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与美学
[德]恩斯特·格罗塞著，和欢译张浩军校
[摘要]现代美学不是一个孤立的学科，但它却没有尝试运用人类学的任何方法。 尽管人类学会偶尔的试探接触，美学确依然保持对它的疏远和冷漠。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长时间。现在可以完全肯定地说，美学研究正在逐渐转向人类学。这不仅由于越来越多的收藏品、书籍以及杂志不允许对人类学的忽视；更重要的是，美学家必须看到，他们大部分的问题只有在人类学的帮助下才能得到解决。
作者简介：恩斯特·格罗塞（Ernst Grosse）（1862—1927），德国艺术史家，弗莱堡大学哲学和人类学教授，著有《艺术的起源》（1894）等著作。
译者简介：和欢，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研究生。
张浩军，哲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胡塞尔现象学与德国哲学。
一
一般而言，人类学对人文学科的意义如今已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证明，因而不再需要理论论证。在所有试图运用人类学观点来解决人文学科问题的领域——比如伦理学、法律史、国家学以及宗教哲学，我们的知识都得到了丰富，我们的观念也都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改造和拓展。因而，通过人类学为人文学科重新进行奠基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是有道理的。无论如何，人类学比较研究方法的引入都是一种进步，尽管目前我们还无法完全估量其重要意义。
当其他科学已经走向成功之时，唯独有一门科学依然顽固不化，不愿走上新的道路。迄今为止，美学尚未受到人类学的影响，它几乎从未把目光投向人类学在它面前展开的这个非同寻常的素材上。这种固执乍看之下难以理解。不仅因为人类学方法的优势对于美学来说如此显见，更重要的是，它对美学的意义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被大家明确地认可了。
有时人们声称，是丹纳（Taine）把人类学方法引入了美学。法国学者无疑为美学的复兴做出了突出贡献，但丹纳无缘分享这一荣誉。尽管，丹纳在其著名的关于意大利绘画艺术讲座的导言——后来他将这篇导言以《艺术哲学》（La Philosophie de l'Art）为名出版——中赞同这一法则，即：每件艺术作品都是“精神和周边道德风尚的总体状况的统一整体”。此外，他着重指出，人们只有通过对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艺术与文化进行比较，才能揭示支配艺术创作的规律。他的崇拜者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在1865年提出的理论，其实早在1719年，阿贝·杜波（Abbé Dubos）就在他的《诗与画的批判反思》（„Réflexions critiques sur la poésie et la peinture“）中已经提及。在该书第三部分，阿贝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事实上，这一问题自此便成了美学中最重要也最难回答的问题之一：“为什么艺术会在某些民族产生，并在某几个世纪盛开出如此绚烂的花朵，而在其他情况下却举步维艰呢？”对此问题的回答是：“有可能是这样。任何一个民族所特有的品性都依赖于它所生活的这一地区的特殊氛围。因此，当一个国家缺乏某些类型的天才和人才的时候，就无法给出孕育艺术作品的那个特殊环境。”正如人们所看到的，这个结论有些含糊不清，但更重要的是人们在这条道路上探索着。杜波在他的研究中持续使用人类学的比较研究方法，而丹纳更是对这个方法的使用范围进行了拓宽。因为他对现代美学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欧洲的民族文化，其中包括亚述人、波斯人和埃及人，除此之外他还把印度人、中国人、墨西哥人和秘鲁人也列入了思考范围。
