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的农村移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危机
——北京城区进城务工农民与农村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调查①
翟风俭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北京 100029)
摘 要：通过调查北京城区的部分进城务工农民，考察他们目前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对城市文化及他们自己乡土文化的认同观念，所反映出的问题是他们中多数对自己的乡土文化并不认同，中国农村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面临严重危机。
关键词：调查；进城务工农民 (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同；危机
分类号： G112文献标识码： A〖HT5H〗文章编号： 1672-9838 (2011)02-0018-08
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传统农业大国，而我国资源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当数量的文化表现形式是在传统农耕社会形成并传承下来的，因此农民和农村社区对于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至关重要，他们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主要的传承载体之一。然而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城市劳务市场的开放，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有数据表明，我国现有外出务工农民一亿四千多万。②随之而来的，农村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问题也日益凸现。离开了土地的新一代中国农民如何传承传统文化？在强大的工业社会文明的包围下，传统的农业文明在工业化——后工业化社会将何去何从？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针对在京的部分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
一、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1.成分构成
本次问卷调查主要采取发放问卷的形式，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331份；同时对其中一些调查对象进行了进一步的口头访问。调查主要集中在北京城区的建筑工地、幼儿园后勤、大学食堂、物业管理公司以及美容美发等行业。其中，男性184人，占55.6%；女性147人，占44.4%。汉族受访者占95%以上。年龄最大的51岁，最小的16岁，绝大多数在40岁以下，其中30岁以下的占71.3%，20岁以下的占28.1%。
2.教育、婚育及收入状况
调查对象90%以上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其中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53%，未上过学或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比例很小。从婚育情况看，近三分之二的人是未婚，已经结婚生子的仅占34.7%。从收入水平看，他们的收入普遍较低，有将近三分之二的人月收入在七八百元水平上下，仅有两成多的人月收入能达到1000元以上，其中12%的人月收入在1000至1500元之间，7.5%的人能达到1500至2000元，仅有3%的人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
3.离乡打工时间与回乡频率
调查对象中有将近一半的人离家打工在3年以上，其中离家打工5年以上的占17.8%，3到5年的占30%；而初次出门不到一年者占23%。80.7%的人承认自己家乡出门打工的人很多或者比较多，认为外出打工在当地比较普遍,只有11.5%的人回答自己家乡出门打工的人很少。从回家的次数与频率看，三分之二的调查对象一年至少回家一次，一到两年回家一次的仅占7.5%，超过两年才回家一次的仅有4.5%，另有6.6%的人回家次数不确定。
从上述统计可以看出，在经济较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民外出打工的现象比较普遍，不少人已经外出好多年。外出者主要以青壮年为主，尤其是30岁以内的未婚青年居多。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初进入城市的第一代农民工而言，这代青年应算是“第二代”或“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当中九成以上接受了9年制义务教育甚至更多教育，其成长经历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体同步。经过了“文革”的冲击，我国的传统文化破坏比较严重，农村地区亦不例外，改革开放后部分农村地区虽然有所恢复，但建设性的破坏更加严重。因此，传统文化留在这代年轻人身上的痕迹远比留在他们父辈、祖辈身上的要少。可以说，正是这一代人，是对“传统”最“没感情”的一代，他们更欣赏时尚与流行。但是，恰恰就是这一代人，是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最关键的一代人，他们承上启下，其立场与态度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广大农村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二、调查所反映的问题
