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蓓：“浪漫生态学”何为

“浪漫生态学”何为

刘蓓*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济南 250014）

内容提要：生态批评是一种后现代批评。为了重塑绿色经典，生态批评家重新解读英美浪漫主义文学，从中发掘出“浪漫生态学”的蕴意。生态批评家强调，浪漫主义作家超越了古代有机论自然观，进一步认识到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其创作渗透着自觉的生态学意识，目的是对占据主流地位的机械论自然观进行文学抵抗。对浪漫生态学的推崇，清楚地反映出生态批评的后现代批评目标，那就是通过提倡绿色的文学创作和阅读，使其为后现代社会中的绿色文化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生态批评浪漫生态学绿色经典后现代批评

What is “Romantic Ecology” For: On the Post-modern Critical Aim of Ecocriticism

Liu Bei Li Yanzhu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Abstract: Ecocriticism as a post-modern criticism constitutes for itself a mission of re-shaping green canon. Ecocritics reread British and American romantic literature, from which they discover the implication of “romantic ecology”. According to the ecocritics, those romanticists had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and thus transcended the ancient organic view on nature. Their writing had the purpose of resisting the prevalent mechanic view on nature. The advocacy of romantic ecology embodies the aim of ecocritical research. That is, to promote the green literature and green reading and to enable them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structing a green culture in the post-modern society.

Keywords: ecocriticism, romantic ecology, green canon, post-modern criticism

在美英等国正在走向成熟的生态批评（ecocriticism）研究，一直呈现出典型的后现代批评特征。如果说不同形态的后现代批评都是从不同角度展开对现代性的批判，生态批评也不例外。那么，作为一种后现代批评，生态批评家究竟为自己设置了什么样的目标？生态批评如何把后现代文化建设的理想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通过研究生态批评家所倡导的“浪漫生态学”之内涵，上述问题也许能够得到初步的解答。

生态批评发起之际，学者们为这项批评设立的基本任务之一，是重新审视文学史，完成对经典的“重塑”。生态批评的“重塑经典”，包括建立新的经典，也包括用新的视角来阐释已经成为经典的文学文本和文学流派。到目前为止，生态批评在此方面最为突出的成就，一是提升了自然写作（nature writing）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把从美国超验主义者梭罗开始到当代的一系列自然写作文本塑造为新的绿色经典。二是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对早已成为文学经典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进行新的阐释。而对这两种经典的重塑，都是围绕“浪漫生态学”这个核心进行的。

一 “浪漫生态学”的提出

“浪漫生态学”现已经成为生态批评家广为使用的术语。回顾英美学界的绿色研究，在文学批评学术圈之外，较早对英美浪漫主义思想冠以“浪漫生态学”之名的研究，是美国环境史学家沃斯特（Donald Worcester）在《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1977年）一书中进行的。此书影响很大，在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三次再版。作者在此书所用的“浪漫生态学”，主要指的是美国超验主义作家梭罗的生态思想，兼及英国和德国浪漫派文学家的生态思想。沃斯特认为，浪漫主义与生态学最直接的联系在于浪漫派看待自然的方式，这种方式“基本上是生态学的，也就是说，他考虑的是关系、依赖和整体性质。”除此之外，两者还有着共同的颠覆/批判目标：“由科学所形成的既定概念”、“不断膨胀的资本主义的价值和结构”、“西方宗教反自然的传统偏见”。[①]

“浪漫生态学”这个名称开始引起文学批评界的注意，是在1991年。这一年，英国批评家贝特(Jonathan Bate)出版了专著《浪漫生态学：华兹华斯与环境传统》[②]。这是他在多年从事浪漫主义文学研究之后，第一次从“生态视角”研究华兹华斯，由此掀起了英美文学批评家用生态批评方法研究浪漫主义诗人的热潮。虽然贝特与此前新历史主义的批评立场不同，但是他进行的浪漫主义文学批评，实际上也采取了一种政治批评视角。这种视角受到了新历史主义对浪漫主义的政治化研究的影响，只是更加新颖。贝特以华兹华斯为例考察浪漫主义诗人的生态思想，认为华氏不是用所谓“启蒙的观点”看自然——诗人不是把自然看作被驯服、支配、利用的事物，而是一个人类栖居的所在；而且他希望通过这种自然认识，使读者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人和自然有着微妙关系的系统中，并思考人类在这个系统里处于什么位置。因此，贝特认为，华兹华斯作为第一个真正的生态诗人，表达了一种对人类与自然的融合的有利而持久的观点。华兹华斯对自然的关注是一种生态意义的关注，他的政治是一种“绿色政治”。在贝特看来，浪漫主义诗人的这种观点对后来的资源保护主义运动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并对当前解决环境危机的问题有很大启示。

