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法：“文艺”一词的产生、流衍和意义

“文艺”一词的产生、流衍和意义

张 法

【内容提要】“文艺”一词是中国在现代进程中用古代以“文”为核心的艺术体系对接西方以“艺”为核心的艺术体系而产生出来的语汇。在这一对接过程的造词中，从“雅艺”到“美术”到“艺术”到“文艺”。文艺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艺术体系总称，二是文学这一艺术，由此产生三义，即文学之学又成了文艺学。文艺一词是互动的产物，但文艺与艺术作为两套语汇同时存在，又因对方的存在而变幻着语义。

【关键词】文艺，从雅艺到艺术，从艺术到文艺，中西互动，文化关键词

2011年，中国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中产生了一件大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了新的《学科授予与人才培养目录》（2011），原在文学门类下面的艺术学一级学科，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升级为学科门类，成为第13个学科门类：“艺术学门类”。从此“艺术”与“文学”并位而立，在学术体制和教育体系中结束了长达一百多年的艺术从属于文学的历史。这一体制性的变化具有十分深厚的文化和现实意义，但尚没有改变“文艺”一词所关涉的复杂内容，也没有改变“文艺”一词作为文化关键词的含混。本文且从“文艺”一词入手来理解这一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变化反映的中国现代进程中文艺的复杂演进，更主要的是以此为入口，进入“文艺”在其产生和演变中所内蕴的复杂内容。先定一下调：文艺一词的出现及其演化是在世界现代性进程推动下的中国现代性进程产物，具体来说是在这一进程中由中西文化体系所决定的中西艺术体系的互动和汇通而演成的结果。目前中国现代性进程并未完成而尚在中途，因此，文艺一词所包含的明晰与模糊、定义与语用、忽宽忽窄的混杂，还会继续下去。本文希望理解这一词汇作为文化关键词出现以来的内容、语用、变化、游走、含混，从而把握住这一语汇所关涉的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内容。先从语汇现象入手进行基本的逻辑分析，然后进入这一语汇的历史发生与演进，最后回到当下事件，以加深对其未来演化的理解。

一，文艺：一词三义及其关联复杂内容和逻辑纠缠

“文艺”这一现代汉语词汇，是文学艺术的简称，“文学艺术”作为一个词包含了两个不同的语义：一是文学和艺术（含两项），二是文学这一艺术（仅一项）。由第二点，又引申出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学科：文艺学，文艺学不是文艺和艺术之学，而仅是文学这一艺术之学即文学之学。文艺学虽然多一“学”字，却把文艺一词搞得更复杂，因此，可算做“文艺”一词的第三种语义。在文艺的三种语义中，第一和第三最为复杂绞缠，第二项较简单，但由于与第一项关联并与第一项在字面上矛盾而变得复杂。且将“文艺”的一词三义一一道来：

第一语义，文艺作为文学与艺术。这意味着文学不是艺术，与西方文化的基本定义不相同。在西方，艺术首先包括六大门类，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戏剧、文学，加上后来的电影和电视剧，共八大门类，文学是艺术之一种。当文艺一词指文学和艺术的时候，这里的艺术显然没有文学，而是除了文学之外的其它艺术。在西方也会有文学和艺术的提法，这是由于艺术一词的复杂历史所造就的，在西方，艺术一词由于词义的变化历史，曾有三种语义，一是只指绘画，二是指包括建筑、雕塑、绘画在内的美术，三是指包括一切艺术门类（即上面讲的八大门类以及其它小门类如舞蹈、工艺、摄影等）作为总名的艺术。当西方把文学和艺术并列来说的时候，艺术只指绘画或只指美术，但中文说文学和艺术时，艺术则指除了文学以外的其它所有艺术。因此，“文学和艺术”这一语汇，出现在西方，只是指艺术总类中的两个重要门类，[1]出现在中国，则是指的整个艺术体系。何什么中文里，文学会单独列出来与其它众多的艺术门类并列呢？盖因文学在中国文化中的高位：文学高于艺术。当文学高于艺术的中国文化面对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平等的西方艺术体系之时，把文学与艺术并列成为文艺一词，既可以含中国文化以文学为高位的艺术体系之义，又可以含西方文化把文学和其它艺术门类视为同一的艺术体系之义。从而文艺一词，无论从中国思维去看，还是从西方思维去看，都可以接受，可知，文艺一词是中西文化汇通的结果。

