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所出的年刊，其所收录的文章中，有三篇文章值得关注。齐琨的《悲欢离合——长江流域汉族聚居地丧葬仪式音声个案与比较研究》序言，对该课题的缘起、目标定位、成果构成等做了系统阐述；赵书峰的《多元一体 互融互渗的民间仪式音乐文本——以湖南省新化县水车镇锡溪村“和娘娘”音乐为个案》，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对湖南省新化县水车镇锡溪村“和娘娘”仪式及其音乐的互融互渗的多元文化特性予以详细的论述和解构性的文本阐释；吴云龙的《“河水”之歌——巴哼瑶人的传统民歌及其意义研究》，以巴哼瑶人的传统民歌为研究对象，在实地考察中研究了其背后的意义世界。

格桑曲杰的《中国西藏佛教寺院仪式音乐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以西藏佛教寺院仪式音乐为研究对象，经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对西藏佛教寺院仪式的信仰修供体系、仪式的类型、仪式音乐的形态和特征，以及在仪式中体现出来的音声效应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与研究等。肖文礼的《岁时节日体系中的赣南客家仪式音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对赣南地区礼俗仪式中的艺术行为和音乐活动从宏观和微观层面进行深描和阐释。王晓东的《阿·萨伊嘎——科尔沁蒙古族莱青“祛邪灵”仪式音乐考》（《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以莱青“祛邪灵”仪式音乐田野考察实录为基础，探寻科尔沁蒙古莱青音乐文化内涵及其历史成因。魏育鲲的《一种“关系”的认识——湘西苗族三类执仪人的“仪式音声”解读》（《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以“关系”为视角，对湘西苗族三类执仪人之仪式音声展开比较分析。

第三，音乐人类学的田野个案研究。杨曦帆的《音乐的文化身份：以“藏彝走廊”为例的民族音乐学探索》（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通过对藏彝走廊地区白族村寨的音乐生活、藏传佛教寺院音乐和彝族村寨的巫术仪式的田野调查，以音乐的文化身份为主线，对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内容之一的音乐事象进行了深入研究，结合音乐行为解读“藏彝走廊”地区信仰民俗的文化含义，民间音乐作为文化的象征性在人类社会中的意义，以及个体在音乐行为中的发展。李松兰的《穿越时空的古琴艺术：蜀派历史与现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以古琴艺术中的“蜀派”为研究对象，通过历史文献、考古文物以及蜀派古琴的生存现状田野调查，力图呈现蜀地琴乐文化全貌。郭威的《礼俗用乐与民众生活——一个县域音乐文化传统的结构分析》（《音乐艺术》2015年第2期），基于历史与田野两个方面的研究，通过对国家礼乐系统在县一级地方行政中的具体实施，以及当地现存主流乐种在民众礼俗生活中的历史变迁与文化意义的分析，探讨以礼乐为基础的礼俗活动及其用乐对于不同乐种文化特征形成的重要意义。陈芳、蒲亨强的《华岩腔现状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在实地田野调查基础上，对华岩腔主要仪式唱腔的形态风格和成因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总结出华岩腔的狭义性和广义性的唱腔风格，认为此旋律体系风格是江南佛乐传入重庆后与当地音乐文化元素相融合的产物。仲立斌的《粤港文化碰撞下的深圳罗湖“粤曲社”调查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通过对深圳罗湖口岸“粤曲社”的调查，研究地处粤港文化碰撞前沿的“粤曲社”在当下的发展状况，通过研究发现，内地的粤剧、粤曲受西方音乐、戏剧等的影响，走了一条“专业化”道路，而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的香港却走了一条继承传统的道路。金红的《傣族乐器“光邦”的社会建构功能》（《思想战线》2015年第3期），通过对云南省盈江县支那乡支那村傣族乐器“光邦”的田野调查，力图揭示其被作为不同的器物时对社会的建构功能，通过研究发现，“光邦”既是增强支那村民族凝聚力和民族团结的文化符号，也是支那乡傣族与非傣族的区域文化差异性的标识符号。赵宴会的《论乡村草根乐班的经济运作——基于20世纪苏北“唢呐班”经济运作习俗变迁的调查分析》（《民族艺术》2015年第5期），对20世纪以来唢呐班经济运作习俗的变迁轨迹进行追踪和剖析，探究了唢呐班生存与发展的内在经济运作机制和基本规律，力图揭示唢呐班经济运作的总体特征。

