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下的学科融合与新历史观—方李莉《中国陶瓷史》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北京大学考古研究中心和齐鲁书社协办的全球化与新历史观—方李莉《中国陶瓷史》新书发布会暨研讨会在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30多位来自将陶瓷学界、考古学界、人类学界、美术学界和文化学界的知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对方李莉研究员耗时10多年完成的《中国陶瓷史》的学术价值及其在全球化下的意义进行多角度的研讨。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贾磊磊主持了开幕式，他对大家的到访表示了欢迎，并指出中国艺术研究院素来有注重艺术史研究的传统，当年王朝闻先生主编的《中国美术史第十一卷》，李希凡先生主编的《中华艺术通史十四卷》就是其中的典范。中国艺术研究院还在各个学科里都有关于史学的著作。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方李莉研究员由齐鲁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新著《中国陶瓷史》上下卷，是近年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撰写的杰出的科研成果。该书采用的是全球化的历史观和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具有上万年之久的中国陶瓷史进行了新的读解。该书所采用的历史研究视野和方法，对于其他门类的艺术史研究不无借鉴价值，值得深入探讨。 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能宪指出这个会议实际上是跨学科或者多学科的研究，文化人类学对好多学科，对文学研究，包括对电影都有很大的影响。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可能是我们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非常宝贵的经验。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在信息化发达的时代我们来从事我们的学术研究，研究中国陶瓷发展的历史，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全球化的眼光。方李莉这部《中国陶瓷史》由于是在这样一种自觉的学术追求之下完成的，所以她写的《中国陶瓷史》可能与前面前人写的《中国陶瓷史》就有所不同。它不是一个单纯的陶瓷发展历史，而是通过这部陶瓷史可以反映中国自有陶瓷以来的，自有文字以来的其他方面的历史文化，可以说通过陶瓷的发展，可以看到中国的生产技术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思想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审美发展的历史。因此，这部书就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有了新的发展，有了新的价值。 《中国陶瓷史》的作者方李莉研究员在发言中表示将这本书献给自己的导师田自秉先生和费孝通先生，田自秉先生是新中国工艺美术历史和理论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之一。方李莉研究员提到撰写该书的勇气就是源于田先生1997年的对她嘱托；而写作视角是源于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她认为写史的意义在于任何新的发展都需要回归历史，在历史中寻找新的资源和新的启示。回归历史的研究并不是回归传统，而是更进一步向前发展。 通过历史研究中国文化基因的特点，并从中找到民族文化复兴之路，是一个非常大的目标，不是一个学者能做，这需要千千万万的学者来做这样的事情。而且还需要不同学科的学者从自身的学科的角度来完成，来共同研究和努力。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她觉得自己面对的是跨学科的研究，是一个新的探索，不成熟的地方很多，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建议与批评。她还提到这本书尽管写的是个人的名字，其实包含了很许多的学者在这个领域里付出的巨大劳动。最后，她对所有参会的领导、专家，朋友，家人以及对该书的出版做出贡献的出版社表示了感谢。
在随后的讨论中，分别由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徐天进，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赵旭东，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大树三位教授进行了主持，与会专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的焦点主要分该书的全球化视角下的新陶瓷史观，以及中国陶瓷史研究的多角度与去学科化带来的启发两个方面。
一、全球化视角下的新陶瓷史观