杜波并不是当时唯一一个使用这种方法的人。在十八世纪的一些英国和法国的艺术评论家那里，可以发现某些类似想法。十八世纪末，比较研究在艺术比较和各国诗歌比较中的使用方法很类似。赫尔德（Herder），这个人文学科领域里的培根，以其饱满的热情与活力掌握了这种方法。在他的一生中，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去完成和推进他的研究。在一封谈论人类进步的信中他说到，“诗歌是一个民族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的形态会根据语言、风俗、习惯以及当地气温、环境，甚至因为当地的方言而改变。比如民族的迁徙，语言的混合与改变；比如新的对象打动了人心；比如人们的爱好发生了变化，他们设定了新的奋斗目标；比如在图片和概念的合成中，新的样本对其发挥了作用。如同合成的图片以及概念的模型及对她产生的影响。即使像舌头这样小的器官运动方式都有一些细微的改变，耳朵也习惯了另一种声音。诗歌的发展和变化的方向在各个国家是不一致的，即使在一个国家它也有一些变化。”他斥责用傲慢和不解的态度审视其他民族的艺术。他的结论是：“自然的方法是，每一朵花都应该因时因地地在它该生长的地方生长，都应该能从根部观察到花冠。最谦卑的天才痛恨排名和比较。他宁愿成为村庄里的第一，也不愿成为国王手下的第二。地衣、苔藓、蕨类植物以及各色芬芳的花朵，每一次绽放都是在最恰当的时刻。”——人们必须承认，在此赫尔德对诗歌的欣赏不仅是建立在对人文知识的全面理论解析上，更重要的是对诗歌的全面欣赏。此外，恰恰是人类学材料的有价值的部分，审美体验和民族的初始产物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除此之外，赫尔德对初始一些不可理解的现象有过详细的说明，那为什么接下来的美学家没有继续向这个方向探索。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很小的进步，并不是不可以解释的。
在18世纪，人类学材料既非特别丰富，也不够可靠。不过，异国的文化产物不再稀奇。阿贝·杜波在1719年的时候曾经说过：“目前欧洲有丰富的来自中国，东印度的产品，瓷器以及其他珍奇之物。”收藏家拥有这些珍宝，却只是简单地把他们摆在橱窗供人观赏。多数情况下，人们甚至懒得找出它们的起源和记录。旅游者从陌生的国度带来不少艺术品。不过，仅仅通过对文字和图案的研究，很难给其一个完整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缺少当代的一些条件，比如说通过看专业报刊来填补一些基础性的材料。
在此期间，如果不是有那么多美学家对所谓的野蛮艺术的漠不关心，所有这些缺陷都很难成为永远的障碍。赫尔德的时代也是温克尔曼和歌德的时代。他的人类学的愿望屈从于具有绝对统治地位的希腊的艺术理想。现在仅剩一门艺术备受博学群体的青睐：古代艺术。
浪漫主义使美学家的视野再次拓宽。但浪漫主义精神有点不适合推动严肃的科学工作，此外，人类学资料里最为有价值的部分仍然是被忽视了的。这种忽视是有一定后果的。当他们可能要从证明的事情中得到一个更加广泛、更加坚实的基础的时候，在这些年我们所掌握的所有的科学知识中，思辨狂潮永远不会在美学中独霸天下。当人们没有了诸如美第奇的“维纳斯”或是《神曲》这样的艺术品的时候，他们肯定不愿意赘述关于艺术本质的神秘幻想。思辩哲学对所有的科学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对美学造成的破坏更是史无前例的。它不仅没有促进新的进展，还丢掉了原有的东西。思辨美学家从理智直观的高度鄙视那些18世纪的粗俗的经验主义者，在他们看来，绝对的美带着神秘的光环在理智直观中显现自身。在这一时期美学家说出来的话从来没有这么响亮，也从来没有过如此的空虚。人们从那些迷茫和空洞的定义中几乎读不到科学，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那是美学最低迷的时期。
如今，单纯的抽象推理很少存在于科学研究领域。自然科学的空前繁荣不仅推进了自身的发展，更是振兴并解放了人文学科；美学在此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大多数为世人所敬仰的具有代表性的科学家都在自然科学领域有卓越贡献。在德国，费希纳和赫尔姆霍茨（Helmholtz）各自在《声音感觉学说》以及《基础美学》开始了的新方向。在英国，继赫伯特·斯宾塞之后的生物作家格拉特·艾伦尝试追踪美学情感的发展。 丹纳虽然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但他尝试用自然规律去解释艺术史的方法完全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
