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自觉的若干关键词
厉震林
《剧作家》2012年第6期
一、 绪论
对于中国而言，文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而言，它具有代替宗教的功能。西方国家乃是“宗教管精神，法律管行为”，如同美国人所称的：宗教是公民道德的孵化器，教会是公民道德的养成所。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法律，任何社会都需要通过法律来维持秩序，但是，更需要通过信仰以及宗教来约束心灵。中国是一个淡于宗教甚至缺乏宗教的国家。梁漱溟在他生平最后一次学术讲演中留下如此的“遗训”：
我从来说中国缺乏宗教，中国人淡于宗教。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说，“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就是注重现实人生。这是孔子的非宗教态度。
有人将儒家称为儒教，这不对。儒家不是宗教。“子不语怪力乱神。”宗教与此相反，它恰恰要议论“怪力乱神”。孔家的精神全部放在照顾现实生活上，如父慈子孝，如兄友弟恭，都是眼前生活。从前读书人供奉“天地君亲师”，五者并列，“天地”与“君”、“亲”、“师”同时供奉。宗教则不能如此。宗教中的“上帝”是“全知全能”，是高于一切，不能与人并列。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总是在现实生活中必恭必敬于眼前。宗教则必恭必敬于“上帝”。故说中国人淡于宗教，中国人远于宗教。故说中国儒家不同于其它宗教。
在上述情况下，外来宗教乘虚而入。中国所有的伟大宗教均为外来的。天主教、基督教、回教、佛教，无不是外来的。中国也有些零零碎碎的迷信流行于社会，但够不上宗教。伟大的宗教中国没有产生过，有则均为外来。中国有的是伦理。[1]
这里，“中国有的是伦理”，对于文盲程度较高的中国历史上的国民而论，许多伦理是通过文化娱乐形式形成的，例如通俗易懂的舞台艺术、口头文学，中国戏曲自古就有“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的观念。因此，中国的伦理系统以及信仰高度，许多是通过文化形态而形成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就置换为一种宗教的功能，它承担着中国国民“心灵养护”的责任。余秋雨在论述明清时期昆曲“四方观者数十万人”时曾有这样的表述：
延续两百年的苏州虎丘山中秋曲会。这是一年一度全民性的戏曲大赛会，以演唱昆曲为主。根据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张岱等人的记载，每年中秋那天，苏州城的家家户户倾城而来，浩浩荡荡来到虎丘，外地唱曲家也纷至沓来。先是万众起唱，后比出优胜者数十人，再唱再比，优胜者渐次减少，最后在一片宁静中由一位水平最高的演唱者登场，“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一刻，听者寻人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张岱：《陶庵梦忆》卷五：虎丘中秋夜）青代李渔也用诗句记述过这种曲会，说赛曲过程中万众极其投入，声声喝彩把演唱者的情绪激扬得无以复加：“一赞一回好，一字一声血，几令善歌人，唱杀虎丘月。”（李渔《虎丘千人石上听曲》）……
社会性痴迷是一种很值得玩味的文化现象。……在中国艺术史上唐诗和书法都产生过长时间的社会性痴迷，社会的精神翅翼围着它们转，人生的形象、生活的价值都与它们不可分，为着一句诗、一笔字，各种近乎癫狂的举动和匪夷所思的故事都随之产生，而社会大众竟也不觉为怪。[2]
正是这种“不可思议的社会性痴迷”， [3]“社会的精神翅翼围着它们转，人生的形象、生活的价值都与它们不可分”， “戏曲”、“唐诗和书法”等文化艺术形态，也就承担了中华民族“心灵养护”的功能。它也是世界“四大文明”为何只有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蹒跚走到今天，而且又面临着复兴的契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其他三大文明都在宗教的排他性和极端性的“远征征服”中消亡、衰败和固滞，只有“淡于宗教”甚至“缺乏宗教”的中华民族，运用文化的温情和诗意来滋润和调节自己的“心灵”，才坚韧而疲惫地穿越千年抵达当代。
因此，文化对于中华民族多么重要，它是中国社会的“精神翅翼”及其“人生的形象、生活的价值”。
二、文化关系与文化力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经济产生巨大转型时期。它的历史判断，乃是二千多年的小农经济逐渐开始瓦解，而进入了市场经济阶段，因而是中国历史上里程碑式的重大转折期。八十年代末的中国文化学者已有如此的判断：“十年以前人们己经预感到中国将发生重大变革。在那个十月, 当人们流着眼泪涌上街头欢呼雀跃, 当遭放逐而离散了的亲人重新团聚在一起的时候, 人们知道一个新时代到来了。但是, 在胜利的热情和劫后余生的悲慨当中, 人们不能预计到新时代会包含着如此丰宫的内容, 包含着如此多的困难、艰辛甚至危险。十年来迅速的时代发展和历史变迁, 超出了人们的所有顶言, 也打破了人们的预测和规划。中国社会在各方面的变化速度让人震惊。”[4]