贝特的第二部浪漫生态学研究著作《大地之歌》[③]，仍然是在“生态学语境”中阐释文本，但是文本范围扩大到英美两国的现当代作品，从简·奥斯汀到伊利莎白·毕晓普，再到加里·施奈德。贝特在此书中再次强调，浪漫主义文学对自然的热爱，强烈的个人主义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使得它适于播撒绿色运动的种子。贝特也重新评价了华兹华斯的崇高美学，认为这种崇高不是利己主义的，而是生态主义的。

继贝特之后，尤其从“生态批评”形成规模的90年代中期开始，一批英美批评家发展了“浪漫生态学”研究。生态批评家对浪漫生态学的研究重点不尽相同。这些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还有2000年英国批评家麦克库西克（James Mckusick）发表的《绿色写作：浪漫主义与生态学》一书。[④]书中用“浪漫主义作品中的生态学”来概括由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开创的“一种崭新的人与自然世界关系的概念”，这种生态概念中最为关键的观点包括：“物种对其栖居地的适应”、“一切生命形式的相互关联”、“人类干涉对自然系统潜在的灾难性影响”。书中认为，浪漫主义诗人这种新认识对19世纪到20世纪的美国环境作家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作家发展了这种浪漫生态学，因为他们更加详尽地表现了一种“对生态进程的理解”，而且明确地提出保护荒野地域的观念。[⑤]麦克库西克把柯勒律治、华兹华斯、约翰·克莱尔、威廉·布莱克、爱默生、梭罗、缪尔、玛丽·奥斯汀等英美两国的浪漫主义诗人和自然写作作家都置于“浪漫生态学”的“绿色写作”范畴之中。他也着重强调了英国和美国浪漫主义思想之间的承继性关系。

那么如何界定“浪漫生态学”呢？根据上述有关著述，笔者以为，“浪漫生态学”中的“生态学”不是指一种科学学说，而是一种文学生态思想。它一般特指英美浪漫主义文学中蕴含的生态自觉（ecological consciousness），也可用来概括其它文学文本中体现的此种思想。具体说来，浪漫生态学的内涵包括：通过弘扬有机整体论的自然观，对抗机械论的自然观；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具有一种深切关怀自然的生态伦理精神；在关于自然的创作中，不是把自然作为背景，而是突出自然本身的重要性，并通过这种创作，体现对现代工业文明弊端的批判，表达完善人类社会的理想。

二 绿色经典中的“生态学”

生态批评重新解读了绿色经典，那么这些作品中对自然、对自然与人关系的认识与传统的田园文学思想相比是不同的。关于这种差异的内涵和成因，我们还需要结合生态批评对绿色经典的阐释来寻找答案。

过去的文学研究曾经把浪漫主义文学归属于田园文学。西方田园文学（pastoral）的开端是希腊诗人西奥克利特斯（Theocritus）描写西西里牧人生活的诗歌。在他的影响下，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公元前70-前19年）确立了作为一种特定文学形式的“田园诗”模式。在他之后，田园诗进一步发展，在文艺复兴时期成为欧洲文学最重要的诗学形式。如果把田园文学作为一种更宽泛意义上的文学形式，即一种表现人从城市或者繁华之地归隐偏远乡村的文学创作传统，那么浪漫主义文学的确也是西方田园文学传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⑥]

