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内外的自然”之辩
——生态批评与后结构主义文论的合与分
刘 蓓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近年来的生态批评将后结构主义文论话语重新纳入理论视野。从理论生成的背景和关于“语言”的理论构架上看，后结构主义理论与生态理论具有相通之处。但是在看待“文本内自然”与“文本外自然”的观点上，两种理论之间有着不易填补的“鸿沟”。生态批评针对后结构主义理论，提出了绿色的语言观、生态诗学、复兴写实主义等主张，这些研究有益于促进“文本内外的自然”之间的协调并转变以往生态批评的反理论倾向。
关键词：生态批评 语言 文本内自然 文本外自然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1-4721（2006）04-0000-00
如何加强生态批评本身的文学理论特征，使其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文学研究，而不仅仅是站在环境主义立场上所进行的“学术宣传”工作，是目前困扰生态批评家的一个重要问题。将后结构主义话语重新纳入理论视野，是近年来生态批评研究的一个倾向。本文拟就生态批评与后结构主义理论尝试调和的背景、两种理论并行的可行性与困难、生态批评关于认识语言的新思路及其在解读中的应用等进行评述。
一何以重拾“文本性”
生态批评在美国诞生的十余年来，研究者对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摒弃”到“重拾”的过程。
生态批评发起之际的主导思想，是在美英学术界已具有相当影响的“激进环境主义思想”（radical environmentalism）。这种思想以“深层生态学”观点为代表。概括地说，它以生态学和相关学科知识为知识基础，以“生态学原则”为思想原则，其核心观点是：技术手段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为了建设一个适当的、可持续发展的、保障环境安全的社会，必须进行社会文化改革。环境主义思想也可称作一种“绿色的世界观”,它关心社会（尤其是西方文化特色的社会）和自然的关系，认为我们之所以面临环境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关于自然的价值体系的失误。这些失误涉及作为个体和团体的我们如何互相评估，彼此之间打交道时又采取什么样的行为的问题。基于这种思想前提，环境主义思想对当前西方社会及其主导价值观提出一系列批判性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未来社会的设想，目的是探索如何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下去、同时又是有利于环境的理想社会。［1］（P10）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在席卷学术界各个领域的“绿色”热潮的带动下，倡导和实践一种“为拯救环境而进行的文学研究”，成为生态批评发起者的初衷。这些文学研究者树立了一种共识：当前是一个受环境问题困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类行动正在破坏地球基本的生命支持系统。这种意识激发了学者们通过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拯救环境的热切渴望。因此，在阐述生态批评的必要性时，学者们都有一
收稿日期：2005－03－00
作者简介：刘蓓（1968－），女，重庆人，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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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相同的前提：生态危机是当下世界（“地球”、“生态圈”）面临的最大危机。没有一个生态意义上安全的世界，一切人类活动都无从谈起，文学创作和批评活动自然也要服从这个原则。因此，为“濒危的大地”进行写作和文学批评，用文学批评“拯救世界”，就成为了文学研究者当前最为必要而紧迫的任务。
