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祎：艺术人类学理论研究与田野考察本土经验——2014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由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北京舞蹈学院以及《民族艺术》杂志社联合主办的“2014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11月1日至11月2日在京举行。会议收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类学、艺术学、民俗学等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学术论文达一百五十余篇。整个会议围绕着艺术人类学理论研究以及田野考察个案研究两个大的主题展开，内容十分丰富，学者们深入探讨了学科理论以及研究范式等的诸多问题，涉及到的个案研究包括传统造型艺术、表演艺术乃至舞蹈美学等方面，内容十分广泛。按照会议论文的具体内容，可以将其划分为如下四个部分。

一，艺术人类学理论研究

艺术人类学是一门诞生自西方、兴盛于西方的人文学科，早在19世纪中晚期就有大量关注人类艺术生活、传统文化等方面的著述。20世纪初期，艺术学等相关思想开始引入中国，如今已在中国学界不断发展壮大。艺术人类学又是一门交叉学科，主要采用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与艺术学、艺术史学、美学、考古学、社会学等许多学科都具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因此艺术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探讨从来都是十分丰富且有趣的。

在这一部分的探讨中，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的李修建在《论艺术人类学与艺术学学科建设》一文中详细梳理了艺术人类学理论在西方国家的发展脉络，在我国的发展情况以及对其他相关学科的影响等。他将西方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即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的发展期，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的衰落期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重新兴起期。他指出，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蔡元培等人从西方引入美学思想之后，宗白华、马采等人从德国日本将艺术学介绍进来，国内学者逐渐开始对艺术学相关研究有了一定的接触，到了20世纪80年代，国内开始出现专门的艺术人类学方面的论文著述，直至本世纪初期相关研究骤然增多。李修建认为，学科研究在国内的迅速发展与近几年来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保护与研究有很密切关联，他指出，“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以及语境研究视野，正好契合并满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方法论需要”。李修建还着重介绍了艺术人类学对艺术理论以及艺术史学等学科的助益，阐释了艺术人类学在方法论方面对其他艺术学科的影响与启发。

目前，艺术人类学的许多经典理论仍然是以西方学者视角为主，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关注学科理论本土化的问题，南京农业大学季中扬在《艺术人类学本土化观念反思》一文中指出，中国当代艺术人类学研究者必须有兼容并蓄的气魄，足够开阔的学术视野，保持着比较的意识，参与国际前沿的学术争鸣与对话，进而实现基础理论与研究范式的创新，形成自己的学术面目，艺术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才能够扎下根来，真正实现本土化。西南大学邱正伦也题为《当代艺术人类学理论的自主性表达》的论文中提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了当代中国艺术人类学理论的自主性话语的缺失，并对于建立学科理论的文化自主性做出了阐释。

此外，关于研究方法论或研究范式建设等方面也是近些年许多学者关注的热点。艺术人类学主要采用人类学的经典研究方法，即田野考察法。上海音乐学院洛秦在《“近我经验”与“近我反思”——音乐人类学的城市田野工作的方法和意义》一文中，以城市音乐作为对象，着重论述了艺术人类学的田野考察研究方法，并且对“城市音乐田野”的研究类型与场域范畴做了详尽的划分与阐释。中央民族大学的王建民则以《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器”与“道”》为题提出了在艺术人类学的田野考察研究中，不仅要关注人们如何生产器物，更应重视在现实场景中器物对于人的社会关系和文化观念的再生产情况。山东大学的张士闪在《新时期中国田野考察研究反思——以民俗学为脉络的考察》一文着重探讨了中国民俗学田野考察研究的主要薄弱之处，并提出了几点“突围”的建议，他认为，应“注重人地互动的关系，即从人与自然之间长时段相互塑造的角度，理解大自然与人类文化之间相互嵌套、叠合的态势”。

尽管这样一门流传自西方学界的学科，有着深厚的西方研究视角和理论基础，近些年来越来越丰富的艺术人类学本土考察研究使得学科理论与研究范式本土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在内容丰富的个案研究中也有较为充分的体现。

二，造型艺术个案研究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人文环境，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针对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田野考察研究层出不穷，积累了丰富的人文资料也逐渐形成了具有特色的艺术人类学本土研究。在造型艺术方面的个案研究中，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十分丰富。

