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李莉：《费孝通晚年思想录》“编者的话”

2005年4月24日上午，费老的女婿兼秘书张荣华先生打电话来说“你赶快到医院来一趟吧，老先生恐怕不行了，来见他最后一面。”中午12点我赶到医院，看见老先生安详的躺在床上，仿佛已经没有了痛苦，这是他生病以来我看到的最安详的一次。但医生告诉我，他的血压已经低于正常人，正常人高压最低为90度，老先生只有78度，而且还是靠药物维持，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最迟也许就是今天晚上了。

从医院回到家，我一直希望这不是事实，老先生在医院多少次危险，都活过来了，但愿这次也是如此。一晚上我提心吊胆，第二天天亮我赶紧打电话到医院，但病房已没人接电话。我赶紧打电话到费先生家里，终于接到了我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24日晚上10点半老先生仙逝了。

泪水漫过了我的双眼，思绪追溯到我第一次接受费老教诲的情景。很早我就读过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在他思想的熏染下，我开始对自己的家乡景德镇做田野考察。1996年我被录取到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做博士后，费孝通先生是那个所的第一任所长，后来虽然退休了，但还担任着名誉所长和学术指导以及教授的职务，正因为如此我才有机会成为他的学生。

我的博士学位是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取得的，当时我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艺术，所从事的是艺术人类学研究。但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没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我是该所招收的第一个艺术学方面的博士后，我的研究角度在所里是非常边缘化的。因此，我从不奢望我的研究会得到费孝通先生的重视。但我的想法恰恰错了，费孝通先生不仅是一位人类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非常具有人文关怀的学者，对文学艺术也有很深的见解和认识。所以，他不仅没有漠视我的研究，反而是非常关心我的研究。

一次，所领导告诉我说，费孝通先生要去景德镇，当时我所写的有关景德镇民窑业的田野考察报告刚刚完成，为了了解景德镇的情况，费孝通先生想看看我的报告。就这样，我写的“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报告”被送到了费孝通先生手里。后来潘乃谷教授（当时的副所长）通知我说，费孝通先生的秘书在路上打来电话，说费孝通先生看了我的报告后很有感触，回北京后，想让我去见见他。当时我一点也没有想到费先生会重视我的考察报告，因为，我虽然已经是博士后，但在人类学的领域里可以说还是一个新兵。见到费先生后，他对我考察的内容和方式的肯定，真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和老先生面对面的谈了一个多小时，谈话结束时，费先生提醒我说：“今天我们的谈话内容非常精彩，你为什么不把它记下来，下回来时最好带个录音机，这些谈话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好的文章。”

遵照老先生的意思，我再次来到费先生的家里，并带了录音机。就我的考察报告老先生讲了很多他的看法，在讲话的过程中好像是在随意聊天，但实际上费先生始终是在紧扣一个主题。在这次谈话中，他对我的研究给予了极大的鼓励，他认为我对景德镇的研究，不仅关注到了它的现状，对它的历史和传统也做了较多的对比研究。就此，他谈到了传统与创造的问题，他说：“有关文化的死与活，我一直想写一篇专门的文章，但现在精力不行了，你今后把它发挥发挥写出来。文化的生和死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它有它自己的基因，也就是它的种子。就像生物学里面要研究种子，要研究遗传因子一样，文化里面也要研究这个种子，怎么才能让这个种子一直留存下去，并且要保持里面的健康基因。也就是文化既要在新的条件下发展，又要适合新的需要，这样，生命才会有意义。脱离了这些就不行，种子就是生命的基础，没有了这种能延续下去的种子，生命也就不存在了。文化也是一样，如果要是脱离了基础，脱离了历史和传统，也就发展不起来了。因此，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

他又说： “我还希望你在研究中，要找到中国艺术文化的发展源头，然后再从这源头中找到中国文化的内在本质。我在这里讲的就是文化有它的深度、有它的广度；有它的过去、有它的未来，我们要在创造中继承这一关系。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个历史、一个传统和创造怎么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希望你在这方面要多思考、多下点功夫。我们今天讲话的主题就是，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待未来，创造一个新的文化的发展，也就是，以发展的观点结合过去同现在的条件和要求，向未来的文化展开一个新的起点。你写的书就是表达这样一种思想的一个例子之一。[1]”

