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蓓：生态批评研究考评

生态批评研究考评

刘 蓓

内容提要：生态批评正在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学现象。论文从其兴起、发展、原则、策略、理论建设及其价值意义等方面对西方生态批评研究进行了整体的分析评述。在肯定这一新兴批评的建设性、超越性和可行性的前提下，也指出生态批评在理论上面临的困难。论文对生态批评的未来发展持积极态度，希望国内研究界对它投以更多的关注。

关键词：生态批评 文学与环境 自然与文化

“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也称“文学与环境研究”（studies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是西方最新出现的一种批评潮流，它于20世纪70-80年代在美英初露端倪，从90年代至今发展迅速，在不少国家的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国内从两三年前开始了“生态美学”、“文艺生态学”、“生态文艺学”等课题的研究，而西方生态批评的原则、策略是什么，它的发展过程和研究状况如何，国内学者希望对此多作了解。笔者根据近年来对国外生态批评研究新旧成果的梳理、分析和把握，试就西方生态批评的兴起及其意义、批评原则和策略、理论生机与困难、未来前景等作一次整体的考评，藉此与国内外同行进一步交流和探讨。

一、生态批评的兴起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潮流，其发源地是美国。进入20世纪中期，地球自然生态和人类精神生态呈现出重重危机，引发了西方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思和自省。特别自20世纪70年代始，历史、哲学、法律、社会学和宗教等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都显现出“绿色化”态势。在社会领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作为“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的一支，与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运动等一起席卷欧美，向西方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发起挑战。生态批评潮流出现之前，黑人文学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等相继成为文学研究界的热点。相比之下，文学学者对环境问题的反应仍然相对平静，20世纪80年代之前，很少有文学研究刊物、专业学会和会议是关于文学与环境的。70年代末，“生态批评”、“生态的文学研究”、“文学的生态学”等提法也只是偶尔出现在英美学者的几本文学研究著作中，并未引起反响。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期，上述状况已经给那些关心环境问题的文学学者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也激发了他们的使命感。一些的学者是以痛切急迫的心情投入这个新的研究方向中去的，生态批评在此时相当突然地以一种离经叛道的气势迸发出来，与其倡导者的感情因素很有关系。

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应当算是生态批评的萌芽阶段。这时，虽然关心“文学与环境”的问题的学术界人士逐渐增加，但其研究主要还是以提高普通读者和大学学生的环境意识为目的，很多有关“环境文学”的著述本身和选择发表的刊物都未突出学术性。在美国，一些研究者努力将“环境文学”引入大学课堂，学生反映相当热烈。当时学者所谈的“环境文学”，主要指美国“自然写作”，它又与美国“西部文学”有很多重合。这一时期，美国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包括一些著名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文学与环境研究的增刊或专刊。1990年，有着西部文学研究传统的内华达大学还设立了美国第一个“文学与环境”的学术位置。这段时间里，在文学年会中也开始进行有关的专题讨论，但主题不是“生态批评”，而是“自然写作”（nature writing）或“环境文学”(environmental literature)。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举行了主题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绿色化”的学术讨论。从此，生态批评一词在学术讨论中出现的频率逐渐增强，不过开始阶段讨论的内容主要还是如何为自然写作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生态批评”作为一个文学研究术语逐渐受到公认,首先得益于专业组织的建立。1992年，一个国际性的生态批评学术组织“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在内华达大学成立，提出的宗旨是“促进有关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之后，学会的规模迅速扩大。 1993年，“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ISLE）刊物问世，办刊宗旨是“为从事环境问题思考的文学和表演艺术提供一个批评研究的论坛，这些思考包括生态理论、环境主义、关于自然的观念及其描写、人类/自然二分法以及相关问题”[①] 学术组织和学术阵地的建设又增强了研究成果的学术性，“生态批评”或“文学与环境研究”成为一批学者共同的学术兴趣点。1995年，ASLE首次召开大规模的研讨会，1996年，第一部生态批评论文集《生态批评读本》出版，“生态批评”在学术界获得了正式的命名。1999年，美国人文研究专业刊物的“旗舰”：《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PMLA）》和美国最前沿的文学研究季刊《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于1999年相继推出了生态批评研究专号。在权威专业刊物上的“集体亮相”，表明此时生态批评的研究成果已经形成相当规模。

