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的艺术人类学思想
王永健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29）
关键词：费孝通；艺术人类学；思想；评介
艺术人类学是源自西方的一门学问，自上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后，经过了30余年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时至今日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取得了一系列理论与田野实践的研究成果，并逐渐形成本土化的研究特色。在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中，不乏一些关键人物的推动与贡献，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成立，重大艺术人类学研究课题的立项等等，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起一位至关重要的学者——费孝通。
费孝通先生在中国学界是一位泰斗级的人物，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一生与文字为伴，学问做的扎实深刻，著述等身，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学术遗产。费老一生的思想、学术和情怀也都蕴藉在他的文字当中，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散文随笔，都是我们解读费孝通的一把钥匙。在他晚年时期，从宏观文化的大视野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实践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艺术理论研究与艺术创作等方面的思想，无论对于艺术研究还是社会实践，都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和实践指导价值。费孝通一生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而包罗万象，本文的写作用意并不在于阐发其全部思想，仅就费孝通晚年时期关于艺术方面思想的几个主要观点作概括阐发。这些艺术人类学思想散落在他的言说中，虽没有系统的学术概括，但是却通俗易懂而内蕴深刻。
一、费孝通艺术人类学思想的产生背景
（一）社会背景
在费孝通晚年时期，从大的国际化背景来看，伴随着科技的进步，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发展与中国社会转型的时期，正发生着向工业文明、城市化、全球化的剧烈转型，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化价值观念同时并存、彼此碰撞。可以说，前工业化社会、工业化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在当下中国是同时并存的，中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现实国情，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是中国当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巨变的时代需要伟大的艺术，伟大的艺术也需要时代的滋养。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艺术研究与创作的思想。
（二）思想来源
英国功能主义学派的人类学思想，可以说是费孝通艺术人类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上世纪30年代，费孝通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师从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马林诺夫斯基是功能主义人类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其最重要的学术贡献便是提出了“功能论”的理论，其核心思想是任何一个社会中的文化都具有其存在的功能，在于满足人类自身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在《文化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等著作中均有对艺术的分析，他主张从功能的角度研究艺术，认为：“只有把某种艺术品放在它所存在的制度布局中，只有分析它的功能，亦即分析它与技术、经济、巫术，以及科学的关系，我们才能给这个艺术品一个正确的文化的定义。”[1](98)“艺术的基础也是确定它在于人类的生物需要方面。一切对于声、色等感官上的刺激和反应，都有有机的基础。一个常态的人，应当对声、色、形的调和，有浓厚的情感反应。艺术的要求，原是一种基本的需要，而从这方面看，可以说人类有机体根本有这种需求，而艺术的基本功能，就在于满足这种需求。”[1](35)可以说，功能主义学派的人类学思想贯穿于费孝通一生的学术生涯，也影响着他艺术人类学思想的形成。
（三）个人因素
费孝通自幼便对艺术抱有浓厚的兴趣，喜欢诗歌写作和书法创作，有《费孝通诗存》①出版，费先生对艺术的理解亦是独到深入。在他的一生中，有多次与艺术结缘的经历，其中上世纪50年代有一段小插曲值得一提，当时为了民族工作的需要，周总理组织了一个中央民族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族工作。中央决定首先派出西南访问团，从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内务部、卫生部、贸易部、青年团中央等20多个单位抽调120余人组成中央民族访问团西南访问团，深入川、康、滇、黔民族地区进行访问。费孝通担任副团长，同时兼任文工团团长，他带领访问团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区，与少数民族群众同吃、同住、同演，以艺术的方式与少数民族群众交流感情，民族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费先生自身对于艺术的浓厚兴趣和个人工作生活经历，是其艺术人类学思想形成的主观动因。
