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健：跨越学科藩篱 践行学术创新——方李莉艺术人类学研究评介

跨越学科藩篱 践行学术创新

——方李莉艺术人类学研究评介

王永健

一、20年的学术坚守：景德镇及其瓷文化丛研究

方李莉出生于贵州，中学毕业以后随父母迁回老家景德镇。对于故乡这个世界闻名的瓷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研究家乡的文化成为她心中的一个梦想，这在她后来的学术生涯中付诸了实践。自1993年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后，她开始对景德镇的制瓷历史和传统的制瓷手工艺技艺进行全面考察和研究，一做便是20年。从景德镇传统民窑业的田野考察到景德镇新兴民窑业的研究，再到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陶瓷史研究。她的研究是逐步放大的，理论认识水平也是不断深入的。

“走向田野”一直是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费先生晚年用“从实求知”四个字来总结他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和他自己毕生寻求有关人的文化科学知识的足迹。“从实求知”就是不断地、全面地、深入田野工作求取人类学的知识。[①]方李莉秉承老师的学术传统，运用到自己具体的研究之中。她的理论源自田野，在方李莉的研究成果中，处处渗透着她踏踏实实的田野工作。

方李莉善于在历史的研究中把握现实，她的研究是将历史和现实衔接起来。因此这样的研究是立体的，既有一个历史的维度，又有一个现实的剖面。“瓷文化丛”是指那些与瓷器相关的各种文化特质的集合体。它不只是一个具体的行业和器物，还有那些陶工和陶艺匠人，包括对理解这些民窑生产出来的器物显得至关重要的所有社会及文化的背景因素的总和。[②]对于景德镇及其瓷文化丛的研究，方李莉是从梳理它的历史开始的，也可以说是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研究同时进行的。在《飘逝的古镇：瓷都旧事》一书中，方李莉以瓷为中心，描述了一个业已消失了的手工业时代的历史，展示了手工业时代陶瓷艺人生存劳动的图景、生活的图景、行业风俗的图景和宗教崇拜的图景。

《景德镇民窑》和《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两书是方李莉景德镇民窑研究的成名作，前者是对传统民窑业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民窑的发展历史、风俗文化和传统手工技艺，后者是对新兴民窑业的研究，着重对现代性语境下新兴民窑的发展和变迁做论述。两本书既互相独立，又相互贯通与对照，它们合力展示了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手工业社区的文化变迁与重构。当传统遭遇现代之时，传统的文化、传统的手工技艺、传统的技艺传承方式，该何去何从？方李莉试图从中做出回答。

一般而言，传统的历史文献中有关景德镇的陶瓷历史的记载大多数都是官窑的历史，鲜有关于民窑历史的记载。方李莉另辟蹊径的选择了少有人关注的民窑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无疑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她认为，景德镇民窑的手艺人们在陶瓷史上曾经创造过震撼世界的业绩，但却没有一部真正的、全面的、系统的反映他们全部生活的历史书籍，这段历史的缺失对于千年瓷都景德镇来说是遗憾的。《景德镇民窑》的写作无疑会填补一段被历史湮没的空白。该书详尽描述了民窑在历史上约定俗成的古老传统，包括生产方式与分工组合、行业社团、行业法规、宗教崇拜与行业语言，以及由位于社会低层的手艺人所创造的下层文化，诸如工艺技术、生产工具、生活方式和传统习俗，还有器物的装饰题材、陶瓷艺术的“语言”符号等。通过这些描述，她向读者展示了在民窑的历史中，陶瓷艺术、民众生活和海内外市场之间相互联结的各种纵向的变化与横向的构造。就此而论，方李莉的研究不是只局限于单纯的陶瓷发展史，不是只看重于陶瓷本身的发展，而讨论到了陶瓷文化中很多非物质的成分，是将“景德镇民窑”作为一个“文化型式”来研究的。她详细地记录了陶工们生活和劳动的各个方面，勾勒出了—幅有关陶工们充满着生机和细节的民俗文化图卷。

人类学是最接近于整体的、跨学科式研究对象和观察对象的一门学科。用人类学的方式来研究一个具有历史性、地方性手工艺人们的社会群体活动，而且这种活动是一种动态的、复杂的，甚至是一种传统在现代化中的复活和重构。[③]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学习，使她敢于跨越学科藩篱，在自己的艺术研究中引入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一种新的视角展示现代社会语境中的传统与变迁。