第二语义，文艺即文学艺术即文学这一艺术，在与绘画艺术、音乐艺术、电影艺术、摄影艺术这些词放到一起，就可以知其“文学艺术”的语义为何。但是由于第一义强调文学与艺术不同，第二义强调文学是一门艺术，语义正好冲突，因此当“文学艺术”作为第二义出现时，总让人感到不习惯。比如当在西人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中读到“语言是文学艺术的材料”，在俄人沃尔科夫《文学理论》中读到“作为艺术门类的文学艺术” [2]时，会感觉到其用词不仅画蛇添足而且引起理解混乱。然而，西人和俄人之所以如此用词，是其文化体系使然。在西方（苏俄也认同于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知识体系），文学属于艺术，而艺术的目的是追求美，美是艺术区别于其它知识的本质特征，强调文学作为艺术，就是强调文学的本质属性而区别于其它非本质属性。这正好与中国文化传统中，艺术中最高的是文（学），文（学）的目的是“载道”（服务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不同的。如果说，当文学艺术的语义是“文学和艺术”之时，中国文化在中西互动与汇通中的占了优势（因为文学保持了高位），那么，当其语义为“文学作为艺术”之时，西方文化在中西互动与汇通中占了优势（文学只是一门艺术）。从而“文艺”的一词二义，同样是中西文化汇通的结果。

第三语义，文学艺术是文学这一艺术，文学之学也就顺理而成为文学这一艺术之学即文艺学。以学术方式和学科的形式言说文学，在西方至少有两个传统，英语里的literary theory（文学理论）和德语里的literaturwissenschaft（文学科学）。当东亚受西方文化冲击的时候，这两种西方类型都经日本的二传而进入中国，前者以“文学概论”一词进入中国（典型地体现为后来本间久雄的《文学概论》一书），成为民国时期的主流话语。后者以“文艺学”（日本学人用的汉字是“文芸学”，芸即艺）一词进入中国（典型地体现在当时冈崎义惠的用文艺学为名的论著），在民国时期影响不大。然而，德国literaturwissenschaft（文学科学）进入苏俄，以俄文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文学科学）为旗帜而蔚为大国，当苏俄的文学科学在中国革命的高涨中进入中国，中国则用日本人早年传入的“文艺学”一词对接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而成为中国的文艺学。共和国前期苏俄理论一统天下，文艺学也成为学科的正式名称。[3]日本人引进文学科学，是为反对日本的学界把文学作为文献来研究的“国文学”，突出和强调文学是一种艺术，要从艺术（即美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因此，把德国的文学科学译为文艺学，这个“艺”是为了让文学不是成为文献之学而是成为艺术之学。苏俄承接德国的文学科学，同样认为文学是艺术的一种，但认为整个艺术都须为政治服务，因此，文艺学成了服务于政治的政治之学。而这一政治之学，正与中国文化中“文以载道”相契合，从而，文艺学终在共和国后成为文学之学的法定名称，由此可见，文艺学从命名之初，西方思想体系占了优势，但演化之中，又回到中国思想的优势，改革开放后，文艺学又重学西方，要回文学本性，即强调文艺学之“艺”的艺术和审美，然而，西方文论的演进，也走向远比文学更广的“流派理论”和深入社会的“文化研究”，以至文艺学界一些有影响的学人把文化研究作为文艺学的方向。从更广的深层上看，改革开放后的文艺学，最初文学作为艺术之学占上风，接着，文学作为研究文化的入世载道之学开始上扬。总体而言，文艺学在名称和内容上都在中西的互动和汇通中摆动招摇。

文艺一词三义，在讲究学术规范的今天，令人困惑。正本需要清源，这一词汇是怎么产生又怎样演进的呢？这就得回到整个中国现代性进程的过程之中去了。

二，艺术体系：中国文化以“文”为核心和西方文化以“艺”为核心

在世界现代化之前，中西文化各走各路，西方文化形成了以“艺”为核心的艺术体系，中国文化形成了以“文”为核心的艺术体系。知晓二者的差异，是理解在中国在现代性进程的中西汇通中产生出“文艺”这一妙词的基础。

