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诚：在民间文学的园地里——我的学术自述

在民间文学的园地里

——我的学术自述

刘锡诚

远在南宁的老友过伟老兄频频驰书，命我写一篇学术自述，我一直不敢从命。蓦然回首，真有一种日月如梭、历史无情、生命短暂、人生如梦之慨！原来到了可以和应该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和学术事业的年纪了！

我的一生，从事过多种职业，做过新闻编辑和记者，当过文学编辑，从事过民间文学研究，还有好多年做过行政领导工作，下放农村劳动并当过生产队长，被赶到五七干校锻炼改造，不过，后面的这种人生经历已与学术不沾边了。概括说来，在学术上，我是个两栖或多栖人物。有两个头衔值得自豪或骄傲：文学评论家和民间文学研究者。

文学，当作家或批评家，是从中学时代就梦寐以求、矢志追求的理想。后来果然走上了文学之路。先后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作家协会的《人民文学》和《文艺报》工作，在编辑、研究、写作中度过了大部分岁月，写了几本小书，参与了一些事，认识了许多人，在文坛上走了一遭。一个农民的儿子，有了这番经历，老来也算心安理得了。

文学方面的学术经历，早在1985年10月就曾应《批评家》杂志主编董大中先生之约写过一篇《文学评论与我》，发表在该刊1986年第1期上 ，讲了我的文学批评理念：求深、求真、求新，为了保存资料，后又收入拙著《河边文坛》（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石家庄）中，算是一个小结和交代。自那以后，又写过不少文学评论的文章，出版过《在文坛边缘上》和《文坛旧事》两部专著，提供了一些我所知道的文坛史料，对现有的一些当代文学史著作可能有所增补，也受到了文学评论界的好评。但冷静下来想想，除了重新发现曾经大声疾呼不要把文学捆绑在政治的战车上，可是到头来，却仍然没有跳出把文学与政治捆绑得太紧的理念之外，在文学思想和文学成就上，并没有什么可称道之处。这里就不再罗嗦了。

1983年秋天，脑袋一热，服从领导的安排，应老领导周扬先生之命，神使鬼差、阴差阳错地离开了自己喜欢的《文艺报》编辑部和文学评论，又回到了青年时代曾经从事过的民间文艺界。钟敬文老先生戏嘘地对我说：“那里是个火海呀！”明知是火海，却又往火里跳！俗话说：一步走错步步走错。再后来的境遇，与七年前的那个一念之差不是没有关系。话又说回来，没有逆境，也不会有平静安宁、闭门读书、一心写作的那种闲适而忙碌、愤然又陶然的生活，也不会有我后半生几种较为满意的学术著作的问世。55岁上提前过上了“退休”生活，远离了曾经的文学，远离了尘世的喧嚣与浮华，坐拥书城，与电脑为伴，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散文的写作和民间文学的研究中去，一去不回头，俨然像是烂柯山的故事里说的，出得洞来时，人世上已经过了20年！

至于民间文学学科，我不是科班出身，只能算是爱好者吧。1953年秋天，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穿着农民衣服的18岁的农民子弟，提着一个包袱跨进了北京大学的校门，学的却是当年很时髦的俄罗斯语言文学，辉煌灿烂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和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吸引了我，滋养了我，给我打下了文学欣赏、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基础，没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布罗留勃夫三大批评家对我的影响，也许后来我不一定会走上文学批评的道路。但我毕竟是农民的儿子，农村的生活和农民的口传文学与民间文化的耳濡目染，融入血液，深入骨髓，时时撞击着我的心胸，使我无法忘情。恰在这时，我们的系主任、著名的未名社作家兼翻译家曹靖华教授担任了我的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他欣赏并同意我选择民间文学作为论文题目。于是我在燕园的北大图书馆和民主楼的顶楼小屋里大量阅读了“五四”以后、特别是歌谣研究会时代的丰富资料。曹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他不仅指导了我的毕业论文的写作，而且他还介绍我在1957年夏天北大毕业后踏进了王府大街64号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大门，进入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从事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开始了我踏入社会的第一步。在纪念从北京大学毕业50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吾师曹靖华》（《文汇报·笔会》2008年6月10日）的散文，回忆了这段往事，并追念把我引上文学之路的恩师。