在此基础上更令人吃惊的，现代的美学不是一个孤立的学科，但它确没有尝试运用人类学的任何方法。 尽管人类学会偶尔的试探接触，美学确依然保持对它的疏远和冷漠。 例如威廉·霍姆斯在美国陶瓷和纺织艺术的风格上的出色工作。 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长时间。现在可以完全肯定地说，美学研究正在逐渐转向人类学。这不仅由于越来越多的收藏品、书籍以及杂志不允许对人类学的忽视；更重要的是，美学家必须看到，他们大部分的问题只有在人类学的帮助下才能得到解决。
二
和思辨美学相比，现代美学的好处是它的问题都能解决。思辨美学自认为已经解决的问题却往往还悬而未决。
美学关注的是体现在其内部和外部世界的表现的美的感受和活动。 什么是审美感受呢？快乐和痛苦的感受是和其他感受不同的，因为它是通过感觉和认知直接产生的。当我们观察一个构建精准的化学仪器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是喜悦；这种感受不是通过针对仪器本身表现出来的兴奋心情，而是基于对它功能服务的认知基础上产生的：这种感受是间接的，它不是由美感而发的。当我们看到一个希腊陶器花瓶中的花绽放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已经超过了满足；这种感受不取决于这个容器的表面的作用，它仅仅居于它本身的形状和颜色，这种感受是直接的，它是美感。美学活动可以很容易的被定义为那些会造成直接或间接审美情怀的活动。首先他们体现于大众的不同领域的艺术作品。美学的作用是探索审美活动和审美感受的条件和发展的性质。
我们相信，在人类学的帮助下有很大一部分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不过也有些美学问题不需要直接运用人类学理论。事实上审美感受并不像我们以前所提例子中那样简单。研究者致力于审美感受本质的研究，他们试图去研究分析，区分出现的不同联系与差异，他们区分审美感受和其他感受的不同，同时也从心理学和生理学角度进行探讨。在此科学家更多的运用了心理学和生理学的研究方法。人类学方法对美学是可有可无的；但是仅仅视觉感受就可以让人们肯定审美的意义。
每个审美感受都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主观兴奋者，另一个是客观兴奋源。 我们尝试从数学理论上来分析，我们先从客观条件上看哪些对象能够诱发高兴或不高兴？又或者以传统美学的方式提问“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
基础性研究是有必要的；在冒险进行复杂的解释之前，人们必须先弄清楚一些简单的关系。有一个特殊原因，为什么美学必须要坚守这个原则。一个审美客体依其本性会激起我们的感受。然而，根据一条由日常经验反复验证的心理规律，理智活动在以同样的尺度减少，而情感活动则在以同样的尺度增加。当我们被感动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安静的研究和思考的。一个美的事物天生就会吸引人的目光。实践多次证明， 当感情活动变强的时候，客观分析能力就会变弱。 当我们激动的时候就无法冷静的分析和思考。 复杂的艺术品更能够激发人们的兴奋。 相比之下，人们对一个简单的波纹图案所产生的审美冲动要比观看“西斯廷圣母”弱的多。 从中我们可以得到结论， 美学调查只有在艺术品尽可能简单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成功。面对复杂的审美现象，人们往往会失去冷静审判的能力。 丹纳没有意识在这个危机，这也许是他最大的错误；费希纳充分认识到这个危险并且很好的避免了，这是他在美学上最大的贡献。在他的“学前班”，他对审美感受发生的客观条件的确定性的证明都是使用简单例子，并第一次使用实验的方法。 他最好的方法就是他所说的“使用的方法”。 这个方法指的是把“人们通常使用的物体作为研究对象。” 主要是通过感官可以分析的对象。比如说费希纳做了以下工作， 研究不同的长方形对人的感觉的影响；为此他衡量了很多长方形的物体，如画廊的图片、书籍、信纸、信封、名片、现金券、巧克力、卫生纸包装袋以及砖；他发现大多数物体都接近黄金分割。 