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健、方李莉：立足本土立场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艺术名家访谈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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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名家访谈之十二^[①]

王永健¹，方李莉²

（1.2.中国艺术研究院 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29）

王永健（以下简称王）：方老师，您好！受《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之托，很高兴能利用这次开会的间隙采访您，多年来您一直致力于艺术人类学理论与田野实践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艺术人类学作为一门从西方传入的学科，在中国得到了不同学科领域学者的应用，咱们从艺术人类学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和贡献谈起吧。

方李莉（以下简称方）：你提出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艺术人类学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当然也可以说是一个来自于西方的较年轻的学科和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至于它对哪些学科有贡献，或者说它在哪些学科里面起到一定推动性的作用，艺术人类学在这个时代出现的意义是什么，提出了哪些新的重要的观点来影响当今的学科？这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我想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点，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里，加快了人与人的互动，社会与社会的互动，人与社会互动，包括学科与学科之间互动的速度，可以说这是一个全球互动的快速发展时代。也就是说，新的时代对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学科之间的交融与互动已成为常态。现在的学科不像以前的学科，每个学科之间都隔着一堵墙，每个学者都被圈在不同的墙里做学问，所谓隔行如隔山。当然学科之间的差别，今天仍然存在，只是当你站在高空俯视的时候，你会发现学科之间的墙会变得扁平了。有人说，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后，地球开始成为平的，那么今天的学科是不是也在变平，这个平不是说学科之间没有了区别，而是说，当研究达到一定高度时，学科之间是可以互相流动和互相影响的。艺术人类学作为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其研究方法和视角，不仅在影响着不同的艺术门类，同样也在影响着人类学自身，而形成一个学科群，也许这就是它的特点。一门学科之所以能够存在和能够发展，就在于它对当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以及对其他学科的交融所产生促进与影响。如果说这个学科不能给予别的学科以任何启发，它存在的价值就会小的多。一方面艺术人类学这个学科在影响其他学科的同时，其他的学科也在影响着艺术人类学，在这个时代很难说某一学科是单一发展的，这也许就是未来的一种趋势。艺术人类学的的价值就在于它能贡献一种新的研究方式和看问题的方式，并能形成许多理论资源点，以达成学术共享。比如说，其可以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对民间艺术的研究，对当代艺术方面的研究，对文化发展的研究，对人类学的研究等等做出相当的回应。通过艺术人类学的视角，我们不再不像以前一样把艺术看成是很单一的，以艺术作品为中心的一种研究，而是会把艺术放在一个整体的社会系统中，看到其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映的关系，而且作为社会的代码与符号，有其潜在的价值与意义。

王：自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以来，几乎每年都会举办学术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有近300位中外学者参加，提交了150余篇论文，可以说规模浩大。概观今年的论文集发现，学者们对当下的社会现实较为关注，在许多来自不同地域的艺术田野考察报告中，有不少探讨传统文化复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等方面的研究，您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其次，请谈一谈您的“从遗产到资源”的理论建构以及如何看待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问题。

方：学会从成立之初就秉承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从实求知”的学术思想，重视传统文化的研究，关注当下的社会文化艺术的研究，学者们到现实的田野中去做调查，呈现给我们鲜活的田野研究个案，从实践中求得真知，可以说这是我们学会存的重要价值。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文化自觉和艺术人类学研究”，“文化自觉”是费先生在十几年以前提出来的思想，其重要的意义在于，对我们自己文化历史的重新思考，对于费先生来说，“文化自觉”的意义，就是要说清楚我们的来龙去脉，对自己的文化要有自知之明，而自知自明的目的是为了掌握我们文化发展的自主权。习近平总书记在10月15日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谈到要认真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他认为说清楚中国的传统文化很重要，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最重要的软实力。

我认为作为学者，我们不仅要说清楚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文化的来龙去脉，还要进一步研究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其在什么样的程度和情况下能推动我们今天的文化发展？当今，整个世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伴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新能源的出现，人类社会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艺术人类学这门学问能做什么？能研究些什么？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东西。中国是一个传统艺术资源特别丰富的国家，有不同历史阶段的艺术，有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艺术，还有不同门类、不同风格的艺术等。对于这些丰富艺术资源的考察、记录与研究，汇聚起来就是我们中国未来文化发展的最重要的资本之一，也是最重要的文化基础之一，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大有可为。