生态批评的“第一次冲击波”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后期，1999年，美国一位重要的生态批评家布依尔（Lawrence Buell）曾经把生态批评最初几年的研究状态形象地描述为“相当突然地以一种离经叛道的气势迸发出来”，这种评价实不为过。从生态批评研究的“第一次冲击波”可以看出，其思想倾向有两个特点：一是具有高度的环境主义责任感，二是排斥批评界盛行的后结构主义“文本性”理论，竭力将其拒之于绿色大门之外。生态批评家和其他领域的环境主义者都强调，我们在文化建设中对待自然的态度，应当以“自然的优先”为原则。此处的自然指的是“自然界”、“自然环境”——“当我们说出‘自然’这个词时所指涉的那些自然界事物的物理实在，先于、也超越了关于自然界事物的任何词语所能言说得了的东西”［2］（P154）。“在其臭氧层上有黑洞的，不是语言；即使我们在能指的层面上提炼我们关于解构的观点，真实的事物还在继续被污染和继续退化”［3］（P151）。
经过数年的发展，生态批评家拒斥文本性理论的状况开始转变。生态批评家意识到，只依靠环境主义思想和相关的生态理论，没有文学理论的支撑，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生态批评就无法获得真正的成就。于是，在文学研究界推广环境主义思想原则的行动之后，他们开始投入第二项行动，那就是探讨“生态的原则”如何运用于文学批评理论。批评家在寻找适合自己的文学理论途径之时，把目光重新投向了他们所熟悉的后结构主义理论话语。因此，如何在后结构主义文论与激进环境主义推崇的“生态理论”之间取得平衡，成为了生态批评的新课题之一。
后结构主义理论与生态理论确实具有共通之处。从大的理论背景上看，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两个理论是同源的：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理论家对现代思想文化进行了深刻的质疑和反思。他们的研究被冠以“批判理论”、“文化理论”、“后现代思想”诸种笼统的名称。理论家们切入问题的角度不同，但都出于对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西方社会文化现状产生的忧虑和不满、进而对其进行分析和批判。在探寻这种状况的原因时，其批判矛头都指向现代西方主导思想体系本身的各种弊病。
从与文学研究的关系上看，两种理论都属于具有“文化批判”性质的文化理论，因此都与文学艺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不仅因为其研究的文化对象中包含文学艺术这个重要成分，更因为两种研究的理论方法，与“语言”有着最为关键的联系。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理论界的后结构主义运动，从根本上说，是在一种作为文化代码的“语言”的层面上进行的话语结构和重新建构的活动，或者说“话语的解码与再编码”的活动。正如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评价当代哲学的趋向时指出的，我们这个时代几乎全部的哲学成果，都与过去五六十年间的哲学家对于语言发生兴趣的研究有关。当代很多哲学理论都认为，在关于“事物”的理论之前，能够而且必须先有“语言符号”理论。语言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关于人类现实的符号学的描述模式和说明模式。所以，当代西方哲学的这种走向，才被称为“语言学的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4］（P39）这里是把语言学的理论模式当作一种新的认知范式，来对过去的哲学问题和认识重新进行审视。
具有生态学取向的学术研究，实际上也是以上述意义上的“语言”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界内外的各种生态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一样，都对客观确实的标准，尤其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这种标准，进行了深层质问。二者都强调，人类的“解读”不是“客观性地正确”。更有甚者，后结构主义对“人类主体”的“去中心”，与生态哲学“通过生态中心主义的整体价值观来代替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也俨然出自一家。①