也少会有人质疑美学试验方法的价值，因为大多数人都不能忽视，费希纳的应用存在的片面性，他所获得的结果也是很有局限性的。费希纳的研究局限于西欧的文化。他们只考虑了我们的兴趣。他甚至没有提到，在其他文化区域对研究对象以相同的方式考察的必要性。 他似乎相信，我们的审美感受的客观条件就是一般意义上说的审美感受的客观条件。 但是这个想法是基于什么理论的呢？——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它就必须是建立在对所有民族的美学的比较研究基础之上的。 这样的研究，费希纳没有做过，其他的美学家也没有尝试过，更不用说是实行了。这个研究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人们会如何评判一个提出繁殖学理论的生物学家，在这个过程中从来没有学习过其他脊椎动物繁殖的形式？同样的，人们要怎样评判一个美学家， 他的理论最多不过是适用于一部分民族的审美欣赏，而他认为这是一个通用的审美欣赏准则。我们没有否认，审美欣赏存在普遍客观的适用于所有民族的方法；我们只能说，人们不能在没有对所有民族进行研究之前就妄下结论。 有一点人们现在就可以声称：一些目前具有绝对性美学的原则，在现实中只具有有限的有效性。 比如说费希纳只对一部分日本挂轴进行了测量，他们的长宽比不同于欧洲绘画, 大都不大符合黄金分割的比例。 日本人的这个审美原则可以轻易地推翻以上得到的审美原则。 由于日本的艺术具有非常高的欣赏价值，已经发展地很成熟，人们不能简单的忽略他的存在。同时他们也非常的奇特，以至于人们甚至怀疑我们以前解释过的那些绝对的审美感受的客观条件是错误的。倘若不受东亚的影响，西方的工艺装饰艺术会更加青睐对称。事实上也很好理解，为什么人们得到结论，对称的装饰艺术要比一般的不对称的装饰艺术更加受人喜爱。 因此对称排列的偏好上升为普遍的美学准则。日本的民族手工艺和欧洲手工艺具有同样高的水平，他的工艺研究表明，不对称性是装饰风格的指导原则。这一事实证明了，对于美学来说，人类学方法的价值也许比所有的理论研究更加重要。 尽管如此，提供了高度发达艺术的民族的美学也许不是最好的美学。相反，正是这些民族的美学作品依旧处在一个较低的文化层次上。 美学家号称对原始艺术的“野性”的研究是美学中最卓有成效的研究。 因为在十分简单的关系下你会发现丰富的多样性。 在这里开展的工作，必定事半功倍。 事实上只要在这里进行简单而重要的研究就可以得到正面的结果; 美学发展的缓慢速度正是最好的证明，因为事实上除了一些特殊的研究，到目前为止美学还使用以上研究方法。
当然，人们不应否认，对于原始民族艺术作品的研究是需要克服重重困难的，特别是涉及到纹饰艺术的时候。绝对不是所有我们初看之下是纹饰艺术的，在现实中就是纹饰艺术。我们认为有彩绘的装饰品或雕刻的人物像，有可能是有其他用途的，也许是一个私人的图标或是一个宗教符号。 澳大利亚人有奇怪的线条纹饰艺术，看上去与在仪器上绘制的是那么相似。 假若你不知道它是原始的字符，那么我们可能会认为它就是纹饰艺术；——另一方面可能不少澳大利亚盾牌和投掷板上的所为纹饰艺术也是这样的符号。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类学是有绝对能力来诠释这些图案的意义：——在希沙立克，布格贝格的纺织锭盘（Spinnwirteln）上的十字记号无疑是有宗教含义的。 但不幸的是，还有不少符号无法被人诠释。 往往连制造者自己也无法给出一个满意的解释。 如果你问他为什么在他的仪器上画这个人物，——他就会回答说，“他的祖先也是这么做的”。
幸运的是，这些看似的困难其实并不是很大的障碍。 因为即使纹饰艺术图案没有直接的美学意义，但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它还有有间接美学意义的。 尽管唤起审美感受不是它最初真实存在的目的，但审美感受还是影响了对它的选择。 人们只需观察一下基督教信仰标志的十字架的各种形态， 它的存在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只需用美学来分析即可。美拉尼西亚条纹装饰中的各种飞禽图案，有可能起源于宗教思想；但是就它的表现特征而言，毫无疑问，最重要的是从审美出发的。我们要承认同样的理论也适用于几乎所有这些原始的民族用来装饰其身体、设备以及武器的符号和标识。 他们就像在墙壁上的《古兰经》中的阿尔汉布拉（Alhambra），它首先要唤醒的是欣赏者的宗教情感；但接下来，她纤细、婀娜、逼人心魄的线条也唤起了人们的审美意识：——字符与条纹装饰在这里有相同的作用。 它们的存在应富有意义同时也需要人们对它们的欣赏。 ——美学家不需要局限于那些只具有纯粹的美学特性的条纹装饰。如果除此之外，那些条纹的审美结构在制造之初还有其它作用和目的，也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的。
