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载于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所，北京100029）
摘要：2013年10月25日至11月27日，由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山东大学主办，山东大学遗产研究院及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承办的2013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济南顺利召开。在此次会议中，共有来自国内外100多所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出席会议。提交论文140余篇，许多学者的田野工作翔实，内容丰富，涉及到艺术本体风格剖析，知识谱系，现状调查，传承变迁，保护方法等各个方面，并与理论研究相互呼应，互相促进。
关键词：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3年10月25日至11月27日，由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山东大学主办，山东大学遗产研究院及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承办的2013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济南顺利召开。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在大会开幕式中的致辞中提到，在此次会议中，参加会议的除有来自全国各高校的学者外，还有来自英国、荷兰、法国、日本等国外高校级研究机构的著名学者。学会发展到今天，不仅在国内的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力，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也日益提高。今年的会议尤为重要，此次会议中将要颁发首届费孝通艺术人类学奖。希望通过评奖能够推出一批具有跨学科、跨文化研究能力的年轻的优秀学者，为促进中华民族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为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贡献一份力量。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顾问、费孝通先生女儿费宗惠女士在发言中提到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以及“文化自觉”等思想，对于当今世界文化的发展，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希望艺术人类学学会能秉承费孝通先生的这些学术思想，在这样一个跨学科的平台上，继续开展更多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以益于中国社会发展，也能有益于世界不同文化的共同发展。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张士闪教授表示，此次会议的召开是文化遗产研究院从艺术人类学角度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做的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国际研讨会，一方面从艺术人类学学理本身来探讨，尤其是从人类角度来研究艺术也是文化遗产的应有之义；另外多学科、多国家、多民族探讨同一个问题的取向让很多国内外学者带来国际上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进理念，供中国当下的现状借鉴、探索。
在此次会议中，共有来自国内外100多所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出席会议。提交论文140余篇，许多学者的田野工作翔实，内容丰富，涉及到艺术本体风格剖析，知识谱系，现状调查，传承变迁，保护方法等各个方面，并与理论研究相互呼应，互相促进。在此文中，依照讨论主题将所有论文分为了3个部分进行归纳。分别是艺术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造型艺术研究，表演艺术与民俗研究。