①关于后结构主义理论与生态理论的联系和不同之处，本文参考了Sueellen Campbell，“The Land and Language of Desire：Where Deep Ecology and Post-structuralism Meet”，in Cheryll Glotfelty and Harold Fromm.eds.The Ecocriticism Reader,Georgia University Press,1996,pp.105-123；Michael Branch,Ecocriticism:The Nature of Nature in Literary Theory and Practice,Weberstudies,Volune11.1,Winter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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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理论的共同点也表现在被冠以“后现代批评”总称的研究形式中。生态批评之前出现的“后现代批评”，如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女性批评、后殖民批评等，都是在设法为过去文化话语中的“弱势群体”发出声音。这些研究中，弱势群体包括被压迫的阶级、性属、种族等。而在生态理论指导下的生态批评，实际上也在关心一个被压迫的弱势对象，那就是自然环境。生态批评家强调自己不仅在进行“关于自然的言说”，更要“为自然而言说”。其言说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对文学文本的解读和文学理论本身的研究——对文学文本反映出来的人与自然关系进行揭示，探讨什么样的文学理论才能推动文学在挽救环境危机的行动中发挥作用。正是由于研究形式上的相似，生态批评才被公认为“后现代批评”队伍中的最新成员。
二、“文本内与文本外的自然”之辩
然而，后结构主义理论与生态理论之间，也有着不易填补的“鸿沟”。它们的分歧在于：生态批评家坚持自然是一个实在，它先于文化而存在。后结构主义者则坚持“建构主义”（constructionism）的立场，把表面上“永恒的”、“固定的”东西，揭示为特定社会状况下人为的、暂时的建构物。由此，他们把包括“自然/环境”在内的一切事物都看作是“文化的建构”；所谓“根本就没有自然这么一个东西”（艾伦·刘语），也就是说，“自然”只是一种文化的话语中的术语、符号系统之内的符号或者“指涉物”，其本身并没有存在，也没有意义。
后结构主义的语言观，把“语言”看成是“浑浊”的而不是“透明”的，语言塑造的世界永远只是一个文本。后结构主义语言观涉及的一些概念是在结构主义语言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索绪尔把语言符号划分为“能指”和“所指”，强调两者的对应关系是人为的，而语言的意义则完全由符号的差异所决定。阐释语言系统中语言符号的意义，其实就变成了以新的能指符号去取代有待阐释的能指符号的过程，或者说是由一种“能指”滑入另一种“能指”的永无止境的倒退。在这一过程中，符号所指代的实物实际上是永远不在场的，也就是说，“能指”永远被限制在一个语言符号系统之内，永远不能触及它所喻指的实体。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符号带有任意性，它和所代表的事物之间必然存在着差异。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并非是绝对不变的，它们之间的联系具有不确定性。在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之间有一种“纵向”的关系，在这种纵向的关系中，能指被认为反映或控制了意义，而不是它本身。在德里达看来，阐释活动中永远存在着“空隙”，阐释的稳定性、在场性和真实性都遭到了他的质疑和挑战。布鲁姆也认为，一个文学文本的更大意义，即决定于文本与其他文本的文本间关系，又决定于文本的不同阐释中存在的对意义的主体间调和。
总之，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一切阅读的条件都被看作是各种互相穿插的文本，我们对文学文本的解读，是一种关系性的建构。既然一切“意义”都“被看作沿着整个能指链条分散或者被驱散”（伊格尔顿语），那么文本中的自然的“意义”无非也是如此。“文本内的自然”只与文本发生关系，而与“文本外的自然”——我们身外真实存在的环境没有关联。
后结构主义理论中意义的无限延伸，与生态批评家深切关怀环境的精神是不一致的。生态哲学关于自然的内在价值和自然事物的权利等基本概念，展示出对意义和价值的特定所在的关心。坚守这一理论立场的生态批评家，绝不接受自然“最终没有确定意义”的观念，绝不会把生态系统仅仅看成是一种“能指”。既然生态批评对“文本内自然”进行“检验”，目的是拯救“文本外的自然”，那么在批评家看来，这个被拯救者的真实性和重要地位首先是不容任何质疑的。有的绿色研究者甚至断言：“自然的独立就是它的意义，没有它，就没有我们之外的任何东西”［5］（P54）。同一切绿色研究者一样，生态批评家坚决反对人与自然分离的二元论思想。他们认为，“自然”不是只在被动地等待人赋予其意义。华兹华斯说过一句话：人要“走进事物的光亮中去”(come forth into the light of things)，批评家鲁迪（John Rudy）对此分析认为，这表明诗人相信在人的意识之外不是一片混沌。他认为，面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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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光亮”本身，人不能认为光亮的来源是分离在外的。为进入事物的光亮，人必须变成事物本身，必须“明察作为事物的事物”。也就是说，人要把自己和事物看作一个整体。［6］（P109）
