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的艺术与考古学在俄罗斯的新发现
（俄）瑟格瑞·米涅瓦 著 瑞雪 译 戈思齐 校
（俄罗斯科学院物质文化与历史研究所，俄罗斯联邦圣彼得堡199155）
关键词：匈奴艺术；考古学；新发现
在公元前三世纪晚期至公元前二世纪初期，以匈奴人（亚洲匈奴人）为首的强大游牧部落联盟在中亚的东方版块统治了两个世纪之久，这也为中世纪部落联盟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文献中关于匈奴的军事和政治方面的信息，都被详实地记录下来，但是其社会文明、文化及艺术的相关内容记录只是一鳞半爪。中国文献记载证实：匈奴没有城镇、没有定居点、没有农业，他们也不懂得播种，仅仅是狩猎者。
第一个匈奴人居住遗址是于1896年人类学家J.D.Talko-Grinzevich在恰克图地区周围发现的（今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境内）。随后，由P.K.Kozlov带领的探险队于1924年至1925年之间在蒙古国诺颜乌拉地区发掘出土了若干古墓，这些古墓中有丰富的银器、毡毯和玉器贮藏物。经过反复的研究论证后公布，直到最近这些文物才被确定为典型的匈奴艺术代表作品，只是在最近几年位于外贝加尔湖区域的匈奴居住遗址才被完整发掘。
最详实可靠的发掘资料来自于伊伏尔加的建筑群：它由一座大型堡垒、一座小型防御工事和墓地组成。所有的发掘工作由A.Dvydova教授主持。①这个建筑群位于距离乌兰乌德16千米处的色楞格河流域；这座大型堡垒的大小从北到南为350米，由东向西为200米。堡垒被防御壁垒包围，宽度在35米~38米之间。南面部分空间被防御堡垒包围，露出7000平方米空地，空地上出现51座住宅，大多数为半地下穴式，另有600个坑，每一座房子都有位于东北角的石质厚板暖炉。在这里仅有一座地面建筑（主要的房子）位于中心位置。这些住宅根据计划安置，将住宅排成行，组成街区，再由一条长的类似水渠的坑分开。对住宅和坑考察得到的诸多发现表明：这里的居民从事过农业、畜牧业、狩猎和渔业，并且包括了冶炼铁、青铜等其他贵重金属的冶炼金属业。在堡垒中还发现了若干动物造型和几何造型设计的艺术品。②在伊伏尔加墓葬地有216座坟墓被发掘，墓葬中仍存留有衣物、鄂尔多斯式的青铜器以及造型别致的珠子。由A.Davydova教授主持的对都列尼1号居住遗址也已经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在遗址发掘中发现了伊伏尔加式住宅和工艺品，这些发现证明了那里的居民有人曾经是农学家、牧民和手工业者。这些房屋遗址分散并延伸至楚库河流域11千米处，这一遗址大约已有12000平方米被发掘。除了有多种造型的装饰品之外，还出土了一枚独特的山羊青铜印章。③
都列尼2号居住遗址（由作者发掘），是一处分层化的居住遗址，已有11层记载在册；中间层次承载着过渡时期，自第五层开始包含了匈奴样式的瓷器，在第六层和第七层中，中世纪陶艺品和匈奴陶艺品一同出现。因此，表明了当时了解匈奴文化传统的中亚居民不仅仅生活在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也出现在中世纪。
