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栏目主持人语】“拦街福”是温州市一项规模盛大、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传统民俗节会活动，也是一项自古以来深受温州民众欢迎和珍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在现代化的温州城区如何传承和办好这项大型传统民俗节会，却成了摆在当地民众和政府管理者面前的一道难题。2010年3月15日至18日，由中国民俗学会、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温州市文联主办，温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温州大学民俗学社会学研究所承办，“中国节日文化遗产保护论坛·温州会议”成功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俗学者在现场观摩了“拦街福”活动之后，就上述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会议以“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为主题，分为两部分：由资深民俗学家做主题报告的“大会论坛”和与会代表自由发言的座谈会。会后我们根据录音资料整理了发言稿，请各位发言者对自己的稿件加以订正修改，汇编成册，并从中选取了9篇，组成本期专题。这组文章因本自口头发言，在观点论证上自然不如常规学术论文那样针脚细密，但是自有一种平易亲切、清新活泼的宜人气息，而且大都在简短的篇幅内谈出关涉广泛的问题和新鲜深邃的思想，其中不乏大胆尖锐之论，既有学理的阐发，也有务实的建议，其目的都是为办好温州“拦街福”乃至传承民族节日遗产、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而建言献策、贡献智慧。
──黄涛（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教授）
我们的节日，我们的歌
Our Festivals, Our Songs
刘魁立
LIU Kuili
（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President of ChinaFolklore Society; Research Fellow with Institute of Ethnic Literature,ChineseAcademyof Social Sciences）
大家都知道一首歌，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我想这样的歌词大概只有中国人才唱得出。它所表达的感觉对外国人（比如欧美人）而言，也许比较陌生。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中，随处都体现着我们同自然的紧密关系。比如，我们在指示方位时，往往说“东、西、南、北”,而较少用“左”和“右”.从节日体系看，欧美一些民族在观念中似乎也离自然界远了一些。我们的节日体系和其他民族有一个非常本质、非常鲜明的区别，我们的节日体系总是以我们和自然的关系作为基础。伊斯兰教、基督教的节日体系，都是把宗教人物（也许是神，也许是人）的纪念日作为节日体系的主干。
我们的节日像一首乐章，协调和丰富了我们每个人以及整个社会的时间制度。在这个时间制度当中，我们的节日是那么得体、那么协调、那么有节奏，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生命是那么丰富多彩，我们的社会是那么和谐，我们和自然界一年四季的变化进程步调合拍，自然界也变得熟悉而亲切。我想这样一个特点可能只是中国人才有。
我曾经问过很多外国人：你们看到月亮会是什么感觉？他们说好象没什么感觉，有的时候也许有感觉，可能会有一点晦气或恐怖的感觉。大家设想一下这样的情景：“一个似黑不黑的夜晚，一弯冷月挂在天边，在黑夜背景下的一个屋脊上，一只黑猫走过去。”这大概就是他们对月亮的感受，多少会让人有一些凶险或邪恶的联想。中国人则不然，中国人看到月亮，特别是看到中秋的圆月，大家都会联想到自己的家乡、自己的亲人，联想到自己的故土，联想到自己的童年。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们和自然有另外一层充满深情的关系。我们的节日大都是这样一种情况。
比如“拦街福”,大家在一段时间里，一条街一条街地举行祭祀性活动，既是各家各户的祈愿，也是对外的展示和祝福。我以为这是我们本地的乡亲在二月初一（新年过后的第一个朔日），面对生活中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问题和不测所作出的主动反应。在这个时候，无论是在自然界或者社会生活中，或许会有天灾人祸。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免要向大自然打招呼，向大自然表示我们的一种祈愿。当然，这同时也会把自己的精神力量激励出来、动员起来。
我想，在许多情况下，其它一些地域性的节日安排，性质也是如此，也是表达我们同自然界、同社会群体的协调关系。有人会提出问题：是不是这种信仰会妨碍我们对现实生活的积极态度？我想未必然。因为人们表示自己心愿的同时，也会非常认真地在现实生活中做出自己的努力。比如母亲因为孩子有病到庙里去烧香，但回来同样要到医院。人们不是简单地“听天由命”、对外界屈服，而是在祈愿的同时，也在做着非常现实的积极努力。此外还有精神力量的动员。
