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人类学的田野实证与学术自觉
——2013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李海云
艺术既是人类高层级的精神文化现象，又与凡常的世俗生活密不可分。以此为研究基点，新时期的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日益蓬勃，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规模逐渐壮大。2013年10月25日至28日，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与山东大学联合主办了“2013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由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承办，《民族艺术》杂志社协办。本次会议主题为“艺术人类学与文化遗产研究”，参会人数近200人，包括中、英、法、荷、日、新（加坡）等各国学者。会议提交论文148篇，分别从艺术人类学的基本理念、田野研究以及当下非遗实践反思等维度入手研究。众多学者的学科背景不一，使得这次会议具有了跨学科对话的性质。而关注当下现实社会实践，挖掘各地艺术个案的独特价值，强调艺术与整体性的生活与文化的相关性，重视国家政治、文化精英和民间社会的互动等，使这次会议显现出多个亮点。
一、以中外艺术人类学史为学术视野，梳理学科发展脉络，理清基本学术理念,成为与会学者的关注焦点。
方李莉（中国艺术研究院）《走向田野的学术生涯》一文，结合自己多年的学术研究成果，对走向田野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倾向予以梳理和反思，阐述了该学科走向田野研究的必然性，以及艺术研究与人类学研究互动互补的可能性。王建民（中央民族大学）则在《人类学艺术研究对于人类学学科的价值与意义》一文中，指出艺术人类学目前存在的双重困境：一方面是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的被搁置，另一方面是主流人类学家对艺术研究的疏远。他认为，走出这一困境的关键，是对艺术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关怀，这是一个学科得以建立和完善的必由之径。王永健（中国艺术研究院）以《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轨迹》一文，爬梳了艺术人类学在当代中国发展的三个阶段，资料翔实，旨在为当代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立此存照”，为后续研究提供便利。
有学者试图凭借艺术人类学的独特视角对艺术基本问题发起挑战。向丽（云南大学）《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艺术制度问题研究》一文，集中讨论人类的“艺术制度”问题，认为“艺术制度”决定着在特定时期什么才被视为是“艺术”，并因此制约着艺术活动生产者和接受者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因此，艺术人类学不应回避艺术中的意识形态问题，问题只在于如何去理解艺术中的意识形态维度，而“艺术制度论”的提出恰好为一种新的“观看方式”的出现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并将成为当今探究艺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支点。杨民康（中央音乐学院）《由反本质主义到臧否表象：民族音乐学后现代转型之路——兼论当代音乐民族志的语境研究观》一文，从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后现代研究理念入手，发现民族音乐学在接受后现代理论的过程中，因受到人类学思维和方法的影响而体现出某些不同于哲学、美学领域的后现代思潮的个性化特点。他认为，赋予“音乐的本质”以更多的隐喻性即多样性、多义性和多层性的可解释途径，事实上是与民族音乐学的后现代学术趋向有关的，这使得人们在以较为宽容、理性的态度来处理和面对各种音乐文化危机现象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化解了由彻底、极端的后现代怀疑论所带来的某些尖锐矛盾问题。
