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部人文资源研究的对话
——费孝通先生对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课题的指导
费孝通(以下简称费)：我已经是第九次来兰州考察了，以前来考察，所关心的都是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只有这次，才第一次关心到了有关人文资源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它意味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已经开始产生变化了，也就是说，当世界的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地步以后，人们就要开始重视精神的生产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我们面对的不仅有自然资源，还有宝贵的人文资源，这是在我们的感情产生了变化，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能看得到的。在经济落后时期，人们大不可能会认为人文活动留下的各种遗迹和文化艺术传统是一种资源。这就是说，是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们对人文资源的认识，反过来，对人文资源的认识也将促进人们对经济发展的更深一步的认识。人们将认识到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我们的唯一目的，经济的发展只能解决我们生存的基本问题，但如何才能生存得更好，更有价值，使自我价值的发挥得到更宽阔的拓展，并从中发展出一种新的人文精神，是需要在原有的人文资源的基础上，用文化和艺术的再发展来解决的。在这里面不仅有一个物质的问题，还有一个精神的问题，这就是人文资源的价值所在。
开发和利用人文资源不仅能产生新的人文精神，同时也能创造新的经济价值，因为现在的人们不仅需要丰厚的物质享受，也需要高尚的精神享受。那是一种比吃饱穿暖更美好的生活，是一种需要了解各种文化历史知识，需要得到各种艺术享受的生活。这一切正蕴藏在丰富的人文资源中，要靠我们去提炼和发展。西部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这里有着中华民族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丰富的人文资源，还有着各种不同民族的文化和艺术，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以前我们只看到了西部在经济和物质上的贫穷，却没有看到它在人文资源上的富有，以后我们要关注这一点。
我们讲了这麽久的人文资源，那麽什麽叫人文资源呢？我想在这里下一个定义。我认为，所谓的人文资源就是人工的制品，包括人类活动所产生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它和自然资源一样，只是自然资源的天然的，而人文资源却是人工制造的，是人类从最早的文明开始一点一点地积累、不断地延续和建造起来的。它是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文化、人类的艺术，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财富。人文资源虽然包括很广，但概括起来可以这麽说：人类通过文化的创造，留下来的、可以供人类继续发展的文化基础，就叫人文资源。
方李莉(以下简称方)：先生为人文资源所下这个定义，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等下次我们课题组在做这方面研究时，目标就更明确了。另外，这次跟您来甘肃考察，和当地的有关学者一起围绕着甘肃省人文资源方面的问题开了一个座谈会，还参观了甘肃博物馆，使我收获很大，对甘肃省人文资源的认识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甘肃省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新石器时代著名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的遗址都在这一带，在这里曾出土过马家窑型、马厂型、半山型等类型的原始彩陶，是我国最早的彩陶文化较集中的地方，因此，甘肃省的博物馆也以其彩陶收藏量大和品种丰富齐全而著称。
您一直告诫我，在研究历史时要把时间拉长一点，要从六、七千年前的彩陶文化开始来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看了甘肃博物馆里的大量彩陶以后，我在这方面深有感触。我认为，真正的人文世界应该是从人类使用文字开始的，当然这种文字可以追溯到最早的象形文字，甚至是为了祭祀和表达宗教意图及为记事而刻画在彩陶上的纹饰或图腾。人类最早沟通和表达感情的方式是声音和四肢形体，有学者将其称为时间性表达；当人类学会做陶器，进入器物文化阶段以后，便开始在器物上绘制纹饰（同时，也将各种图画和抽象的纹饰，绘制在岩石上和山洞里），而由纹饰发展到可以记录事物的抽象符号，文字就由此产生。用图画和文字来表达和沟通情感，就比声音和四肢形体有了更多的客观性和精确性，而这种表达方式被称为空间性的表达。时间性表达的特点就是，在时间流逝的过程中，并不一定会在我们的意识中留下客观而精确的原则性的事物，只有图画和文字的空间性表达才能做到这一点，而正是这一点才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迅速发展，才使人类就此创建了自己丰富多彩的人文世界，因此，原始的彩陶文化是一座横架在原始世界和人文世界之间的桥梁。所以，认识和了解的彩陶文化，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类人文世界最早形成的动因。