在一次意见征询会上，有位官员说我们现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要取其精华、去除糟粕。针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也许这个提法本身没错，但它的含义总会让我们有点心冷，总会联想到曾经在那场民族文化劫难中的境况，我们都知道这句话语被利用来彻底否定我们民族宝贵而丰富的传统文化，我们都知道它曾经起到过怎样的恶劣影响。现在在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候，当然是指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核心。在会上我们当中的一位学者站起来说，当把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当做主要议题的时候，我不大明白为什么还要强调“精华”和“糟粕”.其实这就像“武松打虎”:昨天武松打死老虎，他会披红挂彩骑着高头大马游街，人们都说他是英雄；今天你打一只老虎试试，肯定把你抓到拘留所。昨天看来是精华的，今天也许是糟粕，昨天看来是糟粕的，今天也许是精华，认为它仍然有存在和可能发展的空间和余地。我们现在看到的像祈福这样的事情，我们天天都在做。比如我们说“祝各位身体健康”,难道不是祈福吗？过去我们习惯喊“万寿无疆”、喊“万岁”,难道不是祈福吗？
过去我们有许多个体性的节日庆祝活动，比如在家里的祭灶，还有祭祖、请神等，都是个体性的，通常是家族内部的活动。现在像“拦街福”这样的活动一下子拿到了另外的场合，变成社会性活动，我觉得这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动员起来去面对他们可能遇到的许多问题。这一活动由来已久，在今天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得到恢复和提倡，更是适应时代发展之需。
“传承与创新”这个问题仿佛是一个悖论。当我们说创新的时候，我们就很难讲完整意义上的传承保护；当我们说传承保护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创新产生一种怀疑。究竟我们是保护还是要改革、创新呢？在悖论面前，仿佛让人无所适从。当我们说保护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总是希望它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的状态能够呈现在今天，而且保持永远。当我们说发展、创新时，我们实际上是面向未来，在这个情况下要问究竟我们保护的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才能比如说对一个节日进行保护？在这个悖论中，我们怎么才能走出怪圈呢？我希望和大家共同在脑子里画一个图，姑且把一个节日说成是一条直线发展的。我们知道，它实际上并不是一条线，它有一个面积，由于内部的原因，这条线可能这里粗些、那里细些。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不是均衡的，它或细或粗，在不同时代它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会有这样那样的发展、变异、削弱。比如，清明节最初是一种换火种的活动。我们的先祖在认识自然、适应自然的过程中，发明了火。火的宝贵性大家都知道，在有些部族习俗记载中，一个家族的火种都是由一位最重要的老祖母负责保护的，火种的旺盛意味着家族的兴旺。在这种情况下，火种像生命一样也需要更新，每年都要更新。这样的观念一直到宋代还存在着。宋代诗人有云：“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在发展过程中，清明节后来又加上了绵山介子推的传说。这是节日自己的变化，是内部变化。我们也看到还有外部影响，是社会历史等客观因素对节日的影响。比如说辛亥革命是一个影响，十年浩劫又给了另外一些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属于节日本身以外的客观因素，它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一定的影响。这样，就在刚才我们画的那条粗细不等的直线两侧，在左边和右边又出现了一些代表强力历史影响因素的箭头。于是我们看到这条直线受左右箭头的制约，变成了一条曲线。
我们再来看要保护什么。就节日而言，我们姑且把它比作一个图形，是正方形或者其它几何图形。有些人在谈非遗保护时，喜欢用一个词，叫“原生态”,认为要保护文化遗产的“原生态”.我理解的原生态可能有三种情况：第一种理解，在某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事项发生时的状态；第二种理解，现在我们能够恢复记忆或者重新建构的某个时间的状态，有可能是我们认为它比较丰满的那种状态；第三种理解是，在当今社会历史条件下，依然现实存在着的自然状态。到底哪一种才算是原生态呢？真的很难说。我们继续来画图。比方说认为某个项目的原生态是正方形的。前面所说的三种理解，无论哪一种都无所谓，都可以把它比做是正方形的。实际上在它发展的过程中是不是永远是正方形呢？其实它在历史上发生了很多变化，每一个时代都在变化。如果以一个民俗史的过程来认识这个项目的形态的话，它时时在变，由正方形渐次演变，比如说变成平行四边形、而后变成菱形、椭圆形或者其它的各种各样的形状，今天它已经变成圆形了。今天的圆形是从其它形状变化来的。对这个变化的过程，如果用保护“原生态”的说法，我们要保护这个节日，究竟要保护它的哪一个阶段才算是真正的保护呢？是原来的正方形吗？还是椭圆形？这样看来问题变得复杂了。究竟保护和发展、传承和创新是什么关系？说保护原生态就无所适从，不知该怎么做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对它进行保护，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保护什么。
每一个文化遗产项目都有一个最根本的、最基质性的东西存在。这就是这一事项的基本性质、基本结构、基本形态、基本功能和人们对它的基本价值判断。这些基本的东西制约着这一事项的发展变化。到今天它虽然已经变成圆形了，但它依然和原来的正方形保持着最本质的关联。这样看的话我们把上述五个基本另外定名，叫做“本真性”.以我个人的理解，文化遗产保护实际上是保护文化遗产的本真性。