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谈论的大多数都是美术作品， 这并不是说明只有这个领域才适合用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所有其他的审美领域，诗歌、音乐、舞蹈全都适用和需要以这种研究方法。然而，在某些领域，在实际使用中可能会存在较大的困难，但还没有大到足以颠覆一个成功的工作。 对于各项研究的结果都只是保持在混沌的猜测阶段。不管这些结果的内容如何，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它们会给那些反复重复的问题一个回答，审美感受是否是客观而普遍？
三
人们每天都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对于一个对象或是一个事物，一些人会对它产生很好的美学印象，另外一些人对它却无动于衷。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这两种情况下的客观因素是相同的；那么其原因就必定是各种的主观因素，即在这些人迥异的审美感受中。事实上像审美印象的易感性那样表现出如此引人注目的个体差异的事物很少。即使是在亲近的家庭圈子中，你也无法找到两个品味完全相同的人。就像人类学家撇开一些特例，从典型的头骨中介绍一个种族一样，我们在此研究的是一个民族的典型的审美感受。这是一个早已知道、没有争议的事实，一个民族通常对一个特殊的美感刺激源有特殊的认知和偏爱，它们的确不同于其他民族。这些民族的差异是那么的明显，连现代文化的国际化过程都没影响到它们。德国人相对法国人而言，对音乐有更精髓而深入的理解；而他们对形状与颜色的理解却通常滞后于其他西方邻国。在泰奥菲勒·戈蒂埃的文学作品中，耀眼夺目的法国式色彩和江户人赏梅时的情致是完全不同的。日本美学的色彩感受已经向着丰富而柔美的方向发展了，就像德国人对音乐的感受对于日本人来说也是生疏的。而在不同时期，审美感受在各民族间的差异也是不可以被忽略的。 费希纳引用了一篇写“神秘事件”的音乐历史的文章，“有些在一个时期的耳中听起了错误而荒谬的旋律组合，在其他时期听来是那么的美丽而自然。十一世纪，圭多·冯·阿雷佐可怕的四度和音顺序摧残着我们的耳朵，仅仅自我超越能力强的专业歌手，才能通过他们的歌喉驾驭这些旋律组合。但在中世纪，它们却一定是被认为非常悦耳的。”——我们对于形状和颜色的欣赏历经了多次的转变。文艺复兴时期绚烂的色彩、丰富的形式，优美的词藻，洛可可细腻而宁静的声音；——古板而冷清的殖民时期：在几个世纪间分裂、对立！——同一个民族对完美教堂的理解从哥特式大教堂转变到基督教教堂。同样是这个民族先热衷于霍夫曼瓦尔道的浮夸，50年之后就被简单自然的哥德式所吸引。事实上，民族的喜好在持续的转变。审美感受在个别的时代和民族是如何产生出差异的呢？费希纳说：“品味的不同不仅取决于人类本性所固有的多样性，同时也和个人的成长经历和方式，如受过的教育相关。另外，与他们所处的知识文化氛围也是一致的。 总的来说，人们可以追踪贯穿整个民族和时代的重要时刻，个人审美的差异的发展隶属其中。就对文化和艺术的历史的实践而言，这是一个崇高而美丽的事业。” 如果如上面描述的只分析“文化和艺术史”，我们可能会失望而归。 文化氛围对于品味的影响在一般情况下很普遍；但是在一种特定情况下想找到精确而合适的解释往往是徒劳的。 在你通读过几十本“文化、艺术史”之后；到头来人们在了解所有这些通用的确定的解释的前提下还是要谦虚的承认，从整体上我们离“那个崇高而美丽的事业”的解决方案还很远，就行老杜波一样。如果不考虑到问题的特殊高难度性是导致大部分他的解释不到位的原因，那是不公平的。 历史文化问题常常是非常复杂的，即使是最锐利的眼睛和最有耐心的手也是无法解开的。然而，如果我们认识到了这件事正确的一面，就可能会有更好的结果。 正确的一面就是最简单的一面；还有那些相对透明的关系，就像存在于文化水平较低的民族的那些；这一点是当今的研究的成功，而这一点也总是被忽视，我们耽误时间和精力，最终还是无法解决问题。人们会告诉我们，诠释原始民族品位的工作不可能很简单。