那么绿色经典的自然认识与“旧田园文学”相比，究竟区别在何处呢？生态批评家在“浪漫生态学”研究中首先强调，与过去的田园文学相比，浪漫主义文学更加自觉地弘扬有机论的自然观念。有机论自然观是现代机械论自然观出现之前的占据古代文化主导地位的自然观念。所谓有机论自然观，是相对于机械论自然观而言的。西文中“有机的”（organic）一词的名词形式是“organ”，指的是“动物和植物身体的一部分”。“有机的自然”的概念，可以看作是“有机的生命”概念的隐喻。有机论的生命认识把生物界本质看作是有机的，也就是说，把生物看作是相互联系的整体，而不能像机械论那样，把它分割成各自分离的组成部分。而一个活的生物具有内在属性，这种属性不能通过被分割开来的各个部分的属性来描述。而各个部分的性质，也必须结合整个有机体的性质而得到全面认识。概括来说，有机论的自然观强调自然是一个富有“活力”的“有机体”。与此相对的机械论自然观，则把自然看作一种一个缺乏自我能动性的无生命的机器。这两种自然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指出浪漫主义文学中包含的有机论自然观，并非生态批评家的首创。众所周知，作为整体的欧美“浪漫主义”文学思想有着相当的复杂性。但是对浪漫主义文学思想的共同之处，学术界已有共识。早在当代环境运动开始之前的20世纪50年代，文学批评史研究者韦勒克就指出过，浪漫主义文学家有着同样的自然观和心灵观。“许多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的自然观有着一些个人间的差别。但是他们都反对18世纪的机械宇宙观……。所有浪漫主义诗人都把自然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把自然当作类似于人而不是原子的组合——一个不脱离审美价值的自然，这些审美价值正像科学的抽象一样真实（也许更为真实）。” ^[⑦]结合浪漫主义所继承的哲学、宗教等传统，他强调，英国和欧洲大陆上的浪漫主义“并不是神秘主义的真正幻觉”，而是“为了取得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重新协调的努力”。[⑧]

与上述论述相比，生态批评家更进一步，他们认为浪漫主义文学的自然认识十分符合当代生态学原则——

在浪漫主义的自然观的核心之处，是后来的人们看作生态学的一种观点——对整体性或相互联系概念的探求，强调对自然中的相互依存和关联，强烈希望人类恢复到与组成地球的广阔有机体有着密切联系的位置上去。……浪漫主义对这种整体论思想的渴望是难以言表的。……在华兹华斯的大自然里，没有任何东西是完全自给自足的，……每个物体尽管是具体的个体，却都对另外的物体负有某种义务，反之，也为其他物体提供存在的条件。[⑨]

那么浪漫主义文学家为什么会具有这样一种自然观？过去的研究经常指出，浪漫主义者的有机论思想传承了前现代的文化传统，然而生态批评家的研究让我们看到，浪漫派文学家的自然观并不仅仅是有机论传统的一般性延续。因为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有机论的自然观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浪漫主义者是工业文明时代的“少数派”。

生态批评家在阐释浪漫主义的生态思想来源时，总是把这种认识同生态学相联系。他们认为，浪漫主义的整体论自然认识比古代传统的有机论自然观更加接近当代意义的生态学。他们通过联系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自然概念和18世纪的生态科学知识背景来证实这一点。

中世纪有一个对浪漫主义时代有着重要影响的自然概念，那就是源自经院哲学的“伟大的存在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概念。这个概念的内涵是，设想宇宙是一个统一体，世间万物都处在一个巨大的链结中，每一个存在物在这个链结中都有自己的位置，其存在体现着特定的目的和功能，而上帝是这个链条的最高点和终极目的。直到18世纪，“伟大的存在链”宇宙观仍然得到了传播和接受。[⑩]。

尽管“伟大的存在链”概念也曾经被机械论自然观和有机论自然观的支持者所运用，但是在生态学的层面上认识这个概念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存在链观念和很多当代生态学概念之间，有着很多相似，比如，相互依赖和系统、进化、熵和多样性、等级等。“存在链”中的每一个联系都很重要，对保持整个结构十分关键。这意味着各个部分是“相互依赖”的，这个概念在生态观念看来，是自然中所有部分之关系的一个根本特征。存在链的诸多联系，是通过宇宙灵魂——从最高存在中发散出来的宇宙灵魂来提供的。这个“灵魂”是联系整体中的各部分的“上帝无所不在”的力量；而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单一的生命，它向外延伸到一个内在的范围，由联系中的各个部分组成。与此对照，当代生态学理论也主张：宇宙中存在着一个内在的普遍存在的统一的力量——能量。

“伟大的存在链”观念对浪漫主义至少有两方面的影响。第一个影响，是它反理性主义的观念。存在链观念中推崇差异与多样性，这与浪漫主义者弘扬个体的“自由”，强调个人的独特，重视主体性的观点是一致的。除了浪漫主义者的社会认识之外，连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中对差异与多样性、对物理的和感官经验的追求，都被生态理论家与存在链的观念联系起来。第二个影响，就是当代生态思想家所说的“生物伦理”，即尊重所有生命形式的观念。因为存在链具有“连续性”——脱离任何与存在链之间的联系，都会导致整个链结的破坏。而且，人类被存在链理论安放的地位，仅仅是在存在链的中间，在一个转折点的位置，人类与低于他的动物的区别并不大。总之，存在链观念使人通过尊敬自然的其它部分，而感觉到自己在这个链结中的普通和谦卑。[11]

