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蓓：论生态批评的生成语境

论生态批评的生成语境

刘 蓓*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济南 250014）

本文发表于（台湾）《世界文学》2012年第4期，收入蔡振兴主编《生态文学概论》，台湾书林出版社，2013年。

摘要：以“拯救瀕危的世界”為己任的生態批評，是“激進環境主義”思潮在文學研究領域的延伸，環境主義思想歷經一個多世紀數次環境運動的磨礪，完成了從“技術改良”到批判技術理性的“文化變革”的立場轉變。隨著人對環境問題根源的認識不斷加深，“生態學”從早期的一種親近與尊重自然、與文學有著親緣關係、迥異於數理科學的“另類科學”，發展成為今天涵蓋多種學科的“生態理論”體系，形成生態批評家通過文學批評來推廣的“生態價值觀”的核心內涵。厘清生態批評生成的社會文化和知識語境，有助於認識生態批評存在的合理性、不足和發展方向。

關鍵字：生態批評 生成語境 激進環境主義 生態學

Abstract: With a commitment of “saving an endangered world”,ecocriticism is an extension of the radical environmentalism that sweeps across the whole academic circle. After going through several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in more than a century, environmentalism has fulfilled a transformation of attitudes from the technological reform to a revolution in culture. Wit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being deepened, ecology has developed from an “alternative science” respectful for nature into an interdisciplinary system of ecological theories, which has engendered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ecological value” that ecocritics have been advocating through literary study. Studying these social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contexts of ecocriticism helps identifying the reason of its existence, its demerits and its progres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ecocriticism; contexts of generating; radical environmentalism;ecology

生態批評誕生至今已有二十餘年，業已在全球文學研究範圍內形成一個學術熱點。但它在蓬勃發展的同時，一直也在遭受著學術界的一些質疑：這種研究與傳統的自然文學批評相比，是不是借用時髦理論術語的“新瓶”裝“舊酒”？“環境問題”儘管重要，但它為何可以依靠文學學術來解決？“拯救世界”是一個現實問題，文學的特長卻是在想像世界中進行活動，我們如何通過一種學術意義的“批評”達到拯救世界的現實目的？如何理解生態批評這個術語中的“生態”二字？這些都是生態批評家需要直面的問題。一種文學研究的誕生，必定有其生成的語境，本文擬借探究生態批評生成的社會文化和知識語境，來對上述問題有所解答。

一環境主義思潮與生態批評的社會文化語境

為什麼要進行生態批評？生態批評家對此的回答是明確的。很多著述都通過強調環境危機的緊迫性來闡述生態批評的必要性。在生態批評家們看來，“環境問題不應該僅僅被看成是許多危機中的一個”，“危機只是早晚會過去的一個艱難時刻，而人口、資源、污染等環境方面的問題，意味著我們處在一個無比重要的生死關頭。對環境的地位之貶低，在很長的時間裏沒有引起人們的擔心，而關注人類對生物圈的統治，應當也必將會成為第一重要的問題。”[1]

生態批評發起者的視野明確地超出了純文學研究的範圍，他們對局限於學術性工作、對“外部世界”不聞不問的文學研究形態持堅決否定的態度。他們認為，即使有的文學研究者已經表現出對環境的關心，這種關心也還遠遠不夠，因為“他們不僅應當作為普通的民眾去關心環境，而且要把環境意識帶入自己的文學職業中”。[2]拯救環境的行動，“不僅是在學者們的業餘時間，更要把它當作我們文學專業研究者專業工作之內的事情。文學研究者們從事的工作是有關價值、內涵、傳統、觀念和語言等方面的，這些都是我們可以為改善與環境有關的建設作出貢獻的領域。”[3]

總之，根據上述觀點，生態批評之所以必要，是因為“環境危機”成為人類面臨的最大危機。文學批評的首要任務，是參與到整個學術界與社會各界改革文化的進程中來挽救生態危機。一句話，生態批評的發起者要用文學“拯救瀕危的世界”。

