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南面而听天下”中的“南”
实指今天的东
阿尔丁夫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2）
摘要:对“圣人南面而听天下”中的“南”，长久以来，人们无不认为系指今天的南方。这种认识并不符合实际。在先秦某个历史时期，中原人类族群，同北温带其他人类族群一样，也曾经经历过将日出方向称作“南”的四方阶段；再加上自西周初至西汉时期，中原地区各国都城没有不是坐西朝东的；这就决定了“圣人南面而听天下”中的“南”只能是指日出方向的“南”，实为今天的东。
关键词：圣人；南面；听天下；以日出方向为“南”；都城；坐西朝东
我在一篇文章的结尾处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随着古代史上确实存在过依据面向日出方向朝阳者的体位确定四方的方式及其确定的Ａ、Ｂ两种类型平面四方名称的揭示……古代许多同方向有关问题的固定看法将受到强劲的挑战！比如《周易•说卦》中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中的‘南’最初究竟是指今天的南呢还是今天的东呢？
我的结论是，这里的‘南’最初和其后很长一段时间指的并非今天的南，而是今天的东。
必要的话，可以撰文证明这个问题。”[1](189)
下面这篇文章便是我的证明。
一、从王引之、杨树达的说法谈起
清人王引之（1766—1834）在《经义述闻.通说（上）》中谈到“南面”时，谨按：
书传凡言“南面”，有谓天子诸侯者。《说卦传》：“圣人南面而听天下”。
《[仪礼]•士相见礼》：“凡燕见于君，必辨君之南面”是也。
有谓卿大夫者。《论语.雍也篇》：“雍也，可使南面”。《大戴礼•子张问入官篇》：“君子南面临官”。《史记•樗里子传》：“请必言于卫君，使君子南面”是也。“仲弓之德，可为卿大夫以临民，故曰可使南面也”。[2](《通说上》)
总之，天子、诸侯、卿大夫，当他们以大小官吏面目出现在民众面前的时候，无不以“南”向为尊，面南听政。当然，他们不会坐在露天地里面南听政，而是坐在不同等级的南向殿堂里面南听政。至于普通民众的民居以何向为尊呢？恐怕当如后世，也以南向为尊，只不过他们的房屋不敢居正南正北之位罢了。
对此，研究文史的人可以说是无不熟悉的。
王引之说的是春秋时期的情况。到秦汉时期，临民者是否还是无不以南向为尊，“面南”听政呢？
杨树达（1885-1956）在《秦汉坐次尊卑考》一文中，等于对此做了回答。他写道：
到了秦汉时期的坐次，自天子南面不计外，东向最尊，南面次之，西面又次之，北面最卑。其俗盖承自战国。
然后，他从“见于朝仪者”、“见于宴飨者”、“见于集会者”等三个方面举例论证。[3](247～249)杨树达的看法可以概括为，到了秦汉时期，除天子朝见群臣时，同春秋时期一样，仍旧面南而坐外，其余坐次最尊贵的当属东向。
对杨树达的说法，治文史的人恐怕也都熟悉。
总之，春秋时期至秦汉时期的共同特点是：“圣人”“天子诸侯”全都以“南”向为尊，面“南”听政。至于卿大夫,到秦汉时期，恐怕同“诸侯上将军”项羽、汉丞相田蚡等一样，也已改为以东向为尊了。
熟悉归熟悉，可从未见有人将王引之同杨树达这两种实际上并无实质区别的说法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有，恐怕是从本文始。
本文所要集中探讨的问题是：“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和“天子南面”中的“南面”系指今天何方？到底是指今天的南呢还是指日出方向之“南”呢？
看到“日出方向之南”，我猜想大多数读者都会感到惊愕，日出方向不是向来就被称为东么？怎么还曾被称为“南”呢？不错，日出方向在被称为今天的东之前，人类主要族群都曾经经历过将其称为“南”的阶段。
二、日出、日落方向并非向来就被称为东方、西方
若想弄明白这个问题，便不能不打破思维定势。所谓思维定势，便是那种认为人类“自古及今未尝变易的”将日出、日落方向称为东、西的思维习惯。2001年作者曾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日出、日落方向并非向来就被称作东方、西方》[4]主要是针对认为日出、日落方向向来也即“自古及今未尝变易的”被称为东方、西方这样一种经不起事实检验的思维习惯和根据这种思维习惯形成的不正确认识。要知道，在使用依据太阳沿着神话宇宙观轨道运行一昼夜所经历的四个点确定的日出、日中、日入和夜中立体四方概念之后和使用今天的四方概念之前，还曾经存在过一种不为学界所知的确定四方的方式。这就是根据面向日出方向朝阳者的体位确定四方的方式。所谓体位，指的是前胸、后背、左手、右手；当用它们来指代方向时，便变成了胸前方向，背后方向，左手方向和右手方向，简称前、后、左、右。这里强调“面向日出方向”而不说面向东方，是因当时尚不将日出方向称为“东”，再说，“东”这一名词当时是否已经产生？如产生了是否指日出方向？都是问题。这里强调“朝阳”，是因为它是根据人的体位确定方向不可缺少的客观参照物——初生的太阳。
