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建：2014年度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研究报告

2014年度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研究报告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 李修建

摘要：2014年度，中国艺术人类学取得了良好的发展，学术研究稳步推进，学术活动丰富多彩。人类学的方法论和理论视野被各门类艺术广泛接受，艺术人类学的理论研究走向深入，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研究成果日渐增多，艺术人类学的本土化、城市田野等成为探讨比较多的话题。同时，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艺术人类学研究亦暴露出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各门类艺术人类学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还很不够，二是很多研究虽然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但更多是对艺术本体的展现，缺乏人类学的整体论和语境研究视野。

关键词：2014年，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田野调查，

2014年度，国内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稳步推进，出现了大量研究成果，学术活动十分丰富，本报告从下述四个方面进行梳理与总结。

一、艺术人类学的历史与理论研究

相关论文20余篇，著作1部，集中于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中西方早期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史和方法论的探讨。荷兰学者范丹姆近年多次参加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活动，与中国学界交流颇多。他今年发表的两篇文章，对西方艺术人类学的早期研究情况进行了详细的钩沉和深入的分析。在《20世纪以前艺术的跨文化研究史论》^[1]一文中，范丹姆指出，在十八和十九世纪，德国学者杜博斯、赫尔德、库格勒、格罗塞等人，已经提出了对艺术进行跨文化研究的观点。他进而挖掘了17 世纪博物学家基歇尔的建筑研究，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众多服饰书籍，认为这些研究都使用了全球性的视角，应当纳入到艺术人类学的知识谱系之中。他的另一篇文章《早期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以20世纪前后两位德国学者舒尔兹和劳费尔对黑龙江流域下游民族的装饰物的研究为中心，探讨了早期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转变。他提出，在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从博物馆到田野的转变中，“包括了几组密切相关的理论转换——信息来源，由客体变成主体；主导解释者，由善于分析的局外人变成知识渊博的局内人；研究兴趣，由关注过去和历史过程变成关注当下和文化整体。”^[2]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对西方跨文化比较的学术史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3]这些研究，无疑很好地拓展了我们对西方艺术人类学学术史的认知。

有意思的是，中国学者在本年亦对艺术人类学的早期研究史进行了积极探究。王军的硕士论文《岑家梧的人类学艺术观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4）对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先驱岑家梧的艺术观进行了详细分析，重点探讨了岑家梧艺术观的形成背景和特征，以及人类学视野下的图腾艺术观和边疆艺术观。德国学者格罗塞的《艺术的起源》一书对国内艺术学乃至美学研究影响甚大，格罗塞同样为西方艺术人类学的先锋人物。陈昆的硕士论文《格罗塞艺术起源观研究》（河北大学，2014）即探讨了格罗塞的艺术起源观，比较详尽地分析了其中的成就和局限。稍有遗憾的是，作者对相关文献的掌握有所不足。

第二，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对艺术本质及相关问题的审视与反思。杨曦帆的《不止于经典的艺术：一个艺术人类学的视界》，以人类学的视野和比较的眼光，对艺术之“经典”进行了解析，指出了经典问题的复杂性和艺术的多样性。作者认为，艺术不仅仅是经典的，而是多元化的；对于艺术研究来说，艺术不仅仅是形态的，而是人类社会生活多样化经典的表达。^[4]向丽在《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艺术制度问题研究》中同样对人类学视野下的艺术观进行了强调，她指出，所谓“艺术”必然要在更广泛的被称为“文化”的社会语境中加以讨论。她进而分析了艺术制度问题研究涉及的两个方面，一是关于非西方艺术的艺术制度问题研究，主要探讨西方“他者”眼中的非西方艺术以及非西方艺术的“西方”建构事实及其影响；二是探讨作为复数的艺术是如何被建构和再生产的。^[5]王建民的《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器”与“道”》，对中国古代的“器”、“道”关系作了新的审视。作者借助西方“物”的人类学的观点和思路，提出考察生产器物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社会结构，认识和理解艺术生产的美学观，以及与器物相关的时间观、空间观、道德观、伦理观和宇宙观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作者认为，在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应当重新链接以往被割裂的 “器”与 “道”关系的知识脉络，不仅关注人们如何生产器物，更应重视在现实场景中器物对于人的社会关系和文化观念的再生产。^[6]

第三，对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学术立场与学科建设等问题的考察。方李莉在一篇访谈中分享了她多年来的研究心得及对艺术人类学研究的诸多思考。她认为艺术人类学的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式和看问题的方式，形成了许多理论资源点，以达成学术共享。对于艺术人类学的学术立场和研究方法，她提出一方面要立足本土经验，另一方面要深入研读西方人类学的经典理论著述，掌握其研究方法，并将其与中国的现实状况及学术传统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她特别强调田野工作的重要性，认为要真正了解中国社会，建构中国自己的艺术人类学理论，必须要从实践中来、从田野中来。^[7]季中扬和唐圣菊同样谈到了艺术人类学的研究立场的问题，他们提出，艺术人类学要以全球化的立场面向全人类的艺术，持此学术视野，才能进行学术创新，才能让艺术人类学在中国真正扎根；要有全球比较的意识，重视对人类艺术相互关系研究；要顺应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规律，将学术研究版图由原始艺术、民族民间艺术研究拓展到当代艺术以及当代大众文化研究领域。^[8]李修建则对艺术人类学与艺术学学科建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目前的艺术理论缺乏足够的理论视野和阐释能力，亟需拓展和深化，而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对于艺术理论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此外，作为一个跨学科的视角，艺术人类学对艺术史研究构成一种新的方法论。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对艺术史的研究就不能仅关注艺术本身，如形式、风格、功能、意义，更要关注艺术背后的社会文化语境，在整体性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理解艺术和文化。他指出，方李莉的《中国陶瓷史》以艺术人类学的方法和视角研究陶瓷史，具有相当的范式意义。^[9]