当然，即便是最简单的社会问题也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所想表达的是，原始民族的关系即使再复杂，相比那些文明的民族，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简单明了的多，所有对他们的解说也没有那么的复杂。可能因为他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十分难以理解；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一门科学，如果不能解决一个简单的问题，那它就不能解决相对复杂的问题，即使它满怀信心。
四
丹纳说：“每件艺术品都是当代文化的集合。”民族和时代的观点与倾向对艺术家的发展具有相同的意义，就像是气候和土壤条件对植物的生长来说是一样重要的。有了精神的温度，就像是有了身体一样。如果我们分析这些事物，就要注意三个要素：——种族、环境以及时代，——这就是现有精神产物的总和。这种精神的温度创造的不是艺术的个人，但是将其发展。我们假设自然总是能创造出相同的数量的智慧的头脑。但只有在精神温度有力的时代下，所有这些特定的才华被真正的发展了。如果他们不衰亡，其余的也就枯竭了。艺术的发展同样也是无情的，这是自然选择的规律，就像是植物群和动物群的发展一样。——我们相信这些类型是与丹纳的实际情况相对应的；我们还是不想忘记提醒大家，他的著名的“艺术法”只是暂时的假设并没有确定的令人信服的说服力。一个真正的艺术科学的“法”不是建立在一些或多或少的模糊的在生物现象和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似性。重要的是“精神温度”和艺术在艺术史的各种现象中关系的证明。 这种验证是丹纳经常尝试的，尽管从来没有过令人满意的方式。无论是在他“英国文学史”还是他的关于希腊雕塑的论文中，还有荷兰及意大利的绘画中，都没有他的《艺术哲学》的身影。如果你没有被现代自然科学术语的绚烂外表以及驾轻就熟所蒙蔽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丹纳所倡导的如同赫尔德一样，无非就是一些艺术会被环境和民族特点所影响的很模糊的、很一般的想法。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为什么丹纳的成果是有缺陷的，尽管他有天才的敏锐洞察力，尽管他广博而坚实的知识。 他的研究和观察的次数实在是太少了，而且它的研究对象难度系数又太高。 在这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美学的其他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有可能的话，在这种关系中获得了一个更深、更详细的洞察，一方面要建立在自然和文化条件之间，另一方面建立在艺术历史现象之间，原始民族的文化是唯一一个丰富同时又是简单的研究材料。
然而，乍一看我们探索这种原始的条件中似乎存在很多因素，非但不会解决问题，更容易混淆问题。假如你发现澳洲原始土著人经常表现出非常特殊的绘画天分，你就会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那是一个不解之谜。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澳大利亚绘画，大部分艺术品，比如布拉夫·史密斯在他的作品“维多利亚的原住民”所映射的一样，第一时间就表达了“难以置信”的想法，这个奇妙的超凡构思以及生动地呈现人类和动物的形式，其实来自于最贫穷和最无知的“野蛮人”的手中。在描述的材料中，人们没有发现让人感到奇怪的事情，这些勇士、袋鼠、食火鸡和鱼都属于澳大利亚的日常所见。因为他们的先进技巧让我们感到怀疑和吃惊，也颠覆了我们对“野蛮人”的艺术能力的成见。甚至他连破解谜题的特殊的洞察力都不需要。撇开对材料的要求，完成这些我们看到的画的要求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两个必要的属性：首先，是与之相关的犀利的见解以及对于相关形式的深刻印象；其次是在绘制时使用的系统、精细而均匀的感觉训练。我们真的有理由相信这澳大利亚土著人拥有这两个属性吗？它们必须是现存的，而且他们必须在澳洲的原住民具有了一个非常高的程度；因为没有它们，这个部落早已从地球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澳洲大陆大部分特有的气候条件使其做为一个原始的民族，如果他们没有良好自然条件来发展技术条件，耕作的进步几乎是完全不可能。 