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与魏晋人物
中国艺术研究院李修建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世说新语》是一部经典著作。提到《世说新语》，大家或多或少有所了解。中学语文课本中有一篇《周处》，说的是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和山中猛虎，水中蛟龙并称“三害”。后来周处改过自新，终于成就一番事业。这则故事即出自《世说新语》“自新”篇。《世说新语》记载的众多人物大家就更熟悉了，比如三国时期的曹操、曹丕、曹植父子，竹林七贤、东晋名相王导、谢安，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等等。
一、《世说新语》究竟是怎样一部书？
先来看看《世说新语》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位置。中国古代的著作，最常用的是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比如《四库全书》，就是按照这种分类方式。这四类的排列，有高下之别。经学排第一，诸经之中，《易》排第一。其次是《尚书》、《诗经》、三礼、三传等。《世说新语》属于子部的“小说家类”，“小说家”在子部属第十二类。表面看来地位不高，实际上不是这样简单。
一提到小说，我们会想到是虚构的，是编造的。这是现代的小说观，古代并非如此。古代的小说，出自稗官野史，多为道听途说，口耳相传。相对正史而言，它不具有权威性，但并不一定是虚构的。小说类，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世说新语》记载的是从汉末到东晋二百余年间，上层社会士人的言行故事。由于魏晋时期的史籍大部分已经亡佚，所以《世说新语》的史料价值非常突出，唐代房玄龄等人在修《晋书》时，就大量采用了《世说新语》的资料。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将魏晋时期称为“世说新语时代”。一本书能够代表一个时代，除了《春秋》之外，恐怕寥寥无几。这更说明《世说新语》的价值所在。
除了史料价值，《世说》的文学价值亦非常之大。《世说》语言简约玄澹，精练传神，而趣味隽永高远，令人不忍释卷。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提到：“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世说新语》成书又一变。此诸书，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鲁迅先生也称其“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
《世说新语》的撰者，为南朝宋的刘义庆（403—444），彭城人（江苏徐州人）。刘义庆是刘宋的宗室，宋武帝刘裕的堂侄，被封为临川王。刘义庆活到41岁，《世说新语》大概是他38岁时编纂完成的。他没有政治野心，爱好文学，招聚了许多有名的文士到他幕下，如著名文学家鲍照，陆展，何长瑜等人。所以，鲁迅先生提出，《世说新语》这本书可能不是刘义庆独自完成的，而是成于众手，是由他召集的文士帮助他一起完成的。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此前即有王公权贵召集门客共同著书，而最后署召集人的传统，如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刘安的《淮南子》，作者有许多，挂名的是一个。实际上，署为主编更为恰当。
《世说新语》的注者必须要提。梁人刘孝标，为《世说》作了注释。刘孝标（462—521年）一生命坎坷，幼时丧父，8岁被人口贩子卖作奴隶，被一富人刘实收养。刘实见他聪慧好学，所以叫他读书。刘孝标非常用功，一天到晚地读书。南齐永明年间，他出都游学，遍求异书，人们送他一个外号，叫做“书淫”。刘孝标作《世说》注释，征引近500部著作。这些著作大部分已经亡佚。他不仅补充《世说》原文史料上的不足，而且还纠正其中的不实。因此之故，刘孝标注的价值重大。刘注，和裴松之的三国注，郦道元的水经注，李善的文选注，并称“四大名注”。我们谈论《世说》，是将刘孝标注与《世说》原文视为一体的。目前市面上《世说新语》的版本非常之多，如果我们想买来看，一定要买有刘孝标注的。中华书局出了大概五六个版本的《世说》，我推荐余嘉锡先生的《世说新语笺疏》，徐震堮的《世说新语校笺》，杨勇的《世说新语校笺》。如果看繁体竖排有点困难，张万起和刘尚慈的《世说新语译注》也很不错。