生态批评家也承认，不能把复杂的文学语言还原到仅仅指向真实事物的程度，文学作品中写到的自然事物，常常是具有隐喻含义的。比如，华兹华斯的《水仙花》诗，可能不仅仅是为水仙花本身所写。但是生态批评家仍然认为，“我们只有承认某种花朵的存在，它才有意义”。之所以不能把一切只看成是符号，理由还是出于对自然世界的尊重和珍惜——“如果我们排斥指涉而强调符号化，就会同样带着蔑视对待非人类的世界”。“我们不仅关心词语所指的对象的地位，或者关心公平对待语词所指对象的需要，我们还关心更大的正义问题，关心我们的同伴生物的权利，关心森林和河流，最终还有生物圈”［7］（P2）。
在生态批评家看来，“压迫词语所指的对象”(to suppress the referent)，其后果是不利于解决“生态”这个“更大的正义问题”的。所以他们要反对“符号学的谬误”理论。根据这种理论，阅读关于飞鸟的诗歌，倾听关于飞鸟的交响乐时，人想起现实中这种动物的存在只是一种附带的行为。文学、音乐作品中的这些词语、这些声音，最终与现实中存在着的鸟儿都没有关系。生态批评家认为，这样的阅读，会使人对现实中的生态灾难无动于衷。因为，如果人在欣赏自然主题的艺术作品时，认为作品与真实的自然事物没有紧密的联系，那么他们也就不会关心诗歌和乐曲中描写的那些飞鸟在现实中正遭遇着灭绝的危险。“如果鸟儿仅仅是词语所指的对象，那么现实生态中鸟儿的数量急剧减少，是不是就无关紧要了？如果批评理论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它肯定是和‘农业商业’以及农业商业对生物多样性毫不自悔的压迫，构成了同谋的关系。”［7］（P3）
为避免和抵制这种“同谋”，生态批评家试图在“文本内的自然”和“文本外的自然”之间进行一种调和。在批评实践中，这恐怕不是一项容易完成的任务。其难点就在于，它不是一视同仁地两者兼顾，而是把文本外的自然放在第一位，把由语言“生产”出的自然放在第二位。它研究文本内的自然，最终目的是保护文本外的自然。生态批评家认为，坚持对自然面对文化时的“根本优先”（ultimate precedence），是生态批评对后结构主义所谓“语言学转向”进行“超越”的标志物。
有的生态批评家已经把自然对文化的优先地位提高得登峰造极——人类语言、文化、文本建构等，都被看成是以自然环境为先决条件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一切人类生产，包括对地球生态系统广泛的非意向性的重新制造或者拆解，仍然依靠着先于和超越人类知识与能力的物理的过程。同时，一切人类也与非人类存在的生命比肩而行，尽管他们在一个越来越人为化的环境中，继续进行着追求自身目的的努力。”［2］（P174）与此相比，更为温和的说法是：生态批评以及其他学科的绿色研究，试图进行的是一种“协商”（negotiate）的工作。“协商”这个词，曾被葛林伯雷用来描述艺术作品形成过程中与社会的相互调节关系。他认为，艺术作品本身是一系列人为操纵（协商）的产物，协商的一方是掌握了复杂的、人所公认的创作成规的创作者，另一方则是社会机制和实践。为使协商达成协议，艺术家需要创造出一种“在有意义的、互利的交易中得到承认的通货”。［8］（P648）而生态批评和其他绿色研究要协商的两种“自然”，一个是“语言的、文化的建构”，一个是“真实存在的事物”。这种理论表述本身就是举棋不定的：生态批评到底是以建构主义立场还是反建构主义立场对待“自然”？①没有脱离人的建构而独立存在的自然，环境主义思想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生态批评也将不复存在。但否认文本中的自然是文化的建构，对生态批评的文本研究也无异于釜底抽薪。因此，所谓的“协商”，是不是“悖论”的委婉语？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①已有国内学者对生态批评的理论立场提出过这样的质疑，见黄应全：《生态批评挑战主流文化研究》一文，载于黄秉生、袁鼎生主编的《生态美学探索--全国第三节生态美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49-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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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绿色的语言观