谈话快结束时，他告诉我说：“文化的定义有两层，我们不能只管一层，经济不发展，不发展大众艺术，精英艺术就出不来。因为艺术是从生活里出来的，精英艺术又是从大众艺术里出来的。这里有一篇我和李亦园先生的对话录，叫：“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里面就讲到了有关大传统和小传统、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问题，你拿回去好好的看一看。另外，我还送给你两本书。一本有关英国陶瓷历史的书是希望你能在立足本土文化的同时，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还有一本“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希望你能够仔细研究中国文化的传统和历史，掌握中国文化的根本。也就是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未来，并把它们融会贯通起来进行自己的研究。[2]”

费先生当时告诫我的这些话，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使我受益无穷。后来我将这次谈话的录音整理出来，给先生看过以后，被收录进“费孝通文集”第十四集。

费老的秘书，张荣华先生对我说，有时间你要多来看看老先生，他喜欢和你们这些学生聊天。费老也说，你出去考察回来，别忘了，来看我，告诉我，外面发生的事。还有，你平时看到有什么好看的书也给我带点来。从这里可以看到费孝通先生不仅关心学生们的成长，同时也很注重通过学生的考察，了解社会新的发展状况，同时不断增加新的知识，他是一个永远在不断学习的伟人。

记得一次，费老借了一本他年轻时翻译的，由美国社会学家梅欧写的书给我看，书名叫：《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梅欧生于1880年，这是他半个多世纪之前写的书。

当时费老正在写他的那篇《派克笔记》的文章，他说他之所以借梅欧的《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这本书给我看，是因为，在别人的眼里西方国家三四十年代的社会学理论已经过时了，我们不用再看了。但是他认为：“这里就牵涉到了对历史怎么看、怎么学历史的问题了。他们都是过去了的人，是属于老一辈了，他们写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过时了？这就要看你如何去看待这个问题了。我们中国和西方发展的水平是不一致的，我们要从发展水平上去找出我们和西方的一个共同时间。”

他当时告诉我说：“我是伴随着中国的工业化生长的，而美国的工业化则是在我的上一辈开始的，从起点上算差了将近一个世纪。所以，我们现在学的许多东西，他们已经都过去了。因此，我们不仅要学他们现在的经验，还要学他们发展初期和中期的经验，把他们那时候的思想、文化来同我们现在比较。因为他们那时候经历的东西也许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或将要经历的东西。我在《派克笔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派克的思想是不是过时了？也许在美国已经过时了，但在我们国家却还很有借鉴价值，因为他那个时代所遇到的问题，正是我们现在所遇到的或将要遇到的问题。

而且，结合现在的实际，我们还可以理解到，他们那时为什么会想到那些问题。因此，这一批人的思想还值得我们花点时间去吃透它，懂得他们当时为什么会发生那些问题？为什么会产生那些思想？从他们当时的变化，来知道我们将要遇到的变化。但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两个变化遇到一起了，一个是机械文明，一个是信息文明。也就是说，在他们那里，这两个文明是分阶段发展的，而在我们这里，这两个文明却重叠在一起了。

这样，问题就复杂化了，也就是我们将遇到的问题，比他们当年遇到的问题还要复杂得多了。可是不明白他们当时的问题，我们也很难解决现在的问题。因此，我觉得我们要把他们那一段时间的思想理理清楚。他们那个时候正是社会科学大力发展的时候，我想，我们现在也应该是。这个阶段社会科学是很重要的，我们正好赶上了。”

这次谈话结束时，他说道：“我认为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有两个，第一个是如何确定中国现在发展的位置，也就是处于人类工业文明发展的什么阶段？所发生的变化是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可以参考西方的经验，因为毕竟他们走在我们的前面，看看他们所走过的路，看看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是有帮助的，也是可以借鉴的。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国工业化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在中国一些边远农村，还是处在农业时代，但许多地方已经是工业时代了，而在大城市信息文明也已经进来了。也就是在中国，前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的发展是重叠的和交织在一起的。你要把这里边的复杂性和独特性讲出来，正因为这样的一个复杂性和独特性，所以我们又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还应该走自己的路。” 有关这方面的思考，后来，费孝通先生在他的文章——《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中进一步表达了出来。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以后，每次到老先生那里去，我都带上一个录音机，将他的谈话整理出来。每次，费老都将谈话录仔细看过，并作一些适当的修改和调整。他认为这种方式不失为一种表达学术思想的好方式，因为自由的谈话常能给人带来平时不曾有的激情和灵感。

