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与利用：“非遗”离双赢有多远

一方面，“非遗”申报与开发热情高涨，保护名录上的统计数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现实存在的濒危品种不断消亡。如何走出“保遗困局”实现保护与利用的双赢，是当前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作为民族文化的精华和民族智慧的结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热点。一方面，是申报与开发时热情高涨，保护名录上的统计数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是现实存在的濒危品种不断消亡，甚至出现一边盲目地破坏真正的“非遗”，另一边又急切地仿造半真半假的“非遗”的现象。在“十二五”规划提出“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大背景下，如何走出“保遗困局”，实现民族文化传承与社会经济发展双赢，是现实留给我们的思考。

世界第一背后的尴尬

我国有34项“非遗”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居世界第一，国内保护名录统计数量也不断增加，但不少现实存在的濒危品种在不断消亡。

前不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我国申报的《京剧》、《中医针灸》2个项目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并将《中国活字印刷术》等3个项目列入急需保护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至此，我国共有28个项目列入代表作名录，6个项目列入急需保护名录，总数达34项之多，居世界第一。

在国内，类似工作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2006和2008年，国务院先后批准公布了两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与此同时，各地也纷纷开展了普查申报工作。时至2010年11月，7109项“省级非遗名录”、18186项“地市非遗名录”、53776项“县级非遗名录”;3488名国家级项目传承人、6332名地方项目传承人先后进入保护名录，走进公众视野。目前，第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已进入公示阶段。2010年6月,文化部公示了拟通过的190项。

虽然我国收入名录的品种数量不断增加，然而“世界第一”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些尴尬，不少现实存在的濒危品种在不断消亡。

以戏曲为例，历史上我国曾有戏曲品种394种，1949年统计时为360种，1982年统计时为317种，而2004年我国戏剧品种仅为260种左右，短短几十年间损失了传统剧种134种，占戏剧品种总量的35%。再如传统舞蹈，20多年前进行舞蹈普查时列入山西、云南等19个省市《舞蹈集成》卷中的2211个舞蹈类遗产，目前已消失了近40%。秦腔作为我国影响深远的梆子腔剧种，明清以来曾广为流传，如今随着老艺人的离世后继人才缺乏，不少剧团茶园纷纷关张，即使在仅剩的少数剧团茶园里，也很难听到真正的秦腔韵调，面临消亡的危险。东北岫岩大鼓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上世纪80年代鼎盛时期曾有艺人300多人，而如今只剩下不到10人仍继续维持着这种濒临灭绝的民间艺术生命。类似的命运在很多其它“非遗”身上，正不同程度地上演。

濒危品种不断消亡缘哪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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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机制不够健全，过度开发与利用，多元文化消费的冲击，是濒危“非遗”品种不断消亡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国家每年投入“非遗”保护专项资金高达几十亿，再加上地方各级财政的投入，总数上百亿，投入可谓相当可观。如此高投入缘何挽救不了濒危“非遗”品种消亡的命运?其间原因很复杂，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保护机制不够健全。目前，除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之外，我国尚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等法规性文件。尤其是对濒危品种，没有特别的保护条例和可持续发展的保护规划;对濒危品种的传承人，没有具体的资助办法。管理机关职责分工不明确，文化、文物、旅游、规划、城建等部门，相互之间职能交叉，有时出现有经费有利益时靠前站，需投入需保护时靠边站，这就导致了一些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通病：申报开发热情高涨，保护管理还不完全到位。

过度开发事与愿违。一些地方片面地理解“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为追求经济效益，让保护偏离了方向。世界自然遗产张家界拥有优美的自然风景和罕见的地质遗迹――石英砂岩峰林，当总造价1.2亿“最高的户外电梯、最高的双层观光电梯、载重最大速度最快的客运电梯”的“世界第一梯”落户景区时，遭到广泛的反对和置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对我国的6处世界遗产进行了黄牌警告：希望中国享有世界遗产的地方政府都能认识到，成为世界遗产，更多的是意味着承担责任和兑现承诺，远不止是享受旅游收益，可以随意开发那么简单。

多元文化消费的冲击。随着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代的悄然来临，观众在文化消费的选择上有了更广阔自由的空间，一些传统文化艺术样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步淡出历史舞台。如中国的皮影戏曾一度风行欧亚，日本等国称之为“最古老的动画”，歌德、卓别林等人也给予盛赞，如今却香火难继。皖南皮影戏第九代唯一传承人何泽华说：“演出一场才几百元钱，老艺人怎么维持生计?”随着老艺人相继谢世，五到十年之内，皖南皮影戏面临消亡的危险。“千节之省”的贵州，一年365天里曾有大小传统节日、集会1400多个(处)，丰富的民族服饰，独特的节日饮食，古朴的音乐舞蹈，虔诚的祭祀活动，几乎都要在节日、集会中呈现，如今随着电视、网络的普及，许多年轻人宁愿在家里看电视节目、打网络游戏，也不愿参加此类节日和集会，“千节之省”的美誉渐行渐远。

保护与利用，实现双赢不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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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健全保护机制，促进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提高全民保护意识，完全有可能实现保护与利用的“双赢”发展。

北京798艺术区将工业遗产与“创意广场”完美结合，在引领潮流的文化“时态空间”推动了产业发展;《印象・刘三姐》先后演出2000多场，年演出收入超过2.6亿元，为广西阳朔县的经济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广东凉茶采用传统工艺和配方进行生产，产值由原来的3亿元提高到300多亿元……一连串的事实和数据表明：只要方法措施得当，完全可以实现“非遗”保护与利用双赢发展。对此，我们应进行路径上的探索。

加速立法，健全保护机制。保护好“非遗”，不是短期行为，而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实施好这项工程，仅有应急性措施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坚实的法律和政策作为规约和保障。1950年，日本政府颁布施行《文化财保护法》;1962年，韩国颁布《文化财保护》;1965年，美国通过《国家艺术及人文事业基金法》;20世纪60年代，法国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制定保护“非遗”的整套评价标准和管理办法……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尽快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等法规性文件，并明确管理部门职责分工，建立问责机制。

推陈出新，促进文化产业创新发展。一方面，必须认识到“非遗”的民族性、地域性特征，不是所有的“非遗”都能超越民族和地域的界限而落地生根;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非遗”的普遍性、文化性特征，文化的魅力，本质上就是不断创造，推陈出新。对那些文化价值较高但市场潜力不大的，主管部门不能完全推给市场，必须提供经费保障。对于有市场前景的，要找准市场结合点，加大投入，适度开发，利用三维可视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对传统文化提供技术支撑，让古老的“非遗”焕发新的活力。同时，对一些艺术价值不高、发展前景不大的“非遗”项目，有计划地做一些减法，顺应自然选择。

加强教育，提高全民保护意识。人民群众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者、传承者。古希腊、古罗马“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生命力强大;被印度人视为圣经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也是民间口头文学。保护“非遗”，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与参与，那么无论多么美好的蓝图，无论多么健全的法制，无论多么巨额的投入，都无法达到理想的效果。应该广泛利用各种传播媒介，加强宣传教育，使全社会明白为什么要保护、怎么保护等问题。要把部分优秀的“非遗”成果纳入课堂教育内容，系统培养青少年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感情，让大家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和感染，成为优秀传统文化坚定的继承者和弘扬者。

文章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