事实上，当地人的生活大部分都取决于捕猎的数量。 如果猎人没有敏锐的观察力，猎物显然会非常的少，这使他们获得了不同的野生动物行为及习性的详尽知识。游客告诉我们的基本上是一致的，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在这个方面很了不起。 然而，只对动物跟踪和盯梢是不够的；他们必须要了解猎杀这件事。 在此澳大利亚人偏爱使用奇特的回旋镖、飞镖，它已经为世人所知了。练过这种飞镖的人都知道，这个东西在使用初期是很难正确操控的。事实上，为了正确使用这个武器，让它有个正确的飞行轨道，需要掌握一系列的细小肌肉的微动作，人们只能逐步地巩固所学的知识，不断的实践，手脚不灵活的人是无法掌握的。澳大利亚人很了解他们的飞镖，扔出去的时候要保证绝对的安全；因此他们必须有一定的灵敏度以及精巧的手法，换句话说，他们还要有一定的绘画水平。因此澳大利亚的绘画具有一定的促进审美的能力，这也是在为生存而挣扎的当地人发展了必要的活动。 我们的解释首先肯定只是一个猜测，当我们看到其他狩猎民族的非常类似的才华的时候，这种假设越来越重要，就像布须曼人、爱斯基摩人还有北美印第安人那样；但这个猜想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就像原始农耕的种族，就像比如大部分的中非部落那样，必须拥有维系的他们生命的两个不可缺少的能力，绘画天才却远远落后于狩猎的民族。我们能够用比较令人满意的方式展示出澳大利亚绘画技巧神秘的一面，首先，显然因为澳大利亚的部落生活是非常简单的，其次是因为其他的民族也存在着类似简单的关系，我们可以与澳大利亚人相比较。 我们有能力确定证明荷兰美术天才发展的缘由吗？——我们很怀疑，但是我们可以借助这样一个事实，这个证据直至今日既不是从丹纳那里，又不是从其他美学家那里开始进行的。解决文化和艺术的关系问题的意愿肯定是存在的。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并不都是不重要的人物。但是如果直至今日，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天才都还没有被肯定，只是一些模糊的泛泛之谈，那也只能非常乐观地说它是科学知识。那么人们不应该提出问题，是否这个研究的方法本身就是错误的？我们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看到了幻想的根本缺陷，想在解决最复杂的问题之前都没有把简单的问题解决。我们首先要找到一个完善的方法研究对于原始民族的文化的基础条件进行解析，之后才能仔细探寻原始民族的艺术本身。这是事实，这条路，这条美学探索之路，是一段长期而艰巨的弯路；但是历史告诉我们，科学并没有总是笔直的道路。
五
在所有美学工作中，没有什么比艺术发展史更加需要人类学的方法，它的使用是如此的直接和必要。不过就像在其他情况下一样，它们很少被使用——至少它的使用力度没有达到我们认为必要的阶段。人们相信通过历史方法可以解决艺术活动的起源问题。人们探究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古老艺术。但如果你认为，在希腊的史诗或埃及的建筑中发现的艺术起源，足够建立确切的基础理论，那人们就忘记了，历史上的艺术的开端绝不等同于广泛意义的艺术的开端。 人们忘记了历史片段只能照亮一小段文化发展的道路，而迄今为止更大的部分是陷于史前的迷雾当中。当尼罗河的历史暮光升起，照亮了巨大的金字塔。 但是这样的历史建筑也还不是一个文化变革的开始。埃及人民在有强大组织能力建筑这个四方城堡之前已经走过了很长的路。——人们把希腊时期称之为人类的少年时期。 但在现实中，历史上的希腊只不过是个年轻的民族，甚至史前的希腊也不是很古老的。施里曼发现的文化遗迹比起中非部落的原始文化更接近我们。荷马史诗告诉我们，如果要研究原始艺术，不要从一个已经具备了坚实的社会结构以及先进的技术的民族开始。塔西佗（Tacitus）笔下的日耳曼人是一个原始民族吗？他们推动农业和畜牧业，他们制造了金属的武器，他们已经总结出了颇有成效的法律规则：事实上，他们已经拥有了所有的这些文化成就……也许包括了所有人类掌握的最基本的东西。如果人们告诉我们，如果所有这些人不是更原始的人，他们的艺术也不是最原始的原始艺术，那它也肯定是现阶段已经研究的最原始的艺术。