为了证明浪漫主义者具有自觉的生态学认识，浪漫主义者的生态科学知识背景，也是生态批评家努力挖掘的新内容。

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始于18世纪晚期，环境史学家沃斯特在名著《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中指出，在18世纪这个“理性时代”，理性科学传统的机械论科学占了上风，但这也是生态思想和生态科学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不仅在政治、艺术、工业装备、科学和哲学领域中，属于“现代社会”的很多东西都是从18世纪开始的，而且在这些创新中，“生态科学”是毫不逊色的。“在二百多年前，人们就已经把我们现在还不能忘却的那些生态学概念汇集到一起，诸如‘自然的丰饶’、‘食物链’以及‘平衡概念’等”。[12]文艺复兴时期直到18-19世纪，对人类与非人类“自然”的联系的博物学考察不仅一直在延续，而且这种研究中，强调世界整体关联性的“生态学特征”越来越显著。这些为浪漫主义诗人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基础。

文艺复兴后，随着哥白尼推翻了地球在宇宙里的中心地位，从地质学和植物学到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广泛领域中，很多关于自然世界的观念也得到了修正。科学的经验主义与浪漫精神的结合，是这种研究的一个突出特征。18世纪发现了无数的新物种，新的动物分类和命名也随之诞生。研究自然界的“科学家”们经常采用诗性的或者宗教的术语去表现他们的经验主义的、观察性的发现。自然科学话语戏剧化的扩展，为诗人、作家、画家和公众提供了多种新的自然意象和强大的想象资源，关于自然界的新观念和新意象，都有助于文学家发展对自然世界的诗性回应和结合科学知识的抒情方式。

浪漫主义时期，科学与艺术并不存在井水不犯河水的分界。对自然界的科学研究和关于自然的文学写作是紧密联系的，不少学者同时在科学和文学两个领域取得成就。许多浪漫主义文学家对关于自然的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掌握了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他们中很多人经常在写作同时进行关于自然世界的科学观察和研究。华兹华斯喜欢阅读生物学著作，还把有关的理论运用在诗歌创作。柯勒律治诗意地、哲理性地寻找一种在人类身体内部和外部的同一生命，它能够把那些看起来分离的创造物元素统一起来。吉尔伯特·怀特、梭罗等人的散文写作更是体现出科学观察与文学抒情的结合。其写作手法主要建立在对自然观察的基础上，同时被看作文学写作与生态学研究著作。梭罗一方面吸收了林奈等老一代自然博物学者的自然科学知识，另一方面也对他们将科学和宗教价值交织在一起的世界观表示怀疑。他不再把自然看作一个老式的静止不变的自然体系，从查尔斯·莱尔（Sir Charles Lyell,1797-1875）和查尔斯·达尔文的早期著作中，他学习了关于地球远古历史的新概念和物种进化的新理论，在一种新的、强调生态变化和动荡的模式下认识自然世界。新的自然观念不断被运用到他的自然写作中。[13]

发现了浪漫主义文学思想的生态学来源，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浪漫主义文学家的自然观念在古代有机论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生态批评家和生态思想史学家们重新认识英美浪漫主义作家的思想和知识背景，对重新解读其作品和思想是十分必要的。

从生态批评家阐释的绿色经典中的“浪漫生态学”可以看出，浪漫主义诗人不只是“自然诗人”，梭罗等超验主义作家也不仅是“现代隐士”，他们不是为写自然而写自然。浪漫主义者不仅认识到宇宙万物的有机性，还认识到人与自然的整体性。他们把自然当作自我的延伸(extension)。沃斯特曾经指出，梭罗对自然的关注的重点，不是自然的各种表象或者自然属性，他在自然中要寻找的，是自己和自然之间的“某个地方”，这个地方无法从一个与人分离的对象化世界里找到，也不能仅仅从自然科学意义上自然与人的关联中找到，而要从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的交融中找到。在浪漫主义者看来，“知识”正是这样一种“交融”或者“相依”的进程。他们要作的，是把人的意识“整合”到物质世界中去，他们要寻找的“真理”，“等同于对最广阔世界之混合的经验”（experience of cosmic commingling）。为了获得这样的经验，浪漫主义者主张要全身心地融入自然，要先“忘记过去所知的一切”，要“第一千遍地把它当作完全陌生的事物来接近”，才能真正“认识”自然。因为局限于书本知识，会使人忽视所有其他的东西，从而失去对整体自然的认识。梭罗对当时一些书本上关于自然科学的数据表示失望，因为它们片面追求知识的专门化，不能反映自然全面真实的状况。他认为，如果一个科学家坐在图书馆里写书研究越桔，而此时正有人为他采摘鲜果、做果肉馅饼，那么这本书会因“不存在任何越桔的精神”而使人厌恶。梭罗认为，房屋会把思想和肉体隔绝在生命律动之外，久居室内的人会丧失一切属于自然状态的意识。[14]正是出于这种认识，从英国到美国的许多浪漫主义作者都常进行将思想和肉体同时融入自然的行动。