费：是的，在六、七千年以前，中国的彩陶文化时期，也就是仰韶文化时期，正是中国文化形成和萌芽的时期。那时最重要的物质文化设备就是陶器，所以陶器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源头，你要好好的研究，要在这源头中来理解中国文化的内在本质。
昨天在甘肃博物馆看到的许多原始的彩陶，真是美极了，那个时候人类的生产力还很低，还是属于新石器时代，但在陶器上所反映出来的精神世界却是很丰富的，那么多抽象的和具象的纹样，表达出了我们祖先最早对世界的认识和看法。还有那些为了不同用途而做成的不同造型，也反映了最初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因为这些陶器反映出的是一个时期的人类的生活和人类的精神世界，所以被称为彩陶文化。意思就是，它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一种陶器，还是一种文化，一种早期的中国人的文化。
尽管我以前知道早期的人类社会有石器、有陶器，但那都是空的，是书本上的。这次来了，实际看到了，才被感动，才有了一种新的认识。所以，我们今后要多普及历史和考古方面的基础教育，不仅是要在书本上学，还要带学生多到博物馆看看，通过这些让他们认识我们国家的历史，知道哪些是我们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中国传统的文人，大多是坐在书斋里看书的，不会深入到下面去考察，不会到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中去体验，去了解事物真正的本来面目，所以对书斋以外的许多事情都不太了解。今后我们要改变一下我们传统的做学问的方式，要提倡深入到真正的到生活中去，到广大的农村中去，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的好东西。我们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我认为决不会仅仅来自书本，而是在实践中，在实际的生活中产生我们的知识。对中国的历史的也不要光看书本，也要到实地去，到实物存在、并还在继续发展的地方去看一些真正留下来的活生生的东西，我们对它的认识才会更深刻，更全面。
就拿我自己来说，虽然我有条件接触过不少的历史文化方面的东西，但由于学习和关注得不多，所以在这方面的认识还不够，现在我还要开始补课。前面我们讲到了人文资源，它的涵盖面可以包括得很广很广，人文资源也就是文化的产品，我们现在不光要发展经济，也要重新认识人文资源，要回头看到这种资源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另外，还要利用这些原有的资源给我们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来服务于我们新的生活，这里面有很深的学问。西方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其过分地强调了人同物的关系，却把人同人的关系，人同自然的关系给淡化了。但现在西方人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正在局部局部地、一点一点地把曾经淡化了的人同人的关系、人同自然的关系逐步地恢复起来。在这里面，人和自然的关系，包括了人同自然生态的关系，人同自然资源的关系；而人同人的关系，则包括了人同人文历史的关系，人同人文资源的关系。如何处理好人和自然以及人和人的关系，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人文精神，以矫正当前的拜物主义所带来的许多副面作用，如环境的污染、自然生态的失衡、人类精神家园的失落等，是目前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当务之急。
我们要好好地利用这些已有的、我们先人们为我们创造的、珍贵的人文资源，让它们变成我们丰富的生活资源，我们宽广的精神追求。大的我们不讲了，就讲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等这些艺术活动，就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感情需要，通过我们的大脑和各个器官来表达、传送和接受人类的各种的感情。也就是通过我们的器官来欣赏和接受各种不同的、微妙的心理感受。人通过艺术吸收外界的东西，刺激我们的感觉，帮助我们从各个方面去认识世界，让我们感受到大自然中的或人类情感中的许多美好的东西。而这种感受的辨别，这种审美观念的形成，很多都是从小培养和从传统的文化中潜移默化中形成和习得的。所谓美和不美，实际上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民族也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看法，其实人的智力和习性也都大体相似，但为什麽世界上还会有那麽多不同的文化存在呢？那是因为人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所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原因的不同，才造成了文化上的不同差异。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我们不是要消除这些差异，而是要从更深刻的意义上去认识这些差异。我很赞成孔子所说的“和而不同”的理论，将其用在当今的时代是非常合适的。随着通讯和交通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空间距离越来越近，地球也越变越小，地球村的概念也开始出现。但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注意我们自己传统文化的特点，要在“和”的背景下找到我们民族文化的自我，并真正认识自我，知道在新的时代中华文明存在的意义，中华文明要为世界的未来发展做出的什麽样的贡献。我常说的文化自觉实际上也包括了这一层的含义。
