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健：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轨迹

新时期[1]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轨迹

摘要：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从无到有，经历了译介西方艺术人类学著述到学术起步，并在消化吸收的过程中逐渐走向稳健发展的本土化实证研究。本文梳理了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将这段学术历程分为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期的学术准备时期、1990年中期至200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之前的学术起步时期、200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以来的稳健发展时期三个阶段，总结每个时期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不足，并讨论后续出现的新的研究节点。

关键词：艺术人类学；文本；田野；轨迹

研究的缘起

在当代中国学界，艺术人类学已成为一门显学，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进行艺术研究，大量有关艺术人类学方面的学术著作和论文涌现出来，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之所以会形成艺术人类学研究的热潮，首先在于人类学研究方法本身的科学性，它主张目光向下，发现日常生活中的材料，进行贴近现实生活语境的实证研究。此外，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各种艺术与社会、经济和文化均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也需要人类学的解释和说明。学术发展需要进行及时的总结，本文通过对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研究的梳理，试图勾勒出其大致的发展历程。笔者将这段学术历程分为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期的学术准备时期、1990年中期至200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之前的学术起步时期、200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以来的稳健发展时期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发展状况和特点是什么，存在哪些需要进一步反思的问题等等，这都是笔者试图在本文中予以回答的。

一、学术准备时期——从“文本”到“文本”的学术研究

1970年代末至1990年中期，可视为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学术准备时期。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学术研究开始复苏。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制定为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学界急于摆脱学术研究的停滞状态，便开始了向西方的学习，恰在其时艺术人类学被介绍到国内，翻译出版了一批有关西方艺术人类学的著作。国内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主要围绕着原始艺术命题展开，主要关注艺术的起源与艺术发生学，停留于纯粹文本意义上的理论分析与阐释，这种学术传统持续时间很长，直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才陆续出现有意识地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亲历田野的实证研究。

（一）国外著述译介及影响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且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与国外的联系空前活跃，有选择地译介人类学民族学的新近成果，这对于我们了解国外人类学民族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不断促进这一学科在本国的深化发展，十分有益。[2]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全国有多家出版社出版与艺术人类学相关的译著，主要有博厄斯的《原始艺术》、格罗塞的《艺术的起源》、列维－斯特劳斯的《面具的奥秘》，《野性的思维》、罗伯特·莱顿的《艺术人类学》等。这些著作多是西方的人类学家所作，他们凭藉深厚的人类学学科功底，在田野调查中涉及艺术研究，为我们呈现了一些人类学家视野中的艺术研究个案，对于我们处于刚刚复苏的艺术研究多有裨益。

新时期以来，随着“文化研究”思潮的兴起以及学科自身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中国学者对国外艺术人类学著述的译介出现了一个高潮，它们共同为从事艺术人类学的学者、学生们提供了参考书籍和理论工具。当代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西方艺术人类学著述的译介可以为国内学者与国外学界的交流与对话创设语境，也为本土化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建构打下了良好的学术基础。

（二）原始艺术命题的艺术人类学研究

这段时期，学者们主要围绕着“原始艺术”这一命题展开学术探讨，侧重于艺术的起源与艺术发生学。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受西方进化论学术思潮的影响，西方学者们将研究旨趣集中在民族、国家、艺术等等起源问题上，中国的艺术人类学源于对西方的学习与模仿，自然难以摆脱这种窠臼；另一方面，国内1980年代的“美学热”，可谓影响空前，思想界试图借助美学这个窗口从“文革”的禁锢中走出来，追求从理性到感性的解放。美学的研究方式是注重理性的抽象思辨，以探究美的本质或本源为终极学术目标。美学的最主要研究对象之一便是艺术，对艺术的起源与本质的探讨自然成为了它的主要兴趣点，因此，原始艺术的研究成为符合其学术旨趣的有效实现途径，这也导致了原始艺术研究的热兴。