以人的体位确定方向，大家并不陌生。凡上过体育课或参加过军训的人对向左转、向右转和向后转等更是莫不熟悉，这种以人的体位确定的方向带有极大随意性。人朝哪个方向，哪一个方向便为前方,其他三个方向也相应地随着改变。若想摆脱这种主观随意性，必须以环境中某些熟悉物体作为参考才能定向。“没有客观物体的参考，人是无法辨认东、西、南、北的方向的。”[5](173)人们最熟悉的客观物体莫过于每天出没的太阳，于是人类族群无不以日出、日落作为参照物，这就是我强调根据面对日出方向者的原因。一旦以每天的朝阳做为参照物，人的体位指代方向便摆脱了随意性，具有了固定不变的属性：胸前方向指的总是日出方向（东方）；背后方向自然总是指日落方向（西方）；另外两个方向便不能不总是指左手方向（北方）和右手方向（南方）。简称便是前、后、左、右。
不知从何时起，人们将前（日出方向，东方）、后（日落方向，西方）、左（左手方向，北方）、右（右手方向，南方）改称为“南”、“北”、“东”、“西”。可是，名称虽变，但它们所指的方向却同前、后、左、右没有丝毫差别。我将前者称为A种类型四方概念，将后者称为B种类型四方概念。由于这两种类型四方概念全是平铺在大地之上，故我将其称为平面四方概念的A、B两种类型。
三、今天学界的困惑
对这样一种确定四方的方式及其确定的A、B两种类型平面四方概念，特是其中的B种类型四方概念，当今学界似乎仍然一无所知。下面的事实不能不让人作出这样推断：最高明者如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也只知其然——这已经很了不起了——而不知其所以然。何新想解决“所以然”也即为什么“言‘南’可与东通，言‘北’可与西通”问题，结果根本不得要领。[6](215～218)以学问渊博著称的向达在为耶律楚材《西游录》作注时，面对“又西濒大河有斑城者颇富盛”和“自此而西直抵黑色印度城”中的“西”字，均注曰：“‘西’为‘南’之误”。[7](3、10)其实，这里的“西”，不是今天四方的西，而是平面四方概念B种类型的“西”，实指今天的南。根据某种西文将古突厥碑铭转译为汉文者，在谈到其中方向成因时，要么失之牵强，要么张冠李戴。如：“突厥永远依东方而定其方向，故东方亦指为前方。”[8](937)“突厥人永远依东方而定其方向”完全正确，但它同“东方亦指为前方”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因而由前者根本推不出后者来。这里失之于牵强。古突厥文“ilgaru”、“biligaru”、“quriyaru”和“yiyiyayu”既有“向前”、“向右”、“向西”（“西”当作“后”）、“向北”（“北”当作“左”）之义，又有“向东”、“向南”、“向西”、“向北”之义。而且先有“向前”等义，后有“向东”等义。这本不错，但谓这两种四方概念“纯粹以太阳运行的轨迹来确定和辨别”[9]（234，235）出来的，则失之于张冠李戴。叶舒宪面对《山海经》除《荒经》外，其余三大部分的展开叙述的顺序均为南西北东（中）感到大惑不解。他写道：“以东方即日出方向作为空间方位之首，为什么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而《山海经》[以“南”为四方之首]恰恰违背了这种普遍通则，遵循着另外一套怪异程序，就好像从中午开始一昼夜的时间循环历程，或从夏天开始一年四季的时间循环一样”。[10](364-380)刘迎胜在其专著《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一书中，凡遇到难以索解的方位问题，只是照抄。如：“海都之叛，国人南徙”，亦都护火赤哈儿朝见元世祖后“还镇火州，屯于州南哈密力之地”,“海都兵越金山而南，止于铁坚古山，因高以自保”，“武宗在潜邸，囊家歹尝从北征”等，对这些所指与今天相左的方位，不加任何说明，表明他对如何解释也感到无能为力。[11](270，271，301，302)日本学者大叶升一发现元朝和伊利汗国时期的文献中，尤其是从元朝角度观察西域的有关记载中“出现了很多顺时针90°方位的移位”。所谓“顺时针90°方位的移位”，指的是将日出方向称为“南”，将南称为“西”，将西称为“北”，而将北称为“东”这样一种现象。大叶升一先生称这是一种“差错”甚至“错误”。[12]要知道，叶舒宪和大叶升一二位先生对西方学术界的研究情况都是了解较多的学者。连他们对此也感到困惑表明，国内外学界对这样一种确定四方的方式和依据这种方式确定的A、B两种类型特别是B种类型四方概念，仍然陌生得很。
此文不准备谈A种类型。如有必要的话，准备单独著文谈这个问题。这里只谈B种类型四方概念。这种类型四方概念最突出的特点是将日出方向，也即将后世所说的东方称作“南”方，而将日落方向，也即后世所说的西方称作“北”方。