一、艺术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荷兰莱顿大学人类学家威尔弗里德·范·丹姆（Wilfried Van Damme）的《早期艺术人类学研究方法论——以东南西伯利亚装饰纹样研究为例》论文以西方人类学家对于靠近中国的边界的东南西伯利亚地区装饰纹样的人类学研究解读的案例，探讨艺术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过程。这种研究最初起源自博物馆学家对于博物馆里面物品纹样的阐释，这种研究主要通过对旅游者以及传教士的日志里面的描述进行分析。随着时间的发展，人类学家们发现根据非专业的游记及日志里面的记载去阐释纹样的意义与内涵是非常不科学的，他们决定走出书斋，走向田野。这种通过田野调查对于纹样的阐释的方法论得到了肯定和深化，20世纪后，艺术人类学家们通过高强度的田野考察，更加投入了对艺术品文化含义与记录上去，获得了大量当地人对纹样意义的解释。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在《人类学艺术研究对人类学学科的价值和意义》中提出在艺术人类学的探索中，有必要增强理论与方法论的深切关怀，一方面避免艺术人类学研究沦为附庸风雅的操演和自恃清高的炫耀，一方面提升艺术人类学研究对人类学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贡献。云南大学向丽的《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艺术制度问题研究》认为艺术制度论的提出恰恰是为一种新的“观看方式”的提出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王永健的《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轨迹》梳理了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三个发展阶段，总结了每个时期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不足。复旦大学纳日碧力戈在《艺术的重现：身心言之意绝而实通》中提到经过反思的人类学要努力让形气神三通，让约定俗成的任意性接受效仿自然的意韵开悟，在万物共生和千灯互照中描绘和解释新生活。日本爱知大学周星的《“萌”作为一种美》秉承艺术人类学的立场和观点，试图对日本和中国之间关于“萌”之美的文化实践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揭示中国社会之审美意识的多样化趋势。浙江财经大学罗亦扉的《松散的链接：物的社会生命史》一文通过劳拉·皮尔斯一次经典的关于北美毛皮物质文化研究个案，从一只普通的北美布袋子出发，分析今日人类学家关于物的社会生命史方法论。北京大学娄芸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再造》认为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可以与现代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相结合的元素，更新或者赋予其于现代社会新的存在价值，并以此实践，去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于现代世界知识产权体系内进行保护的法律要件的研究。
山东大学张士闪的《谁在生产？怎样保护——透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以山东省惠民县泥玩具、昌邑市“烧大牛”活动为个案，提出要想在当下社会实践中真正发挥“生产性保护”的效度，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政府应该在非遗工作中承担更加琐细的服务职能，兼顾特殊群体的需求与社区发展的均衡性；要充分重视非遗传承中人的因素，要将非遗的受益面充分扩展到社区民众，重视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对于以农村为主要阵地的非遗传承具有特殊意义。江南大学胡凌的《白族木雕在城市工作中的文化资本优势浅析》以白族木雕作坊在城市生活中获得经济地位的提升，从而强化了族内小群体的认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提供了一个范本。山东大学李向振的《“非遗”传承人认定与集体性乡民艺术的保护——以冀南固义村“捉黄鬼”活动为个案》提出了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介入乡民生活后产生的一些问题，建议政府在完善传承人保护制度的同时要注意乡民艺术的整体性特点。鞍山市艺术创作研究所戚永哲的《艺术人类学视域下的海城喇叭戏保护研究》同样就这个问题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仅仅保护传承人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保护整个民俗生态。齐鲁师范学院臧学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中的民间属性——以格萨尔大王狮龙宫殿为调查个例》则充分体现了“政府支持，民间为主”的理念，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成功范本。北京体育大学吕韶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二次风险”的规避研究》将吉登斯的脱域理论和道格拉斯的风险文化理论运用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对其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思考。日本国立广岛大学杨小平的《黑色旅游的艺术人类学视角——遗物、遗址、博物馆与展示》结合实例论证了“灰色”文化遗产的相关理论和实践方法。