我们必须考虑到事物是发展的，如果切断了发展，把它限制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那么我们的保护就不再是科学意义上的保护，因为那样保护的仅仅是某一个时代的形态，而事实上发展的因素始终贯彻在每一个非物质遗产事项上。因而我们就要特别关注事项自身的发展。现在我们遇到的是另外的问题：我们中国经历了一个为期不算短的、对文化发展而言不算很正常的历史阶段，使我们部分地丧失了关于传统文化的记忆，造成了非常多的难题。比方说“拦街福”.现在把它恢复起来，社会条件改变了，人们不愿也不可能原样搬来，这当然和它自然发展下来有很大不同。我举个例子。北京过年的风俗中有一个重要的项目是逛庙会，重要的标志性庙会之一是厂甸庙会。有一个关于厂甸庙会的漫画最有表现力，突出庙会上大长串的冰糖葫芦，还有风车。今年政府下令，说是由于安全、交通等方面的原因，干脆把它挪到一个公园里去。我到琉璃厂去看，完全没有人，非常冷清。我感觉到不像其他人所说的搬家了，迁移到公园去了，实际上是原来公园就有，现在规模弄大了一些，这等于取消了厂甸庙会。取消了厂甸庙会，北京上上下下无论是有关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感到非常失望。以我个人愚钝的看法，迁移庙会的理由当中或许还有经济方面的考量。庙会的摊位费是竞拍的，一个小小的羊肉串摊位大概两米宽的地方竟然拍到十几万。门票涨了，两块钱的羊肉串在节日期间卖二十块，据说拍到十五万的今年有很多的盈利。有一句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名言：“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这里我想改用一下，取反面的、否定的意思来说：“一个幽灵在地球周围徘徊，那就是钱。”有时，经济的考量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我们传统节日的本真性，使它不能健康地传承。
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通过广大民众对于现实生活的幸福的追求，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一定能够健康地延续下去，成为整个人类共同的宝贵文化财富。
拦街福──温州人的狂欢盛宴
Lanjiefu: Carnival inWenzhou
陶立璠
TAO Lifan
（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中央民族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Vice President ofChinaFolklore Society; Professor with Center for Research of Folklo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拦街福”在温州地区长久传承一定有其内在的原因，尽管我们说当下是在恢复它，恢复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但正如大家所说，它是我们心中的一个东西，心中的东西不会轻易地消逝掉。
温州是文化灿烂的东瓯名镇，今天完全发展成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我们参加了“拦街福”活动的开幕式，看到了温州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在同一个舞台共处，和谐地发展，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一件事。传统文化活动“拦街福”重现了温州历史文化的魅力。温州被称作“鹿城”.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吉祥之物，象征福禄的意思，是财富的象征。这与今天温州人在改革开放中创造的“温州模式”是一脉相承的。温州人之所以敢为人先，不仅做到了民本和谐，而且将财富之路铺到了全国，铺到了全世界。我想这得益于她有一个很好的名字，就是“鹿城”的“鹿”字。温州借着“鹿”这种吉祥的符号，创造了像“拦街福”这样的文化。财富和文化是连在一起的，敢于创造财富的人，也善于创造文化。
温州人杰地灵。历史上以手工业发达著称，是青瓷的发源地之一。造纸、造船、丝绸、绣品、漆器、鞋革等也很发达。南宋时期作为对外通商口岸，就有了“一片繁荣海上走，从来唤作小杭州”的美称。温州还是南戏之乡，高明的《琵琶记》是古典戏曲的代表作之一。至于“永嘉学派”和以“永嘉四灵”为代表的诗派，尽人皆知，是雅文化的杰出代表。这里我们所说的温州历史文化，作为雅文化母体的民俗文化以及今天我们所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中的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戏剧、民间美术、民间手工艺等，在温州都有着深厚的底蕴和独特的价值。
2005年非遗保护工作全面开始以来，通过普查，温州共确定了非遗线索55万条，有价值的27万条。在这个基础上，乐清黄杨木雕、细纹刻纸，温州古瓷，泰顺药发木偶等，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些在“拦街福”现场都看到了。这些艺人创造的精美的民间艺术品是温州的骄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家级的有17件，省级的有43件，市级的有203件，县级的有786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中，国家级的有6人，省级的有64人。这些对于温州文化建设、对于温州的强市建设有重要意义。现在全国很多省都要建经济大省，还要建文化大省，在经济和文化之间很多领导会把目光投向非物质文化遗产，温州也是如此。这些文化在“拦街福”活动中一一展现出来，具有振奋人心的力量。
