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族传统音乐研究的一篇重要文献
——读黄友棣《连阳瑶人的音乐》有感
赵书峰
序言
黄友棣先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民俗》杂志上发表的《连阳瑶人的音乐》（以下简称“黄文”），是他在1938年暑期对粤北连阳瑶族传统音乐的实地田野考察之作。该文也是以刘伟民、梁钊韬、雷泽光、江应樑等为代表的国立中山大学的民俗学家、民族学、人类学家，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对粤桂瑶族传统文化进行实地田野考察的系列成果之一。上述学者们针对瑶族传统文化的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较为深入详细的调查研究，如对瑶族歌谣、瑶族宗教仪式，以及瑶传道教与汉族文化之关系等问题的考察分析。这些宝贵的文献，为其后瑶族传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参考资料。然而，我们看到上述成果中只有刘伟民《广东北江瑶人的传说与歌谣》，是对瑶族歌谣唱词文本的搜集与整理，作者主要搜集了瑶族的民间歌谣，如“抒情歌”、“叙事歌”（如祭梅山歌）、“对答歌”、“盘王大歌”中的“七任曲”歌词文本，没有涉及对其音乐的描述与分析。综观“黄文”的研究，是在田野工作基础上，搜集与采录了很多连南地区的排瑶、过山瑶的民歌、仪式歌曲。针对“瑶歌的词句种类”、“瑶歌的节奏”、“瑶歌的旋律”、“瑶歌的调性”、“瑶歌的句法及曲谱”、“瑶歌的唱法”、“瑶人的乐器”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描述。尤其对瑶族还盘王愿仪式中的“七任曲”（《黄條沙》《相逢远客》《万段曲》《楠花子》《飞江南曲》），以及《细问鳯》（过山瑶情歌）、《三排情歌》（排瑶）的音乐给予了详细的记谱，且在谱子后面还附有详细的文字描述与分析。经过笔者详细的文献梳理，笔者认为，这是目前看到的较早的一篇有关瑶族传统音乐文化研究的民族音乐学论文。作者的研究观念与学术视角体现出鲜明的民族音乐学研究特性，值得后学进行认真学习与参考。然而，通过对黄文数次的校对勘验过程中，发现其某些学术研究观念值得民族音乐学界认真思考。因为它呈现出浓厚的进化论色彩，作者在对瑶族音乐进行描述时，在文字语言的表述上带有很多诋毁、贬损瑶族传统音乐的语气，这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研究所倡导的文化相对论的学术研究思想。因此，在学习领悟黄文的同时，我们应该以辩证的观点审视其学术研究观念与立场，这对于反思当下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发展具有很重要的启示性意义。同时我们看到，以当下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学术研究现状审视黄文，我们明显地看到民族音乐学学科研究观念与立场的巨大进步，也看到学科发展中无论从研究对象、研究方向、研究观念等方面都体现出它的包容性、开放性、多学科互融性的研究特点。
一、黄文体现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1.是一篇较早的对瑶族传统音乐进行研究的学术论文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研究主要起始于上世纪40年代，据田联韬先生研究，在地考察工作方面,仅有以下二例：其一是20世纪40年代初黄友棣曾考察粤北瑶族音乐，其后发表了较详尽的调查报告；其二是安波、许直等曾在1946年收集整理内蒙古东部地区蒙古族民歌。综观国内瑶族传统音乐的研究热潮主要起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主要针对瑶族民歌、宗教仪式、乐舞等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考察研究，主要代表学者有伍国栋、尹祖钧、傅湘仙、杨秀昭、杨民康、周凯模等学者。而在中山大学《民俗》杂志上发表的“黄文”算是较早对瑶族传统音乐文化研究的一篇学术论文。尤其是作者搜集与记录的还盘王愿仪式音乐中“七任曲”的五首曲子，是学界目前见到的较早的乐谱文本，是他于1938年在连阳瑶山收录的。这对于研究瑶族盘王祭祀仪式音乐的发展变化状况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2.民族音乐学视角下的瑶族传统音乐研究