学界的研究主力来自于美学和艺术学领域，其具体的研究方式是从历史学、人类学考古或民族志材料中寻找与原始艺术有关的文献资料，强调哲学化的抽象思辨和逻辑推演，进行纯粹文本意义上的研究。将其归为艺术人类学研究，主要是从他们使用的大量人类学或民族志材料层面而言。但是从方法论层面来说，这些研究并没有实际意义上的亲历田野工作过程，只能说是“案头田野”工作，其知识生产方式是从“文本”到“文本”，并非学科规范意义上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但是，将这一段时期的原始艺术命题研究放到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发展史上来看，他们引介了大量西方人类学艺术考古资料，为后来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在资料上提供了很好的学术积累，就这个层面而言，其学术意义功不可没。如朱狄的《艺术的起源》和《原始文化研究——对审美发生问题的思考》、邓福星的《艺术的发生》、龚田夫、张亚莎的《原始艺术》、刘锡诚的《中国原始艺术》、张晓凌的《中国原始艺术精神》、易中天的《艺术人类学》、王一川的《审美体验论》等研究便属于此类。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其一，从单向的于国外移植引进，转向从艺术人类学视角对中华多民族文化艺术的认识和研究；其二，学者们的研究方式类似于西方古典主义时期“摇椅”上的人类学家，他们大量引用古典主义时期人类学考古和民族志资料来进行原始艺术研究，试图在历史文献、资料中与古人对话，基本上没有学术规范意义上的田野作业，以探究艺术的起源和艺术的本质为终极学术目标，用这些资料来推测艺术的过去史，这种学术范式乃至今天还在发生着影响。在后来的研究中，也出现了关于艺术审美发生和艺术精神等方面的研究，将原始艺术命题研究往前推进了一步；其三，开启了由具体问题的微观研究扩展至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为艺术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拓展了学术研究的发展思路。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反思一下它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和问题。“这些艺术起源研究还带有传统美学艺术理论研究中无法克服的毛病，往往采用一种理论预设的立场，由结论倒推出前提和需要的论证材料，因此其所使用的民族志资料在一定程度上被“片段化”和“工具化”，具体时空背景也被虚化遮蔽，只是成为论述者随意摆布的棋子。”[3]它们更多的是从历史文献、人类学考古和民族志等资料中寻求论证原始艺术的佐证材料，对原始艺术进行一种还原式的文化分析，以期读解其历史原貌，这种研究方式与学术规范意义上的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的实地田野调查式研究，还存在很大距离，显然从理想的学术观念到现实的学术实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学术起步时期——从“文本”到“田野”的学术转向

1990年代中期至200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之前，可视为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起步时期，从“文本”到“田野”的学术转向是其最为重要的特点。一部分学者开始深入田野，有意识地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民族民间艺术，产生了一批扎根田野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成果。只是他们的研究多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进行的“单兵作战”，也很少有学者将自己的研究定义为艺术人类学研究，并没有形成一定的气候和规模；在国家社科和省级地方课题中，有一批艺术人类学相关课题得以立项，艺术人类学研究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有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始设置艺术人类学课程，并招收相关方向的研究生；而随着学术研究的逐步深入和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他们期望出现一个学术平台，结成学术共同体，进行学术上的交锋与对话，共同推动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研究的发展，1999年成立的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便是顺应学科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它成为中国艺术人类学有意识走向学术联合一个标志。

（一）走向田野的艺术人类学研究

这段时期，学界已不满足于传统艺术学就艺术而论艺术的哲学抽象思辨式研究，这样的研究容易陷入空对空的瓶颈。有一些学者开始转向，有意识地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民族民间艺术，尤其是借鉴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方法，走出书斋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去发现新材料，到艺术生存的现实生活语境中重新理解和研究艺术。他们深入民间乡土社会，走进乡民的日常生活，在民间艺术的具体生存语境中去探寻它的审美及其背后的意义世界，实现了从纯粹文本研究向关注现实生活的研究视角转向，产生了一批扎根田野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成果。这种学术转向同时发生在不同学科背景的艺术研究者身上，他们的研究多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进行，也很少有学者将自己的研究定义为艺术人类学研究，并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主要形成了四种不同研究取向的学术研究群体，即美学取向、人类学取向、艺术学取向和民俗学取向。当然，上述四种研究取向之间的分野并非泾渭分明，亦存在许多交叉共域之处。