生態批評家設立這樣一種研究目的時，並沒有從學理的層面上給予充分的論證，因此難免引起很多質疑。首先，儘管當前的地球生態環境確實顯現出很多問題，但是關於地球生態系統是否存在“不可挽回的災難”，自然科學界還沒有定論。因此，從理論上來說，“瀕危的地球”是一個假說。第二，即使我們可以不追究學術意義上的“生態危機”的真實性，只從現實的層面上來看環境問題，疑問仍然存在：現實中的生態環境問題如何用學術研究，尤其是文學研究來解決？文學的基礎是語言，它是強調審美性的，如果生態批評的任務，無非就是灌輸環境意識，喚起人的環境危機感，那麼文學批評起的作用就與一般的大眾媒體宣傳無異了。真的如此，生態批評的文學學術價值何在？文學是否可以被完全政治化，只是成為推進環境主義的一個試驗基地？這樣，會不會在拯救環境的同時扼殺文學？第三，生態批評家借鑒的歷史學、人類學、心理學、哲學、神學等，都不屬於文學範疇，那麼，生態批評的文學理論基礎是什麼？在《生態批評讀本》出版後至今，上述問題都是生態批評圈內外學者爭論不休的話題。

爭論和質疑使我們不得不回顧反思。每一種文學研究都有一個生成的歷史、思想和知識語境，只有認識這些語境，才能準確把握這種研究的實質和方法。生態批評發起者強調文學界在綠色行動上是“落後”的，由此也可以看出，生態批評的發起不是文學或者哪一個學術領域的特殊現象，因此，研究生態批評的生成，不能不從認識其社會文化語境開始。

“拯救”的迫切願望中蘊含著強烈的危機意識。縱觀歐洲大陸與美英國家多次環境運動的歷史，都是在經過一段的社會經濟高度發展，環境受到顯著的破壞之後發生的。然而，即使在人們最為關注環境的幾次環境運動中，對“環境問題究竟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答案也是有所變化的。[4]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之前的早期環境運動中，西方人並沒有把文化改革問題作為解決環境問題的關鍵手段，而主要試圖通過技術手段來解決環境問題。那時的環境關注，主要表現在對環境破壞的痛惜、對純粹“天然”的環境的懷念上。那時保護環境的行動，首先是為了“保護資源”，以使之更好地為人類利用。其次，為了彌補自然遭到破壞的遺憾，開始建設一些人工設計的“自然”環境，美英兩國的“國家(自然)公園”建設，就是一個典型。這種行動也體現了自然審美觀的變化。而開始對人與環境的“倫理”關係進行思考，是到了20世紀40-50年代之後的事情了。

當代西方對環境的認識發生這種轉變，自然環境的問題為人帶來的現實警示還只是一個表層的原因。在更大的社會文化背景下來看，工業文明發展到20世紀中期，西方文明凸現出許多負面效應，西方人陷入了深深的“存在焦慮”之中。二次大戰後，經濟復蘇繁榮的樂觀之後這種焦慮更為顯著。舊的道德準則和宗教信仰受到普遍挑戰，許多傳統的價值觀受到懷疑。而最為切身的“存在焦慮”，是來自對科學技術的盲目發展的憂慮。正如生態思想史學家沃斯特(Donald Worcester)所指出的那樣，原子的發現和裂變是一種史無前例的“操縱物質”的技術，這在過去被認為是由神來完成的，現在掌握這種技術的人，卻似乎在扮演撒旦的角色。“征服自然”的堅定信仰因此開始受到前所未有的懷疑：如果一種技術可能導致全人類甚至所有生靈的毀滅，我們應該允許技術無限發展嗎？[5]