方：先生说到这里，又使我想回到刚才关于彩陶文化的话题。我的意思是说，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不仅是语言宗教的差异所造成的，其中文字的差异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许就是这个差异导致了中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
中国的文字是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其发展的轨迹，有的学者将它归纳成从陶纹发展到陶文到甲骨文再到铭文，这样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而这样的发展过程便成了我国象形文字和其他一切国家的文字发展的最大不同，也就是说，虽然任何都文明都曾经历过陶器文明，但并不是任何国家的文字（即拼音文字）的发展和形成，都与其早期的陶器文明有着相关而一致的一贯性发展的关系。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文化也就具有象形文字所形成的与原始人文之间的一贯的发展性，使其比拼音文字的西方文明保留了更多的整体统合性的“自然”性质。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相对来说，是一种偏重于自然性的审美文化，而西方文化，由于其拼音文字的抽象性，所发展出的是一种更理性的科学文化，如果说中国文化偏重的是整合与主观，而西方文化偏重的则是分析与客观。这是两种互补的文化，而人类社会就是由于各种不同文化的互补，才导致了其的平衡发展。而且，总的说来中国历史所具有的，是一种自然与仪式统合一致的文明，同时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文明，甚至也是一种个体与群体全然柔和一致而发展的社会或文明。这种数千年来凝聚的自然统和的潜意识一直深藏在中华民族意识的底层，每当民族遇到紧急关头时，便会喷发出强劲的反弹力量。但近一个世纪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社会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迁，中国文化潜藏着的那种自然统和的潜意识，也正在逐渐的崩溃。于是，有学者认为，如果中国文化不甘心被淹没并同化在西方文明的强劲风潮中，便唯有在对我国原始文明中所具有的“自然”性质的挖掘之中，找到重新认识中国而救中国的契机，甚至也唯有“自然”的特殊性质，才能为整个人类的人文世界增加新的素质，并求得发展人类前瞻性的新人文精神的可能性。
我觉得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西部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最早发源地，而且由于其地处偏僻，虽然在经济上落后了，但许多的传统的、民间的文化还处于矿化状态，也就是还保持了较好的原生状态。对这些较原生状态的文化进行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较深刻的认识中国文化的内在本质。这也是我希望做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这个课题的初衷。
费：我一直在考虑你们这个课题的做法，以前我是怕这个课题得不到理解和支持，但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前不久，文化部孙部长在西部文化工作座谈会上专门作了一个有关西部文化保护的问题的报告，国务院也专门发了一个有关西部文化发展与保护的文件。也就是说，在对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这个问题上，已经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下一步就是你们如何去开展这个工作的问题了。有关这个问题，我想听听你们的打算，也就是说，下一步你们打算具体怎样开始做这个课题。
方：西部地区地大物博，人文资源极其的丰富，要对其作全面的考察以我们课题组的力量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也是没有必要的。因此本课题对西部人文资源的全面梳理可以利用已有的文献，在这一点上前人已作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已有的成果为本课题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在具体考察中，本着宏观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原则，可以选择一些具有典型代表的社区，用解剖麻雀的方法，进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费：解剖麻雀，以小见大，这是人类学里面常用的方法，但要注意，一只麻雀是不能代表所有麻雀的，要多解剖几个，而且要用它们来相互比较。只要我们能科学的解剖这些麻雀，并摆正点与面的位置，恰当处理两者的关系，那么在一定的程度上点上的调查也能反映全局的基本面貌。这么多年的学术研究，我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只有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出真知，只有到实地中去调查研究，才能懂得什么是中国的特点，什么是中国文化的内在本质。你们的研究要摆脱在概念中兜圈子、从书本到书本的模式，要走出书斋，在实际考察中认识西部、了解西部。