正因为有这样的想法，1999年，2月7日，春节前夕，费先生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学者谈话时说：“你们心里都有好东西，但是还没有发挥出来。怎么样才能帮你们发挥出来呢？我想可以用交谈的办法。人在社会里，要有一个‘语境’（discourse），需要与别人交流，不能只靠自己，在人同人的接触里才能生出来新东西。……你们已看到我同李亦园和方李莉的两篇对话，你们是不是也可以跟我来个对话？”
从这里可以看出，老先生一直到晚年，都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的人，他不仅希望自己思考和自己写作，还希望和学生及同行们交流，希望通过对话帮助大家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发挥出来，在相互交流中推动学术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在每次的交谈中，老先生都鼓励我说出自己的想法，然后，在帮我纠正的过程中，表达他自己的看法。

1998年我从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被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虽然结束了在北大做博士后的生活，但我和费老的师生情谊一直保持着。尤其是从2000年开始，我向先生请教并得到他的指导的机会比以前更多了。原因是，在这一时期，为了和东部的发展取得平衡，国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号召。

作为一直关注西部经济发展，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并提出过“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费孝通先生，不能不关注这一战略的实施。费孝通先生认为，西部大开发，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一战略是对的，但西部不仅是我国经济落后的地区，也是蕴藏着众多人文资源的文化沃土。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中大部分的少数民族都集中在西部的10个省、市和自治区，是我国文化最多样性的地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部大开发也可以是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大开发，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民族文化的接触与碰撞在所难免，解析不同民族文化的变迁历史、寻找文化沟通、交流的有效途径，并从中找到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进步的新生之路，应是西部开发中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之一。而且在我国的西部不仅有许多珍贵的自然资源，还有许多珍贵的人文资源。我们的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就蕴藏在这些人文资源之中。因此，在西部开发中，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西部的人文资源。

笔者所在的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非常重视费先生提出的这一想法，为此，专门请费孝通先生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了一次有关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学术报告，除中国艺术研究院全体研究人员之外，现任文化部长孙家正、原文化部长周巍峙等文化部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主要领导也都前来听取了这次讲座。

讲座中，费孝通先生说道：“对西部传统的文化艺术我们注意得不够，但外国人却注意到了，克林顿访华的第一站就是西安。还有日本首相到中国来也是首先去了敦煌，还表示，他们愿意出很多的钱把敦煌保护好。西安也好，敦煌也好，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那是因为它代表了一个文化的中心！我们都说我们是炎黄的子孙，那个时候我们中国文化的中心，就在西北。”“还在我小的时候，瑞典人斯文·哈定，就到西北作了大量的考察，并在世界上发表了许多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我们中国人自己却忽视了西北，在中国最早的交通是陆路，从西汉开始到唐代，通过丝绸之路，打通了中外及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所以那里非常的繁荣，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但后来文化发展到了沿海，那是因为水上交通比陆路交通更方便。可是现在又改变了，有火车了，有飞机了，陆路交通也很重要了。所以，西部又有一个新的发展机会。在历史上看不起西部的观念比较深，现在我们要把这个观念纠正过来。”[3]

当然，对于西部的人文资源的认识，就是对于费孝通先生来说，也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他在兰州的一次招待会上说：“我这是第九次到兰州来，才第一次讲到了人文资源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事物发展的必然性，这意味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已经开始产生变化了，也就是说当物质发展到一定地步以后，人们就要开始重视精神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我们面对的不仅有自然资源，还有宝贵的人文资源，这是在我们的感情产生了变化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看到的。在经济落后时期，人们不大可能会认为人文活动留下的遗迹和传统是一种资源，是因为经济的发展才促进了人们对人文资源的认识。”[4]