西方的艺术体系是以art（艺）为核心的。西方现代的art (艺术)一词源自拉丁文ars,此词又可以追溯到希腊文techne（技艺）。[4]无论是拉丁文ars还是希腊文techne，其词义,都更接近英文technique (技艺) 或artfuness(精技) ,这正显出西方艺术在起源时的核心。在古希腊，艺可以低，如理发之艺，可以中，如绘画之艺，可以高，如几何之艺。但都有一个基础，讲究techne（艺）的法则（order）和规律（rule）,艺是可以传达的，因此，mimesis（模仿）成为艺的代名词，画家所画之床模仿现实之床，而现实之床模仿理式之床。Art(艺)之能被模仿在于其规律，西方最高的规律是λóγος（logos/道）。古希腊之logos（道），词义甚多，主要有三，一是比例[5]，有了它,具体事物和具体艺术呈现为美，其二是逻辑，有了它，几何学呈现出自己的科学性、逻辑性、美学性；其三是道，有了它，柏拉图推出了与现象事物不同而又决定现象事物之为此物的理式（idea/form）。因此，logos（道）的一词三义：理式、逻辑、比例，构筑了西方之艺（art）的现象基础（比例）和本体基础（理式）。在古希腊宇宙中一切皆有art（艺），但对艺的划分是不同的，这一不同在古罗马在中世纪又有一系列变化。现代被称为艺术核心的东西，比如绘画和雕塑，在古希腊是与烹调、医药等同类的techne（工艺），在中世纪也是与各类手工艺和行业技术同类，从社会等级上说，叫粗俗艺术(vulgar art or servile art)，从技术上讲，叫机械艺术（mechanical art），区别于具有高尚性的几何、算术、天文、修辞、音乐之类的自由艺术。到文艺复兴的意大利，绘画、雕刻、建筑被灌注进了高尚的思想、科学的精神、优美的情怀，在文化重新建构和知识的重新分类中，三者与一般的技术区别开来，成为了Arti del Disegno（美的艺术）。此词和词中之义传到西方各国，法文词是beaux art（美的艺术），法国学人在西方现代性的区分性运思中，进一步扩大词义，让美的艺术成了既区别于行业工艺，也区别与道德之善和科学之真的具有现代美学意义上的艺术体系，即把建筑、雕刻、绘画、音乐、戏剧、文学这六大艺术作为一个整体的艺术。艺术的目的是追求美，与现实之艺的功利不同，与科学求真和伦理求善不同。随着大英帝国在世界现代性中的绝对优势，由对应法语beaux art而来的英语fine art把西方现代的艺术体系带向世界，这一艺术体系在历史的演进中，fine art（美的艺术）被简化成了大字母A开始的Art（艺术），其后又被简化为用小字母a开头的art（艺术）[6]。无论怎么变来变去，其核心，都是古希腊以来的，包含着理式（本体之美）、逻辑（形象思维）、比例（形象之美）的艺术。综上所述，艺术一词，由于其历史原因，可作古代世界中的广泛之艺，也可仅作艺术法则之艺；在艺术体系，可作文艺复兴时以绘画、雕塑、建筑为一体的美术；由于文艺复兴时绘画的高位，也可以只指绘画；还可作后来的包括各门艺术在内的艺术体系。但无论在哪一个范围里使用，内蕴着希腊三义的艺（techne）是其核心。特别是与中国艺术体系的比较中，其以“艺”为核心的特色更为突出。

中国的艺术体系以是“文”为核心的。中国艺术来自于远古的诗乐舞合一的图腾仪式。文的字源，是仪式中进行活动的人（巫）的身体上具有装饰的外观（最初的文身和后来的服饰面具），文即人之美。由于仪式中人（巫）的重要性，文作为人的外观，其词义扩大为整个仪式的外观，即整个仪式之美，因此，巫、诗、乐、舞、祭器、祭品都是文，即为整个仪式之美。视觉上，五色成文、错画为文；音响上，五声成文，“乐，声之文也”，“声成文，谓之音”（《礼记·乐礼》）；语言上，“言，身之文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仪式中作为文字前身的符号是“文”字，仪式中的器物，叫“文”物（《左传·桓公二年》“文物昭德”）。由于仪式在社会文化中的重要性，仪式之文又扩大为整个社会之文。孔子称尧舜“焕乎有文章”，赞西周“郁郁乎文哉”，章炳麟解释说：“孔子称尧舜焕乎有文章，盖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谓之文；八风从律，百度得数，谓之章；文章者，礼乐之殊称也”（章炳麟《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人在创造社会之文的同时，也以相同的眼光来看自然，日月星，天之文；山河动植，地之文。明代宋濂也说：“天地之间，万物有条理而不紊乱者，莫不文”（宋濂《曾主助文集序》）。正如西方的“艺”有高低之分，中国之文也有高低之分，特别是在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过程，社会上所有的色、声、味之文，都被看成是“饰”（人为的装饰）而遭到道、墨、法、以及孟子这样的儒家的全面攻击，成为次要之美，而“文”只在文字和由文字而来的文学上，保持着社会、文化、道德、哲学的高位，优于其它的艺术门类。在以后的演进之中，是各门艺术相继进入以诗文为核心的艺术体系之中的演进，其中书法、绘画、音乐中的琴，因为与士人美学的紧密关联，而进入到了艺术体系的高位，但其它艺术门类，舞蹈、雕塑、建筑、戏曲、小说、版画、年画，或想进入而进入不了高位，或根本安于自己的低位，而在已经是高位的书、画、琴中，诗文仍拥有绝对的高位。五代北宋时的绘画，有了如西方文艺复兴时代一样的高涨，也如西方文艺复兴一样大倡具有科学性的谨细拟物的写实之风。然而也正是在这时，士大夫提倡文人画，让诗书进入画中，成为画的高雅性标准，正如中国的音乐，一直让声乐处于高位，所谓“丝（弦乐）不如竹（器乐），竹不如肉（声乐）”（《世说新语·识鉴》），“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贵人声也（《礼記．郊特牲》），让文学的歌词主导着音响旋律。因此，文在中国的各门艺术之中，处于核心和主导的地位。在中文之中，“文”与神圣性、思想性、美学性相连，文学之美，其境界要言不尽意和有言外之意，与儒家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兴焉”（《论语·阳货》）相通，与道家的“道可道，非常道”（《老子》一章）相契。文学的境外之境，象外之象，韵外之致，与儒家“子欲无言”（《论语·阳货》）的境界和道家“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中”（《庄子·天道》）同调。而艺，甲骨文金文中，是人双手捧树欲种，体现植树之艺，在远古文化之中，树与种树，皆具有神圣性，因此，植树之艺引申为一切技艺，有高尚性的六艺，有精美性的工艺，有低俗性的技艺，无论高与低，艺强调的是一种活动中的技术层面。因此，在中国文化的体系和思维中，虽然文中也有艺的一面，从艺可以呈现文，但文与艺，文离道更近，而艺离道稍远。中国文化自远古到清代，文高于艺，既是基本常识，又是社会共识。如果非要用一个西方型的艺术体系对照起来看中国，那么，中国的艺术，诗文最高，然后是诗文书画或琴棋书画，然后是音乐、舞蹈、工笔画、宫室园林，然后是小说、戏曲、版画、年画……总而言之，艺术体系中，与文接近、文气越多就越高，与文越远，技艺越多匠气越重就越低。正因如此，当西风东渐，西方艺术体系进入中国，中国人如何面对中西艺术体系的差异而重建中国现代的艺术体系，就变成了一个问题。而正是在这一差异的互动和汇通之中，“文艺”一词在多种机缘之中产生了出来。