中华文化复兴中的最重要一条，就是要不仅说清楚我们的文化的根本是什么，还需要说清楚我们的文化是从哪里来，将要到哪里去。这里的文化不仅包括精英文化、汉族文化，还应该包括我们的民间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在这些文化里面艺术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也正因为如此，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才会很重要。我们这些从事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们，每年深入到不同的农村，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不同城市的艺术区做田野，然后在开年会时，将自己的学术成果贡献出来，共同研究和讨论。正因为大家的共同努力，在每次的年会上，我们可以同时看到不同地区的音乐、美术、舞蹈、戏曲，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的发展状况，为大家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和来自田野的一手资料。我们每年都会挑选出一部分优秀论文，出版上、下两册论文集，我想这些论文集今后都会进入历史，因为每次会议的论文集都记录了中国当今不同地区的艺术发展状况以及生存状况。大家在讨论这些传统艺术、民间艺术、少数民族艺术、当代城市艺术的同时，也结合当代的社会发展，讨论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讨论到艺术与当今社会的发展关系，与文化产业的关系等，这是非常好的现象。我们这么多的学科在一起讨论，是自说自话呢？还是共同研究？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以前大家会觉得隔行如隔山，但在我们的年会上，大家会选择在不同的小组听会。因为大家发现我们研究的艺术门类虽然有不同，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却是共同的，在共同问题的面前没有专业性，只有不同看问题的角度和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很有趣的现象，也就是说在当今时代的学术研究，从以前的以专业为中心转向了以问题为中心。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了许多共同的东西，所有的传统文化，只要能从生活中抽离出来变成艺术，其不但不会消失，还能成为新的经济的引擎，而被发扬光大。以工艺美术来讲，很多以前的日常用品开始变为艺术品，很多以前的工匠开始变成民间艺术家，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甚至工艺美术大师。音乐舞蹈也一样，以前存在于田头山上的日常娱乐被搬上了舞台，出现了许多农民表演艺术家。同时也有许多艺术，从舞台和艺术家的创作中走向了生活，如城市中的街舞，广场舞、大妈舞等，它们又从舞台开始回归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一方面从我们的生活走向艺术，另一方面又从艺术走向我们的生活，这样的两股流向，非常有意思。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立在消除，在融合。现在许多的传统文化被艺术化以后，成为了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消费品，也就是文化产业的一部分。我们还看到的是文化和商品之间界限的消融，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通过艺术的消费来做到的。艺术成为传统与现代，文化与商品之间的消解剂。因此，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研究艺术就不能仅仅将其看成是审美的对象，还要将其看成是文化系统中最活跃、最多变的因子。

我一直在思考两个概念，一个是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提出来的“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消失了”。他通过田野研究看到，许多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的国家，正在纷纷将高科技用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开始在这些国家复兴。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布迪厄提出来的“文化再生产”，这个概念很有意思，为什么说是“再生产”，而不是生产？按照笔者的理解，在前工业社会时代，文化的产生来自于人与自然的互动，是在人和自然发生关系的过程当中产生了文化。在工业化时代，人们是通过对人工造物的大量生产和消费中创造文化的，所以体现的是人与物的关系。那么到了后工业化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就是在地球上已不再存在原生态的自然，所有的地方都被人文化了，人工化了。此时人们创造新的文化，往往是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重新构造文化，所以这是一个“再生产”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生产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合在一起，我们就清楚了为什么在后工业社会中，传统和现代不再是一对矛盾，那是因为现代必须来自传统。在这样概念的基础上，我自己创建了一个概念，那就是“从遗产到资源”。这一概念解释了为什么在二十年、三十年前，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那么难做。而在今天，不仅政府有积极性，民间也有积极性，因为这里蕴含了商机和文化再创造的可能性。我将自己的这一概念进一步延伸，所看到的是在今天的社会，不仅存在自然资源，也存在文化资源。文化产业的出现就在于文化已经成为可以开采的资源，而且这一资源构造的终端就是艺术。在开采的过程中，许多传统文化变成了文化资源，然后被构造成各种艺术推向市场。当然任何现象都是双刃剑，其可以造福于人类的同时，也会制造出垃圾，也会污染环境，就像人类利用自然资源一样。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学者们去思考这一问题，如何在后工业文明时代发挥我们这一学科的特长，为推动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作出贡献。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既然传统文化可以成为资源，其不仅是和现代社会没有矛盾，而且现代社会的发展还必须在其基础上生产或重构。这样传统文化的复兴就变成了现实，而且传统文化的价值也实现了，对于今天的社会来讲，传统文化不再是过去式，它是现在式，甚至是将来式，成为我们发展未来文化的基础，成为我们的软实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研究就更重要了，我们在研究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把这个关系给打通了。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中国文化的优势在什么地方？中国的文化基因又是什么？这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地方，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文明史始终没有被打断，它的内在因素是什么？其强大的生命力来自何方？