如此社会经济的“变化速度让人震惊”，它处在一个焚毁和重建的时代，或者说是解构和重构的时代，甚至可以说，“经过几千年漫长历史，锁闭的、自成体系的黄土地文明或文化已走到了末路。”[5]有的学者称之为“雅努斯时代”，“雅努斯”又名为“坚纽斯”，它是是古罗马的著名两面神, 他的一张脸朝向过去, 一张脸朝向未来，而他本身则是喻示着在历史的回顾与未来的展望中煊变着的现在。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雅努斯的时代。一方面是历史的财富与重负, 另一方面是一个向我们逼近、挑战的未来。这是一个充满希望与痛楚的现在。”[6]
在“雅努斯时代”的中国众多社会结构关系中，文化转型跟不上“变化速度让人震惊”的社会经济转型，它无力为中国社会提供饱满而有力的“心灵养护”，从八十年代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到九十年代的《回家》再到新世纪的《浮沉》，文化一直无法成为社会经济的“前卫”，而长期处在“后卫”的位置，如同“面对新的临界点, 理论和实践关系的旧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文化和社会经济的“旧模式”也同样是“已经不能适应”。如果说生产关系的“后卫”，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制约性因素甚至羁绊，那么，文化关系的“后卫”状况同样也是如此，“不能适应”生产力以及文化力的“时代发展和历史变迁”。
这种不“适应”症，使中国国民在“变化速度让人震惊”的社会转型之中茫然失措，“心灵飘泊”，无所归依，从而导致文化失范，“精神翅翼”及其“人生的形象、生活的价值”斑驳化和模糊化。在2012年8月3日《凤凰网·非常道》专访吴天明一文中，吴天明谈到目前的所谓电影“大片”时称道：
现在这些作品是什么东西呢？不是说所有的作品，而是其中一部分，它们是什么东西呢？把老祖宗的东西都不要了，不是说老祖宗那些古板的儒家学说，而是我们民族自古以来，几千年以来所坚守的、赖以生存的一些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像一些改编自经典文学作品、戏剧作品的东西，都弄成啥了？对不对？就是瞎解释一通，企图拿现在这些狗屁不通的现代观念来重新解释这个作品，但结果说的是啥？>我看了以后觉得特别幼稚。你看，到处是千疮百孔的情节和人物，包括人物的台词，幼稚之极。咱们现在还把这些都捧作是“大师之作”。>人云亦云这东西真是没头脑了。现在也没有电影评论了，都是吹，一步一步地走这个走那个，最后还是要赔钱，但结果还是有人投资。我就搞不清楚了。我不明白这个什么大师崇拜的现象，我搞不清楚。这种东西把中国观众不知道引到什么地方去。反正我分析这东西就是，这些所谓商业大片，唯独缺的就是精神>，就是不知道在说什么，不知道它想告诉人什么。
这种文化失范，并非电影界所独有，它还弥漫在文化的各个层级。例如目前大量电视综艺节目中的“美丑不分”，甚至“以丑为美”，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已经到了非审美而是审丑时代了，价值观出现了颇为严重的倾斜乃至是颠倒。互联网中文化伦理更是一片混乱，出现了“芙蓉姐姐”和“小月月”这样的道德怪胎。此外，在政治文化以及国民人格文化中，“官本位”的等级化观念，小富即奢华的“暴发户”心理，“一个人是条龙，十个人是只虫”的“内讧”现象，礼仪文化的缺失倾向，这些文化的集体无意识或者底色，都已经无法与国际化的社会经济发展适应。如此的文化关系，不但难以承担起为中国社会供给精神资源，产生一种文化力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且，内部的无序状态使社会经济“让人震惊”的“变化速度”不能形成可持续性发展的动力及其潜质。
因此，文化确实到了需要自觉的时刻。当“锁闭的、自成体系的黄土地文明或文化已走到了末路”，站在“末路”，需要回顾头去，重新检索一路创造的文化“珍珠”，扬弃与当代不相适应的文化“遗物”，并注入新鲜的文化“质素”以及“血液”，并不断辅向未来的文化道路。
三、生活方式、集体记忆与国民人格
文化概念非常宽泛，甚至有时颇难界定。余秋雨在2010年7月27日第四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演讲中称道：
文化到底是什么？这个概念，现在越来越重要，因为我们现在重视文化，大家认为不重视文化的时候讲文化重要，其实在重视文化的时候讲文化更重要，为什么？重视文化的时候，特别容易把文化搞的很散、很乱、很杂，到最后谁也不知道文化是什么了，好象什么都是文化。但是到什么都是文化的时候，文化就找不到了。那么我们现在似乎就有这样的情景，提倡文化是好事，但是似乎什么都是文化了，文化的主心骨找不到了。
他为文化确立了一个概念，即文化是变成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这里，它涉及到三个关键词，“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习惯”，因此，文化应该是群体性质的。从文化的层级划分，则是有着生活方式、集体记忆与国民人格。文化自觉，自然也是关涉到生活方式、集体记忆与国民人格等三个层级。如此，目标系统较为清晰，需要自觉的对象也就可以深入思考和反省。