三：从雅艺到美术到艺术：西艺东渐的最初演进

中国并没有西方式的艺术体系，因此当西方艺术体系于清末进入中国之时，有三个方面的对应，西方艺术中最易引人注意的是绘画，对此，直接面对西方的国人用中国已有的“画”“绘画”“图画”去对接，此中也创出了可显示西画特点的“油画”（张德彝，1870），但对于中国没有的美术馆，就用词多样了：斌椿、张德彝、郭嵩焘、郑观应、薛福成、王韬、彭玉麟、李圭、志刚、马建忠等分别或共同用了：画院、画阁、画会、画楼、集古楼、藏画库、丹青院、炫奇会、赛珍会、绘画石刻院、国家大画局……但绘画属于什么大类呢？国人已经直感到了西方的艺术体系，如1877年韦廉臣《腓尼基原流备考》说“自腓利基而后，道探性命者有人， 艺精星术者有人， 切深格致者有人，而诗歌之雅、词曲之工、音律之谐、画绘之精者更不乏人”，但对于诗、乐、画不知如何归类。当国人和传教士按照中国体系对之进行归类命名时，有“雅艺”（颜永京，1882），“上艺”（花之安，1884）、“美艺”（林乐知，朱树人，1897）。传教士花之安《自西徂东》第57章“上艺之华美”的解说，很能切合中西的实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奚以称之为上艺乎？夫上艺虽非德行，而实与技艺不同。技艺者，为世所适用，而上艺则为人所美观，而不拘于用世，所以与技艺不同也。孔圣之门有六艺之名，曰礼、乐、射、御、书、数。而泰西之上艺则有五，建造、雕刻、丹青、律乐、诗歌也。”[7]然而，甲午战后，大兴学日之风，日本人1871年参加奥地利万国博览会，官方文书用汉字“美术”对接德文“美的艺术”（Saidchöne Kunst)，1882年，著名学人西周在《美妙学说》中肯定了“美术”一词。美术，作为“美的艺术”的对译，作为西方艺术体系的汉字命名，在日本大为流行。虽然作为汉字文化的日本，以汉语文化去看，也用过“雅艺”一词（如西周在1867～1874年间），但几无影响。以西方文化去看，也在用“艺术”一词，而且，艺术从最初的广义之“艺” （如1873年室田充美译《经济新说》、1875年中村正直写《改造人民的性质》、1882年福泽谕吉写《帝室论》中所用的“艺术”一词）到作为艺术体系总称的“艺术”（如1878 年,中江兆民受文部省委托翻译《维氏美学》），形成了美术和艺术互相争胜的局面[8]。虽然最后，如整个汉字文化圈一样，在对艺术体系的命名上，“艺术”战胜了“美术”。然而，美术在日本曾有的辉煌却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最初对西方艺术体系的接受。旅日人士，如李筱圃（1880）傅云龙（1887），李春生（1897）等，受日本使用汉字“美术”的影响，把“美术”一词带到中国，这只是与旅欧人士用绘画等词去对接西方艺术之一的绘画等相同，后来蔡元培、王国维、鲁迅等，按日本方式，用“美术”一词去对接西方的艺术体系之时，则完全压倒和取代了颜永京、花之安、林乐之等的“雅艺”、“上艺”“美艺”，使“美术”一词，成为了西方艺术体系的对应词。蔡元培从1900年的《剡山、二戴两书院学约》到1918年《国立美术学校成立及开学式演说词》的一系列文章，皆把美术一词用于整个艺术体系，在前文中说“美术学”是“写性灵之作，如诗词绘事”[9]，在后文中说“美术本包有文学、音乐、建筑、雕刻、图画等科。”[10]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1904）《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1905)《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1906）等诸多文章里，都把“美术”用于整个艺术体系，包括诗歌、小说、图画、雕刻、音乐、戏曲。鲁迅从《摩罗诗力说》（1907）到《拟播布美术意见书》（1913），同样也都把“美术”用于整个艺术体系，在前文中说“文章为美术之一”，在后文中说“美术云者，即用思理以美化天物之谓……如雕塑、绘画、文章、建筑、音乐皆是也。”然而，随着对西方原著和西方理论了解越多越深，中国也与日本一样，不久“美术”代表整个艺术体系的资格被“艺术”所代替。而美术则回归到造型艺术的位置上。当然，艺术代替美术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此期间，这一两个词也相互换用，比如就是王国维写《红楼梦评论》也偶用“艺术”一词（即“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而在《古雅在美学中之位置》用“艺术”和“美术”的出现频率，据李心峰统计，前者（16次）已经高于后者（7次）。到1919年初，吕澂在《新青年》杂志第六卷第一号发表《美术革命》，文中严格区分了艺术（art）和美术（fine art）,并感叹“国人多昧于此”[11]。但这并没能让“美术”作为艺术的总称马上消失。不但当时之大家，如李大钊在1917年发表的《美与高》里用“美术”指艺术总体，把美术与科学对举，到1927年，黄忏华写艺术概论，取名仍为《美术概论》，到1931年，蔡元培写《三十年来中国之新文化》其中的“美术部分”，就包括整个艺术体系。蔡元培之所以如此，因在他的心中，正如其在《美术的起源》（1920）中所说：美术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专指建筑、造像（雕刻）、图画与工艺美术（包括装饰品等）等。广义的，是于上列各种美术外，又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等。”[12]然而，总的说来，也正是在1920左右，即蔡元培提出美术有广狭二久，吕澂要严格区分美术只有狭义而艺术拥有广义，从而“艺术”作为整个艺术体系的总名，基本上确定了起来。但所谓的“基本”，是因为在中国真正与西方艺术体系的总名相对应的，不仅是落实到与西方原意相同的“艺术”上，而是涌现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一词上。这一复杂的纠缠是本文的要旨，放到后面讲。这里需要探讨的是：为什么中国不是直接用“艺术”一词，而是先用“雅艺”，后用“美术”去对接西方的艺术体系？

