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国运
纳日碧力戈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上海 200433）
摘 要：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但在社会、人文、美德等方面尚不能自称最强国。经济强大给国政奠定了基础，但经济不能代替国政，国家良治不足者，由强变弱，不能持续。国强靠“政经”，即发达的政治和经济；国运靠“生态”，即经济、社会、人文、美德之良性对转。国运呼唤强化良治，呼唤经济、社会、人文、美德之良性共生，而良治和“共生”可出自艺术生活。艺术生活即生活美学。
关键词：艺术；国运；良治；生活美学
心为物纲
“中国早已是经济大国”，这是妇孺皆知的老生常谈。最近据环球网记者引日本共同社报道，“2010年日本名义GDP为54742亿元，比中国少4044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三”，[1]即中国的GDP已经跃居世界第二。既然是世界GDP 第二强国，成为发达国家俱乐部成员似乎顺理成章，“国际社会有声音认为”，中国要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要为国际事务多出钱，多出力，多尽义务。但政府方面对此有保留意见，中国外交部政策司参赞、文稿办主任朱宏海表示“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属性，所承担的国际责任不由某一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决定，而是由事情的是非曲直、中国的实际能力等共同决定。”[2]
从GDP看，按照2010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数据，中国2008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仅为2940美元，居世界第130位，划入下中等收入国家之列。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中国2008年人均GDP排名105位，同样属于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之列。[2]
此外，这位官员也谈到经济发展布局、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以及贸易结构等方面的存在问题。不过，他的谈话仍然仅限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不直接涉及社会、人文、美德等方面的问题，似乎有了“面包”，有了“牛奶”，“一切都会好的”。就是说，如果中国的人均GDP上去了，确实达到了“世界第二”，乃至“世界第一”，那么中国就是“强国”了，经济强国就是“强国”，“强国”当然就是发达国家。这样，“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后如何转型”也就是一个合理的设问。[3]富国如何转型是“业内”说法，有业内的精当，也有业内的局限。相比之下，费孝通先生留下的那句话寓意深远，超越了业内局限：人富了之后怎么办？[4](10)首先，国富不等于民富，“人均”不等于“人人”；其次，国富民富不等于自尊自信。
宋儒张载以易为造化，造化为气的“一阴一阳”的变易；“易即天道”。佛教以心为本，天地万物为幻妄，张载并不苟同，提出“先识造化”而后穷理、知性命的思想。[5]张载强调“由象识心，徇象丧心”，[6](24)即心如“语法”，体现在万象当中；万象变幻，法心如一。经济使国力强大，但强大的是物象，不是法心；财富只可用来炫耀外形，不能用来贯彻精神。“缘物违心”者，强而复衰，衰而幻灭。我们可以不同意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论说，但他的棋戏比喻却很到位。棋子的价值由它在棋盘上的位置决定，也取决于下棋的规则。[7] (128-129)我们把木头的棋子换成象牙的棋子，这种改变对于系统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假如我们减少或增加了棋子的数目，那么，这种改变就会深深影响到“棋法”。[7] (128-129)
就是说，制作棋子的材料不会影响棋法，不管棋子是用木头做还是用象牙做，或是用金子做、塑料做，都不会影响棋手对于棋法的运用，也不会影响他们的竞技水平。这体现了“物”和“心”的关系。①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著《后工业社会》，认为前工业社会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工业社会是人与机器的关系，后工业社会是人与人的关系。②可以说，“后后工业社会”将会是人与心的关系，甚至是“我心”与“他心”的关系，即心心关系。其实，人与自然、人与机器、人与心的关系从来就不是“在场”与“缺场”的先后替代关系；它们会同时在场，有的凸显，有的遮蔽。即如卡尔·波拉尼强调，“早期经济”镶嵌在社会关系中，③人类学的经济研究集中在“道德经济”之上，具有典范意义的研究包括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圈研究，博厄斯的夸富宴研究，格尔茨的农业内卷化研究，萨林斯的石器时代经济学研究等等。[8](123)艾尔弗雷德·盖尔(Alfred Gell)不满意脱离人本的“纯艺术”，强调艺术的背后是人的社会关系，指出艺术人类学要研究“能动性”和“能动者”。[9]实际上，盖尔所说的能动性就是勾连“形”和“神”的“气”，“气”出自生活，出自民间，出自交流。
