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问，首先要“大其心”
——方李莉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尊敬的王文章院长，连辑院长，尊敬的各位嘉宾和作者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新书发布的重要时刻，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场合，让我作为作者的代表来发言，我感到非常地荣幸！
这一套书115种煌煌之作，是在王文章院长的领导和主编下，以及全体作者和出版社的全体编辑的共同努力下出现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这套书的作者都是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们，中国艺术研究院从50年代建院以来就人才辈出，老一辈的张庚先生，郭汉城先生，杨荫柳先生，王朝闻先生，冯其庸先生，李希凡先生等等，为我们院今天的学术打下了很好的根基，形成了学术界的“前海学派”（中国艺术研究院以前的地址在北京市前海西街）。所谓的“前海学派”的特点是通史与个案并著，理论与实践兼行，东西方比较，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学者还要继承的传统。这一系列的专著的出版，是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在前辈们打下的基础上所完成的一系列的新的研究成果。
中国古人曾有“三不朽”之说，即：“立德、立功、立言”，我想，学者所能做的事就是“立言”。那么因为这批书的出版，将会使很多的作者从此不朽，也就是说，就算这里一些作者的生命不在了，但由于其书中所表达的研究的学问有价值，其的言论就不朽，其的思想就不朽了。由于这种“不朽”，也就能让一些重要的学者们进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境界。以上四句话是宋人张载说的，他还曾说，做学问首先要大其心，只有心与天地同大，才能体察天下万物，也才能够与天地之道相合。我认为，中国的古人很了不起，这种宏阔的心胸正是我们今人所缺乏，但又是最需要的。
作为学者我们首先要清楚，我们所处的时间坐标和空间坐标，也就是要清楚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在我们所处的地理空间中正在发生着哪些事情？其又具有哪些特征？归纳一下，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高科技特征。互联网，物联网，工业4.0，3D打印，纳米技术等高科技的出现，构成了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新的面貌，而这一面貌，必将带来一个新的人类的未来，也将带给我们一个新的观察世界和理解世界的思想角度，同时也在改变我们做学问的方式。
第二个特征，就是全球化特征。全球化的飞速发展使地球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也使整个人类社会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了一个共同的命运体。
第三个特征，人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这个困境就是战争、疾病、失业、经济危机，环境污染、自然资源枯竭，气候变暖等，这种困境不仅我们中国人难以克服，发达的西方国家也一样难以克服，今天的人类怎样才能战胜这些困境？其需要我们能产生新的思想，新的智慧，最重要的是需要如何与人相处，与社会相处，与自然相处的新的价值观。时代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了工业文明时期所产生的价值观难以再继续支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需要产生超越工业时代的新的价值观和新思想的出现的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作为学者的我们的使命是什么？这是特别需要我们去思考的问题。我认为，高科技可以一往无前地创新，并不断的向前发展，没有任何拘束，因为高科技是中性的，其可以不考虑人性，因为里面的人性和价值体系是由人文学者所注入的，因此，人文学者不是一往无前，而是要不断地回头走向人类出发的原点，去重新理解我们过去和出发的原由，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找到未来发展的方向，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才可能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
所以，越是在高科技发展的今天，我们对以往历史的研究就越重要。克罗齐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其包含了当代人的认识和思考。但我认为，任何历史不仅是当代史，也是未来史。因为，任何历史都不是死的，也不是静态的过去，其是一个活的生命体，不仅通向过去和现在，也通向未来。我们的历史常写常新，不同的历史时代都会对过去和未来有不同的看法。包括今天，我们如何认识我们的中国文化和历史？认识中国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中国的文化有什么样的特点，古代的中国为什么能在历史上领先，这其中包含了哪些智慧？这些智慧在今天是否还有用？其与我们的未来有些什么样的关联度？等等。