核心的问题是，“艺”在中国文化中，不像上西方techne/logos/form那样，与形而上的意义相连，而仅是地位不高的工匠技术相连。但西方的art（艺术）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强调的是“艺”（techne），从而，国人最用“雅艺”“上艺”“美艺”去对接art，很明显，用“艺”字反映了西文的原貌，用“雅”或“上”或“美”表明这“艺”不同于中国之“艺”，是上流的，高雅的，崇美的。继而用美术，一则受日本的示范性影响，二则又合西文fine art的原义，三则用“术”去对接“艺”，在中文里，“术”具有技术性，但不同于实用行业中“艺”的技术（重点在“技”），而乃高尚行业中的技术（重点在“术”），如研读典籍的学术，政治运作的权术，学道炼丹的方术，堪舆风水和各类预测中的数术……然而，西方art的原意核心在“艺”，因而中文的“艺”字，在西方的坚船利炮/工业机器/科学/哲学/文化/思想的强大影响之下和互动之中，不断地从价值低下的实用行业之技术，向上提升，进入到了高尚的具有文化思想层级的艺术之中。清末之时，徐寿于1857年和黄遵宪于1877年在行文中出现“艺术”一词，含义皆为“工艺”[13]。郑观应《考试》（1884）提出制度构想，分文学为六科：文学科、政事学、言语科、格致科、艺术学、杂学科。艺术科有哪些呢？“凡天文、地理、测算、制造之类皆属焉”。基本上是数术工艺一类。中华传教士编的《格致汇编》第五年秋卷刊（1890）的《格致书院新到格致教习》，讲当前形势是： “中国风气日开，而艺术日精”，读下去，这“艺术”指的是“精究制造工艺”。1902年在主持京师大学堂的张百熙所拟《钦定高等学堂章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分科表中，高等学堂和预备科各为政科和艺科，艺科里有：“伦理、中外史学、外国文学、算学、物理、化学、动植物学、地质矿产学、图画、体操。”这里的艺，皆高级之“术”，而在大学分科中分为七科：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文学科中有：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工艺科中有：土木工学、机器工学、造船学、造兵器学、电气工学、建筑学、应用化学、采矿冶金学。[14]这里可看到，“艺”这一名称，正在开始从工业技术中脱离出来，工业技术强调“工”，后来则固定为“工”，成了工科，而“艺”正在向“文”上靠拢。只有作为西方艺术之一的建筑学因技术性很强而留在了工科之中。1903年张之洞入主京师大学堂，出台《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加了经学科为八科，强化了文学科，对艺术来说，在建筑学里加了美学科目，在当时的语境里，美学等同于美术（即艺术），正如西方美学可以等同于艺术哲学一样。在王国维、蔡元培的行文中，美学和美术都是换用的。1906年王国维写了《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在批评张之洞方案的同时，提出了自己“文学科大学”的分科方案。分为五学科：经学、理学、史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五科之中皆有美学科目。1912年民国教育部发布《大学令》《大学规程》取消经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1913年颁布“七科之学”方案要，文科有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四门，哲学门下中国哲学类和西洋哲学类，两类各16个科目里，都有“美术及美术史”（即美学及美学史亦即艺术及艺术史）。工科11门里有建筑学门。[15]这样，“艺”在实业上的用法已经消失，变为“工”以及其它具体专业的名称，其它艺术则进入以“文”为名头的学科门类之中。虽然这反映的是学科体系的演进，但这一演进也与知识体系的演进紧密相关，在文化整体中，当“艺”的内涵离开具体行业和专业的“技”之后，用“艺术”去对接art就名正言顺了。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之中，对艺术体系总体的用词，经历着用“艺术”代替了“美术”的演进。前面讲了，这一变化在1920左右基本完成。但就是“艺术”作为艺术体系的总名完成之时，一个新的现象也基本成形，这就是用“文艺”一词去指称整个艺术体系。其实，这在上面讲的教育体制上学科体系的形成中已经有所透露。