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谢葵萍《文物衍生品开发——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方式与途径研究》通过探讨博物馆、高校、创意产业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进程中发挥的作用，绘制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式图。景德镇陶瓷学院李松杰《文化遗产、创意空间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研究——以乐天陶社创意市集为案例分析》通过对景德镇创意集市的考察，分析其发展背后的社会构成与利益博弈，进而为景德镇陶瓷产业发展与工业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参考。中华女子学院朱利峰的《岩画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体系研究》通过梳理国际岩画艺术的研究成果，提出构建中国岩画遗产数字化保护的基本框架，探索可持续发展潜力的中国岩画附加值产业开发和国民教育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姚惠的论文《非遗保护视域下的信仰与迷信》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视域，探讨了宗教与迷信、民间信仰与迷信的关系。山东大学的仝艳锋《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特征探讨》就民族文献遗产中蕴含的随意偶然性，解读的不确定性等特征进行了阐述。香港中文大学周蔚蔚《从现代东巴艺术的生产看传统文化的想像与再生产》通过对比精英艺术家与民间艺人的创作，讨论了传统文化想像与再生产的两种思路。
二、造型艺术研究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杜伦大学罗伯特·莱顿 (Robert Layton)带来了他的阶段性成果《山东省棉纺图样的变迁》，该文基于作者2005年到2013年期间在山东农村所做的田野考察，通过对不同年龄阶段女性的访谈，对比中国三个历史时期的女性纺织生活，从而探讨婚姻在纹样传播中的作用，市场价值与纹样数量的关系等问题。大连大学美术学院张景明的《东北民间剪纸的艺术特征与文化表意》一文主要总结了东北民间剪纸题材和技法方面的特征，并探讨了官方关注传承能否通过学校教育来实现的热点问题。云南艺术学院林力《哈尼族剪纸传统与现状的调查研究》对哈尼族剪纸的类型及其内涵及传承现状进行了考察，并对比不同村寨剪纸兴衰情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传统现代性的新案例。重庆大学段晓昀的《鱼、牛、生命意识：黄岗侗民透视文化的审美省思》一文通过对贵州黄岗侗民头饰造型纹样的观察，剖析了在稻作文化中，鱼和牛在侗民生活中的意义。江南大学牛犁、崔荣荣的《广西高山汉女性服饰与传承研究》从历史和空间的维度上，记录服饰变迁的过程并分析其变迁的原因。西北民族大学牛乐的《临夏地区伊斯兰拱北建筑与装饰研究》通过对临夏回族砖雕的造型纹样的分类比较，探讨了教派与道家道义以及儒家文化对砖雕内容的影响。长安大学高晓黎的《“榆林式”建筑彩作的艺术特色与活态保护》一文对陕北传统建筑彩作的艺术风貌及功能进行了探讨。西华师范大学的李婕的《郭玉峦功德坊的人类学阐释》通过对郭玉峦龚德坊的文献调查与现实调查，揭示了其记载家庭历史，加强家族凝聚力的功能。黄岗师范学院胡绍宗《乡村社会变迁中的图像与文字——以鄂东黄道山村民堂屋中的民俗美术为例》他通过对比不同时期的堂屋装饰的变化，揭示了民间艺术内容与风格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山东大学龙圣的《明清杨家埠家堂画及其祭祀内涵的演变》通过对明清堂画的考据，认为堂画不仅仅是单纯的民间艺术，而是国家与民间，礼与俗长期互动的产物。湖南师范大学的陈剑的《凤凰山江苗族银饰锻制技艺的田野调查》对于凤凰山江苗族银饰的分类以及锻制技艺产生的变迁进行了调查。无锡职业技术学院的秦潇璇《论传统手工艺在现代产业中的转型——基于苏州高新区受工业产业发展调研》一文给我们展示了政府支持下苏州刺绣发展的现状。烟台市博物馆杨帆《物尽其用：从民间手艺到文化资源——以山东菏泽面塑手艺调查为例》将手艺从单纯的民间艺术如何在艺人、民众以及官方力量的推动下逐步发展为区域文化资源的过程呈现出来，从而分析其过程中体现的人与物之间“物尽其用”式的关系。滨州医学院的卢铭《浅析黄河三角洲“河南张泥娃娃”的文化现象》对河南张泥娃娃的起源及其文化内涵进行了探讨。西南民族大学高莉《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张祖“格萨尔”彩绘石刻》通过对格萨尔石刻中造型的研究探讨了其产生的文化背景与时代内涵。山东大学李生柱《神像：民间信仰的象征与实践——基于冀南洗马村的田野考察》揭示了神像的生产与使用对乡土生活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三、表演艺术与民俗研究