在堪称上述著作之姊妹篇的《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中，方李莉采用跨学科的和整体性的研究方式，在其工艺美术史研究的基础上，吸取和借鉴了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思路。该书以九十年代景德镇陶瓷手工艺人们的手工艺制作活动和他们的生活境遇为主要描述对象。考察中她注重新旧民窑业的对比研究，注意传统手工艺在世界向同质化和一体化过程中内部结构的变化，生存方式状况，以及手艺人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如何创造出一种新的手工文化和手工技艺？所有这些问题的解答都需要一种跨学科的思维和文化整体观的思路，没有这种站位，问题难辨。费孝通先生在代序中给予了高度评价：“你的研究不是从书本上来到书本上去，而是到生活实践中去，亲眼看人做的事情，亲身体验社会的发展，这是很好的。”[④]通过方李莉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景德镇新兴民窑业所呈现的“传统”的生产方式与组织形式等，并非旧民窑的简单翻版，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对于传统的继承、扬弃和再创造。她的研究向我们说明：“文化的发展方向不能人为杜撰，而是基于文化自身内在的需要。新技术的介入和推动引起的连锁反应，由技术提供支持的新人文因素，都会导致产生与之适应的新的文化形态。”[⑤]

费孝通先生推崇实证研究，曾致信《民族艺术》编辑部说：“文化来自生活，来自社会实践。通过田野考察来反映新时期的文化变迁和文化发展的轨迹，以发展的观点结合过去同现在的条件和要求，向未来的文化展开一个新的起点，这是很有必要的。”方李莉《血脉的传承——景德镇新兴民窑业田野考察笔记》便是这样一篇典范之作。该文通过对景德镇一个传统手工艺陶瓷社区的长期的田野作业来对一个地方性的陶瓷手工艺术和陶瓷手工文化展开微观的分析和研究，并通过这种特定“情境”的描述来解释和理解在当今社会、经济、科技迅速发展变化背景下的一些文化及艺术的传统与变迁方面的问题。其研究方法不是从书本上来到书本上去，而是到生活中去，接触活生生的人，接触真实的社会现实，并且，在生活的具体“情境”中去感悟人类文化、艺术形成背后的那种最细微的构成方式。[⑥]通过考察，方李莉发现了新兴民窑业内核的变化，看到了它的未来发展走向。她站在更高的层面，提出今后社会的竞争，将不完全是资源、设备、技术的竞争，其中还包括了智慧、经验、知识和信息的竞争。同时，她对所有第三世界国家是否都要完全模仿西方国家的社会与经济结构，是否所有的地区和产业都必须走单一的工业化(即机械化大生产)的道路，都必须彻底地抛弃我们特有的传统文化及手工技艺等问题提出了挑战和质疑。[⑦]方李莉的考察细致入微，在平实的语言中展开描述，但是站位却很高，她没有局限于具体个案的描述，而是能够跳出来，对整个区域大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批判性的思维使她总能与大师展开对话，也总能从考察中总结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方法直接决定着研究的开展和深入，有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就有什么样的科学研究成果。《传统在现代化中的重构——景德镇田野札记》就是这样一篇专门介绍研究方法的文章。文章以作者从事景德镇民窑考察与研究的过程、思考方式和体会为重点，提出了如何看待传统工艺美术在现代的新的变迁与演变的观点，这种跨学科的整体性的研究方式对于世纪之交的工艺美术研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方李莉认为：“人类学的性质决定了它是一个学科的综合体。它的研究手法，从田野工作到实际调查、资料整理、历史比较、文化渊源考证、文化对位等，均与相应的许多学科有直接的关系。而且，在研究的过程中人类学者们往往不是提出一些放之世界皆准的大道理，而是把注意力放在某一具体的生活方式的充分描述上，旨在通过最细致的观察。提供有关某一生活方式的全面图景”。[⑧]

如果说前两篇文章主要是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写的话，《本土的现代性如何实现——以景德镇传统陶瓷手工技艺传承的研究为例》、《血缘、地缘、业缘的集合体——清末民初景德镇陶瓷行业的社会组织模式》两文则是建立在田野个案基础上的理论升华。