针对上述问题，生态批评理论研究中有一种建立绿色语言观的倾向。生态批评家这方面的论述虽然还不完全成熟，但是其中已经显示出在当代理论话语系统中重新认识“语言”问题的理论可行性。
这里所说的“语言”的问题，当然也是由生态批评的文化批判倾向引发的。前面说过，和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女性批评、后殖民批评等其他包含政治属性的批评一样，生态批评经常涉及“社会正义”的问题，但是，它有不同于其他几种批评的特别之处：其他批评都有一个可以自我言说的主体，生态批评要为之“伸张正义”的主体，却是自然环境。“环境”同“阶级”、“性属”、“种族”等批评范畴有着一个重大的区别，那就是后一种范畴涉及的都是人，而前者却是“非人类世界”。后一种批评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解放被压迫者——工人阶级、女性、被殖民者等等。生态批评要解放的被压迫者是环境——受到物种灭绝威胁的动植物以及所有无生命的、濒临枯竭的自然资源。别的批评要拯救被压迫者，可以通过自己的研究来警醒他们，使之“提高意识”，而对环境的拯救又如何实现呢？这是个实践中十分棘手的问题。而从语言角度入手的生态批评，通过“为自然言说”而进行对自然这个“被压迫者”的“解放”，在理论上更具可行性。
生态批评家首先否认自然是一个“沉默者”。他们认为，自然灾害、生态危机正是自然“言说”的方式，因此，拒绝倾听自然的声音是错误的；人与自然是可以交往的。他们常常谈到“自然在言说着、也在写作着”；“自然是可听的，可看的，可读的”；“地理是大地之写作”；“自然的言语……是一种独白，是一堂课，或者说，是一场布道”；“当自然给我们忠告和教导的时候……那些依靠自然的人，护林人，或者农民，敏于自然的召唤。于是，一种语言被创造出来了。”［9］总之，自然界是一个自主言说者的世界，而人类却常常对自然的声音置若罔闻。
自然的“沉默”可能会为自己招致灾难。在生态批评家看来，由于当今没有人为痕迹的自然越来越少，因此自然的“沉默”更容易被看成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人就更有理由把语言局限在“人类圈”中。在世界“人化”程度不断增强的同时，排斥自然的人把“作为一个言说主体存在的地位”“作为人类独有的特权来保卫”。［10］（P15）换句话说，人类文化排斥了自然世界，人类凭借其文化的偏狭遮蔽了自然过程。“无垠的海洋陷入了可怕的沉默，环绕着喋喋不休的人类主体，正是在此，形成了掠夺自然的伦理，它的猖獗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这就要求人类探寻支持环境的反向伦理(environmental counterethics)”。［10］（P15）
根据生态语言学家的研究，自然的声音遭受压抑，人类的语言也是要对此担负责任的：由于人类具有了读写能力，尤其在字母发明之后，文本的能指失去了与所指图标的一切联系。从一个方面来看，这种转变显示出人类语言与文化从自然世界中的解放，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解放却是更大程度的“幻觉”。生态批评家的理由是，我们的写作和创造文化的能力，同我们的言说能力一样，也是由人类之外的自然世界中更加古老和复杂的符指系统发展而来。我们口头和书面交流所用的特定的语言，有着他们所指涉的自然环境的踪迹。这种自然的踪迹从人类词汇的应用，特别是一些土著民族的词汇中，可以清楚地寻到。比如，爱斯基摩人的语言中，有很多词都可以表示“雪”。生态批评家认为，这说明语言是由环境塑造的。因为，这些词显示了对雪的不同方面的认识。只有当言说者的利益和生存要依赖其辨别雪地环境的差异的能力时，才会产生这些关于“雪”的词语在使用中的区别。因此，尽管言说和写作中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可能是任意的，它们用符号表示出的区别却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任意的。很多语言中拟声词语的例子就证明，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也不总是任意的。还有，象形文字也是对其所指涉的世界的模仿。总之，生态批评家努力提醒我们，人类一切作品的想象终究都是来自对大自然的亲身经验。［2］（P166-167）