四、以日出方向为“南”的民族学、人类学证据
为了证明人类主要族群曾经普遍存在过将日出方向称作“南”方的阶段，我准备每个人类族群各举一个事例，中原族群举四个事例来加以证明。
例证之一见于《史记•大宛列传》：
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张]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汉书•张骞传》文字大同小异）[13](107)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单于所说的“月氏在吾北”中的“北”字。《汉书.西域传》谓：“西域……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国，皆在匈奴之西”。月氏亦不例外。他们被冒顿单于，特别是老上单于击破之后，遁逃至伊黎河流域，恰在匈奴之西，这里却称为“北”。既将西称为“北”，必将东称作“南”。这是毫无疑义的。
这是将日出方向称作“南”的第一个证据，匈奴族的。
例证之二是见于《后汉书•西域传》。在该传开头概述部分有这样一句话：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13]（622）
伊吾在今新疆东部重镇哈密附近。车师前部的高昌壁，在今吐鲁番的东南。若从伊吾前往高昌壁，照直西行“千二百里”即可抵达。可是，这里不说“西通车师前部”而说“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显而易见，这是将西称作“北”的又一例证，既将西称作“北”，那么，必将东称作“南”。这是毫无疑义的。
这是将日出方向称作“南”的第二个证据，反映的当是生活在伊吾及其以东南山北麓一带古羌人族群的方位观念。
例证之三见于《三国志•东夷传•沃沮》。
该传载：东沃沮……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沟娄，去南沃沮八百余里。其俗皆与南同。[14](763-764)
值得注意的是，此传前边只有“滨大海而居”的“东沃沮”，根本未见“南沃沮”名称。这是怎么回事呢？有研究者谓“‘东沃沮’和‘南沃沮’是对同一地区的不同称谓，其地似在今朝鲜咸镜南道一带。”[15]“其地”是否在“今朝鲜咸镜南道一带”，与这里讨论的问题无涉，可置而不论。但谓“‘东沃沮’和‘南沃沮’是对同一地区的不同称谓”，当是不刊之论。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东沃沮人既被“北沃沮”人称为“南沃沮”，又自称为“东沃沮”。相对于“北沃沮”而言，“滨大海”的“东沃沮”被称为“南沃沮”，是不难理解的。据此可知，沃沮人当时也将日出方向称作“南”，故“东沃沮”又被称为“南沃沮”，以便同“去南沃沮八百余里”的“北沃沮”相对。“北沃沮”人只称“滨大海而居”的“东沃沮”为“南沃沮”，表明“东沃沮”中的“东”是晚近才出现的称谓。此前“东沃沮”人也必自称“南沃沮”。
这是将日出方向称作“南”的第三个证据，秽貊系沃沮族的。
例证之四见于《魏书•序纪》。该《序纪》载：
[穆皇帝猗卢]六年（公元313年）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16](7)
盛乐，今内蒙古南部和林格尔西北的土城子。故平城，指秦汉时期的平城，遗址在今山西大同市东北。显而易见，和林格尔在西，故平城居东，这里却说：“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毫无疑问，这里所说的“北都”、“南都”，指的便是今天的西都、东都。
这是将东称为“南”的第四个证据，拓跋鲜卑族的。
例证之五见于《辽史•百官志》。
东西为经，南北为纬。故谓御帐为横帐云。[17](61)
众所周知，“南北为纵，东西为横”。正因为如此，战国时期纵横家中，凡主张山东六国联合对付强秦的谓之合纵；凡主张瓦解齐、楚联盟，然后联合其中一国或几国对付其他国家的谓之连横。
“南北为纵，东西为横”又可表述为“南北为经，东西为纬”。所谓“南北为经”，指地球表面南北向的线叫经线；固定在织布机上的竖纱和编织物的纵线也称经线；所谓“东西为纬”，指地球表面东西向的线称纬线。织布时用梭子穿织的横纱和编织物的横线也称纬线。
这是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常识。
可是契丹人却说：“东西为经，南北为纬。”
看起来，契丹人这种说法同人们的常识相反，故可称之为“反常”。契丹人这种说法果真“反常”么？若想解决这个问题，最好参考本文在谈到《高昌王世勋碑》中涉及畏兀儿国疆域四至时所绘示意图。凡对以日出方向为“南”感到困惑的各种问题，在这里都可以得到解决。