第四，海外音乐人类学研究。该领域的研究呈逐年增多的趋势，逐步得到重视。有1项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立项：赵书峰《瑶族婚俗音乐的跨界比较研究——以中、老瑶族为考察个案》（2015年国家一般项目）。该课题以中国的湘、粤、桂、滇，老挝的琅南塔、会晒等地瑶族婚礼中的唢呐曲牌、打击乐、道教音乐、民歌为考察对象，针对上述区域内音乐之间的共性与个性差异及其濡化与涵化的现代结局进行广泛深入的考察研究。

蔡宗德的《印度尼西亚华人布袋戏的历史、演出形态与音乐》（《音乐艺术》2015年第2期），通过对对印度尼西亚华人布袋戏的田野考察，从其发展的历史与社会环境、操偶师的养成、现今华人布袋戏演出形态、后场音乐的类型与演变四个方面展开了论述。通过研究发现，印度尼西亚华人社群除了要满足宗教仪式上的需求外，也借由布袋戏来建构与母国文化的连结，并且实践华人文化传承，有着极强烈的责任感。

陈盼的《“南有洞天”——越南北部田野考察实录》^[[3]]，对越南北部省份进行了田野考察，主要涉及富寿县的Hat Xoan仪式，执仪者天婆（Hat Then）和天童（Len Dong）的执仪过程、音声关系等，歌筹、水上木偶戏等音乐事象等。李丽敏的《音乐习俗的模式同构——从印尼巴厘岛甘美兰音乐田野调查三个实例引发的思考》（《音乐艺术》2015年第2期），通过对印尼巴厘岛甘美兰音乐三个田野实地调查个案的描述和分析，对其与中国民间音乐的相似现象进行了比较研究，对音乐习俗模式同构现象问题进行了理论性探讨。

四、美术人类学研究

本年度，美术人类学领域出现了至少6部专著，集中于对绘画、服饰、艺术村、器具等方面的研究。

刘明亮的《北京798艺术区：市场化语境下的田野考查与追踪》（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版）和张晓瑾的《中国第四代艺术村：武汉昙华林的都市民俗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皆以当代都市艺术区为研究对象。刘著基于扎实的田野考察，对全球化和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北京798的艺术业态及艺术生态进行了全面而立体的展示。作者指出，798艺术区的艺术生态呈现出多元共生的状态，各成分之间通过市场连接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生态系统。作者认为，798艺术区的发生和发展，是不同层次力量、不同利益方不断博弈的结果。同时798艺术区的变迁和所遇困境又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时期当代艺术及艺术群落的整体面貌和艺术生态。张著以武汉市武昌区昙华林艺术村作为研究的对象，重点关注了艺术村如何向都市民俗村转型的问题。作者对中国艺术村的发展及面临问题，都市民俗的研究状况进行了专章描述，对于昙华林艺术村的发展前景及困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给出了一些对策。相较而言，张著的研究稍显发散，在体系性和深度上不如刘著。

周建新和张海华的《客家服饰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和周莹的《指尖上的艺术：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手工艺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年版）都是对于传统服饰的研究。前书以较为丰富的图文资料，对客家服饰的发展历史、形成的主要动因、艺术风格、原材料与工艺、服饰特色与民俗行为、客家服饰与客家人的爱情生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后书探讨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手工艺的特质、惯制、应用意义、地区分布、原料加工、存在类别等方面的问题，对其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行了解读，探讨了其在时下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及发展趋势。