此外，方李莉的《艺术人类学的本土视野》（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是她近年来所发表的艺术人类学相关论文的合集，涉及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视野、研究历史以及当代价值等诸多理论问题，以及对景德镇、长角苗等地区所做的深入的个案研究，还包括她对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新艺术史观的思考等，此书多层面地显现了方李莉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对于国内学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审美人类研究的理论与个案研究

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关联紧密，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术历史上多有重合相通之处。因此本研究报告将其纳入进来。

2014年，审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颇显丰硕，广西师范大学审美人类学研究中心推出相关著作10部^[10]，另有论文近20篇。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论题：

第一，审美人类学的理论研究。莫其逊主编的《审美人类学的西方理论视野》选取了康德的实用人类学、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思想、巴什拉的梦想理论、范丹姆的审美人类学理论、本雅明的寓言理论作为审美人类学的西方理论资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析。该书偏重于哲学层面的思考，强调了人文学科的思辨性。覃德清的《审美人类学与区域文化建设》和海力波的《美之文化与文化之美：人类学视域下的审美与文化》“理论思考”部分对审美人类学的学科建设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审视。覃德清深入分析了审美人类学的学理基础、价值取向、建构策略、方法论取向，以及审美人类学与后现代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区域民族文化、审美教育等方面的关系。覃德清更强调人类学作为审美人类学的学术资源的重要性，在方法论上注重田野实证以及跨文化比较的视野，以及多视角多学科的融合，在价值取向上追求本土性和人民性，强调和谐共生。凡此诸端，与艺术人类学都是深相契合的。审美人类学的主要开拓者王杰在本年的一个访谈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是审美人类学的重要学理基础，不过在方法论上同样肯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王杰指出都市审美人类学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趋势，如飘泊的新都市人，当代电影，广场舞之属，都可纳入研究领域。^[11]王杰在另一篇访谈中，回顾了自己的学术历程以及进行审美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对于理解他的研究路径和方法颇有助益。^[12]此外，张良丛和向丽都从审美人类学的角度，对美的建构性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进行了理论剖析。这一论题，显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为思想基础的。^[13]彭修银和吴震东提出了“审美生境”这一概念，他们把少数民族艺术的“审美生境”规定为三种概念：“自然生态”、“日常生活”和“审美意境”，分别以生态、地方性艺术和生命体验加以诠释，试图将审美生境建构为某种“语法范式”。^[14]

就西方审美人类学研究而言，曹婷如的硕士论文《怀尔弗里德•范•丹姆的审美人类学方法论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14）以荷兰审美人类学家范丹姆的《语境中的美》一书为核心，分析了其书的方法论：跨文化研究、经验论和实证主义，为中国学界提供了参照。译介方面，《民族艺术》“海外视域”栏目译出了美国人类学家费尔南德兹的一篇重要论文以及范丹姆对于该文的解读，费尔南德兹开始立足田野，从语境主义的角度解读非洲芳人的审美，在审美人类学史上，具有范式转变的重要意义。^[15]英国人类学家莱顿的一篇文章，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对美进行了解读，涉及美的社会功能，进化论和考古学的角度探讨审美起源等问题，为美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16]

第二，美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日本爱知大学的周星对“萌”的研究颇值得关注。“萌”是近年来流行于中日青年之中的一个审美范畴，属于青年亚文化的领域，它以网络为依托，体现于诸多文化领域。周星秉持艺术人类学的立场和观点，通过网络田野和实地田野，收集到大量一手资料，对“萌”的文化表征和审美内涵进行了深入挖掘。他细致地分析了汉服运动中的“萌”之美，从词源学角度，剖析了“萌”的日本文化中释义，尤其是在日本动漫文化中的体现。他进而从跨文化比较的角度，探讨了“萌”在中国青年文化中的表现。最后从理论的角度，探讨了“萌”的审美特点及其可能具有的普遍性。^[17]这篇文章选题新颖，在研究方法上强调网络田野以及跨文化比较的视角，对当代艺术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研究颇有启发意义。