不能不说明的是，这幅示意图是按照今天地图模式绘制的，即采取了右东左西、上北下南模式。先看圆内标识的今天的四方概念。东西的连线即纬线同北南的连线即经纬处于垂直状态，完全符合“东西为纬，南北为经”的原则。再看圆外标识B种类型平面四方概念：“南”、“北”连线即纬线同“东”、“西”连线即经线同样处于垂直状态，并未违背横为纬、纵为经的原则。只是四方名称改变了，不再是“东西为纬”而是改为“‘南’‘北’为纬”；不再是“南北为经”而是改为“‘东’、‘西’为经”了。可见，契丹人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方向本身，仅仅是改变了四方的名称。四方名称这么一改，就把人们给弄糊涂了。其实，四方名称的改变并非是随心所欲的，而是由确定四方的方式决定的。“南北为经，东西为纬”是根据“测影以定四方”的方式或“面向南”的方式确定的；而“‘东’‘西’为经，‘南’‘北’为纬”则是根据我所说的面向日出方向朝阳者的体位确定的。要知道，“辽俗东向而尚左，御帐东向”中的“东”并非契丹人早期使用的概念，将东西称为“南”、“北”等才是契丹人早期使用的四方概念。认识并把握住这点，无异找到一把打开契丹人早期方向各种谜团的钥匙。麻烦之处只在于契丹人早期使用的四方概念，往往同今天的四方概念交替使用，不太好分辨。
契丹人谓“‘南’‘北’为纬”，正好证明他们是将日出方向称为“南”的。
这是将日出方向称作“南”的第五个证据，契丹族的。
例证之六见于有关蒙古族的论著。
此前，我通常都是举卫拉特蒙古英雄史诗《江格尔》中的具体例证。这次则列举概括性的例证。所谓概括性的例证是指研究者将一个个具体例证的共同特点归结在一起形成的结论性的例证。
在蒙古游牧区的房舍帐幕都是面向东，而[牧区蒙古人]称东为“南”。[18](168)
[牧区的]蒙古人住蒙古包，蒙古包门朝日出方向。（蒙古人谓之“南”方）。[19](462)
时至今日，锡盟察哈尔蒙古人使用的四方名称，仍然是“南”（东）、“西”（南）、“北”（西）、“东”（北）。①
这是将日出方向称作“南”的第六个证据，蒙古族的。
例证之七见于有关高昌畏兀儿国的汉文文献。
元人虞集撰写的《高昌王世勋碑》在谈到畏兀儿国疆域四置时写道：
自是国多灾异，民弗安居，传位者数亡，乃迁诸交州而居焉。交州，今火州也，统别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木河，南接酒泉，东至兀敦、甲石哈，西临西蕃。[20](307)
《元史•巴尔术阿尔忒的斤传》也有类似记载。
“阿木河”即阿姆河，本在高昌之西，这里却称其为“北”；河西走廊的酒泉本在高昌之东，这里却称其为“南”。这是将日出方向称作“南”的第六个例证，维吾尔族的。需说明的是，这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一条四个方向俱全的材料。不能不指出的是，大蒙古国时期和元朝前期，将日出、日落方向称作“南”或称作“北”的例子较多。
例证之八见于清人刘崑的《南中杂记》，该杂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自贵州而西，九站为永宁州。州之西为顶站，又曰分水岺。岭之西隶云南矣。山尽西向，水尽西流，汇为澜沧江，西入缅甸，出西海。[21](2，3)
这里“水尽西流，汇为澜沧江”的说法有误。云南有三条跨境的大河。一是进入缅甸后称萨尔温江；一是澜沧江，进入泰国和老挝后称湄公河；三是元江，进入越南后称红河。萨尔温江在缅甸南部孟加拉湾入海；湄公河、红河；曲屈东南流，一在越南胡志明市之南方注入南海，一经河内在海防南方注入北部湾。缅甸的萨尔温江基本上是南流入缅甸，并于缅甸正南入海，湄公河等分别在东南入海，东南也是南。可是刘崑却说“水尽西流”；将出孟加拉湾，出南海、北部湾都被说成“出西海”。既将南称为“西”，必将北称为“东”，同理，今日之东、西则必被称为“南”、“北”。
“南”即指今天的东，这同样是毫无疑义的。
这当然不是刘崑也不可能是他这位武举出身的四川保宁人的方位观念，而是当地某个或某几个人口较少的人类族群当时流行的B种类型四方概念。
这是将日出方向称作“南”的第八个证据，西南少数族群的。
例证之九见于中原民族的古代文献。鉴于有的专家持中原民族历史上“并不存在以东为南的观念”，当然，更不会“存在以东为南”的事实。我特地破例多举出三个，共计举出四个例证。
第一个见于《山海经》。
叶舒宪说，在该书“四大部分——《五藏山经》《海外四经》《海内四经》和《荒经》——之中，唯有《荒经》是依照惯常的东南西北展开叙述的，另外三部分的空间顺序都采用了极其罕见的‘南、西、北、东（中）’的模式”。他在另一处称这种现象为“怪异程序”。[22](105-106)“南西北东”这种模式果真属于“极其罕见的”“怪异程序”么？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它是以日出方向为“南”的四方概念连称的结果。为了便于理解，下面将今天的四方同高昌畏兀儿国四置方向之异同，绘图加以比照：