在此认识基础上，生态批评家要继续探究，文学作为对语言的一种特殊使用，如何能够把我们和自然世界重新联系在一起。英国批评家贝特（Jonathan Bate）提出了建设“生态诗学”（ecopoetics）的设想。他的“生态诗学”要研究诗如何为人类“制造栖居地”(making of dwelling-place)。批评家试图发现：诗歌是否可以被看作“可供我们呼吸无毒空气的想象中的花园”，使人类能够以一种非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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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生存。如果说工业文明的黑幕遮蔽了自然，那么诗能否成为重现自然澄明的揭蔽者？［11］（P64）
贝特从海德格尔的理论中得到了很大启示。贝特认为，当自然被还原到海德格尔所说的“持存物”（standing reserve）的程度，在回忆和保留与世界的非工具性关系时，诗变得尤为重要。因为诗歌不是为了使用事物而命名事物，而是为了揭示事物在语言中的存在。这样，诗就变成了自然的避难所，为使存在者存在。因而在贝特看来，最好的生态诗学，首先不是政治性的，更不是宣传性的。生态诗学与科学生态学和政治生态学都不同，它是拯救地球的最佳方式——由于诗人要说明人类与环境、人与地方关系，因此诗的独特性在于其经验性，而非描述性。绿色诗歌是对栖居的揭示而不是对栖居的叙述。在逻格斯——词语的世界和家园——既支持词语世界却也与其分离的地球之间，仍然存在着张力。诗人的栖居之所是逻格斯，而不是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生态诗性”是由在“地球作为家园(oikos)”的逻格斯范围内进行的“揭示”而形成。诗歌的写作具有特殊的力量，它是通过语言回归栖居地的最直接途径。因为诗是“对自然自身韵律的回应，是大地自身之歌的回声”［11］（P64）。虽然生态批评家不相信只有人类才需要特指的“语言”——那种仅仅属于人类自己而使用的语言，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语言就对拯救文本外的自然不起作用了，因为，当生态资源变得更加枯竭，技术对自然的操纵更加强大的时候，诗人能把人的注意力引向地球的美、复杂和潜在的脆弱，引向非人类“他者”的“声音”。诗歌因其韵律性和易于记忆，“特别有利于一个社团最为丰富的思想和感情的再循环”。“每次我们阅读或者讨论一首诗的时候，我们都在将它的能量再循环，送回到我们的文化环境中。”［11］（P247）。诗人不是哲学家，不是道德家。但是当他们说明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存在与栖居的关系时，却经常是不同一般地明晰和富有影响力［11］（P251）。生态诗学不仅肯定自然自身的存在，而且肯定其神圣性。它在寻找一条出路，以便越过主张语言是一个自闭系统的后现代文论的“低矮密林”，“到达一片清亮的开阔地”［11］（P247）。这样，才能让诗成为拯救地球之所在。［11］（P264）
生态批评把人类语言重新放置于更加宽阔的指称系统——包括人在内的整个自然世界之内，是为了告诉人们：这个世界上，除了在人类语言的框架中被揭示者之外，还有更多的东西。贝特建议我们，在阅读中不要局限于文本中所说的东西，要想到事物的缺席而不是在场。他承认，“重新建立在场”可能不属于诗人的范畴。但是，诗人可以记住在场是一种可能的经验，他可以激发对在场的需要，使通向在场的路一直是开放的。诗性的东西既阐明在场，又阐明缺席：它既是想像的再创造，又是风过沙漠后留下的仅有的踪迹。［11］（P280）诗歌唤起的经验是人在家园的感觉，这个家园里，人同环境相聚一堂。批评家并不主张大家都到远离人烟的深山老林里居住，而是希望人们反思自己与那些“通过关于栖居的诗而变成语言的大地上的事物”的关系。诗不仅是对自我的制造，对世界的制造，也是对世界的回应，对大地的致敬。诗是一种澄明，在那里，它是对存在的本质的敞开，是对栖居的本质的澄清［11］（P280）。因此，在人类文化中，在人类想象的作品中，我们永远需要为“大地之歌”保留一席之地。
贝特通过对比华兹华斯和克莱尔的诗歌，来说明如何认识“生态诗歌”及其作用。华兹华斯在《序曲》中描写过少年时代的自己爬上过一个乌鸦巢，在那里，他体验了一种崇高感——“在危险的边缘我独自悬挂”。但贝特认为这是一种自我中心的崇高。与此对比，克莱尔诗中的鸦巢，却被描写成一种“许多人共有的宝库”，而不是一个人的记忆。在乡村的漫长历史中，不同时代的男孩都曾试图爬上一棵巨大的橡树，去探寻树顶鸟巢的秘密。今天的老人看见孩子们的企图时，也看见了当年的自己，此时，他得到了一种“集体认同的保证”。一种未被书面化的记忆传统创造出一个当地的历史，它证实了这个村子是一个可靠的生态系统--不断进化，却又保持了必要的延续性。乌鸦每逢春天都要回来修复它们的家……风风雨雨中，鸟巢保留下来。因此，鸟巢就象这个村子历史中的一个路标。然而，如果“路标”——鸟巢被毁掉了，村子也会失去它的记忆。［11］（P174）