全温州的人都会在“拦街福”活动中享受文化遗产带来的欢乐。“拦街福”是温州民间文化的总汇。温州有许多的节日，为什么“拦街福”尤其吸引人？我想原因有三个。
一是它的历史悠久。“拦街福”习俗早在清代就在温州民间流行。据史料记载，每年农历二月初一到农历三月十五，温州主要街道都要举行“拦街福”活动，这时街头巷尾家家摆设几桌，户户相连，花卉、古玩等琳琅满目，还备足了物资准备通宵欢庆，可谓汇集民间信仰、民间娱乐、商业活动于一体，热闹非凡。民间信仰是“拦街福”活动的核心，可以说是民间信仰创造了温州“拦街福”这种独特的文化活动。我们不要轻视信仰的力量，如果没有信仰，就没有这样的活动，温州就不会有“拦街福”活动存在。所以在许多节日文化里，如果研究起来，有它的灵魂，就是贯穿始终的信仰。
二是“拦街福”活动的本质是商业民俗、都市民俗。温州商业社会的发展使温州文化五彩纷呈、美不胜收。这种活动的内容表现得十分精彩，戏剧等各类表演构成了狂欢的景象，使人流连忘返，这就是文化的吸引力。没有文化就没有人气，“拦街福”是民众创造的，自然由民众来享受。温州人创造这种文化是情理中的事情，所以才能延续下来。“拦街福”活动是商业阶层发动的一种民俗活动，所以今天我们要研究“拦街福”,就必须研究温州的商业民俗和商业信仰，这些基本素养促成了“拦街福”丰富多彩的内容。
三是“拦街福”是春节文化的延续，它不是余兴，而是让春节文化在“拦街福”的高潮中结束。因为它充分体现了中国春节文化的内涵。传统的春节是从腊八以后开始忙年，到农历的二月二龙抬头结束。温州的“拦街福”跟春节在时间上连在一起，可以说把春节的节期延长了。
“拦街福”的文化遗产性质是肯定的，但是如何保护这种文化，特别是在都市环境中，如何使这种文化传承和发展，如何让它与旅游产业相结合，这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我觉得首先要对“拦街福”的历史渊源进行细致的考察，毕竟这种活动的历史太悠久，而在很长的时间里又中断了。结合我们的精神文化遗产的历史和现状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每一种民俗现象的中间都出现过断层，这个断层不是一年两年、十年八年，而是几十年甚至更多，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把这种断层接续上，所以需要研究今天的“拦街福”活动和历史上的“拦街福”活动究竟有什么联系、有什么区别，这是我们在“拦街福”文化研究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在都市文化中，温州的“拦街福”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与温州民俗的形成有关，与信仰有关，所以要仔细地解读“拦街福”,区别它众多的文化元素，将这些元素结合起来，确定“拦街福”的仪式。要把“拦街福”看成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它不是单纯的娱乐。我们在今天看“拦街福”的时候，要想到历史，想到今天的传承和创新。
首先要传承，在传承的基础上再来考虑创新的问题。如果传承问题都没有解决，那就谈不上创新。“拦街福”是一种仪式文化。它有固定的时间，有具体的活动内容和形式，只是我们现在对它不甚了然。不要把今天的“拦街福”活动认为是历史的一个复制品。今天的“拦街福”活动无疑是历史的延续，但这种延续是变化中的延续。过去举行“拦街福”活动时，家家门前要摆放供桌，为什么会这样？今天这些东西为什么消失了？那些祭桌体现着农业信仰，而在今天的这种活动里面信仰的东西去哪里了？是什么让老百姓没有这种信仰了？应该很好地研究一下，不要把它看成是简单的文化组合，把民间的各种文化摆上台面就行了。另外，我的一点想法是，“拦街福”活动地点变了，原来在繁华的街区里边进行这样的活动，现在改到一个广场里边，把它变成一种广场文化，这种广场文化与“拦街福”的民俗文化是有所区别的。作为民俗文化来讲，民俗发生的地点是有它特定意义的。一种文化长期地延续下来，有传统的意义、传统的人群、传统的地点。时间、地点、参与者共同创造了这种文化。我们把它挪一个地方，人气就没有了。就像把一种植物从南方移到北方一样，环境不适应了。同样我们做这样一个活动，也应该想想这种活动要怎样与传统文化衔接起来。我们的活动只考虑到了安全问题，安全是重要的问题，如果政府重视的话，这些小问题都是不难解决的。我们有警察、有志愿者，我们曾经看到过有些活动几万人、几十万人参加，组织得好，就没有出现安全方面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不要轻易地改变文化活动的传统地点。这种现象我们经历得太多了。比如说广西壮族的“三月三”歌圩，我曾参加过都安、巴马的传统歌圩，都是在传统地点举行的。后来为配合一次学术会议，当地领导决定改到交通发达的地方举行，改到马路边上来了，一下子人气就没有了。所以不要轻易地改变文化传承地，让“拦街福”回到繁华的街区，使人们对这种文化具有亲切感。
谈到保护，首先要保护“拦街福”的文化内涵，可以把“拦街福”里面的众多因素进行细致的考察分解，然后整合，形成一个和传统非常接近的“拦街福”活动，这样会更加有意义。“拦街福”活动是温州人民的狂欢盛会，“拦街福”在现代温州又一次恢复举行，是一种盛世壮举。
敢于创造财富的人也善于创造文化。“拦街福”不是一种简单文化，它的内容非常丰富，只不过我们现在只是少数人去作考查研究，总结出来一些特色，但大多数人不知道。这种文化是一种文化空间，它的里面可能在每一个角落里都分布了很多东西，这些不能只是让一部分人知道，一定要让大多数人知道。温州大学有这么多的民俗学专家，离“拦街福”这么近；温州有这么多的老者，他们都亲身经历过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应该很好地进行研究。“拦街福”是一种地域文化，地域文化的意义在于造福地域。温州的经济发展这么快，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必然带来对文化财富的需求，所以我觉得将“拦街福”活动搞好，对温州来说非常有意义。过去一段时间主要是搞经济建设、发展经济，现在通过“拦街福”活动建设文化，相辅相成。我希望温州不仅是一个经济大市，而且是一个文化大市，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想“拦街福”会越办越好。