中国陶瓷虽然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然而专门研究中国陶瓷历史的学科在中国产生至今还不到100年。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由陈万里、周仁等前辈在中国开始使用科学的考古学方法、历史学方法、科学化验方法研究中国陶瓷的历史，这一学科得以建立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建国以后的中国陶瓷史研究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时至20世纪80年代，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硅酸盐学会冯先明主编的《中国陶瓷史》，是当时中国硅酸盐学会邀请了全国各方面的上百名专家，集体编写而成，代表了我国当时最高的学术水平。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通讯技术和因特网的迅猛发展，交通工具的更新换代，全球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联系和交往日益增强，地球越来越像个地球村。“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所处时代的知识语境，是当代知识分子这也成为知识认识、关照介入现实的新工具”[ 王治河主编，《全球化与后现代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方李莉的《中国陶瓷史》正是在这个语境下应运而生，从艺术人类学角度重新对中国陶瓷历史进行诠释。她认为孤立的研究中国陶瓷史，不能通过与其他文明的互动来反观我们千百年来文化本核也是过往陶瓷史的弊病。同时，研究中国陶瓷史只研究其中的物而不研究其中的文化和思想，或者说只研究器不研究道，会让我们看不到隐藏在表象后面一整套的中国文化价值观及中国社会的变迁史。方李莉的《中国陶瓷史》开新史观之先河，在这两个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 我国古陶瓷学界泰斗，故宫博物院耿宝昌先生对方李莉表示了祝贺，并对该书的出版表示了充分的肯定与赞赏，他提到上个世纪60年代，我国第一部陶瓷史诞生的时候，没有一点基础，非常艰难的到处求访资料才得以完成。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方李莉女士这是第三部了。三位写陶瓷史的先生着眼点不同，运用《中国陶瓷史》的文史资料不同，体现的当然也有所不同。方李莉这部专著的角度确实跟前两部不太相同。首先是她走出国门，在全世界范围当中广泛的搜集大量的资料，她的学科背景与所处的研究机构，让她有非常便利的条件来完成了这样大的著作。其次，该书展现了陶瓷传承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特殊文化内容的成长过程。所以该书将来要在社会上起作用，不只是对少数学生，是要对全世界所有研究陶瓷史文化的学者起作用。
齐鲁书社副主编赵发国认为《中国陶瓷史》也是一部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众所周知，《中国陶瓷史》虽然出过几部，但大多数是重视器物的本身。而方李莉这部《中国陶瓷史》有全球化的视角，把陶瓷放在社会生活的网络空间，从文化的、社会制度的、美学思想的角度来分析给予读者一个更开阔的视野，使读者不仅了解到中国不同时期陶瓷艺术的造型、原料构成等方面原料的特点，还能了解不同时期的文化、政治、宗教、经济、美学思潮对陶瓷的影响及这种影响形成的不同时期陶瓷艺术的风格特征。同时，他代表齐鲁书社向方教授表示由衷的祝贺，并表示为出版这么一部崭新的具有分量的书感到荣幸。 景德镇陶瓷学院陶瓷美术学院史论系主任曹建文认为方李莉的新编《中国陶瓷史》在研究视角与方法方面都对前面的陶瓷史来说是个突破。她能够应用新的研究方法以及独特的视角来编写《中国陶瓷史》。中国陶瓷史的研究迄今使用的三个方法，即历史文献学、考古学与科学实验的方法。但是这三种方法在陶瓷历史文化的整体研究上应该说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三种方法上面，陶瓷史的研究是很难实现复原陶瓷历史文化的整体艺术。因为有关陶瓷的历史文献本来就非常缺乏，即使流传下来的一些文献史料，也多为官窑的，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地下窑池和遗物的资料，当然非常重要，以大大弥补文献史的不足。但是它对我们了解陶瓷文化的群体关系，制度和风俗习惯的内容上，特别是精神文化层面的内容上是没有的。科学实验的分析成果显然也基本局限在陶瓷文化的技术层面上面。陶瓷是人类文化的产物，又是人类文化的重要一部分，虽然陶瓷文化在人类文化体制中属于物质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不能仅仅理解为器物的技术研发，因为作为人类物质文化组成部分的陶瓷文化，除了器物的显著特点以外，也包括社群、制度的精神文化在里面。陶瓷生产并不是纯粹的个人，是群体形成。在陶瓷生产和销售的群体里面有一定的关系，制度和习惯的文化内容。同时在陶瓷的物质的器物文化和陶瓷的生产关系、制度、风俗习惯文化中，必然有该民族和该群体的精神文化在里面，因此我们对陶瓷文化应该做广义的理解，对陶瓷的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其物质的，器物的，技术文化的研究。如果我们在这三种方法的基础上，能够进一步借助艺术人类学的方法于陶瓷史，或者陶瓷历史文化的研究，无疑对我们整体有改进。方李莉所采用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使得中国陶瓷史被放在一个大的全球性的新的文化研究中去理解，强调中国陶瓷史从来都是世界陶瓷史，世界的贸易史，世界的经济史，世界的政治史，世界的文化史和世界的艺术史是一部分。