需要注意的是，《世说新语》并非独创，而是汇集了以前的文献资料。它所参考的书非常之多，如各种志人小说、杂史、杂传等。最著名的有两本，一是东晋裴启的《语林》，二是郭澄之的《郭子》。《语林》记载的是汉魏人物的言行，刚面世的时候，在士人中非常流行，里面记载了谢安说过的两句话，可是谢安说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对这本书很是不屑。于是这本书就废了，《世说》“轻抵”篇记载了这件事。《语林》后来失传，今人作了辑录，凡185条，《世说》采用了64条。《郭子》也早已散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了84条，其中74条被《世说》采用。比例非常之高。当然，《世说》并不是原文照抄，而是进行了适当的删改、加工、润色。不仅在文字风格上有所统一，并且按照一定的体例进行了编排。
二、《世说新语》的基本内容
通行本的《世说新语》分36门，共有1130条。下面简单看看36门包括哪些，分别讲的是什么？
这36门，包括其条数，列举如下：
德行47言语108政事26文学104方正66雅量42
识鉴28赏誉156品藻88规箴27捷悟7夙惠7
豪爽13容止39自新2企羡6伤逝19栖逸17
贤媛32术解11巧艺14宠礼6任诞54简傲17
排调65轻诋33假谲14黜免9俭啬9汰侈12
忿狷8谗险4尤悔17纰漏8惑溺7仇隙8
可以看出，每门包含的条数不一，最长的“赏誉”门，有156条，最短的“自新”门，才“2”条。每条的字数多少也不一样，长的有二三百字，短的不足十字。
每门具体写的是什么呢？
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是孔门四科。在《论语·先进》中，孔子曾对他的得意弟子做了一个分类，“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德行，是指一个人品德高尚，可以为世楷模。试举《德行》篇第一条为例：“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薄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闾，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陈仲举即陈蕃，他以儒家为业，胸怀治国平天下的壮志，尊敬贤达，显示出高尚的德行品质。
言语，是指一个人善于应对，话说得漂亮。如曹魏太傅锺繇有两个儿子：锺毓和锺会，他们年少时都有很好的声誉。魏文帝曹丕召见他们，看到锺毓脸上有汗，就问他什么出汗？回答：“战战惶惶，汗出如浆。”看到锺会脸上无汗，就问他为什么不出汗？锺会回答：“战战栗栗，汗不敢出。”应对很是机敏有趣。再如桓温任荆州刺史时，修筑了江陵城，非常漂亮。有次他和僚属一些欣赏此城，说道：“谁能评价一下江陵城，有赏。”顾恺之就说：“遥望层城，丹楼如霞。”桓温对此品评非常满意，随即赏给顾恺之两个丫环。
政事指一个人有政治才干；文学在这里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指学术，对经学、玄学、佛学的掌握、领悟能力，二指文学才能。方正指人德行正直；雅量指一个人有气度，能包容，临危不乱，甚至视死如归。如：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这就是广陵绝唱的故事，可谓荡气回肠。
识鉴指一个人有远见，看人看事有前瞻性，如：曹公少时见乔玄，玄谓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
赏誉指对一个人品行、长相、才能等方面的欣赏，如：王太尉云：“郭子玄语议如悬河泄水，注而不竭。”
品藻是指对人物相貌、才能等方面的品评与比较，以见出优劣，分出高下。如：“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