长期以来，费孝通先生一直关注农村和农民问题，他一生“志在富民”。从《江村经济》开始，费孝通便一直致力于复兴农村，帮助农民致富，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并开始探索农村改革的道路，到后来的《云南三村》《乡土重建》《论小城镇及其他》《行行重行行》等著作，可以说都是《江村经济》研究的延续。晚年时期，他情系西部，关注西部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问题。他多次到西部地区考察，为的就是推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西部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仅仅一个甘肃省十几年中便先后考察过九次，可见费先生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所倾注的心血。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的经济水平有了显著的提升，费先生又提出了“富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率先关注到了民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以及文化更高层次走向的问题，继而提出了要保护和发展西部的人文资源的构想。当大家都在关注西部经济发展时，他率先关注到了西部地区的文化发展，当大家都在关心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保护的同时，费孝通先生却关注到了西部地区人文资源的保护问题。在费先生的推动下，“西部人文资源”②课题得以立项，费先生担任了课题的学术顾问和总指导。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理论与实践的求索过程中，费孝通的艺术人类学思想逐渐生发出来。
二、费孝通艺术人类学思想的基本观点
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先生一生的研究建立在田野研究的基础上，田野调查是其理论形成的前提。费孝通的艺术人类学思想，是建构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和他多年的田野实践基础之上的，他的学术研究之路便是从深入调查农村和农民生活开始的，在这里他找到了一种对中国乡土社会和文化的一种特殊理解，对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生活有了较为深入的认知。对于艺术研究与创作，费孝通主张历史研究和田野研究并举，倡导艺术研究者和艺术创作者应该进入农村的广阔田野中去，到民众日常生活的场景中去体悟现实生活，发现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扎根于人民群众基础上展开研究与创作；他主张研究者应该努力拓宽自己的知识视野，借鉴不同学科的理论来丰富自己的研究，进行跨学科交叉理论与实践研究；在“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课题的指导过程中，他提出了“人文资源”的思想，指出了人文资源的价值，认为这是我们未来文化艺术发展和重构的基础。
（一）历史研究与田野研究并举的艺术理论研究
费孝通主张在艺术研究中要将历史研究与田野研究贯通起来，既要注重典籍和史料收集与分析，将艺术事象置入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并关注当时的历史文化环境对艺术所产生的影响。同时又要走出书斋注重现实的田野调查，发现民众日常生活中的艺术和审美文化，在此基础上将历史维度的研究与现实的田野研究打通，这样的研究才会更加立体。他说：“要理解一种文化和一种艺术，必须要把它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一个特定的社会背景中去理解，这样才能理解得清楚和理解得深刻。”[2](65)“在这样的研究中不再仅仅关注艺术本身的历史，而是整个历史对艺术的表现。这和单纯的艺术史不一样，单纯的艺术史谈的只是艺术本身的变化，这里要谈到的是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对艺术的影响。”[2](92)可以说，要充分认识到历史研究在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缺少了这个维度便很难看清艺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发生的演化与变迁。
中国传统的文人治学，多是书斋式的闭门造车，钻到文献与典籍中去研讨学问，而不会到田野中去调查，也不会到现实的社会中去体验生活。费孝通在对西部人文资源课题指导的过程中提出：“今天，世界上发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和现象，这些问题和现象，都是由于不同文化的相互接触、碰撞、融合而产生的，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解决。也就是说，用原有的思维逻辑，原有的研究方法来解决现在的问题已经不行了。要想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回到现实社会生活中去，扎扎实实地做实地调查。要超越旧的各种刻板的印象(stereotype)和判断，搞清楚各种文明中的人们的社会生活，并以此为基础(而不是以某种意识形态体系为基础)来构建人类跨文明的共同的理念。这种研究的难点，在于研究者必须摆脱各种成见，敞开胸怀，以开阔的视角，超越自己文化固有的思维模式，来深入观察和领悟其他族群的文化、文明。”[3]“这种从实践中得来的认识往往比从书本上得来的认识具体得多、充实得多。因为它不是从概念中推论出来的，更不是凭主观臆想出来的，所以只要能自觉地、不留情面地把考察中一切不符合世纪的成分筛选掉。它就会成为西部文化艺术变迁的历史轨迹的真是记录，即使过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当人们来翻看它时，仍然具有价值。”[2](105)其次，我们的知识并非全都源自书本，还有很大一部分存在于田野和社会实践之中，这就需要我们到田野中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发现新材料，而这些新材料的获得，恰恰可以补充历史文献研究的不足，也会对历史有更加深入的认知。因此，田野调查便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可以说，费孝通看到了实证研究的重要性，他鼓励艺术研究者应该走出书斋，走向田野，在现实的生活中发现研究的素材，在现实的田野中触碰历史，在田野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研究。
（二）跨文化、跨学科的艺术理论研究
传统的艺术学的研究，多是不同学科门类的学者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就某一艺术事象展开的研究，缺少跨学科的交流与对话。但是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单纯的就艺术而论艺术的研究已逐渐过时，知识视野的单一往往会使阐释力不从心，在解释艺术的意义等问题上捉襟见肘，多学科知识视野引入艺术研究已是势在必行。如何将来自不同学科门类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有效统合起来，实现知识视野的跨文化、跨学科贯通，是关系中国艺术研究走向纵深的关键所在。费孝通提出：“要在艺术学的基础上广泛的吸收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变传统的单项个别研究为整体的全面研究，在学术上进行跨学科、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及理论总结。”[4]