在这里我要借用基因这个生物系统中的概念来说明这些问题。所谓的基因也可以称之为遗传因子，其支配着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储存着生命孕育、生长、凋亡过程的全部信息，通过复制、转录、表达，完成生命繁衍，生物体的生、长、病、老、死等一切生命现象都与基因有关，它也是决定生命健康的内在因素。那么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有什么样的特性？这是值得研究的。我认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命力，首先就在于其文化基因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中国地大物博，有56个民族，不同的少数民族文化、不同的民间文化、不同的地域文化、不同的精英文化，这么多的文化基因，组合成了中华文明的文化特点。按生物学的观点来看，遗传多样性越丰富，则族群中可提供环境选择的基因就愈多，相对的对于环境适应能力就愈强，有利于族群的生存及演化。另外，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所有的生物圈，基因越丰富，它抗击外来入侵的能力就越强。正因为我们传统文化基因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才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强大生命力。第二个特点，就是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纵观中华文明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开放的、有着宽广胸怀的国家，自古就有“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之说。之所以有如此的胸怀，不仅和中国的哲学观有关系，还和当时强大的对外贸易有关系。远在战国时期，我们国家的丝绸就到达了罗马，在汉代形成了从陆路通往欧洲的丝绸之路，从唐代开始，中国开通了海上陶瓷之路，当时中国的陶瓷贸易不仅到了东亚、东南亚、中亚、西亚，还到达了北非和东非。到了明清以后，中国的瓷器开始销往欧洲和美洲，几乎遍布全球。不仅是瓷器和丝绸，还有茶叶、家具、漆器等。其实，这种输出是双向互动的，在我们把我们的物品和文化输出去的同时，也在不停的吸纳着不同国家和地区物品和文化。这种与世界不同文化的互动，也是古代中华文明得以强大的一个重要因素。按生物学的理论，生物的各种性状几乎都是基因相互作用的结果。所谓相互作用，一般都是代谢产物的相互作用，只有少数情况涉及基因直接产物，即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的理论告诉我们，任何生物体的存在都有赖于和其他生物种群的互动。同样，人类文化的发展也有赖于其开放性，即与其他文化的互动。

所以，中国文化的未来仍然是要具有开放性的视野，开放性的发展。国家的文化发展如此，我们的艺术人类学这一学科的发展也是如此。在艺术人类学的这个平台上，聚集了所有艺术学、人类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科，这些学科之间的互动就像是基因中的种群互动，产生了旺盛的生命力。在这里，我们不再是学科界限，而是问题意识，时代意识，社会意识。面对整个世界的发展，我们需要讲清楚我们的中华文明、中国文化，只有讲清楚了，才可以有认识、有发展、有研究。我想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也是我们的价值所在。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引导一个学科，每个学科的发展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是时代的发展和需要，使我们这些不同学科的人走到一起，共同以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来探讨中国艺术，中国文化的传统与未来。

王：就艺术人类学研究而言，国外的研究与国内的研究有什么重合之处？不一样体现在哪？艺术人类学研究对社会文化发展的推进作用是如何的？请您结合您自己的田野研究来谈一下。

方：人类学这门学科是来自西方，艺术人类学当然也是来自西方，这样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在西方已经有了近二百年的历史，形成了许多固有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也形成了它自身的许多特点。现在我正在英国杜伦大学访学，大部分时间我都用来听课，通过听课对其研究方法和领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其实人类学也有许多分支和流派，艺术人类学既有自己的独立性，也被分属在不同的人类学研究领域中。如一般社会人类学比较注重于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包括宗教意识等方面的研究，我觉得表演艺术与其联系比较多，受其理论方法的影响也比较大。而造型艺术，应该受物质文化人类学的影响较大，因为该领域主要是把生物学演进、遗产与文化的积累、技术的传承、传播结合在一起研究，尤其对手工艺和设计等方面影响比较大。另外，语言人类学、哲学人类学、符号人类学、象征人类学等各个流派都对艺术人类学有影响。尤其是人类学将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将人类学和其他研究文化的学科，如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很明显的就区分开了。但是在中国，这一学科的特点还没有完全被显现出来。所以，从事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还需要进一步研读西方人类学的经典理论著述，掌握其研究方法，并将其与中国的现实状况及学术传统结合起来，形成中国自己的研究特色。当然这不太容易，需要我们大量的读书和学习，最好多读一些原著。可以说，人类学既是一门理论性很强，但同时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讲究走向田野，从实求真，也就是在客观事实中寻求知识。从而也促使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还要向生活实践学习，向时代发展中的各种综合性知识学习。