此外，尚有孟凡行的《器具：技艺与日常生活——贵州六枝梭戛苗族文化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版）和刘冬梅的《凉山彝族毕摩绘画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二书皆据作者的硕士论文修改而成。前书基于作者在贵州六枝梭戛乡陇戛寨所做的田野调查，对当地苗族的民具进行了研究，作者从该族群所处的环境出发，通过对民具的结构和形制，制作工艺和使用，民具的流通、储存、生命史等内容的考查和分析，探讨了民具和人以及自然环境的互动，并分析了民具文化的传承和变迁等问题。后书以绘画艺术为切入点，以艺术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将凉山毕摩绘画艺术还原至仪式情境之中，对毕摩绘画的传承和载体、形式与内涵、风格与流派及其对当代彝族绘画的影响等问题进行解析。尽管其书的材料稍显薄弱，但所体现出的方法论意识和反思精神值得称赏。

另有多篇论文，涉及对面具、剪纸、岩画、刺绣、服饰等个案的研究，如袁琛的《如面具图像背后的文化权力——论民间面具程式化特征的传承与延续》（《民间文化论坛》2015年第3期）、邢书宇的《内蒙古和林格尔剪纸的田野调查》（《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印度学者萨钦•特维的《印度岩画中所反映的民族艺术传统：以开姆尔岩画为例》（《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张犇和张曦元的《羌族释比服饰中“图像艺术”特色的艺术人类学阐释》（《民族艺术研究》2015年第5期）、李东风的《马家大院木刻文字花窗艺术的图像学解析》（《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等。或着重工艺与艺术家的田野记录，或立足传承与保护，或挖掘背后的文化内涵及其变迁，皆丰富了艺术人类学的田野研究。

五、舞蹈人类学研究

本年度，舞蹈人类学的文章至少有30余篇，集中发表于《民族艺术研究》《北京舞蹈学院学报》《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等刊物。主要分为以下两大主题。

第一，舞蹈人类学的理论建构和历史梳理。

在《舞蹈人类学的概念辨析与讨论》（《民族艺术研究》第5期）一文中，王建民基于诸多西方研究成果，区分了 “关于舞蹈的人类学”“舞蹈的人类学”“舞蹈民族学”“民族舞蹈学”“舞蹈民族志”等概念，对它们的内涵与差异、所涉及的相关范畴进行了追溯和讨论，有助于对舞蹈人类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认知。王阳文的《舞蹈社会学的逻辑起点》（《民族艺术研究》第4期），思考了舞蹈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她指出，舞蹈社会学从探讨舞蹈的社会属性出发，在多元互动、发展变化的社会背景下来关注、审视舞蹈，提供一种认识舞蹈、分析舞蹈的视点与维度。

张曦的两篇文章，《舞蹈与文化人类学——早期人类学经典中的原住民舞蹈》（《民族艺林》第2期）和《文化概念与舞蹈人类学》（《民族艺术研究》第5期）对西方舞蹈人类学的研究史进行了考察。前者对泰勒、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著作中涉及舞蹈人类学的内容进行了梳理，指出他们的研究是学科性舞蹈人类学得以发展的坚实基础。后者基于西方和日本学者详赡的研究资料，探讨了博厄斯的文化观，并将西方舞蹈人类学史区分为草创期、确立期和展开期三个阶段，对每一阶段的研究方法及研究特点进行了阐述，对于我们把握西方舞蹈人类学史提供了很好的线索。

第二，舞蹈人类学的个案研究。

少数民族舞蹈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活动，它融宗教性、仪式性、审美性于一身，旁涉诸多文化元素，具有多重社会功能。因此，对于民族舞蹈的研究需要一种整体性的视野和方法。本年度的多篇论文，都论及了这一问题。李祥林考察了岷江上游融合着藏羌文化元素的铠甲舞，他指出，从文化结构到艺术形态，从象征符号到展演场景，从身体表现到仪式功能，从族群生活到传统风俗，铠甲舞之于黑水人不是单纯的歌舞，其作为仪式行为的多样化社会功能以及审美功能不容忽视。^[[4]]朴永光以朝鲜舞为例，对“场景”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的解析，他认为民族舞蹈的 “场景”由 “保护、教育、创作、研究”构成，且由此确定了入场的保护者、教育者、创作者、研究者的身份。中国朝鲜族舞蹈也同样是在不同的场中由不同身份的人做事而呈现为场景。刘剑同样以整体论的眼光来看待贵州苗族舞蹈，他认为，贵州苗族舞蹈是以族群生命为轴心的生态系统，它是以仪式为叙事骨架、以舞蹈和音乐为叙事主干，以传说、服饰、节令、饮食、道具等为叙事枝干的立体叙事网络。^[[5]]张建军亦认为哈萨克黑走马舞是草原文化的一个镜像，是对哈萨克人骏马情怀的艺术阐发，其社会功能主要是愉悦与交往，体现了民族历史记忆与传统生活的展演。^[[6]]