《本土的现代性如何实现——以景德镇传统陶瓷手工技艺传承的研究为例》以景德镇传统技艺在20世纪初至今的一个多世纪的遭遇为例，让读者们看到，在中国早期的现代化中，景德镇传统的制瓷手工技艺，以及围绕着这一生产方式而产生的文化模式是如何被现代工业化的文化模式所取代和所批判的。[⑨]尽管如此，这些传统的手工技艺并没有消失，而是以一种艺术的形式存活于民间社会和高雅文化之中。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传统手工艺又重新复活，成为景德镇现代陶瓷产业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方李莉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几个问题，如何理解本土性的现代化实践？本土性的传统及手工技艺当今的社会发展中将有什么样的新的意义与价值？其与我们未来文化的发展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个案研究是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费孝通先生指出：“解剖麻雀，以小见大，这是人类学里面常用的方法，但要注意，一只麻雀是不能代表所有麻雀的，要多解剖几个，而且要用它们来相互比较。只要我们能科学地解剖这些麻雀，并摆正点与面的位置，恰当处理两者的关系，那么在一定的程度上，点上的调查也能反映全局的基本面貌。[⑩]《血缘、地缘、业缘的集合体——清末民初景德镇陶瓷行业的社会组织模式》一文，通过对景德镇陶瓷行业社团组织的一个个案研究，讲述了清末民初时的中国手工业发展状况，并从中透析出中国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深沉底蕴。方李莉提出：“任何的技术都不仅仅是一种造物的手段，它不仅包含了许多技术本身的知识，还包含了一整套的行业组织形式，行业组织制度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与之匹配的价值体系，信仰体系，以形成其固有的一套组织模式和文化模式”。[11]

人类学中“异文化”的概念通常由地理空间的尺度来划分。方李莉通过陶瓷史研究有了新的发现。她认为，时间也会造成异文化的产生。随着时代和全球化的发展，本文化与异文化的概念发生了改变，时间造成了文化上的隔阂及陌生，时间的差距和时代的维度使我们的祖辈们完全生活在与我们不同的经验世界里。相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古人的世界，古人的文化，也是我们的“他者”和“异文化”，这不是由于空间的距离尺度造成的，而是由时间的距离尺度造成的。[12]在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文化和历史的时候，方李莉没有照抄照搬，而是力图建立有中国本土化的人类学理论。一方面是建立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深入理解的基础上，一方面又能够面向世界，有一个全球性的眼光。这突破了以往人类学研究中的许多局限，使整个中国人类学能在世界的范围内引起关注，同时还能促使中国文化史、中国艺术史、中国经济史等等专业史的重新认识。

2012年，方李莉历时十五载写作的《中国陶瓷史》即将交由齐鲁出版社出版，这本大部头的史学著作是方李莉20年陶瓷文化研究的一个学术总结。与以往陶瓷史写作不同的是方李莉将艺术人类学的视野扩展到工艺美术史的写作中，以一个新的角度来重写工艺美术史。人类学讲究整体意识，讲究全球眼光，方李莉希望将中国的陶瓷史放在一个大的世界性的文化语境中来理解，通过历史来重新理解中国文化。透过这样的理解不仅能让我们能更清楚的认识中国陶瓷史中发生的种种问题，还可以就此探讨一些大的人类学的理论性问题。在每一章的概述部分和结语部分，方李莉对不同时期的中国陶瓷造型、陶瓷装饰、陶瓷釉料、制瓷技术所形成的不同特点的内在原因，结合当时的自然环境、政治背景，文化因素、市场需求，以及中国当时的对外贸易，还有不同时期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审美经验的变化等等在陶瓷艺术上的折射和反应来做种种的分析。还有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官窑与民窑之间、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雅文化与俗文化之间等等的互动关系的探讨。这些探讨就是希望能将陶瓷史中的种种现象化零为整，进而理解其艺术语境及文化语境所构成的种种社会因素。进而用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思想，通过对中国陶瓷史的写作，重新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史。

二、西部人文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方李莉对于西部的研究始于2001年，在费孝通先生的积极倡导下，由文化部立项，中国艺术研究院具体牵头组织启动了“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课题，2002年科技部立项的“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课题与其同步推进，方李莉担任两个课题组的组长。两个课题历时7年，有来自全国的180多位学者参与，集不同专业、不同研究团队的力量和智慧做一个跨学科的集体研究。课题采用田野考察的方式，课题组成员走遍了西部的山山水水，撰写了73篇有关西部不同地区人文资源的个案研究报告，完成了《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报告》的总报告书。上述两个课题的完成是对费孝通“文化自觉”、“和而不同”思想的有益践行，其不仅对西部的开发和发展有很大意义，同时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新农村建设、文化的自主创新、道德重建、生态环境的保护等重要问题都会有一定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一）从“遗产”到“资源”的学术理念