最近几年，德列斯图伊墓葬被考察得非常仔细。④这座墓地位于距离乌兰乌德200千米的乌达河流域，这一遗址间接的为研究分析匈奴社会历史提供了最重要的证据。德列斯图伊的多组墓葬群已经被考察过，每一个墓葬群都建有一个大型中心墓，并在地表面上积有石质厚板，周围分布着随葬墓群。但是随葬墓不是明显露在地面上的，因此大多数随葬墓被发现时都是完整的。中心墓葬在地面上通常堆积着石块，内部结构通常是木棺置于砌石板内。在中心墓葬中有若干数量的工艺品，但是在随葬墓中几乎没有任何随葬品。中心墓葬中埋葬的有男人和女人，与此同时，它附近分布的墓中还有婴儿、妇女和青少年，并且身上留有暴力侵袭的痕迹。墓主的随葬群中有人殉：妇女和孩子。按照当时的规矩，墓主人死的同时妇女和孩子也要同时被殉葬。这一事实证明匈奴曾施行过人殉。在墓群中还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工艺品，包括腰带，鄂尔多斯式的铜制饰牌，衣物碎片，陶器，玻璃和石头珠子。尤其是戴在男女墓主人身上腰带的铜制饰牌，最完整的腰带饰牌由一个中心部分（两块尺子状的铜制饰牌，若干饰牌上有一个特别的木制内衬）以及其他多种小型饰品组成（小型饰牌，镂雕环形饰物，小圆环，扣件，纽扣和扣眼）。在德列斯图伊普通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制品可以被看做是当时匈奴普通人的腰饰。这些独特的饰牌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我们对匈奴艺术的认知空白，所有饰牌都是鄂尔多斯式的装饰：群马相斗纹、食草类动物纹样、野兽捕食纹样，以及一些富有想象力的纹样，如两龙交战。
总体而言，匈奴的精英墓葬既不为人熟知，也没有被系统地考察过。不过最近在美国国家地理社团和俄罗斯人类研究基金会的赞助下，在圣彼得堡的俄罗斯科学院物质文化与历史研究所S.Miniaev博士的指导下 ，“查拉姆考古计划”开始实施了。实施此次考古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对查拉姆流域匈奴精英墓葬群进行系统的考察。
查拉姆流域位于距离恰克图西面30千米处，离蒙古国与俄罗斯边界不远。初步考察探测中发现25处墓葬群，时间大约可追溯至匈奴时期。据考察，这一墓群的构造和诺颜乌拉以南的墓群构造相似。
查拉姆墓葬群的特点是倾向于更大的墓地，因此这个墓地可能与匈奴精英联盟相关。目前研究考察的第7号墓葬是墓群中最大的墓葬。这一墓葬群由一个大型的可见于地面上的中心墓和周围分布着的10个殉葬坑组成。
我们计划开启查拉姆第7号墓地中的墓室，对墓室进行重新恢复、完整收集，并且研究其内部构造以及葬礼主要部分的安排。基于1920年诺颜乌拉墓地的发掘报告，我们期望这次能够发现相对完整的墓室。墓室可能有一个内部木制围墙和一个外部木制围墙内放置的棺材，里面仍然存留着墓主的尸骸。
考古发掘人员对存留的尸骸、动物区系和植物样本以及对所收集的工艺品进行详细考察检测之后的结果，成为考察匈奴游牧社会群体的组织、年代以及其地区间交流非重要的考古证据。对列入范围的遗址发掘，已经使得匈奴遗址中数量巨大的手工品聚集物被详实地记录下来。现在明确的是单独发现的诺颜乌拉墓地的工艺品不能被定义为典型的匈奴艺术样式。诺颜乌拉遗址的人们同样可以使用石头、角、木头、毡毛以及金属制作工艺品，尤其是青铜器制品。许多物品在风格上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匈奴青铜牌饰一致，四散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工艺品遍及中亚，从中可以看出匈奴统治的领土范围，在遗址中发现的匈奴人佐证了那是匈奴人的遗址。
过去10年中，出自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的匈奴遗址(公元前一世纪时期)的文物，为我们部分地展示了匈奴人在生活习惯、习俗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面貌,如今在他们的历史和考古方面我们又有了新的线索。
匈奴的经济结构