在西部开发之初，许多人都只是关注其经济利益的时候，费孝通先生能高瞻远属的提出这些见解，的确是难能可贵，表现出其作为一位世纪性的学术大师所特有的敏锐的思想性。而他这种深刻思想的来源，也是在于他的长期实地考察与不断思索。因此，他指出，中国传统的文人，大多是坐在书斋里看书的，不太会深入到下面去考察，不太会到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中去体验，去了解事物真正的本来面目，所以对书斋以外的许多事情都不太了解。今后我们要改变一下我们传统的做学问的方式，要提倡真正的深入到生活中去，到广大的农村中去，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的好东西。我们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认为决不会仅仅来自书本，而是在实践中，在实际的生活中产生我们的知识。对中国的历史的也不要光看书本，要到博物馆去看一些真正留下来的实际的东西，我们对它的认识才会更深刻，更全面。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座谈会上，他说：“今天来的都是专家，等一下我要听听你们的意见。看看我们怎么样来组织一支队伍，我主要是想办法来帮助大家，在这一方面不是我的本行，但我愿意以我的力量来帮助一批人，帮助一批人文学家、艺术理论家和考古学家组织起来，看到他们的任务，看到他们将要对国家所做的贡献和以后将要发展的道路。创造一个全球化下面的、二十一世纪的、能代表中国新的精神面貌的文化艺术出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当我们考察和研究了西部的人文资源以后，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家底了，这些都是我们发展未来文化的基础。现在你们要了解这些家产，找到一条发展的路子。”

在费孝通先生的关心和亲自指导下，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牵头单位联合清华、北大、中国社科院及西部各省的有关单位，向科技部申报了题为“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的国家重点科技研究项目，又向文化部申报了题为“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国家重点课题。这两个课题都得到了批准，按照费孝通先生的思路，前者主要是对西北的人文资源进行梳理和清点，也就是通过数据库的建立，来摸清我们的家底，知道我们在西部到底有那些重要的人文资源，它们目前的存在状态又是如何？先了解西北再了解西南。后者主要是在梳理和清点了西部人文资源的基础上，对西部人文资源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提出一些可行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具体措施。

费孝通先生认为，有关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它不是一个两个人能够做得了的，而是要集中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学者来做。而且这种研究是一个长期的研究，这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能够完成的，它是要好多年，甚至对有些人来说也许这将是一个终生的研究事业。费先生希望我能来具体负责这一课题，尽管我觉得很有压力，但在老先生的鼓励下我还是承担下来了。

在有关西部人文资源研究的课题论证过程中，除了文献的整理，案头的准备之外，学费孝通先生更注重的是实地考察，为此，他带领我到西安、到兰州等地，参观当地的博物馆，与当地学者一起座谈。一路走一路交谈，使我获益不浅。我将费老的这些讲话整理出来，陆续发表，引起很大的反响。

由于老先生年龄大了，不能深入到西部最偏远的地方做考察，但这也挡不住他对西部基层农村的深切关怀，每次我从西部农村考察回来，他都要急切的看我的考察报告和考察笔记，还有我拍的有关录像与照片。并不断地发表他的看法。

老先生在生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和老先生在一起交谈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也是自己一生中在学术上获益匪浅的时间段。老先生去世后，我在网上看到谢泳先生写的《晚年费孝通》的文章，他认为：“像费孝通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年轻一辈如果不走近他的内心世界也许很难理解他。他的晚年，或者说他的后半生，一直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政治家（想不出其他更好的称呼）的世界，这一面为人所知，另一个则是社会学家的世界。前者是公众的，而后者是个人的，理解晚年费孝通，非走入费孝通的个人世界不可。”看了这段话以后，我自问，自己是老先生的学生，晚年和先生的往来也不可谓不密切，但我真正了解老先生吗？我走进过他的内心世界吗？我没有把握。我们这些学生和老先生在一起，除了谈学术还是谈学术，学术之外的事情基本不涉及，我从不问，老先生也从不说。

只是有一次，我问老先生：“您相信命运么？”他回答我说，什么是人的命运，这很难捉摸。但他认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会有一双看不见的鸿蒙之手，借助不同的人来承担不同的历史责任。他认为，他能在这样的位置上产生这样的思想，产生这样的历史作用，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能力和努力，而是鸿蒙借他的手在起作用。我理解他的意思，个人的发展及成就，包括思想其实都是历史的产物，时代的产物。许多事情并不是个人能够左右的。