在現代技術文明發展到新的高度之時，對現代技術和文化的反思也達到了新的深度。技術危害一步步加深使人們不僅加強了對環境的自覺意識，而且逐漸達成一種認識：片面強調發展、崇尚技術的文化觀念是造成環境災難的罪魁禍首。正因如此，當代的激進環境主義才會堅持反對用技術手段解決環境問題，把拯救環境的希望寄託于文化觀念的變革。這種觀點在思想界學術界各領域的學者和公眾的共同參與下，日漸形成一股強大的綠色社會文化思潮。例如蕾切爾·卡遜（Rachel Carson）的《寂靜的春天》（1962年）就對社會實踐意義上的當代環境保護運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這部文學與科學結合的作品的震撼之處正是在於對“濫用技術”後果的強烈警告——它以觸目驚心的事實資料揭露了濫用殺蟲劑對自然環境和人類生存造成的毀滅性後果。同一時期，一系列生態文化著作推進了思想意義上的環境主義運動。西方思想界以前所未有的態勢進行了對人與自然環境關係的歷史和其中問題的反思。環境不僅成為一個多方面、世界性的政策問題，而且還在學術界諸如人類學、哲學、法學等各類學科裏促生了從“改良環境主義”到“激進環境主義思想”的轉變。隨著一批職業哲學家、社會科學家和政治家投身環境運動，公眾的“環境保護”思想得到了學術理論層面的規範。具有社會運動性質的“環境保護運動”，轉變為思想學術界的“激進環境主義運動”。

力圖用文學“拯救瀕危世界”的生態批評研究，是在整個學術界的綠色大潮中應運而生的。生態批評生成的20世紀90年代，正是激進環境主義思想在美英學術界形成熱點的時代。概括地說，這種思想以生態學和相關學科知識為知識基礎，以“生態學原則”為思想原則的一種社會思想觀念，其核心觀點是：為了建設一個適當的、可持續發展的、保障環境安全的社會，必須進行社會文化觀念的變革。激進環境主義思想也被稱作一種“綠色的世界觀”，它關心社會（尤其是西方文化特色的社會）和自然的關係，認為我們之所以面臨環境問題，根本原因在於我們關於自然的價值體系的失誤。這些失誤涉及作為個體和團體的我們如何互相評估，彼此之間打交道時又採取什麼樣的行為的問題。基於這種思想前提，環境主義思想對當前西方社會及其主導價值觀提出一系列批判性觀點，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對未來社會的設想，目的是探索如何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下去、同時又是有利於環境的理想社會。[6]換句話說，激進環境主義認為，人類對自然的錯誤態度是造成環境危機的原因，所以拯救環境要從人類自身文化觀念的變革做起。文學研究“拯救環境”之說正是基於這一立場作出的。

二 “生態學”的科學譜系與生態批評的知識語境

隨著環境主義思想的發展，生態學被逐漸推上了理論的前臺。那麼，生態批評家所依據的“生態理論”與“生態學”是什麼關係？貌似自然科學的“生態學”為什麼能與文學研究聯繫起來，甚至作為生態批評這種文學研究形式的指導思想？這些問題，只有在對“生態學”進行的一番“追根溯源”、“身份識別”後，才能找到清晰的答案。

研究生態學的涵義，首先要澄清一點，目前西方和國內學界頻繁使用的生態學有著多重含義，有時它是學科或者專業方向的名稱，既被用來指一門自然科學學科，也被用到社會科學一些領域，比如人類生態學、社會生態學、文學生態學等。但是在討論生態批評家時，提到“ecology”（“生態學”）這個詞的時候，常常不是指一門自然科學學科，籠統地說，是指具有生態學式的、強調“整體”、“聯繫”的思想和理論。那麼生態學為何、又如何對包括文學研究者在內的當代學術界產生那麼重要的影響呢？我們可以結合“生態學”的“科學”譜系來探究這個問題，。

“生態學”一詞誕生於1866年，由德國動物學家恩斯特·海克爾(Ernst Haeckel, 1834- 1919)所創。由於研究者在談到生態學的概念時，大多會引用海克爾的著名定義，這樣就容易引起一個誤解，似乎生態學的開端就是在海克爾為其命名之時。但嚴格地說，海克爾並非“生態學”的創始人，而是“命名人”。他所說的對“有機體與其外部世界關係”進行的研究，[7]早在“生態學”這個辭彙的誕生之前的數個世紀就已經開始。只不過從海克爾時代之前的幾個世紀一直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從學科意義上來說，生態學一直是範圍廣闊而結構鬆散的。到20世紀30年代，不少生態學著作和教科書闡述了一些生態學的基本概念和論點，如食物鏈、生態位、生物量、生態系統等。至此，生態學才基本成為具有特定研究物件、研究方法和理論體系的獨立學科。而生態學趨於“成熟”並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響，則是20世紀中期之後的事情。