“人文资源”的概念是费孝通先生在西部课题立项时提出来的，费孝通先生认为：“人文资源是人类从最早的文明开始一点一点地积累、不断地延续和建造起来的。它是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文化、人类的艺术，使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财富。人文资源虽然包括很广，但概括起来可以这么说：人类通过文化的创造，留下来的、可以供人类继续发展的文化基础，就叫人文资源。”[13]人文资源是人类的文化积累和文化创造，它不是今天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而是自古就有的。但将其作为资源来认识，却是今天才有的。如果人类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只是静态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甚至博物馆里，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联系时，其只能称为遗产，不能称为资源，只有当它们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和社会活动及社会的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后，才能被称为资源。

遗产在现代性语境中可以转换成为我们发展提供不竭动力的资源，方李莉提出：“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整个人类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在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地方，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文化遗产，正成为一种人文资源，被用来建构和产生在全球一体化语境中的民族政治和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同时也被活用成当地的文化和经济的新的建构方式，不仅重新模塑了当地文化，同时也成为了当地新的经济的增长点。”[14]在西部，许多民俗仪式和民间歌舞及民间手工艺作为艺术的表现形式保留下来，变成了一种艺术的表演形式，并成为一种新的文化产业。方李莉认为：“我们可以用现代方式去重构传统，传统的符号在重构中展示出了新的魅力。遗产不仅仅是过去的遗留物，也是可以用于我们当今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是建造未来新的文化的起点与基础。”[15]因此，从“遗产”到“资源”的转化，是遗产在现代性语境下的重构，它成为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得到发展的根基，成为许多地方文化得以复兴的经济基础。正如吉登斯所言：“现代性在消解传统的同时又在重建传统”。民间的传统文化一部分随着传统的产业和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而瓦解或消失了，但另一部分正在转化和重组，成为现代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中所需要的人文资源。[16]课题研究持续了7年，实践证明，从“遗产”到“资源”并非一种纯粹理论的探讨，它是一种具体的社会实践，正在为西部人文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二）从“书本”到“田野”与从“田野”到“理论”

中国传统文人做学问的方式是喜欢躲于书斋之中闭门造车，不喜欢深入到社会现实中去体验，去感悟事物的真正面貌，这必然会造成知识生产从书本到书本的循环。但是知识不仅仅是源于书本，还源于社会实践，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产生。人类学研究最大的优点是它不是从书本到书本，而是到生活中去，接触活生生的人，接触真实的社会事实，并且在生活的具体情境中去感悟人类文化形成背后的那种最细微的构成方式。[17]如何跳出书本走向田野，在田野中发现真知，形成新的理论是人类学家的基本学术素养。有学者称，田野考察是人类学者的成年礼，此话不无道理。费孝通先生在对西部课题指导时说：“只有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出真知，只有到实地中去调查研究，才能懂得什么是中国的特点，什么是中国文化的内在本质。你们的研究要摆脱在概念中兜圈子、从书本到书本的模式，要走出书斋，在实际考察中认识西部、了解西部。围绕着西部的文化变迁和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这个主题，来提出问题，然后通过考察来认识问题和回答问题，这种做法是可行的。这种从实践中得来的认识往往比从书本上得来的认识具体得多、充实得多。因为它不是从概念中推论出来的，更不是凭主观中臆想出来的，所以只要能自觉地、不留情面地把考察中一切不符合实际的成分筛选掉，它就会成为西部文化变迁的历史轨迹的真实记录，即使过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当人们来翻看它时，仍然具有价值。”[18]课题结束了，透过课题整个研究过程来看，方李莉的确是领导众学者如此践行的，他们重视田野，在田野中捕捉最鲜活的社会事实和最新的文化重构方式，感受最新的时代发展脉搏，在田野中不断总结出新的理论。