第三，审美人类学的当代个案研究。南宁国际民歌节是审美人类学研究较多的一个个案，廖国伟主编的《审美人类学视阈中的民歌文化》即以其为重点，探讨了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化认同、民歌艺术的生存与发展以及南宁国际民歌节的文化价值等问题。该书还以刘三姐民族文化形象与壮族嘹歌歌吁文化为主题，对全球化语境中的地方性审美经验中的民歌文化、当代大众文化时代民歌的认同危机与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的表征危机等问题作出了理论的研究和阐释。该书在研究方法上强调田野调查和语境性分析，将民歌放到其文化源头和历史过程和具体语境中进行考察。张利群的《八桂民族文化论丛——审美人类学与广西民族文化研究》立足于广西民族文化资源的发掘与利用，对广西刘三姐传说、铜鼓文化、花山崖壁画、歌圩、“三月三”歌节、《密洛陀》史诗、壮族舞蹈等民族传统文化，从审美人类学的视角进行了解读，为民族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种理论基础与实践依据。陈雪军主编的《黑衣壮文化的审美人类学研究》，对广西那坡黑衣壮的好客礼俗、民族服饰、民间舞蹈、山歌文化、祭祀仪式等进行了审美人类学阐释，探讨了其民俗风情的文化内涵、历史底蕴与审美风尚，并剖析了审美制度的表现形态、功能及其所具有的审美文化价值。此外，蒋海霞对湘西少数民族婚恋习俗中所蕴含的民族审美意蕴进行了分析。^[18]彭新月以广西彩调这种地方戏曲的继承与发展为个案，分析了其内在的审美内涵，并探讨了它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19]这些研究，很好地拓展了审美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和论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示范。

三、门类艺术人类学的田野与个案研究 >

（一）音乐人类学研究

音乐人类学是门类艺术人类学的主力，研究队伍庞大，成果数量众多，根据其研究主题，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20]

第一，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方法反思研究。人类学强调整体性的研究方法，其方法论对传统的注重本体的艺术研究无疑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陈荃有对2013年12月5日在广西师范大学召开的音乐学“跨界”问题高层论坛进行了述评，他以三个范畴概括此次会议的议题：“跨界”、“接通”、“整体观”，并对相关论点进行了剖析。^[21]继研讨会之后，《音乐研究》2014年第1期又刊发张伯瑜的《“跨界”能否成为国际化概念——“跨界”高层论坛之后的思考》、 韩锺恩的《通过跨界寻求方法，立足原位呈现本体》、伍国栋的《音乐学的学科跨界研究——以民族音乐学为例》、项阳的《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理念拓展的意义》等多篇文章，对此问题展开探讨。从中可以明显看到，传统的音乐学研究，在方法论上受到了人类学的深刻影响，已在做出积极的回应和拓展。

田野方法是音乐人类学界探讨较多的一个话题，本年度有多篇文章论及。杨殿斛对西方的几种田野方法范式进行了述评，结合自己的田野研究，提出只有以“音乐即文化”的观念去进行田野作业，田野参与观察和体验才会更加全面，音乐民族志的研究才会走向深入。 ^[22]张伯瑜对田野工作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他以知识和体验两个方面展开对田野工作的讨论，提出在田野中研究者可以获得四种体验，即人与人、人与乐、人与事、人与景四重关系的体验，认为这些体验不仅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至关重要，而且只能在田野中获得。^[23]此文突出了田野的深度。洛秦则将田野延伸到了历史之中，他受人类学与新史学的影响，提倡突破既有的中国音乐史写作范式，以音乐的历史田野来重写中国音乐史，其新的研究范式的核心，是注重叙事而非描述，强调阐释而非证实。^[24]这一观点，与西方深受人类学影响的新文化史的思路是一致的，对于国内各专门史的研究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杨民康对西方音乐人类学对后现代的接受路径进行了深入地梳理与反思，他指出以梅里安姆、赖斯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民族音乐学，先后采纳了学术上有承继关系的博厄斯人类学多元文化观和后现代建设论文化观，以较宽容、理性的态度来处理和面对各种音乐文化危机现象的同时，还一定程度削弱、化解了由彻底、极端的后现代怀疑论所带来的某些尖锐矛盾问题。他认为这对于中国民族音乐学学者来说，这是一种值得进行反思、批评，同时予以学习、研究、借鉴的后现代学术发展思路。^[25]秦雪峰探讨了少数民族音乐田野工作中的问题，他认为在少数民族音乐田野工作中所存在的“局外人”与“局内人”认识论，使其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处理好伦理道德问题，尤其是作为“局内人”的本土专家与资料提供者的参与度及其利益分享。

第二，城市田野研究。随着全球化与都市化进程的加剧，城市日益成为人们活动的重心，以城市音乐为对象的研究成果近来渐趋增多。陈波以西方城市民族音乐学译介、城市民族音乐学理论研究、历史视阈中的城市音乐文化研究和当代城市音乐文化研究四个方面，当代研究中又划分为九个主题，对近年国内的城市民族音乐学研究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藉此可以了解国内城市音乐人类学的研究现状。^[26]上海音乐学院的洛秦是国内音乐人类学领域的中坚人物，也是城市田野的积极推动者。《文化艺术研究》2014年第4期刊发了一组由洛秦主持的三篇专栏文章，以广州“巧克力城”的非洲人音乐为研究对象，分别是李音蓓的《广州 “巧克力城”非洲黑人音乐探索》、马成城的《走进虔诚宗教信仰下的广州 “巧克力城”——非洲人教堂音乐生活初探》和孙焱的《穿越界限：家门口跨国田野调查批判性反思》。通过田野调查，作者指出，生活在广州的非洲人通过宗教和音乐生活延续着传统的信仰，音乐成为他们在异国他乡生存、工作、娱乐、凝聚族群的一种重要手段。宗教信仰在这座“巧克力城” 中有着重要作用和影响，而音乐作为基督教崇拜仪式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在他们心中拥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作者在田野过程中感受到了强烈的跨文化体验，对田野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批判性考察，反思了研究者社会性别、身份对田野调查的影响，认为知识和权力密不可分，如果不了解支撑知识背后的社会权力结构， 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知识的意义本身。洛秦为此组文章作一导言《“家门口” 的跨文化音乐田野工作的意义——广州“巧克力城” 非洲人音乐生活的田野考察导言》，他指出城市音乐文化是音乐人类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他认为，随着中国的发展，跨文化的交流和融入在城市音乐实践中日益显现，涉及到族群认同等一系列问题。该文体现出了清晰的问题意识，对于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此外，《民间文化论坛》2014年第4期设“都市民俗学”专栏，刊出四篇文章^[27]，亦是对同一问题的回应。

