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建：如何研究中国古代生活美学——以六朝生活美学为例

如何研究中国古代生活美学——以六朝生活美学为例

中国艺术研究院 李修建

[摘要]最近几十年来，哲学界、史学界纷纷转向了对日常生活的研究，这一转向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就美学而言，生活美学、日常生活审美化等议题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生活美学能否成为一个研究视角，以之对中国古典美学进行重新审视？本文将以六朝生活美学为例，对中国古代生活美学研究的可行性展开探讨。相比传统的审美思想、审美范畴、审美文化研究，在研究范围上，生活美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了，它改变了此前的美学研究以文艺为中心的研究方式，举凡衣、食、住、行、休闲、文艺、民俗、时尚等关联人们生活的重要文化现象，皆可纳入。在研究方法上，除传统的史论结合、文献解读之外，可以借鉴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采取整体论的视角，将日常生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置于社会文化语境之中加以解读。如服散，作为六朝重要的文化现象，不仅是一种养生活动，它反映了士人生活观念的重要变更，还牵涉到士人日常的交游等等。其次，可以借鉴田野调查式的研究方法，对典型人物或典型文化现象进行个案研究，以局内人的眼光深入其内部，对个人生活史加以挖掘，探讨其中的美学意蕴。

[关键词]生活美学；六朝；整体观；语境；实践

最近几十年来，日常生活成为学界共同关注的研究对象。20世纪，哲学界不乏对日常生活进行反思与批判者，如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马克思主义对日常生活更是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如列斐弗尔、赫勒、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近些年来兴起的文化研究；在史学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以往长时段、大跨度的宏观性历史研究方式进行了反思，出现了日常生活史、微观史学的研究，开始关注日常的、民众的、个体的、具有不确定性的领域；在美学领域，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有关日常生活审美化、生活美学的探讨成为热点问题。凡此种种，构成了一种具有范式意义的日常生活研究转向。在这种转向的背后，体现出了我们所处时代的哲学观念和历史观念的深刻变化。

本文所要关注的是，生活美学能否成为研究中国古代美学的一个新的视角？生活美学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问题上，与传统的美学研究相比，有何创新与独特之处？本文以六朝美学为例，对上述问题试做探讨。[1]

一、生活美学的研究对象

中国美学史的系统性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展开，三十年里成绩斐然，出版了大量著作。这些著作，依照理论取向和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三种范式：一是审美思想史，如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先秦卷”和“魏晋南北朝卷”，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等著作可为代表；二是审美范畴史，如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陈望衡的《中国古典美学史》、王振复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史》等是其典型；三是审美文化史，陈炎主编的《中国审美文化史》、许明主编的《华夏审美风尚史》、周来祥主编的《中华审美文化通史》堪称典范。前两种写法，都以哲学论著和文艺理论著作为研究对象，提取其中的美学思想和范畴，属于形而上的研究，第三种写法，则提倡一种“大美学”，认为美学不惟研究思想史，应将文艺作品、器物、民俗、节日等纳入研究的视野，其研究取向介于道、器之间，将形而上和形而上结合了起来。[2]

顾名思义，生活美学史研究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美学，但其研究对象并不像看上去地那样清晰。

首先要追问的是，我们研究的是谁的日常生活。宫廷的日常生活、士人的日常生活、市民的日常生活、民间的日常生活、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一方面可能遵循着同样的哲学观念与时空观念，另一方面在表现形态上又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需要加以辨析，分而论之。就六朝而言，以庄园经济为基础的世家大族构成六朝生活美学的绝对主体，不过，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南方为汉民族政权，北朝为少数民族政权，南北地区在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上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大差异。即使同为南方，吴地土著和北方侨民，在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亦有所不同，，在研究过程中皆需加以注意。

其次，生活美学史需要研究生活观等问题。人们所持的生活观念和生活理想，往往会深刻地影响到其生活方式和美学实践。因此，生活观是我们把握生活美学的重要线索。需要看到，一个时代的生活观，是由多种因素塑造而成的，如哲学思潮、经济状况、社会背景等等，在诸多因素之中，总能找出若干起到关键作用的成分。比如，在六朝时期，玄学思潮、世族政治、庄园经济是铸成士人生活观念的主要因素。其中，玄学思潮尤其重要，它深刻影响了六朝士人的立身行事，正是在玄学的影响之下，才有了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有了魏晋的重情思潮和任诞之风，有了“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处事态度。东晋以后，佛教又进入了士人的日常生活，对其生活观念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同时，世族政治和庄园经济为士人的政治身份和日常生活提供了多重保障，他们藉此方能尽情地追求衣食的享受，山水的娱乐，文艺的创作。