由于在民间文学上没有读过专业，也就没有门派，冷不丁闯进这个领域里来，有时不免受到某些学人的责难和冷落。青年时代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张紫晨先生就曾指责过我：“你还要另打出个旗帜来！”面对这种责难，我无言以对，只有一笑置之。但没有门派也有没有门派的好处。知识结构没有框框，不受近亲繁殖的局限，在研究工作中不仅受益于我所从事过的文学批评的滋养，而且能够自如地吸收和包容不同学者不同学派的思想和方法。到了老年，也就干脆为自己起了个“边缘人”的别名，以“独立作者”自况。“边缘人”者，出自我发表在《中华英才》1998年第10期上的一篇随笔《边缘人》，此文发表后被《新华文摘》、《读者》等多种报章杂志转载。我以“边缘人”自命，意在远离中心，事事作壁上观。在民间文学研究上亦然。譬如“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作为概念”的提出，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概念的回应；譬如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不是只有一个流派，而是多流派的多元构成格局，以流派的存在与消长来统领百年学术史，等。

我是文学研究者，作为当代文学的一个批评家，我的民间文学观，理所当然地是以文学的观点研究和处理民间文学，这是我的基本立场。持文学的（包括比较文学的）立场和观点，重视作品与社会生活关系的研究，重视民间美学的研究，重视民间作品的题材、风格、形象、艺术、技法、语言的研究，等等，不等于无视民间作品与民俗生活的紧密联系、甚至有某种浑融性这一事实，也不等于排斥以开放的态度吸收民俗学的、原始艺术学的、宗教学的、社会学的等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阐释民间文学现象。1986年前后，我甚至是较早强调“跨学科研究”的一人，并就整体研究的方法写过一篇长文。[1] 吕微先生写了一篇长文《中国民间文学的西西弗斯》（分别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7月31日和《民俗研究》2008年第4期上），比较客观地、有分析地论列了我的这一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为了扩大视野，吸收不同的知识、理论和方法，以及更深入地了解和研究民间文学与原始文化、原始思维的难解难分的联系，从1992年秋天起，花费了差不多六年的时间，系统阅读考古发掘的报告和考古学的著作，并完成了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原始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不研究原始艺术及原始先民的原逻辑思维方式，就难于知道和破译民间文学的所来之径和所包含的内容之神秘、斑驳和多样。原始艺术的研究使我受益非浅，对我的文学批评和民间文学研究有不小的影响和帮助。包括钟敬文、徐华龙、陶思炎、陶阳、向云驹、吕微等民间文学研究家，何西来、王兴仁、丁道希、刘爱民等文学评论家，都写过文章予以评论、鼓励和指教。[2] 我还发表过几篇略有影响的文章，如《民俗与国情备忘录》（《报告文学》2002年第9期；《中外论坛》[纽约]2002年第4期；荣获中国文联全国文艺评论奖一等奖），《全球化与文化研究》（《理论与创作》2002年第4期）和《文化对抗与文化整合中的民俗研究》（《理论与创作》2003年第4期）。这些文章也显示了我有感于民间文学乃至民俗学研究中的孤芳自赏、闭关锁“国”情结、呼吁大力增强民间文学乃至民俗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对话能力的愿望，而在民间文学学科研究中的跨文化研究倾向。改革开放以来30年间散见于各地期刊上的有关民间文学的研究性文章，如《神话昆仑与西王母原相》、《禹启出生生化及其他》、《神话与象征——以哈尼族为例》、《陆沉传说试论》、《陆沉传说再探》、《梁祝的嬗变与文化的传播》、《白蛇传传说：我们应该回答什么问题》等，已经结集为一本选集《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5月1版第1次印刷、2010年3月第2次印刷）。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民间文学学科遭遇了困境。在教育部系统，因提倡民俗学而把民间文学由二级学科下降为“民俗学（含民间文学）”从而变成了三级学科。本来过着闲云野鹤式的闲适生活的我，对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在西学东渐的文化潮流中滥觞，稍后汇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去的民间文学运动，经历了80多年的发展历程，正如日中天，哪晓得如今反而沦落到了三级学科的地位，为此未免感到屈辱和伤感。于是几年来，我连续写了《为民间文学的生存——向国家学位委员会进一言》（《文艺报》2001年12月8日）和《保持一国两制好——再为民间文学学科一呼》（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报》2004年8月12日)两篇文章，为遭遇沦落局面的民间文学学科呼吁。但毕竟人微言轻，国家学位委员会那些专家们哪有工夫听你这样一个已经是体制外的文化人的悲怆的呼喊！？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著名儿童文学教授王泉根先生在《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７年７月４日）上写了一篇整版文章《学科级别：左右学术命运的指挥棒？》，也义愤填膺地为我们的民间文学学科的不幸遭遇大声疾呼。然而，可悲的是，至今并没有听到来自学位委员会的回应。