也有部分学者曲径通幽，试图通过跨文化比较对艺术人类学的本土建构有所推进。纳日碧力戈（复旦大学）《艺术的重现：身心言之意绝而实通》一文，借助费孝通先生谈“技术与艺术”的思想，探讨“人类学的艺术担当”，认为艺术人类学应该以“开放性的交叉学科”的姿态积极融入中国既有的学术脉络，达到形、气、神“三通”，既应有中国特色，也要追求普适理论。邢莉(中央民族大学)《民间节日文化的价值体系》一文，认为中国传统节日所体现的核心价值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原动力，也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建立多元文化对话机制的象征资源。范丹姆（荷兰莱顿大学）《对黑龙江地区饰物的解读：早期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一文，以早期艺术人类学对西伯利亚东南部黑龙江地区的饰物研究为例，通过对艺术人类学的“知识史”的书写尝试，对学科的假想、概念、目标、问题和方法进行反思——博物馆人类学家是如何进行饰物研究的？田野人类学家在面对同样的饰物时，是如何应对由地方调查所带来的新方法论的可能性的？李祥林（四川大学）《城隍信仰与民俗戏剧——艺术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遗产研究》一文，以地处中国西南的巴山蜀水为关注点，结合历史与现实、文献和田野，探讨了乡土中国迎神赛社中戏台与神庙的不解之缘。李立新（南京艺术学院）《论象生》一文，通过对“象生”在各个历史阶段中的不同意义的分析，讨论了其概念、本质及其艺术活动发生的必然性与普遍性。周星的（日本爱知大学）《“萌”作为一种美》一文，关注当代中日两国青少年间通过服饰、动漫等传达出来的一种名之为“萌”的意态和现象，分析其反映的中日社会审美意识的多样化趋势。此外，莱顿（英国杜伦大学）《山东省棉纺图样的变迁》，中生胜美（日本樱美林大学）《1980年代的冷水沟调查回忆》，杨小平（日本广岛大学）《黑色旅游的艺术人类学视角——遗物、遗址、博物馆与展示》，单泰陆（蒙古阿尔泰胡笳声乐学世界研究所）《藏医中的金龟图像学》，李秉萱（新加坡中华工商总会）《新加坡和马来亚半岛两地真空教发展现状考察》，周蔚蔚（香港中文大学）《从现代东巴艺术的生产看传统文化的想像与再生产》，杨秀（中国艺术研究院）《浙江桐乡五泾村清明节调查报告》，李修建（中国艺术研究院）《顾恺之：一种艺术人类学的解读》，王政（淮北师范大学）《人“戴羽”、“饰羽”与美之本义》等，都尝试运用西方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传统或民间的文化现象予以解读，各擅胜场。
二、如果说，“走向田野”是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创立伊始就为自身确立的研究策略，并在历届年会中逐渐成为与会同仁的共识，那么田野个案研究成为此次会议的主流也就并非偶然，学会这一学术共同体的轮廓借此得以粗略勾勒。
毋庸置疑，艺术人类学是在田野中生成的学科，田野作业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生命线，不仅支撑着这一学科的学术追求，而且是其与多种学科对话的根本所在。与会学者虽学科出发点不一，所选择的田野个案各异，但都大致遵循从生活整体理解艺术、从具体语境解释个案的学术旨趣。就研究内容而论，主要分为如下三个领域：
1.较单纯的民间艺术事象研究，主要涉及民间的舞蹈、音乐、戏剧、美术、服饰等活动。
舞蹈方面，王阳文（北京师范大学）《白马人“火圈舞”的田野呈现与身体象征》一文，凭借丰富的第一手田野资料，通过对白马人年节期间“火圈舞”仪式活动的表演情境、身体语言和身体象征的分析与阐释，旨在探寻身体动态背后的文化意义与观念形态。陈德琥（蚌埠学院）《论花鼓灯艺术的当代民俗型出场方式》一文，以淮河沿岸花鼓灯表演活动为个案，认为其传统的出场方式与农耕社会相适应，而在新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新型出场方式，为的是适应“后工业”时代的社会语境。曹晖（黑龙江大学）《从表层形式到深层形式——萨满艺术的形式语言和意义语境转换关系研究》一文，尝试将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原则用于视觉形式语言的探讨，以萨满艺术为例对视觉艺术的表层形式、中层形式和深层形式进行分析，认为图像浓缩的是个人的内在精神和区域文化表象。
美术方面，徐英（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内蒙古和林格尔“武家泥塑”的民俗文化解读》一文，认为“武家泥塑”不仅是农耕文化辗转植根于内蒙古草原游牧文化的一种艺术形式，还可从中窥知区域族群之间的文化互动和文化交融。龙圣（山东大学）《明清杨家埠家堂画及其祭祀内涵的演变》一文，以古代庶民在堂屋祭祀的土地、祖先、家堂神为考察对象，认为随着土地、家堂神祭祀涵义的逐渐消解，祖先图像代表了家堂画唯一的祭祀内涵，至今仍延续了国家礼制的符号，乃是国家与民间、礼与俗长期互动的产物。