所以在这部新编《中国陶瓷史》的每一个章节当中，特别是有关陶瓷的贸易和外销部分，在目前陶瓷史中是最大的篇幅，尤其到了明清以后是很大的突破。当然跟我们现在的国际接轨，接触到外部材料，与她踏出国门搜集资料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原来的陶瓷研究是国内的研究，或者是内销研究，外销层面大大落后于西方，在这方面是很大的突破。第三是她很注重民族的兴起、融合和文化互动。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历史上不同民族的陶瓷文化相互发展，相互融合构成了中国陶瓷的特性。我们以往在编著陶瓷史对少数民族的陶瓷史关注不够，重视不够，或者是部分太少，可能是我们以汉族中心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方李莉在新编书中试图改变这一点，而且经过大量的努力，在辽金西夏陶瓷以及元代陶瓷上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这也是比前人陶瓷史进步的地方。总之该书不但在内容上注入了新的力量，而且重要的是在方法上有了重大的改变，这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河南大学中国陶瓷文化研究所所长王宏伟同样认为该书最大的意义是撰写者把自己的特殊视角延续到当下：而更大的贡献则是方法论上的贡献。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第一，因为历史传承下来的是陶瓷历史人身上承载历史信息，器物上面承载很多历史信息。如果我们把当代的陶瓷艺术作为一个人学的对象，作为一种对它的关照，很大程度了还原了我们历史。这是她进入当下陶瓷文明的田野，进行细致入微的直接体会，以现代当下为镜子照入我们的历史。这是一面镜子，这是当下和现代，从现代和当下里面照到历史，把历史反射出来，这种方法是我们传统的人文社会研究缺乏的一个方面，关照到陶瓷史的自我，回望到中国古代陶瓷史的真实的旧观。 第二，通过观察历史上中国流散到国外的艺术馆的器物，去寻找我们中国陶瓷的工艺历史，寻找我们中国陶瓷文化的思想性和文化的信息，重新复原到它的陶瓷框架上来。第三，不停的运用反观这种方法。她站在西夏，站在辽金，站在蒙元观察它的陶瓷工艺和历史发展来回望中国，或者说回望华夏以汉族陶瓷体系的脉络，就是看蒙元的陶瓷史，看近代的陶瓷史，看西夏的陶瓷史，它回望民族，以汉族的陶瓷史的景观，还原这些原貌。同时，她从宏观的整体文化史、社会史、艺术史的脉络里面用这样一个方式反观中国陶瓷史的实际和面貌，这种反观性的独具一格的新的中国陶瓷史体系，为我国陶瓷史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人文和现代社会人文方法的新视野，具有非常典型的方法论。这就是方李莉最重要的史学与方法论的贡献。
故宫博物院陶瓷科科长吕成龙提到以往的中国陶瓷史应该在考古学、类型学、自然科学、经济史方面都有所侧重。中国陶瓷史往上可追溯到清代朱元的《陶说》。再就是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中国第一本由吴仁敬的《中国陶瓷史》。这个陶瓷史还是处于书斋考古阶段，由于我国考古学刚刚起步，所以该书并没有引进考古学的资料，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个也是当时条件所限制的。再就是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陶瓷史》是我国比较权威的陶瓷史，但是这本书又是那个阶段的产物，它的资料都是截止到1980年。到了1999年叶喆民先生写了一本《中国陶瓷史纲要》。到了199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冯先明先生主编的，联合执笔的《中国陶瓷史》。再就是2011年三联书店出版叶喆民先生中国陶瓷史增订版。这本书应该说是叶先生一生的心血结晶，全书54万字，配图一千三百九十幅。应该说这本书也是一部很好的陶瓷史。再有是现在中国陶瓷学会正在组织人力编一本新的陶瓷史，还在编的过程当中。以往的陶瓷史并没有冲破以物论物的方式，也是受到时代所限。方李莉编写的这部中国陶瓷史，与以往的同类著作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图文并茂，全书109万字，配有851张图，是截止目前字数最多的中国陶瓷史。提到以往的陶瓷史，1982或者1994年的也好，主要是以文字为主，图很少。 第二个是吸收了大量的国外资料，这个和她多次的经常出国访问、讲学的经历有关系。 第三个是对元明清部分的重视，方李莉的《中国陶瓷史分》分上下册，元明清就占了整个下册，这是以前不可想象的，所以这也是很值得赞赏的。第四个是她从艺术人类学的视野来写陶瓷史，目前来讲还没有人做过，这是一个创新。艺术人类学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视野，一个新的角度，这也是方李莉为我们做出的一个最大的贡献。这种研究方法反对将工艺美术品单独看待，就物论物，认为将其扩展到文化的语境和社会构成发展的领域中，使读者不仅了解各个时期陶瓷艺术和文化的面貌，而且还明白了各个时期陶瓷发展背后的成因，由此进一步认识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各种特征和内涵。