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砚滴的设计文化之根
蔡文彬
《设计艺术研究》2014年第1期
摘要：砚滴是中国古代文房中的经典文具之一，它的诞生是秦汉时期书写环境中各种因素之间相互调适的结果。砚滴蕴含和传承着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设计思想和文化基因。透过砚滴可以领悟到中国古代设计文化的精神导向，这种导向和西方现代设计文化的精神导向截然不同。
关键词：砚滴设计文化诞生传承精神维度
砚滴，是中国古代文房中盛放研墨液体的一种文具，至迟出现于汉代。现今已知最早的砚滴，为东汉元嘉二年（152年），已无从考证其发明者和发明时间。清代学者孙廷铨撰写的《颜山杂记》载：“凡有砚滴，先得顶口，次得腹，次得提，然后吐水。”它的构造并不复杂，由顶口、器身、出水口三部分组成。使用方法简便：首先，找一个体积容量比砚滴大很多的器皿，盛满水，将砚滴往其中沉底一放，器身很快就盛满水。接着，用手倾斜壶身，由出水口往砚池中注水。然后，发现砚池中的水量已足够，立即用手指在砚滴的顶口一按，出水口的水流顿时停止。如此一来，使用者可以精确控制研墨时的用水量。砚滴的形制特征、形制的寓意和材质，一直是收藏界关注的焦点。从设计艺术学的角度，来关注砚滴所揭示出的中国古代设计中的文化精髓，是一个新视角。方李莉女士说得好：“人类的思想和文化其实都是由各种物来承载的。人的物质设备：举凡器物、房屋、船只、工具，以及武器，都是文化中最易明白、最易捉摸的一面。”也正如学者胡飞所言，研究中国古代设计艺术应该“重点研究古人如何运用各种关系来调和各制约因素，解决现实矛盾，学习古人处理各种关系的技巧、方式、方法、思想，从而真正理解古人的设计艺术活动和文化创造，看到古人造物行为中的历史必然性，真正从设计艺术文化现象中体会到当时的创造者对世界，对自己的理解。”本文也同样沿着这样一些思路，以砚滴为研究对象，进行一些新探讨。
一、从设计文化的角度探究砚滴的诞生之谜
一般认为，砚滴的诞生，与中国书画的兴起和笔墨的使用有关。现在看来，这种推测难免有些笼统。我们研究砚滴的诞生之迷，可先由砚滴的名称入手。学者赵明星考证后发现：“有关砚滴的最早记录，见于西汉刘歆编著的《西京杂记》，此时的砚滴被称作书滴。《西京杂记》卷六载：‘晋灵公冢甚瑰壮……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润如新，王取以为书滴。’另据《西京杂记》卷一载：‘汉制……以酒为书滴，取其不冰。以玉为砚，亦取其不冰。’”“书滴”和“砚滴”的共同点是“滴”。不过，“书”和“砚”显然是两个概念。
如果将“书”字视为动词，砚滴的功效可能不仅局限在与现代不大相同的研墨过程内。由“书”字入手，我们很有必要还原一下汉代前后的书写方式，这里主要涉及书写姿势、书写材料、书写工具三方面。学者邢义田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在汉代的图像资料里，迄今找不到任何伏案或伏几书写的例子，反而有图像，也有文献可证，汉人常常一手持简牍，一手持笔，或坐或站，以悬腕悬肘之姿书写。”砚滴自迟出现于汉代，当时的汉人以或站或坐的姿势进行书写。主要的书写材料，是竹简和木简，二者本身很难吸收多余水份。汉代的毛笔主要选用劲健的硬毫为笔柱，软毫为笔衣。在书写过程中，这种以硬毫为主干、软硬毫并用的“兼毫”，墨汁易较快从笔根和笔腔汇流到笔锋。因此，在简牍上用“兼毫”笔书写，最好是一气呵成，容不得半点拖泥带水。更需强调的是，中国古人的书写态度历来严谨，作文写字是件极严肃的事。在以上几种因素的合力中，对书写中水份的精确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此，我们可以从“原境研究”的角度再现一个汉代的书写者的书写状态：一丝不苟的书写者一手持简牍一手握毛笔，在书写的过程中时坐时站。整个上半身无支撑点，以一种动态的姿势进行书写，必然有较大的书写难度。因此，对毛笔水份的干湿敏感度，也必然要求较高。以至后来的北宋文人朱长文在《砚滴铭》中感慨：“守口惟瓶出入惟心，一勺之多渊渊而深。”虽说砚滴的诞生可能早于汉代，但考虑到书写习惯的演变是一个缓慢的渐变过程，所以我们认为西周末年至秦汉时期的书写习惯大致也应该在以上所描述范围之内。因此，综上所述，砚滴的诞生，很可能是由当时的书写姿势、书写材料、书写工具、研墨方式、书写态度之间相互调适的结果。
二、在文化传承中解读砚滴的文化基因
在中国古代设计史的长河中，新旧器物不断诞生又不断消亡，回旋和沉浮中，垂范千古的经典器物可谓凤毛麟角。学者王琥认为，“流传时间长、传播空间大、影响层次深”的器物，都可以被视为中国设计传统范畴内的经典案例。自有实物可考的汉代起，在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砚滴的身影总是数见不鲜，由于制作难度、制作成本不高，如果不追求繁琐的装饰效果，则各阶层读书人均能享用。从这个意义上讲，砚滴可谓是中国古代设计中的经典器物。