在对生活观作出分析之后，进而需要探讨此种生活观对士人审美实践的影响，如对自然、文艺、享乐、休闲等问题的观念与理想。比如，东晋士人倾向于追求一种安稳恬逸的生活，以谢安和王羲之为例。谢安“及登台辅，期丧不废乐。王坦之书喻之，不从，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于土山营墅，楼馆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肴馔亦屡费百金”[3]；王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4]他们营构园林，亲近山水，与友朋往来游宴，追求人生的欢愉，不计较经济上的花费。这种生活体现出了安逸的特点，不似西晋士人“过把瘾就死”的极端享乐观。[5]

以上两点，是从形而上层面对生活观及其影响的美学观念的分析，生活美学史接下来要研究的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审美事象了。这一层面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关涉到衣、食、住、行的各个领域。约而言之，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物质文化层面，如服饰、饮食、居室、园林、车马、日用器物、工艺等等；其二体现于日常活动之中，如文人交游、文艺活动、游戏娱乐、节日庆典、民俗风情等等。当然，对上述物质文化与日常活动的研究并非泛泛进行，否则就变成了生活史或民俗史的研究了，而是需要从美学的角度，选取最具代表性、最能体现时代生活理想和审美精神的物质和活动加以研究。具体到六朝而言，褒衣博带的服饰，巾、帢、木屐等服饰元素，士人园林，园林中能体现士人审美趣味的动植，日常使用的青瓷器具，六朝士人的清谈活动，文人的游宴（如金谷之会、兰亭之会），饮酒服药，南朝佛教兴起之后的民俗节庆等等，皆可纳入研究对象。

就研究资料而言，除了正史、笔记等直接的史料，他如诗文、小说、艺术作品、文艺理论著作、墓志、档案，以及绘画、雕塑、插图等图像性资料，都应视为研究材料。除此之外，考古出土文物是重要一块资料来源，如画像石、画像砖、碑刻文字、出土器物等等，它们对于再现生活情景很有必要。以六朝而论，南京博物馆收藏有大量六朝器物，基本是从世家大族墓中出土的，这些器物对于探讨六朝士人生活美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应该成为研究的一个重点。再如，有些器物是为民间所用，不是自墓中出土，不为博物馆所重，而为个人所收藏的。如笔者最近拜访了南京艺术学院的李立新教授[6]，他近年来在做六朝设计史的研究，收藏了数百件六朝器物，包括陶器、瓷器、瓦当、日用工具（锤子、锯子、刀、麻绳）等等，这些藏品之中有好多是博物馆不重视没有的，但对于探讨六朝人们的生活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他送给笔者一个小物件，长约十公分，一端为掏耳勺，一端为小摄子，铁质，已是锈迹斑斑。此物件为六朝人的日常用具，用于掏耳朵和修理眉毛或胡须。再结合南京博物馆中所藏大量陶制、瓷制和铜制的香𤋱，便很可理解六朝士人“𤋱衣剃面”的自我修饰之风了。当然，此类材料往往为私人所藏，不易搜求，只能尽力为之了。

二、生活美学的研究方法

比较而言，生活美学史与审美文化史、审美风尚史，在研究对象上，除了前者要研究生活观的问题，以及偏重于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精神的探究，多有相类之处。生活美学史的研究要想有所突破，需要在方法论上进行创新。

目前出版的审美文化史和审美风尚史的研究，是一种静态式的研究，书法、绘画、雕塑、民俗、服饰、舞蹈、饮食等文化事象，逐次讲来，而甚少关注它们之间的关联和互动。实际上，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加在一起，方才构成了人们的生活世界。

有学者已对这种整体性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初步探讨，如台湾学者郑毓瑜的《六朝情境美学》（台湾里仁书局1997年版），她认为：“所谓‘美’本身，其实很难只是一种孤立于媒介表现上的经验，‘人’身或者‘文’章之所以能够展现或召唤美感，必然是牵涉了观者与被看者、作者与读者在观感世界的角度上、沟通传达的方式上，乃至于彼此在身份阶层、生活品味上，有着某种程度的连系接合；也就因此，不但艺术美典必须与人伦品鉴并比合观，所有审美律别的建立，又必得奠基于‘宇宙秩序’（时空天地）与‘社会秩序’（人际交游、社会集团）之上。换言之，对于六朝美学更深广的探讨，就应当是为了发显‘人’（包括作者、读者；观者、被看者）究竟是以什么样的身心情态处在大自然与人文环境中，乃至于可以展现具有美感的实存体验；而这样一种交错时间、空间与社群等多重脉络的存在关系网，既为审美主体的本然真存，复又为所有人文艺术活动的生发场域，我们称它为‘情境’。”作者倡导在“多重脉胳的存在关系网”中对六朝美学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方法，作者虽未明言，实际上已经具有了人类学的特点。

笔者近年来从事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从中获得了一些方法论的启示，以为生活美学史的研究可以借鉴人类学的方法，从下面两个方面入手。