该部分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两个热点，第一个热点是“艺术的民俗化和习俗的艺术化”。中央民族大学邢莉在《民间节日文化的价值体系》中提出节日是多元文化的表征，他所体现的核心价值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原动力，也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建立多元化的文化对话机制的象征资源。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徐英的《内蒙古和林格尔“武家泥塑”的民俗文化解读》一文中探讨和剖析了农耕文明中送子习俗的衍生物——泥塑能够在游牧文化中得到长足发展的原因，为非物质文化造型艺术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范本。中国社科院杨杰宏《音乐祭礼：族群艺术的身份再造与多重表述——以丽江福慧村古乐祭礼为研究个案》为我们提供了在传统仪式与现代演出激烈碰撞下，族群艺术主体如何孕育着民族自觉的种子。河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呼延胜的《从“火”到“电”：陕北火塔塔、转九曲等民俗活动的传承与演变》反映了延续百年的民俗活动，在进入现代社会后，框架延续旧制但内容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和说法。广州美术学院陈晓阳《原生偶像艺术：广州地区的“七姐诞”与七夕公仔》对广州民俗活动中七夕公仔的类别，仪式禁忌，功能与变迁进行了考察。西华师范大学李东风《宝鸡南坡村“太阳节”庙会的文化考察》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庙会活动这种民俗活动的组织方式及其活动所需的器具及其制品具有规范、调节、传承和凝聚的功能。广西民族大学陈丽琴《民俗传统：京族民歌传承的文化生态》论述了京族民歌与民俗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西安美术学院张西昌《一个古老村庄的民俗传统——山西省洪洞县小河村“拆楼”民俗调研》探讨了村落仪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大潮中收到的冲击下各种力量的博弈。中国艺术研究院杨秀《浙江桐乡五泾村清明节调查报告》通过对五泾村清明节习俗进行详细的考察，分析了该民俗活动的特点。晓庄学院李雪艳《窑与窑祭的社会功能——以江苏昆山锦溪祝家甸村土窑与窑神祭拜仪式为例》探讨了土窑与窑神祭拜仪式这种民俗活动具有的功能与意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牟晓林《景德镇瓷业生产的时间性结构建制研究》则探讨了节日对景德镇瓷业生产的作用。
第二个热点是仪式音乐与舞蹈的田野与理论思考。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在《由反本质主义到臧否表象：民族音乐学后现代转型之路》中认为以梅利安姆为代表的现代民族音乐学所采纳的博厄斯人类学多元文化观和后现代建设论文化观在以宽容理性处理各种音乐文化现象与危机的同时，还一定程度削弱了后现代怀疑论带来的某些尖锐问题，对于中国民族音乐学学者来说，这是一种值得反思与借鉴的后现代学术发展思路。内蒙古师范大学董波的《石堆上的音乐——内蒙古乌拉特地区蒙古族“敖包”祭仪“音声”考察与思考》、云南艺术学院申波的《阐释与“误读”——从彝族“苏尼”单面鼓音乐考察引发的田野思考》分别对蒙古族、彝族仪式音乐中的服饰、音乐、舞蹈都进行了全面的记录，充分体现了在现实的田野考察中，仪式中的艺术门类是密不可分的。西南科技大学华明玲《四川德阳“苍山大乐”考》对苍山大乐的乐器配置，音乐特点及表演特征仪式过程进行了田野考察。赣南师范学院李启福《政策扶持与兴国山歌传承及其文化再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风潮下，转向表演中的兴国山歌的内容变迁进行探讨。山东女子学院林琳的《中国传统音乐“口传心授”传承方式的艺术人类学阐释》探讨了“口传心授”的当代价值与未来走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民间音乐教育的素材。广州大学俗文化研究中心吕珍珍《戏曲为何必须口传心授》论述了吸取传承中口传心授的重要意义。北京师范大学王阳文的《白马人“火圈舞”的田野呈现与身体象征》通过对白马人年节期间自娱自乐的舞蹈形式——“火圈舞”表演情境、身体语言和身体象征的分析与阐释，探寻身体动态背后的文化意义与观念形态。蚌埠学院陈德琥的《论花鼓灯艺术的当代民俗型出场方式——演艺类文化遗产自然传衍的艺术人类学应用实践审思》认为花鼓灯民俗型出场方式即以源头性、原生性和整体性保护为演艺类文化遗产自然传衍提供了成功范例。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范秀娟《“大二度”和“腰脚韵”：壮族民歌文化遗产的神韵——以黑衣壮双声山歌“诗敏”为例》对黑衣壮山歌文化遗产中的内在神韵和独特规律进行了分析，显示人类文化遗产中所包含的独特性和多样性。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院杨英《彝族尼苏人烟盒舞的人类学意义》依托艺术人类学田野观察的基本方法并立足音乐学的视野，对云南彝族尼苏人的烟盒舞进行了现场描述与内涵解读。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王汉武《英歌舞来源诸说的人类学解读》通过对英歌来源的研究管窥其在潮汕民众生活中的地位及与潮汕族群的微妙关系。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刘伽《泗州戏的剧场艺术》通过对亳州市大关帝庙内的花戏楼和明光市女山湖镇的古戏台两座典型的泗州戏传统演出剧场的分析，体现了泗州戏剧场艺术鲜明的乡土性、灵活性、兼容性和创造性的特点。青海民族大学曹娅丽《“格萨尔”戏剧叙事表演的民族志研究》通过对格萨尔说唱和戏剧叙事音乐的考察与描述，归纳出其特点并提出其变迁中需要注意的地方。丽水学院田中娟《康定情歌的现代功能》对康定情歌的艺术、娱乐、社会功能进行了探讨。广西艺术学院平锋《壮族山歌文化的生境变迁与传承现状——以那贯屯的田野调查为例》揭示了民俗生态产生变化后，壮族山歌传承所遭遇的困境。