所以我们看到了在以往陶瓷史上看不到的一些章节，如：“城市的新布局与手工艺的发展”，“陶瓷艺术中文人气质的发端”，“宋代陶瓷的美学特征文人绘画对陶瓷艺术的影响”，“明代版画对陶瓷艺术的影响”，还有“欧洲人眼中的景德镇”，“西方学术界对中国陶瓷贸易的研究”等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大树教授认为该陶瓷史是继1982年中国硅酸盐学会冯先明主编的《中国陶瓷史》之后又一次建立中国陶瓷史的体系。这个体系就是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中国陶瓷发展史。这本书不像传统研究陶瓷史那样，研究在历史背景下，围绕每个时期器物的规模以及主要特征等进行研究，而是更多的探讨记录这一个时期的陶瓷背后的民族融合，国际文化交流等深层次的东西。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刑莉教授指出该陶瓷史是站在中国各民族文化互动的历史上研究，这个视角是过去的陶瓷史没有的。中国的历史是由各民族互相撞击，互相碰撞，不断融合滚滚向前组成了中华民族的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构成了中国的文明。而陶瓷在各个民族中都有体现，比如辽瓷，元瓷，尤其是元代青花，在陶瓷史上及中国的文明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本书虽然写的是一个史，但是它是站在了现代化的发展语境。就是中国如何和西方对话，中国和西方对话需要文化自觉，一方面要展示我们传统优秀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也要接受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精华。她这样就不只把陶瓷看成一个器物，而把它看成一个传递信息、表达文化、认知世界的方式。就是说这本书突破了原来只研究器物不看人的探究，能有一个全新的审视方式面对中国丰富的文化宝藏—陶瓷。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王建民教授认为这是一部充分的吸收了国内外学术界以往的研究成果的鸿篇巨著，体现了作者对于怎么样写作艺术史或者工艺美术史的探索和一些新的思路，即如何从一部陶瓷史看到中华民族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艺术史从艺术形态或者形式的发展史怎么样逐渐转化成艺术文化史，我们不仅讨论陶瓷的质地、造型、图像、绘画等等，也去讨论书里涉及到的陶工生产方式，器物中的文化思想等，也许还有更多方面，这是陶瓷史研究中应该提倡的一个思路。
二、中国陶瓷史研究的多角度与去学科化启发
中国古陶瓷的研究离不开多学科的交叉，比如器物的类型学、考古学、艺术史、思想史、历史学、工艺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美学、中外交流史、民族学、政治制度史等等，包括很多很多的方面，都需要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激发人们的思考。方李莉的《中国陶瓷史》在研究的多角度和去学科化方面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这样的尝试引发了美术史、考古学、人类学，美学等多门类研究学者的思考。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郑工研究员谈了该部陶瓷史对他研究美术史与艺术史的启发。对于美术史来说，现在的研究方法一般说来有两种，一种是以艺术品的研究为主要文献，不注重艺术家，只有艺术品。整个的研究就注重在各个不同的历史瓷器当中留存下来的艺术品，从它的样式、手法、风格当中去寻找一个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以艺术体本身为主，所以就是无名艺术史。另外一个是以艺术家为主体的写作，其实这种说法可能是在近现代、西方文艺复兴以后来发展出来的。虽然是两种艺术史都谈到了流派的问题，但是一个偏重于手法风格，另外一个是区域性的文化。而该陶瓷史中引用了技术系统、思想意识系统，社会系统，这也是将来美术史与艺术史研究更深入的一个发展趋势。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李修建则谈到了该书对于美学史和艺术史研究的启发主要是在方法论上，他认为该书对于美学史和艺术史从方法论讲有一种范式的意义，可以将美和艺术致力于社会文化语境当中研究。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徐天进教授提到该《中国陶瓷史》中的很多材料也是考古发掘的成果。也就是说考古学与陶瓷史的研究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合的，方李莉研究员在她的陶瓷史研究中提出了很多非常新颖的思路，对当下的考古研究有很大启发。考古学和艺术史，人类学本来就有一些天然的不可分的关系。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考古学慢慢脱离艺术，脱离人类学，变的越来越窄，变的越来越专门，显然这对未来考古学科的发展不是一个好事情。重新关照艺术史或者人类学方面的新的成果，成为考古学未来的发展前进的一个动力。他希望北大考古中心能够与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展开一些合作，互相取长补短，真正的跨学科研究将是一个方向。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院长张士闪教授充分肯定了方李莉的新陶瓷史观，认为这种研究是借陶瓷史研究表达一种更加宏阔的学术关怀。