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庄：追寻乡土社会的潜在记忆
——阅读《山庄记忆》
◎ 李安乐
最近火了的一部央视热播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它勾起了国人对饮食文化中的民族记忆。这种舌尖上的美食控源自于对不同地域文化的乡愁，也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的乡土集体记忆。在非虚构的散文写作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对乡土社会的表述。也许是社会上此类的文本太多，也许是民众的阅读取向多元化，乡土文学抑或已经很难再产生曾经一时洛阳纸贵的效应。这也是情理之中的，我们本身已经不自觉投入到这个消费的娱乐化时代中，在搞笑中很快进入角色，就连我们自己也有时不得不暗暗怀疑需要坚守的价值观。虽然一般的读者乐此不疲地阅读和谈论着这类作品，但严肃的评论家无一例外地对这一现象保持着冷淡的沉默态度。评论家的沉默使我们凭直觉就可以感觉到此类作品的某些先天不足和泛滥带给评论家的审美疲劳。评论家南方朔对乡愁不待见，他论到：“乡愁虽美，但却有害！乡愁是不能当做一个城市的目标的，一个歌颂乡愁的社会是个落后保守的社会。”这或许是许多评论家对乡土主题避之不及的一个原因吧。
在这一悖论中，文本泛滥与批评冷漠的现象很显然与传统农耕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境遇有关，一方面，深厚的农业文化基础使得整体书写绕不开乡土这个旧瓶装新酒的主题。只要这个农民国家的历史现状还存在着，这种大范围集体性的乡土记忆的叙事就更不会终止。另一方面，在乡土叙事中，乡愁还占有一部分，这是许多批评家唯恐避之不及的。从政治心理图景来说，在城乡的二元格局中，乡村有时往往会被复古为与“庙堂”相对的渺远的“江湖”，成为知识分子心往神会的飞地。重要的是，乡村是大多数人的根，是现实或梦回的家园。
杨显惠说：“文学离不开社会、思想，如果把思想、对社会的思考去掉了，文学就没意思了。”文学意义不仅在于对社会的勾画，更在于其对社会的责任和独立的价值判断。柏夫的散文集《山庄记忆》不单是关于对乡土记忆的书写文本，而是表述出了对乡土社会流逝的真诚追思和人文悲悯之情。正如作者所言，“对于许多离开农村身居城市的人来说，山庄已经退出他们的生活，成为一种遥远的记忆。但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山庄是生活中最温馨的家园，它安慰灵魂，也滋养肉体；山庄也是生活中最踏实的依托，它成就生命，也锻造精神。”需要强调的是，它重新阐释了有关“山庄”的全部意义及其人文关怀。
乡土社会与地域文化
由于特殊的地缘构筑了作家心灵中的乡土世界。乡土做为在现代化进程中行将逝去的文化遗产，业已成为大多数作家回忆中的资源。对于乡土的特性，费孝通在其早年的名著《乡土中国》中这样写道：“历世不移的结果，人不但在熟人中长大，而且还在熟悉的地方上长大，熟悉的地方可以包括极长时间的人和土的混合。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也必然就是子孙们所会得到的经验。……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 乡土世界中的这种亲密的、信任的依靠了地缘与血缘的社会结构是现代城市社会中所不具有的，这也是作家们所不断表现的，因为他们是从乡土移植到城市中的过去时态的农民，有着很深的乡土情结。
在柏夫的作品中，我们直观地阅读出了淳朴的乡土情感，其更深地把民俗与风土人情血肉交融在充满大地气息的文字之中，土炕、土窑、野电影、土堡、土话以及庙戏、乡村棋坛等。在乡土世界叙事里，依然表达了乡恋情结，这种表达可能更多缘于对自己由农民到城里人身份的游离不定的把握，同时更缺乏城里人强烈的自我认同感。