巫达以一次尔苏人火把节舞蹈汇演比赛中，三组队员选取的舞蹈形式为例，提出了舞蹈作为一个文化象征符号，可以被用来表述族群身份的差异性。^[[7]]《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第6期上发表了三篇文章^[①]，关注的同样是族群认同的问题。这三篇文章集中于对贵州苗族大迁徙舞的解读，认为大迁徙舞具有重要的社会化意义，乃是族群历史的共同记忆和族群认同的纽带。苗族群体的舞蹈表达了苗族社会的“集体性”和“社会秩序观”，是苗族各支系小共同体内部集体团结性的展演。另外，唐白晶基于扎实的田野调查，分析了阿昌族舞蹈的传承与发展问题，作者指出阿昌族舞蹈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在传承过程中应尊重民间的文化选择。^[[8]]

另有数篇文章集中于对汉族民间舞蹈的研究。如李卿借用阈限理论，考察了山东鼓子秧歌中的结构与反结构关系，认为鼓子秧歌是主流意识形态所推崇的“礼”与下层民众所追求的“闹”的辩证统一形式。^[[9]]邢楠楠对山东海阳秧歌进行了分析，围绕其所存在的民俗文化生态，分别从秧歌生活空间、艺术形态、传承现状等角度，阐发了其与所处乡俗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10]]郑晓和尹云龙对河北沧州的落子展演进行了探讨，作者将其置于年节时空的整体情境，指出其文化意义在仪式化的活动过程中凸显出来，整个的活动过程是镶嵌在以人为主体的运行机制中的，人与人、村与村的互动关系一起建构了落子文化活动的秩序。

六、视觉人类学研究^[②]

本年度，视觉/影视人类学（Visual anthropology）的研究成果亦复不少，并且相对集中。主要有邓启耀在《民族艺术》上主持的“视觉人类学专栏”，每期2篇，共发表12篇论文；《民族艺术研究》第4期上刊出的“视觉人类学与当代中国文化”专题，涵盖5篇文章；《民间文化论坛》第5期设立的“前沿话题·民族志研究中的图像与影像技术”，推出3篇文章。另有20余篇文章散见于其他刊物。归结起来，这些文章涉及如下主题：

第一，对视觉人类学的学科定位和学科架构的思考。

邓启耀对此有深入反思，他建议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理解视觉人类学。^[③]他指出，狭义的视觉人类学可按国内译名理解为影视人类学，主指通过影视手段记录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事实的拍摄和研究；广义的视觉人类学，既包括通过电影、电视和摄影等影视手段记录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事实的拍摄和研究，也包括对人类的群体性图像信息以及通过视觉符号记录、储存、传播信息的方法和视觉文化行为的研究。在他看来，视觉人类学在国内之所以被“边缘化”，与将视觉人类学“工具化”“技术化”的误解分不开，与研究对象的不同界定和对视觉研究理论的陌生分不开。基于这种理解，他大力主张广义地理解视觉人类学，倡导视觉人类学与人类学及各人文学科之间的有机结合，如考古学、民俗学、民族学、艺术学、传播学等等，对其提出了一个宏大的学科架构。^[[11]]