从事科学研究要有目的性和计划性，要使研究深入下去，必须要制定出一个具体的计划。要多选择几个不同类型的地区作为调查点，以便作比较分析，并制定必要的研究指标，为从调查点上的定量分析推向面上的定量分析作准备。事实上，制定研究计划的过程就是明确研究目的和要求的过程，只有目的和要求明确了，计划才能定得具体可行。所以我接下来想了解你们考察的目的和要求是什麽？
方：对西部人文资源的考察，我们不想只作泛泛的考察，我们要做的是围绕着文化变迁这个主题，对西部的一些富有代表性的传统社区和文化群落进行深入的考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许多富有特色的地方文化正在迅速的消失，一些落后地区的人们似乎都在渴望工业化经济的成果，都希望社会能快速的转型，并试图改变或革除原有的制度与传统，进行新形象的集体探索。这种集体探索的结果就是集体的复制西方的文化，如果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在失去它们的原创力，都只是在复制由少数先进国家所输出的所谓先进的文化，那麽人类多样性的智慧和多样性的文化就将在短时期内迅速的减少。因此，如果说，人类现代物质文明的发展是以减少自然界生物多样性为代价的，而人类现代精神文明的发展则是以减少人类文化多样性为代价的。现在人类已经明白了减少自然界生物多样性的后果将会是什麽，所以人们正在积极地呼吁保护地球上所有的生命。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谁明白或真正认识到，减少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智慧的多样性的后果是什麽？也许有人认为，一些地方性的传统文化的消失，是一种历史进步的必然性，没有必要保护和惋惜。对此，我持怀疑态度，但我不否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些地方性的传统文化会获得一些再生和发展的机会。只是这些机会产生的条件是什麽？它的内在动力又是什麽？这将是我们在课题中所要探索的问题。
虽然西方文化相信，人类的理性能够正确的评价人的意义和价值，借助于理性认识和预测功能能够把握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规律，从而管理好自然环境，但事实上人类的理性认识能力是有限度的。虽然人类的理性能力对于认识线性关系的自然事物和机械系统，的确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人类的理性能力对于非线性的自然系统、尤其是对于复杂的生态系统的认识和控制，则是令人失望的。对于生态系统的复杂变化，有许多动物都能敏锐的感觉到并做出积极的反映。而那些长期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土著居民也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直觉能力，敏锐的预感到生态系统将发生的变化，他们的那些感知能力比只相信科学理性的人要强得多。这是一种在自然环境中发展出来的原生态文化的特性，他们的直觉和非理性化的思维特征使他们能直接感悟到大自然的许多规律。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面临自然生态失衡的困境，不仅需要发展科学的理性思维，也需要发展人类直觉中的非理性思维，而人类那些一直未脱离自然环境的原生态文化正好能作这方面的补充。如果我们在发展中失却了这方面的文化，那将是人类文化的巨大损失，也许是一种不可弥补的损失。就象自然生态之网遭到破坏一样，人类文化生态之网也在遭到破坏。这种破坏要是我们不留意，就有可能是毁灭性的。因此，对西部一些保存得较好的原生态文化以及地方性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与变迁，还有再生方面的考察与纪录，就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在具体的研究方面我们希望能得到先生的指导，尤其是做实地考察的一些具体方法上。
费：围绕着西部的文化变迁和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这个主题，来提出问题，然后通过考察来认识问题和回答问题，这种做法是可行的。这种从实践中的来的认识往往比从书本上的来的认识具体得多、充实得多。因为它不是从概念中推论出来的，更不是凭主观中臆想出来的，所以只要能自觉地、不留情面地把考察中一切不符合实际的成分筛选掉。它就会成为西部文化艺术变迁的历史轨迹的真实纪录，即使过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当人们来翻看它时，仍然具有价值。这种价值就在于它是未来的起步，而今后的变化则是它的延续。我们的一生，人类的一代又一代，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跟着往前走的。我们今天对西部文化变迁的认识，过些时候回头一看，如果能发现它的肤浅和幼稚，那就证明我们的认识有了进步，这不是也很好麽？社会总是在不断的有新的认识中不断发展的。包括我们的学术研究也一样，每一次的实地调查都会给我们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甚至是一种认识论的提高和一种新的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我这一生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思想的形成，都是和我最早的两次实地调查有关系。