说明：
1.圆内的东南西北是按照今天的四方模式填写的。
2.高昌畏兀儿国疆域四置：北至阿木河，南接酒泉，东至兀敦、甲石哈，西临西蕃。
a.“北至阿木河”：阿木河即阿姆河。在高昌之西，时称“北”。将其填写在圆外与西相对应的位置上。
b.“南接酒泉”：即河西走廊的酒泉，在高昌之东，时称“南”。将其填写在圆外与东相对应的位置上。
图1 今之四方同平面四方概念Ｂ种类型比照图
c.“东至兀敦、甲石哈”：“兀敦”即和田，“甲石哈”即喀什喀尔。两地不在高昌之“东”，但将今之北时称“东”则不误。将其填写在圆外与北相对应的位置上。
d.“西临西蕃”：“西蕃”指西藏，在高昌之南，时称“西”。将其填写在圆外与南相对应的位置上。
3.将平面四方概念的B种类型连称，其程序便是“南”、“西”、“北”、“东”。
《山海经》中不仅有“南、西、北、东”这一“怪异程序”，而且还用它们来作为展开叙述的顺序，类似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这不正好证明中原族群在先秦某一历史阶段上，也曾使用过依据面对日出方向朝阳者的体位确定四方的方式及其确定的以日出方向为“南”的平面四方概念中的B种类型么!
这是中原民族将日出方向称作“南”的第九个例证之一。
第二个例证见于《淮南子》。
《淮南子.天文训》在谈到日（太阳）一天的行程，倒数第二个行程时谓“至于蒙谷，是谓定昏。”刘文典据《北堂书钞》引注曰：“蒙谷，北方之山名也。”“至”《御览》引作“沦”。王念孙注曰：“沦，入也，没也。‘沦于蒙谷’与上‘出于扶桑’相对。”[23](109)日没或日入处被称为北，日没或日入处之山蒙谷被称为“北方之山名”，北与南相对，日出之处必被称为“南”，如那里有山，也必被称为南方之山名，断无可疑。
这是中原民族将日出方向称作“南”的第九个例证之二。
第三个是见于《穆天子传》中的例证。
约成书战国中后期的“汲冢书”《穆天子传》，在记述穆王前往西王母处时，或谓“西征”，或谓“北征”，二者数量相等，全是七个；在记穆王返程时，除有“东征”、“东归”、“东翔”之外，尚有“南行”（一见）、“南征”（四见）、“南还”（二见）、“南征东还”（二见）。②可见公元前三世纪末二世纪初，中原地区尚处在交替使用西和“北”、东和“南”的阶段，表明“北”和“南”即将寿终正寝，西和东也即今天的四方概念即将取而代之。这不正好证明中原族群此前曾经经历用过将日出方向称为“南”的阶段么？
这是中原民族将日出方向称作“南”的第九个例证之三。
第四个是见于《鶡冠子》中的例证。
其中《王鈇第九》有这样一段话：
鶡冠子曰：天者诚，共日德也。诚出诚入，南北有极，故莫弗以为法则。[24](卷中)
对“诚出诚入，南北有极”，宋.陆佃解作：“冬至日而北，夏至日而南。”这是由于不知道日出、日落方向曾被称为“南”、“北”而用太阳回归运动来解释“南北有极”。在他看来，太阳不仅每天自东向西运动，而且还有一个沿回归线的南北运动来解释“南北有极”：太阳运行至赤道以北23°度半时（大约六月二十一日），便是夏至；太阳运行至赤道以南23°度半时（大约十二月二十一日），便是冬至。在陆佃看来，“南北有极”的极指的是冬至、夏至点。
这种解释是很牵强的。
太阳沿南北方向运动并不呈现出入状态，只有太阳自东向西运动时才呈现每天出入状态，且“诚（准时）出诚入”。其实“南北有极”中的“南北”，指的正是今天的东西。“南北有极”便是“东西有极”。早晨太阳从“南”（东）边的扶桑出来，晚上从“北”（西）边的蒙谷落下。其中的扶桑、蒙谷便是日出日入的“南北”（东西）极点。
这是中原民族将日出方向称作“南”的第九个例证之四。③
中原民族将日出方向称作“南”的例证，在这篇文章中，我就举这么四条。
第十个例证来自英格兰中古英雄史诗《贝奥武甫》。据译者说，“早在六、七世纪就以口头形式流传于日耳曼民族聚居的北欧沿海”地区的史诗《贝奥武甫》，随着“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不列颠之后，它随着征服者的足迹来到新的土地上开花结果”。到“八世纪初就已初具文字规模”。陈才宇先生逐字翻译的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的汉译本，根据的是“十世纪某个僧侣修订的本子”。该史诗汉译本有两处保存着太阳从“南方”升起的这种古老的说法：
当明晨的天光，那火红的太阳，
从南方照临人类的子孙……
……天烛高照，
从南方匆匆而来。[25](40，93)
这是将日出方向称作“南”的第十个例证，英格兰族的。
第十一个例证见于波斯古经《阿维斯塔》。
据波斯古经《阿维斯塔》讲：大神维万格罕制成豪摩神酒后获得报偿，生下一子叫伊摩，又称光辉者，是世界上的人类之祖。伊摩受神主阿胡拉•玛兹达嘱托，承担了滋养和监护世界的工作。神主赐他两件法宝，金戒指和短剑，伊摩由此获得帝王权威。他治下的世界有如永生乐园：没有疾病也没有死亡，人不必为衣食而辛苦劳作。