方李莉对西部课题的研究不是从理论到理论，而是建立在丰富田野考察个案基础上的，在她的田野个案中我们看到的是她与古人对话，与大师博弈，并能够总结出新的理论。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人类对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进行反思的结果，也是人类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反思和寻根的结果。方李莉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从“文化自觉”开始的。“文化自觉”的思想是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来的，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方李莉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对“文化自觉”思想有了更为深刻的阐释。她认为：“‘文化自觉’就是要对自己国家的文化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能够讲清楚自己国家的文化历史和来龙去脉，并能将自己的国家放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空间中来认识。不仅要从中国角度来认识世界,还要从世界的角度来认识中国，从而认清当代中国的历史定位和世界定位。”[19]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中，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保护？是值得学界深思的一个问题。方李莉所倡导的在全民“文化自觉”基础上进行保护，无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指明了方向。

方李莉并没有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仅仅是作为一种遗产来看待，而是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来看待的，强调文化的整体性保护。方李莉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她认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首先应该“以人为本”，她说：“我们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他们所创造的民间艺术知识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将这些艺术行为和他们的文化模式、他们的生活情境、他们的意义世界联系在一起研究或记录、或保护，我们就只能得到一种处于表征形式的艺术外壳，而失去它巨大的文化内涵。”[20]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不是一个形而下的、具体的文物，而是一种观念或认识，是一种形而上的意识形态。观念和意识形态是流动的、变化的、活态的，严格来讲它不是遗产，也不是已逝的产物，而是还存在于我们生活中活生生的传统文化。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并有意识地加以传承、发展、研究、认识，使其成为当今文化发展的基础和创新的资源，成为一种教育方式，那么文化复兴也能成为中国创意产业的新增长点。[21]这种理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重物不重传承人的做法提出了挑战，是一个学者用自己的学识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贡献的良策。

方李莉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学者和文化政策的决策者一定要关注开发与保护之间的关系；有关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开发利用必须研究先行；组建学术队伍，加强记录、梳理和研究方面的工作；唤起当地民众“文化自觉”的意识”。[22]的确，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文化自觉”与“文化自醒”，唯有如此，我们才会取得文化转型和发展的自主权，在面对世界文化转型的时候，我们才会有自觉转型的能力，不至于会盲从与被动。

费孝通先生是方李莉学术生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方李莉多次跟随费先生赴西部、江苏等地考察，因此也有了更多的与费先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对费孝通晚年思想有了直接的体验。费先生重视与年轻学者的交流，他善于从对话的碰撞中捕捉思想的火花，希望通过对话帮助大家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在相互交流中推动学术的发展。在费先生的建议下，方李莉将与费先生多次学术交流的录音进行了整理并发表于《民族艺术》杂志。2005年，由方李莉编著的《费孝通晚年思想录——文化的传统与创造》在岳麓出版社出版。方李莉将费孝通晚年思想做了系统梳理和总结，以费孝通先生对西部人文资源的思考、文化的传统与创造等作为主要内容。透过本书我们看到了这位学术大师的敏锐思想，看到了对我国西部大开发思路的高瞻远瞩，也看到两代学人为西部人文资源的研究和保护表现出的热情和付出的辛劳。

三、艺术人类学学科建构的探索与实践

文化人类学来到中国是在20世纪初叶，最初它研究艺术的基点在于艺术是文化的附属品，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的许多人类学者非常重视艺术的研究，但许多学者的论述虽然对艺术的问题有所讨论，然而更多的是从文化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出发，艺术只是他们考察文化整体中的一个部分，缺少跨学科比较研究的视角，难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人类学研究。

方李莉是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建设领域的最早探索者和实践者之一。从1993年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开始到200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十余载间，她一直致力于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开辟出了跨学科研究的新天地。

（一）积极推动成立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

一个学科的构建需要相应的学术组织，2003年7月，由方李莉、廖明君、周星、麻国庆等学者发起，召开了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筹备会，确定以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为发起单位推动成立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2006年12月23日，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标志着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正式成立。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是在费孝通先生的积极倡导和帮助下成立的，学会未来的发展以及未来的研究将会和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思想紧密关联。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成立宣告了一个新的学科的诞生，自此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有了自己的学术平台。方李莉担任学会首届会长。学会成立以来，共召开5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论文集5本，学会会员由成立之初的100多人发展到现在的近400人，学会设有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专门网站，大大提升了学会的学术影响力。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已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学术组织。