與海克爾同時代的研究者，對其採用ecology這個名稱來概括本學科的這種研究也是有異議的，他們更傾向於用早已被學界接受的另一個片語：“自然的經濟體系”（nature’s economy，直譯為“自然的經濟”）。這個概念在西方神學史和環境史中都有著悠久的傳統。根據沃斯特的研究，在17世紀，“經濟”一詞經常表示“神對自然的統治”——上帝以其非凡卓絕的能力，使一切手段與目的相匹配，讓宇宙中的各個部分都能以最佳效率完成自己的使命。這種神學涵義與它的生態學涵義是相關的。瑞典植物學家林奈（Linnaeus，1707-1778）寫於1749年的論文“Specimen academicum de Oeconomia Naturae”對“尚在繈褓期的生態觀念”作出了“獨特而極富意義的概括”，它同時也是一篇神學論文，其潛在目的是要“發現上帝在自然中的作用” [8]。論文中說，通過“自然的經濟”，“我們從自然事物的關係中得以認識造物者無所不至的安排，依靠這種安排，它們能夠恰當地產生總的結果和互惠的利用”。沃斯特認為這表明了林奈這種持有神論觀的早期生態學家試圖去發現和揭示：自然中有一個最重要的意向和力量。他們將基督教的虔誠、對自然的謙恭和務實的精神結合起來，運用到對自然世界的研究中去。[9]

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生態學研究從最初開始就包涵著對自然的神聖感；另一方面，在“自然的經濟”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生態科學，是以整體的、聯繫的眼光來看待研究對象，認為>地球上所有的事物彼此之間息息相關。>>

而從生態學的“科學家譜”中，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這樣一種研究屬於與>數理化等學科不同的“譜系”，而且與文學有著與生俱來的親緣關係。>>

我們從寬泛的意義上來理解“科學”而不是將其局限於“自然科學”領域時，會發現在人類歷史的古代和近現代時期，佔據重要地位的“科學”形式是不同的。自希臘以來，科學上有兩大傳統，一個是所謂的數理科學傳統，一個就是博物學傳統。在哥白尼之前的西方文明中，博物學傳統一向是人類自然知識的主體。在中國和其他東方國家的文明中，這種傳統一直持續到引進西方近代科學的時期。而生態學正是屬於博物學傳統。上述兩種科學傳統在研究和認識世界的方式上，有著本質的區別。

數理實驗科學是希臘理性科學的繼承和發展。內在性、純粹性和批判性是希臘理性科學的基本特徵。以數理實驗科學為主導的近代科學既有對希臘理性科學的繼承，也注入了近代西方的文化理念，它所追求的“作為”就體現在控制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神聖使命”上。近代科學的方法論之所以被概括為機械論，因為其突出表現是儘量化簡物件、分割物件，做可控制的實驗，不斷向下尋找根據。注重縱向且單向的聯繫導致了對其他所有聯繫的忽視。之所以還稱其為“還原論”，是因為它相信，通過盡可能簡單的線索，能夠把自然、生命還原成一套基本的要素，而獲得對自然和生命的徹底理解，並最終控制自然，駕馭生命。這種還原論在伽利略、牛頓開創的力學中開始實踐，後來擴展到幾乎所有領域，特別是擴展到生命科學，到19世紀末20世紀上半葉達到了頂峰。至今一般仍被視為真正科學的方法。[10]