克莱尔诗歌的结尾说，今日的那个乡村，已经不再是昔日人和鸟的乐园，它最后剩下的，只有村子的名字。但是它的名字通过克莱尔诗歌的印刷文本，将在人们心中继续保留。命名一个地方就是让这个地方自身存在（allow that place itself being）。贝特引用了梅洛·庞帝的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对客体进行命名之后，认可并不会紧随而至；它是自身的认可……对前科学时代的思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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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一个客体，就是造成它的存在或者改变它；上帝创造存在物，是通过命名它们、说起它们来完成其神奇魔术的。
由此可见，“生态诗学”的绿色解读希望发挥一种特殊的作用，那就沿着诗的“林中路”，去“重新唤醒前科学时代的命名魔法”，因为“林中” “还保留着命名大地的歌。”据此，生态批评家宣称，后现代性宣称一切标记都是文本标记，贝特强调，我们一定要牢牢抓住一种可能性：某些叫作诗歌的文本标记可以让我们重新想起一个人类古已有之的知识，那就是--没有路标，我们就会迷失方向。［11］（P174-175）
生态批评家所致力于建设的这样一种生态诗学，为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尤其是其语言理论注入新的血液，也为生态批评理论建设开辟了思路。
具体到解读实践，究竟如何切进作品，才能真正实现文本内外的自然的沟通？生态批评家布依尔的视角也具有启发性。布依尔的生态批评著述中使用了很多属于后结构主义话语范畴的概念，他把文学中的“环境想象”看作是“环境表征”，从生态批判的视角重审经典文学文本，着重探究人类文化中的“话语性常规”如何有助于或有损于人与环境的交流、场所内涵如何渗入环境的表征、不同的表征手段又如何体现场所感、许多有着重要影响的修辞和神话如何塑造人的环境想象和环境行动等等。同时，他的阐述中，还发出了“复兴写实主义”的呼声，结合自然文学文本的解读，对文学语言究竟是透明还是混浊的问题展开了自己的思考。
布依尔提出，关于自然的文学创作应当同时符合“科学性事实”与“审美性真实”。他认为，无论是形式主义理论把作品看成人造物品的观点，还是后结构主义文论把写作看作话语的做法，都是在怀疑，文学是否“再现或者有能力再现物质实在”。环境写作研究有利于写实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复兴。因为，对非虚构的自然和自然虚构中的指涉，写实主义手法有着更加优越的表现力。因而写实主义对“语言拯救自然”的工程有特殊的作用。他说的写实不是传统意义的镜子式模仿。他提醒我们注意，“事实”永远是人类认识中的事实，我们认同“想象的花园里也要有真实的癞蛤蟆”，但同时也要牢记，“文学花园里的癞蛤蟆永远不是真实的癞蛤蟆”［12］（P92）对于立志于“修复艺术和想象中的自然世界”的生态批评家来说，“模仿”不是唯一，甚至也不是最好的途径。
布依尔没有把作品中的自然与真实的自然混为一谈。他特别强调这样的观点：一个诗人的恰当作用，不仅是记录自然，他还要“主观地发现”自然。他的兴趣不在于仅仅坚持客观性和科学的超然，他要用事实性来规范而不是反对诗性的许可。“美不是超越真，而是穿越真”。审美的成就建立在关于对象的“完美知识”的基础上。一切真理和美都应该有一种对自然谦恭和忠实的研究来保持，而且不是代之以暧昧的形式。纯粹符合事实的确切（factual accuracy）并不是艺术家的最高目的，“事实的再现”才应是一切艺术的基础。［12］（P94）
可以看出，生态批评家除了进行理论性研究之外，也试图在文本解读中实践这种绿色语言观，以实现在“自然优先”的原则下分析“文本内的自然”、在文本内外的自然之间进行协商的设想。虽然设想还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实现。但这种研究对于纠正过去生态批评解读中的“抛弃理论”的极端倾向是有益的。
反理论倾向在生态批评最富有特色的“自然写作”(nature writing)研究中体现得十分显著。生态批评的文本研究中，不少生态批评家把弘扬那些能够提升读者环境意识的文学（以下简称“环境文学”）作为生态批评的首要任务，在他们看来，这些作品，尤其是非虚构文体的“自然写作”中关于自然的写作，“忠实地”反映了环境所具有的美和力量、反映了环境与人唇齿相依的生态关系，因此，应当获得更高的“经典”地位。这就引发出一个问题：即使是非虚构作品，其中的“自然”难道就与“文本外的自然”等同吗？换句话说，非虚构作品中的自然就是彻底“真实”的自然、没有经过创作者的文化过滤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首先，对非虚构作品本身“非虚构”程度，我们是要打一个问号的。