这样，在伊摩统治下，三百个冬天过去了，大地上添加了羊群和牛群、人、狗、鸟，以及熊熊大火，已经没有地方容纳不断增加的畜群与人类了。
伊摩受神启示，以法宝之神力扩展生存空间：
伊摩就走向前，朝着光亮的空间，向南迎着太阳，然后他用金戒指按着大地，用短剑挖地，并说道：“哦，大地之神，请您分开，远远地伸展开来以容纳羊群、牛群和人吧!”伊摩就这样使大地比原来增长了三分之一，按他的意愿，畜群与人类都再滋生，他希望有多少就有多少。[26](120-121)
从“向南迎着太阳”来看，古代波斯人也是曾将日出方向称作“南”方的。
这是将日出方向称作“南”的第十一条证据，波斯族的。
第十二个例证与前十一条不同，它不是古书上记载的确切材料，而是一种推断，根据叶舒宪征引的同一条材料前后不同所作的一种推断。
学界不知道埃及金字塔旁人面狮身像的人大概不多。关于该像的朝向，叶舒宪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中国神话哲学》一书中说它“南向而立”。根据是《埃及考古学》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4～15页。就是说，《埃及考古学》一书即作“南向而立”。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新世纪学人文萃”版的《中国神话哲学》一书，原来的“南向而立”却被不声不响地“修订”为“东向而立”了。[27](170)根据还是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的《埃及考古学》，第14～15页。
对于同一座“人面狮身像”的朝向，根据同一出版社同一年出版的同一作者的同一部著作的中译本《埃及考古学》，时而说它“南向而立”，时而又说它“东向而立”。对为何做如此改动,作者却未加任何说明。事实上，作者也说明不了。虽然说明不了，但他坚信，只有将“南向而立”改为“东向而立”，方可与“作为太阳神象征的人面狮身像”的朝向和当今人们对该像朝向的认知即“面向东方”保持一致，④于是就悄悄密密地做了改动。
“南向而立”说是否真的错了呢？
在这里，我想据此做出如下推断。
《埃及考古学》是根据埃及考古学家埃米尔1956—1957年应邀来北京大学讲学时的讲稿翻译出版的一部学术专著。其中“南向而立”的“南”并不错，它指的并非今天的南，而是平面四方概念B种类型的“南”，实为今日之东。就是说，“‘南’向而立”就是“东向而立”。作者不了解日出方向曾被称为“南”，也不好说“南向而立”的“南”是东之误，于是在为陕西人民出版社版《中国神话哲学》一书作“修订、校对和配图”时，便将“南向而立”悄悄密密地改为“东向而立”。这样改动不仅与“作为太阳神象征的人面狮身像”朝向一致，也同当今人们称其为“面向东方”相统一。如此推测不误，那么可以断言，古埃及也曾经历过以日出方向为“南”的平面四方概念阶段，其四方概念如连称则为“南”（东）、“西”（南）、
“北”（西）、“东”（北）。
这是将日出方向称作“南”的第十二个例证，埃及族的。
上面所举的十五条例证中，分别来自人类的十二个族群，既有域内的，也有域外的，我想以人类的这十二个族群的十五条例证代表北半球回归线以北也即北温带的人类主要族群，证明在他们的和记载他们历史的文献中，都曾或早或晚地存在过将日出方向称为“南”方的事实。这是不容置疑的。
面对这些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否还坚持认为“圣人南面而听天下”中的“南”仍然是指今天的南呢？我想，如果不是固执己见而是稍微有点实事求是之意的人，面对这些确凿的事实，不能不承认：“圣人南面而听天下”中的“南”，确实存在着指日出方向的可能性。
“圣人南面而听天下”中的“南”，既可能指众所公认的南，又可能指日出方向的“南”，
那么，究竟哪一种可能性最大呢？若想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引进其他证据方有可能获得令人信服的解决。
五、自西周初期至西汉时期的都城无不座西朝东
所谓“其他证据”指的是什么呢？
回答是西周初期至西汉时期都城的朝向。
杨宽先生说：自西周初期周公在洛阳建设东都成周，开创了西面小城连结东面大郭的布局后，城郭连结的布局，就长期被推广应用。《吴越春秋》佚文所说‘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太平御览》卷193所引）的方式，就成为历代都城建设的准则。西周这种西城东郭相连结的制度，不仅为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各诸侯国先后采用，而且也为秦都咸阳和西汉都城长安所沿袭。[28](2)
杨宽指出：“在西汉、东汉之际，都城制度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整个都城的造向由坐西朝东变为坐北朝南”，由西城连结东郭或西南城连结东北郭的布局，变为东西南三面郭区环抱中央北部城区的布局。[28](3)