美学取向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其学术探讨是为解决美学研究之流弊而进行的，最终旨归在于解决美学研究的问题，此乃这一群体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而在这一时期，审美人类学家群体研究较为突出，审美人类学是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与传统美学研究不同的是，他们注重实证研究，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入手来研究审美和艺术现象。如以王杰为代表的审美人类学研究团队，立足于广西区域民族文化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其中以漓江流域人文底蕴与审美文化研究、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追踪考察研究和黑衣壮族群的文化研究三个区域个案为主，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如《审美幻象与审美人类学》[4]、《审美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5]、《天人和谐与人文重建：漓江流域文化底蕴与社会发展的审美人类学探究》[6]、《寻找母亲的意识——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审美人类学考察》[7]等，都是这一群体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人类学取向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他们更加倾向于把艺术当做文化现象来看待，凭借良好的人类学功底，扎实的田野调查素养，完成了一批优秀的艺术田野民族志。如方李莉的景德镇民窑及其瓷文化丛研究，并没有停留在陶瓷器艺术本身的层面，而是通过深入、仔细的田野调查，揭示了民窑业全面复兴的社会与经济背景，也揭示了民窑业陶瓷艺术产品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机制。[8]颇为全面地关照到了现当代社会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围绕着陶瓷艺术品的生产和消费而展现出来的社会关系的全部复杂性。[9]其成果体现在《景德镇民窑》[10]、《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11]两部著作中。傅谨的台州戏班研究[12]，作者耗时八年对台州民间戏进行持续田野跟踪，详尽描述了台州戏班的历史与现状、内部构成、演职员的生活方式、经济运作方式，以及它特有的演出剧目与演出形式，客观剖析台州戏班的存在方式与内在构成，力图揭示戏班对于民间戏曲得以延续的重要意义。此外，何明团队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色音的蒙古族萨满艺术田野考察、乔健等著的《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13]、艾娣雅·买买提的《一位人类学者视野中的麦西莱甫》[14]等著作，也是这一取向研究的代表性作品。

艺术学取向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多为具有艺术学学科背景的学者所从事的研究，他们凭藉自身对艺术本体知识的洞知，借鉴人类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进行艺术研究，相比前面三个学派的研究而言，对艺术本体的阐释更为深入。如项阳的山西乐户研究[15]，力行实地田野调查，既关注乐户群体音乐形态特征方面的论述，也注重跨学科的“接通”，从历史人类学角度对存在于山西的乐户群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此外，洛秦，薛艺兵等人的音乐人类学研究、荣世诚的戏曲人类学研究[16]、马胜德，曹娅丽的青海宗教祭祀舞蹈考察与研究[17]等，堪称这一研究取向的代表之作。

民俗学取向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善于从民俗中的艺术事象切入，尤其关注乡土社会中的艺术，力图呈现乡民艺术与乡土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18]如张士闪的鲁中四村乡民艺术考察[19]，从艺术学与民俗学的双重维度切入乡民艺术与村落生活常景的文化逻辑，着眼点在于掌握在乡民手中的艺术文本如何在乡村社会中一再被表演、重复、传承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的意义显现。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个案调查与研究，注重揭示乡民艺术活动在一个村落文化空间中的结构性意义，观察其存续、流播和演变的走向。周星、潘鲁生对民俗艺术的研究等，也是这一研究取向研究的代表之作。

这些走向田野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虽然其最终着眼点并不相同，但是都力图挖掘现实生活中的鲜活材料，将艺术研究从只是一味关注艺术品本身的窠臼中解脱出来，将其置入一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文化语境中进行研究，展现一幅完整的、鲜活的艺术图景，从方法论层面实现了对人类学母体学科的有力践行。

（二）艺术人类学相关课题的立项

有关艺术人类学方面的国家级、省级课题陆续涌现出来，成为艺术人类学研究起步时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说明艺术人类学研究受到了足够的重视，学科的合法性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主要有“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20]“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21]、“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22]、“本土化的现代性追求：中国艺术人类学导论”[23]、“艺术人类学与现代中国”[24]、“中国当代人类学美学学科建设”[25]、“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理论方法探论及其学科化建设”[26]、“壮族艺术的人类学研究”[27]、“审美人类学系列研究”[28]“晋北民间庙会中的仪式音乐班社研究”[29]等。

这些课题主要涉及艺术人类学的一般基础理论、学科建设与个案研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课题，由时任台湾清华大学王秋桂教授于1990年向蒋经国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申报，1991年计划获批并正式开始付诸实施，在1993年得到了文化部的明文批复，准许大陆与境外学者合作考察。这是一项国际性的合作研究计划，联合了来自英、法、美及大陆和港台地区的30多位学者共同组成学术团队参与研究。在研究中，课题组以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为根本，融合多学科的知识视野，对大陆地区民间的地方戏与仪式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与研究工作，涉及福建、广东、广西、贵州、四川、重庆、辽宁、山西、安徽、江西、湖南、江苏、浙江、上海等十多个多个省份和直辖市地区，而且大部分集中在长江以南地区。从出版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是针对傩戏、阳戏、师公戏等民间仪式戏剧展开的调查与研究，探讨这些仪式剧的历史变迁、文化功能、民间信仰、剧本等方方面面。此外，2001年由文化部立项的“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和2002年由科技部立项的“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两个国家课题。这两个课题参加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最具综合性，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牵头，会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有西北地区一些高校及研究单位的一百余位学者共同参与，费孝通先生亲自担任课题的学术总指导，课题组以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统领全局，历时7年，产生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主要是摸清家底，侧重于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并以多媒体数据库的形式将其呈现出来。“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则是通过田野考察的个案研究，在收集和整理相关的资料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相应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理论。