1.春节仍为中华民族第一大节，传统节日气氛变淡
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丰富的民族传统节日是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节日都有其历史渊源、传说故事、民俗礼仪、独特情趣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内质、传统习惯、道德风尚和宗教观念，寄托着整个民族的理想和希望，是最能体现一个民族风尚的民俗现象。为此，本次问卷首先调查了一些重要传统节日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当问起“在自己的家乡人们比较重视什么节日”时，所有调查对象都首选了春节。其次是中秋节 (53%)、清明节 (40.5%)、元宵节 (40.1%)、端午节 (31.4%)，而最受冷遇的当属重阳节，仅有6%的调查对象在老家的时候过重阳节。这充分说明，春节作为中国的传统新年，是最具文化内涵和民俗魅力的节日，也是最有凝聚力的一个节日，因此也是中国百姓最重视的第一大节日，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任何其他传统节日都无法替代的。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直到2007年底，中国原有的一些重要传统节日，只有春节被列为法定节假日。其他如元宵节、中秋节、端午节、清明节、重阳节等都没有被列为国家的法定节假日，整个社会所实行的定时定点的上班制度使得这些节日到来之时，大多数人仍坚守在工作岗位，无法抽身出来组织和参加庆典，因此与这些节庆相关的民俗活动逐渐减少，其社会影响力也在逐渐减弱，多数情况下过节就变成了一种理念上的形式和商家促销的噱头。“元宵节”仅剩下“吃元宵”，端午节成了“粽子节”，中秋节成了“月饼节”，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节日的传承与庆祝。虽然自2008年开始，我国的法定假日又增加了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但是由于很多人都在异乡未能与家人团聚，调查对象普遍反映现在过节远不如以前热闹，即使是春节也比较平淡，在很多地方，除了家人团聚、看电视、打牌及走亲访友以外，别的基本上没事可做。因此，不少调查对象抱怨“在老家过年没什么意思”，春节在某种程度上仅仅为家族团聚的日子。
2.新生代农民工对传统民俗活动缺乏兴趣
当被问起“在您家乡有什么民间传统文艺活动”时，回答最多的是地方戏曲 (53.2%)，其他依次为舞狮舞龙 (31.1%)、秧歌 (24.8%)、民间舞蹈 (14.5%)、民歌 (12.4%)、曲艺 (10.6%)等，仅有2%的人回答“没有”。在民间美术方面，选择依次为是风筝 (34.4%)、剪纸 (28.7%)、泥塑或面塑玩具 (13.9%)、刺绣 (10.9%)、年画 (6%)等等，仅有7.2%的人选择了“无”。这充分表明，传统民俗活动及各种手工技艺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存在，资源非常丰富，尤其是地方戏曲在传统民间文艺活动中一直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这些调查对象却有43%的人对这些项目完全不会，45%的人只会一两种，会多种的仅占3.6%。
其实，在广大农村地区，传统民俗活动与传统节庆、各种祭祀仪式、庙会等有很大的关系，往往是在庙会或节庆的时候举行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群众集体参与的民俗活动和在集市上出售的各种手工艺品成为传统节庆、庙会等不可或缺的内容，而现今随着传统节日的式微和庙会活动的减少，依附于它们而存在的各种民俗娱乐活动亦逐渐减少。
3.传统的祭祖祭神活动不受年轻人的青睐
自清末以降，崇尚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的无神论思潮一直是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的主导思想，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教育更是从幼童就开始了，在学校接受了无神论教育的青少年多数将中国传统的祭祖祭神、祈福禳灾活动视为封建迷信，认为这是愚昧落后的表现，对此根本不感兴趣，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还怀有抵触情绪。这种现象在本次调查中表现得相当突出。
当被问起“您的家乡每年是否有固定的祭祖或祭神活动”时，58.6%的调查对象回答为“有”， 38%的人回答“没有”，另有3.4%的人对此未作答。不过，对于这类活动，49.7%的人回答说原来在家的时候很少或一次都不参加 (其中一次都不参加的占22%)，有时参加有时不参加的占31.4%，仅有7.2%的人每次都参加，另有11.7%的人没有回答。回家探亲时，遇到这样的活动，参与的占32.3%，不参与的占55.6%，其余的未作答。不参与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是在家时间太短，来不及；二是有一部分人对此根本不感兴趣。
对于参加这类活动的调查对象在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65%的人为一般观众，17.5%的人是直接参与者，其中2.7%的人会亲自组织联络，14.8%的人回答为“其他”或未作回答。至于参加这些活动的动因，39.2%的人承认是自己喜欢，20.8%的人是随大流，看到别人参加，所以自己也参加，13.6%的人则是家庭或村里要求参加，另有13%的人回答为“其他”，12.4%的人则未作回答。
36.5%的人认为新的一年来临应该祭神拜祖来祈求来年运程，25.1%的人则回答为“不知道”或未作答，10.6%的人认为这是老一辈人的事情，与自己无关，另有27.8%的人直接回答“不相信这些”。