至于谈到西方艺术人类学和中国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差异，我觉得还要从其发展的初始来认识。可以说，西方的人类学是源自于西方的走向全球化的初期，所以它有到不同的国家做田野的传统，如非洲、大洋洲、南美洲、北美洲、印尼、印度、中东等，当然有时也会到日本、韩国还有中国等地做田野。总之，起初这些研究是为西方殖民者提供这些不同部落和国家的文化特点，以便于更好的实施其殖民统治。但后来变为通过研究这些“异文化”而达到一种对自身文化的反思，所以具有较强的文化批评性。同时，这一学科又是伴随生物进化论以及科学发展史的发展而发展的，所以比较强调从生物与文化相结合的角度来探讨人的本性及文化，并要求保持科学的、客观性的研究方式，当然到了今天，这些研究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里就不详谈了。总之，艺术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部分，西方人类学的发展路径中包含了艺术人类学的研究。

而中国的人类学和西方人类学的初始不目标一样，如果说西方人类学得初始是为了研究远方的“他者”，而中国人类学得初始目标则是希望用这一来自西方的研究方法，来认识自己国家的民族文化、自己国家的社会构成，以达到自知自明，并推动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向前发展。所以，中国的人类学很少研究中国以外的地区，大都是在本国不同的汉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做研究。中国的文化艺术资源很丰富，有56个民族，还有众多边远的乡村，这些都成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地域和对象。而艺术人类学是随着少数民族大调查、中国十大集成、西部人文资源的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等工作的开展而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这也说明在研究中，人们发现了这一学科的有用性，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国家不同地域的传统艺术、民间艺术、少数民族艺术等，能从文化和社会功能的角度将其解释得更清楚，并由此更进一步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及今后文化艺术的走向。

近年来，城市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农村与城市的概念、民间艺术与当代艺术、手艺人与艺术家之间的概念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许多的手艺人正在追求作为一位艺术家的地位，让自己的作品有机会进入美术馆，博物馆。而许多的艺术家也在向民间的手艺人学习，以使自己的艺术创作能打开更大的发展空间。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手工业生产早已被机器所代替，手艺唯一能留下来的理由就是其可以为艺术创作服务、为生活的艺术化服务，这也为手艺人走向艺术而打开了通途。所以，出现了许多民间艺人、许多工艺美术大师等。还有近年来城市中出现了许多新的艺术区，这些艺术区一方面在推进着当代艺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通过艺术在建构着人的内心中的时尚景观、小资浪漫、乌托邦情怀等，其所引起的都市人的心理变化，是值得艺术人类学去探讨的。还有在都市流行的农民工音乐、街舞、广场舞、大妈舞等新的都市艺术现象，让我们看到艺术正在回归我们的生活。互联网和全球化，让我们的上班时间有了更多的自由，让人性的回归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这样的过程中艺术在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其是以什么样的形态潜伏在我们当今的社会系统中？对当今的文化和当今的社会生活发生着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艺术人类学去探讨的。

如果要谈到中国的艺术人类学和西方的艺术人类学有什么不同，除了初始的出发点不同，研究的地域范围不同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如果我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自身的文化的话，那么就还有中国文化自身的特点。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国家，研究中国的地方文化，除了要做大量的田野工作外，阅读大量的历史文献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今天发生的许多问题，可能早在历史上就埋下了伏线，你以为这是民间创造的，但不知道在很多年以前它实际上是宫廷文化的一部分，后来被民间所保存下来。有的文化你以为是今天创造的，而实际上在历史上就有这样的传统，今天只是在恢复而已。还有一个，你以为是中国人自己独创的，却不知道在历史上这是从外来文明中借鉴或吸收进来的。所以一个是要阅读历史，还有一个就是要注意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正因为如此，在做田野时，我特别注重对文献和历史的学习，当然也包括对器物和艺术品的学习。我花时间做得最多的田野就是景德镇，从上世纪90年代我就开始关注其手工艺的复兴现象，在当代社会的手工艺复兴，是回归传统还是后工业文明的开端，这是我一直关注的问题。景德镇虽然只是一个内地的传统陶瓷手工艺城市，但它却是世界上最。城市cheng shi_﷽﷽﷽﷽﷽﷽﷽﷽﷽﷽﷽﷽﷽﷽﷽﷽﷽﷽﷽﷽﷽﷽﷽﷽﷽﷽﷽﷽﷽﷽hi_﷽﷽﷽﷽﷽﷽﷽﷽﷽﷽﷽hi_﷽﷽﷽﷽﷽﷽﷽﷽an de guan x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早迈向全球化的城市之一，在历史上曾是世界制瓷的中心。从宋代开始就出口瓷器到不同的国家，到明清其制作的瓷器面向整个世界，面对巨大的世界市场，景德镇成为最早实行分工合作，流水作业生产瓷器的城市。