更早的原始艺术，我们已经难觅其踪了，历史的曙光没有办法照耀到原始的开始。 然而历史的方法让我们在这里陷入了窘境；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另一个方法。事实上在没有历史曙光的照耀下，我们也是可以找到一个前历史的向导的。传说中的上古历史，通过人类学，还能发现至今仍在活生生的存在。直至今天，澳大利亚土著人还挥舞的砍凿的粗糙的石质工具，就像布歇·德·彼尔特在索姆河流域的洪积发现的一样，捕猎驯鹿的猎人把象艺术品一样绚烂雕刻的骨质鱼叉留在了多尔多涅河的洞穴里，他们与爱斯基摩人狩猎武器十分相似。观察当今的一些民族，它既发展农业也没有畜牧业，在恶劣的环境下，他用最原始的武器和工具进行斗争，只有尚未发展的社会组织，他们生动的给我们展现了史前的艺术。我们不能想当然的做一些结论。或许我们可以把那些人民的艺术称之为史前艺术；但是我们能因此证明它就是我们的史前的艺术吗？难道没有可能性，不同种族和民族的艺术活动的起源会很不相同？在我们看来，我们可以非常肯定的否定这个问题。 当人们看到所有民族的原始文明，他可能属于任意人类学的类型，但其本质是相同的，相同的社会制度，相同的想法，至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相信艺术活动是依赖于人类活动而存在的，艺术的起源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我们相信，艺术科学没有必要不使用其他社会科学也使用的方法：把消失的史前时代用现代的人类学内容来重新构建。我们只需要提及摩尔根、拉伯克、泰勒的名字，他们已经在此发现了全新的知识。 这些在此之前不能理解的奇怪的习俗在比较人类学的光辉中，奇怪文化残馀突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意义。它们给很大一部分至今为止还在黑暗中永远消失的群体一个重见天日的机会。事实上，比早期的毫无根据的猜测，我们如今可以说我们拥有科学前提以及文化的发展的基础——还有谁能比人类学比较研究方法更为成功的呢？我们再次重申：绝对没有理由，从一开始就怀疑艺术科学的这种方法研究不是硕果累累的。 如果一个人想去做这样的尝试，那么就不要再浪费更多的时间。现在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民族的艺术正在经历一个快速下降的过程。当地的特产被随处可见的便宜的欧洲制品逼得无法生存或是受到了强烈的影响。当然人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确保土著人的艺术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人类学在过去的几十年推动了不懈的收集活动，目前一些有特点的物品已经被放到了博物馆的橱窗中。我们的藏品直至目前或者在将来会越来越丰富，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收藏品只是很小的一部地方。艺术科学的主要任务是探索艺术和文化之间的合理关系；而通过在互动中寻找艺术和文化，这是任务可以被完美解决。到目前为止，这样的研究（至少是关于土著艺术的研究）几乎都是一笔带过，从来没有条理的整理过，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社会学出现以前对于家庭形式的研究。 这是美学的权利和责任在这个方面完成了变化。最重要的是首先在自己的领域，然后在其他领域让人意识到，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要清晰而明确的的描述这个问题。只有这样，这些民族才能有条不紊的、彻底的开始美学研究；然后他们也会开始研究。
本文论述的目的是展示出在美学中人类学比较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于经验主义美学尤其如此；思辨的方向遗忘了所有这些必须要考虑的方面。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我们绝对还没有谈到新的隐藏的真理；似乎更确切地说，所有我们已经提到的这些都已经是很清楚的了。也许只是这样，再次强调指出它或许还是很有用的。至少不是第一次，也许更有用，把对于任何人来说也都是可以理解的事说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