纵观生态批评二十余年的发展，从受关注程度、参与者和研究成果的数量、本土和国际影响来看，它一直处于迅速上升的势头。目前，生态批评虽然还没有完全进入西方文学批评的“主流理论”行列，但已经是美英文学研究界的热门话题。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日本、韩国等地，学者们也以召开专题会议、撰写著作、开设相关课程等形式投身其中，一些国家还建立了“环境与文学研究学会”的分会。生态批评新著仅在美英两国就出版了已不下百部。“环境文学和生态批评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学现象。”[②]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从事此类研究的学者还在被“谁在听我说话？”的担心所困扰，而今这个问题已让位于“我怎么才能跟上这么多喷薄而出的思想？”[③] “环境”一词，已经和“种族”，“阶级”和“性别”等词语一样，在文学界的专业会议和学术出版物中随处可闻可见。总之，生态批评提升了大批文学研究者的生态自觉，使曾被文学研究界忽视的“环境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可以说，一个文学研究的“绿色团队”已具相当规模。

二、生态批评的原则与策略

什么是生态批评？如何界定生态批评的概念，实际上是一个关乎生态批评的合法性和原则策略的问题。1996年，美国第一位“文学与环境”教授、生态批评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格罗特菲尔蒂（Glotfelty）如此定义这个被她及其同道寄予厚望的学术新生儿：生态批评是“关于文学与物质环境关系的研究”,“生态批评运用一种以地球为中心（earth-centered）的方法研究文学”[④]。尽管她还进一步说明了生态批评所关心的问题，但整体来说，她的定义给很多学者的感觉仍然是对批评方法的含糊其词和文化视野的漫无边际。不过应当注意，这个定义的出处，是生态批评的“就职演说”——第一部生态批评论文集《生态批评读本》的引言，这个引言并非一篇纯学术性的论文，在宣告自身的“就位”、争取学界最广泛的关注这个意义上，它有其合理性。相比之下更为准确的，是哈佛学者比艾尔的定义：“在支持环境主义实践的精神下进行的关于文学与环境关系的研究”。这个定义所界定的生态批评涵盖范围仍显过宽，但它很强的包容性恰恰符合他对生态批评的理解：这是一个“巨大而且正在继续扩大的学术领域”、一种“多种形式的考察”，这个考察“以环境问题为焦点”向多种视角扩展，它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探索“比教条化的政治解决办法更具表现力”[⑤]。比照近年来的生态批评实践，可以看出比艾尔的定义是更具学理性的。多学科的涵盖和包容、多种事物的关联、对思想变革的提倡、对人与环境关系现实的关注、对伦理立场的坚持，正是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的共有特征。

生态批评基于这样一个前提：由人类行为造成的地球生态灾难已经迫在眉睫，解决环境问题刻不容缓；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文学批评实践承担着不是微不足道的、辅助的，而是至关重要的任务。在这种认识下，20世纪90年代前期，生态批评倡导者主张，改变过去主宰过去文学研究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批评立场，代之以“生态中心主义”的批评。这种既定前提，决定了生态批评和后现代语境中那些以种族、阶级、性别等为视角的文学研究一样，不仅以解读世界为目的，还试图跨越文本与现实的鸿沟，通过改变读者的意识及其同作品关系的方式来改变世界。[⑥]

这种带有“政治属性”的特征，在生态批评发展初期表现得较为明显。当时的不少批评家有着强烈的反理论倾向，他们反对当代批评中的文本性理论，因其拒斥任何存在于再现世界和经验世界之间的关联。他们主张，生态批评的核心任务，就是强调文学研究应该设法使读者重新回到与自然的“接触”中去。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们特别强调对“自然写作”的研究。所谓“自然写作”，原来特指美国文学史中一种非虚构文学体裁，主要描述人在自然环境中的身体和精神体验。这种文类以及浪漫主义诗歌等，由于作者着眼于非人类世界及其与人类的关系，被认为具有生态意蕴，而成为初期生态批评主要的文本解读对象。以梭罗的《瓦尔登湖》为代表的一批自然写作文本，被这些“文学史的重写者”们推崇为新的文学经典，代替了那些“以人类为中心的”经典文本的地位。

不可否认，考察自然写作是生态批评富有特色、也颇有建树的一部分。然而一旦这个部分成了生态批评单一的研究范围，就会使它拘泥于某种文类的研究视野，限制它与更广阔文学领域的交流，更不用说与整个世界的交流，而这样的结果恰恰是背离生态批评宗旨的。国内对生态批评的某些介绍，过于强调自然写作研究的重要地位，容易使人对生态批评研究的对象产生误解，影响今后研究的健康发展。