我从在北大读书时起，就开始积累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史的史料，50年代、80年代前后两度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87年易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工作，也积累了大量的学科发展的史料，还亲自参与了或经历了民间文艺界发生的一些事情。于是，在新世纪开始后不久，经过几年的酝酿，于2003年下决心写作一部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希图通过自己的研究，理清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脉络和思想理论体系，也许会有助于这门学科今后的发展和完善。这个经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但实在是力所不逮的庞大课题，其最终成果、一部98万字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终于在2006年完成并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在《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跋》里记下了我当年的心情和主要观点：

在步入古稀之年，决心写作这部规模如此之大的、带有拓荒性质的学术著作，实在是件自不量力的事情。所以下决心要写这本书，一是考虑到曾在民间文学工作岗位上前后工作了40年之久，需要为这门学科做一点事情，至少是表达一下自己的学术观点，也算了结多年来的心愿；二是这门学科虽然走过了一个世纪的漫长途程，却至今没有一部类似的书来梳理一下其发展的历史，总结一下它的成就和不足。从学科建设来说，民间文艺学是由民间文学理论（包括原理体系和方法论）、民间文学史和民间文学学术史三者构成的，如果说，前二者先后都有人做过一些工作的话，而学术史的建构，理所当然就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了。于是，我便不顾浅薄和年迈，在2003年的春天下了这个决心。……

笔者所持的学术立场是：民间文学是文学；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民间文学因其创作多是不自觉的、是群体性的、是口传的，故而在诸多方面与作家文学不同，而是特殊的文学。具体说来，一，民间文学首先是文学，是民众的集体口头文学，具有共时的类型化和历时的流变性特点；二，研究百年民间文学学术史，不仅需要普通文艺学的武器，还要借用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武器——理论和方法；三，打破“民俗学80年”体系成说，建立独立的百年民间文艺学学术史体系；四，展现文化对抗与文化融合的文化发展大背景下的民间文学学术发展历程的特殊性。然而，通观已有的民俗学史类著作或俗文学类著作，多以历史发展线索和大事纪的记述为特点，而缺乏或不重视对民间文艺学思潮和对有代表性的学者的学术思想的评论。笔者则力求把每个有代表性的学者放到一定的时段（历史背景上）和学术思潮中间，对他们的学术思想或著作的创见作出简明扼要的历史评价。把百年多种学者的学术思想排列与组合起来，就成为笔者所重构的学术发展史。

民间文学（口头文学）与作家文学不同，是民众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世代相传的群体创作，与人民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即：一方面以民众自己的立场认识生活描写生活，另一方面与民众生活形态（物质的和精神的）不可分割，有时甚至就是生活形态本身，如粘连着或某些民间信仰或干脆就是民间信仰的说明或民间信仰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即使运用文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民间文学，也与作家文学有所不同。民间文学的研究，不论采用何种具体的方法，都必须遵循唯物史观。