我们知道，“每种社会的文化都是该社会与其特定环境相调适的产物”作为一位专业作曲家，黄友棣先生能够以民俗学、人类学的研究视角，考察瑶族传统音乐特质的形成过程与其社会历史文化、生活习俗、居住的人文地理环境之互动关系问题，在当时的学术语境中实在难能可贵，因为，它不是单一的音乐形态学的分析与描述，而是将瑶族传统音乐的特质置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人文语境中进行关照与审视。黄文运用的研究方法与观察视角，具有十分典型的人类学、民俗学特点。比如作者认为，瑶族音乐节奏的迟钝是由于瑶族人生活节奏的缓慢的生活习性造成的。作者已开始率先关注到民间音乐的特征与其族群生活习俗、习性有密切关系。作者把瑶人音乐的节奏缓慢特质归因于瑶族恶劣的地理生活环境，以及瑶人歌唱的低劣审美特征是由于瑶人乐器的简陋原因造成的。如作者认为：“……他们走路也很呆滞，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多于行在平坦的大路上，所以总不曾养成了良好的节奏动作。”（本文第29页）“他们现在所用的，都是牛角、鼓锣，及道法上应用的铃子。这些简陋的乐器，便影响到他们的歌唱。锣、鼓、铃子，都仰给於汉人”。所以看出，作者以人类学、民俗学研究视角，将瑶族传统音乐的艺术形态特征置于瑶族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观照与审视，重点考察分析这种音乐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更侧重于研究音乐在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以及音乐在人类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联系中的功能。”因此，可以看出，作者是在基于实地田野考察的基础上，对瑶族音乐的风格特征的诸多形成因素，结合其社会历史文化、生活习俗、人文地理环境状况进行的多维观察与思考。然而有必要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以主观臆断的学术思想认为瑶族传统音乐的风格特性是由于独特的生活习性、地理环境造成的，这种学术判断未免陷入主观片面的境地。因为，任何一种文化模式的形成不可能是单一行为下的结果，而应是多种社会文化因素互动、交融的历史产物。
其次，相比于民族学、人类学者、民俗学多关注于瑶族宗教文化属性方面来说，黄文对瑶族宗教仪式音乐、乐器、经文文本，及其与汉族传统音乐之关系问题也首次给予关注。如作者认为：“也有些抒情歌脱胎的经文，或由山歌蜕变而来。显然地，这些调句多数经过汉人的改订。看来，他们虽然被骗于祖宗（祖宗告诉他们必须代代居在山上，平地是不利于瑶族的）但今日物质贸易，与汉人接触于墟场的机会很多，无形中也便渐趋同化。而且，据说他们的歌，都经刘三妹的改订（见后）无疑地，是汉化了全部。”
总之看出，汉族传统文化对瑶传道教仪式音乐的影响与渗透，以及连阳瑶族传统音乐的整体结构特质与风格特征是由瑶族传统的习俗、生活习惯、居住的地理文化环境，以及与汉文化的交流、融合、互动等诸因素决定的。这种研究视角与学术观念充分呈现出民族音乐学研究特性，同时作者首次对于瑶族传统音乐文化与汉文化之关系问题进行的考察研究，足以彰显出黄文的研究意义与学术价值。
二、黄文的研究观念所引起的学术反思
如前文所述，黄文的研究使我们看到瑶族传统音乐研究的发展变迁，以及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其学术思维与研究观念的巨大转变。然而，我们意识到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受到进化论与欧洲文化中心论之影响，以当下的民族音乐学学术研究语境观照之，黄文的研究观念与立场折射出典型的进化论与欧洲文化中心论的两种学术思想偏见。
1.研究观念与立场带有典型的进化论色彩
早期的比较音乐学时期所呈现的进化论的学术思想是受到人类学界以美国的L.H.摩尔根，英国的E.B.泰勒、H.斯宾塞、J.G.弗雷泽等为代表的“进化学派”的深刻影响。因此，我们看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音乐学界的传统音乐研究中，也深受西方进化论学术思想的影响，认为人类的文化经历了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从蒙昧、野蛮的原始社会逐步走向19世纪的文明的不同的发展阶段。综观黄文的研究观念与立场带有十分明显的进化论色彩，他把瑶族音乐表述为原始低级、落后、粗野的一种族群音乐。如作者认为：“连阳的瑶人，生活困苦，物质贫乏，文化也便低落。他们的音乐，也当不能例外。如果要在他们的音乐中寻找一些进步的参考材料，都是不可能的。”“他们的歌声全是呼叫式的单调旋律。大喊了两个字音，便又降低，随之用鼻音收束，有如猫儿叫，如果觉得她们叫得有趣，那便是音乐以外的刺激所生之效果与歌唱之美丑无关。……蛮瑶的歌唱，终较粗野。”“瑶人们的节奏感觉如此之笨，死沉沉的歌曲，跳起舞来也如一双骆驼……。”“统看瑶人各排的歌曲，……他们的歌唱全是很迟钝的风味，没有些活波气质，也许有一两首歌，拍子强弱较为明朗，但他们唱出来时，仍是柔和地，没有些儿优美，于是流为萎靡不振的表现。这类颓废节奏使我们想到他们毫无节奏的生活，也想到我们那些萎靡的小调。”
从上文的字里行间的文字表述中，可以看出，作者在对瑶人歌唱与舞蹈形态的描述时，有些语言略带有贬低、污蔑的色彩，认为瑶族的音乐与舞蹈的风格特点是低级的、粗野的、未开化。当下，在倡导文化相对论价值观的学术语境中，黄文的研究观念与学术思想明显带有浓厚的进化论色彩。
2.体现出典型的欧洲文化中心论学术思想