规箴是对一个人的规劝，如：孙休好射雉，至其时，则晨去夕反。群臣莫不上谏曰：“此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虽为小物，耿介过人，朕所以好之。”
捷悟指一个人领悟能力既高又快。夙惠是指一个人年少即聪明过人。豪爽指一个人性情豪放爽朗。容止描述的是人物的容貌举止，如：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
自新是指一个人悔过自新，如周处。企羡指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欣赏与羡慕之情。如：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
伤逝是指对死者的悼亡，如：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栖逸讲的是一群崇高隐逸的人物。贤媛记载的是有贤德才能的女性。术解记录是一些精通方术之人，如相面、占卜、相马。巧艺记载的是一些高超的艺术家，如书法、绘画。崇礼指对人物的尊崇。任诞指人物言语行为放诞，不遵礼法。简傲与任诞相似，同样指人物行为旷达，目中无人。排调指人物言语之间的玩笑与幽默，往往含有机锋。如：诸葛令、王丞相共争姓族先后。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驴马，不言马驴，驴宁胜马邪？”
假谲记载的是用虚假欺骗，欺骗对方以达到目的，如望梅止渴的故事：魏武行役，失汲道，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黜免指罢免官职。如：桓公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缘岸哀号，行百余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绝。破其腹中，肠皆寸寸断。公闻之怒，命黜其人。
俭啬是指人物生活节俭、为人吝啬。如：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
汰侈指人物生活奢侈。我们都熟知石崇和王恺斗富的故事，汰侈篇有很多记载，另有一则王济的故事，大家可能知道的少些，如：
武帝尝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婢子百余人，皆绫罗绔?，以手擎饮食。蒸㹠肥美，异于常味。帝怪而问之。答曰：“以人乳饮㹠。”帝甚不平，食未毕，便去。王、石所未知作。
忿狷记载的是人物性情暴躁的故事。谗险，指奸诈阴险。本篇所载，或进谗言，或用奸计，都有其阴险用心。尤悔指过失与悔恨。纰漏记载的人物犯了一些错误或疏失。惑溺指人物对妻妾的过度宠爱。仇隙记载的人物之间有仇恨，是对头。
三、《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世说》一书，加上刘孝标的注，总共记载人物有1500多人。我做过统计，出现频率较高，比较重要的人物也有200多人。这些人物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出身世族。世族社会是我们把握魏晋历史和文化的关键所在。
世族（世代的世），又称为势族（权势的势），士族（士人的士），分别强调了魏晋士人的三个特点：一是延续性，世代为官，二是有权势，官居高位，三是有文化。这三点集于一身，他们既有权，又有钱，又有文化，而且子孙亦是如此。因此，他们不仅是官N代，是富N代，而且是文化N代。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权和钱，而是文化。所谓“诗书继世长”，有文化是保证世族能够绵延下去的最重要因素。只有权和钱，没有文化，是不会被人瞧得起，也不会长久的。我们知道，陶渊明在后世特别有名，是个著名的大隐士，也是个大诗人，而《世说》中却没有收他的事迹，为什么？就因为他的出身不好，不是世族中人。