《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成了我的一部代表作。对于这部书的成败得失、是非功过，一批学界朋友已经在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包括批评和质疑。（见《世纪描述：民间文学学科的历史风貌——〈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座谈会纪要》，《民俗研究》2008年第1期）。当然，有些意见和问题，没有能够展开，只是浅尝辄止而已。座谈会后，好几位学界朋友，如刘守华、陶立璠、吕微、高有鹏、李丽丹等，又写了专文予以评论。他们对笔者劳动的关注、肯定和期望，是一份份难得的、珍贵的礼物。这部书业已为大陆和台湾许多高校中文系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研究生的参考书。有生之年，还会做重要的修订，以弥补批评家们所指出的不足，是其更尽人意。

还要交代的是，自1986年起，《民间文学论坛》编辑部邀请一些文化学者来开会，乐黛云先生说，法国学者提出要与北大合作研究中国文化中的象征，北大没有这样的专家，希望由我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牵头来做。乐老师是我在北大时的老师，在她的启发下，我开始提倡并着手研究象征问题。象征问题是民俗学的一个大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思路，从象征入手，可以更深入地进入和阐释民俗现象的内部特征和民间文学作品中的一些难解的问题。开始时，由我和王文宝先生组织全国民研会系统有研究能力又贴近生活、熟悉民俗现象的文化研究人员来做，编撰了一部《中国象征词典》（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在定稿时，我深感我们在象征问题上的研究水平还比较低，于是我断然地将全部原稿中抽去了差不多1/3。深入的、多少令人满意的研究，显然还要待以时日。后来，出版了中央民族大学祁庆富教授主持的中国少数民族象征研究，北京大学周兴教授和王铭铭教授从人类学角度对象征的研究，居阅时、瞿明安编《中国象征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象征文化丛书》十册，……他们的成果在理论上有了较大的提高，象征研究在我国人文学界得到了重视，也已渐成气候。而我运用象征理论或从象征的角度所撰写的一些文章，后来结集为《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也比以前有了提高，其中取材自民间文学的文章，如《动物的人文角色意义》、《失落了的意象》和《钟馗论》（先期发表于台北《民俗曲艺》第111期，1998年），在研究方法上的开拓和象征意象的开掘上，起码自己还算满意。而《钟馗论》还被钟敬文老先生选进了他所主编的建国50年民间文学文论的选集中，并在序言中给予首肯。象征研究在我国还在起步阶段，还有待于更深入的梳理研究和更高层次的理论提升。

2002年，冯骥才先生发动了民间文化抢救工程，继而国家文化部于2003年启动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4年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接轨，改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始进入中国官方文件和学坛。民间文学以及民俗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发展繁荣时机，同时，也向民间文学学科和民俗学学科提出了挑战和问题。譬如，文化理念的转换与更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文学或民俗学在观念上的异同，历史观与价值观的一致性与矛盾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代命运，保护政策与保护实践，等等。这些，对于向来龟缩在“象牙塔”里、孤芳自赏的中国民俗学界来说，无疑都是一些新的问题，也是面临一次世纪性的考验与挑战。作为一个老民间文学工作者，我相继被聘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术委员会委员和中国民协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自觉地打破了惯常的生活，走出书斋，应召参与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的编写与统稿定稿，参加了一些学术性的评审、咨询、辅导、督察工作以及相关的学术会议，也撰写了若干篇与保护的实际工作有关的或纯属理论探讨性的文章，内容主要是民间文学普查、特性、申报、保护、传承与传承人等诸方面。略有些影响的是《传承与传承人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文化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性质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判断问题》、《新世纪民间文学普查与保护问题》、《民间文学的田野调查的理念与方法》、《民间传说的保护》等篇什，以及《清明节的天后和物候》，因为这些论题与国情、与实际保护工作息息相关，而又结合自己多年来的田野经验和理论探讨做了一些思考。近期我已把近几年来所写的这些论文，仿照此前中国文联出版社为我出版的《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辑为一本自选集《非物质遗产：理论与实践》（学苑出版社2009年5月），或可为广大“非遗”战线的文化工作者与民间文艺专业学者们参阅与指正。在我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俗学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互有异同，尽管二者的要义都是要在研究的基础上，希图留住中华文化的根脉。但要使“非遗”进入中国官方的学科目录，前面的路还漫漫系其修远，还要靠政府主管者和学者们各自做更多的努力。