在“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课题研究过程中，参与这一课题研究的有40多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80多位来自不同专业领域、不同学科的学者，研究区域波及西部地区多个少数民族文化圈，可以说是一个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正是在多个不同学科知识视野的整合与融入下，课题组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这一课题的最大特点就是以系列田野的个案研究，回答了许多文化与艺术传承及保护和发展的诸多问题，为中国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走向田野实践，为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艺术研究做了一个示范性榜样。
新的时代对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已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未来的发展趋势。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学界需要一个跨学科交流与对话平台的呼声愈加强烈，在费先生的积极倡导和帮助下，在文化部、教育部、民政部、国家民委和中国艺术研究院有关部门的支持下，集合了人类学、艺术学等学科的优势力量，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获批成立。③在这个学术平台上，通过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将不同艺术门类的具象研究统合在一起，营造了一个跨文化、跨学科的学术交流舞台。
（三）扎根人民立场的艺术创作
对于艺术创作，费孝通多次谈到了文艺要为民众服务的问题。他首先关注到了文化艺术消费的受众群体，即普通老百姓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是什么。他指出了当前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从社会表现上看，现在城市中追星的风气很盛，这不仅仅是年轻人赶时髦，也从另一方面表现出他们需要有精神生活。但应当怎么去满足他们的精神生活，这个问题还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我们有十几亿人民，十几亿人民不能都变成追香港明星的追星族，也不能依靠好莱坞文化，好莱坞文化不是中国的文化。[2](124)这实际上是道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当下社会中一些文艺作品或艺术形式并不能与老百姓的审美需求相匹配。如芭蕾舞剧在中国的演出市场不甚景气，哪怕送演出上门也鲜有观众前往。而与之相反刘老根大舞台却异常火爆，大妈们也更偏爱于广场舞。当然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文艺作品是否符合老百姓审美情趣的问题，这也提醒着文艺创作者在创作中务必要“接地气”。
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往往只关注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那是为了摘掉中国经济贫穷落后的帽子，但是却忽略了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而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升，相应的对文化和精神领域消费的需求日益增强，文化发展与建设的滞后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人不会满足于吃饱穿暖，在基本的物质需求得以满足之后，便会在精神生活上有所要求。在费孝通看来，比物质更高一层的文化，是属于精神的文化，是有关对人的情感世界进行更深层次探索的文化，而这种探索正是艺术家们所要追求的东西。他说：“人们将认识到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我们的唯一目的，经济的发展只能解决我们生产的基本问题，但如何才能生存得更好，更有价值，使自我价值的发挥得到更宽阔的拓展，并从中发展出一种新的人文精神，是需要在原有的“人文资源”的基础上，用文化和艺术发展来解决的。”[2](96)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费先生富于前瞻性的眼光便看到了这一问题所在，他发现除了经济发展之外我们还应该加强文化发展，这就是富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他说：文化会发生向‘艺术的境界发展’的更高层次的文化转向，我所致力的还只是要帮助老百姓们吃饱穿暖，不要让他们饥了寒了，这一点我可以体会得到。但再高一层次的要求，也就是美好的生活，这是高层次的超过一般的物质的生活，也是人类今后前进的方向，我就说不清楚了。但我能感觉得到，所以要把它讲出来，而且把它抓住，尽力推动人类的文化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也就是向艺术的境界发展。”[2](11)
如何创造出符合中国老百姓审美情趣的文艺作品，是艺术创作者需要重点研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费先生给出了很好的指向，他说：“我们应当从中国传统的文化里面去找出一套比西方文化更能适应中国人精神需求的东西。在这一方面可以挖掘的东西很多，可是没有人很好地去研究它，我们有几千年积累的文化，必然有很丰富的内容可以去满足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需要，特别是在人和人的关系方面，在生活的艺术，艺术的生活方面。”[2](125)“现在文艺工作者可以利用他们已有的条件，为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服务，还需要定一个方向，艺术发展的方向应由大家研究一下、讨论一下。这个方向在我看来就是传统结合创造，也就是在传统基础上吸收新的文化、新的未来文化。中国呢，有些文艺作品学西方学得很好，可是它没有结合进中国的文化传统，表现我们自己的特点，我还没有看到多少这样的文艺作品。”[2](124)
对于文艺创作者而言，要充分认识到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的特点，从书斋或创作室中走出来，深入到现实的民众生活中汲取创作元素。费先生说：“艺术家要跟得上，不要脱离群众的生活，要进入到群众的生活里面去，了解他们生活需要的是什么？”[2](52)“你们这批人要跟得上时代，要不断满足人们在艺术上的要求。不同时代的人对艺术有不同的要求，在这些不同的要求里隐藏了一种文化，是一种经济水平和技术水平的具体体现。”[2](46)“中国有这么多的人口，还有很多落后的地区，中国还保留了很多真正传统的东西。问题在于怎么样把保留在普通中国人中间的一些东西挖掘出来，并且逐步地在50年到100年以内，创造出新的东西出来，这是需要我们努力去做的，搞艺术或艺术理论的也如此。”[2](126)
费先生关于文艺创作方面的思想，较为清晰地阐明了群众现实文艺需求与当下文化消费领域不相匹配的矛盾关系。他鼓励文艺创作者要主动走向日常生活的田野开展广泛的田野调查，发现民众所需并创作出符合民众审美需要的艺术作品，以创作出更多符合老百姓审美需求的文化艺术作品，为文艺创作指明了努力和发展的方向。