民俗文化是一条滔滔巨流
>Folklore Culture Is aGrand River
刘锡诚
LIU Xicheng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理论研究室研究员）
（Research Fellow with Sector of TheoreticalResearch,China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借用西方文化人类学家的定义来看我们中国的节日文化，春节、清明节这类形态的乡民社会的文化（或称民俗文化）通常被称作是一种文化中的“小传统”,而精英文化则被称作是“大传统”.而在我看来，乡民社会的文化其实并非一个很小的传统，反倒是一个很大的传统，所以我愿意用“滔滔巨流”这样的词语来形容和概括它。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第一点，民俗文化主要是指在漫长的农耕条件下，在民众中经过口传心授、约定俗成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民俗文化主要包括风俗习惯、口头文艺及民间信仰三个部分。本文重点谈节日，谈民俗文化活动包括传统节日的传承与创新问题。民俗文化是平民老百姓的精神文化，这种精神文化与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手工业生产方式相适应，与几千年形成的中国家族社会和人伦社会结构相适应，这应该是我们判断传统节日时无法绕开的原则。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报刊上发表的关于节日文化的文章和访谈，不少脱离了这些基本特点，多以西方的观点来套中国节日，我觉得是有缺陷的。
中国的节日大半不是宗教节日，而是与农时有关或起源于农事的。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渐融汇和附会进来许许多多的文化涵义，如对祖先的追念、祭祀，带上了浓重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生产方式和家族人伦制度的特点和色彩，集中体现着中国的民俗文化精神。而中国的民俗文化精神是生生不息、自强不息，是天人合一。节日文化所以能够一代代地传承和延续下来，除了世俗性的内容（如随季节转换和农事更替而出现的休息休整、娱乐、穿新衣、吃美食等）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由于它具有某些神秘性和神圣性（如对天地、神灵的崇敬；对先祖的追怀与祭拜，亦即对传统的认同）。而这一点，在最近以来对节日文化研究中，似乎被忽略了。
第二点，中国民俗文化是一条汇聚了千万条涓涓细流而变成滚滚流淌的大河，永无止息，永不枯竭。这意思是说，第一，中国的民俗文化是多元的，不是一条河，是许许多多的细流汇聚起来的；第二，中国的民俗文化处在永恒的嬗变之中，不是停止的。一方面，民俗文化适应于相对稳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适应于漫长的社会发展中形成和巩固起来的家族人伦社会制度，适应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另一方面，它又随着社会变迁和观念更新而不断地发生着嬗变，不会停止或固定在一个点上。但要指出的是，文化的嬗变遵循着文化的规律，亦即传承和延续，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突变，除非战争、地震等使一个国家、民族、地域群体消亡这种的突发事件。文化的规律制约着民俗文化的嬗变，而主导嬗变的，则是民众、是群体，包括其中的杰出人才、文化传承者。他们以自己的主体意识去传承群体所养成的民俗文化，同时又在传承中注入个人的创新。这种包含了个人创新元素在内的新的民俗文化，久而久之，便被群体所认同，也就是约定俗成，从而变成了与新的社会生产方式、新的家族人伦制度、新的思想观念相适应的民俗文化。我要指出的是，政府在民俗文化嬗变中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主要应该是一个倡导的角色，而不要越俎代庖。列宁在《共青团的任务》中讲到，无产阶级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革命者的人创造出来的。过去的60年中，在这方面我们有深刻的教训。过去在某种情况下由政府取缔的某些民俗文化（如与节日有关的庙会），事过境迁，春风一吹，民众又自发地把它们恢复起来了。关于北京春节厂甸庙会，我曾在北京市政协主办的《北京观察》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讲厂甸庙会是北京的一张文化名片，但2010年却把庙会的主体部分挪到陶然亭公园里去了，这是政府和商人（文化公司）合谋决定的，是不遵循文化发展规律的。