在我余年的时间表上，民间文学的研究，也许还会持续一个短时间。至于还能写出什么东西来，只有上帝知道了。

2009年元月20日于北京安外东河沿寓所

2009年12月29日改定

收入拙著《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2010年第2次印刷

附简历和著述要目

刘锡诚，男，山东昌乐人。1935年2月生。中共党员。1957年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毕业。先后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新华通讯社、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任职。1997年退休。历任《人民文学》编辑部评论组长、《文艺报》编辑部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研究员、驻会副主席兼分党组书记、顾问，《民间文学》、《民间文学论坛》、《评论选刊》、《中国热点文学》杂志主编。退休前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理论研究室研究员。

社会职务：曾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旅游文化学会副会长、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理事。现任文化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民间文化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

主要著作有：

（一）著述、翻译：

《苏联民间文学论文集》（选编翻译，作家出版社1958年）

《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海防前线战士歌谣选》（采集，与路工合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

《苏联民间文艺学40年》（与马昌仪合译，科学出版社1959年）

《高尔基与民间文学》（与林陵、水夫合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年）

《小说创作漫评》（文学评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小说与现实》（文学评论文集，花城出版社1983年）

《俄国作家论民间文学》（选编翻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

《印第安人的神奇故事》（与马昌仪合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

《原始艺术与民间文化》（论文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

《作家的爱与知》（文学评论文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

《石与石神》（与马昌仪合著，学苑出版社1994年）

《走出四合院》（随笔，群众出版社1996年）

《河边文谭》（文学评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中国原始艺术》（专著，全国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课题，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

《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专著，学苑出版社2001年）

《追寻生命遗韵——我眼中的文化史迹》（文化随笔，武汉出版社2003年）

《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专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文坛旧事》（专著，武汉出版社2005年）

《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专著，全国社科基金课题，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

《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文集，中国文联晚霞文库，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

《非物质遗产：理论与实践》（文集，即出）

（二）编选、主编：

《当代女作家作品选》（上中下卷，合作编选，花城出版社1980年）

《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与冯牧、阎纲主编，20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中国象征词典》（与王文宝主编，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

《中华民俗文丛》（与宋兆麟、马昌仪主编，20种，学苑出版社1994年）

《世界民间故事精品》（上下册，编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

《灶王爷的故事》（编选，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年）

《中国新文艺大系·民间文学集》（1937～49）（主编编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

《中国民间故事精品文库》（与马昌仪、高聚成主编，10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

《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主编，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年）

《蝙蝠丛书》（主编，文化学著作，5种，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

《三足乌文丛》（主编，民俗学著作，10种，学苑出版社2000—2003年）

《葫芦与象征》（与游琪主编，商务印书馆2001年）

《山岳与象征》（与游琪主编，商务印书馆2004年）

[2] 徐华龙《世界性研究课题》（评《中国原始艺术》），《光明日报》1998年10月22日。刘爱民《登上蛮荒高原的刘锡诚》，《作家报·文坛觅踪》（济南）1998年10月29日，又见《文艺界通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1998年第10期。钟敬文《我的原始艺术情结》，《文艺界通讯》1998年第10期。司马文缨（王兴仁）《人类童年呓语的颇解与诠释——读刘锡诚〈中国原始艺术〉》，《文艺界通讯》1998年第10期。陶阳《被开垦处女地上的一棵绿树》，《文艺界通讯》1998年第10期。丁道希《混沌中的初始探索——读刘锡诚〈中国原始艺术〉》，《文艺界通讯》1998年第10期。向云驹《原始艺术研究的可喜收获——读刘锡诚〈中国原始艺术〉》，《文艺界通讯》1998年第10期。何西来《小小的阶梯——谈刘锡诚〈中国原始艺术〉的学术方法》，《书与人》（南京）1999年第6期。吕微《评〈中国原始艺术〉》，《文艺研究》2001年第3期。陶思炎《刘锡诚——民俗学理论家与探索者》，《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