第三，音乐人类学的田野个案研究。本年度的相关研究非常之多，此处择要论之。

仪式音乐是本年度的一个研究重点。杨民康在《民族艺术》等刊物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云南周边南传佛教音乐文化的论文，非常值得关注。这些论文包括《云南与周边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论纲》（《民族艺术》2014年第1期）、《鼓乐与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民族艺术》2014年第2期）、《南传佛教节庆仪式中的吟唱艺术——以泰国清迈乔木通佛寺安居节仪式为例》（《民族艺术》2014年第3期）、《“宫廷与寺院为中心”：老挝琅勃拉邦音乐文化发微》（《民族艺术》2014年第4期）、《南传佛教语境下的孔雀舞展演及其族群文化认同》（《民族艺术》2014年第5期）、《云南景洪与缅甸景栋泼水节仪式音乐比较研究》（《民族艺术》2014年第6期）、（《云南南亚语系诸族传统器乐民俗当代发展状况的考察与研究》（《音乐探索》2014年第3期）等，它们关注的是跨界族群的问题，作者以扎实的田野工作和深厚的理论素养，为我们展示并剖析了南传佛教诸区域仪式音乐所涉及的众多相关问题。王建朝的研究亦属此列，他以哈萨克斯坦的穆斯林礼拜仪式音乐为研究对象，从局外人和局内人的双重视角，对礼拜仪式音乐所发挥的多重功能进行了分析，作者强调了音乐的功能及意义具有语境性的问题。^[28]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丛书”本年出版著作多部，包括杨民康、杨晓勋著的《云南瑶族道教科仪音乐》、杨民康主编的《瑶族传统仪式音乐论文集》、萧梅等著的《中国民间信仰仪式中的音乐与迷幻》、萧梅主编的《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东北卷） 和邓光华的《贵州土家族傩仪式音乐研究》等。

此外，田联韬考察了5个藏传佛教寺院保存的汉传佛教音乐情况，他指出，综览藏族三大方言区，皆有此种象存在，他的研究为历史上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教派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生动的例证。^[29]熊晓辉以土家族土司音乐为例，对其“口述史”的范畴和特点进行了探析，作者指出，“口述史”将借土家族音乐更广泛、深刻地记录下土家族社会发展的历史痕迹。^[30]乐之乐以湘西苗族民歌为例，探讨了民间音乐传承与保护的问题。作者提出，民间音乐的保护要特别关注传承人的音乐活动，将其置于特定时空中，并利用区域差异性特征，采取多样性策略。^[31]张雪艳和吕品从音乐人类学的角度，对延安音乐进行了分析，认为延安音乐成为一种记述中国音乐文化历程、描述革命斗争历史的象征性文化符号。^[32]

本年度，音乐人类学在译介方面亦卓有成效，译出著作多部。洛秦主编的“西方音乐人类学经典著作译丛”出版约瑟夫•乔丹尼亚的《人为何歌唱：人类进化中的音乐》（吕钰秀编译）、赖斯的《愿它充满你的心灵》（黄婉、吴艳译）、《艺术中的音乐——音乐图像学的理论与实践 》（洛秦主编）等。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外国音乐学术经典译著文库”新出海伦•迈尔斯主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秦展闻、汤亚汀译），还有董维松、沈洽编的《民族音乐学译文集》（增订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等。这些译著，为国内音乐人类学乃至艺术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借鉴。