而作為另一種科學傳統的博物學（natural history），恰恰以一種迥異的態度和方式認識自然和對待自然。

戈爾斯密（Oliver Goldsmith, 1728-1774）曾把博物學的主要研究內容界定為，一是“發現、確定、命名一切不同的自然產物”，二是“描述其屬性、行為和關係”[11]。博物學研究方式的特點是觀察自然、發現自然中的生物多樣性，對它們進行分類、研究它們的親緣關係。要進行這種研究，博物學家的知識來源於與自然的直接接觸，而不是來自實驗室中的自然切片。他們奔走于田野山川之中，貼近自然，對自然保持著一種虔誠的、謙恭的態度。博物學家對待研究物件的心態，是“有情”的，他們帶著一種融入感與熱愛去瞭解自然，這與近代科學主流對於自然的傲慢感是完全不同的。博物學傳統的一個基本特點是承認事物的多樣性，並且以捍衛這個多樣性為自己的使命，決不會以追究現象背後的數學結構來消滅多樣性。從博物學角度看，多樣性既是一切知識的源泉，也是我們生活意義的來源。

這樣一種融入“感性”的科學，與“機械的”、“理性的”科學相比，當然與文學有著更加密切的聯繫。因為自然是文學的永恆審美原型。構築“阿卡狄亞”（田園）之夢，更是從古到今東西方文學作品中一個重要的主題。生態學與文學的聯繫，還體現在生態學的“描述性”和“敍事性”上。用生態批評家霍華斯的評價來說，生態學自古以來就是“與文字表現的歷史緊密相連的科學”。早期生態學家的研究是文學化的，因為他們依賴修辭和象徵而不是準確的資料。生態學依靠“早期的生物語言”、生成“廣泛的生態學敍事的語篇”。生態學在不斷發展的進程中已成為一種“敍述模式”。霍華斯把科學家制定海洋流動圖、追蹤了冰川世紀、發現古人類遺跡等等這些事件，都當成是一種“閱讀地球”的行為，而在他看來，洪堡（Humboldt）、萊伊爾(Lyell)、阿加西斯（Agassiz）和達爾文在旅行記著作中，把歷史看作直線型的發展演進模式，與哲學著作相提並論，然後尋找東西方語言史前的根源。這實際上是“把詞語看作是不斷生根發芽的有機體與通過形式和功能來命名物種的生物，兩者的傾向與訴求不謀而合”。作為世俗科學，生態學被許多學科在閱讀、闡釋、敍述土地歷史時廣泛採用。許多生態學家記錄地方土地使用史時，將生物地理學、農學和社會學聯繫起來檢查自然與文化的互動。霍華斯還指出，生態學的辭彙中也承載了人類連綿不斷的文化記憶。生態學在研究物種的特性、空間分配以及在時間上適應進程等種種關係時，常常使用隱喻，諸如水是地形的“雕刻家 (sculptor) ”，生命是“斑駁雜陳的（patchy）”，生態系統拉起了“聯結的鏈條或網路（linking chains or webs）”等等。[12]這些都足以證明生態學傳統中的感性、神秘意味和浪漫想像，這些與文學的特質是相通的。

生態學的上述傳統在18-19世紀時，曾對英國浪漫主義詩人等文學家產生過非常顯著的影響。20世紀中期之後，以自然寫作(nature writing)為代表的環境文學的盛行與生態文學批評的勃興，正是這種文學與生態學的融合在文學發展史中的延續和深化。

當我們的視線從文學移向更廣的領域時可以看出，生態學從研究自然的“另一種科學”發展到具有哲學意蘊和社會政治內涵的生態思想，並由此掀起了在整個社會和學術理論界影響廣泛的當代環境主義思潮，經歷了相當長的階段。尤其在20世紀的發展過程中，“生態學”的研究視野不斷擴展，在生態學的觀念引導下，人們對環境與人的關係、對“世界”的涵蓋範圍、對人在世界中的位置都有了新的認識。