值得注意的是，自西周初期至西汉时期的都城始终是坐西朝东的“西面小城连结东面大郭”的布局，这一结论是否能够成立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它是依据考古勘探结果并结合文献记载做出的。正如日本学者西鹤定所指出的那样：
关于秦都咸阳和汉都长安的考察，称得上是本书最为精彩的两章，其全新的观点和周密的论证显示了作者独步于这一领域的气势。[28](2)
就以遗址已“被冲毁，无法用考古方法来查明”的秦都咸阳来说，杨宽说：“只有依据文献及其他考古资料来探索了。根据文献记载，秦惠王灭蜀以后，命令张仪等人修建的成都城，是按照咸阳国都的格局建筑的，因此我们弄清楚成都故城的形制，就可以用来推断咸阳的布局了。”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说：成都城之建筑“与咸阳同制”。《太平御览》卷一九三引《郡国志》说：“成都郡，秦惠王二十七年张仪筑，以象咸阳。”正因为成都“与咸阳同制”和“以象咸阳”，所以成都有“小咸阳”之称。董说《七国考》卷十四有“小咸阳”条。该条说：杨雄云：“秦使张仪作小咸阳于蜀”。按《郡国志》：“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张仪筑城，以象咸阳，沃野千里，号曰陆海，所谓小咸阳也。”
成都既然有“小咸阳”之称，可知成都的布局结构确是按照咸阳模式的。《华阳国志》所说成都“与咸阳同制”，就是包括把县治“徙置少（小）城内城，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所谓“少城”，就是小城。说明成都布局的特点，是有小“城”和大“郭”相连结的。[28](91，92)
这个结论同样是令人信服的。
作者还提出强有力的旁证。左思《三都赋》中的《蜀都赋》说成都“亚以少城，接乎其西”，正是有较小的“少城”连结在大郭的西边。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七“成都城”（下），对成都故城布局更有具体描写：成都府城，旧有大城，有少城。……大城，府南城也。秦张仪、司马错所筑。……少城，府西城也。惟西、南、北三壁，东即大城之西墉。昔张仪既筑大城，后一年又筑小城。《蜀都赋》“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即谓此也。
随着“与咸阳同制”的成都布局考察清楚，咸阳的西城连结东郭的坐西朝东的布局，便被证明了。不能不特别强调的是，杨宽笔下的东，是今天的四方概念之一。古时这个方向如何称谓呢？从顾书中的“大城，府南城也”可知，也是被称为“南”的。作者接着推论道：这种小城东墙即是大郭西墙的建筑方式，齐国都城临淄和郑、韩都城新郑早就采用。看来，商鞅主持营建咸阳的时候，是仿效东方大国的[国都]的布局，而成都又采用了咸阳的模式。[28](92-93)
自西周初期至西汉时期中原地区的所有都城始终是坐西朝东的，进而可以推断都城中的主要宫殿也无不是坐西朝东的，这就决定了“圣人南面而听天下”中的“南”，不可能是指今天的南。因为当时就根本没有坐北朝南的都城和宫殿；同理，自西周初期至西汉时期，中原地区所有都城都是坐西朝东的，而东在先秦曾被称为“南”，这就决定了“圣人南面而听天下”中的“南”，指的只能是日出方向的“南”，也就是今天的东。
可见在引进中原地区都城朝向证据之后，“圣人南面而听天下”中的“南”是指今天之南的可能性就给彻底排除了；而指日出方向之“南”，实为今天的东,便不能不是唯一正确的结论了。
附带谈谈“圣人南面而听天下”下面紧接的“向明而治”。
“向明而治”中的“明”是什么意思呢？
回答是，从古到今都是天明、天亮的意思。《诗•齐风•鸡鸣》恰好是写准备上早朝的诗。“东方明矣，朝即昌矣。”朱熹注：“东方明则日将出矣。”[29]（58）余冠英今译：“瞅见东方亮啦，人儿该满堂啦。”[30](99-100)他将“东方明”解作“东方亮”。电影《闪闪的红星》中也有“夜半三更盼天明”的歌词。由于明、亮是由初升起于东方地平线上的旭日带来的，故“向明”也可以解作面对初升于东方地平线上的太阳即朝阳。⑤在搞清楚“向明而治”的含义之后，再来看“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这句话，问题就更清楚了。要知道，“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和“向明而治”这两个分句说的本是关于“面南而治”和“早朝”的事。前者要解决的是上朝时的朝向问题，要求必须面对日出方向（也即“南面”）；后者要解决的是上朝的时辰问题，即必须于太阳刚刚升起于地平线的时候（也即于“旦明”或“晨明”）。“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说的就是这样一种从西周开始的帝王“面南而治”和“早朝”制度。这种制度不仅要求必须面对日出方向（即“南面”），而且必须“早”即必须面对刚刚升起于地平线上的太阳，听取汇报，处理朝政。