那么，在魏晋时期，文化体现于哪些方面？一是有学问，对六经、《左传》、《周易》《老子》《庄子》等儒家、道家的经典有很好的掌握；二是能清谈，对玄学义理有深入的研读，并且有很强的表达能力和辩论能力；三是通文艺，能写诗歌文章，精通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四是会鉴赏，对于人物的形神风貌，具体的文艺作品，有进行审美的鉴赏，并且能够用简约精炼、极具文学性的语言概括出来。这几点，实际上代表了一个人的综合文化素养。具体到每个人，由于社会背景、家族出身、审美情趣、生活习性的区别，又显示出很大的差异。我将魏晋时期最主要的主要人物区分为三种类型，下面逐一进行探讨。
（一）玉人型
第一种，我称之为玉人型。代表人物有何晏、潘岳、卫玠。
何晏是大将军何进的孙子，他的母亲被曹操收到后宫，连他一并收养。何晏小时候非常聪明，史称“明慧若神”。曹操非常喜欢何晏，吃穿用度都和皇子一样。何晏的自尊心很强，所以曹丕等一帮皇子都不喜欢他。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睿同样不喜欢他，一直没让他担任重要官职。直到魏明帝去世，托孤于大将军曹爽和司马懿。曹爽和何晏关系很好，开始重用何晏，让他担任吏部尚书，主管人事。何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正始年间的风云人物。何晏属于开风气之先的明星，他开启了魏晋的清谈之风。他还服用五石散，士人们纷纷效仿，何晏从而被称为“服药的祖师爷”。
何晏长得非常漂亮。他很自恋，“行步顾影”，走路都要看着自己的影子，时常带着脂粉。他的面色白的不得了。魏明帝怀疑他抹了脂粉，大热天的让他喝热面条，何晏喝得满脸大汗，用衣服擦擦脸，擦完之后脸还是很白。有个成语叫做“傅粉何郎”，说的就是何晏。
潘岳这个人大家应该熟悉。潘岳，字安仁，后来大家叫他潘安。潘岳是个文学家。不过，在历史上，他的知名度，更在于他是一个美男子。形容一个男子长得漂亮，常常说他“貌比潘安”。潘安到底多漂亮呢？《世说》中记载了几个有关的故事。潘岳小的时候带着弹弓到洛阳城外游玩，女人看到这么一个帅哥，都牵起手围着他，不让他走。左思长得很丑，也学潘岳出去外，结果大家都向他吐唾沫，他灰溜溜地回去了。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说的是潘岳坐着车出去玩，女人都向他的车里扔花扔水果，他满载而归。张载很羡慕，也学潘岳坐着车出去玩，谁知小孩都向他的车里扔石头，他也是满载而归。
卫玠（286年－312年）也是一个美男子，被称为“江左第一名士”，可以说是第一帅哥。他小时候坐在羊车在洛阳道上行走，大家都把他围起来，问道，“谁家璧人？”这是谁家的小帅哥（小正太）？卫玠的舅舅王济长得也非常帅，但是在卫玠旁边一站，他就自惭形秽了，他说：“珠玉在侧，觉我形秽”。卫玠从南昌来到南京，人们听说大帅哥卫玠来了，都跑去观看，观者如堵。他的身体一直不好，禁不住这么多人看，就被看死了。有个成语叫“看杀卫玠”，说的就是这件事。不过，卫玠并不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他从小就喜欢钻石哲学问题，长大之后，清谈能力极佳，受到时人的推崇。名士王澄，很有才能，很少把人看在眼里。但是每当听到卫玠的谈论，就叹息绝倒，佩服的五体投地。
除了以上三个人，还有很多人，正始名士夏侯玄、李丰可归入此类。夏侯玄被时人目为“朗朗如日月之入怀”，魏明帝之后弟毛曾与他并坐，时人评为“蒹葭倚玉树”；李丰则被评为“颓唐如玉山之将崩”。西晋名士王衍，同样热衷清谈，他自己没有什么创见，当他觉得自己的理论站不住脚时，就转变观点。时人称为“口中雌黄”。他同样漂亮异常，手里拿着一个玉柄麈尾，手的颜色和玉没有什么区别。
这类人物有什么共同特点呢？
一是就其社会身份而言，他们都出身于世族贵胄，并且居于高位。像何晏担任吏部尚书，夏侯玄官至征西将军，王衍高居太尉，裴楷仕至中书令。潘岳虽然官位较底，却也汲汲于仕途。六朝最重门第，门第之高下往往体现于家族成员人材之优劣。刘邵在《人物志》中有“征神见貌”之说，即人的神情及素养体现于容貌之中。这种观念当为时人的共同认知。由此，人之形貌，从某种意义上成为门第与出身之外显。此外，汉末以来的人物品藻最重人物之风神，外在形象遂成为士人获得社会声誉的重要手段。因而，出身高门的士人重视对身体之修饰，便成为应有之义。