其他在戏剧、音乐、服饰等方面，学者也多有发掘：曹娅丽（青海民族大学）《“格萨尔”戏剧叙事表演的民族志研究》，刘伽（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泗州戏的剧场艺术》，吕珍珍（广州大学）《华夏戏曲作为程式化表演艺术的口传心授》；申波（云南艺术学院）《阐释与“误读”——从彝族“苏尼”单面鼓音乐考察引发的田野思考》，华明玲（西南科技大学）《四川德阳“仓山大乐”考》，强东红（咸阳师范学院）《陕北民歌的零敲碎打的表达机制》；崔荣荣、牛犁（江南大学）的《清代汉族服饰变革与社会变迁（1616~1840年）》，亓延（济南大学）《齐鲁民间传统葬服礼俗的文化阐释》，李宏复（中国艺术研究院）《清代滇、黔、湘少数民族图册中服装造型的解读》，宋小飞（中国社会科学院）《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装饰类造型艺术探微——以住居建筑为例》，等等。
2.有学者借助艺术性较强的仪式个案深入探究艺术的发生，注意观察民间仪式活动中的艺术性因素，在艺术发生学的意义上探讨其中艺术与信仰的内在关联。
杨杰宏（中国社会科学院）《音乐祭礼：族群艺术的身份再造与多重表述——以丽江福慧村古乐祭礼为研究个案》一文，以丽江洞经音乐为个案，认为当下村落语境中的音乐祭礼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传统恢复，而是社区精英基于时代背景的传统再造，是对其族群文化身份的多重表述与持续建构。李海云（山东大学）的《信仰与艺术：村落仪式中的公共性诉求及其实现——鲁中东永安村“烧大牛”活动考察》一文，以鲁中东永安村每年正月十四举行的“烧大牛”仪式表演为个案，认为在这一仪式活动的运作过程中，内部充满了村落不同群体之间的多重磋商，而村落公共话语体系及其公共性意义正是由此生成。类似研究还有呼延胜（河南师范大学）《从“火”到“电”：陕北火塔塔、转九曲等民俗活动的传承与演变》，李东风（西华师范大学）《宝鸡南坡村“太阳节”庙会的文化考察》，李生柱（山东大学）《神像：民间信仰的象征与实践——基于冀南洗马村的田野考察》，李雪艳（晓庄学院）《窑与窑祭的社会功能——以江苏昆山锦溪祝家甸村土窑与窑神祭拜仪式为例》，杨英（云南民族艺术研究院）《彝族尼苏人烟盒舞的人类学意义》，牟晓林（中国艺术研究院）《景德镇瓷业生产的时间性结构建制研究》等。
3.许多学者都注重从乡土社会变迁的背景下，探讨乡民艺术传统的传承与再造问题，反映出当代社会对这一话题的高关注度。
李兴华（景德镇陶瓷学院）《传统的回归和现代重生——景德镇新民窑的田野调查与文化思考》一文，关注景德镇新民窑出现的文化语境及其生产组织形式，认为这既是一种传统的回归，又是一种现代重生。胡绍宗（黄岗师范学院）《乡村社会变迁中的图像与文字——以鄂东黄道山村村民堂屋中的民俗美术为例》一文，发现鄂东黄道山村居家堂屋里的图文系统总是随时代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样式，梳理了村落—家庭语境中民俗美术演变的线索，试图以此揭示出民俗美术与村落社会变迁之间的密切关系。此外，梁惠娥、周小溪（江南大学）《江南水乡民间服饰面料的艺术美与传承研究》，李启福、康泰源（赣南师范学院）《政策扶持与兴国山歌传承及文化生态再造》，张晓（贵州大学）、张寒梅（贵州省民协）《世界苗族服饰工艺的传承与利用》，王纪（通化师范学院）《驯鹿鄂温克、鄂伦春、赫哲族剪纸传承现状田野调研报告》，王坤（天津大学）《转型期民间文化的发展嬗变路径——基于绵竹陈氏年画世家的个案研究》等，亦都面向当下的生活实践，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对多个乡民艺术个案予以讨论。
三、借用艺术人类学学科研究方法，对非遗保护的当下社会实践予以研究及反思，在这次会议上形成热烈讨论。