例如，民间传统剪纸艺术方面的相关论文有大连大学的张景明的《艺术人类学视野中的庄河剪纸》，云南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生吴品翰的《福山剪纸艺术形式研究》，鲁东大学王晓东和曲邵平的《胶东剪纸的传承现状》，这些研究均关注不同地域环境、文化环境中的传统剪纸艺术，探讨了剪纸在当地的流传渊源以及发展现状，详述了剪纸的具体内容与题材及其文化思想内涵等。这些研究，均为更广阔环境中传统剪纸艺术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基础和田野资料。

还有针对传统民族服饰方面的相关论文，例如中山大学邓启耀的《中国民族服装的人文地理分布与款式类型》，论文详细阐释了中国传统服饰在空间时间上的分布特征，具体的将其划分为山地民族服装款式；河谷、盆地与平原民族服装款式以及沿海地区民族服装款式，并就其地域特征分别进行了论述。海南大学于晓华与清华大学李薇的《海南传统黎锦纹饰及色彩概述》，着重论述了传统黎锦纹饰的渊源、文化寓意以及审美特征等。江南大学闫铭砚、徐亚平、张毅的《云南西盟地区青年女装演变及缘由》主要探讨了云南省西盟佤族服饰的变迁及其演变原因等问题，论文指出，地域政治、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外来文化共同作用改变了传统佤族服饰的制作以及样式。中南民族大学周少华的《土家族服饰文化探析》介绍了土家族传统服饰的特征以及现状，并对其文化内涵作了详尽的论述，作者认为土家族服饰是以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作为载体，具有文化传承和情感表达的功能，同时又是社会等级以及财富的象征，并提出了几点对于现代服装设计理念的启示。

我国民间丰富多样的传统造型艺术，为艺术人类学田野考察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对造型艺术本身的关注离不开其所在传统文化环境及其文化内涵的关注。这也是人类学研究关注的重要层面。

三，民俗与表演个案研究

民间民俗以及仪式表演等方面的研究一直备受关注，像民俗学、舞蹈学以及音乐学等其他学科也越来越多的采用人类学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加入到了相关研究中去。这一方面的论述也是非常丰富多样的。

内蒙古师范大学董波的《敖包祭祀仪式及声音传承与变迁的人类学考察》一文探讨了蒙古族古老的祭祀敖包传统仪式，阐释了仪式以及信仰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作者提出了仪式背后信仰神灵与信仰科学并存的观念，并且对敖包祭祀活动音声的多元化发展做了论述。黄冈师范学院胡绍宗和杨明的《民间信仰与乡村娱乐——对黄州唐家渡村“五龙奉圣”灯会的考察》研究黄州唐家渡村的舞龙习俗，论文探讨了“五龙奉圣”灯会中的传统信仰，并指出，出去民间传统习俗而外，舞龙表演也是唐家渡人岁末年初重要的娱乐休闲项目。中国艺术研究院在读研究生秦佩的《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固义傩戏》主要探讨固义地区傩戏，并归纳了傩戏形成的几点因素，其中包括地理环境因素、宗教信仰因素、文化娱乐因素以及家庭竞争因素等，并对傩戏的艺术特点以及精神内涵进行了阐释。赣南师范学院李启福和李上的《人类学视角下的江西客家跳觋仪式比较研究》关注跳觋仪式的源流及其与民间信仰之间的关系，并对江西赣西宜春和广东兴宁两地的跳觋仪式进行了对比研究。

对于现代社会中的民俗活动存在现状及其发展方面，云南艺术学院杨磊做了题为《当今国际文化竞争背景下的壮族民俗节日传承和保护》的论述，作者以壮族民俗节日为例，从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两方面入手，说明了在当今世界文化格局的多元化发展下，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发展以及保护中所存在的问题。以现当代学者的视角给传统民俗研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综合学者们对民俗活动以及仪式表演等方面的研究来看，传统宗教信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民俗活动、仪式表演等承载着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与情感，是以传统信仰体系作为支撑的，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民俗活动也在发生着飞速的变化，但遗留下来的传统节日及其庆典仍然彰显着传统文化作为民族之魂的精神力量。这也正是艺术人类学田野考察研究的魅力所在。与此同时，现当代的传统民俗研究又具有一定的时代特色，现代主流文明、多元文化环境等都已经进入研究视野。