从设计理念上看，砚滴也是特点鲜明，堪称经典。首先，砚滴是中国传统简略式设计的代表。“中国古代民具设计思想的突出特点，用一个‘简’便可以全面概括。这个简，不是简单之简，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设计，反复实践后的总结，代代相传后的改良，才逐渐形成中国传统简略式设计的特色。”砚滴的构造简洁、操作简便。选材简朴，陶、瓷、金属均可制作。其次，砚滴的实用功能单一明确，是中国古代文具开始走向精确分工的标志性器物。再次，砚滴衍生出丰富的次级功能。除审美等功能外，甚至仿佛折射出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幽默性。古人冬天研墨写字，因为水可能会结冰，所以砚滴里也会盛酒来代替水，很难想象洒脱的古人不会以书写之名，偶尔忍不住行贪杯饮酒之实。事实上，汉代人饮酒蔚然成风，一些汉代砚滴的口部衔杯，这口杯可能具有酒杯的功能。
然而，在设计上的突出特点，并不能完全成为砚滴在扑朔迷离的设计史海中长期生存的护身符。一件经典器物的诞生和传承，一般不只由少数因素所支配，而是由人的生活方式、情感体验、审美心境、社会文化心理、宗教情怀等多个因素支撑和互动的结果，这些因素之间又时常盘根错节、难分彼此。随着时空变迁，古人的书写习惯逐渐发生改变,砚滴已并非文房中不可或缺的文具。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砚滴还能以一个“文化不倒翁”的形象端坐于历代书房之中，始终为读书人所青睐？这里很有必要从砚滴的文化基因入手，作一番解读。
我们先从“水”这个元素来探讨。“水”曾经是人类早期难以精确计量的元素。面对这个难题，中西方人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西方人对水的计量，往往主要借助于容积、刻度、数字等进行数理上的量化，可称为“数理性的精确性”。
中国古人尊重并运用自然规律，也成功地控制了水的计量，砚滴就是成功的典范。使用者通过器身、顶口、出水口和手、眼，五位一体，利用物理学中的虹吸原理，成功地精确控制了砚滴的出水量。这种对流量的精确控制，实际上是由人的心灵感官直接支配的。进一步说，人的视觉——监控水的流量；人的触觉——控制器身内的气压；虹吸原理——在人的视觉和触觉的双重支配下，以“天工”的方式，实现砚滴的整体功能。这种控制力，是人体的精确性在器物中的高超映射，我们姑且称为“感觉上的精确性”。中华传统文化中，“感觉上的精确性”随处可见,如中餐制作中，火候大小的动态调节和熄火起锅的时间节点，都有赖厨师“感觉上的精确性”。中医开药方，每味药开出的计量，医师个体间是有差异的。同一味药，多几克少几钱，药效大不同，同样需依赖医师“感觉上的精确性”来判断，这恰是判定医术高下的重要标准。追本溯源，“感觉上的精确性”源自中华先民主客体“生命一体化”的生存体验，中华古老文明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就是这种体验的结果。
我们再次重温砚滴的使用过程。当指尖由顶口提起，充气为开，水流倾泄。指尖堵住顶口，气闭为合，水流骤停。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分合一体，此消彼长，在相互转换的平衡中，人与砚滴成为和谐的统一体。这样一来，我们体会到砚滴和人的呼吸相呼应，与生命的张弛同步，有物活感。中国古人历来以一种富有生命感的眼光，来看待自然万物,人和物在情感“互渗”的生命交感中,完成的不仅是物的生成,更是生命与灵魂的铸造。学者邱紫华说的好：“东方美学是生命的美学，东方美学的哲学基础是万物有灵观和万物同情观。它产生于人类与自然万物交往的实践活动之中，它以自然万物对人的生命是否有益有害为美丑的判定标准，也就是说，东方美学思想的最核心部分就是关注人的生命，以旺盛的生命力的形式为美。”在微妙的指尖提压之间，充满着生命永恒的动静交替的节奏，体现出自然界周而复始的生命律动。逐渐地，砚滴从早期的实用意义上的文具，蜕变为一件传承着中华古老文化基因的“神物”。
砚滴的神奇功用，洋溢出一股神秘的原始宗教情节的芬芳，与崇尚“万物有灵”的中华古老文化观念有机融合，让使用者逐渐体悟到“天人合一”的诗意情怀。事实上,每一种具有强大渗透力的观念背后，都以一种成熟的思维模式为基础。这种心物相融的主体境界，就是所谓的“诗性思维”。诗性思维和诗性的生活往往互为基础，二者又呈现出一种互动关系。不经意间，在“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诗性生活中，中国古人通过砚滴游刃有余地传承着中华文化中的优良基因，也传承着和谐的人生体验。
三、从砚滴到书斋文化的启示：中西方设计文化的精神维度
与中华传统的“诗性思维”相对应的是西方传统的“逻辑思维”模式。逻辑思维，以主客体相分的二元逻辑为基础。逻辑思维是分析性的，每个步骤必须按部就班，重在“分”，对自然的态度是“天人相分”。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有互动性，这种思维模式又塑造了现代西方化社会的典型生活模式——以逻辑思维为基础的泛科学化生活模式。这种生活模式强调以数理量化的方式对生活进行精细的统一规划，由此形成现代西方化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人在标准化大生产的过程中，不断地实施一个又一个技术理性化的操作行为，“无条件地遵守‘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以适应那个只能用数学方式来描述的几何式生产运作框架”。体现在人和物的关系中，从设计、制造到使用的一系列过程内，都追求一种分毫不差的数理量化性的效应。这种人和物的关系，不是一种内在的有机联系，而是在逻辑理性基础上构建出的各种外在秩序和网络。扩展到整个社会关系中，由人工构建出的“第二自然”使整个社会宛如一台精确运行的机器，最终造成人与技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高度紧张的状态。这种紧张的社会网络结构关系，在使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被大量滤失的同时，也使人反倒成了机器化社会的“零部件”。因此，设计的本质意义无疑也产生了异化。