4.一些地方的基层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2005]18号)提出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原则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突破。”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应对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担起主要责任。本次访问中，只有19.9%的人认为当地政府对此非常重视，已经进行保护；而认为政府已经有些重视，但没有采取保护措施或对其放任自流的占55.8%。而且，只有18.7%的人认为现在自己家乡的民俗、民间文艺活动较之20年前更加丰富，比原来好；13.6%的人认为没有发生变化；而认为不如以前好、不如以前热闹的占22.6%。不少人还认为，现在的不少民俗活动过分追求经济利益，失去了原有的“万民同乐”的社会意义。这表明，一方面，一些基层政府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没有采取积极的保护措施；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宣传工作做得还不够，以至于很多调查对象根本不知道政府方面对此采取了什么措施；再有，一些地方由于过分追求经济效益，对传统文化进行超负荷利用和破坏性开发，损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
5. 农民工主要娱乐消遣方式为看电视，年轻人更喜欢城市流行文化
问起他们原来在家乡闲暇时的主要消遣方式，看电视占61.6%，看电影占35.3%，看戏占21.1%，唱歌、跳舞占21.7%，其他则占5.1%。这表明，在广大农村地区，电视和电影已经取代了传统戏曲，成为人们的主要消遣方式。年轻人则对唱歌、跳舞比较感兴趣，但他们所喜欢的歌舞并不是传统的民间歌舞，而主要是流行歌曲和现代舞蹈。进城以后，他们的娱乐消遣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看电视仍是多数人的选择 (55.6%)，接下来依次是看电影 (32%)、打牌 (21.7%)、舞厅跳舞 (11.5%)，最后是看戏 (4.5%)。对于电视节目的选择，最受欢迎的是电视剧 (55.9%)，其他依次是新闻综合类 (46.8%)、科普法制类 (38%)、歌舞类 (29%)、体育类 (26.9%)、戏曲类 (14.5%)、其他 (5.7%)。由此可以看出，进城以后，看戏基本上退出了他们的生活，一方面是票价高昂，对这些挣钱不多的农民工而言，几百元、上千元一张戏票显然太过昂贵；另一方面，这里上演的剧目大多不是他们所熟悉的家乡戏，因而不感兴趣。而具有曲折情节的影视剧则成为这些总体文化水平不太高的农民工最喜好的节目，而为了了解各种信息、增加知识、拉近和所在城市的距离，他们也往往比较关注新闻、科普、法制等类型的节目。
比较城市的流行文化和家乡传统文化，有超过一半的人更喜欢城市的流行文化，认为自己既然已经到了城市，就应该入乡随俗，这样才能融入这里的环境，而且城市的流行歌曲、现代舞蹈、影视文化等更能表达自己的心声，代表着现代化和时尚潮流，老家的传统文化则显得比较“落后”和“土气”。一般的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在家乡时接触到的传统文化的东西比较少，影视、报章杂志、网络等媒体带给他们的更多是现代流行文化，因而进城之后他们也更容易融进城市文化，对家乡原有的地方戏、民歌、民间舞蹈等传统文艺大都不太喜欢。本次调查中，仅有12.4%的人觉得自己家乡的地方戏、民歌等传统文化更有意义，有这些意愿的多数是年龄稍长的人，他们自小受到这些文化的熏染，印象比较深刻，感情也较深厚。只有极少一部分人能够认识到这些传统遗产的文化价值，认为这些民俗、传统技艺等是民族文化的瑰宝，应该继承下去。
6.期待后代接受高等教育，不太赞成子女学习传统技艺
在已经结婚生育的调查对象中，孩子已经入校读书的占69.5%，未到入学年龄的占22.6%。多数孩子并没有跟随父母来到城市，而是被留在老家。86%的调查对象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读到本科以上，11.9%的家长希望孩子至少有专科学历，没有一位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读书或仅有小学文化。将近一半的人认为自己的孩子对于家乡的风俗、传统艺术等知道很少或几乎不知道，仅有17.3%的人认为自己的孩子对此了解得比较多。29.4%的父母认为有必要对孩子进行这方面的教育，而34.1%的父母则认为“顺其自然”，回答“完全没有必要”的占2.3%。对于“谁应该对孩子进行这些教育”这一问题，认为是学校的占到40%，认为是家庭的占37.9%，认为是社会的占31.8%。
对于自己家祖传的绝活或手艺，只有21.8%的调查对象表示希望或一定要让孩子继承，而大多数人则表示要随孩子意愿 (69.3%)，还有7%的人认为是否要继承无所谓。当问到“如果不愿意让孩子学习传统的手艺或绝活，是出于什么考虑”时，多数人的顾虑是会影响孩子的学习 (67.9%)，另有28.1%的人认为这些传统的东西现在已经不时兴，依靠传统绝活或手艺挣不了钱，没有前途，还有少部分人(3.8%)认为传统手艺学艺时间太长，不如出来打工挣钱划算。
这表明，多数打工者对于是否应该继承传统文化并不热心，他们更关注是否能带来切实的经济利益。尤其是当他们进城以后，强烈感受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形成很大的心理落差，对于那些在现时代似乎“没什么用处”的传统绝活或手艺，缺乏自觉继承的热情。这种态度将极大地影响到他们的下一代，他们对于孩子是否应该了解、继承传统文化并不在意，更关注的是孩子是否接受良好的学校教育，获得比较高的学历。在他们看来，高学历比了解、继承传统文化对孩子来说更重要。有一部分家长虽然希望子女继承祖传技艺或手艺，但是这样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业，二者权衡，觉得在学校上学比继承祖辈技艺更为重要，所以只能放弃后者。