在西北干旱的静宁，六盘山的余脉绵延至此。粗狂苍茫的地理特征造就了其与之同构的地域性文化。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暂时很难明晰地定义，但我们能够深深地感受到在枯山秃岭的地域文化绝对不会如三秦文化中的通俗演义那样：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秦人齐吼秦腔，端一碗长面喜气洋洋，没有辣子嘟嘟囔囔。干旱少雨的内陆型气候，加之受六盘山西麓小气候的影响。或许，这一地域性文化特征和其他西北的地域文化别无二致，抑或更接近于西海固的文化，或者说西海固文化与之很像。
土性文化：记忆中的山庄
对柏夫作品中的文化意象，我更愿意以土性文化的属性来理解和阐发。早有学者在对浙东文化的阐释中用到了“土性文化”与“水性文化”，其以“山”、“水”之多寡来概括。认为“水性”文化反映出温柔、内敛的性格，反映在文风上则是秀美、飘逸、浪漫的主体风格。而“土性文化”则相反，其文化影响下的文风多具气概、凝重、顽固、叛逆的性格，亦即鲁迅所说的“山岳气”，有了更多的深至与厚重。《山庄记忆》就很好得体现了这种风格。
在这里要说的是，土性文化是对乡土社会的非现代性的归绎。以其泛“土”性而带有强烈的地域文化色彩：土炕、土窑、土豆、土堡、土话、山花、泥泞等。土味也正是乡野的魅力所在。在《土炕》中，作者体味到自然精神：“人本来就是自然之子，土炕盘在坚实的大地上，它虽然是炕，可依然是土；是房屋的组成部分，也是大地的人工延伸。人睡在这样的土炕上，身体和心灵都会和地气相通。睡在土炕上不只是简单地睡觉，而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与大地进行沟通，那是一种来自四肢百骸及心灵深处的全身心的舒展和放松。”土，并非意味着俗气，而是土气，纯真质朴的气质。而土气是土性文化的基本特性，在坚实的大地上，微凉也好，温热也好，人总要停伫脚步去体味大地的体温和脉搏，领会古人所孜孜言说的天人合一的奥妙。
在美国学者约翰·吉利斯(John Gillis)的论述中将乡土记忆与公共记忆对立起来，并指涉其作为被官方历史的记忆所界定的民间基层记忆的特征：被认可和被制造。这些散发着土味的乡野之物径由记忆的被认可与制造，逐渐地廓清了更具丰富含义的山庄图景，这也是作者所表述的重点。对于山庄，作者有其独到的见识：“山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村庄，其地理位置也不一定非在山上。当然，山庄也不可能是闻名于世的避暑山庄，其来历和功用与避暑山庄更是迥异其趣。山庄在更大程度上是相对于老庄而言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山庄拉远了与老庄的距离，不再简单到只是一座山里的村庄，而是投射到历代的记忆中，描画出族人拓展繁衍的社会景观。
山庄的文化隐喻
中国农村的近代化是痛苦的，这无不与乡村对现代文明的盲目不自觉反抗有莫大的关系，这种痛苦虽然没有像英国圈地运动那样悲残，但乡村经济结构与城市的错位必然决定了其要与近代化发生磨擦，乡村的近代化在痛苦的蜕变中一步步缓解过来。这一方面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文化审美趣味和社会经济的诉求结构，加快了乡村城镇化进程，使乡村以追慕城市为要。在这种急进中，反复的拆建透射出对城市文化的无奈盲从，这使得乡村简单习得城市中的垃圾文化——照抄了表面；另一方面这种近代化又扩大了城乡在经济上的差距和乡村自身在文化传统上的裂痕。造成了城乡之间认知心理及文化上的隔膜。在这两种变化之下，人被紧紧裹进现代化的进程中，变得无所适从。同时城市人和乡下人变得更加貌合神离。与原有的乡村模式背道而驰，通过不得不寻找土地以外的生存模式，表现出一部分乡村人与城市的接近，而另一部分人与城市的抵触、抵触的多为老年人，而认同和追逐的多为年轻一代乡村人。