（四）“人文资源”
人文资源的思想是费孝通在对西部课题的指导过程中提出来的④。在西部地区的多次考察过程中，费先生发现西部地区虽然经济发展落后，较为贫穷，但它的文化多样性是富有的，拥有其他地域无可比拟的丰富的文化资源。他指出：“西部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这里有着中华民族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丰富的人文资源，还有着各种不同民族的文化和艺术，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以前我们只看到了西部在经济和物质上的贫穷，却没有看到它在人文资源上的富有，以后我们要关注这一点。”[5]
正是在这样一个认识的基础上，费先生提出了“人文资源”的思想，他认为：“人文资源是人类从最早的文明开始一点一点地积累、不断地延续和建造起来的。它是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文化、人类的艺术，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财富。简言之，就是人类通过文化的创造，留下来的、可以供人类继续发展的文化基础，就叫人文资源。”[2](97)人文资源不是今天才有的，在历史上是一直存在的，它是维系我们今天民族文化发展与创新的基础和资源宝库。人文资源跟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多传统的民间文化都是通过艺术表达出来的，如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很多传统手工技艺，其使用价值在当今社会已经消失，但它却以艺术的形式保留至今，继续为人们的精神生活提供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人们的温饱问题基本上得以解决。但是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却陆续涌现出来。文化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基础，而基础就蕴藏在中国丰富的人文资源中，我们往往看到的多是传统文化的遗产价值方面，而很少会考虑到它的资源价值。费先生指出了人文资源的价值所在，认为它是建构我们今天文明和未来文化发展的基础。他说：“我们应当从中国传统的文化里面去找出一套比西方文化更能适应中国人精神需求的东西。在这一方面可以挖掘的东西很多，可是没有人很好地去研究它，我们有几千年积累的文化，必然有很丰富的内容可以去满足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需要。”[2](123)费先生的观点提示我们要充分重视传统文化的资源价值，并能够很好地利用它进行文化艺术的再生产。他的弟子方李莉将人文资源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深化，提出了从“遗产”到“资源”的理论⑤，这是对人文资源思想的进一步延展。在费孝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方李莉提出：“人文资源可以服务于目前的东西很多，如可以发展为一种民族精神，是未来文化发展的基础，可以发展为一种民族的认同，传统的认同，提高民族的凝聚力，也可以为文化产业服务。”⑥
其实，如何在急剧变迁的世界文化格局中认识自己传统文化的地位，尤其是看到传统文化的资源价值，是较为重要的一个问题。自2003年，我国启动了大规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大多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如果我们以人文资源的思想来看待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现它们本身所潜在的资源价值，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文化的创新来说具有重要的价值。文化遗产的概念导致了我们实践中的很多悖论，使得保护与发展之间产生了很多的冲突。“人文资源”的思想对于解决实际操作中的矛盾问题，它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价值，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可以说，人文资源的思想在当代社会的文化建设中可谓大有所为，我们应该继续深化对于人文资源的思想的认识，使其成为我们文化创新的重要指导思想。
三、费孝通艺术人类学思想的评价
费孝通的艺术人类学思想高屋建瓴，源于他知识结构的学贯中西和多年的社会实践。他善于从中国的社会实践中提出问题，既做宏观的理论研究也做微观具体的个案调查，能够及时发现中国社会的新变化，解决新问题。这笔丰硕的精神财富对于我们今天艺术研究与艺术创作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学术史地位
费孝通的艺术人类学思想产生于其晚年时期，此时正值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时期，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建设和发展都需要思想的引领。艺术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也正处于从刚刚起步到迅速成长的过渡时期，中国本土化特点的学科基础理论与方法论亟待创建。因此，不管对于文化的建设与发展，还是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设，费孝通的艺术人类学思想可以说是相当及时的，可以成为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指导思想，也可以成为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基础理论与学科方法论。
（二）思想价值
费孝通艺术人类学思想的价值，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费孝通在艺术理论研究中提倡的“历史研究与田野研究并举”“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立场，符合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顺应国际学术的发展潮流，对我们当下的艺术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二，费孝通对艺术创作要扎根人民立场的倡导，深刻分析了当前社会中民众的文化审美消费需求，鼓励艺术家或艺术创作者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了解他们的审美状况，发现现实生活中的美，汲取创作素材，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充分认知的基础上创作出富符合群众审美情趣的艺术作品，这种导向为艺术家或艺术创作者的艺术创作指明了方向。