在“费孝通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李慎之与费孝通素有交往，是费孝通在晚年比较能谈得来的一位朋友。1997年，他们有一次聊天，李慎之提出了一个问题：“费孝通”这篇文章怎么结尾？这个问题理应该有个愿望在内。如果确实有，这个愿望应该是很多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事实上，从高层人物到平民百姓，从政界到学界，从亲传弟子到私淑后学，却有很多人都在关注着暮年费孝通，看他最终定位在什么地方，听他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费孝通在一次小范围谈话时说：“李慎之提的问题很有意思。我从这个问题领悟到，现在一些知识分子对我有一个冀望，希望我回到早年一二·一运动的时候，也就是民主运动时的位置上。我这一生过得很不容易，到现在已经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时候了。两岸猿声，我的体会是指别人的议论纷纷。啼不住就让它啼去好了。不计较对我怎么评论，这一点我做得到。可是人家对我的冀望，很明显有个中国现代化进程在里边。两岸猿声可以不问，国家的前途却不能不想。个人这个轻舟快要过去万重山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才开始，整个国家才过去几重山，还会有一段很艰苦的时间。从小农经济走向跨国经济，我们不是一个轻舟，而是个沉重的大船。这个大船要进入21世纪。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去履行时代赋予的责任，确实值得认真想一想。“

正像前面所说的“鸿蒙借君手”，费先生认为：“看来我这篇文章结尾，结束语是什么，生命的句号划在什么地方，不是我自己能够决定的，而是要由整个时代来定。是时代定位，不是个人定位。眼前是一个什么时代，正在发生的变化，有什么意义，我这样一个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做些什么事情，最终能给答案的只能是时代，是历史而不是我自己。”

现在老先生已离我们而去，他画的句号，我们已经看到了，正如他所说的：“中国正在走一条现代化的路，不是学外国，而要自己找出来。我为找这条路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做“文化自觉”这篇文章。“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生命快过完了，句号划在什么地方确实是个问题。我想通过我个人划的句号，就是要把这一代知识分子带进“文化自觉”这个大题目里去。这是我要过的最后一重山。”

为过这最后一重山，老先生花了几乎十年的时间，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一篇接一篇的书写以“文化自觉”为主旨的长文章。如果说以前，我虽然是他的学生，曾经跟随他出去考察，也聆听过不少他的教诲，但我对他晚年的思想，认识还比较表浅的话，而自从先生去世后，我在不断地看他近十年的文章，不断地体味他和我每次的谈话，对先生晚年的思想开始有了一个较深的认识。我是1996年到北大学习的，所以，我接触得最多和最熟悉的正好是老先生这一阶段的思想。收集到这本书中的系列有关谈话都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每次的谈话内容现在看起来都是老先生对“文化自觉”这个概念的不断阐述。包括他让我做的西部人文资源的课题，也是希望通过认知、理解和诠释自己的民族文化历史的一种“文化自觉”的行为。

费孝通先生认为，最近二十年，中国的发展比较顺利，有些人就认为一切都很容易，认为生产力上来就行了，没有重视精神方面。实际上，我们与西方比，缺了“文艺复兴”的一段，缺乏个人对理性的重视，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补课，这决定着人的素质。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很快，没有很好的素质，就无法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这是个文化问题，要更深一层去看。

他认为：“我们国家现在的主要问题还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责任，国家的经济没有底子不行。经济底子发展之后，还要出现一个文艺的高潮，如果看得远一点，我们就应当有一个这样的准备。”这是平时他反复说到，但又没有引起大家注意的问题。

他说，“我们的文化面临着一个挑选，它的发展有两条路线，这是两条很根本的路线，也许就是不同的东西方文化差别。”他认为，这种讲法是比较超前了，是将明天的话在今天讲了，但这种讲法目的是要我们回头去看看中国文化的传统。