近期，西方学术界提出了大历史观，大文化观的概念，出版了许多不同版本全球通史，文明史，世界史，人类史，地球史等等新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有的探讨了不同文明间互动的历史，有的不仅探讨了不同文明间的互动关系，还探讨了人与其他物种之间的互动关系，甚至将人类社会放在整个宇宙空间中来思考。这种大的，做学问的心胸，对于中国的古人来讲是从来不缺乏的。中国古人没有国家的概念，但却有“天下”的概念，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来说，“天下”这两个字不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也还是是一个胸襟的概念，一个思想的概念。所以，中国人古讲“天地人和”，把“天、地、人”联合在一起，而且还要产生“和”，这是何等重要的思想？我们人类今天所遇到的困境，一切都源于我们违背了这个“和”字，由于人与人的“不和”产生了社会混乱，国与国的“不和”产生了战争，人与天地自然的“不和”而产生了许多的生态失衡问题等等。因此，今天的中国人需要重读我们的历史，我们古人的智慧。我认为，所有新的思想都是源于对历史的思考。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源自于对古希腊文化的思考，那是人类轴心时代的智慧，如果我们将眼光回溯到那样的时代，我们就会看到同样是轴心时代的先秦文化，也会重新思考中国古人的文化对于我们今天的启示。
近百年来，中国人没有新的科学技术的发明，也没有新的影响世界的思想的产生，因为我们是后发达国家。因此，我们认为，西方比我们发达，我们只需要向西方学习，照搬西方的科学技术，包括制度体系，思想体系等，于是，我们努力地学英语，努力地进行国际接轨。但是今天，我们发现世界不一样了，许多我们不能解决的困境，西方人也照样解决不了，东西方的民族开始成为了共同的命运体，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巨大的困境，需要东西方以及全球的智慧来共同解决，尤其需要中国人能贡献自己原创性的思想和科学技术，来与西方人平起平坐，共同探讨问题。所以，这就给予了我们中国学者们的一个重大的使命，一个重要的任务——如何产生原创性的思想体系。
我们如何才能够产生出自己原创的思想？我觉得一方面，我们不仅要站在中国看中国，我们还要站在世界看中国，要有极其开阔的视野。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要重新理解中国，重新理解中国的文化体系，重新认识中国的文化精神是什么？中国的文化生命力在哪里？中国拥有一些什么样的可供当今人利用的文化资源？我们应该怎样学习我们的历史，怎样开拓我们的未来？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中，我们还要继续发扬我们院的“前海学派”的通史与个案并重，实践与理论结合的优良传统。
这一优良传统不仅包括了对历史的研究，对理论的研究，还包括了大量的实地考察。我认为，任何脱离实践的理论都是苍白的，只有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才是常青，常新的。尤其是今天，世界发展得太快了，我们的思想还没有跟上去，可能许多地方都已经变化了，所以仅仅在书斋里做学问是不够的。既要做书斋学问，也要做实地考察的学问，也就是费孝通先生讲的，要从实求知。在这一方面我们研究院曾经有过非常好的传统，不仅到民间做考察，写了不少相关的专著，通过实地考察完成了国家工程十大集成中的戏曲集成，舞蹈集成，音乐集成等部分，还收集了许多民间的乐器、乐谱，民间绘画等实物资料。只有将这些不同的研究汇集在一起，才能产生这个时代的重要成果。
现在大家都在谈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但我认为，文化的走出去首先是思想走的出去，如果思想走不出去，我们的文化也走不出去。近代的中国没有产生原创性的思想，世界上最著名的哲学家不是中国的，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中国人，最著名的科学家也不是中国人。如果我们中国不能出现这样一些世界级人才，中国的文化是走不出去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要站在引领世界的舞台上，就必须要出现最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文学家等，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的文化就无法走出去，中华文明也无法复兴和崛起。因此，这个时代是一个需要有新的思想和新的价值观出现的时代，而这些新的思想和新的价值观，必须有利于让我们和世界人民一起解决许多我们共同面对的困境，我想这个非常重要。
我相信，在本届领导班子的领导下，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一定能够成为国家在文化艺术发展方面的智库，因为这个国家、这个世界太需要智慧了，太需要思想了。我愿意和全体的同仁们共同努力，完成这项使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