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至1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师资培训班在北京举行。这次历时5天的培训班涉及如何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国家层面履约工作、《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和以社区为基础的非遗清单制定等内容。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定的，来自中国、印度、斐济等亚太地区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位非遗专家接受了此次培训。
培训班举办期间，主办方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秘书处负责人塞西尔·杜维勒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要重视县市级非遗工作采访前，有人告诉记者，杜维勒是联合国非遗方面的“一号人物”，一定要“严阵以待”。看见她出现在师资培训班现场时，一身正装，认真听取学者们的发言，偶尔锁眉思索，显得不苟言笑。然而，与记者开始交谈后，她却一改严肃的表情，举手投足间充满活力，令人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感染力。这与记者之前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工作人员身上看到的那种自信和激情相吻合。
杜维勒对中国的非遗保护情况有所了解。“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近年来取得了突出成绩，这说明中国从国家层面在非遗保护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对于中国文化部及地方政府在保护非遗上的投入，她十分赞许。她特别指出，中国文化部针对国情所制定的从中央到地方多级非遗名录，表现出国家对社会不同群体的历史记忆和对文化遗产的充分尊重。“每个群体都拥有自己的文化，这是文化多样性的基本特征。国家级的非遗需要保护，县市级的非遗同样需要重视。”在她看来，一个县市级的非遗项目对于其他县市的公众来说可能是陌生的，但对该地域的公众来说，那就是他们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中国设立的不同级别的非遗名录，能够在更大程度吸引不同民族、地域的公众重视属于自己的文化遗产。”
看到记者点头认同，杜维勒微笑着说：“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国际级的非遗保护名录，它很重要，但只有它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之所以不断呼吁更多的国家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强调缔约国加强履约能力，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对整个人类而言，每个国家和地区的非遗是同等重要的。”
向更多人传递非遗精神杜维勒这次来到北京，主要是因为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师资培训班。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次举办非遗师资培训班。杜维勒指出，目前国际社会对于保护非遗的重要性已形成广泛共识。但是，由于各国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理解和关注的问题不尽相同，而且大多数国家缺乏熟悉公约和非遗保护研究的专家，因此在切实开展非遗保护工作时，往往遭遇不同的难题。
“所谓师资培训班，就是要培养更多既了解本国非遗情况又熟悉公约的专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力量是有限的，必须借助各国政府和专家的力量。”杜维勒说：“这些接受培训的专家不仅将直接帮助各国政府深入了解《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有关内容，切实提高履约能力，他们还有更多的任务，那就是根据各国的不同需求，继续开展新一轮的培训活动，将非遗保护的价值及精神传递给各国非遗领域的专家乃至公众。同时，这些参加培训的专家互相之间还能借机加强联系与合作，分享并共同解决问题。”
还没等记者发问，杜维勒就接着自问自答道：“为什么这个培训班会在北京首办？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考虑到近年来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果。直接的原因则是，去年5月18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的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已在北京正式挂牌。这个中心的宗旨和主要职能正是致力于宣传和推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组织地区和国际性非遗保护培训活动，提高亚太地区缔约国在非遗保护方面的能力。”
关于今后的工作从来自荷兰和南非的非遗专家编写的厚厚的培训材料中，记者了解到，接下来，师资培训班还将陆续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加蓬首都利伯维尔、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及古巴首都哈瓦那举办。可见，通过举办这一系列培训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个国际专家师资网络。
杜维勒透露，在师资培训班之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非遗方面还有很多重要课题。目前，非洲国家和地区的非遗保护工作与急需保护的非遗项目是其将花大气力去推进的工作。“非遗保护工作在一些非洲国家尚未得到重视。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原因，那里的公众非遗保护意识更加薄弱，国家层面的投入也相对要少得多。”在非洲开展非遗保护工作势必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但这对杜维勒来说不是问题。她认为，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地域，保护非遗的观念都能落地生根，因为它从根本上尊重人、尊重文化。
关于急需保护的非遗项目，杜维勒表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进一步细化有关规定，对于一些非遗项目会考虑发出警告甚至采取清退措施。不过，她很乐观地说，非遗自有它的韧性，它不会像自然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那样容易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压迫。“一种社会风俗或是手工艺技能的消亡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只要各国及时保护，多呼吁公众重视参与，险情总是可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