即在世界史视野中文化整体中，秉持多学科视野的前沿意识，展开了很多富有新意的话题。因为在学术史关怀的意义上，所有的学科界限就没有必要。陶瓷史毕竟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头多种学术利器都可以拿来尝试，例如环境史，人类学、民族学、艺术学等等。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赵旭东教授认为参加这个会议受到很多启发，可以反思自己学科的位置和未来的问题，该书导论中提到文化自觉带动了全球化的转变，谈到了文化转型的问题，究竟今天人和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怎么样的一个转变，再反思过去的人被我们现在人遮蔽了哪些东西，这个时候对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器物的理解都会有一些改变。只是说它启示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从原来是从人看物，到今天要从物看人，才会发现一个新的世界。她这个陶瓷史的观点是看到了器物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在民间社会里的流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这个文化如何生成转化出来，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创造了器物，它就应该由人来进行解释。这个是未来我们很多沾上学术边的人，这是现在艺术家感觉到学术不是那么自我中心，学术的观点往往用我解释不是世界，而没有用整个世界解释我为什么没有这样思考，这是我们学科面临的问题，人类学是这样，其他学科也一样。就我们人类学学科来说，是需要进入其他领域看这里发生的变化，这一点比建一个学科还重要。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尹吉男教授非常赞赏方李莉撰写该陶瓷史的勇气，同时就该陶瓷史的跨学科研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真正把跨学科制度化、体系化推进研究的情况在全国还真不多。在中国要搞学术创新和跨学科是非常艰难的。方李莉这种跨学科研究陶瓷史的新的方法论在文学界也有很多相关的看法，比如说文献途径、科技途径被总结为进入中国文化的四重证，出土甲骨文、金文、石碑、碑刻等被称为二重，民族学讲的文物出土被称为三重。过去的都是单一的研究，现在都是多重性的研究。他还表示方李莉的陶瓷史与前几卷陶瓷史最大的区别就是不仅是专业陶瓷的研究了，而是写了一部中国陶瓷文化史。 广西艺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民族艺术》主编廖明君谈到方李莉的多学科视角是她十多年来一直在实现的一种比较相对稳定的学术理念，体现在她1997年到现在主要的学术成果上。正是这样一种跨学科的理念，包括这本书的导论在《民族艺术》2013年第三期发出来以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种关注已经超越了研究对象的本身。在其他美术学，包括舞蹈学、音乐学也还是有很大的启示，我们要作为一个现象研究的话，我相信包括方老师这本书中的陶瓷史，它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陶瓷研究本身，其他艺术门类的研究也有启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叶舒宪研究员则反思了学科跨界研究的难度以及容易出现的问题，尽管学科有它多元化的倾向，但是还是有所选择的。 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色音研究员对该书如何运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以及该书的完成对于人类学界的意义进行了总结，第一是整体论的关照，即把陶瓷史放在整个社会文化大的语境和各个时代的情境当中，将各个情况结合在一起论述。第二是互动论的方式，就是说从大传统和小传统，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汉族与少数民族等等不同的关系当中去叙事论述，这个也是人类学的一个视角。第三个是文化相对论的立场影响比较明显，包括对各个时期，甚至不同民族对中国陶瓷史当中的贡献等等，这些都是一个方法论视角上的变化。第四点是对比分析，比较是这本书非常重要的具体叙述方法技巧。从比较宽阔的视野不同的视角进行对比。他指出该书是人类学的视角与陶瓷史交叉研究的产物。这本书一方面得益于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和视角，另一方面则拓展了人类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尤其是中国的人类学。陶瓷是一个中国文明史中的非常文明领域之一，从青铜器、玉器到陶瓷还有丝绸这样一些象征性经典的文化，是能够代替中国和世界文明史对话的，能够放到人类学领域研究，必然会对人类学的发展和影响力有积极促进的作用。该书的出版也标志着人类学相关的理论方法，影响了相关的人类学以外的学科当中，这个是能够让国家在不同层面社会去了解人类学，重视人类学很好的契机和途径之一。