无独有偶，朱靖江亦对视觉人类学的学科建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他同样指出，“影视人类学”的译法束缚了该学科的多元实践与理论建构能力，并在某种程度上将其锁定在工具或方法的学术维度，缺乏与主体人类学对话的理论平台，他提出建立影视人类学、影像人类学与视觉人类学三个层次的分支学科，既坚守影像民族志摄制与研究之传统壁垒，又将人类视觉文化纳入到学术研究的视阈之中，以此为该学科发展开辟一条 “由术及道”的学术道路。相较而言，朱靖江一方面认同邓启耀对视觉人类学的广义理解，另一方面，他更强调要坚守狭义上的视觉人类学，即作为方法论的影像民族志的实践与研究。^[[12]]周晓红亦提出，影视人类学研究，应当更加积极地与视觉、感觉、认知人类学等其他研究领域有机结合，此举会对影视人类学的研究深入乃至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作出更积极的贡献。^[[13]]

第二，对图像的视觉人类学分析。

在邓启耀主持的《民族艺术》“视觉人类学”专栏中，其践行着广义的视觉人类学观。专栏论文涉及本主神像、摄影、雕像、岩画、祖先图像，以及民俗、仪式中的物象与图像等诸多主题。邓启耀的几篇论文尤其显出宽广视域和理论色彩。在《无文字书写的文化史》（第2期）一文中，他探讨了史前以及当代无文字民族各种视觉化的表达方式。《视觉人类学视阈下的空间意指》（第3期）一文将视野投向空间问题，探讨了诸文化及民族对天象、地理的认知与空间表征，以及如何进行空间建构的问题。《民俗现场的物象表达及其视觉“修辞”方式》（第4期），以其在云南诸多民族所做的丰富的田野调查为资料，探究了民俗活动中物象表达的问题。《物象的图像化及符号转型——以岩画的创制和解读为例》（第5期）和《中国岩画的多媒体时空呈现与数字化解析》（第6期）皆以岩画为研究对象。本栏目相关的另外几篇文章，多为个案性探究。如刘文锁的《欧亚草原的古代鹿雕像》（第1期）、陈晓阳的《“子孙的自画像”：祖先图像的视觉人类学解读》（第3期）、杜新燕的《本主神像的视觉语法分析——以寺登村本主像为例》（第5期）。这些个案探究，既富有趣味性，更体现出了视觉人类学的纵深思考。

第三，对作为民族志记录方法的影视人类学的思考。

本年度，有诸多文章集中于这一主题。展开来说，又可分成两个方面。

其一是对人类学电影中主客体价值观的反思。陈华分析了视觉人类学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三种主导性观看模式。^[[14]]修倜和李文英提出，应从三维视角重新审视人类学电影的主体关系。^[[15]]庞涛则提出了“学者电影”的主张。在他看来，“学者电影”意在强调学者主体论和学术独立性，反对迎合强势媒体和主流的话语体系，反对模仿商业化工业化的制作流程和方法的创作观念。^[[16]]

其二是对影像民族志的手段及方法论探寻。吴秋林提出了图像文化人类学志的观念，他认为图像之于文化人类学的意义和功能有四个方面：一是建立了文化人类学的历史影像天空；二是成为独立地记录、研究文化人类学的影像手段；三是帮助人们进行文字文本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四是可以进入摄影展览的领域，形成图像文化人类学研究和展示的新方式。^[[17]]米歇尔·欧匹茨（Michael Oppitz）考察了西方人类学的田野考察中所使用绘图和摄影这两种纪录手段，分析并比较了二者各自的特点及长处，建议要对绘图和摄影兼收并纳。^[[18]]作为影视人类学的方法论的拓展，孙玉成等人提出动画可以作为民族志影像记录的新手段。^[[19]]朱靖江提出了在人类学界较少注意的“虚构式影像民族志”，他指出，影像民族志作者可以根据田野调查所掌握的事实资料，以虚构的情节为架构，由族群成员采用表演的方法，以描述、表现、反思和重构等表演技巧，展示该族群的文化内容，挖掘深藏于表象之下的内在世界。作者认为其在人类学领域内的学术潜力值得进一步开掘。^[[20]]在另一篇文章中，朱靖江对“田野影像笔记”进行了细致地分析，他提到，在当代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活动中，人类学者应当越来越注重田野影像的现场拍摄、积累与研究，这不仅是这一学科在数字影像时代继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人类文化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得以记录与保存的重要途径。他在文中详细介绍了田野影像笔记的具体实施步骤与方法，颇具参考价值。^[[21]]