（二）舞蹈人类学研究

其他门类艺术人类学在研究队伍上远不如音乐人类学庞大，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也不够成熟。不过相比去年，舞蹈人类学研究成果有所增加。本年度大概有论文约30篇，著作1部，基本为个案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某一民族或地区舞蹈的田野呈现和变迁分析。唐白晶从舞蹈生态学的视角，对云南基诺族舞蹈进行了比较系统而立体的调查，涉及基诺族舞蹈的生态环境（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影响基诺族民间舞蹈的舞蹈生态因子（生产方式、宗教信仰、服饰、道具、音乐），基诺族民间舞蹈的舞蹈生态幅（舞蹈种类、舞蹈风格、舞体及传承方式）等，作者对基诺族舞蹈在当下的变迁及其传承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33] 塔来提·吐尔地的博士论文《维吾尔族舞蹈源流谱系调查与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14）遵循舞蹈生态学的方法论，结合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匹尔舞、赛乃姆和萨玛舞三个维吾尔族典型舞种所折射出的维吾尔族舞蹈源流谱系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试图历时性地呈现其整体状况及发展特点，以期动态地把握维吾尔族舞蹈纷繁复杂的发展历程与发展规律。何雅云分析了阿昌族“蹬窝罗”舞蹈出现场合、程式、动作、形态、节奏和风格的变化，以及舞蹈功能从娱神为主到娱人为主的转变。^[34]李海明和杨玢考察了青海同仁土族“於菟”祭祀舞蹈仪式的起源和过程，从传播的角度，找出了其与巴楚文化的关联性。^[35] 张莉和何静翔以新疆昌吉地区回族舞蹈的动态形象为切入点，分析了其文化本性。^[36]李海燕对云南哈尼族棕扇舞的文化功能进行了分析。^[37] 和春云等人基于对纳西族东巴跳及丧葬舞蹈的田野调查，通过体育人类学的动作分析，提出东巴跳由纳西族丧葬舞蹈演变而来。^[38]刘柳运用民俗学的视角分析了民间舞蹈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并着重探究了地域文化对河南民间舞蹈的促进作用。^[39]

第二，运用人类学方法和视角对舞蹈个案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的揭示。黄明珠探讨了福建宁化民间舞蹈在世界客属祭祖大典背景下的美学重构，作者指出，在海峡两岸及世界客家人审美共通感的建构下，宁化民间舞蹈与其他仪式行为共同构拟出一个有意义的祭祖大典情境，具有凝聚并升华海峡两岸及世界客家人的情感作用，使海内外侨胞获得价值观的认同，从而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一个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40]车延芬以东北、内蒙古地区跨界民族萨满舞蹈为例，探索了中国跨界民族舞蹈研究的方法和路径，认为萨满舞蹈的消弥和留存对中国跨界民族舞蹈研究具有启示作用。^[41]王阳文对白马藏人“火圈舞”的身体动作所具有的文化内涵进行了详细地解读，她指出，白马人通过手舞足蹈的身体实践表达出族群的历史记忆、观念意识与认知图示。^[42]张雪娇将白马藏族祭祀舞蹈纳入文学人类学的整体观照，对其进行理论与实践的再解读。^[43]王惠等人对大理白族传统的金钱鼓舞、羊皮鼓舞进行了考察，认为它们既是白族人以身体本身展开文化表述的一种文化记忆方式，又是满足民族心理需求最直接有效的途径。^[44]

著作方面，李菲的《嘉绒跳锅庄：墨尔多神山下的舞蹈、仪式与族群表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值得关注。该书采纳文学人类学理论的视域，以“表述”与“族群建构”为核心问题，对嘉绒跳锅庄的文化事象进行了深入考察。该书在分析框架上条分缕析，由表及里，层层推进，深入挖掘了嘉绒跳锅庄的族群表述与观念认同的双向互动过程。该书的方法论及研究思路对于舞蹈人类学研究颇有参考价值。

（三）美术人类学研究

美术包括的事项很广，绘画、雕塑、建筑、工艺、书法、服饰、文身等视觉艺术都可涵盖在内，不过，目前的研究更多聚焦于本体的研究，如历史考释、风格特征、文化内涵、应用与教育等，以人类学的方法和视野所做的研究不算很多，目前收集到相关约40篇，著作1部，主要涉及以下四个主题：

第一，对某地区或某民族美术的田野考察与分析。宋小飞的《萨满教美术的艺术民俗学解析：以吉林省乌拉街满族镇萨满为个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将满族萨满教美术作为乌拉街满族民众的民俗事象与生活实践活动，对萨满教器物、萨满教美术的象征性以及萨满教美术的价值与发展前景作了深入的分析，探讨了它们在萨满仪式之中与之外的实际作用，以及如何与社会环境、文化持有者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郭艳梳理了山西平阳木版年画的演变、工艺流程、现状及传承发展，分析了现代木版年画的创新与改进。^[45]杨帆调查了山东荷泽的面塑手艺，呈现了手艺从单纯的民间艺术在艺人、民众以及官方力量的推动下逐步发展为区域文化资源的过程，分析了其中体现的人与物之间“物尽其用”式的关系。^[46]李松杰对景德镇的乐天陶社创意市集的运作模式、作品风格、摊主来源等进行了调研，揭示了景德镇当代陶艺创作中的外来元素及其背后的利益博弈。^[47]荣新的博士论文《鲁西南丧葬纸扎研究》（山东大学，2014）对鲁西南丧葬仪式中的纸扎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将纸扎置于具体的仪式语境中，探讨了纸扎的生存空间、艺术形态、社会功能与文化内涵，剖析了纸扎在当代的传承情况，并论述了鲁西南纸扎在当下的生存状态。万柯彤的硕士论文《济南鲁绣市场现状调查报告》（山东工艺美术学院，2014）对济南鲁绣的原材料、生产者、产品、消费者进行了考察。以上所涉及的研究对象，由于其原生语境的差异，研究者因而具有不同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框架，相同的是有了人类学方法论的自觉。

