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李莉会长在2013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发言
尊敬的张荣华先生、费宗惠女士及各位会员，各位远道而来的外国学者们：
大家下午好！
今天开完成这个闭幕式，我们为期三天的会议就结束了。在这里我首先要代表全体参会的学者，感谢主办单位，感谢张士闪副会长，因为他和他的团队的辛勤劳动，让我们这次会议开的非常顺利而且大家的讨论也进行的非常深入，还要感谢在李修建秘书长带领下的学会秘书处的辛勤工作。另外，还要感谢费宗惠女士和张荣华先生的到来，他们推掉了去台湾的机会，到这里来为我们获奖的学者们颁奖，同时还要感谢各位著名学者的评议和所有会员的参与。我们的副会长们和常务理事们都有很多著名的学者，这是他们精彩的评议让我们的会议富有特点，也感谢刘铁梁先生的拔刀相助，从他的角度给我一个新的视野和一个很好的评议。另外，我还要感谢所有会员的积极参与，还要感谢留下来参加闭幕式的会员，能够坚持来听我们的总结。
我们这次会议跟往届的会议最大的不一样是“费孝通艺术人类学奖”的设立，我觉得这既是有意而为之，又是顺其自然而为之的事情。因为学会发展到了今天，我们需要有更高的要求来促进我们向前发展，也需要有更大的动力让我们把学术做的更好，而且我们也需要发现新的人才，让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人才不断涌现。所以，“费孝通艺术人类学奖”的设立也是势在必行、水到渠成的。那么“费孝通艺术人类学奖”的设立也确立了我们的研究目标与方向，这个研究目标和方向就是费孝通先生的四个字“从实求知”。理论联系实际，从摇椅上的研究走向田野的研究。
我记得我以前跟费先生请教如何做人类学研究时，他从来不告诉我多少理论，而是让我到田野里去观察和学习。因为他认为，我们创造不出理论，理论本身就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存在于在我们的研究中，存在于在我们的实际考察中。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慧眼去发现，去找到其中的规律和道理，如果我们不做田野，我们永远只有别人的理论而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理论。要想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理论体系，必须要掌握最新的第一手资料，掌握最前沿的社会动态，所以田野考察是费先生生前最关注的研究方法之一。我们今天的研究是要继承像费孝通先生等老一辈人类学家留给我们的传统，去继往开来。同时也希望通过奖励来激发学者们的研究热情及创造力，不断推出新人，推出新的研究成果。从这一点来讲，这一奖项的确立对于我们艺术人类学的未来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按惯例，在会议闭幕前，我要做一个简短的会议学术总结。事实上刚才各小组总结都已经总结得非常精彩，非常好了。所以，我在这里只说一点自己的看法和印象，未必所有的文章都会提到，我只提到几篇我认为对自己有启发的文章。
每次会议，我们都有一个小组讨论有关艺术人类学的理论问题，因为没有理论的讨论我们就没有方向感，所以理论讨论是我们每一次艺术人类学会上的重中之重。这次参与理论讨论的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学者，在这里我们很有幸请到了荷兰莱顿大学的范·丹姆先生，他是有关艺术人类学理论研究的大家，尤其是在审美人类学方面是世界性的权威学者。他的发言题目是“审美人类学研究的沿革、方法、目标”。在发言中，他介绍了国际审美人类学的发展沿革以及当今国际审美人类学的前沿研究，尤其侧重介绍了当今国际学术界对审美的研，我觉得这些对我们很有启发。他讲到了全球视野，谈到了审美人类学的跨文化对话。他认为，艺术人类学有两个方面对人的审美经验的认识有启发。一方面，是认为人的审美具有一致性，因为生物的一致性，心智的一致性，导致了人类审美的一致性。因为只要是人，就有同样的感觉，有同样的认知。另一方面，审美又是具有多样性存在的。因为每个民族由于历史状况不一样，地理环境不一样，所有的发展境遇不一样，因而形成了不同民族、地方甚至个人的审美偏好，所以形成了审美文化的多元性。所以，审美是多元性和一致性的统一体。他还提出，人类的的理想不仅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人、有道德的人、还要做一个审美的人。这种提法很有意思，他把美提到了一个理想的高度。这种提法，让我想到了费先生讲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这里也是用美来代表不同的文化。人们常提到的是“真善美”，但这里为什么不用善，真，而用美？这也是以后值得探讨的问题。美代表的也是一种民族的价值观和生活形式，所以费孝通先生认为，“美好的生活”里包含了人们对美对艺术的追求，他认为，道德化的生活是人的基本追求，更高一层的生活就是艺术化的生活。这和范丹姆的看法有些相似。