生態學的發展過程中，“生態系統”的概念的出現顯然發揮了重要作用，而這個概念之所以產生，更多的不是博物學的傳承，而是要歸功於20世紀“新科學”的發展。

1936年,英國生態學家坦斯利(A · G·Tansley)提出了“生態系統” 概念, 使生態學的研究物件從單純的個體——種群——群落轉向了更加切合地球實際的生態系統,從而使生態學大大地加快了發展的步伐。根據沃斯特對生態學發展史的研究，坦斯利的生態學新概念的提出，是以新物理學而非傳統的生物學為科學樣本的。20世紀初，物理學界就開始用“場”和“系統”等概念，作為比傳統的牛頓物理學更加精確的自然現象解釋的途徑。因此，生態學不再作為一種包羅萬象的生物學科學，而是越來越多地被吸收到關於能量體系的物理學之中。坦斯利的理論的母體，是現代熱力物理學，他對生態系統的解釋，意味著新一代生態學家把能量看作生態秩序的關鍵。這正符合物理學家魯道夫·克勞修斯（Ruldolph Clausius）在19世紀50年代提出的熱力學第二定律：所有能量都傾向於耗散或者無組織、無法利用，直至最終整個能量系統達到最大的熵值——完全無需完全平衡的終止狀態。生態系統並不創造或者消滅人和能量，而只是在能量耗盡之前進行轉化和再轉化。能量在自然中持久迴圈地運轉下去，只要太陽的能量供應不被耗盡。[13]

這兩種科學的聯繫，使我們想起20世紀中期推進了生態思想發展的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學”(land ethics)。根據卡利考特的研究，大地倫理學概念的基礎，正是愛爾頓的生物群落概念，而他勾畫的生態系統模式，也是出於新物理學概念的啟發：把自然環境看作在土壤、植物和動物迴圈中流動的能量的源泉，把食物鏈解釋為引導能量向上到營養金字塔頂端的生物管道，認為能量向上流動的速度和特性依賴於植物動物共同體的複雜結構。利奧波德把自然界看作一個有生命的自然“場”。他用“大地倫理”擴大了已往倫理學中所說的“共同體”的邊界,目的是要把倫理的領域擴展到 “大地”，要把人類在大地共同體中扮演的征服者角色，轉變為共同體中普通一員的角色。在利奧波德之後，生態學家保羅·謝潑德、生物物理學家莫羅維茲等繼續將生態學與新物理學的概念結合起來。到了20世紀70年代後期，生態哲學家也將這兩者結合的概念應用於哲學思考。奈斯認為，生態學提出（或者說引發）了一個“有關的總場形象，其中有機體是有內在聯繫的生物圈網狀系統中的旋鈕。”生態學形而上學的一面被他稱為“深層生態學”。[14]

20世紀的“新生態學”與新物理學的量子理論等相互結合、相互補充，構成了一個“後現代科學”體系，之所以說它們是後現代的科學，是因為其科學概念中包含的“有機”和“整體”的兩層含義，都是與機械論自然科學的核心概念截然有別的。

“後現代科學”包含的這種強調整體性的“生態學屬性”，為“建構性的後現代主義”思想提供了科學支援。後者試圖通過對現代前提和傳統觀念的修正來建構一種新的世界觀，它致力於消除現代性所設置的人與世界之間的對立,重建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係。在它看來,如果能夠換一種思維方式,用一種新的眼光看世界,人類就不會為自身的利益而機械地操縱世界,而會對它懷有發自內心的愛。這樣的後現代人，不會感到自己是棲身於敵意和冷漠之中的異鄉人。他們在世界中將擁有一種“在家的感覺”，他們把其他物種看成是具有其自身的經驗、價值和目的的存在，並能感受到他們同這些物種之間的親情關係。借助這種在家園感和親情感，他們用在交往中獲得享受和任其自然的態度，取代了現代人的統治欲和佔有欲。[15]

生態學與多學科的聯繫在20世紀20年代之後得到加強，在社會學家的帶動下,廣義的“關於人類的生態學”分別向生物學、人類學、地理學、心理學、社會學等諸多方向發展。環境與人類社會發展的關係愈來愈引起研究者的注意。[16]20世紀40年代後期至50年代，這些不同學術領域的“生態學”家有著共同的課題，就是“對人類在全球環境中的位置的專門考察”和“對環境現狀普遍的憂慮”。“一直縈繞在卡遜這些科學家心頭的幽靈，是死亡——鳥類的死亡、生態系統的死亡、甚至自然界本身的死亡，而由於我們必須以自然界為依託，因此人類也將會死亡”。[17]