第二，对具体艺术家或美术作品的艺术人类学解读。洪颖和周艳对云南马关阿峨新寨农民版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作者以田野为基础，既有历时性的考察，亦有功能性的解计，作者认为农民版画如镜像一样，映照着当代社会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变迁。^[48]李修建从艺术的能动性的角度，对东晋画家顾恺之的艺术地位及传神理论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皆与顾恺之的社会交往及其对时代审美意识的把握密切相关。^[49]冯莎对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罗作品中的“超现实主义”进行了解读，提出应从社会文化根源、历史背景及艺术家个人经历的多维视野中理解艺术的独特性与丰富性。^[50]张锐对东昌府木版年画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指出了方法论的人类学转向，以及由此而来的研究内容从艺术本体到艺术主体的转变。^[51]林连华分析了德化瓷塑的经典化的建构过程，认为何朝宗的大师身份是地方政府、社会、文化界等各方“共谋”的结果。^[52]另有李仪的《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看传统年画》（《金田》2014年第2期）等。上述论文在方法论上体现出了浓厚的人类学色彩。

第三，对艺术家社区或相关群体的跨文化研究。相关成果主要是两篇博士论文，即金纹廷的《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文化艺术区比较研究——以北京798艺术区和首尔仁寺洞为例》（中国艺术研究院，2014）和博日吉汗卓娜的《我迷故我在——日本动漫御宅族生活方式的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金纹廷是韩国留学生，她基于对北京798艺术区和首尔仁寺洞的田野调查，聚焦于活动于艺术区的人以及人对景观和空间的身体体验，对后现代背景下两大艺术区景观的表象化战略及其呈现出的象征性意义进行了深入分析。她强调了人与空间的互动关系，认为在互动中实现了艺术区空间的解构与重构，以及艺术共享价值在现实生活的实现。博日吉汗卓娜以日本御宅族这一青年亚文化群体为研究对象，基于在日本的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对御宅族的生活方式、思维及行为方式进行了深入探究，并从文化整体论的角度，分析了御宅族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背后的意义和价值系统。这两篇论文的研究主题都非常有趣味，并且具有跨文化性，对于我们理解当代艺术以及青年亚文化提供了人类学意义上的思考。

第四，从非遗传承与保护的视角对美术的个案研究。多篇文章涉及这一主题，如潘鲁生的《城镇化进程中的传统民间美术研究》（《美术观察》2014年第10期）、陈琳莉的《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彝族刺绣的传承意义——以云南永仁直苴彝族刺绣为例》（《思想战线》2014年第1期）、萨日娜的《蒙古族传统艺术的传承模式初探》（《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李光华的《民间剪纸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以云南芒市傣族为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邹瑾琳的《佛山剪纸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探究》（《美术教育研究》2014年第11期）、朱亮的《审美之维：关于民间美术的“活态”思考》（《艺术生活》2014年第3期）、朱小娟的《论陕西关中地区庙会中民间美术的传承与发展》（《美术教育研究》2014年第23期）、孙克的博士论文《人类学视野下的民间陶瓷及其活态保护研究——以淄博鱼盘为例》（山东大学，23014）等。活态保护是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论点，如孙克等学者对活态保护的原则和路径提出了诸多建议。

（四）戏曲/戏剧人类学研究

本年度，戏曲/戏剧人类学的相关论文有10多篇，著作3部，这些论著的主题相对分散。

举其大要来看，曹娅丽提到格萨尔戏剧演述一般依据史诗口头叙事的诗歌节奏、韵律演唱等叙事特征，呈现出一种诗学特质。^[53]在另一篇文章中，曹娅丽以格萨尔戏剧《赛马称王》音画诗剧表演为例，对其审美特色进行了解读，她认为其保留了史诗表演的戏剧美学特征、呈现了羌姆乐舞的宗教审美性、彰显了民间歌舞的审美特质，还延续了诗、乐、舞三位一体原始艺术。^[54]邸莎若拉以青海河南蒙旗托叶玛乡敖包祭仪与藏戏表演为个案，探讨了河南蒙旗托叶玛乡蒙古族的传统文化形态及其独特的文化意义，揭示了蒙藏文化传统的融合与族群文化历史变迁及其当代变迁的脉络。^[55]曾澜对江西傩艺人的族群身份进行了探讨，认为其身份认同需要特定情境来唤醒，体现了跨层级认同的情境性特征，这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范例。^[56]王丹考察了清江流域土家族的“打喜”和“跳丧”，对其中所体现出的生命关怀和秩序建构意识进行了解析。^[57] 池瑾璟以人类学的视野，将清代李渔的家班置于明清家班活动、李渔生平足迹、家班与戏曲创作等文化背景中，探讨了李渔家班的戏曲美学追求。^[58]冯巍巍以山东莱芜官厂村长勺鼓乐为个案，探讨了乡土艺术与村落语境的互动关系，并分析了都市化进程中村落空间和文化传承的变迁及其对乡土艺术的影响。^[59]此外，李静的硕士论文《性别空间：肥东洋蛇灯的人类学研究》（安徽大学，2014）以性别及空间为研究维度，对洋蛇灯传说所出现的角色进行了解析，从洋蛇灯仪式空间、信仰空间等层面，分析了其中所隐含的社会性别结构，呈现了当地性别角色分工、社会性别结构及空间性别化的图景。赵璐的硕士论文《晋城鸣凤剧团的调查与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14）对晋城上党梆子鸣凤剧团进行了调查，涉及其人员构成、演出活动、日常生活、演出剧目等，并对其发展提出了建议。