7.多数人不愿回乡务农，文化娱乐开支在收入中所占比例较小
对于这些外出打工的人来说，有了积蓄，首先考虑的是改善自己的生活 (44.7%)，其次是子女教育费用 (34.1%)，然后是投资经商 (26.4%)，再后才用于文化娱乐 (13.7%)，而用于购买农业生产资料的仅有5.9%。而且对于今后的打算，有40.5%的人希望自己做老板，有31.3%的人愿意继续上学深造或者学习一门技术，25.3%的人表示要继续留在城里打工，仅有5.9%的人说会回乡务农。新一代农民工都不愿意回乡务农，打工的收入很少人愿意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这几年虽然政府取消了农业税，但是化肥、农药、种子、柴油等生产资料价格的长速远远高于农产品价格的长速，而且农业生产受气候因素影响较大，在很多时候，往往是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之后毫无所获或者收获甚少，远远低于外出打工收入。因此，凡是有外出打工经历的农民多数不愿意再回乡从事农业生产。
另外，由于打工所挣的钱不多，所以文化娱乐等精神消费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一种奢侈，多数人的工资收入中文化娱乐的消费所占比例很小，他们首先考虑的还是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和为子女储备教育费用。
三、对调查结果的一些思考
1.农民工进城潮流加剧了农村地区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开展的困难
有数据表明，目前我国的城乡差距越来越大。③本次调查发现，尽管很多打工者在城市生活得很艰辛，但他们仍然希望能够留在城市发展，至少是最近几年不愿回乡务农。在很多农村地区，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相当一部分已经外出多年，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城市度过，对原有的农村传统文化已经产生了隔膜，继承就更为困难。而留守在农村的基本上是“老弱病残幼”，原本应由青壮年劳动力承担的繁重农活现在都落到他们肩上。那些原来在广大农村地区盛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如庙会、社火、请戏、舞狮舞龙、赛歌会等等，由于缺少组织者和观众，正在逐渐淡出农村人的生活。调查中，有来自河南南阳的务工者就反映说，以前，当地各乡镇每年有固定庙会 (当地称为“起会”)，每年春节过后的两个月是起会的高峰期，这里唱罢那里唱，直到夏收前夕方趋尾声。除戏班外，庙会上还有耍杂技的、说书的、走高跷的、玩旱船的、卖各种小吃的等等，庙会同时也是物资交易会，各种商品琳琅满目，热闹非凡。而且除乡镇的固定庙会外，很多村子在夏秋农闲时节也要请戏班唱戏或者鼓书艺人说书，请戏的次数多少与时间长短往往成为衡量一个村子经济水平的标志，人口多、比较富裕的大村子会单独请，小一点的村子会几个村联合起来请。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大量农村劳动力开始涌入城市务工以后，各村农闲请戏的传统已经不复存在，各乡镇的庙会渐次减少，好些地方已经好几年没有请过戏班了。2005年春节过后，当地的一个寺院发起庙会，仅请来一台戏 (原来一般都是三到四台戏，梆子、越调和曲剧等河南三大剧种样样有，最少也要有两台戏同时竞技)，而且观众少到“一盒香烟就能发满全场”，“连围观一盘象棋的人多都没有” (调查对象语)。为此，近几年来，该寺院已经不再组织庙会。这种状况并非个案，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存在。
2.新生代农民普遍对传统文化缺乏认同感
由于调查对象70%以上都是30岁以下的青年人，他们自小通过影视等媒体接受到很多现代城市文化和流行文化，多数人对家乡原有的传统文化并不认可，认为那些东西已经落后于时代，“显得很落伍，跟不上时代步伐” (调查对象语)；而城市的流行文化代表着时尚和进步，是社会发展的表现。并且进入到城市以后，要“入乡随俗”，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这样就必须接受城市里的流行文化。这是新一代进城打工者的普遍心声。
其实造成这样观念的主要原因除了城乡巨大的经济及社会差距以外，和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有很大关系。清末以降，中国内忧外患频仍，一部分受过现代教育和西方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猛烈抨击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文化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这股新文化运动的遗续一直持续了一百多年，其影响至今犹存。20世纪初以来的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是巨大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东西被指责为阻碍中国现代化的“桎梏”，尤其是那些带有民间宗教信仰性质的东西都被贴上了“愚昧落后”的标签而备受排斥。直至今日，遗留在广大农村的很多传统习俗依然被当作是文化落后的表现，进城的青年面对城乡的巨大差异而产生强烈的文化自卑感，对家乡原有的传统文化可以说是怀着一种“愤恨”，竭尽全力要摆脱自己身上的那些“土”气，从而使自己更像是一个城市人。
这种情况其实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因为在一个经济与文化非常不对等的社会里，民众的心理总体上趋向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文化形态，因而存在于农村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那些传统文化不可避免会受到人们的冷落。