環境的重要性得到空前的重視，正是始於此時。此後的幾十年中， “環境處於危機”的觀念得以深入人心。生態學與文學從與生俱來的“聯繫”發展到在生態批評中的“聯姻”，正是在生態科學發展成為生態理論、激進環境主義思潮強烈影響社會各界和學術研究者之時。生態學之所以能被20世紀晚期的一批文學研究者和學術各界的“綠色分子”（the greens）所推崇，最重要的原因也在於此。

三如何看待生態批評的理論多元性

當我們概括生態批評的理論依據時，應當承認，“在不封閉的體系下行動”是多數激進環境主義思想家和相關學科研究的傾向。生態理論並不限於狹義的哲學範疇，而是來自不同學術領域，其共性仍然建立在普遍的生態學原則之上。

生態學構建的一些概念和法則，之所以被應用於多種領域，並推崇為“終極科學”，是因為它能夠最好地服務於“拯救瀕危的地球”這一目的——生態理論家從生態科學推出的原則中，挖掘出倫理學內涵與社會實踐指導意義。

既然自然環境和人類社會所組成的世界是一個相互依存的整體，那麼任何一方的健康存在和興旺都依賴於其他方面的健康存在與興旺。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人類與所有在這個星球上的其他物種一樣受到永恆的生態規律的支配。所有生命都依賴于自然系統的不間斷的運轉，因此，為維護世界的生存、安全、公平和尊嚴，所有的人都必須擔負起保護生物多樣性的生態義務和責任。所有物種具有固有的生存權利，人類的文化必須建築在對自然的高度尊重上，人類事務必須在與自然的和諧平衡中進行。惟有這樣，人類文化才能繼續發展繁榮。

在上述共性基礎上，不同學科發展了生態理論的各個分支。它們相互借鑒，也有所交叉。生態批評家在尋求理論依據時，採取的也是對各個學術研究領域的研究成果廣泛借鑒的策略。因此，才會造成目前的局面：生態批評家 “對各種生態理論研究成果的引用，並沒有多少是出於其特定的看法，而多半是因其不拘一格地追求這樣一種理念：觀點與價值的重造是環境改造（或其失敗）的關鍵”。其思想觀點很難歸屬於哪一個生態理論學派的規範。[18]

從生態批評“拯救瀕危世界”的最終目標及其依據的理論來看，生態批評顯然是一種“外在批評”（extrinsic criticism）。按照韋勒克和沃倫的劃分，文學批評可以分為“外在的”和“內在的”兩種走向，內在的文學批評把藝術品看作是為某種特別的審美目的服務的完整的符號體系或者符號結構，其批評的出發點是解釋和分析作品本身。而外在的文學批評提倡從外在因素研究文學，其中包括從人類組織化的生活——即經濟、社會和政治條件中探索文學創作的決定性因素，或者從人類精神的集體創造活動，如思想史、神學史和其他藝術中探索文學的起因，或者以一個時代的精神實質、知識界氣氛或者輿論環境以及從其他藝術的特質中抽取出來的一元性力量，來解釋文學。福勒（Fuller）把“外在批評”概括為“那種倚重于文學作品以外的知識的批評”，其主旨是把文學作品用於“文學以外”的目的，如加深對作者及其讀者以及他們所在的社會的認識，擴大倫理學、宗教和心理學等的研究範圍等。[19]按照這種劃分，生態批評顯然可以和傳記批評、社會學批評、心理學批評等一樣，歸於外在批評之列。因為生態批評家在文本研究中，不是從語言到語言，而是旗幟鮮明地展示出自己的價值觀念。

和一切生態思想家一樣，生態批評家推崇的是一種新的、“生態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與西方主流文化進入現代以來苦心經營的“啟蒙價值觀”有著截然的分別。首先，生態價值觀從根本上說是要追求一種新的人與自然的關係，主張人應當與自然互動共生。而西方現代文明的主流觀點認為，人和自然的關係是對立的、相互鬥爭的。這種觀點把人與自然分離，認為人的最終目標是成為自然的主人和擁有者。