我赞同仲呈祥2012年4月12日在上海戏剧学院《高等艺术院校的文化担当》为题的演讲中对于文化自觉的观点，即“能不能化人，能不能养心，坚不坚持引领，关键还在于文化自觉。文化建设者倘陷入盲目，势必误人子弟；文化领导者倘陷入盲目，势必酿成灾难。”显然，他的忧虑乃是源自于对于社会现象进行冷思考之后的理性总结。他阐述了文化自觉需要面对的三种关系，一是是文化“化”人与文化“化”钱的关系，应当坚持以“化”人，即把人的综合素质“化”高作为终极目标；切勿以降低人的素质为代价急功近利地“化”钱；二是艺术养“心”与养“眼”的关系，真正的艺术是需要启人心智的，不是只注重感官、刺激人快感的；三是文化引领与迎合的关系，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四、民生、民主、民雅的“三驾马车”
在阐释了文化自觉的背景及其概念体系的关键词以后，将逐步深入文化自觉的具体内容及其途径的关键词，从深层次理解和思考文化自觉的现实状况与出路。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提升，目前形成了一个普遍的认识，即中国的硬件建设已经与发达国家逐渐接近，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所谓的“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甚至可以说是已经超过部分发达国家的基本水准。但是，中国的软件建设，尤其是国民的素质状态以及精神等级，先不论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就是“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也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我每次出国访问回来，面对国内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国民素质差距，都不禁想起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过的一句话：中国可以成为一个大国，但是很难成为一个令人尊重的强国。固然，撒切尔夫人的话语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和人种偏见，但是，对于中国人而言，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警示。在中国努力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以及对世界发挥更大作用的情况下，提高国民素质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国家紧急任务。
众所周知，由于中国近百年来饱受列强欺凌，一直挣扎在满足温饱的生存线上，加上长期的农耕社会传统，国民素质不适应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社会发展阶段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必然需要经历的一个阶段。但是，当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及国际交流和合作也发展到新的状况，如果仍然满足于小农经济时代的国民素质，则必然影响到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国家形象，也使国家的经济发展缺乏真正的国民精神支撑系统，从而也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复兴进程。《南方周末》2006年9月28日发表了石岩、马捷宁的《>中国游人，你丑陋吗？》称道：
“中国人，便后请冲水”，“请安静”，“请不要随地吐痰”……这种仅以简体中文标出的警示牌，正在中国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国——法国、德国、日本、泰国、新加坡等地频现。当大批游客成为中国的最新出口品时，“中国人”却成了不文明、粗鲁的代名词。
乱丢垃圾，坐公交车抢座，排队加塞，大庭广众脱鞋脱袜、赤膊袒胸，吃自助餐多拿多占，遇有纠纷恶语相向……9月22日，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公布了从网上征集的10类“中国公民出国(境)旅游常见不文明行为”，以上行为全部榜上有名。
“近几年来，一些中国公民的旅游陋习，严重损害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和批评，人民群众反应强烈。”中央文明办协调组组长李小满表示，将用3年左右时间，实施“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划”，维护国家的荣誉和尊严，增强国家的“软实力”。