在这些课题的带动下，《民俗曲艺丛书》（王秋桂主编）；《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报告》（方李莉主编）、《陇戛寨人的生活变迁：梭戛生态博物馆研究》（方李莉等著）；《文化与艺术人类学译丛》（郑元者主编）；《艺术人类学丛书》（何明主编）等一批具有典范意义的学术范本涌现出来，成为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历程中的不可逾越之作。

（三）有意识地走向学术联合

作为跨学科研究的艺术人类学，其本身可以容纳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进入该研究领域，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可以集不同学科的优势来进行集中攻关。诚如格尔茨所言：“这是一种所有学科集群的学者共同组建而成的智识集团的共识，或者把他们按类分开成不同的学科，使之以不同的圆心角向同一圆心汇聚”。[30]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者来自美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不同学科以及各具体艺术门类的研究者，可以说呈现出多元的发展态势，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研究群体。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单兵作战”式研究日益显示出它的局限性，学者们期望出现一个学术交流与对话的平台，结成学术共同体，便开始有意识地走向了学术联合。

1999年，在南宁成立了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其学术目标是：“要立足于在本土化的艺术人类学资源中实现中国艺术理论和审美精神的现代性追求，以人类艺术的眼光、全球的眼光和开放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和总结我国各民族的艺术实践和艺术观念，融微观的描述特性与宏观的规律性把握于一体，逐步健全和完善艺术人类学在当代中国的学科知识范式和思想体系，为其他相关学科的现代性追求提供有力的知识论条件和富有思想魅力的理论资源，为增强21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世界性对话能力作出应有的贡献。”[31]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的成立客观上反映出艺术人类学在我国已有相当的学术认可度和社会认知度，同时也标志着该学科正在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显示出不可估量的学术前景。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成立以后，没有举办相应的学术会议，开展系列的学术研讨活动。而真正发挥学术交流与对话平台作用的学术组织，是2006年成立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

三、稳健发展时期——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学术研究

200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以来，可视为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进入稳健发展时期。主要体现在：学会搭建了一个国际化学术交流平台，通过与国际学界的互通交流，不断深入艺术人类学的中国实践，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艺术人类学研究的行列，有力地推动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本土化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呈放量式增长，学术规范加强，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升；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加速发展，国内多所高校相继开始招收艺术人类学方向硕士生和博士生；而伴随着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城市艺术田野、海外艺术民族志进入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视野，成为学术发展新的研究节点。

（一）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及其研究

随着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研究往纵深发展，学界需要一个更大的、级别更高的能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对话的平台。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集合了人类学、艺术学等学科的优势力量，在费孝通先生的积极倡导和帮助下，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获批而得以成立。2006年12月23日，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学会是民政部批准的，由文化部直管的国家一级学会，方李莉担任学会首届会长。学会的成立，是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学会未来的发展以及未来的研究将会和费孝通“文化自觉”的思想紧密关联。学会会员由成立之初的100多人发展到现在的600多人。学会设有专门网站，大大提升了学会的学术影响力。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组织，为了一个共同的学术目标，来自不同学科的艺术研究学者被有机地统合在一起，大家在一个共同的学术平台上相互学习与交流，学术规范日渐加强，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已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学术组织。