费孝通先生认为，在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怎样才能创造出一个人类共同的文化，这是一个大问题，怎么创造，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但世界一体化的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文化规则和社会次序，甚至要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行为准则。这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他说：“‘和为贵’的观念，是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在与异民族相处时，把这种‘和’的观念置于具体的民族关系中，出现了‘和而不同’的理念，这一点与西方民族观念很不相同。我认为‘和而不同’这一古老观念仍然有很大的活力，仍然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项准则和一个目标。承认不同，但要‘和’，这是世界多元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否则就要出现纷争。而现在人类拥有的武器能量已经基本可以在瞬间毁灭地球，可以说‘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

9·11事件的发生，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印度与巴基斯坦等国家之间的越来越升级纷争，都证明了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见解非常正确，而且有着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和’的局面怎样才能出现呢？我想离不开承认不同，存异求同，化解矛盾。化解的办法中，既要有强制，也要有自律。”“世界各国既然现在属于一个地球村，这个‘村’里就应该有一套‘乡规民约’大家认同，自觉遵守，否则就要乱套。‘乡规民约’与法律不同，时习惯化的、自动接受的，适合社会自我控制，是一种内力。中国老话里讲‘克己复礼’，这个‘礼’是更高的‘乡规民约’。”[5]

费孝通先生的这一看法和理念，对于当今世界的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一位中国学者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东方智慧。在这样的基础上，他要求我们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重新认识自己古老的传统文化。

他说，我们不要认为只要是传统的、民间的文化都是落后的，不合理的，都是要丢掉的或抛弃的。其实里面还可能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值得我们今天新的文化借鉴的，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新的文化发展的基础。当然明确的说来，在民间文化和传统文化中是有很多不好的、落后的东西，是我们今天要抛弃的，但我们不要倒洗澡水，把孩子也给倒掉了。要留下许多优秀文化的种质，并在这基础上让它们得到重新发展，为人类的未来发展不断的提供新的养分。

他举例说，我们中国人在这地球上生活了几千年，那时候并没有现代概念中的医院，但是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呢？这里面有很多的办法，有许多办法很经济、很实用，比如针灸、拔火罐、刮沙等等，有时并不需要药，就能解决问题。不但简单而且副作用很少。也就是说，在我们传统的文化中实际上是有很多好东西，值得我们去继承和挖掘的，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了文化自觉的问题，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究竟有多深的了解，在这方面我们要好好的去研究和认识[6]。

在一次有关西部课题的讨论中他告诉我说：“所谓美和不美，实际上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民族也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看法，其实人的智力和习性也都大体相似，但为什么世界上还会有那么多不同的文化存在呢？那是因为人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所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原因的不同，才造成了文化上的不同差异。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我们不是要消除这些差异，而是要从更深刻的意义上去认识这些差异。我很赞成孔子所说的“和而不同”的理论，将其用在当今的时代是非常合适的。随着通讯和交通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空间距离越来越近，地球也越变越小，地球村的概念也开始出现。但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注意我们自己传统文化的特点，要在“和”的背景下找到我们民族文化的自我，并真正认识自我，知道在新的时代中华文明存在的意义，中华文明要为世界的未来发展做出的什么样的贡献。我常说的“文化自觉”实际上也包括了这一层的含义。“

我理解他的意思，他是认为，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地球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村庄，我们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是这一村庄的居民，这些居民们要在一起共同和谐的生活，就必须要学会相互的理解和相互的尊重，但这种理解和尊重必须要建立在自尊和自信的基础上，而我们对西部文化传统的认知、理解、诠释和研究的过程就是在不断建立这种自信和自尊的过程。正如余世存先生所说的：“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说可谓自卑或自大的解毒剂，他以阔达的态度指明人类的发展前途在于“各美其美”，在于“美人之美”。”

费孝通先生生前总是对我说，每个人作为生命的个体，总是会在这个世界消失的，但作为整体的人文世界，却是生生不息的，这个人文世界是由许多不同人的思想所凝聚而成的。我们的生命消失了，但我们的思想却会融入到生生不息的人文世界中。所以费孝通先生虽然去世了，但他丰富的学术思想，却成为了永远不灭的人类精神财富的一部分。

最后的结尾，我想用费孝通先生的一段话：“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人一代一代的创造，把时间变成了积累的基础。在人文时间里，留住了生命、时光，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