显然，中国公民文明素质不高并非作为一名游客时才表现出来，故而它需要提高的不是游客素质，乃是全体国民的整体素质。目前，应该说是国民素质提升的关键时刻。“变化速度让人震惊”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提出要求，国际社会已经提出要求，如果不抓住这一提升国民素质的机遇期，则中国会丧失一个重大的精神等级质的提升的历史机遇。这里，国家可以提出“民雅”的概念，即民众优雅的精神和气质，并成为继民生、民主等国家发展战略目标概念后的新概念，使民雅成为和民生、民主同等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概念，从而使民生、民主、民雅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三驾马车”。当前，应该紧紧抓住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大机遇积极设计和建立“民雅”建设体系，并在各种宣传机构中进行广泛的传播和培养，从而逐渐提升中国国民的“民雅”素质，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一个优雅而有风度的世界公民，使中国真正成为世界强国。
五、文化产业化与文化福利化
文化可以成为产业,尤其是与高科技有关的艺术样式以及通俗艺术样式。众所周知，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已是国家的主要创汇产业,它不但体现了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而且,也通过文化产业催生了知识服务业以及促进了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了创意产业的繁荣。近些年来，中国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化的进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这里，需要关注的问题是，文化产业不同于一般的经济产业，它还承担着塑造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价值观的作用，尤其是在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它的重要职责是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文化产品的最终效益，不应该是票房、收视率以及其它经济指标，而是体现在对于社会道德诚信、公民精神品质的熏陶和提升。
从此意义而论，文化产业化只是文化属性的一个方面，它还有一个方面应该是它的福利性，也就是它的公益性，文化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国家责任，它融合于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城乡发展和社会进步之中，是国家价值观的核心所在。因此，需要关注文化产业化的一些负面效应，例如上海每年主办和协办国内外文艺娱乐演出活动很多，但是，它大多票价昂贵，动辄几百元以及上千元，普通百姓望而却步，上海市平均每年观看大型剧目的次数仅为0、4次；还有过分追求产业经济效益、以票房、收视率等经济指标衡量一切所带来的文化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近几年来中央已经提出“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倡导新的“道德运动”，说明了中央已经关注到文化产业化所造成的的一些负面现象。
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在制定文化发展战略时，应该逐渐引入文化福利概念，由于文化的普世性和精神性，它应该与教育、卫生一样，成为一种社会福利，每一个纳税人都有权利享受。我在接受上海《天天新报》专访时表达过如此的观点：
我认为文化应该和卫生、教育一样，成为纳税人享有的社会福利。文化是不能完全被市场化的。我们需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但是，应该少提文化产业化，一个“化”字很有可能将文化的精神功能也被裹进了经济功能，本质主义的“表述”会使文化迷失它的方向。……
中国现在很多方面都在和美国接轨，但在文化产业方面，不能完全照搬美国。因为美国历史才只有短短200多年，美国可以把文化完全作为一种产业，但是中华文明是上下五千年，中国的文化深度更厚实，文化承担着很多功能。尤其是当今中国正在处于转型期，在这一价值重塑的过程中，旧的价值观开始动摇，新的正确的价值观还未完全建立起来，在这样“漂泊”的时期，文化所承担的精神引导职能就更大。……一个国家要真正在世界上受到尊重，国民素质是相当重要的。如果把文化全盘产业化，文化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精神引领的职能就会因为市场化竞争而被忽略。[7]