其一，采用整体论的视角。人类学注重语境研究，强调的是整体性的研究方法。就艺术人类学而言，它将艺术视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将艺术置于社会文化语境之中进行整体性的观照。比如，澳大利亚艺术人类学家霍华德·墨菲对艺术有这样的认知：“艺术品通常具有多种功能，它们服务于多种多样的目的，需要在物质文化的社会整体语境中进行分析。因此，艺术作为有意识的人类行为方式，只能在人类行为的各种关系及客观性语境之中进行理解。”[7]其他相关学者对艺术也多持类似观点。对美的认识同样如此，荷兰审美人类学学者范丹姆认为，美是一种社会的建构，在特定的社会中，美的观念与社会文化理想存在着关联，当社会文化理想发生变化时，美的观念也会随之变化。[8]以此来看六朝生活美学，我们所要研究的物质文化、文学艺术以及日常活动，便不能孤立出来加以研究，而要置于六朝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加以整体性的考量。同时还要注意，六朝是一个大的时空概念，社会文化语境无往不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所导致的生活世界以及审美理想的变动，需要加以分析。

以魏晋清谈为例，美学领域对清谈的研究，多集中于清谈的形式、内容及其审美意义。从一种整体性的眼光，放在魏晋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来看，清谈是魏晋名士之间的重要的社会交往活动和娱乐活动。此一活动的进行，需要有场所、道具（麈尾）、召集人、参与人、旁听者，清谈之前，或许对议题有所准备，清谈的过程，追求表达的逻辑性和审美性，论辩的生动性和激烈性，很像一出富有表演性的“社会戏剧”，清谈之后，观众会有所品评，意犹未尽的参与者可能还会“退而著论”，以写作的形式继续论辩。就时代而言，曹魏时期的清谈和晋代清谈又有所不同，前期更注重理论性的辩驳，西晋以后，尤其到了东晋，清谈更趋向了游戏性。可以说，清谈在魏晋士人的文化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它往往由最具权势而又热衷此道的人物召集，如王导、司马昱都曾担当召集人，清谈一般在这些人物的居所举行，有时也到户外山水之间，它一方面成为士人展示自身哲学素养、进行学术交流与获得社会认同的舞台，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士人之间的交游，使得以世族为中心的社会结构更加稳定。同时，它对于玄学的发展，对于文艺理论的话语方式，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再以饮食为例，饮食应该置于宴饮的语境之中进行分析。宴饮是一种更为日常也更为重要的一种活动，它具有政治的、社会的、审美的等多重意义。“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是公民的还是家庭的，宴会都体现了以一定价值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9]同时，它不仅仅与饮食相关，还涉及到器具、居所、乐舞、诗文等诸多文化元素。名士的宴饮，如七贤在竹林之下的肆意酣畅；诸阮以大瓮盛酒，围坐一起，与群猪共饮；西晋八达关在屋中裸体欢宴；谢尚身着衰服参加宴会。凡此种种，皆是友朋之间的交往行为，一概不合礼法，旨在追求人生的适情与快意，表现自身行为的任诞与率真。西晋时期，奢侈成风。石崇宴客，居室极尽装饰之能事，连厕所也铺设得华丽异常。宴会开始之后，让美女行酒，客人不喝者就杀掉劝酒的美女。王济宴请晋武帝，侍女皆衣着华美，器具亦备极精洁，所上饭菜连武帝都闻所未闻。何曾一食万钱，犹言无下箸处。西晋士人所进行的穷极奢华的“夸示性消费”，虽则使其生活中充满了美学意味，虽则有助于建立他们的社会声望，但是，在其审美精神上，是不合社会伦理规范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对此需要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这一层面，在研究过程中同样需要揭示出来。

其二，采取个案研究的方式。个案研究是人类学研究的特色，它一般会选取一个或若干个地点，深入到第一线，进行田野调查。选取的个案，需要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够小中见大。我们亦可借鉴这种个案式的研究方法。由于生活美学终归是人的生活，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几个具有典型性的士人，通过对其个人生活史的剖析，来解读一个时代的生活美学。