3.现代化城市文化正在消解农村传统文化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电视在广大农村地区还不很普及，广播成为农民了解外面世界的主要渠道，但只能传递声音的广播对农村原有的公共文化娱乐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而且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乡差距并不很大，农民进城务工只是个别现象，因而一些传统娱乐方式和传统作业方式，如传统节庆、手工工艺、人生礼俗、剪纸年画、民间信仰、文艺演出等，虽经“文化大革命”破坏，但仍有较多存留，尤其是在一些边远的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保存得还比较完整。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国家政策允许农民进城务工，城乡交流日渐增多，大批农民工流入城市，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改变。农村传统文化日益凋零，而现代化都市文化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响广大农村，形成对农村传统文化的消解。
这种消解最直接的方式是通过电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视机已在广大农村地区得到普及，电视所提供的丰富多彩的节目内容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尤其是各种文艺类节目，精美的舞台设置和诸多名家名角的精彩表演，是任何乡下草台班子都无法实现的；同时电视观看方便，节目选择范围比较广，足不出户，便可以欣赏到很多赏心悦目的节目，如情节曲折的电视剧、美轮美奂的歌舞表演、名角荟萃的传统地方戏等，因此看电视成为很多农民打发空闲时间的首选。尤其是在各种节庆到来时节，各电视台为了增加收视率，都会播放各种文艺晚会，如中央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中秋晚会、元旦晚会，各地方台的歌舞晚会、戏曲晚会等等，这样，各地农民都不愿再举办这些劳神费力又费钱的群众性传统文娱活动了。
传统的手工艺也面临同样的窘境，由于传统手工艺品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多数是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品。但是，现在这些生产、生活用品几乎都由工厂加工制造，品质和价格都远远优越于传统手工作坊的制品，传统手工制品的经济价值和使用价值都逐渐减弱，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市场。④
4.城乡二元结构是农村地区文化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由于人们对于土地的依赖非常强，城乡之间的经济、文化差异并不是很大。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土地一直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财产，皇帝对于亲王和臣下的赏赐最贵重的就是封地，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普通百姓，保有财产的最主要方式就是购田买地。相当一部分没有官职的社会贤达人士并不生活在城市中，他们多数在自己家乡做“田舍翁”；即便是多年游宦在外的人，也往往在自己家乡购田置屋，一方面是要光宗耀祖，另一方面也为自己退休后寻找一个颐养天年的归宿。这些乡贤富绅对于保持农村文化以及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他们牵头创办的义学、书院等使得相当一部分农家子弟都受到了启蒙教育；而且往往他们也是地方文化的倡导者和重要保护者，祠堂、庙宇、学堂、戏楼等公共设施一般都由这些人组织修建，并且在经费和物资方面贡献了多数。同时，本地的一些集体活动如祭祖、拜神、请戏等也都由这些人组织发起，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乡绅阶层是维系中国古代农村社会的纽带，他们对于农村社会治安以及礼乐教化等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农村文化建设及保护的最主要力量，他们的审美情趣直接影响到当地的审美趣味，而且也代表了那个时代那个地区人们总体的审美特点。
以戏曲为例，中国农村地区的戏曲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就和这些乡绅富绅的支持密不可分。在很多时候，他们不仅从经济上支持民间艺术的发展，如捐资修建戏楼、请戏、花钱捧角等等，而且往往还直接参与编写和修改戏文。一者他们大都接受了儒家教育，属于有文化的阶层，但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进入仕途或者仕途坎坷，因而转向诗词歌赋、梨园曲艺，以此来排解忧愁，休养心性；二者他们中的大多数有稳定的地产收入或俸禄，不必为生计操劳，是社会的有闲阶层，因此读书会友、吟诗作画、听戏捧角等就是他们日常自娱；三者他们生活在人民群众中间，经常和乡党族人打交道，谙熟底层民众的习性和喜好，因此他们参与创作与排演，一方面使戏曲剧作保持了相当的文学水准、艺术水准和思想道德水准；另一方面又能兼顾普通大众的娱乐爱好，成为道德教化和维护社会关系的良好工具。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得到了普通大众的喜爱，因而戏曲能够在中国最广大农村蔓延繁荣。在广大农村地区多数民众都是文盲的情况下，戏曲、曲艺、民间歌舞、民间传说等成为传承文化、保存历史的最重要形式。