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赫茨菲尔德：在田野中发现真正的学术问题

迈克尔·赫茨菲尔德，生于1947年，英国籍，美国哈佛大学资深教授。1969年求学于牛津大学并获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1991年正式加盟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并担任该校皮博迪考古学和民族学博物馆欧洲民族学分馆馆长，也曾担任现代希腊学研究学会和欧洲人类学学会的主席。迄今为止，赫茨菲尔德共出版专著10部，发表论文100多篇。不少专著被纳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国际知名人类学系列。他的一些重要理论概念如“全球价值等级”（global hierarchy of value）、“文化亲密性”（cultural intimacy）和“社会诗学”（social poetics）等，被人类学界广泛引用和讨论。多年来，赫茨菲尔德用当地语言分别在希腊、意大利和泰国长期进行田野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民族学比较研究。1995年至1998年，他担任《美国民族学家》（American Ethnologist）杂志主编，目前还是《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和 《人类学季刊》（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等数十种杂志的编委会成员。

探索人类是人类学者们不变的追寻。行走在异域土地上，人类学家往往通过田野工作记录下各个地域的社会文化生活。人类学究竟担负着怎样的使命？田野研究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又有着怎样的价值？这些都是人类学研究必须回答的问题。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当代人类学家、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迈克尔·赫茨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就当前人类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人类学方法对其他社会学科的影响、“参与性人类学研究”（engaged anthropology）观的形成等进行了探讨。

以全球化视野研究人类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知道，英美法三国在人类学研究方面关注的问题和提出的理论不尽相同，请您谈谈三国在人类学研究传统上的差异。基于人类学研究的差异，有学者质疑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理论上的一致性，您如何看待这种质疑？赫茨菲尔德：我认为三国人类学传统存在差异主要是因为各国文化传统有所差别且都希望有自己的研究特色，这对各自人类学的发展演变产生了影响。如果说到具体不同，英国和美国的人类学家仍坚持应进行大量的实地研究；尽管法国人类学界对田野研究相对轻视一些，但一些法国人类学家也投身其中，例如著名人类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和莫里斯·古德利尔（Maurice Godelier）。但总体上，三个国家对人类学的研究是相互影响的，例如在20世纪的人类学研究中，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就曾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人类学传统的影响，而他本人对英国牛津学派的影响也颇深。

我认为“一致性”并不重要，因为它与国家的文化传统关联甚小。学科的多样性发展是十分有益的，不应该被 “一致性”所桎梏。的确，英国人类学家强调社会结构和秩序，美国更强调文化符号和象征，但总的来说，英美法三国都很重视社会和文化。当今社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在研究人类学，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可以阅读多语种的文献，促进了人类学领域的交流。人类学已经超越了只局限于某个国家或地域的时代，取而代之的是全球视野下的人类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方人类学研究集中在异于本国文化的其他社会文化，而中国学者更关注本土文化，您如何看待这两种研究取向的不同？您本人与中国人类学者有学术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吗？

赫茨菲尔德：我认为中西方人类学研究的不同取向更多源于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的不同，但人类学发展方向是在不断演进的，因此现今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并不能代表未来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方向。我不是建议中国学者应放弃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而是希望他们能兼收并蓄，通过研究其他社会文化来理解这些文化对中国人类学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社会文化人类学在本质上就是以比较研究作为原则，在我们做田野工作时，或多或少会将新遇见的现象和旧有知识进行比较。事实上，在本国文化领域的人类学研究是不容易的，但是通过了解其他人类社会文化，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你的文化如此独特，有哪些独特之处。这与人们对待语言的态度相似，也是我要求学生使用当地语言进行学术演讲的原因，展现了文化研究的高度和对当地学者的尊重。

我一般是单独进行田野研究的，合作则是以会议的形式，比如说研读中国学者的论文，做一些不同文化间的比较研究。我最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参加了一个会议，讨论“中国话语中的讽刺”，接着我们会研究“中国的父权制”。近期我对中国人类学的研究越来越多，一些研究汉学人类学的同事也能帮助我了解中国人类学。我很愿意与中国学者合作，与他们的交流让我深受鼓舞。我也正在学习中文，准备研究在意大利的中国移民，但我认为这不是不同国别间的学术交流，而是不同文化群体探讨各自不同传统的交流方式。人类学学者应该与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学者进行交流，以全球化的视野来研究人类学。我也希望下一代中国学者可以对中国以外的社会进行更深入的了解。研究人类学的地区越多，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学研究就会越繁盛。

田野研究带来不同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大量人类学研究著作问世，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您认为当代人类学研究主要有哪些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

赫茨菲尔德：现在的人类学著作卷帙浩繁，许多学术方向上都有很好的研究成果问世。例如在许多社会中，对于宗教仪式或政府官僚体系的研究是相互关联的。对这一领域，我们可以用传统的田野研究来探索。另外，亲属制度、微观政治等问题也是人类学研究的重点，这些问题对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研究也具有影响力。

人类学家会以批判的视角审视一切问题，从印度的广告代理，到加拿大的健康产业体系。尽管人类学的研究基础有了很大转变，但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这些领域的传统研究，如小型封闭社区的研究等。另外，人类学学者不应轻视田野研究，因为正是田野研究给了人类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研究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报》：上世纪60年代，人类学经典论文集《写文化：民族的诗学与政治学》的发表让人类学家开始反思田野民族志表述的科学性，有学者质疑民族志表述不能科学地反映研究对象。您如何看待这场民族志的表述危机？