就六朝而言，具有代表性的士人非常之多，如嵇康、阮籍、王衍、王导、谢安、顾恺之、王羲之、谢灵运等等。此处以顾恺之为例作一简单分析。

顾恺之在后世以绘画知名，在南北朝时期，是和张僧繇、陆探微齐名的画家，然而他的声名远远高于其他二人，对他的解读，自然不能仅仅从画家的身份入手。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顾恺之撰有《启蒙记》三卷，《启疑记》三卷，《顾恺之集》七卷（梁时为二十卷），这些书均失传。我们已无法从直接材料中见出顾恺之的生活观。在《晋书》中，顾恺之入“文苑传”，与左思、袁宏等人并列。《晋书》本传的写作多采《世说新语》，记录了诸多他的嘉言睿语、轶闻趣事。综合相关史料，可以大概勾勒出顾凯恺之的生平及生活信息。恺之出生于吴郡顾氏，顾氏为吴姓大族之一，这样的出身使他有条件跻身于上流社会之中。他博学多才，工诗文、绘画，善谐谑，时人称他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他的社会交往是很值得探讨的，他所交往的对象，全是最上层的人物，如桓温、桓玄、谢安、殷仲堪等人，他担任过桓温和殷仲堪的参军等职。在东晋危机四伏的政治局势中，顾恺之凭借秀拔的才能与幽默旷达的性情，周旋于枭雄桓温和名相谢安等人物之间，并深受其亲昵狎爱。他时常与他们登山临水，也是清谈活动中的常客，还与桓玄等人探讨诗文书法。从其立身行事来看，顾恺之迹近于东方朔之流的“俳优”，不过，他在诗文上的才华、绘画上的天赋，以及诙谐的性情与宽厚的气度，都体现出了浓厚的美学趣味。比如，他吃甘蔗先从根部啃起，他的解释是“渐入佳境”。他描绘会𥠻的景色：“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10]将日常生活给以颇具诗意的解释与叙述。

作为一个知名画家，顾恺之的绘画是需要重点加以解读的，他 “以形写神”的绘画理论历来备受推崇。对这一理论的理解，亦应置于六朝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顾恺之的个人生活史中来看待。通过史料来看，绘画是顾恺之进行人际交往的重要媒介。他精于人物画，人物画是最受时人所重的画种。此一期间，画像的目的，第一有其人伦教化目的，曹植所说的“存乎鉴戒者图画也”和王廙所说的“学画可以知师弟子行己之道”即指此也，顾恺之所绘《夏禹治水图》等可视为此类。第二，为先王或先人画像，具有膜拜与纪念意义，顾恺之所绘《司马宣王像》、《阮咸像》、《阮修像》、《晋帝相列像》、《司马宣王并魏二太子像》等属于此类。第三，在世之人绘像，则带着很强的审美意义了。从史料来看，这种现象在当时亦属普遍。如顾恺之绘有《谢安像》、《刘牢之像》，谢安、刘牢之等皆属同一时代之人。在《世说新语》的记载中，他还主动为殷仲堪画像。顾恺之的绘画在当时大受重视，如谢安称赞他的绘画“有苍生来所无”，可谓推崇之极。究其原因，第一，顾恺之浸润于魏晋人物品藻的文化氛围之中，他的绘画敏锐地捕捉并传神地呈现了魏晋士人的审美理想，即“以形写神”，既重视人的形体外貎，更重视人物内在的神情风度。据《画云台山记》，顾恺之创作的天师，“瘦形而神气远”。这正是魏晋时人“秀骨清相”的审美观的绝佳体现。第二个原因同样不可忽视，顾恺之所交往的，正是谢安、桓温之流的最上层人物，他们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共同体，共同体成员有着类似的价值观，彼此标榜，互抬声价。谢安对顾恺之的评价，亦应放在这个层面上进行解读。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一个例子是陶渊明，陶渊明在东晋寂寂无名，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他出身低微，不入主流文人群体。

其三，借鉴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20世纪八十年代，国际学术界出现了一股“文化转向”，见之于史学界，便是“新文化史”的出现。新文化史的两个突出特征是关注表象和实践，“‘实践’是新文化史的口号之一，也就是说，他们应当研究宗教实践的历史而不是神学的历史，应当研究说话的历史而不是语言的历史，应当研究科学实验的历史而不是科学理论的历史。”[11]以这种“实践”观来理解美，那么可以视为美是在实践中生成的，是动态化的，是进行时，强调的是行动与过程。进而言之，美学史就需要研究美的实践的历史，亦即美的创造、呈现、欣赏、消费等等美学“实践”。这与我们上面提及的人类学的整体观多有相合之处。很典型的例子是古代文士的交游，便涵盖了游艺、宴饮、诗文唱和、歌舞、山水、宫室、园林等多方面的美学与艺术活动，是一个立体的、动态的过程，需要结合具体的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进行研究。

新文化史的性别研究同样值得关注，以往的美学史研究不考虑性别问题，实际上所隐含的是一种男性的视角，女性美学基本被排除在外。生活美学，特别是中唐之后市民社会兴起以来的生活美学，倘能引入女性美学的视角，应能为中国美学史的书写注入新的活力。此外，新文化史所关注的以饮食、服饰、居室为重点的物质文化，以及身体的视角等，都值得生活美学进行借鉴。此外不再展开论述。

约而言之，生活美学在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上，相比以往的美学史研究有创新之处，能为中国美学史的写作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