自清代以降，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从百工日用到建筑、戏曲、医药等，都在同一种文化生态环境中按自有脉络发展。如果说书房是这种文化生态大环境内的小环境，那么,砚滴等文具则是构成这个小环境的基本要素。中国传统书房被视为中华传统书斋文化的载体。书斋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书斋”文化的核心在“斋”，“斋戒”讲究内心虔诚，以通神明之德。因而，在诗性思维和诗性生活的母体孕育中，中国传统书房遂逐渐演变为人注重内心观照和精神体验的场所，其根本目的在于提升主人的生活品味和生命质量。所以,从器物层面的关联性上看，砚滴和中国传统书房是类同相召的文化连姻。从文化传承的联动关系上看，砚滴和书斋文化精神在此倡彼和的传承中，是同舟共济的血脉共振。著名学者李砚祖先生把设计艺术归纳为功利、审美、伦理三种境界,从砚滴到书斋文化,正是从诗意的审美境界到伦理境界的升华。⑪千百年来，中国的书生们，在书房中挥汗如雨的读写、天马行空的思考、身心交融的感悟，手不释卷的间隙，偶尔悄然摆弄一下砚滴这样的与人心有灵犀的小玩意。刹那间，定是灵光乍现，思如泉涌。
我们通过这两种生活模式和文化特质，领悟到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设计文化的精神维度。在西方传统主流文化的视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对立的势态，设计文化的精神维度一方面表现为在永无停息的争斗中对自然的步步紧逼；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逻辑和数理思维在自然中的“和谐”呈现。人的理性被狡黠地移植进物中，人与物貌似获得某种调和，而并非有机的血肉交融。尤其自近现代以后，在资本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下，设计的造物实践既可以说是在不断提高人类的生活品质，也可以说是在试图利用层出不穷的外物来不断满足永无止尽的贪婪人性。永恒的富裕和无限的享受才是生活的终点站，人类从此踏上寻求“彻底解放”的波澜壮阔之路。
在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的价值取向和造物设计的精神维度水乳交融，表现出与现代西方化社会完全不同的造物导向。造物设计的深层意义不仅表现为对物的现实理解，也表现为对人、对宇宙的生命诠释。“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每一次的造物实践,都是一次灵肉合一的生命创造；每一次“天工开物”，都是这田园牧歌世界中又一缕动人心扉的阳光。千年岁月中，中国古人踏着诗性思维的飘逸步伐，满怀“天人合一”的感悟，以阴阳浑然一体的人性，遵循着节制有度的人生理想。淡定从容的、宁静自在的、诗意的生活在大地母亲的怀抱，才是生活本身的归宿，也正是中国古代设计文化的精神所指。
时光悄然流淌，在平淡天真的诗性生活熏陶中，中国古代设计文化逐渐悠远深厚，流美于世的不仅是一种博大精深的设计体系，更是她对宇宙生命的圆融妙悟，对中华古老文化精神的根植，对平凡生活的灵思，对现世人生的关怀。
注释：
①方李莉《艺术人类学下的新艺术观——以中国陶瓷史为例》，艺术探索2013第三期，52页。
②胡飞《中国古代设计艺术的当代生命》，《艺术百家》2005年第3期，第105页。
③赵明星《砚滴初论》，《寻根》2008年第5期，第153页。
④邢义田《地不爱宝：汉代的简牍》，中华书局出版社，2011年，第31页。
⑤薛理禹《砚滴初论》，《寻根》2009年第2期，第84页。
⑥王琥《设计史鉴：中国传统设计文化研究.思想篇》，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第89页。
⑦王琥《设计史鉴：中国传统设计文化研究.思想篇》,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167页。
⑧邱紫华《东方美学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页。
⑨吕品田《为生产完整的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重提手工生产》，《装饰》2002年第1期，第5页。
⑩唐星明《寻找第三种智慧：关于民间装饰及设计的文化审视》，四川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202页
⑪李砚祖《设计之维》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