此外，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大援研究员对方李莉的个人学术道路以及该陶瓷史取得的成就做出了分析和总结。他认为在方李莉的《中国陶瓷史》中，非常强调从文化互动与文化变迁的角度来理解艺术史，超越了陶瓷本身。具体而言，就是以文化互动与变迁为基本指导思想，来梳理中国陶瓷史。这是一个有见地的思想。通过方李莉的《中国陶瓷史》来反观她学术道路，非常像一个学术样板，所以他提出“方李莉现象”这个题目。他谈到方李莉这些年来每做一件学术研究上的大事，都很成功。例如，方李莉担任课题组长的“西北人文资源基础数据库”和“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在我院都曾经是经费最多的国家重点项目，成果也十分可观。眼下这部《中国陶瓷史》，是方李莉个人独著、单本字数最多的著作，质量也相当高。至少这些是两个中国艺术研究院“之最”。实际上还能找出更多。这种表面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从学术上看，发挥的是协同创新的作用。用四个交叉来概括：一，学科交叉：艺术学与人类学的交叉；二，方法交叉：田野方法与理论的方法的交叉；三，研究能力和管理能力交叉；四，中心与外围交叉：研究所（艺术人类学研究所）与研究学会（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密切合作。从环境和个人的条件方面看，不论是家庭还是学术集体，都起到了“众星捧月”的作用。从这点上看，方李莉是幸运的。但是，单有众星捧月是不够的，她个人的努力、韧劲和顽强也是超群的，甚至精力也是超群的，这点非常人能比。
与会学者高度评价了这次会次所取得的成果，来自陶瓷史学界，考古界，人类学界，艺术学美学界的专家学者们欢聚一堂，深入探讨，对方李莉在全球化的视野下采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关照陶瓷史的研究方法与前景进行了交流，激发出更多新问题，这极有可能成为未来相关研究的热点。首先是跨学科研究在中国陶瓷史中起着怎样的作用。陶瓷本身即将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经济等融为一体。陶瓷的变迁史其实就是人类文明的进化史，同时也是民族交流史，在这样的研究中，各种专业都要用到，多学科研究是必然的趋势。“如果我们了解中国人使用陶瓷器、制造陶瓷器和向外部输出陶瓷器的历史，我们就了解了中国的文化史、社会史、艺术史、审美思想史、手工技术史，生活史以及对外经济贸易史中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基于此，中国陶瓷史就成为理解中国文化和艺术观念以及经济发展的重要的钥匙之一。”[ 方李莉：《中国陶瓷史》（上），齐鲁书社2013年版，第1页。]方李莉的中国陶瓷史，通过陶瓷这个特定的手工艺的史，来探讨中国背后的文化价值观和中国社会历史。几十年来中国陶瓷史的研究成果多表现在对中国古陶瓷器物的发掘、测试、鉴定、分析、比较等研究上，而这些器物背后的或与这些器物相关的人物、技艺、经济、风俗等研究则非常薄弱，这也是故宫博物院的杨静荣先生总结的中国陶瓷史自蒋祈《陶记》问世后研究的第四个阶段的特点[ 杨静荣：《陶瓷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陶瓷研究》1987年第一期，29~37。]。如果说1982年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的《中国陶瓷史》是第四阶段的杰出代表的话，方李莉的《中国陶瓷史》将艺术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引入标志着中国陶瓷史研究进入了第五阶段。其次，对考古学以及中国其他艺术相关史的研究有什么启发？可以说，方李莉的《中国陶瓷史》建立了当代中国艺术史，美学史等艺术相关史的研究范式，使得相关艺术理论研究能够从本土的纵向历史研究以及横向全球研究结合起来，建立全球化新时期的真正立足本土的理论。最后，人类学方法被借用到多个领域, 人类学对历史学、社会学及其他人文科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反过来, 中国陶瓷史的研究对中国人类学的研究与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埃文思•普里查德倡导历史民族之中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指出社会人类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的编写[ Evans-Pritchard E E. Social Anthropology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Free Press,1962:152]。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无文字的简单社会越来越少，中国人类学研究的转向也使得自己不得不面对中国悠久的文字历史。这时，不讨论历史会使得本土人类学的发展没有根基，无法掌握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因为一个民族的传统历史乃构成调查对象的思维和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这方面，方李莉的《中国陶瓷史》同样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
载于《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4年第6期 2014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