六“以‘南’向为尊”即“以东向为尊”
在方位概念产生之后和使用今天四方概念之前，北温带人类主要族群确定方向的方式曾经历从以客体太阳为依据到以主体人为依据的转变。在依据客体太阳运行轨迹阶段，经历了先是确定日出、日落二方位阶段，后来，在此基础上加上日中（南）、夜中（北），确定出了日出、日中、日落、夜中四方位阶段的变化。这是人类主要族群使用的第一套四方概念。对这套四方概念，许多研究者并不陌生。在依据主体人的阶段，根据面向日出方向朝阳者的体位确定四方，同样经历了从以前（东）、后（西）、左（北）、右（南）为四方名称阶段到以南（东）、北（西）、东（北）、西（南）为四方名称阶段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确定四方的方式无论怎么变化，它们所确定四方的第一个空间方位，无一不是日出方向。如此看来，以日出方向作为空间方位之首，在北温带具有普遍性。
既然任何确定方向的方式所确定的四方，莫不以日出方向为首，那么，秦汉时期的“以东向为尊”中的“东”，指今天的日出方向，绝无可疑；问题是，春秋时期的“以南向为尊”中的“南”是否也指日出方向呢？回答是肯定的。
首先，“以南向为尊”中的“南”，不可能指今天的南。道理很简单，当时的人们并不认为今天的南而是今天的东才是值得尊崇的方向。自西周初期至西汉时期中原地区各国都城都是“小城东墙即是大郭西墙的建筑方式”，也即都是坐西朝东的，而东在先秦曾被称为“南”，就是这方面的铁证。
其次，除了今天的“南”之外，北温带人类主要族群方向史上，只有依据面向日出方向朝阳者的体位确定的B种类型四方概念之首即日出方向被称为“南”，此外再无其他被称为“南”的了。因此，春秋时期的“以南向为尊”中的“南”和秦汉时期“以东向为尊”中的东，方位名称虽异，但均指四方概念的方向之首即日出方向。春秋时期的“以南向为尊”到秦汉时期消失不见了，继之而起的是“以东向为尊”，也佐证了二者名异而所指相同。既然如此，那么，“以南向为尊”即“以东向为尊”，反之亦然。这不正好旁证“圣人南面而听天下”中的“南”原来指的就是日出方向的东么？
将日出方向的“南”误认作今天的南，至少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么长的历史时期内，学界始终认为“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中的“南”便是指今天的南。自东汉首都洛阳由此前的坐西朝东改为坐北朝南之后，“南面称王”的“南”虽可解为今天的南，但就其来源和本意来说，已同原指日出方向的“南”不可同日而语了。
我敢断言，随着这个问题的揭破，我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将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注释：
①这是曾经到那里进行语言调查的内蒙古大学白音门德教授告知的，时2014年夏秋之交的一天上午。
②面对这种情况，为《穆天子传》作注的晋人郭璞用穆王“周历四荒，名山大川，靡不登济”来解释《穆天子传》中既有“西征”，又有“北征”；既有“东归”，又有“南征”现象。东曾经被称为“南”，西曾经被称为“北”，所以“北征”即“西征”，“南还”即“东还”。交替使用西征和“北征”，“东还”和“南还”，表明今天的四方概念不久将取代B种类型平面四方概念。
③从举出的上述四条材料来看，可以断言，同北温带其他主要人类族群一样，中原民族文献中也是存在“以东为南”的记载的。这是任何人否认不了的事实。
④当今人们认为“人面狮身像”“面向东方”的最新证据是：2014年11月11日11时50分左右，央广“中国之声”报道，据埃及有关方面人士说，“人面狮身像”已经修复完毕，不日即将对公众开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开罗记者在介绍修复好的该像时，谓“面向东方，气势恢宏。”
⑤《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繁体字本），第307页：“嚮”字第二个义项为“趋向，奔向”。其中“又接近，将近”。所举书证即为《周易.序卦》：“向明而治。”（嚮明：接近天亮。）又如“向晚”、“向夕”。（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这里不取此说，而取该字的第一个义项“朝向，对着”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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