乡村农家乐中的高朋满座、垂钓闲逸不是山庄中的情形，是山寨化的山庄，就像许多地方争相投资几十个亿打造古城一样，其缺失了文化的隐秘内核，剩下的只是商业的吊诡而已。山庄的隐在意义在于显露出了现代知识分子避退现代性的匆忙慌乱与手足无措。山庄表明了从原来族谱中衍生出来的新势力的扩张，表明了从川地到山地的拓荒精神。“坐山庄并不意味着落魄或没落，反而恰恰是一个乡村家族兴旺发达的标志，也就是说，当一个家族的土地广阔到耕种时的路程一天之内难以返回时，家族的当家人自然就会考虑选择一个恰当的地方，围成一个院落，建起几座房子，派一个放心的子侄带一帮人去住一段时间耕种那片偏远的土地。……于是，院落边一个个衍生，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个村落。这就是山庄了。”很显然，这些坐了山庄的人就会永远变成山里人。山庄成了远离喧嚣老庄的清幽之地，但山庄仍在拱卫着老庄。山庄的迷人之处不单在于具有田园的风光与情致，而是体现了游走者的精神路线图。在《山庄记忆》中通过记忆的叙事展现了过去时态中山庄的历史动态，在口传的历史中，山庄变得丰盈起来。那些淹没并沉淀在历史尘土中的人物和事件复活了出来，在叙述着山庄的历史和命运。近读熊佩云的《一个村庄里的历史》感触颇多，一颗树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族志，那一座山庄更何尝不是一部社会史。在一个大历史行将远去的时代，我们痛切关注到过去曾经被忽视与刻意忽略的微小个体的历史和命运，关注那些小人物和小事物。这种关注也并非以民俗学者的视角来看待，而是以更深的文化关怀来理解，在现代、后现代与传统交混的时代中，行将消失的乡土也跟随长者的记忆转瞬即逝。对于此我们不是要持守传统的东西不放而是要反思现代性的某种盲目激进和偏颇，其要义在历史的共生与维持历史的厚度。
生活常常需要回味来调整自我的状态，诗意的乡土也是如此。乡土不再有诗意，诗意早已在近代化的步伐声中被倾轧得四散遁形，乡土世界所刻意营造的乡土诗意崩溃了。怀旧成了对逝去乡土诗意的追思，而还乡就是对乡土诗意某种更深程度的复古。而山庄的文化隐喻在于提供了我们还乡的可能性。乡村在现代性的机器轰鸣中面目全非乃至于消失。山庄及记忆中的山庄承载了知识分子自传统以来士大夫的“江湖”隐逸情操。土堡在誓死捍卫了这一最后的家园，土炕退缩到现代性逼仄的角落，却成为一剂治疗失眠的良药。
王小波说过：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诗意与我们何其重要。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曾吟唱到：“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他的声音为什么会使后来的人如此的着迷？作为一个“还乡者”在断裂了的乡土诗意中，在城乡的对立中重新寻找精神的家园。还乡必然是心灵中的对已失乡土诗意的再度体认，并非记忆中的呓语，重建乡土精神家园使游走在诗意栖居大地上的“还乡者”得到灵魂的休憩。
诚如柏夫在其小说《乡韵》中所感叹道的，“任何一个有过乡村到城市经历的人，再经历一番情感的迷离之后，怀着对传统乡村的怀念，也怀着对城市文明的终极理解，他们迟早要打开精神和情感的通道，在城乡的对视中，最终抵达一种相生、相连、相通、相融的和谐境界。”山庄的叙事承受还乡者还乡的话语架构，这根源于一种朴素的、弥足珍贵的人文精神，一种发自肺腑的悲悯情怀，乡土散发出了忧伤而迷人的魔魅之美。
《社会学家茶座》第47辑
作者简介:李安乐，1980年生，甘肃静宁人，中学美术教师。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员、中华美学学会会员。曾获中央美术学院青年艺术批评奖，有文章发表在《社会学家茶座》、《中国社会科学论丛》及《美术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