从实践上看，目前在美英进行的“生态批评”已经突破了“自然写作研究”的局限。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生态批评的行列中，为生态批评注入了许多新鲜元素。其中很多人借用生态批评的眼光重新审视他们原来研究的文学作品和作家，使生态批评文本的范围大大拓宽，延伸至从《圣经》到儿童文学，从土著文学到左翼城市文学的广阔空间。同时，随着许多主流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被应用于生态批评研究，学者们进而思考：如何发展这种“生态为中心的”批评与其它人文的、理论的视野和其它类型的批评实践之间更具生成性的关系。目前的生态批评不仅可以用“任何方法”研究自然写作，还可以细察“任何文学文本”，甚至包括表面上看来完全是描写非自然世界的文本，解读其中的生态意蕴或人与自然关系。这意味着，所有形式的话语原则上都足以成为“环境”的符号；生态批评的核心任务不是鼓励读者在身体上亲近自然环境，而是唤起和增强读者对人类存在之“环境性（environmentality）”的意识：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只是他们所栖居的生物地质世界的一部分；这种“环境性”在人类行为中曾经留下印记或者受到压抑。在生态批评家看来[⑦]，所谓“环境的危机”，不仅指对自然环境的威胁，而且指整个文明世界的危机；这种危机也不仅关系到非经常性的、人类可体验到的与自然的接触，更关乎更多日常的人类经验行为。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生态批评重新考察传统文学经典的构成和现有文学理论的得失，试图再现在他们看来“缺席”已久的自然在文学和文化中的地位。从已发表的著述中可以看出，与以往的文学批评流派对“自然”主题的研究相比，生态批评进一步突破了文本的社会历史语境，批评者用历史的、联系的观点看待自然与人类文化的关系，并且对自然采取一种伦理的态度——他们不是把自然世界仅仅当作一个文学研究的对象，而是认为人类与自然世界是一个整体，我们包含在他人中，也包含在自然中，人类对自然承担着责任和义务。不过，这种研究视角上的区别，并不意味着生态批评的最终目标只是建成一套分析“文本中的自然”的新方法论。

三、生态批评的理论建设与相关思考

生态批评是以“文学与环境”为中心的研究，围绕这个中心，它的研究形态又呈现出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批评方法的多样性，二是涉及领域的跨学科性。欧美文学界对生态批评的否定和质疑，矛头也大多针对这两个方面。对此，首先我们应当看到，生态批评的这种研究形态有其合理性，多样性和跨学科性显示了生态批评的自身特质。生态批评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超越性的目标和广阔的理论视野所造成的。同时也要承认，反对者提出的一些问题确实也为今后的生态批评建设起到了警示的作用，相对独立的批评理论的建立，是一种文学批评不可回避的任务。

生态批评的原则和目标，决定了它既不是一种纯文学批评，又无法成为一种单一的方法论。首先，生态批评的根本目的，是试图通过一种对“文化变革”的号召，来完成一个“朝向以生物为中心的世界观的转变”，一个“伦理学的扩展”、一个“人类观念的开拓”[⑧]。在生态批评家看来，关于环境的观念和表达在以往的文化中一直存在而又常常隐藏不露，生态批评要对它们进行历史的挖掘。由于文本和观念具有连贯性，生态批评还要设法估价这种连贯性及其对解决环境危机的有益之处。进而，生态批评要揭示这些观念的狭隘与错误，因为过去文化对自然世界的臆断限制了我们展望一个在生态意义上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社会的能力。通过这种发现，生态批评要建设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观——用系统的、生态的、差异的、联系的、动态的、非线性的观点，看到宇宙自然、人类以及包含了自然和人相互作用的整体。一旦拥有这种世界观，无论栖居在偏远的乡村还是繁华的城市，接近还是远离自然环境，人类都将对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place）和与其他物种的密切关系有着清晰的意识，怀有一种在世界中的“在家园感”和对其他物种的亲情感。而这种在家园感和亲情感，可以取代人类先前在交往中的统治欲和占有欲，从而建成一个精神上和物质上同样和谐美好的新世界。这种“既想知，也想行”的批评（柯恩，1999），为自己设定的是一个极具挑战性和超越性的目标，这决定了生态批评理论建设的复杂性和艰苦性。

生态批评是一种文化批评，但与其它文化批评类型相比，又超越了性别、种族、阶级、性趋向等单一的视角局限。生态批评广阔的理论视野，要求它与其他文学理论的整合以及多种学科知识的融会。生态批评把自然当作一个社会的、心理的建构，对自然与文化关系的剖析带有浓重的后现代批评色彩；生态批评对文学史进行“重写”，把文本历史化、也把对文本的批评历史化，借鉴的是新历史主义的视角和“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的观点；生态批评在文本分析中经常采用新批评的细读方法；生态批评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策略，与解构白人中心主义的种族修正主义批评、解构男权中心主义的女性主义批评、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后殖民批评等当代批评一样，同属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宣战。不仅如此，生态批评还需要将文学与其它学科相结合，从生态学、生物学、地理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美学、伦理学、史学、宗教学等多种学科中吸取阐释模型，形成了一种诸多崭新视野的融会，以丰富它的批评实践。