赫茨菲尔德：我不同意这种主客观二分的观点，这与唯物主义观点的基本原则完全相左。在我看来，我们生活在我们主观创造的世界中，区别主体和客体是殖民时期人类学研究的特点，当时人们认为可以将抽象的思想和实体的人类社会分裂研究。但我却倡导坚定的中间立场。

20世纪80年代，著名人类学者乔治·马库斯（George Marcus）和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认为使用科学性的语言来描述一些人类学研究体验和主观的人类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不科学的。因此，我们并不需要汲汲追求科学性的语言，而是应该用适合研究语境的语体进行描述，并坚信后代会对我们的学术作品做出修正和改进，人类学会在历史洪流中不断向前发展。但詹姆斯·克利福德在论述民族志的权威时，认为田野研究不利于人们全面了解研究本身，我的观点恰恰相反，在我看来，通过田野研究能掌握更多的一手资料，了解更多的人类学研究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就您的田野研究工作经历来说，您有哪些突出的感受？

赫茨菲尔德：我对人类学的热爱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田野研究的热爱，而正是因为田野研究这种一线调研，让我们掌握更多的一手资料，让人类学永葆青春。例如，我不喜欢打牌，但是通过研究，我发现当地人打牌其实是男性之间的一种竞争方式，持续的研究更让我发觉其中的奥妙与意趣。打牌成了研究当地人性别观念的独特切入点。尽管一开始在咖啡馆观察打牌是很痛苦的，有人会对你发怒，有人会说谎，但这些行为本身又能让你更好地了解当地人。

历史学与人类学都高度关注细节>

《中国社会科学报》：传统历史学研究注重对文献资料的考证，关注事件的时间性。近年来历史学者大量应用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并强调历史事件的空间性与现场感，产生了历史人类学学科。您认为人类学研究方法对历史学研究有哪些帮助？

赫茨菲尔德：历史学家经常会运用人类学家的观点来阐明自己的研究，这无疑是非常有益的，只不过有时只借鉴那些与其设想相同的人类学概念，略显机械化。

每个学科都有特定的经典理论，虽然学科间的差异能引发一些有趣的争论，但也会阻碍彼此间的合作。尽管如此，历史学和社会文化人类学在研究目标和关注内容上更为相似，例如，人类学家也收集文献资料，我把它称作“口头文献”。历史学与人类学都高度关注细节，与不负责任的普遍化概括或宏观模型建构相比，这种对具体事实的解读是非常必要和有价值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可以互相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有很多，只有通过相互合作才能让彼此真正获益。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和世界上的一些国家正由传统转向现代，您如何看待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

赫茨菲尔德：“传统”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在现代人类学研究中提出的，它更强调人类学研究中的文化归属感，而非真正起源意义上的“传统”。我们也应该考虑如何定义现代性这一问题，因为当今人类学领域对此有很多定义方式。人类学家并不局限于研究过去的部族、小型封闭社会等问题，但这些问题又与现代社会有着极大的相似性。诸如“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这些概念并不应该成为人类学领域研究的一种地域划分方法，只是有的国家更多地利用工业技术发展这一优势而已。

另外，理解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也与如何衡量和定义“发展”有关。当今社会工业科技飞速发展，但也对自然环境带来了破坏。韦伯曾认为现代性一方面对官僚理性化有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将人类引入了“铁笼时代”，这带有一定的反讽意味，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不同。在研究传统与现代关系的过程中，我发现，现代欧洲政府官僚体制所倡导的理性行为可以追溯到欧洲早期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在预测形式和预言结果的解释上，现代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和世界经济走向的预测与东非部族的占卜仪式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此外，我不认为应按社会复杂程度给各个人类社会划分等级，地方性的人类学研究往往可以以小见大，为人类学提供独特的视角。

“参与性人类学研究”强调人类学者要有担当>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遗产保护与研究进入人类学视野，文化人类学研究是如何界定遗产这一概念的？作为人类学工作者，多年来您一直在田野工作中致力于遗产保护观念与实践的探索，请谈一谈相关研究的工作体会。

赫茨菲尔德：我们对“遗产”这一概念的使用方式非常感兴趣，这并不是想追究具体的研究对象是否真实，而是想考察历史与现在之间的某种联系。

我在希腊、意大利和泰国的工作很大程度是考察历史保存对社会生活和普通民众的影响。如同考古工作一样，对历史的保护总是部分的。因此，我们常常需要对选择哪一部分做出抉择。这些抉择不仅影响当地人对过去的理解，而且还可能造成一定的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而当看到人们因某些不正确的观点或选择而受到侵害时，人类学家应该承担一份道义上的责任。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应用人类学，它和人类学研究的理论特质有什么关系？您提出的“参与性人类学研究”与传统的应用人类学有什么区别？

赫茨菲尔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应用人类学是指人类学家并不将生产学术知识作为首要目标，而专门服务于银行、政府等某类组织。一些应用人类学常常会采用一些由上至下的社区问题解决方法，而在医药和营养领域也有很多积极的应用人类学。

“参与性人类学研究”则不同，它是从学术工作者的研究中有机生长出来，从比较纯粹的学术实践出发，强调人类学家有担当地参与当地社区、深入田野，发现真正的学术和现实问题。我在泰国发现，当地居民在维护景点的清洁和完整性方面愿意与官方合作，我确信他们这样的思路更好。正是由于亲身参与，我才获得了通过其他途径无法得到的数据。“参与性人类学研究”在做学问的同时也能使当地人受益。我们的研究会以当地居民的利益和需求为尺度，衡量什么有用、什么没用。只有当地人、规划者和官方在“什么对社会有益”问题上达成共识，才能让每个人都受益。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胡宗泽对本次采访予以大力支持，特此感谢。本报实习记者赵媛也参与了采访录音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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