匈奴人堡垒和定居点的发现，反映了他们复杂的经济结构。伊伏尔加堡垒、都列尼定居点，以及匈奴人其他的堡垒和定居点，形成了最初规模的城镇或者说“原始城镇”。这里的居民第一次从事农业和冶金属业。中国文献上也提及了这些匈奴城镇，司马迁对此只是一语带过：“匈奴人构造的城镇是用来保存粮食的。”但是班固在《汉书》第70卷叙述的更为具体一些：里面有对郅支单于（首领）的城市描写，这一描写与伊伏尔加堡垒构造相匹配。但是这里存在两个矛盾之处，第一，在考古学证据与文献之间，也就是真实存在的伊伏尔加堡垒和文献内容之间“匈奴人没有城镇”；第二，文献本身的记录，在《史记》和《汉书》中对郅支单于城镇的叙述。考古学证据的出现明显需要对文献重新进行审视。由司马迁撰写的《史记》第110卷《匈奴列传》是关于匈奴历史的主要参考文献，这一章节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重点在游牧民，中亚匈奴的先驱者们（不是祖先），自远古时期至公元前三世纪结束，那些匈奴人“没有城镇”；第二部分是匈奴部落本身的历史，正是在这一卷中司马迁记载道“匈奴为保存粮食建城”。
匈奴城镇化的成因是复杂的，抛开军事战略不谈，首要原因可能是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事实上这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帝国占有广阔的疆土，作为唯一经济支柱的畜牧业不可能提供给这个帝国所需要的所有产品,帝国需要多种产品来平衡经济发展。同样，匈奴帝国存在于中亚时，所在地区进入城市化第一阶段之前的特点是游牧。向城镇化进程发展的并不只有匈奴部落，很有可能是由匈奴人开创了城镇化模式，其他游牧社会群体如维吾尔族和蒙古族人重复这个路径模式。
匈奴的艺术
对匈奴艺术品不同对象风格的详细分析，可以追踪艺术品的演化过程。由最原始的“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为代表，大多数匈奴艺术受到近东艺术的强烈影响。在下文中我们将会印证这一说法。⑤
（一）腰带上的饰牌扣
关于工艺品起源最详细的记录是所谓的“斜格”状饰牌扣。也许其中最原始的图案之一是一棵有象征意义的树旁边站着栩栩如生镶在矩形框架内的动物（在彼得大帝的收藏中）图案，在框架上还镶嵌着树叶状的孔穴。树和动物模仿的很好，动物的头部非常写实，这种样式的扣子正是后来青铜饰牌的雏形，虽然许多细节在多次的模仿过程中丢失，但是添加了饰牌模具的造型。一些饰牌仍然保留着动物头部的图案，在表现手法上，和彼得大帝收藏品中的动物头部造型相同。不过整个图案变的更加几何化。之后，动物的头部造型变成单元格，直至最后消失了。因而描绘动物靠在树边的原始图案转变成了几何图案。随后饰牌扣看起来像是带有z字形边缘的不规则四边形；几乎没有任何一点与原始图案相同。大多数饰牌在表现上明显受到相似的重塑，并且野兽纹逐渐简化和程式化。适用于表现三只野山羊和双对蛇的图案，最终变形成格状小型宝石形状的单元格。每一块饰牌的重量由最初的100克~2110克减至18克~20克。
（二）腰带上的圆形透雕扣
原始的“斯基泰-西伯利亚”纹样，在彼得大帝收藏品中的一枚戒指上可以看到：展现了鸟儿排成行飞翔，这一图案成为了最初的写实主义。但是写实主义逐渐变的越来越程式化：起初，鸟的身体被小单元格替代，只有鸟的头部依然是在饰牌边缘；然后，头部也变化为小的单元格，最终消失，转变为几何图案的纹样，两个同心圆由若干半径连接，同心圆连接半径的数量也随着时间递减。矩形饰牌扣和圆形透雕扣在程式化进程中显示出一定的规律：在第一阶段只有动物或者鸟的头部被保存；接着他们变化成逗号样式的小单元格；最后扣子的框架变得平滑。
（三）小型青铜工艺品——扣、勺形扣舌、装饰性带扣
这些工艺品在图案表现方面经历了与腰带饰牌扣与透雕扣的类似的转变，并最终变为几何图案。演化阶段可以追溯到一系列坐熊造型的扣子、勺形扣舌以及镂雕带扣。在西伯利亚人黄金类收藏品中，这些工艺品轮廓鲜明。匈奴的扣式表现力稍逊，但是演变进程与上文所述类似。