此外，还有日本樱美林大学的中生胜美《1980年代的冷水沟调查回忆》，南京艺术学院李立新的《论象生》，厦门大学李秉萱《新加坡和马来亚半岛两地真空教发展现状考察》，阿尔泰胡家声乐学世界研究所单泰陆的《藏医中的金龟图像学》，广西财经学院滕志朋《广西西江流域生态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的优秀文化遗产》，重庆文理学院刘壮《讲了三遍的故事—一个苗疆边缘族群的历史、神话与现实》，大同大学张月琴《华北堡寨社会的兴起与功能阐释》等优秀报告的涌现。
在会议的最后，方李莉会长对为期3天的会议做了学术总结：第一，田野调查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根本所在，如果我们不做田野，就永远形不成自己的理论。第二，我们不仅要关注不同民族的文化和艺术，还要关注不同阶层的文化和艺术，有些我们认为是官方的艺术，其实在有些时候可能不是官方的；有些我们可能认为是民间的艺术，可能在某个时间它又是皇家的艺术、精英的艺术。这包括不同阶层的艺术和文化，也是互相转化的并不是墨守成规的。第三，所以我们还要关注当下的研究，主要是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分类大致是音乐、美术、舞蹈、戏曲、建筑和民俗，这些都属于艺术，但如果仅仅用艺术的角度来研究它，就会有很多误读。艺术人类学不仅研究艺术还加入了人类学民俗学等多维度视角，将艺术放在特有的语境里面来研究，使得非物质文化保护的理论研究更加完善化。最后她指出此次会议论文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一个是文献的引用方面，有些学者引用的过少或者是过于单一，只引用几个人或只引用自己导师的。另一个，大家做田野时只关注自己的田野，很少关注别人的田野。她另外希望大家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还要具有学术方面的批评精神。名誉会员张荣华先生也把费孝通先生常常提到的“抓得住，理的清，讲得出，听得懂，好操作”十五个字送给与会学者，对大家的研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Summary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2013 China Art Anthropology
AN Li-zhe
(Art Anthropology Institute,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From October 25th to Novermber 27th in 2013, organized by China Art Anthropology Association,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 Anthropology and Shandong University, and undertaken by Heritage Institute in Shandong University and Art Anthropology Institute in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 Anthropology,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2013 China Art Anthropology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Jinan, Shandong. At this meeting,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more than 100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from home and abroad attended the meeting, and over 140 papers was submitted. Many scholars' fieldwork is informative, content-rich, and involves art noumenon style analysis, genealogy of knowledge, current situation investigation, change of inheritance, protection methods and other aspects, as well as echoes and promotes with the theoretical studies.
Key words: China; Art Anthropology; Symposium; Summ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