而有文化的乡贤在其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中国古代很多著名的戏剧家，如梁辰鱼、梅鼎祚、沈璟、汤显祖等，都是这样的乡贤或地区文化精英，他们对当地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封建地主经济的土崩瓦解，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中受过教育的精英人才多数都流向城市。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私学废止，政府设立的各级学校成为城乡幼童受教育的唯一渠道，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子弟绝大多数都留在了城市，这使得农村地区的总体文化水平急剧下降。而城乡之间巨大的经济差异更加剧了这种状况，广大农村成为真正的“文化沙漠”。本地区文化精英的匮乏不仅使农村文化建设成为空谈，而且原有的传统文化因为其滞后于现代城市文化也逐渐被追求城市化的现代农民所摈弃，更谈不上保护了，这是目前中国农村文化建设和保护中极其突出的问题。农村戏曲市场的衰微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原来直接参与创作、排演与组织演出的农村文化精英不复存在，活跃在中国广大城乡的民间传统戏曲一下子失去了源头活水，城市剧团由于脱离群众，排练出的剧目往往与实际脱节，没有市场，仅仅依靠历史上存留下来的传统剧目显然无法满足现代农民的需要，所以很多剧种在“断奶”之后很快就销声匿迹，而存活下来的也是苟延残喘，可能永远都无法恢复原有的生机与活力了。这其实是农村地区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所遭遇的境遇。
5.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通过上述调查数据我们可以发现，由于目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和城市之间的经济、文化等存在着较大差距，比较发达的城市生活模式自然成为农村人羡慕和效仿的对象，打工回乡的人们和当地的行政主管者在考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不可避免地会复制城市的模式，甚至会放弃本地区最具特色的文化内质而去盲目地追求“时尚”，结果却是“画虎不成反类犬”，这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因此，考虑如何有效地避免这一点，使中国的新农村呈现出各具特色的文化魅力，将是新农村建设中极为关键的环节。而要实现这些，就要充分发挥好农村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包括各类民俗、民族语言、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民间杂技和各种传统技艺等等在内的农村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于民间，生长于民间，繁荣于民间，贴近民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无论其价值观念还是呈现形态都与人民大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习俗风尚、道德观念、审美情趣、艺术追求的体现，表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恢弘气度。它蕴涵着深刻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理念，折射了中华民族祈盼和顺、崇尚和美、追求和谐的美好愿望，体现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忠诚守信、勤劳勇敢、互助友爱等优良传统道德因素，因而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文化基础，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文化建设得天独厚的根基。
“非物质文化作为民族 (社群)民间文化，它的存在必须依靠传承主体 (社群民众)的实际参与，体现为特定时空下一种立体复合的能动活动；如果离开这种活动，其生命便无法实现。”[1]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载体而存在的活态文化形态，因此“人”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要加强对农村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最重要的是对传承主体——“人”的保护。这里所指的“人”不仅仅是指那些拥有各种技艺的传承者，同时还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留地区的广大民众。正是有了无数欣赏者、支持者、消费者、参与者和他们的生活环境，才形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存留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从广义讲，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流传区域的所有民众都可以算得上是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在大量社会精英力量被城市“掠走”的广大农村地区，因为这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核心力量”不复存在，所以这些地区的非物质遗产传承和发展就更显得岌岌可危。目前我们亟需做的是要树立起广大农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信心与自豪感，让他们认识到，虽然一些传统的东西因为历史和社会变革的因素，其原有的物质使用价值可能已经不复存在或发生较大变化，但其社会文化价值将是无法估量的。它们同现代流行文化一起，构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多元文化体系。