吕慧敏的著作《生生不息的车轱辘菜：东北二人转在乡土社会中的传承》（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和王红箫的博士论文《中国社会转型期二人转的变异与传承》（东北师范大学，2014）都是对东北二人转的研究，可以并置齐观。就研究对象而言，前者关注的是乡土语境中的二人转，后者聚焦于都市剧场中的二人转；就研究方法来说，前者用的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后者主要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访谈，二者都掌握了丰富的资料，文献非常扎实；二者都在探讨二人转的传承问题，前者关注的是传统，作者对乡土二人转的传承线路、传承方式、传承人社会关系网的建构、二人转文本的传承等问题进行了详细地探析，后者强调的是变异，作者在阐述了二人转的显性和隐性传统的基础上，分析了剧场二人转变异的原因，并从形式及内涵等方面展示了二人转的具体演变；二者都关注了二人转的未来走向，前者提倡乡土二人转对传统的“创新”，后者期待都市二人转要保持“本真”，自然，两种观点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

此外，张丽军的《“样板戏”在乡土中国的接受美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的研究主题非常有意义，该书以口头讲述和访谈等方式，分析了样板戏在民间发生、传播的运行机制，探寻了样板戏与接受群体之间的内在情感关系，记录了当年的样板戏演出者和观看者的思想认知、心理体验和情感记忆。厉震林的《实验话剧导演人格研究（1987—2004）》（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版）对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实验话题导演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实验话剧导演产生的文化场域、导演的精神状态和身份变迁、演剧方式及其戏剧美学、童年经验与个人性格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展现了开阔的学术视野和独特的分析视角。李祥林的《羌文化走访笔记》（巴蜀书社2014年版）是对川西北羌族地区的田野笔记，作者以平实生动的笔触，记录下了羌族的语言、服饰、饮食、刺绣、建筑、歌舞、戏剧、民俗等诸多丰富内容，其中不乏作者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思考。

（五）影视/视觉人类学研究

影视人类学（visual anthropology），又译视觉人类学，本年度有论文20余篇，著作2部，主要集中于如下两个主题：

第一，对影视人类学的学科性及方法论的反思。对于影视人类学的学科追求，鲍江认为，人类学电影的具体性呈现于具体的人、物、事件和人物话语，人类学概念思辨仅是隐匿在作品背后的背景及可资引申阐发的余绪。怀抱认识异质文化、文化自觉、跨文化的职志，直面具体田野，角逐具体性，是人类学电影确立自身独立学术场域的必由之路。^[60]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发表了三篇文章，通过具体的个案，探讨了影视人类学方法论问题。井迎瑞通过一部日本殖民时期的政策影片《沙鸯之钟》重回现场的放映与访谈，对殖民主义进行解构，生产历史知识创造社会效益，展现了“重返作为方法”的教育方式和电影深度阅读方式，以及累积“档案”的纪录片生产方式。徐菡分析了由影视人类学家让·鲁什开创的“参与电影”，认为其理论在于力图呈现电影拍摄者的在场，强调被拍摄者与拍摄过程的重要性，使二者进行共享与交流。作者认为“参与”拍摄方法不但是在民族志电影表达方式的革新，也是对人类学认知论的贡献。雷建军和杨慧认为实验电影文本具有开放性，可以进行多元解读，他们以实验电影《翻山》为例， 使用文本分析、导演阐述和受众访谈等多种方法，试图从选题到创作到观看的三重维度中，揭示其中蕴含着的三次意义生产和转移，探究了文本意义产生和转移的过程与价值。^[61]刘广宇和焦虎三以创作后记的形式检视了尔苏藏族 “环山鸡节”节日影像志的创作方法论，作者认为，经由口述、呈现、叙事及风格形成所构成的层级性创作思路进行摄制，并在这一创作过程中对其功能性价值进行展现，是节日影像志作品达至对一个民族文化底蕴揭示的可行路径。这种反思富有深度和启发意义。^[62]

朱靖江的《田野灵光——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历时性考察与理论研究》（学苑出版社2014年版）首次对人类学影像民族志（人类学片）的历史和理论进行了梳理，该书系统地阐述了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定义、特征、理论框架、文本类型和研究方法，对国内外影像民族志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了梳理，并用具体案例分析了各阶段的不同影片的指导方法和特点。

第二，从影视人类学角度对影像或仪式的解读。夏羿认为，肖像创作的实践过程、拍摄手法、作品立意、文本解读、影像价值，甚至气质都可以在视觉人类学中找到踪迹，借助视觉人类学科学与艺术的双重特性，可以把肖像摄影放在更宽广的学术空间审视。^[63]范瑞利探讨了罗伯特·弗拉哈迪的纪录爱斯基摩人生活的影片《北方的那努克》（1922年出品），认为这部“纪录片的开山之作”开创了纪录片较强的影视人类学的文本化效用，并对国内众多相关获奖影片产生了影响，使其在审美效用上呈现出高度统一的主题化表征。此外，李政的《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看待〈上帝也疯狂〉》（《大众文艺》2014年第6期）、加拿提别克·木哈买提汗的《从影视人类学来分析新疆塔吉克族撒面粉仪式》（《赤子》2014年第12期）、蔺彦松的硕士论文《镜叙的法事——基于土家族丧葬道场仪式田野调查的影视人类学阐释》（西南大学，2014）等，亦从影视人类学的角度对相关影片或仪式进行了解读。