四，舞蹈美学与舞蹈人类学研究个案

舞蹈美学以及舞蹈人类学是本届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一大亮点。通常意义上的艺术人类学考察也常会关注到传统仪式及其表演中的舞蹈。而舞蹈人类学则将研究视角全部集中在了舞蹈的部分，可以说是一门舞蹈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

日本爱知大学周星的《秧歌舞/忠字舞/广场舞——现代中国的大众舞蹈》主要关注中国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大众舞蹈及其相关问题，作者选取了秧歌舞、忠字舞以及广场舞，对它们的场景性及其意义内涵进行了富有创见性的探讨。作者分别阐释了从民俗舞蹈到大众舞蹈的秧歌舞、作为群众向领袖的效忠仪式的忠字舞、以及老龄化社会的健身与娱乐形式广场舞，这三种大众舞蹈。作者在文中指出，“从‘秧歌舞’到‘忠字舞’，再到‘广场舞’，我们挂一漏万的从一个侧面描述了现代中国大众舞蹈的变迁历程。它们截然分明的反映了3个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大众的身体表象，以及舞蹈艺术和社会是正的复杂关系。大众舞蹈的所有形式，在现代中国常难以超脱为纯粹的艺术，大众舞蹈总是它所处时代的社会主流走向的脉动”。

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则关注传统民间孔雀舞，他在《南传佛教语境下的孔雀舞展演及其族群文化认同》一文中归纳了孔雀舞的类型分布、历史沿革以及当代现状，详尽阐释了孔雀舞与南传佛教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指出了孔雀舞与佛教本生经、神话故事以及民间传说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孔雀舞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始终受到佛教文化大传统和本土文化小传统的滋润，且具体从内容题材、传承传播方式、艺术文化概念系统以及相关诸族群的文化认同等方面体现出来”。同样关注云南少数民族民间舞蹈的还有云南艺术学院的徐梅，她在《艺术人类学视阈下云南少数民族民间舞蹈美学发展的必要性探讨》一文中，提出了舞蹈美学理论研究的必要性问题，并且对于云南少数民族民间舞蹈美学的研究现状，以及研究路线予以了阐述，作者指出，要将艺术人类学研究与舞蹈美学研究进行结合，要将舞蹈美学与云南少数民族民间舞蹈结合，要加入修正意识，即民间舞的美为“大美”的观念。对于学科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谈到舞蹈学研究的学科建设方面的问题，北京舞蹈学院王昕做了题为《文化人类学在中国民族民间舞学科建设中的价值》的探讨，作者指出舞蹈学的研究要借用人类学的方法论，用人类学的理论范式补充自身的不足，并从研究方法上不断货的完善，将舞蹈学的研究与人类学进行交叉。

总结

艺术人类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主要采用了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研究的对象涉及到视觉艺术、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等方方面面，与艺术学、舞蹈学等学科相互重叠。因而兼具人类学与其他一些艺术学科的诸多特点和优势。在理论探索方面，中国的学者始终尝试走出西方理论范式的局限，反思经典理论的不足，探索理论本土化的途径，对于学科的本土化建设做出了许多富有启示性的贡献。尽管，有些论文仍停留于理论脉络的梳理和介绍，但这种归纳性的论述仍然对许多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了解学科背景大有助益，也是十分有价值的。毕竟，理论体系的建立需要有思想源流作为基础，需要有丰富的田野资料作为支撑。

谈到田野资料，中国艺术人类学界的中国学者在全国各地少数民族地区、传统小型社区等开展了丰富多样的田野考察研究。随着近几年，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相关工作的大力推进，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认可和运用。每年由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联合其他学术机构主办的学术会议上，都会收到大量的田野考察个案研究，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为中国的艺术人类学本土化研究提供了大量的优秀个案，并且也在逐渐的形成适用于中国本土研究的新型研究范式，不得不说，这也是未来理论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础和实践依据。虽然，有些田野考察研究仅停留在对研究对象的描述和记录层面，并未有更深入的思考，但是这对及时记录整理珍贵的民族志资料也是十分必要的。为是在为将来学者的研究提供丰富的历史资料。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当今世界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呈现在学者们的眼前。一方面，传统文明丰富多彩；另一方面，现代文明层层渗透。许多论文也关注到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时代特色，并且提出了当代艺术人类学研究所要注意的一些方面，为现代学者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