总之，目前生态批评的整体，还不能由单一的方法论或理论维系，而是由“环境问题”这个共同的“焦点”所联结。生态批评在寻找理论立足点方面遇到的困难，恰恰也在此。

生态批评的反对者认为，环境问题虽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它更像一个关于“个人解放”和“社会动员”的政治问题；不应把学术性的文学研究与环境危机这样的现实问题混为一谈。但是他们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文学研究和文学本身，在最根本的层面上，总是与人类价值观和现实态度相关的。从古到今，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各种认识和想象，与文学的历史相伴而行，而人们如何认识和想象自然环境，又总是与其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境遇相关。从这个角度上看，生态观念在文学研究中的提出，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今天时的又一种“关于环境的想象”。只是这种新的想象，是在20世纪蓬勃发展的生态哲学和后现代科学的理论土壤中发出的新枝，它深刻地反思“现代”人类精神文化，并力图重建一种更加健康的当代人类精神文化，其价值和意义是无法否认的。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环境主义精神和文学批评理论实践之间取得平衡，是生态批评在未来发展中极其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一样，也要进行一种“身份批评”（identity criticism）——女性主义批评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的性别身份是否影响了我解释文学中的性别再现；生态批评要解决的是：作为文学研究者的我的“环境身份”是什么，这为什么与我站在文学研究者的立场谈论环境问题、谈论环境问题与人类利益的联系相关。再如，在女性主义、种族修正主义和同性恋研究等的讨论中，反叛的主体都是具体的——女性、有色人种、同性恋者，它们就行走在完全掌握特权的主体之中。“种族主义”、“女性憎恶”、“同性恋憎恶”这样已经固定的术语，分别对应着一些得到承认的主体——遭受歧视的种族、被憎恶的妇女、非原始的性趋向等，它们能够为文学批评中的讨论建立框架。那些批评中有一系列术语来描述社会对思想进行压迫的制度、描述在这些压迫下恐惧和忧虑的社会对象，但是当这个被压迫的对象是非人类世界的时候，又将如何进行理论上的界定？……如此等等。研究这些问题，对于维护生态批评的独立性、保持生态批评的生命力，将大有裨益。

理论建设问题已经引起了不少生态批评家的重视。最新的生态批评成果表明，生态批评研究的重心，正在从表明自己挑战性的立场、“发出革命性的声音”，向批评的理论化上转移。批评家正在设法建立一个更加包容的文学-环境文本语境，更加注意阅读实践，重新关注文本性本身。显然，“绿色化”的文学研究，已经不满足于充当环境保护运动的一个附属品，而是对认识和改善人类与环境关系起着不可替代作用的重要根据地。

这种良性发展的态势，不仅增强了我们对生态批评未来的信心，而且也启发文学研究者认真思考一个更深层面的问题：生态批评，或者说生态意识与文学研究的整合，究竟对文学研究的整体发展具有何等重要的价值？生态批评的兴起，是否将文学学者的人文思考向人类终极关怀的方向又推进一步？20世纪下半叶，文学研究的主流已从文学的内部研究重新转向外部研究。人类意识、行为、精神、价值成为人文学科研究的重点，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一个机械化、工具理性化的世界加以剖析，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在新的层面上被纳入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成为具有巨大发展空间的学术生长点，生态批评也归属于文学研究的这种大趋势。认识和研究这个新兴文学潮流产生的语境，对于此项研究的继续深入，很有必要。

生态批评在我国文学研究界已经浮出水面。当前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使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学者发现了更多共同关注的问题，而对同样的问题，因观察的角度、研究的方法，又因国情、文化背景、学术基础的不同，又会“同中存异”。我们深知，西方的文明进程、文化背景和环境问题与中国尚有不少差别，然而我们既无法否认生态问题在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这个意义上的重要性，也看到文学研究对生态问题的介入是人文学科发展的大势所趋。国外生态批评的良性发展提高了我们参与并建设中国“绿色文学研究”的信心。中国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文化遗产和文学传统，用生态批评的原则和策略去解读内容丰富、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遗产和中国古今文学史，又是一项极具开创性、挑战性和诱惑性的工程。了解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认识到他们研究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有助于我们明确今后的目标和途径。进一步关注国外生态批评的发展，将使我们继续获得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