我们的分析研究证明，“几何”纹样是匈奴艺术程式化的演变结果，它是通过对“斯基泰－西伯利亚”兽形纹样的重复与模仿而来的。
最初这些黄金工艺品出土于贵族墓葬（许多像这样的工艺品都属于彼得大帝和维森收藏的珍品，还有一些是最近在从未被人打扰、保存完好的墓葬中发现的）。然而，这些纹样并没有造成斯基泰人艺术本身的演化，是由于他们其中一些已经证明与近东传统艺术相似。近东艺术对斯基泰人艺术的影响已经被讨论了不止一次。让我们再回到第一幅纹样，动物站立在象征性的树旁，这一纹样题材在远古的近东艺术中已经被使用过。已知最早的例证是圆柱体封印上的纹样，大约追溯至苏萨的公元时期。忽略掉细微的修改之处，这一纹样在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900年间，在近东仍然很流行。这一纹样被描绘在圆柱体封印和青铜器上，甚至在后来，出土于哈桑卢的公元前9世纪的器皿碎片可以为证：一个相似的纹样被描绘，它出自于Sakkyz贮藏物中的一件金色胸饰上。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一纹样可以被视为连接近东与斯基泰人艺术的媒介。这一类型的纹样被斯基泰手工艺人采纳并且修改，演化结果就是在彼得大帝的收藏的扣上所见，这些反过来又被匈奴的珠宝匠复制和重塑。
在匈奴艺术中流行的另一纹样是狮身鹰首兽和猫科动物用爪抓住蹄类动物的造型。而实际上，同样的纹样在卡法伽出土的滑石宽口杯上被看到。
与匈奴艺术相关的是一些彼得大帝收藏的黄金饰牌。这样的例子（其数量可能在实际上被增多）说明这些纹样与远古近东的传统文明渗透和对纹样的稍加修改相关，并通过斯基泰人的世界影响了匈奴的社会环境。
动物纹样在短时期内迅速转变为几何图像的纹样，意味着匈奴珠宝匠没有完全理解那些纹样的内容，简化或省略了许多，甚至还简化和省略了他们不熟悉的细节；同时仅仅保留或者丰富了那些他们容易理解的、写实性的纹样，即表现各类动物的纹样。由于匈奴人如此彻底地改变了斯基泰-西伯利亚传统的纹样，也许意味着匈奴艺术固有的审美标准是在斯基泰-西伯利亚地区之外形成的。很可能是斯基泰-西伯利亚动物纹样中的原始元素并不属于匈奴艺术，后者具有将纹样在骨头或者角上以及矿物质这样的有机材料上雕刻描绘的明显特点，这样的表现方式，在许多已经发掘的匈奴人遗址中发现，并且与斯基泰-西伯利亚表现方式的标准截然不同。这种对于原型的急速演变，早在匈奴人征服之前的几千年前就已基本稳定。这表明了新的种族，文化，以及语言环境以及其特有的神话和史诗般的图像与近东传统不同。一些典型的纹样被保留可能是因为确实存在意识形态上的相似之处，同时，匈奴人按照他们自己的审美标准进行转变和程式化。
匈奴的起源
在匈奴历史研究中，另外一个主要问题是：匈奴的起源与其早期历史一直到今天仍然很模糊。中国古代伟大的编年历史学家司马迁，仅仅记录了“匈奴的后裔起源于淳维，是夏王朝统治者家族的分支”。但是，单独的书面记录证据不足以解决问题。考古学的资料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最主要的信息来自俄罗斯新古墓群的发现。
匈奴的墓葬形制，一般来说是个体被平躺放置、四肢伸展，90%的墓葬都是朝向北方。根据墓葬形制的复杂程度，可以被分为这样几组：
1.葬在地表面上，没有内部墓穴或者竖式墓穴结构；
2.坑；
3.坑内有棺材但没有竖式墓穴结构；
4.坑内棺材放置在木质框架内，没有竖式墓穴；
5.坑内木制棺材置于围砌石板内并且有竖式墓穴石块堆积；
6.坑内棺材置于木质框架内并设有竖式墓穴；
7.坑深10~15米。内有墓室 、棺材，木质框架和墓室，墓室外砌有正方形石质结构，四、五面石墙将坑分区。