学会成立以来，共召开八次学术研讨会，学术研讨会紧跟时代脉搏，关注当代社会现实问题，每次研讨会都有明确的主题和具体论题版块[32]，并有相应的论文集出版[33]。学会主张开放办会，欢迎来自各个学科的学者参会，也会邀请在国际学界享有盛名的艺术人类学学者共聚一堂，不仅讨论中国的社会问题，也关注国际社会所共同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双向互动与交流的学会。从以往八届艺术人类学年会主题和论题版块来看，对问题的讨论是逐步深入的，由最初侧重于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与建构、基础理论与方法的宏观探讨逐渐深化，进入到热点问题的专题式微观讨论，如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研究与保护、艺术品生产和再生产、民间技艺的传承与当代社会发展等等。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是一个拥有国际化视野的开放的学术交流与对话平台，年会定期邀请国际学界的知名学者前来参会，他们多是在艺术人类学或相关研究领域成就卓著的学者，学术研究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如英国学者罗伯特·莱顿、荷兰学者威尔弗雷德·范·丹姆、日本学者菅丰，荻野昌宏等。其中有些学者本身也研究中国民族民间艺术，莱顿对山东地区棉纺与木刻版画中文化传承的研究，以深入的田野调查与定性定量分析，解析了现代社会语境下山东地区棉纺与木刻版画传播与传承变迁的内在动因，呈现了一个艺术人类学田野民族志研究范本。菅丰对江南地区所存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田野考察与研究，指出了古镇旅游开发所形成的“古镇化”[34]现象，揭示在“古镇化”的过程中所生成的文化的“奇美拉化”之现象，以作为文化资源的民间工艺为主，阐明在此过程中有关文化利用的“技法”问题。这些研究对于中国学界研究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是中国艺术人类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2003年国家启动了大规模的非物质遗产保护工程，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大都以艺术进行分类，有超过80%的项目为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的保护与传承是其主要特点。艺术人类学为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提供了理论与方法论支撑。艺术人类学关注艺术在具体文化和社会语境中的生存、发展及其变迁，它以田野调查作为学科方法论的基础，不仅关注艺术的形式，而且注重艺术形式背后的意义世界、价值观念以及文化模式的探究，这恰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所需要的。很自然，许多学者借助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切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在历届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成为一个十分活跃的版块，涌现出了大量鲜活的田野个案，对艺术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论的运用也慢慢成为学者们的学术自觉。如每次年会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都是热点讨论的版块之一，在2010年年会更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为主题做了专题讨论。[35]

当然，学会成立以来涌现出了大量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成果，囿于篇幅笔者在本文中难以具体对其进行分类并展开描述，只是择其一二而谈。但是通过梳理笔者发现它们的共性特点是：在研究主题上，关注当代的社会现实问题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更加重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的使用，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一定的拓展和深入，推崇比较研究和整体观的研究路数；在理论建设上，注重本土化理论与经验的生产，能够进行及时的反思与总结。

（二）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伴随着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研究的发展，国内学界对加强艺术人类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呼声日益高涨。就本土化学科理论著述撰写和国外著述译介来看，先后涌现出了一些直接冠以艺术人类学名称或与之相关的著作，如王建民的《艺术人类学新论》[36]、王胜华、卞佳的《艺术人类学》[37]、何明主编的艺术人类学丛书（已出版《走向市场的民族艺术》、《仪式中的艺术》、《田野中的艺术》）、周星主编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基础读本》[38]、方李莉、李修建合著的《艺术人类学》[39]等；国外著述译介工作有了新的发展，如王建民主编的“艺术人类学译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已出版哈登的《艺术的进化》[40]、罗伯特·莱顿的《艺术人类学》、乔治·马尔库斯、弗雷德·迈尔斯编《文化交流——重塑艺术和人类学》[41]、迈克尔·C.菲茨杰拉德的《制造现代主义：毕加索与二十世纪艺术市场的创建》[42]等，在国外学术著作译介推进的同时，经典学术论文的译介对于我国艺术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可以说更加及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自2013年开始，由广西民族艺术研究院主办的《民族艺术》开辟了“海外视域”栏目，该栏目由李修建博士主持，致力于译介国外艺术人类学经典论文，至今已译出10余篇经典文章。包括马利特·威斯特曼主编的《艺术人类学》一书的导论《艺术史与人类学的对象》，墨菲和帕金斯主编的《艺术人类学读本》一书的导论《艺术人类学：学科史以及当代实践的反思》，范丹姆的《语境中的美》一书的导论《审美人类学导论》，以及格罗塞发表于1891年的一篇文章《人类学与美学》，范丹姆对该篇文章的解读《恩斯特·格罗塞与审美人类学的诞生》，阿尔弗雷德·盖尔的经典论文《魅惑的技术与技术的魅惑》，雷蒙德·弗思的《艺术与人类学》等等。它们合力为学科建设贡献了理论支撑。

在人才培养方面，自复旦大学于1998年设立了国内第一个艺术人类学硕士点开始，此后艺术人类学人才培养可以说在全国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遍地开花，先后设立艺术人类学相关课程和硕士点与博士点。进入新世纪以后，艺术人类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学术成果蔚为大观，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掀开了新的历史一页。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14所高校或科研院所招收艺术人类学相关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具体情况可参见下表：

中国大陆艺术人类学教学、培养单位一览表

这些硕士点和博士点分布在艺术学、民族学、人类学、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文艺学、音乐学等不同的学科中，如此之多的学科居然都可以设立艺术人类学研究方向，足以说明这个学科具有很强的统和能力。如此之多的高校或研究院所招收艺术人类学的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开设艺术人类学的相关理论课程，不仅为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研究队伍提供了人才保证，而且促进了学科建设与艺术研究。

