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习俗作为文化载体，保留了许多古老的文化风貌。端午文化也是东亚各国、各地区普遍传承的民俗，它对中国周边“汉字文化圈”的各国，包括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具有深远影响。近几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保护运动的展开，端午文化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特别是中国和韩国已将“端午节”和“端午祭”成功申报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后，不仅使这一文化为世界所共享，同时也为东亚各国端午文化的比较研究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曾在韩国召开过多次会议，对端午文化研究做学术交流，大大推动了东亚各国对端午文化的研究。因此，作为人类共享的文化遗产，从民俗传播的角度进行比较是非常有益的，借此可以探讨同一文化在不同国度、不同地区和民族之间的传播和变异规律。这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研究也十分有益，本文就中国和韩国端午文化作粗浅的梳理，藉以探讨端午文化在两国之间不同的表征和传播的规律。
中国的端午节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借用现在的话来说，它的最初形成和公共卫生有关。不过这种对环境卫生的关注，不是通过官方的指令，而是民间自发的，通过节日形态和巫术的形式表现出来。
提起端午的起源，中国民间有说不完的传说和解释。学者们也对其起源津津乐道。如闻一多先生的《端午考》认为中国的端午节是“龙的节日”。古代文献记载端午起源的信息也不少。《大戴礼记·夏小正》载：“五月蓄兰为沐浴也。”从端午节形成的时空观念上，春秋战国时期的越王勾践、吴子胥、介之推、屈原等纷纷走进端午。宋·高承《事物纪源·竞渡》引楚传云：龙舟竟渡“起于越王勾践。”值得注意的是，起于越王勾践不等于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丰富多彩的端午习俗，诸多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出现在端午节，显然是后人附会上去的。因为龙舟竞渡从地域上讲，主要起源于南方；在中国民间有关介之推的事迹主要和三月的“寒食节”有关，后来移花接木将“寒食节”的传说附会到端午，这是民间传承中常见的现象。屈原于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而死，人们为了纪念他，在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但江绍原在《端午竟渡本意考》中认为“竟渡起于送灾”，“竟渡本是一种用法术处理的公共卫生事业”，与屈原无关。至于江浙一带端午祭祀吴国名将伍子胥，曹娥，都是地方性的传说而已。
无论传说多么动人和具有魅力，实际上，节日文化的形成源于人们对生活的诉求，和实际生活的需要。剥去附着在端午节身上的华丽外衣，文献记载和现在传承的习俗，都可证明端午这一习俗和古代的巫术活动有关。它的许多民俗事象表明古老的巫术活动是端午习俗的形成的源头。
首先从端午节的名称看。“端午节”又称“重午节”、“端阳节”、“天中节”、“天长节”、“地腊节”、“五毒日”、“娃娃节”、“五月节”、“女儿节”等。不同的称谓来自不同的地区和民族，而且有不同的传说和解释。这说明端午节俗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只不过根据人们的不同需要，突出其特点和内容而已。《太平御览》引晋·周处《风土记》载：“仲夏端午，端，初也。俗重五日，与夏至同。”因“五”与“午”同音，又五月为单月，按照阴阳五行观念，“午”在地支中为第七位。古人以地支纪月，单月为“阳”；又端午正值仲夏季节，此时阳气始盛，故五月五日称为“端午”或“端阳”。按阴阳五行学说，“五、午”相属为火旺之相，过旺则为毒。五月又是蚊虫滋生、疾病、邪气上升之时，所以“端午”又称“五毒日”，民间素有“善正月，恶五月”之说。大约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五月就被认为是“凶月”、“恶月”，有许多的忌讳。
端午与巫术的关系还可以从端午习俗中所使用的节物中得到验证。古代巫和医是相通的。古人认为五月是恶月，疾病丛生，要预防疾病的产生，一则用巫术，二则用巫医。兰草、菖蒲、艾草、雄黄这些从实践中认知的中草药，杂以巫术与信仰中的五彩缕、香荷包、五毒兜肚、五毒符、挂钟馗像等等，形成社会的信仰和防疫系统，这也是端午节经久不衰的原因。
回过头来看韩国的端午祭。毋庸讳言，韩国端午祭的形成受到中国端午文化的影响。这一节日在韩国的传播，首先是因为历史上韩国借用了中国的历法（农历）。中国历法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同时也是观察和指导农业生产的知识系统。韩国也是农业社会，至今在韩国的许多民俗活动中都可以看到很醒目的“农为天下之大本”的巨幡，农本思想充分体现在韩国的端午习俗中。所以在使用中国历法时，很自然将端午作为自己的岁时节令。不仅如此，在韩国文献中解释端午习俗时，同样借用了中国的概念，如韩国也称五月初五日为“重午”、“重五”、“端阳”、“五月节”，只是在借用过程中加入了韩国特有的词，称“端午”为“上日”，意为神的日子。再深入一步追究，韩国的端午也少不了菖蒲、艾草等端午节物，用菖蒲汤沐浴的习俗保存至今。按照传统风俗，韩国在端午这一天要吃“艾子糕”，喝益仁汁，妇女们用菖蒲汤洗头发或饮用菖蒲水，或用菖蒲露化妆，称为“菖蒲妆”。士大夫人家的门柱上贴朱砂符藉以避邪，君臣之间要互赠端午扇表示祝贺。