二是就其学术思想而言，何晏、夏侯玄等正始士人虽为玄学领袖，却不似后世不问世事的玄学名流，而在政治上有所抱负。尽管史书对何晏多有诋毁，实际上他有不错的政治才能，傅咸曾大力夸奖他的人事能力。何晏等人对《易》、《老》有精深的研究，对《庄子》却不感兴趣，此外他们对于儒家思想也有很深的研究。他们以道解儒，融合儒道，赋予魏晋学术以新的面目。何晏的《论语集解》至今仍为经典。钱穆先生甚至认为何晏和王弼都可以视为新儒家。
三是对此类人物的品评，大多是就其容貌加以精练性和譬喻性的品评。人物品藻中所使用的喻体非常多，或是自然景观：如断山、游云、朝霞；或为植物：如千丈松、春月柳；或是动物：如白鹤、惊龙。其中使用最多最值得注意的喻体，便是玉。再看下面数例：
或问许子将，靖与爽孰贤？子将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内润。”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
有人诣王太尉，遇安丰、大将军、丞相在坐；往别屋见季胤、平子。还，语人曰：“今日之行，触目见琳琅珠玉。”
王大将军称太尉：“处众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间。”
在《世说新语》一书中，用“玉”26次，多为直接用玉或玉制器物来喻人。玉作为一种物态化审美客体，在中国文化史上被赋有了重要的文化意义。就审美属性而言，玉质地温润，光洁细腻，首先以此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并进而具有了更多的文化内涵，《礼记》云：“君子比德如玉”，玉被赋予了“德”的象征意义，周礼要求“君子无故玉不离身”。此外，开采加工的不易又使其成为财富的象征，具有了高贵的意味。这里的比人以玉，首先是指人的外在形貌与玉有相似之处，其次是人的出身、德行、才情亦符合玉高贵的内在品格。
实际上，早在先秦，就开始以玉比拟人的容貌或德行。汉末以来的人物品藻开始大规模的以玉比人。值得注意的是，以玉喻人的现象集中出现于曹魏和西晋时期。这一时期的人物美学可以称为“玉人美学”，而这一时代也可以称为“玉人时代”了。
（二）放达型
第二种类型可以称为“放达型”，以竹林七贤为代表。
竹林七贤是哪七个人呢？按照年龄大小来说，山涛最大，阮籍其次，嵇康（山涛比嵇康差不多要大20岁），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人里面，嵇康和向秀的关系最好，嵇康喜欢打铁，向秀给他拉风箱。嵇康种菜，吕安就给他浇园，很像一对“好基友”。阮籍刚开始和王戎的父亲王浑是朋友，经常去王浑家，后来和王戎聊天，感觉很投缘，就对王浑说，你不如你的儿子啊，就带着王戎一起玩了。阮咸是阮籍的侄子。有种乐器叫“阮”，就是他发明的。
这七个人凑在一起做什么呢？就是喝酒。山涛的酒量很大，不过他自控力强，喝得差不多了，就不喝了。嵇康的酒量差点，再说他服五石散，对饮酒比较讲究，所以喝得少些。阮籍、刘伶、阮咸这几个人，都称得上酒鬼。
有一次，阮氏家族的人凑在一起喝酒，把酒倒在大盆里，来了一群猪，跑上去和他们一起喝。阮籍听说步兵厨房有美酒，便请求担任步兵校尉，因此后人称他为“阮步兵”。他喜欢到一家酒店喝酒，因为老板娘长得很漂亮。喝醉之后就倒在女主人旁边睡觉，刚开始老板还有点怀疑，后来时间久了，没觉得出什么异常情况。
阮籍和刘伶还有更激进的行为，他们有时候脱掉衣服，披散着头发喝酒。刘伶有一次光着身子在家里喝酒，有人嘲笑他，他说：“我把天地当成我的居所，房屋当成我的裤子，你们钻到我的裤子里来干什么？”嵇康同样性情疏懒，常常一个月不洗头，憋的受不了了才上厕所，性情又很傲慢。
我们不禁要问，这几个人为何有这样的举动？
还要从竹林七贤所处的社会氛围和他们的政治立场说起。竹林七贤活动的时间，约在正始十年以后的三五年间。那时候，“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欲夺取曹魏政权，正始十年发动高平陵政变，他们的政敌，如何晏、夏侯玄等一帮正始名士，全都遭到诛杀。当时有句话叫“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从社会身份来看，竹林名士彼时皆为下层官吏或尚无官职，并不处于权力的核心。不过，竹林名士之中，尤其是嵇康和阮籍二人，因其出身及才情所关，已经知名当世，在魏晋嬗代的巨大旋涡之中，虽然他们无心于政治，却是身不由己难以逃避。作为有高名于世的人物，嵇康和阮籍等人同样面临着立场上的选择。嵇康为曹操之子沛王曹林的女婿，曹魏姻亲，阮籍为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显然，他们不像山涛和王戎那样亲近司马氏，毋宁说持有对抗的态度。尤其是嵇康，在毋丘俭举起反旗时，他甚至想起兵响应。阮籍则处于依违之间，礼法之士何曾等人数次想置他于死地，幸赖大将军司马昭的保全。而司马昭之所以能够庇佑于他，则由于他对于司马氏欲拒而不能的暧昧态度。这样一群相对边缘的士人，不再关心国家政事，转而寻求个体的自由，便成为可能。