最后的三组，棺材或木质框架的两旁是垂直的石板，还有一些例子是坑内堆积着类似的石板。
不同类型的墓葬结构被发现是互相紧挨着的，还有一些墓葬是按照时间顺序统一下葬的墓群。随葬品象征性地均匀散放在墓中，没有给出时代分类的地表标志。总体而言，匈奴墓葬形制没有提供墓主的性别、年龄等方面的信息内容。然而，匈奴的墓葬类型在复杂程度、结构以及随葬品等方面各不相同，因而可以看出公元前第一世纪和第二世纪之间出现了社会分化。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它将会为这些古墓群绘制一个图表：一个证明这些墓群属于早期匈奴或者是属于原匈奴的证据所在。
富有的贵族墓葬形制复杂，不能被认为施行的是具有普通阶层匈奴特征的墓葬，因为他们仅仅反映了匈奴统治期间匈奴贵族的离群索居、特权等级和社会结构的复杂。这些是在公元前第二世纪开始转变的，这一匈奴贵族墓葬形制是模仿汉王朝的墓葬。
在德列斯图伊墓葬群发掘之后，显而易见的是第14组墓葬群不能被看做是具有匈奴人下葬特征的葬墓。
在德列斯图伊墓地以及其他匈奴墓地的那些墓葬类型（随葬墓）位于中心墓的周围，并且随葬墓中有单人殉葬，这些随葬墓并不是匈奴人自己的墓穴，因为匈奴人不能殉葬自己的同辈人。所以，原匈奴遗址可以被推测为接近于或者归类于匈奴人统治中亚期间具有的普通等级墓葬特征的遗址。通过对公元第一世纪和公元第二世纪那些普通等级的墓穴判断，那些墓穴的早期结构应该是有坑和内部墓穴的结构，棺木置于砌石板内，有时，小型墓穴上方形成一个石头坟丘的结构。迄今为止，很难去确定那些在亚洲内陆草原上具有原匈奴特征的墓葬，在阿尔泰地区和西伯利亚南部甚至更难。这些地区在考古学文化方面的标志与匈奴文化的区别很大。
目前，匈奴“源于鄂尔多斯假说”非常盛行。中国考古学家鉴定的斯基泰时代鄂尔多斯考古遗址（毛庆沟和补洞沟等）也是原匈奴的遗址。但是在考古学上，鄂尔多斯遗址还有其它不同于匈奴遗址的特征，另外一种的墓葬结构、墓葬所朝方向等等。这个假设源于司马迁编撰的《史记》以及班固撰写的《汉书》。文献记载中提到：秦朝统治时期，禁止匈奴人的国土向北发展。直到秦王朝覆灭，匈奴人才得以回归发源地“河流的南面”（鄂尔多斯高原）。但是司马迁与班固的记载之间有一些地方是矛盾的，并且司马迁的记载中有误。对中国两部历史文献的细节分析研究后，可以假定：事实上，匈奴的疆土在战国期间就已位于赵国和燕国的北方地区。考古学资料可以证实这一假说。如果你注意到远东大草原的斯基泰遗址时，你可以看到古时满洲地区的南部和西南部有另外一个斯基泰人的地区。这些墓葬地区（在南山根，周家店，还有一些墓葬属于夏家店遗址的上层文化）都拥有匈奴的共同特征。最显著的是：尸体四肢伸展、棺木置于矩形坑内、短墙嵌于长墙内，棺材以厚石板掩盖并且坑内的墙体也用相似的石板铺成。匈奴老百姓的墓葬中，陪葬品包括青铜扣、动物造型的饰牌、小铃铛以及人造贝壳。一些匈奴墓穴的陪葬品尤其是有三片叶状的的弓箭和由铁制成的平整的剪刀式弓箭，可以看做是在上文中提到的斯基泰人墓葬中类似青铜弓箭的发展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弓箭的形状、重量证明了它曾使用的是一把巨大的弓，这把弓接近匈奴弓的尺寸。
总而言之，这明显说明在满洲南部和西南部斯基泰人时期的墓葬在所有现已知的东部草原上。斯基泰人时期的墓葬在很大程度上足以证明他们具有“原匈奴”墓葬的特征，这也使得对匈奴早期历史和准确定位匈奴遗址成为可能，对这些遗址细节的分析研究最主要的就是要解决匈奴起源的问题。
匈奴的文明建筑：地域与年代
匈奴的考古学证据显示，在亚洲的草原地区确实存在过匈奴人，这为追溯西伯利亚其他考古文明和遗址提供了基础。
在中国历史文献以及在匈奴遗址中发现出口商品（尤其是铜镜和五铢铜钱），为在中亚和邻邦地区复杂的年代考古提供了基础。匈奴遗址的年代及历史分期问题，在根本上也影响了对西伯利亚若干区域的局部历史分期问题，呈现出匈奴文化复杂多元的文化体系。