1933年我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由吴文藻先生介绍考入清华大学跟俄国老师史国禄学习人类学。他为我定下了一个六年的基础学习计划，包括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三个部分，规定我一两年为一期，三期完成。1935年暑假我结束了第一期的学习计划，学会了人体测量和体质类型的分析，完成了两篇论文。这时正逢史国禄的休假，而且他自己又另有打算，决定休假后不再继续在清华任教。所以他为我做出了新的安排，1935年暑假后到国内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一年，然后1936年由清华公费出国留学，他就不再自己指导我的第二和第三期的学习计划了。
按他的意见，1935年暑假我和前妻王同惠一起到广西大瑶山，现在的金秀瑶族自治县共同进行社会调查，我当时还携带了人体测量仪器以便进行体质调查。在考察中因语言不通，非常不便，好在王同惠在语言方面很有才能，没多久她就能用简单的日常用语和当地人交谈。我觉得女性在做人类学考察方面好像比男性更有优势，她们很容易与人交往，我和王同惠在一起她就比我和当地人熟，她常常和那些人一起聊天，收集了不少资料。该年12月份我们结束了大瑶山里的花篮瑶地区的调查，准备转入附近坳瑶地区时，在路上迷失了方向，遭遇不幸事故，我自己负伤，王同惠单独离开我去寻找援助，不小心溺水身亡。我在养伤和休养时，把和王同惠一起收集的材料（其中大多数是王同惠收集的）写成《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这是我第一本社会调查的成果。这一成果也是我后来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思想的基础。
我自己在瑶山所取得的体质测量资料，因当时没条件整理，一直携带在行李里，最后在昆明发生李、闻事件后仓促离开，在路上全部遗失，花篮瑶的体质报告也就永远些不出来了。但这并不是说我这两年体质人类学的学习在我的学术上没有留下影响。除了我对人类的生物基础有了较深的印象之外，分析类型进行比较的科学方法也为我以后的社会调查开出了一个新的路子。
1936年暑假在吴文藻先生的安排下，我将去英国伦敦大学跟马林若夫斯基学习社会人类学。比史国禄给我预定的计划，免去了语言学的一节。
这时，从瑶山回到家乡我有一段在国内等候办理出国手续的时间，我姐姐就利用这段时间为我安排到她正在试办农村生丝精制畅销合作社的基地去参观和休息，这是一个离我家不太远的太湖边上的一个名叫开玄弓的村子。我利用在村里和农民的来往，进行了一次类似于在瑶山的社会调查。我带了这份在这村子里收集到的有关农民生活的调查资料一起到了伦敦。
我根据这批开玄弓的调查资料写出的提纲，首先得到了我当时在伦敦的导师沸斯的肯定，随后又得到了马林洛夫斯基的注意，当即决定由他自己亲自指导我编写以中国农民生活为主题的博士论文，这论文就是后来的《江村经济》。如果所在广西大瑶山花篮瑶地区所做的实地调查，为我后来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思想打下了基础，那麽我在开玄村所做的实地调查，以及最后完成的《江村经济》这为我以后一些系列的社区研究工作，开辟了一个前进的起点。同时我“志在富民”的思想也是在这一阶段形成的，以及我后来所完成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甚至包括我在八十年代所做的小城镇研究等都无不与当时的认识和所打下的基础有关系。所以一个人的学术道路是有延续性的，而且从实践中的来的一些认识往往会影响人的一生。我当时是希望，通过社区研究的概念和方法来达到认识中国社会的目的，另外，也是希望自己能用这种方式来朝着由吴文藻先生为首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的方向前进。
但对这种研究方法曾有人质问我，你们的社会研究如果是一个具体的社区，那也只是中国的一部分，你们能把全国所有的农村都观察到麽？社区研究只能了解局部的情况，汪洋大海里的一滴水，怎能不落入以偏概全的弊病呢？对此，我提出了类型比较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作为对策。也许是受了我早年所学的动物学和解剖学的影响，我对客观事物存有类型（type）的概念。一切事物都在一定条件下存在，如果条件相同就会发生相同的事物。相同条件形成的相同事物就是一个类型。同一个类型里的个别事物并不是完全一样的，类型不是个别的众多重复，因为条件不可能完全一致。我所说的类型只是指主要条件相同所形成基本相同的各个体。
以江村来说，它是一个具有一定条件的中国农村。中国各地的农村在地理和人文各方面条件是不相同的，所以江村不能作为中国农村的典型，也就是说，不能用江村看到的社会体系等情况硬套到其他中国的农村去。但同时应当承认，它是个农村而不是牧区，它是中国农村，而不是别国的农村。我们这样说时，其实就已经出现了类型的概念了。那麽，形成江村的条件是否还形成了其他的一些农村，这些农村能不能构成一个类型？
如果承认中国存在着江村这种农村类型，接着可问，还有其他哪些类型？如果我们用比较方法把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一个一个的描述出来，那就不需要把千千万万个农村一一地加以观察而接近于了解中国所有的农村了。另外，我认为，只有从每个社区根据它特有的具体条件而形成的社会结构出发，不同社区才能相互比较。在比较中才能看出同类社区的差别，而后从各社区具体条件去找出差别的原因，再进一步才能看到社区的发展和变化的规律，进入理论总结的领域。