今年唯一一个得一等奖的论文，是云南艺术学院副教授向丽的论文，她的论文讨论的是：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艺术制度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艺术制度决定了不同的艺术观看方式的理论，这种观看方式引用了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来说明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对于艺术的理解要放在具体的文化布局里面来理解。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语境，要用不同的艺术制度来表达，也有不同的审美选择，审美必须是多元性的。当然制度这个词用的合适不合适大家可以讨论，因为这种提法以前不太常见。我觉得她阅读的文献非常多，用了大量的西方艺术哲学家的文献和大量人类学家的理论，但是其中遗憾的就是没有用田野的材料来论证她自己的研究。在这次会议发言中，王建民老师有一个贡献，就是他在论文中，讨论了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对人类学有何种贡献，其实我们学会里有不少著名的人类学家，但是大量的会员都是来自各个门类的艺术学科。所以大家都渴望用人类学的方法来重新审视艺术，包括艺术的观念。很少有人想到艺术的研究也会对人类学的研究有所拓展，这个视角在西方中存在，比如墨菲就谈到了人类学对艺术的研究可能会改变人类学对物的看法以及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另外，王建民教还授针对我们中国当下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困境提出了很多自己的看法，这也非常好。
今后的人类学不仅要关注宗教、经济、政治、社会组织、亲属制度也应该关心人类心灵深处的审美情感部分，也就是艺术的内在价值的研究，有关这一部分的研究，也许会为人类学观察文化与阐释文化开辟一个新的途径。纳日碧力戈的论文《艺术的重现：身心言之意绝而实通》做的正是这一类的探索。他从哲学的角度提出，经过反思的艺术人类学要努力让形气神三通，形气神不是西方的概念，而是中国人的概念。我觉得由于艺术人类学的加入，会加速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的速度，因为很多的审美经验中国人和西方人是不一样的。在这次研讨会上，日本学者中生胜美的研究提到东西方不同的审美体验。他提到，如果到一个地方去，周围的环境很美，西方人就会用“很美”来表达，但是东方人会用“很舒服”来表达。这个舒服不仅是视觉的感受，也是全身所有感官所调动的感觉。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对物体美的体验，西方人主要是重视“视觉体验”，所以，现在中国的美术界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就是“视觉艺术”，其将所有的造型艺术归于视觉艺术，这是西方的观念，但不是中国的观念。因为中国人欣赏艺术不仅仅用眼睛，还会调动身体所有的器官，包括味觉、嗅觉、触觉以及气场的感应等。所以在欣赏一件好的艺术的时候，有人会说“这件作品好有味道”。这个味道可能不是真正的舌尖的品尝，而是通过想象用心来品尝的。我们欣赏玉器和瓷器的时候，不仅要观赏，还需要把玩和触摸，所以不光有视觉，还有触觉。我们中国古代文人对生活的要求是很高的，苏东坡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古人还说“美食不如美器”，这是一种审美式的生活。古代文人讲究精通琴棋书画，要求人不仅是一个专业的人，有道德风尚的人；还是一个完整的、丰富的、具有审美情感的人。艺术人类学如何通过找到中国人的审美特点，以及审美体验中来找到中国人的价值观，从而更进一步认识中国人的文化特点在，这也许是我们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以上是有关理论的讨论，但我们的会议，向来是以田野研究居多，这次也不例外，因为费先生给我们的学术遗产是“从事求知”。来自田野的研究我们可以分为几个部分，比如造型艺术的研究，表演艺术的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从造型艺术的田野来说包括很广，其中包括：建筑、服饰、陶瓷工艺、砖雕、银饰、泥塑、木雕等等。虽然考察的对象不同，但是大家还是有共同之处。大家的研究除关注不同艺术门类的关注外，更多关注的是如何以物来看待文化的变迁看待社会文化的符号，因为中国人讲究的是“器以载道”，其意思就是任何物里面都包含有文化。西方的观念也一样，西方的人类学家提出，文化并不完全是独立的存在，其常常分散在各种物品中，分散在广场上，分散农家的院子里等等。也许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就在我们生活的所有物理世界中。如果仔细研究，我们就可以看到，任何器物都是由技术、制度和精神三个方面构成的，所以大家的研究尽管是不一样的，但是都关注了同一个问题。而且在关注这个问题的同时，大家往往会把对这个物的研究放在一个具体的文化语境和文化空间中来研究。比如莱顿教授的有关山东棉布纹饰变迁的研究，棉布虽然只是一个“物”，但是通过这个“物”的研究，让我们我们看到了中国手工艺三个不同的阶段，从民国时期到解放后再到改革开放，不同的时期的面部纹饰的变化。还包括李兴华和李松杰对景德镇的研究，也让我们看到其实传统文化、传统手工艺不仅没有消失，其正处于一个复兴的状态。我最近和莱顿教授合作，在带领着一个研究小组，在研究景德镇陶瓷手工艺的百年变迁，我想景德镇陶瓷业转型的百年诉求也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百年诉求。景德镇的传统手工艺复兴的内涵不在于技术，而在于文化。如果我们找到了它的复兴的原因和内在因素，也许我们能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找到另外一条出路。造型艺术的研究，在人类学里可以归为物质文化人类学。这一学科目前在西方国家很受重视，并能独树一帜，莱顿教授就是英国物质文化人类学研究方面的一面旗帜。所以和他的合作研究，可以促进中国艺术人类学在这一方面的发展。