第三点，城镇化与传统文化保护的关系问题。城镇化是农村走向富裕、走向文明、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一点可以肯定。但有人提出来一个“深度城镇化”口号，我对此表示怀疑。中国的村落与西方的社区有根本不同，现在有些文化人类学家拿西方的社区来套中国的村落，是不可取的。村落是以种姓、血缘为基础的，大姓望族往往主宰或主导着一个村落的礼俗取向。而礼俗的嬗变才是社会发生嬗变乃至转型的最重要最深刻的标志。北京城镇化最突出的村落是古城，它原为一个明代就存在的村落。因为开发商征地建高楼，原住户在房屋被拆迁后，被安置在高楼里去了。原住民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古城的传统文化出现了断裂。有一年在讨论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时，专家跟当地的同志之间在认识上出现了很大的矛盾，最后专家都不签字，希望政府主管文化的领导把开发商请到会场里来，大家当场商讨。作为妥协，建议开发商承诺在楼群里建一个泥土的而不是水泥的广场，古城的传统香会组织可以踩高跷、搞香火。开发商接受了专家的建议，双方妥协，最后专家们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论证意见书上签了字。如今，昔日的古城，古商道上的古城，及其特殊的文化传统，大半已不复存在了。
再回过头来说城镇化与传统文化的保护问题。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现代化、城镇化步伐比较快的地区。近年我走了江、浙、沪的好几个地方，有的是城市郊区，这些地方如今已经基本上城镇化了。城镇化的结果直接影响到传统文化的生存环境，也就是说，温总理所说的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文脉”被割断了，传统的民俗文化在这些地区或者面临濒危，或者基本上断流了。而我们看到，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论述城镇化问题的时候，主要的着眼点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完全没有顾及到文化的传承与延续，即“文脉”的延续。文化压根被忽略不计了。文化传承对乡民社会的构成和发展的重要性，对乡民社会向城镇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性，是一个很大、不可忽视的问题，否则将来要受到历史惩罚。
由于忽视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特别是对乡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对群体乃至国家的凝聚、对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巨大作用，至少在这些实现了城镇化的村落，我所看到的情况并不乐观。我的看法是，这些地方的农民，正处在向城市市民的转变之中，即处在身份转变过程之中。一方面传统文化被消解了、断流了，文化传统出现了千年未遇的断层，另一方面新的文化又没有建立起来。农民世代耕种的土地被政府或开发商买走了，给了一大笔钱。原住民都已经搬到楼里去了。而如今他们显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大都在炒股；另一部分，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大都在打牌。由于闲来无事，打牌成了这种原为乡村、如今变为城镇的地区的一大景观。他们中的很多人由于种种原因都不到或不愿意到附近的工厂里当工人，而是用较为低廉的工钱雇佣外地打工仔（妹）来替他们干活。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不需要种地，因为他们从卖地得来的钱并不少，够他们的生活之用。原来的村落已经变成了城镇化的高楼，生活条件改变了，物质生活质量提高了。同时，那种延续了千百年的出门就可以聚谈交流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但他们却并不具有城市市民应有的文化素质和生产技能，也就是说，他们一时还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城市市民。笔者在北京的郊区，也看到了类似长江三角洲农村城镇化后所出现的情况。我们民俗文化研究者和工作者，面对着这些已经城镇化了的地区的现实，亦即传统文化在这些地区发生严峻断裂的情况，却并没有提供出相应的文化形态描述、文化保护策略和方案，甚至没有提供出必要的数据，为政府所重视所采纳。所以，我对城镇化过程中的传统乡民文化亦即温总理所说的“文脉”的传承和延续，怀着几分忧虑。
地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生存空间。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说，东瓯古地和东瓯古文化以其独具特点的方言和形态，成为中华大地上的地域文化之一。温州地处八闽文化和吴越文化的边缘地和结合部，在两种文化的交汇与融合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温州人的开放观念和故土观念，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养育出来的。
这次有幸在温州亲眼目睹了热热闹闹的“拦街福”,看到了很多当地的民间工艺，感受到地域文化的魅力，体验了温州人民勤劳和富足的生活、博纳和宽容的气度。今天的“拦街福”与文献里所描述的“拦街福”已有很大不同了。晚清的“拦街福”留给我们的是：“春意渥，天降福。福在街头暗摸索，谁家拦去春常足……夕阳西，欢声作，红男绿女相征逐。家置一灯设一桌，十家五家联陆续，最后一家崇台筑，上供福星神肃穆。”而今我们看到，文娱活动仍然热闹非凡，商业气息异常浓厚，却不再是老百姓倾城而出在街巷里举行“拦春福”.旧日那种“春末赛神，……拦街福，士妇夜游，笙簧夹道”的场面和景象也不复见了，整个活动变成了一个由政府主办、仅在城市的中心广场上举行的迎春与商贸活动。我们还能看到广场里“漫天灯彩旋锣鼓”的喜庆场面，而街巷里那种“张灯节彩，红缦遮天”的场面，尤其是夜间街巷里的灯彩活动，却消失无闻了。尤其是“拦街福”所固有的禳祈的内容和意涵（而这，与我们现在倡导的和谐社会并无矛盾）基本上看不到了。这就是说，在活动的形态、特点甚至性质上，已经今非昔比。温州资深民俗学家叶大兵先生曾这样记述和描绘“拦街福”的夜晚景象：“夜里有各种戏曲和木偶戏演出，……灯彩类有各种悬灯、台灯、背灯，著名的有珠灯、春灯、首饰龙灯、木龙灯、百鸟灯、台（抬）阁、高跷、走马灯等。”我从北京出发来温州前读过这段极具地域文化特色的活动描述，那景象一直吸引着我。但当我在此向当地朋友打探，跃跃欲试想去一睹灯彩胜景时，得到的回答却是否定的。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遗憾。希望“拦街福”活动中的那种彩灯弦歌的传统与景象，有朝一日能够再现于现代化的温州！希望活态的“拦街福”祈春活动回归民间，越办越红火。