民族音乐学研究中提倡尊重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的审美特点与个性特征，不能用有色眼镜观察与审视异文化的审美价值。对某个民族、族群音乐文化的审美价值体系进行判断时，必须将其置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与其族群的审美价值体系联系进行关照与审视，这样才能真正体察到族群音乐文化价值功能体系之间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可以看出，黄文的研究思想与学术观念带有明显的欧洲文化中心论思想，他是在研究中是用一种有色眼镜对瑶族传统音乐进行了相关的审视与观照。比如作者认为：“我常听见那些乡人晚上以巫术驱鬼，乱吹牛角，乱打铜锣。瑶人也有这习俗。那牛角的声音总是很粗糙地吹出纯五音的音程（perfectfifth），有时也不正确。”作者认为瑶族传统音乐是“粗糙地”，乐音的音准是“不正确”的，因此，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作者的审美判断明显带有浓厚的““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思想。我们知道“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任何文化在价值上都是平等的，不能用普遍、共同、绝对的标准去衡量一种文化的价值。”黄翔鹏先生也认为：“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在同一个文化群体中既有历史上形成的共性；又有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或不同时代特点遗留给具体乐种的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个性。”同时笔者认为，产生这样的学术研究观念与立场与黄先生的教育生活背景有很大关系，也与作者的专业作曲家身份密切联系。因为长期在西方音乐观念的影响下，其学术观念与立场，以及对异文化的评判标准，难免会受到西方音乐文化价值观审美标准的影响，因此，在审视与观照中国民族传统音乐时（尤其是少数民族民族音乐），难免头脑中潜意识的受到西方十二平均律的影响，总认为瑶族音乐的音准时不正确的。然而我们看到，民族音乐学学科的虽然经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其早期的比较音乐学研究思想的残余还仍存在，尤其从事表演专业的年轻学生心中，对民族音乐的欣赏与审美评判标准还带有早期进化论思想与”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的审美价值观的思想影响，因此存在的上述问题需要音乐教育者认真加以思考并提出相关对策。
结论
作为一篇较早研究瑶族传统音乐的学术论文，作者在基于深入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将瑶族传统音乐的个性特征置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生活习俗、习性进行分析与关照，来分析与解读瑶族传统音乐的艺术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及其与其生活习俗、文化地理环境之关系的互动关系问题，因此呈现出鲜明的民族音乐学研究特性。其次，黄友棣先生对瑶族传统音乐的搜集与整理，有助于我们了解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粤北瑶族音乐的发展现状，这对于深入研究瑶族传统音乐的发展、变迁的结局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总之，该文献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不但是较早的对瑶族传统音乐进行的搜集与整理，而且也是一篇具有人类学、民俗学研究特性的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然而，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作者的研究观念呈现出鲜明的进化论与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学术研究思想，这与当下民族音乐学研究中所倡导的文化相对主义审美价值观的学术理念是不相匹配的。
作者简历：赵书峰，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海峡两岸文化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进站博士后，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项目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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