其三，费孝通“人文资源”思想的提出，深入剖析了传统文化的资源价值及其在当代文化发展与建设中的作用，对于我国当前的文化建设与发展以及未来新的文化的创造提供了指导思想。尤其在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注重其遗产价值，更要对它的资源价值予以充分关注。费孝通人文资源思想的提出，对于我们当前的文化发展与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创意文化产业开发、文化自主创新等问题上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直至今日，费孝通的艺术人类学思想不管是对于艺术研究与艺术创作，还是对于的社会实践指导而言，都可以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我们国家经济大发展、文化大繁荣的同时，我们该如何创造出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艺术，我们该如何保护民族的文化遗产，如何守卫我们的精神家园，是我们共同需要面对的问题。费孝通先生富于前瞻性的眼光，提出了一系列艺术人类学的思想，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学术财富。因此，深入挖掘费孝通的艺术人类学思想，充分认识思想的价值，对于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和艺术人类学学科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 释：
①1999年，由群言出版社出版，收录了费孝通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创作的诗歌。
②在费孝通的积极推动下，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申报，2001年文化部立项了“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和2002年科技部立项了“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两个课题。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负责具体牵头组织，会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西北地区一些高校、研究单位的一百余位学者共同参与，课题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方李莉主持，费孝通先生亲自担任课题的学术总指导。课题组以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统领全局，历时7年，产生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主要是摸清家底，侧重于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并以多媒体数据库的形式将其呈现出来。“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则是通过田野考察的个案研究，在收集和整理相关的资料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相应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理论。
③2006年12月23日，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标志着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学会成立以来，搭建跨学科对话与交流的平台，团结通道学人，积极探寻艺术研究的跨学科路径。现有注册会员400余人，已成功举办5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艺术人类学重视跨学科科际整合，重视地方性知识等，在中国的发展亦形成了本土化的中国经验和理论，从而大大提升了艺术研究的理论水平。
④在“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课题构架中，分为人文地理、人文景观、人口与人文教育、民俗、民间音乐、民间戏曲、民间美术、民间工艺、民间舞蹈、文物与考古十个子课题，基本上囊括了所有的艺术门类，所有这些都是重要的人文资源。
⑤“从遗产到资源”这一理论是“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课题组在课题总报告书《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报告》中提出来的，从总报告书的题目中便可知晓，这一理论是对费孝通先生人文资源思想的进一步深化。遗产与资源两个词看起来毫不相干，但实际上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之处，在一定条件下，文化遗产可以转换成文化发展所需要的人文资源，该书在总论部分中指出，文化遗产既是民众的创造，也是传统人文精神之载体，随着社会的变迁和人们认识的扩展与深化，以及服务于旅游开发等经济发展的需要，人们开始注重发掘文化遗产的资源价值，不断有文化产品被生产出来。方李莉指出了“从遗产到资源”这一理论的几个关键部分：其一，政府所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间社会中显然已成为一种人文资源，是民间文化再生产的基础；其二，来自政府、市场经济、专家学者、新技术和本土文化自身等几方面的权威或权力，它们之间的相互促进与博弈，成为从遗产到资源转化的重要推动力；其三，就民间艺术本身而言，地位越来越重要，已成为地方文化的一个重要象征符号，对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⑥http://www.dem-league.org.cn/mmzt/fxt/jnyuzs/30525.aspx，见中国民主同盟网2006年4月26日，费孝通逝世一周年纪念座谈会上方李莉的发言。
参考文献：
[1]（英国）马凌诺斯基著，费孝通译．文化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2]方李莉.费孝通晚年思想录——文化的传统与创造[M].长沙：岳麓书社，2005.
[3]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上）[J]．群言，2005（1）.
[4]方李莉，费孝通.西部开发中的人文思考[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5]费孝通，方李莉.关于西部人文资源研究的对话[J].民族艺术，2001（1）.
The ArtAnthropology Thought of FeiXiao-tong
Wang Yong-jian
(China Academy of Art, Institute of art anthropology, Beijing,100029)
Keywords: FeiXiao-tong;ArtAnthropology;Thought;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