由此可见，端午文化的形成，中国和韩国确有许多相似和相同之处。
中国的端午节萌芽于先秦时期，定型于秦汉时期，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先秦时期，中国南北地区端午风俗有着明显的差异。秦代以后，国家统一。随着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端午文化逐渐融合为一。到了两汉时期，端午节的巫术信仰色彩仍很浓重。当时五月端午仍以祛病禳灾为主。此时盛夏将临，阳气上升，疾病容易流行。所以《风俗通》云：“五月五日要以五彩丝系臂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荆楚岁时记》也云：汉俗在五月五日，用青、赤、黄、白、黑等五彩丝线合成细索、系于臂上。称为长命缕，续命缕，五色缕、朱索等。《后汉书·礼仪志》记载，汉代五月五日时。“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止恶气。”古人认为五色丝缕和五色桃印能驱邪避恶，说明此时阴阳五行学说已深入到端午节中了。直到今天，端午戴五彩缕的习俗仍在许多农村地区流行。
《荆楚岁时记》还记载，五月五日要“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或将艾叶“剪彩为小虎，粘艾叶以戴之。”《风俗通》还说：“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噬食鬼魅。”虎既被认为是阳刚之物，在阳气始盛的端午节当然要借助于虎的威力驱邪辟魅，所以人们在这一天不仅要剪艾虎，还要在屋内外墙角处洒雄黄酒。端午节采艾、饮菖蒲酒、雄黄酒、吃粽子、划龙舟是中国端午特有的习俗。
民俗文化是动态传承的文化，它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或民族传播，往往用“采借”的方式进行。这种“采借”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地，有选择的接受。而且在“采借”的同时，还要结合本地区、本民族（本国）的需求加以改造，并植入本土文化之中，使其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韩国对中国端午习俗的借鉴就是用这种选择性的“采借”方式完成的。上面讲到，既然历史上韩国是一个农业社会，且借用了中国的历法，“采借”端午习俗自然也是一种对异文化的选择。如对端午的解释，端午时吃“艾子糕”，喝益仁汁，妇女们用菖蒲汤洗头发或饮用菖蒲水，或用菖蒲露化妆，士大夫人家的门柱上贴朱砂符藉以避邪，君臣之间要互赠端午扇表示祝贺等。
与中国端午不同的是韩国的端午节以祭祀仪式的完整而著称。在韩国江陵地区，端午祭有着繁琐的祭祀仪式，且仪式比较完整。如果从迎神的“前夜祭”算起，一般要举行五个昼夜；如果从“山神祭”算起到送神止，时间长达20多天；如果从“谨酿神酒”算起，则长达一个月的时间。江陵端午祭的程序是从酿制神酒开始的。按照传统，农历四月五日，人们用江陵旧官府“七事堂”发放的大米和曲子酿制神酒，准备端午祭时敬神和饮用；四月十五日举行“大关岭山神祭”和“国师城隍祭”。祭祀结束后，在山林中锯一段神木，人们将青红礼缎挂在上面，然后在神木的引导下，组成迎神行列，农历五月初三傍晚时分，回到江陵国师女城隍祠（郑家女）接受“奉安祭”，也就是端午祭的“前夜祭”。祭祀结束后，将大关岭山神和国师城隍牌位送往南大川露天祭场。从初四到初七，每天的早晨举行“朝奠祭”。
江陵端午祭的祭祀仪式分“儒教式祭仪”和“巫俗祭仪”两种。儒教式祭仪以奉读汉文祝祷词的形式进行，祝祭的内容涉及除祸招福、健康安宁、治愈疾病、农渔丰收、禽畜繁盛等。儒祭之后，开始伴随歌舞戏剧表演进行的“巫俗祭仪”，直至深夜。江陵端午祭的活动丰富多彩。除指定的祭礼（谨酿神酒——送神仪式）、巫祭、官奴假面戏、农乐竞赛、儿童农乐竞赛、鹤山奥道戴歌谣（这些都是地区或国家指定的无形文化遗产）外，还有众多的民俗活动，如汉诗创作比赛、乡土民谣竞唱大赛、全国时调竞唱大赛、拔河、摔跤、荡秋千、射箭、投壶等；庆祝活动，如烟火游戏、端午放灯等；夜间活动，如国乐表演、伽椰琴弹唱等；艺术活动更是丰富多彩。此外还有被称为“乱场”的商品交易。现在在江陵端午祭时还邀请国外民间艺术团体到场表演，增进各国的艺术交流和友谊。端午祭成为韩国最大，最有吸引力的节日之一。
有如上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端午节和韩国的端午祭，除名称相似，解释相同之外，在具体的过节形式和内容上有着显著的差异，这是由两国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造成的，同时也是由于在民俗传播过程中有选择的“采借”方式造成的。
（载台湾《国文天地》第二十七卷第一期、2011年6月出刊。本文为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第12届年会论文的缩写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