社会关系最终要追溯到心心关系，其最高境界是心心相通，“美美与共”。心心关系的纲领是艺术。有了高度艺术化的心心关系，经济、社会、人文、美德就会形成活生态，形成良性对转，互相生成，国运自然昌盛。
“抑圣限智”
《庄子·胠箧》：“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杜绝圣人，抛弃才智，就能避免窃国大盗利用圣德智术达到目的。与日常生活区隔和决裂，是培养和达致圣智的前提，“上智下愚”是其中的话语氛围。所谓圣智就是脱“物”之“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心物对立的言行。尽管心物对立是出于认知需要而采用的简化分类，尽管生活世界中并无这类泾渭分明的“心域”和“物域”，但是，心物对立及其圆融却是古今中外的永恒话题，可大致表述为形与神、图像与文本、像似与符号的对立。不过，“绝圣弃智”未免极端了些，社会总会追求属于精英的“圣智”，只是不要让这种追求脱离现实生活，不要试图“去能动性”，“去多样性”。“崇圣存智”不与万象共生矛盾，它们属于不同层面，用精神灭物资，用物质灭精神，都是走不通的。千百年来，小偷小摸屡禁不止；“下里巴人”流行一时。偷摸虽然于理不容，在场面上被嗤之以鼻，但它毕竟是社会的伴生现象，有时因“鸡鸣狗盗”而“技有所用”；“下里巴人”为艺术所自出，“爱国者”也多出自“乡巴佬”。④
在道家思想中，人是形气神的统一，形为器物身体，神为无形之精神意识，气为“无中之有，有中之无”，是介于“有形与无形之间的存在”，也是“生命产生和存在的动力和源泉”。 [10] (38-49)
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11](46)西方也有本土特色的“形神”之争，表现为图像与文本、像似与符号之间的对立。亚里士多德认为，“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虽然民族没有共同的文字，也没有相同的口语，但语言毕竟是内心经验的符号，而全人类的内心经验是相同的。[12](49)亚里士多德把史诗、悲剧诗、喜剧、酒神颂以及“绝大多数演奏术和竖琴演奏术”，看作是摹仿艺术：用颜色、图形摹仿；用声音摹仿——用节奏、语言、谐声、用笛子和竖琴摹仿，等等。[12](641)此处强调的是“象似”，既事物形象的“质感”，是自然关联。亚里士多德指出，词语涉及声音(sound)、心智状态(states of mind)和事物(thing)三者之间的关系;事物永远与它自己相同，心智状态也与它自己相同，它们独立于个体——事物和心智状态通过意动关系发生关联，一个是另一个的镜像。[13](16-17)声音就不同了。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语音，声音与事物-心智状态的关系是非意动的(unmotivated)，一个指涉另一个，但并没有镜像关系。[13](17)亚里士多德在语言起源自然论与俗成论之争中站在俗成论一边，认为名词是约定俗成而有意义的声音，而动物发出的模糊声音虽有意义，却不能算作是名词。如此推论，符号可分为属于人类的俗成“名词”(nouns)和属于动物的自然“征象”(signs)。亚里士多德的“心智状态”属于心理范畴，是语言使用者头脑里的东西；“心智状态”属于全人类，不是个体现象，是普世现象。[13](18)
有一种典型表达：诗为时间艺术，画为空间艺术。[14](48)达芬奇认为绘画是比诗品味更高的艺术，因为绘画是出自上帝之手的自然仿制品，而诗不过是关于人类行动的赝品；绘画以自然和科学的手段来摹绘表征，因而能确保真实。相反，雪莱则认为诗高于其他艺术形式，因为作诗的媒介即语言是非自然的：语言任凭想象，随缘而生，仅仅和思想发生关联。[14](78)莱辛不仅把诗和画严格区分开来，把诗看做是时间艺术，画看做是空间艺术，还将它们社会性别化，诗如男性，画如女流。米切尔以图表总结了莱辛的诗画二分对立观：
画 诗
空间 时间
自然指号 任意（人工）指号
（natural signs） （arbitrary (man-made) signs
狭窄领域 无限范围
模仿(imitation) 表达(expression)
身体 心智
外部 内部
无声 雄辩
优美(beauty) 崇高(sublimity)
眼 耳
女性 男性[14] (110)
这种男尊女卑、上智下愚的观点显然不局限于某国某代，中国有，西方有，古代有，现代也有。