阮籍的嫂子回娘家，阮籍去送她，按照礼法这是不允许，要避嫌的。因此阮籍受到人们嘲笑，阮籍不屑一顾地说，“礼岂为我辈设也”。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都将世俗的礼法弃之不顾，想喝酒便喝酒，想发狂便发狂，随心所欲，放诞任达。
实际上，他们的内心是很痛苦的。东晋王忱就说，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想加入他们，学放达的样子，阮籍不同意，说阮咸已经来了，你不能再这样了。嵇康对司马氏的对抗姿态更为激进，司马氏对他忍无可忍，加上受到钟会的陷害，就被杀了。临死之前，他的儿子才十岁，他写了一封《家诫》，里面事无具细，告诉儿子要老老实实做人，谨谨慎慎做事。一改疏狂的模样。
阮籍、嵇康等人，本来就是大才子，文章、学术、音乐、书画无不通晓，加上他们狂放的言行举止，知名度更是大大地提高，可以说粉丝无数。一些贵族子弟和名士纷纷效仿他们的行为，脱掉衣服，发狂大叫，天天喝酒，不理俗事，目中无人。著名的有“八达”和王徽之。《晋书》第四十九卷集中记载了这类人物。
诸人所学嵇阮之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散发裸身，二是酣饮。有一句话叫“老不读《三国》，少不读《水浒》”，实际上，明朝有个叫薛冈的，他也说过：“士大夫子弟不宜使读《世说》，未得其隽永，先习其简傲。”就是针对这点而言的。
东晋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王徽之，也是一个以放达知名的人物。在历史上，王子猷以爱竹和狂傲出名。他在人家借宿几天，看到院里没有竹子，就下令种竹。有人问他：“就住几天，何必麻烦呢？”他沉吟了半天，指着竹子说：“何可一日无此君？”这个故事非常有名，后来苏轼写过一首诗，说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就是取典于此。王徽之雪夜访戴的故事也让人津津乐道。有天晚上大雪纷纷，他打开房门，边喝酒边赏雪。忽然想起了远在剡县的戴逵，立即命令手下驾船，他要去探访戴逵。小船在雪中整整走了一夜，第二天才到剡县。来到戴逵门前之后，他却让船夫掉头回家。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呢，他回答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王子猷的放达，已不是单纯的脱衣服，狂喝酒，虽然不无傲气，但其生活却充满了审美情趣和艺术味道。这便与我们要讲的第三种人物类型关联在了一起。
（三）自然型
晚唐杜牧在一首诗中说：“大抵南朝皆放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日本诗人大沼枕山亦有诗句：“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
“风流”是什么意思？当然不是指在男女关系上比较随意。而是指的人格之美。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论风流》。他认为《世说新语》“是中国的风流宝鉴”，风流是魏晋名士的主要表现。他概括了名士风流的四个条件，第一，必有玄心。玄心是一种超越感，“超越是超过自我。超过自我，则可以无我。真风流底人必须无我。无我则个人的祸福成败，以及生死，都不足以介其意。”第二，必有洞见。“所谓洞见，就是不借推理，专凭直觉，而得来底对于真理底知识。”洞见的语言，不能太长，只几句话或几个字即可明白示之，“此几句话或几个字即所谓名言隽语。名言隽语，是风流底人的言语。”第三，必有妙赏。“所谓妙赏就是对于美的深切底感觉。”能以审美的眼光看待事物，如支道林养马，重其神骏。第四，必有深情。“真正风流底人，有情而无我，他的情与万物的情有一种共鸣。对于万物，有一种深厚底同情。”如桓温北征，见此前种柳皆已十围，慨然而叹：“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