四、文艺和艺术并置与变义

西方艺术体系的总名，在中国经历了一个由雅艺到美术到艺术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实现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词汇条件，“艺”的含义要从低级性“技术”转成为高尚性的“艺术”，这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影响下，在art原意的推动下，必然而且终于现实了，并由西方art的原样，保证着艺术一词按原义去使用；二是现实条件，中国艺术体系是以“文”为高位和特征的艺术体系，当国人面对西方艺术体系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要在现实中体现出来，因此，在提到艺术体系总体时，总要把文学专提出来，放到作为总名艺术之前，如梁启超《新民说》（1902）有“凡一国能立于世界，具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王国维《人间嗜好之研究》（1907）有“若夫最高尚之嗜好，如文学、美术”，还有“文学、美术亦不过成人之精神的游戏。”李大钊《美与高》（1917）有“绝大手笔之文学家、美术家如李白其人者”……文中“美术”一词皆是艺术体系的总名。当“艺术”一词代表了美术之后，这一双词并列现象仍然如固。如1929年鲁迅译的《现代新兴文学诸问题》里有“何况向科学、哲学、文学艺术伸手”[16]；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有：“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17]；1953年林默涵在《文艺报》第2号发表《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说胡风“否认文学艺术中的党性原则”，1978年周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18]……都是在艺术前面加上“文学”一词，其实际上的功能，是把在中国文化中并无高位的其它艺术门类，提高与文学一样的高位。通过这样的用词，既接近西方的原意，同时建构着中国现代文化中艺术体系的新观念。但这样做的效果，一是把文学摆在了艺术之首，二是把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分成了两类，一是文学，二是除了文学之外的其它艺术门类成为艺术。[19]从而，这一中国现代的艺术观念既与西方有所差异，又与中国古代有所不同。这样，在现代汉语里，合文学与艺术才等于西方的作为艺术体系总称的艺术。这一既强调“文学属于艺术”，又强调“文学为艺术之首”的“文学艺术”一词，按中文的语用逻辑，可被简称为“文艺”。

但“文艺”一词出现，除了语用逻辑之外，更深层也更重要的，是在中西艺术体系互动中的文化心理的暗中驱动和现实情势的实际需要的结合。文艺一词的出现也有一个从模糊到定型的过程，1909年农工商部主办的《商务官报》从巳酉第23期到巳酉第27期，连载《万国保护文艺美术版权公约》这里“文”是文字，“艺”是工艺技术。1912年，李叔同与柳亚子发起组织“文美会”并主编《文美杂志》，这里“文美”即“文学美术”的简称。但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发表《欧洲现代文艺史谭》一文，1916年李大钊在《晨钟》创刊号上发表《<晨钟>之使命》，写有“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1916年蔡元培在《东方杂志》第十三卷7～9号上发表《赖斐尔》提到“文艺中兴时代”，梁启超在1904年他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时，对Renaissance，一会用“文学复兴”，一会用“古学复兴” [20]1906年，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用的是“文学复古”。与梁章之文大约同时的黄节、许守微、邓实等，或用“文学复兴”或用“古学复兴”。后来1909年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用了“文艺复兴”[21]。蔡元培与周作人一样，用了“文艺”，更重要的是蔡文中还提出“文艺之学”，并将之与神学、哲学、法学并列。这里的“文艺”已经是整个艺术体系的总称。紧接着文学革命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先锋作用，显示文学在艺术体系中领头功能，因此，与艺术代替美术的演进同时，文艺作为艺术体系的总称也开始出现，而且西方文学观念和艺术观念的引用成为潮流，在这一潮流的影响下，李叔同把《唐书·裴行俭传》中的“士之致远者，当先识器而后文艺”的“文艺”作了今解，并教诲给学生丰子恺[22]。梁启超在后来写《清代学术概论》的开头，却说当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里写的是“文艺复兴”。由上之例，可以看到，中国学人的意识中一直有强调要把“文”灌注到西方艺术体系中去的思想，这里还包括了中国之“文”与西方之“文学”的差异等复杂问题，不宜在此展开。重点在于，西方的“艺术”在中国变成了“文艺”。