对于这样一个曾有着非常先进的手工业文明的城市，我们要讨论它的当代发展，如果对它的过去没有深刻的认识和了解的话，对于其今天发生的许多现象就很难解释清楚，所以我在做田野的同时也在研究其历史。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有两个人的观点对我影响比较大，一个是博厄斯的“历史特殊论”。他认为：“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过去许多历史因素作用下的产物。”同时他还认为，“每个文化只能作为一个历史发展物来理解，它在很大程度上由外界事件决定，这些事件不产生于人们的内部生活。”所以要关注不同的地方文化都有她自己的特殊性，但同时还与其形成的外部条件有很大的关系。这也就是汤因比所说的：“各个文明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恰恰是相互接触的，文明的相互接触包括同时代文明在空间中的接触和不同时代文明在时间中的接触。”所以，在我研究景德镇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时，我都会把它同时放在一个历史的语境和全球化的语境中来看待。这和西方人研究的没有文字的原始土著部落文化有很大的差别。

即使是当今的景德镇看上去是传统的复兴，但实际上也是全球文化互动的结果，是互联网时代以来全球开发地方传统资源的结果。景德镇的资源不仅在于它所拥有的制瓷原料与运输条件，这是她在历史上的优势。今天的优势则在于非物质的工匠技术和传统的社会系统上。工匠自身所形成的身体资源，吸引了许多来自不同地区和国家的艺术家，来到这里创作他们的艺术，同时也吸引了许多毕业于艺术院校的学生到这里创业。他们要利用的是这里工匠的技术，这些技术很难置身于身体之外，因为其不仅是一种技术，还是一种经验和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某种地方性知识。正是因为这种全球的互动，传统与现代不再对立，是艺术填补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某种断裂，让景德镇重新成为了世界艺术瓷的创作中心。这样的研究很复杂，篇幅有限，以后我会有专门的文章来讨论艺术与文化再生产及全球化的问题。

王：从您的系列研究中，从景德镇瓷文化艺术研究到西部人文资源的研究，再到北京798艺术区、宋庄艺术区的研究，可以看出您一直立足于本土文化的立场做研究，而且一直致力于中国艺术人类学理论的归纳与总结，您是如何看待这个本土立场或者本土化的理论建构问题的？以及您的田野经验主要有哪些？

方：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几乎花了20年的时间来做田野。除景德镇之外，我还花了几乎8年的时间在中国的西部做田野，走了不少的地方，完成了国家重点课题“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在这期间，课题组一共做了70多个个案，最后完成了一套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总报告书叫《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报告》，通过70多个案例的分析，得出了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已成为了当今社会发展的基础和资源的结论。因此，现代性和传统文化之间的鸿沟已经消除，而在其中起作用的，正是艺术，许多传统文化失去了实用性，却以艺术的方式保存和发展下来了，这是我在西部做了八年考察的出来的结论。最近在我对当代景德镇的研究中，以田野实地考察进一步论证了如此的观点。景德镇由传统的世界日用瓷生产中心，变成为当代的世界陶瓷艺术创作中心就说明了这一问题。而且通过实地考察让我们看到的是当社会进入到后现代时期，人们消费观发生了转变，由以往的物质消费到精神消费、形象和符号的消费。这一点不仅体现在西部和景德镇的研究中，也体现在近几年我指导学生在“北京798”和宋庄艺术区所做田野研究中。像“798”和宋庄这样的艺术区的出现，呈现的也是这种后现代文化现象，人们走进这样的艺术区，不仅是为了消费艺术品，甚至是为了感受这里的艺术气氛、浪漫想象，由此艺术家的艺术空间带来了系列的文化产业，包括旅游业等。