七、戏剧人类学研究

本年度，戏剧人类学方面的成果主要有2部著作，论文数量相对较少。

藏族学者桑吉东智的《乡民与戏剧：西藏的阿吉拉姆及其艺人研究》（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对西藏传统戏剧阿吉拉姆进行了人类学的研究。作者指出，阿吉拉姆作为与乡民的生活世界息息相关的艺术实践，既承载了西藏乡土社会的文化记忆，也承载了乡民社会所经历的宗教、文化、历史的演变和遭遇。基于如是理解，作者以时间为轴线，以阿吉拉姆与其实践主体乡民的关系为语境，试图从乡民生活和生命中的阿吉拉姆为观察视角，揭示阿吉拉姆在西藏民间得以传承至今的动力和意义，并论述了其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发生的变化以及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以及乡民艺术团体所作出的反应。作者在方法论上的探索值得重视。

曹娅丽的《史诗、戏剧与表演：〈格萨尔〉口头叙事表演的民族志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对作为口头叙事表演的藏族史诗《格萨尔》进行了多层面的研究，涉及《格萨尔》口头叙事表演传统的形成、口头叙事者的生成与表演、口头叙事表演传统与文本书写、《格萨尔》史诗与戏剧表演的剧诗传统、《格萨尔》口头叙事表演的戏剧结构与程式、《格萨尔》口头叙事表演的民族志诗学与文化阐释、《格萨尔》戏剧表演机构与传承现状等诸多内容。在具体研究中，作者注重《格萨尔》的语境性与族群性，关注口头文本与乐舞、戏剧表演的关联，强调其审美价值和文化功能，体现出了人类学的整体性特色。

八、艺术人类学的学术活动与学术交流

本年度，中国艺术人类学共举办3次学术研讨活动。其一，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1次，2015年10月24日至26日，由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与江南大学联合主办、《民族艺术》杂志社协办的“2015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无锡市江南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外艺术人类学研究领域的200余位专家学者，提交论文160余篇，围绕着艺术人类学理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造型与设计艺术、民俗与表演艺术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本次会议上进行了“第二届费孝通艺术人类学奖”评奖活动，评选出获奖论文15篇，分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奖。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自成立以来每年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现会员超过800人，每次会议都有超过200位海内外学者参与，会后也会辑选优秀论文出版。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已发展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学术组织，有力地推动着艺术人类学研究往纵深发展。

其二，2015年6月13日至14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办的“艺术人类学理论前沿研讨会”在京召开，围绕着“反思艺术与人类学”“艺术的人类学思考”“地方性与艺术社会行动”三个研讨版块展开研讨。

其三，2015年9月21日至22日，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主办“景德镇传统手工艺复兴与转型的人类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该研讨会依托于中国艺术研究院2015年立项课题“景德镇传统手工艺复兴与转型的人类学研究”，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景德镇陶瓷学院、景德镇市政府等单位的30余位专家学者、地方文化干部展开了讨论。

学术交流方面，始于2013年的国家外国专家局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合作项目——聘请莱顿先生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专家，到2015年10月圆满结束。本年度，莱顿先生先后三次来华，与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师生一起赴景德镇展开田野研究工作，并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开设“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公开课，身体力行的为我们展示了西方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提供了西方前沿的人类学理论信息，促进了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与学术发展。2015年10月至11月，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方李莉研究员远赴英国杜伦大学，与莱顿先生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学术对话，此次对话是为了《中西艺术人类学对话录》一书的写作，类似的学术交流，无疑能够有效地推进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设。

概括而言，2015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在基础理论、田野个案、学术活动等诸方面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艺术人类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虽然各门类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不够均衡，不过整体而言，各门类的研究成果渐呈增多之势，本年度的舞蹈人类学研究尤为明显。我们也期待中国艺术人类学能有更多的研究成果面世。

（责任编辑：唐白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