文艺成为了艺术的总称，一个巨大的文化和语言背景，在于中国与日本和苏联的互动。日本对文学的解释，综合了中国古代的文（兼有文学、文物、学问三义）和西方的文学（literature）,这样在西方艺术体系之中，文学属于艺术，因此，文艺一词在日本，既包含了作为艺术的文学，又包含了整个艺术体系二义。日本与中国一样，文艺既让汉字文化圈的文融入到西方的艺术体系之中，又用西方的艺术体系来校正汉字文化圈的把文学做成文献学问这一倾向。正因为反对日本学界的国文学把文学只做为文献学来研究，冈崎义惠用文艺学来对译德国的文学科学（literaturwissenschaft）而成为文学理论的名称。文学理论是文艺学，文学也就是文艺。这种一词二义的现象也出现在苏俄文化之中，受西方重大影响，俄语中没有文艺一词，文学（литература）和艺术（искусство）各是一词，但由于文学属于艺术，作为艺术旧词（художество）的形容词“艺术的”（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既可以用在艺术一般上，意为“艺术的”；也可以用在狭义艺术的美术上，意为“美术的”；还可以用在文学上，意为文艺的（即强调文学的艺术特性）。引而伸之，文学作品可称为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文艺作品）。似可说，当中国受日语影响进入接受苏俄文化之时，不但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成为“文艺”，苏俄对接德国literaturwissenschaft（文学科学）而来的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文学科学）在中文里也成了“文艺学”[23]。更主要的是与日语一样，文学、文艺、艺术三个词是可以互换的。在中国文化内因的基础上，在日苏两文化外因的影响之下，一是“文艺”一词成为艺术体系的总称，二是德俄的文学科学在中文里成为与日本一样的文艺学，三是文学、文艺、艺术三词可以互换使用。我们看到，在20～30年代，日本有《论日本文艺学的树立》（冈崎义惠，1920）《国文学与日本文艺学》（高木市之助，1931）等一系列论著出现，苏联有《文艺学》（佩列韦尔泽夫、波斯别洛夫编，1928）《列宁与文艺学》（卢那察尔斯基，1932）等一系列论著出现，同时，日苏著作以文学、文艺、艺术为名的论著大量而译成中文。影响了中文的表述方式——

首先，在文艺作为艺术体系的总名上，在中文里有两套词语，一套是按西方原义，为艺术，一套是中国新义，为文艺。二者可以互换。但“文艺”作为艺术体系的总称是主流。在国民党主导的话语里，有三民主义文艺运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通俗文艺运动等，其主导的刊物，有《文艺月刊》《民族文艺》《文艺先锋》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伧在1930年1月1日《中央日报》上发表《三民主义的文艺底创造》讲什么:“要以三民主义之思想为思想，思想统一以后，三民主义的文艺自然就会产生了。”在共产党的话语里，30年代在自己管区里创办有《苏区文艺》、《特区文艺》、《边区文艺》等，在国统区的《新华日报》里有《文艺之页》副刊，40年代初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坐谈会上的讲话》，建国前夕，成立了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创建了《文艺报》，改革开放以来，创办有《文艺研究》等主流学术杂志……

其次，文艺可以用于（作为艺术的）文学，从而文艺与文学可以换用，而文学属于艺术，从而文艺与艺术可以换用，进而文学、文艺、艺术可以换用。这一方式在文艺一词成为艺术体系总称之时就开始出现：周作人在《人的文学》（1919）中有““在文艺批评上，也有几种可以容许，但在主义上，一切都该排斥。”[24]这里的“文艺”等同于“文学”。周作人在《新文学的要求》（1920）中，从艺术角度来讲文学，因此，文学、文艺、艺术一词不断地换用，在第一自然段里，文学一词用了9次，文艺一词用了8次，艺术一词用了13次（包括艺术家1次，艺术品1次，美术1次）[25]。这三词既可等同又有所差别，在这差异又等同的换用中，一种中国现代文化进行的中西综合显示出来。自此以后，在郭沫若、田汉、梁宗岱、穆木天、梁实秋、李健吾、黎烈文、刘大杰等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的话语中，在鲁迅、瞿秋白、郭沫若、冯乃超、胡秋原等关于革命文学的话语中，直至从共和国前期到改革开放时代关于文艺的话语中，这一方式随处可见。

第三，以文艺学为书名的文学理论论著不断出现，从民国时代到共和国前期到改革开放时代，如钱歌川的《文艺概论》（1930），霍松林的《文艺学概论》（1957），唐正序、冯宪光《文艺学基础理论》（1988）……