美国哲学家和指号学家皮尔士（Charles Peirce）把指号(sign)分为三类：征象(sign)、对象(object)、释象(interpretant)，而征象、对象和释象又各自分为三类，其中对象三分和目前的语言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关系较大，它们是：象似（icon）、标指(index)、 象征(symbol)。征象是第一，它和第二（即对象），发生“三维关系”，并由此决定了第三（即释象）的存在，使释象也与这个对象保持同样的三维关系，征象、对象和释义保持“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15]美国语言人类学家西尔弗斯坦解释说，皮氏“指号三分”中的“第一”建立在指号载体的性质之上；“第二”建立在所指实体的性质之上；“第三”建立在信号受指体(entity signaled)和信号发出体(signaling entity)之间关系的性质之上，即建立在被交流之意义的性质之上。[16](11-55)象似是对其所指的自然模拟，不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照片、地图等表现了典型的像似关系。标指是根据语境取得意义的指号，它处于象似和象征之间，有象似性，也有约定俗成，研究者们常常用 “连续性”(contiguity)来描述它的性质。例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弹洞与子弹联系，看到弹洞就知道有子弹从中穿过，弹洞是标指，指向子弹。以弹洞指子弹并非任意，而是出于它们之间有自然联系，这也是我们的生活常识。同时，弹洞与子弹之间的关系也是连续性的，即从弹洞的指号到子弹的实物，存在由甲推乙的过渡。不过把子弹比作屠杀或者复仇，比作正义或者邪恶，则具有约定俗成的成分了。
皮尔士的三性（Firstness, Secondness, Thirdness）理论对打破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有重要意义，它也和中国古代的形气神三元观遥相呼应，尤其是他的“第二”（如标指）和道家的“气”存在许多可比较的特点，标指和气都有“指向”作用，它们总是指向某物和某事，因而是一种“动能”，是连接像似和象征、形和神的桥梁。也许老庄所说的“绝圣弃智”或者“绝圣弃仁”较为偏激，而费孝通先生关于精英艺术出自大众艺术，大众艺术出自社会生活的论述[4](4)是公允之说，社会需要圣仁，也需要民俗，更需要上下左右的沟通和交流。绝圣弃智要让位于“抑圣限智”，“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需要。
心物合于“艺”
当今世界，从形物的角度观察，工业文明进入信息文明，“科技兴国”口号日显不足，“艺术建国”运动正在兴起。国运要服从“艺韵”，心物对立要在“美德”中得到中和。“艺韵治国”、“美德觉民”的时代到来了。马克思主义把原始共产主义描写成人人平等的社会，把共产主义社会描写成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形成的更高阶段上的人人平等社会。从本文的论点出发，无论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发达共产主义社会，都是一种理想社会，不管名称如何，用何种文字表达，理想社会应当是形气神高度和谐的社会，而现代各类社会形态总体上是形气神不和谐的时代，时而形压倒神，时而神压倒形，“心物对立”，缺乏“艺韵”，轻视“美德”，是这些社会形态的特点。
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一个学习仿制的过程，充满跌宕起伏、矛盾冲突。本以为通过“闭关锁国”就可以自我维持的中国皇帝，最终屈服于“坚船利炮”外敌，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夺取了文明的皇冠，反把过去的文明降格成为“野蛮”或者“落后”。中国哭喊着被推向现代化，精英们“壮怀激烈”，以“邓世昌式”的悲愤投入“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始，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终，难以摆脱心与物的纠结，陷入“糖衣炮弹”的窘境。一方面中国在“形物”层面上拼命学习仿制西方，在“神心”层面上竭力对抗“西化”，另一方面那不可捉摸的“西方”却不断发展变化，从一个“文明”跳跃到另一个“文明”，令人目不暇接，追赶不及。
但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两个变化遇到一起了，一个是机械文明，一个是信息文明。也就是说，在他们那里，这两个文明是分阶段发展的，而在我们这里，这两个文明却重叠在一起了。⑤
相对于许多发达国家，中国建设公民国家的历史不长，不存在“启蒙运动”，发展一直是个“硬道理”，解决吃饭问题，解决富民问题，是当务之急。现在，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富起来了，对于他们来说“科技兴国”的任务已经完成，“文艺兴国”⑥成为目标。但是，不可否认，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没有富起来，他们不得不面对“科技兴国”和“文艺兴国”的生活世界。此外，物质经济的飞跃发展，让一些人忘记了什么是“富”，对于他们不存在“人富了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因为他们“富无止境”，过去的“万元户”就是今天的穷光蛋——他们永远富不起来。其实，人富需要“艺”，人穷也需要“艺”，艺术永远根植于民众生活，永远是现实社会的一部分。其实，人的生活由古人所说的形、气、神三部分组成，这三个部分共同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可分割，也不能分割，“形富”而“气枯”、“神贫”的现象属于异化，属于社会人文的“生态失衡”，不属于常态。