（三）新的研究节点

1.城市艺术田野。田野考察的研究方法是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立命根基，人类学语境中的田野，通常主要是指对民族民间艺术的调查与研究，而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田野不再仅仅局限于乡村中的民间艺术，而是扩展到了城市中的现代艺术，城市中的艺术田野成为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进程中一个新的视界。“人类学不能局限在只关注边缘和弱势群体上，也应该关注主流社会，加强其在主流社会中的应用性，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43]诸如北京“798”艺术区、宋庄艺术区、上海莫干山艺术区、深圳大芬油画村等等，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些艺术区的出现足以说明，随着时代语境的变迁，艺术正以其独特的方式在城市中聚居起来，展现出当代艺术的独特魅力。为什么在如此多的城市会不约而同地出现现代艺术区？它们的出现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什么关系？要回答这些问题，不仅需要艺术学的视角，也需要人类学的视角，需要更加深入的城市艺术田野调查。因此，未来的艺术人类学发展应该有一个更开阔的视野，其不仅要关心民间的、少数民族的艺术，也要关注都市的现代艺术，以及这些不同层面艺术之间的互动和渗透。如方李莉的“景德镇民窑及其瓷文化丛研究”，以及由她主持的国家课题“北京798艺术区与宋庄艺术区比较研究”[44]、洛秦及其学术团队对于“上海城市音乐田野”研究[45]等，可谓这一领域的典范之作。

2.海外艺术民族志。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与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走出国门进行异域民族艺术研究已成为可能，这也是艺术人类学研究国际化往纵深发展的要求。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国内的艺术研究领域并没有突破这一瓶颈。如李心峰先生所言：“我国以往的艺术研究，视界甚至更为狭窄，实际上只限于“中国”即中国本民族的艺术和西方欧美各国的艺术。像伊斯兰文化圈、印度及佛教文化圈、非洲、东南亚、大洋洲以及世界上其他许多蕴藏着丰富文化艺术矿藏的地域、民族的艺术，大多被置于视野之外。这与一个真正以开放的姿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泱泱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46]因此，超越固有研究阈限，对世界各民族、地域、文化圈的艺术予以研究，真正将艺术研究的视野扩展到世界艺术的一切领域，以促进整个人类艺术的相互了解、沟通和融合，将是中国艺术人类学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学术目标。就目前国内情况而言，有少数学者已经将目光投向海外[47]，一些跨界族群艺术研究、异域艺术的田野考察报告也涌现出来。但应该看到的是，这些研究并没有形成规模和连续性，田野考察的深度与广度还有待提高。走出国门进行海外艺术民族志研究，可以说是中国艺术人类学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学术方向。

四、结语

通过梳理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其发展与扩张的速度是惊人的，所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新时期以来的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从译介开始，进入到独立研究，再由独立研究转入学科体系的构建。“这是一个研究意识的萌芽状态到学科建设初见规模和成效的转型过程，这样的转型主要是学术思想和观念的变更带来的学科范畴扩展、学术范式与方法的调整和完善所形成的，这也是学科成熟的自然进程。”[48]归结来说，西方艺术人类学著述的译介工作和原始艺术命题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为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做了很好的学术准备；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从找寻各种人类学考古、民族志文献资料等作为素材进行纯文本研究，到进入田野发现生活中的鲜活材料从事实证研究的转型；在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上，本土化理论与实践的艺术人类学著作从无到有，全国多所高校与研究机构开办艺术人类学课程，并招收此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在学术组织建设上，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的成立成为学者们有意识地走向学术联合的一个标志，而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成立是学科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这个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学习与对话平台上，学者们的研究与理论水平有了明显提升，大量本土化的艺术人类学理论与田野实践研究成果涌现出来，学者们对于人类学方法在艺术研究中的运用，日渐趋于学术自觉；在新的研究节点上，城市艺术田野、海外艺术民族志成为该学科未来学术发展的几个新方向。

纵观中国艺术人类学30余年的学科发展之路，取得了一系列理论与田野实践的科研成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还处于学科建设初期，在学术译介、田野工作的深化、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本土化的理论构建等方面仍显薄弱，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进行反思。在总结上述研究成绩的同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讨论：