“文艺”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关键词的出现，并以一词三义的灵活性紧随着中国现代文化的演进而风风火火地到处流动，形成了一道耀眼的文化风景线。然而，文艺成为艺术体系的总称虽然成为最能代表中国特色的核心关键词，不过艺术作为艺术体系的总称依然存在，从黑田鹏信《艺术学纲要》（1920）蒲力汗诺夫[26]《艺术论》（1930）、蔡仪《新艺术论》（1947）到涅陀希文《艺术概论》（1958）、苏珊·朗格《艺术问题》（1983）、彭吉象《艺术学概论》（1994）……因为西方的原著和译文不断地在进行艺术体系名称的提醒。然而，正如“文艺”一词有着多义性一样，艺术一词在与文艺的对照中也至少具三种含义，一是艺术体系的总称，二是除了文学之外的艺术，三是仅为美术。第三义是由艺术一词的历史演变带来的，而艺术在第一第二义中变来变去，则是西方原意和与文艺并置而产生出来的。“文艺”与“艺术”并存和并置而产生语义变幻所内含的文化内容，令人遐想，发人深省

五、时代演进中的文学艺术换位与文艺一词的走向

中国现代文化关于艺术体系有两个词，艺术和文艺，用艺术一词指整个艺术体系时，艺术一词包括文学在内的所有艺术门类，这是西方文化的原意，用文艺一词指整个艺术体系时，艺术体系被分为文学与艺术两类，艺术是指除了文学之外所有艺术门类。这一文学被单列出来并成为艺术之首的文艺体系，体现了中国在与世界互动之中的创新。这一创新也体现在中国的教育体系和学科体系之中，从清末的学科目录到1997的学科目录中，艺术皆属文学门类，只是这一文学门类，强调的是中国古代的“文”，而非西方文化中狭义的文学（literature），所以在文学门类下面有四个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在一级学科里，才显出了文学与艺术的并列。前面讲了，在中国文化中，文高于艺，因此，艺术属于文学，不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而且是对艺术的抬高。由此可以理解1947年清华大学申请成立艺术史研究室，呈给梅校长的计划书和梅贻琦送给教育部的公文都是将之放在文学院，此乃中国思维之通例，也符合自数千年前始直到1990年代文学在各门艺术中的引领作用。然而，自1990年代以来，在文化的整体格局中，影视上升而文学降位，视觉文化显为重要而文学作用相对减弱，这一文化转变反映在教育体系和学科体系上，是艺术学一再要求不能隶属文学门类，而要自立为艺术学门类。这一要求在方方面面的努力下，2011年终于成功。这一成功的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语言上讲，各艺术门类特别是影视、音乐、美术、设计在文化中地位的上升和艺术学的升为学科门类，会对文艺一词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词汇既是现实的反映，又是主体对现实的态度。想当初，鲁迅和周作人作为重“文”的中国学人力图按照西人原意去表达西方艺术体系的时候，用的词不是“文艺”而是“艺文”。鲁迅在《科学史教篇》（1907）中有“希腊罗马科学之盛，殊不逊于艺文”，“一若今之学术艺文。”在《文化偏至论》（1907）中，有“西方有希腊罗马起，艺文思理，灿然可观。”[27]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1909）里有“希腊之化，重在哲理艺文”。[28]西方体系首先是艺术，然后才是作为艺术之一的文学。“艺文”一词在体现对西方艺术体系正确理解的同时，突出了文学的重要。后来虽然文艺一词业已形成并被普遍使用，但具体情形确为艺在先而文在后时，也用艺文一词，如1933年, 上海国立音专部分师生成立了“音乐艺文社”的社团组织，其语义顺序是：音乐，其它艺术，以及文学；其语义内蕴是：音乐是一门艺术，具有文的特性[29]。又如1938年延安成立“鲁迅艺术学院”，只有戏剧、音乐、美术三系，后来加上文学系，学院因此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上面“艺文”和“艺术文学”的取名，盖因在音专和鲁艺里，艺术占多数居要位，文学占少数居次位，从而一反普遍语用中的“文艺”和“文学艺术”。而当后来延安诸校合并为华北联合大学这后，又变成四部之一的“文艺部”，又进一步改为“文艺学院”，回归主流用语。如果当今艺术的发展使其在文化中的地位大幅度地超过了文学之后，曾经短时间地出现过的“艺文”和“艺术文学”的语用，会不会真的成为普遍的语用现象呢？

然后，不管是“文艺”还是“艺文”，是“文学艺术”还是“艺术文学”，其作为艺术体系的总称，都与西方以“艺”为核心的艺术体系原意不同，都把中国以“文”为核心的艺术体系的含义加了进去，都是中国学人在中国现代进程中与西方互动，并进行自觉性或无意识的中西综合的产物。为什么中国会出现“文艺”、“文学艺术”（或者“艺文”、“艺术文学”）这样的语用现象呢？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样的规律呢？对这两点有认真思考，于深刻理解中国文艺自现代以来的演进，应该不是没有意义的。

本文发表在《文艺研究》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