与旧的田园文学相比，浪漫主义作品中的自然不再是衬托人的惬意生活的背景，自然世界对人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既能为想象提供能量，又是智慧思想潜在的来源。从湖畔派诗人和梭罗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人不仅仅是美丽景色的巡回观察者，也是融入此地的“栖居者”。他们栖居在湖畔林间，与那里的景观融和，对其栖居地因自然或者人为原因发生的种种变化，他们都十分重视，并且通过作品中的言说者予以表现。生态批评家认为，他们之所以有这种不同于旧田园文学的视角，是因为他们对自然世界采用生态的观点，因为它们的诗歌总是表达对地球的深切而持久的兴趣，把地球看作是所有生活其中的事物的栖居之地。生态批评家在作品解读中都注意到，华兹华斯作为“湖畔地区”的本地居民、梭罗作为瓦尔登湖的栖居者，对当地环境有着极为详尽的了解。他们不仅表达了对自然现象强烈的想象性回应，而且也在诗中表达了对家乡地区深度的感性知识。[15]

从梭罗的作品中尤其可以清晰地看出，作者不仅以思想家和作家的身份，还以博物学者的身份，应用其丰富的生态科学知识，进行细致入微的野外考察。梭罗的生态研究不仅是为了在科学的意义上寻找发现着万物进化的原始秩序，他的考察是在社会和文明的背景下进行的，更具历史性视野。[16]

三“浪漫生态学”何为

生态批评家和生态思想史学家的研究，也启发我们重新认识英美浪漫主义作家的思想。把自然看作有机整体的自然观，被生态批评家看作是绿色文学创作必备的因素。而生态批评家把浪漫主义文学重塑为绿色文学的经典，不是仅仅出于文学审美层面的原因，更是由于浪漫主义作者试图通过文学创作，来实现对现代社会主导文化观念的抵抗和批判。

英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分别开始于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中期。从文化主导思想来看，此时，启蒙运动已经打碎了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束缚，使理性和知识得到了广泛传播。它给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以巨大的推动力。但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现代人片面强调纯粹理性，依据理性，寻找看待世界的统一形而上学构架。他们追求自己主体的独立性，忽视历史、传统和文化的限制。他们以科学为利器，毫无节制地利用和操纵自然环境，通过经济利益来衡量审美对象并形成自己的评价。自然被视为无足珍惜的、只供经济发展之用的“资源”，人生的意义等同于与自然作斗争。

从社会生产方式来看，此时的英国和美国先后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大生产高度发展的时期，工业化进程产生了痛苦的副作用。极端理性主义思想支配下，自然被当做一台可控制的机器。提高经济效率的理性生产方式，比如劳动分工、计时工作制、机械化，导致了人与土地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人变成了生产的单位、生产机器上的部件，人的劳动被减约成商品，连人本身也被物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城市化和大工厂的建立，使得大量人口离开农村涌向城市，人们彻底脱离了自己的土地和传统，人和自然在肉体和心理上都产生了距离。如谢林所说，“那个时代令人恐惧的事，就是各种类别的疏离（estrangement）”。生态理论家斯普瑞特奈科（Spretnek）认为，这是一种对“真实”（the real）的损害。这种损害的对象是肉体（body）、自然(nature)和地方（place）。现代生活的“自由”是基于“丑化肉体、限制自然、分割地方”而建立起来的。肉体被当作生物机器，自然被看作完全外在的东西，地方被看作蛮荒未化的先民之地。[17]总之，“压迫自然”作为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的主流文化特征，在浪漫主义文学家所处的时代表现得十分显著。用生态理论家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的话来说，浪漫主义文学产生的时代，是一个“自然死亡”的时代：