除了造型艺术的田野之外，还有表演艺术的田野。有来自音乐，诗歌、舞蹈、戏曲和信仰的、民俗仪式的，在这些田野当中不仅关注到了民间表演艺术的本身还有关注到了艺术存在的文化空间，生态环境和历史语境以及艺术的传承方式、变迁的路径。其中还涉及到表演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等等。在这些研究当中让我们看到了民间文化和民间艺术的再生产以及商品化的过程。而且在这些研究当中，我觉得跟范·丹姆先生讲的后殖民艺术人类学研究当中的很多东西非常相似，出现了现代商品经济对民间艺术或少数民族艺术的“挪用”，“盗用”等等概念。
最后，我要讲的田野是非物质文化保护的另一种思考。在学会的常务理事会上曾经有学者提出我们是否需要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维度，是不是我们光研究艺术人类学会更加单纯一些。但是我认为是需要的，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我们要关注的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研究之一。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跟我们艺术人类学研究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因为我们的研究是来自田野，田野里的许多艺术现象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许多本身就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所以我们通过田野考察，可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且从艺术人类学的田野考察来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思考，可能与政府的思考有不同，与那些坐而论道的学者思考有不同。政府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论坛很多，我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从2003年到现在已经有十年了，十年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到现在为止，理论探讨仍然重要，理论探讨不但重要，同时还需要有持续的追踪考察来完善这些理论。这样才可以让我们政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得到不断修正。
在这里，我觉得张士闪先生的论文对我们很有启发，他出的主要问题是：谁在生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是应该如何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他引用了山东惠民县泥玩具和昌邑市烧大牛的活动为个案，讨论了了商品交易和文化赋意、艺人与农民、传统与现代的种种关系。而且对与民间手工艺技艺生产的功能意义、主体身份、语境脉络进行了剖析。他讲的农民与手艺人的关系很有意思，其实在传统的农村里，所有的手艺人、传承人以前都是农民，农忙时种田，农闲时做手艺，但现在出现了专业的手艺人，与农民的工作产生了分离。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也就是什么时候农民变成艺人，变成了与原先身份分离的人，为什么？脱离农民身份后其所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有哪些变异？还有李向振《“非遗”传承人认定与集体性乡民艺术的保护》的论文也很有意思，我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已经评了好几届了，但是这些传承人处境是什么样的，我们不了解。但是通过我们这些学者的田野考察，我们了解到了他们目前的状况。记得五年前我去韩国做学术交流时，跟韩国文化观光部的一位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官员交流，他说，中国要想确立传承人一定要慎重，要吸收韩国的经验和教训。他举例，有一位木匠，没有评上传承人的时候，在村里人际关系很好，被评为传承人后，反而被孤立了。因为在乡村有同样手艺的人很多，评谁不评谁，有时会比较困难。同时，只评上了某个人，其他人的积极性又给挫伤了。在李向振的考察中，我们也看到了许多这方面的问题，传承人究竟是个体还是群体？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因此，他这样的考察是很重要的，可以为下一步的“非遗”保护传承人的评选，提出很重要的参考意见。
以上谈到的田野，大都是乡村的田野。但我们艺术人类学不只是关注传统的乡民的，也不知是关注传统的，也要关注当代的、城市的艺术发展。蔡顺兴先生所做的当代设计的人类学研究，便是从这方面来研究的。人类学田野的概念一直在扩展，以前是从原始土著民族，到乡村，到城市。到后现代社会中的网络时代，我们可能还要关注到虚拟社区。如周星老师做的研究中，他的田野不仅在现实生活中，也在虚拟空间中，他在网络里做调查。他自己写道，他是潜伏在网络里面作田野。随着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我们所关注的问题会越来越深入，视野也会越来越开阔。
以上，是有关这个会议的一个简单的，比较感性的，即兴的学术总结。最后，我希望我们这里是一个开放的平台，通过每年的会议以及评奖活动，产生出许多优秀的学者。
方李莉
2013年11月于山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