我在这里所的意思是，如果你们的课题研究是围绕着西部文化艺术变迁的这个主题，采用社区研究的方式来做，就一定要注意我刚才所说的类型对比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方：先生刚才的谈话使我受益匪浅。我们这次对西部文化艺术的考察角度虽然和当年先生对江村的考察角度不完全一样，但方法却是可以学习和借鉴的。我们课题组的成员大都来自不同的人文学科和艺术学科，但大家都可以围绕着文化变迁及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这个主题从各个不同的学科角度切入，根据不同的专业要求选择各种具有不同文化类型的社区进行考察。然后再根据不同的类型比较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得出结论。
比如我的专长是研究地方性的传统手工艺，同时，我也认为，传统的手工技术往往是一个传统社区原生态文化的基础。同时那些传统的手工艺品也往往是那些偏僻的、封闭的传统社区的物质文化设备，这些社区的人们从小就生活在这些由手工艺品组成的物质设备之中。比如妈妈剪的窗花、奶奶做的虎头帽、姑姑绣的围兜、爸爸做的玩具、各种民俗活动中的道具等等，这些都是当地人们从小习得传统文化和享受亲情关爱的的各种文化器具。因此，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就会希望选择西部地区在历史上手工艺比较发达，而且现在还有一些手工艺术在继续存活和发展的社区来进行考察。
同时我还认为，在西部一些偏远地区保留的较原生态的文化，往往是一种较古老的文化，它的动力模式来自传统的手工业和农业技术状态。而现代文明对于当地文化的侵染，就是首先要根据现代的技术要求来调整其文化，同时也就意味着要采纳现行技术的“动力模式”，抛弃那种如今已找不到现实基础的传统“动力模式”。这也就是说，技术动力有时会领先于社会动力，并将自己的动力强加给社会，造成社会变迁的加速化。从这种角度来看，技术是组成文化的一个部分，但同时它们又常常脱离文化，构成完全独立的系统。它们和文化系统相互影响，又相互对立。正如普遍与特殊的对立，抽象与具体的对立，构造与现成的对立，未知与经验的对立，体制与生存的对立。正因为如此，在许多本土文化正走向与国际现代文明接轨的今天，考察技术和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的模式就非常紧要，尤其是要考察现代技术将如何影响本土文化的未来：或者逐步的造成地区性的旧文化的解体，或者建立新的文化形式。因此，现代新技术的锲入最后伴随而来的就是非地域化过程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有学者认为，技术现象是人类的首要特征，因技术在种族之间造成的差别远比因人种或宗教文化造成的差别重要。也就是说，相同的技术往往会拉平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因此，我认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西方的技术模式不仅迅速地取代了各地方性传统技术的合法地位，导致了传统技术的崩溃，也使许多地方性的原生态文化，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根基，并因此遭到了破坏，甚至消亡。当然，这只是我的设想，我要到西部去考察的目的就是要证实我的设想是否正确，也许在考察中还会发现第三条路，那就是地方性的本土文化和传统技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继续发展和再生。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我几年以前考察的景德镇手工艺陶瓷的复兴，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另外我们这个课题组的成员还有，宗教、民俗、音乐、美术、戏曲、建筑等方面的专家，他们也可以从他们的角度来找到一个有专业特色的社区的切入。例如我们课题组的音乐理论方面的专家乔建中先生，就准备用音乐人类学的方法去考察自己家乡陕北地区的民歌“信天游”，通过考察在现代文明冲击下当地民众对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信天游”的感情变化过程，来反映这一时期当地文化变迁的真实面貌。
还有音乐理论专家肖梅女士，已用艺术人类学的方法对纳西族好几个村庄的的民间音乐保留和发展状况作了很详细的田野考察，通过这种考察来反映了当地人对现代文化的接受态度和认识程度。也就是说，我们对西部的文化和艺术变迁的考察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将其放在一种真实的社会情境中，一个具体的社会事实中来解释和理解，从而感受到文化和艺术形成背后的那种细微的结构过程。当然，具体的做法还要在实践中不断的探索，也许下去以后很多的问题都与我们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费老不断地给予我们的指导。
费：你们的研究的确是一个新的时代所面临的一种新的研究，这种研究需要有开创性和探索性，就是因为需要有开创性和探索性，所以，即使有一些不成熟也是正常的。其实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在不断的探索中前进和发展的，在前进的路上是没有现成的路标的，这些路标都是人类边走边设立的，而这种设立的过程就是人类创造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的过程，希望你们能在这一过程中也贡献出一份力量。
方李莉记录整理
2001年载于《民族艺术》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