关于宇宙的万物有灵论和有机论观念的废除，构成了自然的死亡——这是“科学革命”最深刻的影响。因为自然现在被看成是死气沉沉、毫无主动精神的粒子组成的，全由外力而不是内在力量推动的系统，故此，机械论的框架本身也使对自然的操纵合法化。进一步说，作为概念框架，机械论的秩序又把它与奠基于权力之上的与商业资本主义取向一致的价值框架联系在一起。[18]

现代社会一系列恶性后果的造成，机械论自然观的主导作用难辞其咎。18世纪中叶，由笛卡尔、培根、牛顿构建的新科学“发现”的物质和能量的普遍法则，已经得到普遍承认。机械论科学把物理世界看成是建立在机械律之上的死物质。用这种“牛顿范式”的“经典科学”来解释人类面对的一切现象，主体-客体的分离、精神-物质、本体-现象、理性-感性、人类-自然的分离等等就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机械论者总是企图发现统治自然和社会的法则，自然和人中普遍存在的法则，在这种观念中，人不是独特的，而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以某种方式进行重复的行为。

生态理论家对浪漫主义思想特征的一些概括，在过去研究中已经提出，但是从“生态学”视角来重新阐释，特别强调了它们与当时主流文化思想的对立。过去的研究已经指出，浪漫主义发起了一场解放感性的革命运动，第一次使得情感、想象、天才、独创性、自由等主观性范畴全面地占领了文学理论的主体位置。生态理论家更加强调这种观念与主流哲学思想的对立。因为随着机械论世界观在西方思想界的主导地位得到巩固,有机论自然观已经成为被排斥在社会主流以外的“少数人传统”。环境主义思想史研究者佩珀（David Pepper）指出，浪漫主义者主张通过直觉的、本能的和基于情感的知识来理解这些现象，认为这些现象是人类最高贵之物，其目的是要通过提升这些“高贵之物”的价值，来反对笛卡尔的二元论哲学。“二元论把激情与灵感同方法和纪律相对，把内容和色彩同形式和线条相对，把激情的酒神同威严的阿波罗相对，浪漫主义对此坚决否定，他们推崇幻想、想象、激情，是因为他们把关于自然的主观知识、与自然的一体（one-ness），看作是知识的高级形式、高于客观的、冷酷的经典科学的形式。”[19]用生态理论家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 Spretnek）的话说，浪漫主义运动是较早对“现代性的否定性意识形态”发起“抵抗”的运动之一，它具有一切此类运动的共有特征：其价值观体系“建立在生态关怀和精神关怀基础上”。[20]

由此可见，旧的田园文学中对人与自然和谐的再现，是对其时代主导文化的顺应，而浪漫主义文学家对有机论自然观的弘扬，却是在机械论的时代大合唱中的“不和谐音”。我们可以把这与生态批评的生成语境和研究目的相联系。当代生态理论，正在向占据西方现代社会主导地位的机械论思想发起新的挑战，这和浪漫主义者抵抗机械论的主旨是完全一致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当然也会更加明确生态批评家推崇浪漫生态学的用意。正如拉夫所倡导的那样，生态批评要建设的新田园文学，要求对自然进行更好的科学层面上的认识、要更深入地认识自然的复杂性、对自然原始具有的能量和稳定有着更根本的意识、还要对人类社会的价值有着更加锐利的质问。新田园文学表现绿色世界，是为了证明绿色世界本身对于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他甚至还进一步地提出，这种新田园文学，“不仅要对美国文学整体发展方向具有持久的指导意义，而且也应当为重新调整美国政治思想奠定基础。”[21]

这样一种重塑经典的文学研究，显然具有超出纯文学范围的目标。生态批评家不仅是“浪漫生态学”的命名者和研究者，更是其继承者和倡导者。生态批评家所推崇的绿色经典，超越了旧的田园文学。绿色经典中体现出更多的社会责任感、文化变革意识、人与自然的整体意识和人在精神层面上的自我改造意识。绿色经典中，尤其是梭罗之后的自然写作，在如何沟通自然与人的精神联系、在自然中提升自我方面的探索，是过去的田园文学所远远不及的。正因如此，生态批评家才要努力重塑绿色经典，希望在人类进入后现代社会之时，让“绿色文学”创作和阅读在“绿色文化”建设中而发挥重要作用。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