四、艺术人类学的学术活动与学术交流

关于近年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情况，笔者在去年的研究报告中已有所述。^[64]此处着重概括本年度艺术人类学的相关学术活动。

本年度，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1次。即2014年11月1日至2日，由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北京舞蹈学院、《民族艺术》杂志社联合主办的“2014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在北京舞蹈学院召开，来自国内外艺术人类学领域的300余位学者与会，提交论文150余篇。会议以“文化自觉与艺术人类学”为主题，围绕艺术人类学理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舞蹈美学与舞蹈人类学、造型艺术研究、民俗与表演艺术研究等主题展开了热烈研讨。本次会议首次设立“舞蹈美学与舞蹈人类学专场”。会议有大量来自田野调查的汇报，同时亦有研究领域及理论构建上的新探索，如对城市田野、对广场舞等问题的关注，体现出了艺术人类学的独特研究方法与理论视野。^[65]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自2006年12月成立以来，发展迅猛，目前已有会员逾600人，每年都举办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于会后出版论文集，还设立有“费孝通艺术人类学奖”。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对于艺术研究中田野方法的普及，以及国内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设，起到了积极而有效地推动作用。

举办门类艺术人类学学术会议3次。6月21日至6月22日，第一届“视觉人类学与当代中国文化论坛”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会议开设“视觉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乡村与社区影像”、“视觉人类学与文化遗产保护”、“视觉人类学与影像传媒”四个单元，就“视觉人类学”学科的理论研究、实践传播等，通过学术论文、影像民族志作品及拍摄报告、政府/NGO项目报告等多种方式，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 8月10日至12日，“第七届中国影视人类学学术研讨会暨2014年中国影视人类学年会”在贵阳召开，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贵州师范大学联合主办，中国影视人类学会、贵州师范大学国际旅游文化学院共同承办，90余名专家学者参会。会议以“生态、文化与影像表达”为主题，旨在进一步探讨影视人类学和人类学影片记录、参与、反思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生态与文化适应问题。10月24日至25日，由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河南大学艺术学院承办的首届舞蹈文化人类学研讨会在河南大学召开。本次会议以舞蹈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与“方法”为主题，围绕舞蹈文化人类学的发生、发展、创新、学科建设的推进等诸多方面进行了交流。

此外，4月27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北京大学考古研究中心和齐鲁书社协办的“全球化与新历史观——方李莉《中国陶瓷史》新书发布暨研讨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来自陶瓷学界、考古学界、人类学界和艺术学界的30余位知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学者基于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学科背景，从不同的视角和立场，对方李莉的《中国陶瓷史》进行了全面而深入地评价和研讨，并对这部书所持有的全球化的历史观和人类学的方法论给予高度评价。^[66]

学术交流方面，比较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杜伦大学荣休教授、英国科学院院士、世界知名人类学家罗伯特·莱顿与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的学术合作。莱顿先生于2013年被国家外专局聘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外国专家，并于本年度被聘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他参与了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方李莉所长主持的“景德镇百年变迁的艺术人类学田野考察”课题，在本年度三赴景德镇，就课题展开田野调查。此外，莱顿就艺术人类学的前沿话题，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举办多场学术讲座。莱顿所进行的田野调查和讲座活动，不仅提供了大量学术信息，更展示了西方田野调查的方法论，对我们多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2014年9月至12月，方李莉研究员获英国杜伦大学文化企业基金会资助，受邀为该校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与杜伦大学人类学系莱顿教授合作，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访学与研究，并作了题为“论‘非遗’传承与当代社会的多样性发展——以景德镇传统手工艺复兴为例”的学术报告。方李莉在报告中指出，如果人类社会能很好地利用自己的传统文化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可以发展出一条属于自己地方性的现代文化之路，和地方性的独特的现代社会运行模式。这些活动，大大地拓展了国内外艺术人类学界的学术交流。

概括说来，2014年度的艺术人类学取得了良好的发展，学术研究稳步推进，学术活动丰富多彩。人类学的方法论和理论视野被各门类艺术广泛接受，艺术人类学的理论研究走向深入，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研究成果日渐增多，艺术人类学的本土化、城市田野等成为探讨比较多的话题。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者，尤其是很多青年学者，能够立足田野，进行扎实的田野工作，在理论分析上也颇见深度。其研究既有历史性的视野，更有当下性的关怀，体现出了良好的学术素养和人文精神。同时还应看到，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艺术人类学研究亦暴露出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各门类艺术人类学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还很不够，二是很多研究虽然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但更多关注的是艺术本体的展现，而缺乏人类学的整体论和语境研究视野。

（注：本文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指定课题“2014年度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研究报告”最终成果。发表于《民族艺术研究》2015年第1期，发表时有删节。方李莉、杨民康、洛秦、厉震林、李祥林、海力波、王阳文、唐白晶等老师为本文写作提供了诸多参考资料，并予以指点，尤其是唐白晶女士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特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