1.学术经典著述的译介仍需加强。艺术人类学在西方已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有一个庞大的学术研究群体，西方艺术人类学著述的译介在我国艺术人类学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在国内已经有哈登的《艺术的进化》[49]、拉德克里夫－布朗的《安达曼岛人》[50]、乔治·马尔库斯、弗雷德·迈尔斯编《文化交流——重塑艺术和人类学》[51]等著作或论文集已经翻译出版，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西方艺术人类学的经典之作，如伊夫琳·佩恩·哈彻尔的《作为文化的艺术：艺术人类学导论》（ArtAsCulture:AnIntroductionToTheAnthropologyofArt）、阿尔弗雷德·盖尔的《艺术的能动性：基于人类学理论》(ArtandAgency:AnAnthropologicalTheory)、霍华德·墨菲和摩尔根·帕金斯主编的《艺术人类学读本》(TheAnthropologyofArt:AnReader)、马利亚特·韦斯特曼的《艺术人类学》(AnthropologyofArt)、日本学者中岛智的《文化中的野性——艺术人类学讲义》、中伬新一的《艺术人类学》等，仍然有待翻译，所以学界在艺术人类学译介工作上需要投入更多的关注度。

2.田野工作的深度和广度有待进一步深入。田野工作是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立命根基，田野民族志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该学科的发展是否能够走向纵深。近年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领域涌现出了一大批源自田野的个案研究成果，每次年会都有100多篇论文提交。就研究深度而言，走马观花式的田野采风居多，且侧重于事例和数字的罗列，缺乏应有深度，这对于所研究的问题来说，便很难得出一个清晰的认识和富有说服力的研究结果，而长期的参与观察式，深入的田野研究还较为鲜见；就广度而言，田野视域的广度仍有待拓展，不仅只是主要集中于汉人社会，也应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少数民族社区，不仅在乡村，而且也应该扩展到现代都市，唯有如此才能迎合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

3.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有待加强。艺术人类学在中国虽有30余年的发展历程，硕士以上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也有10余年的历史，虽然已有周星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基础读本》和方李莉、李修建合著的《艺术人类学》等著作，可以作为艺术人类学的入门读物和基础教材，但是相对于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建设的发展速度和人才培养而言，学科支撑性的理论著作与高层次、高水平的教学教材仍然缺乏，学科的发展急需组织国内相关专家学者（人类学与艺术学界）共同编写艺术人类学课程教材，以满足不同层次的教学需求，本土化理论与经验的艺术人类学著作也有待进一步得到补充。

在未来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中，我们应该在艺术人类学的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上多下功夫，多做富有理论深度与视野广度的田野，多出成果，努力提升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学术水平。提高艺术人类学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水平，巩固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基础。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发展与建设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

（该文发表于《民间文化论坛》2015年第2期）

ThetrajectoryofdevelopmentoftheAnthropologyofArtinChinasincethenewperiod

Keywords:TheAnthropologyofart;filed;trajectory

*基金项目：本文为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国艺术人类学理论思潮与田野方法”（13DA01）的阶段性成果。

[1]新时期是指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不仅使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领域发生了重要变化，而且也为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2]姜德顺《新时期人类学民族学译介特点》(下)，中国民族报，2009年2月20日，第6版。

[3]张晓刚《20世纪中国艺术人类学：从学术启蒙、方法践行到科际整合》，艺术学第5卷第1辑艺术发生学的研究与维度，学林出版社，2010年，第221页。

[4]王杰《审美幻想与审美人类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5]覃德清《审美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6]覃德清主编《天人和谐与人文重建：漓江流域文化底蕴与社会发展的审美人类学探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7]王杰主编《寻找母亲的仪式：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审美人类学考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8]周星《艺术人类学及其在中国的可能性》，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9]周星《“器物、技术、传承与文化”》，民族艺术，2001年第1期。

[10]方李莉《景德镇民窑》，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

[11]方李莉《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12]傅谨《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调查与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13]乔建、刘贯文、李天生《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14]艾娣雅·买买提《一位人类学者视野中的麦西莱甫》，民族出版社，2006年。

[15]项阳《山西乐户研究》，文物出版社，2001年。

[16]荣世诚《戏曲人类学初探：仪式、剧场与社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17]马盛德、曹娅丽《人神共舞——青海宗教祭祀舞蹈考察与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

[18]张士闪《乡民艺术的文化解读：鲁中四村考察》，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页。

[19]具体研究可参见张士闪《乡民艺术的文化解读：鲁中四村考察》及系列论文。

[20]1991年，台湾蒋经国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立项，由王秋桂牵头主持。

[21]200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立项，属于全国艺术科学“十一五”规划国家重点项目，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方李莉研究员主持。

[22]2002年，科技部立项，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方李莉研究员主持。

[23]2002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由复旦大学郑元者教授主持。

[24]2002年，受中央统战部华夏英才基金项目资助，由复旦大学郑元者教授主持。

[25]1999年，教育部首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奖”配套资助项目，由复旦大学郑元者教授主持。