张士闪（山东大学）《谁在生产？怎样保护？——透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一文，梳理了中国当代非遗保护的“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等阶段，从理念到实践予以检讨，认为主体失位与社区缺席是其主要弊端。补救的关键，是要将社区公益性引入到非遗保护的视野与制度中，落实在当下城乡社区建设之中。耿波（中国传媒大学）的《文化自觉与正当性确认：当代中国非遗保护的权益公正问题》一文，直面目前非遗保护实践中的重重困境，认为粘连着众多民间文化（如民间信仰）的“非遗”要想真正在公权框架中获得正当性确认，在现实实践中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而作为非遗传承主体的民众只有培育起文化自信，才能真正迈向文化自觉。吕韶钧（北京体育大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二次风险”的规避研究》一文，认为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我国社会发展充满了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危机，非遗保护同样如此，应对其潜在的“二次风险”展开研究，采取必要的规避措施。
还有一些学者，致力于对非遗保护的技术操作层面的探讨。娄芸鹤（北京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再造》一文，认为应利用当代数字信息技术，更新或者赋予非遗对于现代社会的新价值，以此培养和提升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创造能力。王拓（天津大学）《口述史：“非遗”传承人获得话语权的媒介与途径》一文，认为当下“非遗”口述史研究不应再拘囿于弥补文献史料之不足，而应成为一种为处于社会弱势阶层的“非遗”传承人提供表达生存和文化权益诉求的途径，同时唤醒传承人对自身创造民间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李向振（山东大学）《“非遗”传承人认定与集体性乡民艺术的保护——以冀南固义村“捉黄鬼”活动为个案》一文，认为“非遗”及传承人认定和保护制度介入乡民艺术的传承与保护，在提高村民参与乡民艺术热情的同时，也会造成乡民艺术内在价值的部分失落和参与村民的内部组织结构和社会关系失衡，因此在传承人认定时应尝试建立集体传承人制度。张燕萍、周军伟（河南教育学院）《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学科建设研究》一文，认为目前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在基础理论、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师资储备等面临诸多挑战，这些问题与对非遗价值认识不足有直接关系，应采用切实有效的方式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体系。此外，刘明（清华大学）、米扬（新疆师范大学）《“非遗”背景下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民歌的传承与保护》，臧学运（齐鲁师范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中的民间属性——以格萨尔大王狮龙宫殿为调查个例》，姚慧（中国社会科学院）《非遗保护视域下的信仰与迷信》，朱利峰（中华女子学院）《岩画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体系研究》等文章，都从不同的角度或个案出发对非遗保护建言献策，体现出当代学者深厚的人文情怀。
本次会议将“艺术人类学与文化遗产研究”列为主题并非偶然。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传承、保护与利用是目前国家发展的重大急需，从艺术人类学视角展开的文化遗产研究，注重田野调查与社会应用，是促使其充分融入学术、教育、旅游、产业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这次会议，在进行艺术人类学学理探讨的同时，借助这一交叉学科的优势，探索文化遗产研究及其现代转化的中外经验，以及如何通过合理利用助推当代社会发展，体现出多学科交流融汇、关注当下社会现实的特色。众多学者集中关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艺术现象，这本身就是重视地方性知识、促进文化多样性发展的表现。然而与会学者由于各自学科背景不同，学术训练与问题意识驳杂不一，使得关注点不易聚焦。同时，占据本次会议数量优势的个案研究论文，也有待于通过以小见大的学术策略，实现从量的积累向质的认知的上升。新的时代向艺术人类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在多学科参与的态势中不断发见有意义的新话题并予以持续深入的讨论，将是学会未来发展的活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