人类社会的正常状态应当是形气神的“共同致富”，“一个也不能少”。其实，即便是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也讲究“行规”，并非我行我素，无视他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富起来，恰恰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人际交往的“行规”，知道如何在制度和关系之间找到空隙，知道如何运用“行为艺术”。不过，他们的“行规”是圈子内的“行规”，对于圈子外就无所顾忌了，“该出手就出手”。这种讲究圈内圈外、人际区隔的“行为艺术”是碎片化的“行为艺术”，不属于人性本真，也不属于“自然规律”，是“机械文明”“发育不良”的后果，更是人为割断形气神关联的结果。大圈子形气神被割断联系，小圈子形气神乃成“应激反应”，人们一方面说礼崩乐坏，人心叵测，一方面龟缩到自己的小圈子内，彼此信任，礼仪有加。“桃园结拜”，“梁山聚义”，原本惠及全社会的“大行为艺术”让位于圈内“小行为艺术”，对内兄弟相称，对外怒目相向。
全球化的网络交流，便捷的交通手段，更加不允许中国人先“科技兴国”，后“文艺兴国”；⑦他们要“浓缩人生”，什么都要，“一个也不能少”，要把“机械文明”、“信息文明”乃至iPhone文明叠加起来，在中国吃麦当劳，到外国办孔子学院。近些年来方兴未艾的海外民族志，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深远的象征意义。后冷战时代的海外民族志不应该是也不会成为殖民主义时代的海外民族志，它代表人类主体化、个体化的冲动，⑧也代表有国有族而又能够超越的时代追求。
现代中国的国运取决于“科技兴国”和“文艺兴国”是否能够协调得好，是否能够做到“艺韵治国”、“美德觉民”，即取决于艺术是否能够再次融入社会生活、人际关系和价值体系。艺术之要在于“艺”，不在于“术”。费孝通先生说“艺”就是“韵”，[4](10)一言中的，如书法，如舞蹈，如做人，都讲韵律。韵是差异，也是差异的和谐，即“和而不同”。艺术以及由艺术支持的美德会给国家运行带来韵律，持久的良治需要有韵律，韵律体现在万物共生之中。曹操诗《步出夏门行》有名句：“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以物质调养精神，以主体统辖客体，便是以调养和统辖之“气”协和形神二极，达到“三元与共”的境界。国运呼唤强化良治，呼唤经济、社会、人文、美德之良性共生，而良治和“共生”与艺术生活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皮尔士从切身体会出发，提出万物归逻辑，逻辑归伦理，伦理归美学(aesthetics)，这和费孝通先生关于人富了之后要寻求文艺的说法有相通之处。
心物截然二分不足取。求物不求心，人生目的尽失，活着没有意义；求心不求物，生活失去物质基础，精神失去形器居所，最终会向现实妥协，导致言行不一的“诛心”后果。艺术是勾连心物的桥梁，做事需要艺术，做人需要艺术，思维需要艺术，记忆需要艺术，认知也需要艺术。心物合于“艺”。
Arts and the Nation-State
Naran Bilik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Social Sciences, Fudan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Though China has become an economic superpower it is still yet to be stronger in terms of civil society, humanities, and ethics/virtue. Strong economy ha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tate governance; but economy is not the substitute for state governance. If a state lacks good governance, it will become weakened and will not last long. A strong state needs both strong politics and strong economy; the fate of the state cannot be decoupled from the "ecology" of economy, society, humanities, and ethics/virtue. The good fate of the state demands good governance and the symbiosis of economy, society, humanities, and ethics/virtue. Good governance and "symbiosis" comes from arts of life while arts of life means aesthetics of life.
Key words: arts, the fate of the state, good governance, aesthetics of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