（二）撰写艺术人类学学科支撑性著作

何谓艺术人类学？它的论域和研究方法是什么？在艺术人类学到底是不是一个学科问题上，国内学界可以说是众说纷纭。学科之间的互动、渗透、旧学科的瓦解和新的边缘性学科的重构体现着人类认识向更高层次迈进的又一层需求，是自然而然的。[23]正如美国阐释人类学家格尔茨所指出的：“这是一种所有学科集群的学者共同组建而成的智识集团的共识，或者把它们按类分开成不同的学科，使之以不同的圆心角向同一圆心汇聚。”[24]当代学术不断创生出开展交叉研究和孕育交叉学科的学术话语资源以及一系列论题共域，即构筑一个交叉研究的展开和交叉学科的生成的新平台。[25]所以说，学科的建立是学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没有任何一个学科是古来就有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学科是永存的，艺术人类学学科的出现，是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如方李莉所指出的，学界是否承认艺术人类学为一个学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正在越来越多地影响着许多相关艺术学科。

经过多年的田野实践和理论探索，方李莉对艺术人类学的理论建构已初成体系。方李莉认为：“艺术人类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术研究视野，一种认识人类学文化和人类艺术的方法论。”[26]跨学科性是它的突出特点，对于艺术的研究需要多学科知识的介入。现代艺术最大的困境在于其背后意义世界的被抽离，没有意义只有外在形式。在以往的艺术研究中，研究者通常只关心艺术品的研究，而对于艺术品以外的其他文化现象，创作主体的个人行为和群体行为等却少有关注。但是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除了关注艺术品的研究之外，还关心围绕着艺术品所发生的人的生活状态及其变迁，它把艺术作为文化整体中的一个部分，将其放在一个具体的生活情境中做具体的分析与研究，观察其与日常生活及社会文化空间的种种联系，这样的研究会得到较为客观和全面的认识，走出了以往为艺术而艺术的象牙塔。伴随着新的时代和新的文化背景的出现，对学者们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已经成为人文学科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重视文化的多样性发展，重视地方性知识，重视艺术与文化的相关性，重视社会意义、情感与社会表征形式之间的相关性，重视社会背景知识和公共符号的研究等等，使得艺术学和人类学走到了一条可以相互交融，相互启发的路上。[27]

艺术人类学得到了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们的参与和重视，它的出现也成为了一种必然。一个学科的存在，需要有相应学术著作的支撑。方李莉在多年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写出了《艺术人类学》[28]一书。该书是对艺术人类学学科的系统梳理，资料翔实、内容丰富，侧重于艺术人类学的基本概念，理论方法，发展沿革，研究状态以及研究的价值意义等方面的梳理。该书是在掌握了大量西方艺术人类学学术材料基础上的写作，对于目前国内尚缺乏系统性艺术人类学专论的状况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除此以外，方李莉相继撰写了《何谓艺术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沿革与本土价值》、《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当代价值》等系列论文。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她所带博士生的论文选题也切合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在未来5年，计划出版5本专著（含3本艺术人类学的田野个案和2本学科史）。这些学术著作的相继问世，为艺术人类学学科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方李莉为一个学科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这种精神难能可贵。

（三）培养艺术人类学方向研究生

一个学科的构建不仅需要学术组织、支撑性的著作，人才的培养也是重要的一面。方李莉重视研究生的培养，她说：“每一个研究生肩上都承载着这个学科的未来”。自1998年方李莉博士后出站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她担任了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并开始招收艺术人类学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截至今年，已培养博士生5名，硕士生7名，为艺术人类学学科建设提供了人才支撑。

从景德镇民窑到西部民间艺术，方李莉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完成了从起步到成熟的蜕变。对于未来艺术人类学的发展，方李莉希望它应该有一个更开阔的视野，其不仅要关心民间的、少数民族的艺术，也要关注都市的现代艺术，以及这些不同层面艺术之间的互动和渗透。田野考察仍然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根基，只是今后我们的田野，不仅在乡村，也在城市，在有艺术家群体的各个角落，因为我们所要关照的是作为人类艺术的整体。[29]

方李莉在艺术人类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她倡导艺术人类学的本土化实践，将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推广到国内艺术研究领域，为其带来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她团结同道学者，创建了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为艺术人类学的学术研究建立了一块学术阵地，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学会，必将推动该学科发展走向纵深；她将费孝通先生晚年时期的学术思想予以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为学界近距离读解大师的学术思想提供了可能；她的景德镇瓷文化丛和西部人文资源的研究，开启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为艺术研究领域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