著名的自然写作作家狄拉德(Annie Dillard)就承认过，自己的散文名作《汀克溪》中，有许多自然景物和生活事件都是编造的，这曾激怒了许多推崇她的生态批评家。再者，自然写作作家的自然认识，总是带着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倾向，而目前的许多自然写作研究者的做法，是一味地肯定和赞颂作品中具有某种或者彻底的环境主义思想，而不去关心作品中的“生态价值观”是否有其认识上的局限。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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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局限是存在于每一个作家身上的。《瓦尔登湖》被环境主义者公认为“绿色圣经”，可在某些批评者看来，梭罗作品中建构的自然，仅仅是滋养男性白人之美学的地方，其他的身体，无论是土著美国人、欧洲移民还是女性白人，在此都会水土不服。［13］（P237-238）我们不否认，文学作品的解读永远是多种形态、多种角度的，生态批评家的解读作为其中一种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忽视文学作品的专业性、理论性，以激进的态度，把批评只是当作一种环境主义教育的手段，把自然作家的许多个人体验式抒情，也看作是对地球和人类未来的预言，恐怕也难以达到生态批评家所希望的“教育”目的。学术性批评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公共宣传，生态批评不应简单地描述一种观念，而要深入研读这些观念。它也不应只带着敬仰和热爱的情感选取文本，而应当慎重斟酌批评的视角，对被检验的文本做出客观的评判，而不是将文本内与文本外自然等同。
生态批评调和文本内外自然的研究方兴未艾，这种尝试为生态批评的理论化提供了一个方向，也为中国学者对西方生态批评的研究工作打开了一扇新的视窗。这种研究是否能顺利地走下去，尚未可知。但无论这些研究的结果如何，生态批评理论研究和解读实践，都不能停留在一般性地“寻找文学作品中的生态意识”这个层面上，而应当致力于理论深度的加强。立足理论、立足文学，还是生态批评良性发展的唯一通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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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imon C. Estok，“A Report Card on Ecocriticism”. AUMLA: The Journal of the Australasian Universities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ssociation 96 (Nov. 2001).
The Nature Inner and Outer the Text:The Affinity and Diversion
Between Ecocriticism and Post－structuralism
Liu Bei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250014)
Abstract:Post-structuralist theoretical discourse is coming back to the ecocritics' field of vision in recent years. Post-structuralism and eco-theory do have some affinity regarding their theoretical background and the treatise on language. But there appears a great gulf fixed between their views on inner-and-outer-text nature. The ecocritics' exploration on green language, ecopoetics and revival of realism will benefit the negotiation of inner-and-outer-text nature and thus rectify the anti-theory tendency in ecocritical study.
Keywords: ecocriticism, language, inner-and-outer-text nature
［责任编辑 刘 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