[26]200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由云南大学何明教授主持。

[27]1999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由广西民族文化研究院廖明君研究员主持。

[28]1998年，广西师范大学王杰作为课题负责人申报的“审美人类学系列研究”课题，获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科研项目立项。

[29]2005年，由国家艺术科学“十五”规划年度课题立项，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张振涛主持。

[30][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王海龙、张家瑄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27页。

[31]尹明《中国艺术人类学：本土与现代》，民族艺术，2000年第1期。

[32]第一次（2006年）在北京，以“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的意义，艺术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为主题，分为理论范式·建构、戏曲形态·功能、手工技艺·造物、音乐表演·意义、民间美术·价值、艺术产业·文明研讨版块；第二次（2007年）在北京，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田野工作方法”为主题，分为继往开来重“追踪”、分门别类论方法、新工具与新思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概况与思考版块；第三次（2008年）在北京，以“技艺传承与社会发展”为主题，分为传统手工艺与现代话语、手工艺人或者传承人的生存策略、艺术人类学与身体技法、少数民族文化及其变迁、传统手工艺与乡土社会的文化结构、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技艺保护、学科交叉与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视野、现代影视与艺术人类学研究版块；第四次（2010年）在北京，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研究”为主题，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和传承模式、艺术人类学理论研究、艺术人类学的田野与个案研究版块；第五次（2011年）在玉溪师范学院，以“艺术活态传承与文化共享”为主题，分为艺术人类学理论研究、非遗理论与个案研究、造型艺术研究、表演艺术与民俗研究版块；第六次（2012年）在内蒙古大学，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艺术人类学研究”为主题，分为艺术人类学理论研究、非遗理论与个案研究、造型艺术研究、表演艺术研究、民俗艺术研究版块；第七次（2013年）在山东大学，以“艺术人类学与文化遗产研究”为主题，分为“艺术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造型艺术研究”、“表演艺术与民俗研究”三个研讨版块；第八次（2014年）在北京舞蹈学院，以“文化自觉与艺术人类学研究”为主题，分为“艺术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舞蹈人类学与舞蹈美学”、“造型艺术研究”、“表演艺术与民俗研究”四个研讨版块。

[33]学会已出版论文集六套《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上下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田野工作方法》、《技艺传承与当代社会发展——艺术人类学的视角》、《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上下册）、《艺术活态传承与文化共享》（上下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艺术人类学》（上下册），另有两套正在出版中。

[34]参见菅丰在2012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主题发言中对古镇化的解释，即并非只是保存和保护地域内部本来就存在的文化“遗传基因”，在这些文化经历了一个被操作的过程中，又与外部的多元的文化“遗传基因”互为混合，从而生成的一个错综复杂的文化空间。

[35]详细论文目录与内容可参见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编辑的会议论文集。

[36]王建民《艺术人类学新论》，民族出版社，2008年。

[37]王胜华、卞佳《艺术人类学》，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

[38]周星主编《中国艺术人类学基础读本》，学苑出版社，2011年。

[39]方李莉、李修建《艺术人类学》，三联书店，2013年。

[40](英)阿尔弗雷德·C.哈登，阿嘎佐诗译《艺术的进化:图案的生命史解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41]乔治•马尔库斯、弗雷德•迈尔斯编，阿嘎佐诗、梁永佳译《文化交流——重塑艺术和人类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42](美)迈克尔•C.菲茨杰拉德著，冉凡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43]徐杰舜、王庆仁《人类学与国学——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四十一》，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44]“北京798艺术区与宋庄艺术区比较研究”课题由文化部国家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于2013年立项。

[45]洛秦团队“上海城市音乐田野”系列研究成果介绍可参见洛秦《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的反思和发展构想》(下)，音乐艺术，2009年第2期。

[46]李心峰选编《国外现代艺术学新视界》，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23页。

[47]如2011中央音乐学院主办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学术论坛——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学术研讨会，涌现出了一系列学术论文，还有康海玲关于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华语戏曲的田野考察与研究、侯越的《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现代日本地域艺术文化研究——以蕨座剧团为个案》、洛秦团队的非洲艺术田野考察、安丽哲对加拿大太阳马戏团KA秀脸谱中的京剧元素考察等等。

[48]洛秦《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的反思和发展构想》(上)，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49](英)阿尔弗雷德·C.哈登，阿嘎佐诗译《艺术的进化:图案的生命史解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50](英)拉德克里夫·布朗著，梁粤译《安达曼岛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51]乔治•马尔库斯、弗雷德•迈尔斯编，阿嘎佐诗、梁永佳译《文化交流——重塑艺术和人类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