本次问卷调查选定的对象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调查内容是与农业文明密切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 (文化空间)及其相关内容。虽然本次问卷的设计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调查结果却基本反映出当前中国广大农村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反映出广大农民对于本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态度。总体说来，由于城乡经济文化差异较大，进城务工农民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对于其原乡居地的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并不很强，相比而言，他们更喜欢城市的流行文化。因此，农村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
注 释：
①本调查是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原副主任田青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田青先生对本调查问卷设计及调查报告的写作提出了很多指导性意见。
②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978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4533万人。
③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等部门发布的2009年《中国农村经济绿皮书》指出，目前中国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水平落后城镇居民至少10年，并且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差距一直处于拉大状态。国家统计局2010年2月25日发布的《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9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达到1978年以来的最大水平，城乡收入比为3.331,较2007年的3.321和2008年的3.311扩大。
④这种状况在19世纪中后期外国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以后就已经出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中国农民因此而破产，当时是受外国工业化生产的影响；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则更主要的是国内城市化、工业化所造成的。不过，这里仅讨论与人们生活相关的手工制品，已经转化为艺术品的手工制品另当别论，但它们也受到工业化生产的很大冲击。
参考文献：
[1]贺学军.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思考[J].江西社会科学,2005,(2).
【责任编辑 彩娜】
收稿日期： 2011-04-10
作者简介：翟风俭(1976-)，女，河南省南阳市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硕士。
The Identity Crisis of the Rural Migrants in the Citi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urve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Beijing urban migrant farmers and rural communities
ZHAI Feng-Jian
(Music Institute of ArtAcademy of China,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Through the survey of migrant farmers in Beijing,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ir current existence and their local urban culture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ir own ideas. The issues reflected in the survey are that majority of them do not identify their own local culture and the inheritance and the protection of Chin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rural areas is facing a serious crisis.
Key words: survey; migrant workers (Beij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dentity; cri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