这么多年的田野总结就是，我们的许多知识不仅在书本，更是在真实的生活空间中，所有的理论都要到实践中来重新认识，才会有更深切的体会。另外，新的理论总是由来自于生活的第一手资料所构成，而书本的理论永远是别人创造的。所以要真正了解中国社会，来真正建构中国自己的艺术人类学理论，都必须要从实践中来、从田野中来。甚至我认为，没有人能创造理论，所有的理论都是原本就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社会实践中。作为学者只是去发现这些生活和社会中的道理，然后将其总结并归纳出来，找到其共同规律，这就是我们的理论的由来。任何的真知灼见都是来自于深入考察研究，而不是仅凭读一点名人的理论，就能模仿和拷贝得来的。西方人能建立自己的当代理论，就在于他们重视科学研究，重视实地考察，重视不断实践，并不断分析、归纳和检验，而不是纸上谈兵。我和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莱顿聊天，他也谈到这个问题，他很希望了解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他几乎每年都来参加我们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年会，就是因为他想了解中国学者的思考。他说，近百年来中国一直都是从西方引进理论，采用的是拿来主义，而今天中国是否已经到了可以给世界贡献理论的时候了？因为人类世界正处在一个转型期，对于人类的未来发展需要多样性的智慧和经验，而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在当今世界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仅文明历史久远，人口众多，文化艺术资源丰富，而且当今已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在世界上已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中国当代文化的缺失，会是世界的一大损失，同时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也会成为推动世界文化发展的一股动力。这也是为什么当今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学术界，都在关心中国的学术研究，他们希望中国的学术界能给世界的学术研究提供一点新的研究资源和新的理论方法。

当然，要达到和世界不同国家的学者自如的交流还是有难度的，那就是语言的问题。我们年会每年都有外国学者参加，大会主题发言时我们有翻译，但小组讨论时就没有了，所以小组讨论时这些国外的学者们都参与不了。所以从明年开始学会准备专门组织一个英文组，把英文好的学者和外国学者们放在一起讨论，一方面让他们多了解我们，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很好地向他们学习。这就需要我们努力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我认为在全球化时代，英文的学习还是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人类学的学习，英文不好就很难深入的了解西方的人类学理论。我们只有在深刻的了解西方文化的基础才有可能超越西方，并走出一条自己中国的艺术人类学的道路。

王：很感谢您方老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带给了我们如此大量的信息。我们的学会里年轻的学者占到了很大的比重，这也使我们的学会充满了活力、朝气蓬勃。当然另一方面，这些学者对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还很懵懂，也可以说是刚刚接触，最后想请您对我们年轻的学者说几句。

方：我们学会的会员越来越多，两年之间增加了三百多人，尤其是年轻的学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学者自愿加入进来呢？我想还是学会有它自己独特的魅力所在，因为我们每年参会的学者们有许多都是人类学界的重量级人物，像周星、纳日碧力戈、王建民、麻国庆、色音等，还有美学和各门类艺术方面的大家王杰、廖明君、刘桢、邓佑玲、杨民康、李立新、李祥林等。他们的大会和小组点评，还有最后的学术总结都是很有吸引力的。还有西方著名的艺术人类学家莱顿教授、范·丹姆教授等，他们几乎每年都来，他们的大会发言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国际前沿研究的一些新信息。年轻人们来到这个会议上，不仅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大家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能学到东西，能对自己的研究有启发。在我们学会里年轻的会员很多，几乎占到了一半的比重，有些学者可能以前没有接触过人类学，但到学会的平台上来参加会议，有的几乎不发言，只是来旁听，想先看看大家都是怎么做研究的。我想有了这样的学习过程，他们再回去补一下人类学的知识，读一些人类学的著作，慢慢就入门了。

我希望我们年轻的学者们不仅要做田野，也要重视理论研究，我们要田野和理论并重。做研究时要有问题意识，要能够站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提出我们的看法，这一点我觉得大家要加强。第二个，在做田野时，还要旁证其他人所做的田野，不然做了之后，你以为就是你发现的 ，其实你不知道其他人早就做了，而且比你做的还要好。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要广泛的阅读，要知道我们的任何研究都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之上的，不是自说自话，不是单打独斗。最后，我还希望有更多的年轻学者，能努力提高英语交流的水平，参加我们明年英语组的讨论，以后通过大家的努力，让中国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在国际学术界也能占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