当前，匈奴遗址的年代确定标准是在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一世纪，这一时期是匈奴人权利的全盛时期，并且考古资料与文献相符合。对这些文献的详细分析，驱使我们去注意一定的矛盾：特别是关于匈奴文化复杂性的形成以及年代。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着冒顿时代匈奴人在中亚的征战与他们影响力的传播，时间是在公元前第三世纪和公元前第二世纪开端（公元前209－公元前174）中国文献还表明这一时期匈奴最初的疆土范围和主要活动领土位于中国燕国和赵国的北方地区（山西东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内蒙古东南部）。然而在上述地区中，考古学上并没有典型匈奴建筑的相关记录。
典型的匈奴遗址在其他地区被发现，如外贝加尔、蒙古国的南部和北部地区，但是他们所处年代与匈奴征战时期的最初阶段并不相符。匈奴考古最可信的资料是以五铢钱币为代表的随葬品，以及汉王朝的铜镜、工艺品上的铭文。这些匈奴遗址的考古资料并没有使得追溯匈奴人起源时期比公元一世纪更早。但是这一结论有悖于基于中国历史文献所提到的匈奴建筑群存在的最初时期是在公元前三世纪的传统解释，考古遗址的分布与匈奴帝国第一次定居的初期阶段不相吻合，匈奴出现文明建筑的年代标准必须更正。
遵循假设，在斯基泰晚期，匈奴只是燕国和赵国北部地区诸多游牧部落的其中一支。墓葬群在南山根、周家店、玉皇庙和一些处在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其他墓葬，这些也许可以认为是“早期匈奴”的证据，证据中的一些墓葬特点也出现在晚些时候才被发现的匈奴人墓葬中。
匈奴人的征战始于公元前三世纪末期，因此还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与此同时，匈奴正与东部草原地区进行着密切频繁的文化交流活动，这一时间段使得亚洲草原上的人们在文化方面和人类学方面发生了重要转变。这一转变进程持续了数十年之久，并且在早于公元前一世纪时结束。那时典型的匈奴文明建筑分布在他们广阔的疆土内，然而这疆土并没有将他们最初的领土也包括进来。经过与汉朝长时期的征战，公元前二世纪末期时，他们就已经失去了那片土地，这些情况被记录在当时的文献中。
匈奴文明建筑年代的更新，影响了对西伯利亚的匈奴遗址的年代推断。文献记载道，自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匈奴人统治着广阔的疆土，这一时期通常被认为是匈奴人全盛的开始。自此，匈奴的政权建设和利用军队扩张他们土地的时期已经过去。所以，具有匈奴特征的匈奴-萨尔玛提亚遗址不能被追溯至早于匈奴建筑的形成时期。这一说法被努辛克斯盆地发掘的TES时期五铢铜钱所证实。因此，可以提出一个观点：在西伯利亚南部的斯基泰时期出现的遗址特征（第一座在框型木架的集体墓葬）出现在公元前三世纪和二世纪之间。
注释：
① Dovydova,1995；Dovydova 1996.
②见A.Dovydova,《匈奴遗址考古·伊伏尔加堡垒》，卷一 圣彼得堡，1995。
③A.Dovydova, 《匈奴遗址考古·伊伏尔加墓地》，卷二，圣彼得堡，1996。
④见Sergey Miniaev博士，《匈奴遗址考古·德列斯图伊墓葬总结报告》卷三，圣彼得堡，1998。
⑤见细节，Miniave ,2000。
（本文译自《Circle of Inner Asian Art》Newsletter Issue#14 Article P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