拦街福当代复兴的意义
>Significance of Contemporary Revival of Lanjiefu
叶大兵
YE Dabing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Professor withCollegeofHumanities,WenzhouUniversity）
为什么要举行古老的“拦街福”民俗活动，这对国家、对社会有哪些现实价值呢？我们认为这不但是为了现在，也是为了将来。主要基于四点认识：
一、弘扬民族文化，抢救和保护文化遗产
“拦街福”作为一项传统民俗，是温州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珍贵的文化财富。由于各种原因，建国后“拦街福”急待抢救和恢复。我们登门访问社区众多老年人，拜访各阶层人士，足迹踏遍全市各个角落，并召开多次座谈会以及翻阅历史文献等。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基本弄清“拦街福”的历史，特别是其文化娱乐活动内容（如灯彩、戏剧、曲艺、音乐、舞蹈和展出等），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措施进行抢救和保护，为恢复“拦街福”制订实施方案作准备。
为了弘扬民族文化，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作为准则，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对“拦街福”习俗进行重新审视，通过具体分析，进行辨别、选择、改革、净化、清理和抢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增强民俗的社会规范、教化和调控功能，使其成为既不失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而又兼融现代化文化精髓的一种新的民俗文化，并用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继承传统民俗，使其焕发新的光采，为今所用
在恢复“拦街福”活动中，我们以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为指针，继承传统，丰富娱乐，活跃商贸，推进旅游，努力保留和发扬其中具有优秀民族传统的健康有益的民俗事象，并尽力加以扶植，有创意地搞好店堂内外布置，活跃经济贸易，增强节日喜庆氛围；通过“斗台”,组织各种戏曲在街头搭台演出，满足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通过长街摆设，向人们展示大型珠灯、小摆设、绸塑、木雕等独特的工艺品，以及新创造的反映五马街景观的大型“五马驰聘”走马灯等。特别是发扬温州米塑的高超技巧，制作约二层楼高的寿桃山，供人观赏。在活动中，扩大娱乐的内容和形式，有计划地调集市内几种国内罕见的灯彩，如木质龙、灯板龙、首饰龙、档龙等，向人们充分展示温州人民高超的艺术水平，反映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的广博精深和绚丽多彩。
上述文化艺术活动，是温州历代人民群众文化活动的创造和积累，是“拦街福”的精华部分，加上贸易活跃，形成了这一节日的鲜明特色。我们认为举行“拦街福”活动，重在弘扬民族文化，推动国家建设，要在继承其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让它的文化艺术功能对人们进行娱乐和宣传教育，让它的贸易功能促进市场繁荣，为我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振兴温州经济服务。
三、移风易俗，推动精神文明建设
时代不同，人们的信仰和世界观也不尽相同。古代，由于生产力低下，科学知识缺乏，人们在“万物有灵”论的支配下，相信人的安危祸福、生产丰收和财源兴旺等等，都是神的恩赐。因此，“拦街福”既反映了古代人民对自然规律缺乏认识、存在“神主宰一切”的民俗观念，也包含了他们渴求幸福生活的迫切要求和内心愿望。今天，用科学武装头脑的人们懂得：搞好生产，繁荣商业，人口平安，不靠神，而是依靠人类自身的智慧和勤劳。但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绝不能把这些属于人民内心的良好愿望和祈福活动的俗信行为，简单地视为“迷信”,而加以排斥。
因此，我们在组织“拦街福”活动中，在总体上保留其传统特色，通过各种民间灯彩、民间技艺、民间戏曲以及民间传统名小吃的展示，深刻反映群众对“祖国富强春永驻，人民安宁福常在”的真诚祝福和良好心愿；在局部上则对某些信仰民俗事象加以净化，如以花展代替路祭，并利用制作“开路神”创造具有时代气息的新人的巨大形象。在街饰中，我们在保持原来的传统文化形式外，还选择当代群众创造的、健康的、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参加活动。我们吸收各种富有历史和科学意义的灯采参加活动，如将泰顺发掘的已经失传几百年的“药发木偶”加以展示，让广大群众欣赏到这一古老而奇特、充满温州人智慧的大型焰火，从而充分发挥民俗的潜移默化功能，通过这些打动人心而又焉而不察的文化娱乐活动教育群众。
四、重视发挥民俗作用，为城市文化建设服务