因此，即使生態批評家的理想具有傳統的田園理想意味，那也是一種重新建構社會文化主流觀念的理想，不同于傳統自然文學批評對前現代社會主流思想的順應態度。

第二、人類被看作是自然的一個部分，意味著人類不再被放置在高於自然其他部分或者與其對立的位置上，人類那些有別於自然界事物的特性的價值也不再被絕對化，這種觀念對啟蒙價值觀的挑戰在於：人類不再因自己的這些特性而被放在具有特權的道德地位上。因為啟蒙觀主張理性高於一切自然力量，包括人類本身具有的感情和本能之類屬於非理性因素的力量。因此，生態批評家希望通過自己的批評實踐，幫助讀者克服以人類為中心的偏見。

第三、生態價值觀強調認識非人類存在的內在價值，認為自然有著自身的價值，對人類有用與否，不是判定這種價值是否存在及價值大小的標準。西方現代主導的價值觀認為，自然即使具有價值，也一定是人類賦予它們的。[20]

從上述研究可以看出，生態批評的生成有著相應的社會文化語境和學術知識語境。它的研究方向也順應了當代知識界的綠色潮流。20世紀後半期以來，生態思想對知識界的不同學科產生了重大影響，它對西方現代社會政治思想體系的挑戰姿態和顛覆性論調，使得認識生態思想的深層內涵，尤其是認識它對當代文化建設的意義，成為當今知識界最重要的、也是無法回避和忽視的課題之一。因為生態環境的惡化影響的是人類生活的根本性層面——生物學意義上的生存和精神意義上的生存。

當然，由於目前的綠色研究一般把生態思想觀念與社會政治問題結合，有很多理論闡述帶有直覺性、也不無偏激的。用海依（Hay）的話來說，一種綠色責任感首先不是理論性的，甚至也不是知識性的，而是前理性的(pre-rational)。所謂前理性，指的是20世紀後半葉一種“被深刻感覺到的驚恐”，引起這驚恐的，是我們分享地球時所採取的、越來越窘困的生活形式。[21]即使布伊爾這樣身處生態批評前沿的學者也冷靜地承認，生態批評被看作一個學術“暴動”(riots)，是因為這種研究不是以一種系統的理論為支撐，而是以“問題”為焦點形成一個涉及廣泛學術領域的研究規模。

上述不足，連同生態思想本身的顛覆性特質，為那些對生態思想持反對立場者提供了攻擊的座標。當前的西方知識界，生態主義立場與反生態主義立場各有一套道理，難以說服對方，又都不願“繳械投降”。這也造成了文學研究界生態批評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各執一詞、互不服氣的狀況。

我們也應該看到，生態思想和西方現代主導的啟蒙思想之間，除了顯著的對立之外，要解決的問題也有共同之處。從根本上來說，二者的目的都是為了認識世界的本質，認識人類在世界上的位置，還有指導人類行動的恰當原則。生態學作為一種研究自然的“另類科學”，對人類加深認識自然世界發揮了重要作用，它幫助人類認識人類在自然世界上的位置，提供指導人類行動的原則。一些西方學者認為，生態思想雖然常常被看作是與啟蒙價值觀，尤其是理性主義針鋒相對的，然而認真地考察二者之後，可以發現他們有著許多相似之處。生態學的挑戰，作為一種批判性的力量，可以被看作是啟蒙工程的更新。有的西方學者就提出了“生態的啟蒙”觀點，試圖在這兩者之間開展建設性的對話。[22]

這種建設性的嘗試，對生態批評家也有很多啟示。一方面，客觀地回顧生態批評的生成語境，讓我們看到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建設性意義，有助於正面回應解答對生態批評學術立足點的質疑，也有助於避免望文生義、對生態批評進行全面否定。

另一方面，正如布伊爾在展望“環境批評的未來”時指出的那樣，在獲得職業合法性、界定批評研究的特有模式以及在學院以外確立其重要地位等三個方面，綠色文學研究的工作還沒有取得圓滿成果。[23]這也是生態批評研究者不可回避的問題。為了更好地為“拯救地球”作出有力的貢獻，生態批評家無疑應當更進一步探索綠色文學研究的理論和實踐思路。如何把生態思想、文學研究方法、現實關注等三者有機地結合，形成系統而又具生態批評學術特色的理論，是今後各國生態批評家面臨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