这里，作为一种政策设计，凡是获得国家文化福利资助的文化项目，应该限制它的票价，以使每一个纳税人都有权利和能力享受，这是文化福利概念的核心内容。同时，要求获得国家文化福利资助的文化项目，内容是积极向上、喜闻乐见的。由此，真正保障公民的文化权益，让每一个纳税人在文化活动中“进得去”、“看得起”，拉动文化消费，增加文化福利，提升社会的认同感和融合度，使文化真正发挥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作用。如果文化福利政策能够施行，国家以后在文化战略思路上应公开明确文化产业化和福利化并举的国策观念。
六、文化产业误区
当前，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正在逐步深化，通过文化生产关系的调整，激发了文化生产力的动力和活力，使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产生了崭新的面貌。
但是，目前演艺文化事业单位改制成为企业，它的理论依据往往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前，演艺文化活动都是走市场及其产业道路的，因此，具有了元杂剧、明清传奇、京剧的繁荣，出现了程长庚、谭鑫培、梅兰芳等艺术大师。新中国建立以后，演艺文化活动国营化了，反而出不了大艺术家、大作品和大剧种了，故而应该回归市场及其产业，通过市场及其产业的自由调节关系，催生艺术生产的鲜活力量；二是美国等文化发达国家，演艺文化活动都是通过市场及其产业配置，而且，文化产业成为美国第一创汇产业，文化软实力影响全世界。
应该说，上述两个理论依据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它不全面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在此，它需要认识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演艺文化活动有着意识形态的管理属性。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和美国等文化发达国家，演艺文化活动按照市场及其产业道路运作，是没有意识形态管理属性的。现在，演艺文化事业单位改制成为企业，经济方面自负盈亏，而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有管制要求，恐怕与新中国建立以前和美国等文化发达国家的市场及其产业环境是颇不一样的，演艺文化活动运营将会存在许多问题。
二是新中国建立以前，演艺文化活动都是走市场及其产业道路的，但是，也不尽然。中国历史上的艺人，一直有着依附性、市场性以及依附性、市场性之间游走的三种生存发展状态，其中依附性是依附皇宫官府、富商士绅之家。许多大艺术家、大作品都是通过依附性诞生出来的。我在《论宫廷、府衙之伶人及其家族的经济生活方式》一文中写道：
伶业属于一种服务行业，它必须有所依附才能生存，或是市场卖艺，或是在宫廷、府衙、家宅中以伶才助乐，它本身不直接生产财富，而必须通过伶艺消费，从而获得相应的经济收益。……宫廷、府衙作为中国封建社会财富的最大拥有者，在他们的财富支出中，自然也会包括伶艺消费支出，而它们也成为伶业经济的主要消费对象之一。……
宫廷、府衙的政治与经济的强大性，伶人及其家族的生活能够得到基本保障，除了月俸，还有演出之后的赏银，它也成为伶人及其家族的一个重要经济收入来源。[8]
三是美国等文化发达国家，演艺文化活动确实都是通过市场及其产业所配置的，但是，由于他们有健全的市场赞助机制，财团、基金通过赞助演艺文化活动可以免税。需要了解的是，即使这样，百老汇90%的新戏都是赔钱的，只有10%的剧目是可以长期演出的。
四是与新中国建立以前相比，舞台艺术的人力成本已经大为增加，一般已经很难通过一场场的演出收益来满足工资增长的需求。如果说影视等一次性的演出，可以解决人力成本问题，舞台艺术需要反复演出，则是很难处理由于工资水平等因素增长的经营问题。
五是新中国建立以前，舞台艺术是民众的主要娱乐消费方式，当时娱乐方式较为单一，现在民众娱乐方式丰富多彩，到剧场看演出的习惯已经大为削弱，已经很难恢复当年舞台艺术的盛况了。
由此，对于目前文化产业这些似是而非的理论依据，应该有着清醒的认识以及立场。如果理论依据发生认识误区，则会使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产生重大的问题。对于演艺文化事业单位改制成为企业，不能搞“一刀切”，应该因地、因时、因剧种、因艺术种类而制定不同的政策，同时，积极做好政府采购服务、财团、基金赞助等一系列配套制度。它需要避免两个后果：一是重蹈教育产业化的覆辙；二是重蹈股份制一样“一股就灵”的覆辙，不要“一产就灵”。
七、文化不是“绣花枕头”
顾名思义，文化者文而化人，而要达到文而化人，它需要两个基本的前提，一是优质的文化内容，即化的内容；二是广泛的文化接收，即化的范畴。因此，文化建设切忌表面的大繁荣大发展，而是需要扎实而稳健地生产优质的文化产品，而将文化传播到极限场域，从而真正地文而化人。