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八个字言简意赅，很助于我们把握魏晋人物的个性之美。
冯友兰的这8个字是对于魏晋人物的整体概括，那么，为什么东晋最称“风流”？东晋士人，东晋人物有什么特点？
从共性上来说，东晋士人仍然一样清谈、服药，爱好文学、音乐等文艺。不过，东晋士人在审美趣味、审美理想上很有自己的特点了。
首先，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对于自然美的发现和欣赏。我们知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儒家对自然美的欣赏总是比附上道德意味。汉赋里面有大量对山水动物植物的描述，但那更多是一种修辞和夸耀。魏和西晋时期，也没有明确的对自然美的欣赏。而东晋人已经有了自觉的审美意识。如：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若秦、汉之君，必当褰裳濡足。”
荀羡不仅欣赏大海的壮丽，并且对这种欣赏有了审美的自觉。我们在《世说新语》中，可以看到大量对于自然山川的欣赏。
这些士人已将自然视为纯粹审美欣赏的对象。自然美何以在东晋出现？我们知道，公元316年，西晋被鲜卑人推翻。琅邪王司马睿被王导、王敦为首的王氏家族拥戴，在南京建立了东晋王朝。北方世族大量迁居南方，在江浙等地占据山林，建造园林别墅。风景秀丽的江南给他们以独特的审美体验，他们留连于此，喜欢上了这片土地。对于自然，便以审美的态度来看待了。
东晋人对自然山水的欣赏和喜爱，使他们的审美情趣中多了几分自然性和超越性，使他们的胸襟更为洒脱，更为潇洒。同时也影响到了他们对于人物之美的评价，阮籍引领的任达型士人不再受到重视。他们也不再以“玉人”来评价美男子，而是以自然物象进行比拟了。《世说新语》《容止》篇载，谢安小时会见王导，“便觉清风来拂人。”时人称赞王右军“飘如游云，矫如惊龙。”有人赞叹王恭体貌“濯濯如春月柳。”
这些人物，都超尘绝俗，不带一点烟火气，“天际真人”、“神仙中人”成为他们对人物的最高评价。如王羲之评价杜乂：“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
相形之下，如果说“玉人”仍为带着富贵气的俗世中人，那么，“神仙中人”、“天际真人”则超尘绝俗，高升远举，在生命层次和精神境界上有了大大的超越。它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庄子·逍遥游》中的“姑射山神人”：“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对神仙的向往和追求由来已久，然而只是在东晋时期，才比较普遍地将现世中人视作“神仙中人”，并且是从审美的角度加以看待。
东晋自然型的人物美学，反映到人格之美上，便是崇尚潇洒、清畅、率真、温润的个性特征。如《世说新语》《赏誉》篇所载，王献之称谢安“公故萧洒”；桓温上表称谢尚“神怀挺率”；刘惔称王濛“性至通，而自然有节”；谢鲲称王玄“清通简畅”，王濛“温润恬和”，桓温“高爽迈出”，谢尚“清易令达”，阮裕“弘润通长”，袁羊“洮洮清便”，殷乔“远有致思”等等。
概括说来，东晋名士仍欣赏通达的个性，但此一通达，不是元康诸人“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而是“自然有节”、“卓荦有致度”。因为有“节”有“度”，便不致流于放任。更兼其对远离俗情的山林之趣的追求，对超绝于世的“天际真人”的向往，所以他们的人格之中更显从容优雅的气度，透射着超逸、高爽、温润、率真的美学特征。这种人格，是充满着玄学超越色彩和艺术精神的。
以上所论三类人物，大体概括了《世说新语》中主要人物的典型形态。其中，玉人型偏重于人物的外在形象与高贵身份，放达型偏重于人物的身体行为与个性追求，自然型则更注重人物的人格之美与艺术精神。后人对魏晋人物美学的接受与赏读，基本围绕这三个面向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