目前，表面的文化建设大繁荣大发展颇为严重。首先，为了各种节庆活动排演的一些艺术作品，节庆活动期间演出几场，而当节庆活动结束，演出也就无声无息地结束了，而且，虽然节庆活动时似乎很热闹红火，其实，真正自愿以个人消费方式的观众不多。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排演的艺术作品只演几场，从投入产出比衡量也产生巨大的浪费；其次，按照领导要求排演或者拍摄的一些主旋律艺术作品，也往往如同上述的情形一样，只是根据宣传需要演出和放映几场，也达不到真正的文而化人以及形成浪费；再次，多种艺术的汇演以及评奖，也是颇为热闹，但也是汇演时只演几场，许多评奖以及后来获奖的作品，观众并不熟悉，而且由于评奖的潜规则，也使艺术的价值观产生了一种混乱状态。孙红雷在谈及近年中国电影现状时也称道：
其实我有一段时间不太敢拍电影，一直在拍电视剧，因为绝望了，国内的电影基本都没有自己的剧本，一个劲在跟风，电影市场存在太多的问题，就现在看似繁荣，也是很表面、虚浮的。[9]
因此，国家宣传文化主管部门应该重视文化建设的假繁荣假发展现象，不能只重视一时一地的表面“大繁荣大发展”，而应该切实而具体地扶持更多优质的文化产品，使这些文化产品扩大到最大的受众群体。主管部门需要逐步改变文化产品的绩效评估体系，除了重视重大节庆和主旋律作品的演出，更要重视文化产品的品质和传播效果，逐步建设起文化产品品质和传播的评估指标，使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真正达到文以化人。
八、国民满意指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中国经济领域逐渐摆脱GDP崇拜之风，不再以GDP指标作为地方政绩考核的核心依据甚至是唯一的依据，而是强调社会综合指数的和谐发展，提出一种“国民幸福指数”的概念。但是，在中国文化艺术领域，却仍然盛行着另外一种GDP崇拜之风，那就是文化产业GDP崇拜。它和前几年处于颠峰状态的经济GDP崇拜比较，丝毫也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切以收视率、票房、发行量等经济收入论英雄。以电视台为例，每周公布一次各个栏目的收视率调查结果，它给各个栏目的制片人和编导形成了巨大的的压力，它除了会影响到各个栏目的广告收益，还会它会影响到栏目的播出是否在“黄金时间档”，甚至是能否生存的问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会影响到制片人和编导的薪酬经济以及个人晋升发展问题。因为在电视台的管理制度以及领导观念中，“收视率是硬道理”，它是电视台的中心目标之一。
如同前述，文化可以成为产业，但是，文化除了产业属性，更重要的是精神及其意识形态属性。对于目前中国来说，信仰及其精神领域颇为令人忧虑，许多缺乏基本道德底线的社会事件不断发生，说明通过文化艺术来陶冶和提升国民素质的任务迫在眉睫。如果仅仅把文化当作一种产品或者商品，片面追求文化GDP，并以此作为衡量文化艺术工作的标准，那不但是对文化艺术的亵渎，更重要的是对一个民族以及国家精神等级的自我降低，长此以往，它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伤害以及损失远不是什么GDP所能够弥补的。在此，并非说收视率、票房、发行量好的文化艺术作品不是好作品，如果一个文化艺术作品美学和精神质量高，同时经济效益又好，那自然是一种最佳状态，而只是强调如同当年的经济GDP崇拜一样，不要对文化GDP过分崇拜或者过分迷信。
如同在经济领域破除GDP崇拜，逐步确立“国民幸福指数”概念一样，文化艺术领域也应该破除GDP崇拜，确立一种“国民满意指数”的概念。在“国民满意指数”的概念中，是一个地区以及省份、国家的国民对于文化艺术的满意度作为衡量指数，它不仅仅是迎合国民的文化艺术需求，而是引导和重塑国民的文化艺术需求。对于“国民满意指数”，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可以建立专业的课题组，进行具体的指数方案以及运作研究，并在方案通过以后，先试点再推广，使文化艺术领域确立科学发展的文化GDP观念，彻底抛弃文化GDP崇拜之风，使文化艺术回到正确发展的轨道。
【注释】
[1] 张建安：《梁漱溟之死》，《中外文摘》2007年第8期。
[2] 余秋雨：《笛声何处》，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第13页，第14页，第22页。
[3] 余秋雨：《笛声何处》，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4] 戴锦华、李奕明、钟大丰：《电影：雅努斯时代》，《电影艺术》1988年第9期，第3页。
[5] 戴锦华、李奕明、钟大丰：《电影：雅努斯时代》，《电影艺术》1988年第9期，第3页。
[6] 戴锦华、李奕明、钟大丰：《电影：雅努斯时代》，《电影艺术》1988年第9期，第4页。
[7] 厉震林：《厉震林：电影应该肩负更多的文化责任》，《天天新报》2012年3月23日。
[8] 厉震林：《论宫廷、府衙之伶人及其家族的经济生活方式》，载于刘明厚主编：《艺术化与世俗化的突围》，上海百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99页，第100页。
[9] 徐绍娜：《孙红雷炮轰中国电影虚假繁荣：没剧本只知跟风》，《新快报》2010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