21世纪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不仅是经济、军事、科技的竞争，更是文化的竞争。民俗文化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可以充分发挥它的特殊作用。民俗学不仅是一门“历史之学”,也是一门“现代之学”.处于21世纪的现代民俗学，除继续进行田野作业、文献研究外，必须走出书斋，走向社会，和社会结合，和市场经济结合，致力于应用。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对本国传统民俗的保存、展示和应用，看作是一个城市历史地位的重要标志。温州历史悠久，民俗蕴藏内涵深厚。由于地理的特殊性，至今还保存了不少古老的风情和独特的民俗文化事象。“拦街福”就是其中最具特色的一项大型节日民俗，有着绚丽多彩的特色，古老的吴越民俗遗存，浓郁的海洋文化气息，鲜明的商贸文化色彩。我们通过举办“拦街福”活动，既能突出温州的个性和特色，又能塑造温州城市的鲜明形象。同时，我们通过民俗的应用更好地给予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和美的享受，使他们在工作中始终保持振奋的民族精神，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要加强民俗应用，扩大民俗学功能，研究如何适应时代特点和人民需求，使之和经济改革建设的伟大实践相结合，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
“拦街福”中的表演艺术
>Performing Arts in Lanjiefu
倪钟之
NI Zhongzhi
（天津曲艺学校教授）
（Professor withTianjinSchoolof Chinese Rap Performance）
一、“拦街福”是温州各种民俗的交汇点
“拦街福”是温州自清代以来形成的重大民俗活动，我感觉既是温州的盛大节日，又很像各地的庙会。庙会与节日虽然在理论上有着本身的区别，但在实际活动中又有某些相似之处。如北京的厂甸庙会（北京人习称“逛厂甸儿”,实际上也是庙会），是春节的年货市场，是年俗的一部分。各地的庙会也是各地民间盛大的节日，如天津的“皇会”（纪念天后--林默娘娘诞辰），有人就提出可称为“妈祖节”等。但它们又有区别，一般说节日虽有各种类型又有各自的起源，但多是有着官方的认可，还涉及家庭诸种活动，庙会就不一定如此。庙会都是在某庙的周围举办，都有其地区性，如京西妙峰山朝顶、辽南耀州娘娘庙会、河北药王庙会、扬州高邮都天庙会等。当然这是就其性质来说，但官方的引导总是有的。两者又都是融信仰、商贸、娱乐为一体，其中还包括许多子项，如商贸中就包括贩卖各种工艺品、农产品、风味小吃等；工艺品又包括年画、灯笼、剪纸、雕塑（如面塑、泥塑、“拦街福”上见到的米塑等）；娱乐包括各种表演艺术（如“拦街福”上见到的民间花会及专业团体表演的京剧、瓯剧、木偶戏等，尤其是木偶戏在温州能保存有提线、布袋及药发等技艺--药发傀儡古代虽有记载，而近世已属罕见，杖头木偶未见记载，不知有否？如果存在，那么，温州就成为保存木偶戏形式最全的地区，可称为“木偶之乡”）。而且有关记载和叶大兵先生的介绍，都谈到表演团体的“斗台（在演出中两台戏的艺术竞争）”的习俗，另外还有花灯展览、猜灯谜、花卉陈设等。据介绍，旧时各家还将自家珍藏的稀有物件摆出来供游人观赏，这又是“拦街福”的地方特色，表现了“拦街福”民俗内容的丰富性。
对此我们可以作总体研究，探索温州“拦街福”的成因、流变、特点及与其它地方类似活动的比较，也可以研究其中的某些子项，如戏曲中的昆曲、乱弹（今已发展为瓯剧）或曲艺中的鼓词、弹词、龙舟、莲花等，对这些表演艺术进行单独的研究。当然，如果仅对这些表演艺术进行专门的研究，那又属于艺术学的范围，但研究它们的有关民俗及与“拦街福”的关系则可列为民俗研究的内容。而且对今后温州各项表演艺术的发展也会有所裨益。
在这里我想仅就“拦街福”中的表演艺术谈一点看法。从历次活动看，即有民间的各种花会，如龙舞、狮舞、高跷、秧歌及民间吹打乐，又有专业艺人演出的戏曲、曲艺等。民间花会本身就是一种民俗活动，他们平日自发地练习，到某种时机--节日或庙会期间，由会头组织参加表演，争强斗胜，各显其能，有的地方称“出会”.这是一种群众性的娱乐活动，已经引起许多民俗学家的研究，这里不再赘述，我只想谈谈专业表演艺术方面的问题。
传统的“拦街福”活动，从农历二月初一至三月十五，在城区主要街道轮换举行，长达一个半月之久，是目前所知全国最长的节日，可与我国最隆重的春节相比，作为庙会也是最长的庙会。今日随着时代的发展及城市的街道改造，按原来的办法活动可能会出现许多困难，改为选择适当地方、固定连续举行数日。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使群众的心理认可有所影响，这也是今天各地庙会都会碰到的问题，需要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我认为，在今日只能以群众的接受程度作为衡量标准，以其能否继续流传作为成败。
温州的“拦街福”从历史上看是各种民俗事象的交汇点，虽然这次未能全部充分展示，那是属于安排问题，但各种组成部分中也都有其代表性项目展示。如在表演艺术方面，这次只安排了京剧、瓯剧、木偶戏，没有安排曲艺中的鼓词、弹词、莲花、龙舟等，但在过去的“拦街福”活动中都是曾出现过的。今后仍可根据实际情况作适当的调整。
二、民间艺术向民俗的回归
这次“拦街福”活动期间，主办单位还安排了主题论坛“民俗文化活动的传承与创新”和“中国节日文化遗产保护（温州）论坛”,听了许多专家从许多不同角度所进行有关的论述，对我也很有启发。
我本来是研究曲艺的。曲艺与戏曲本来也是民俗，但过去戏曲、曲艺的研究与民俗的研究始终是“两拿着”.如戏曲专家齐如山先生，在研究戏曲中，写过许多关于戏曲界内部事务的文章，如谈戏班、谈行当等；唐伯弢先生写的《富连成三十年史》，虽然都是戏曲方面的著作，但也应该看成是民俗方面的内容，但多年来都只是作为戏曲史料看待；又如李家瑞先生的《北平俗曲略》，云游客（即评书名家连阔如）先生的《江湖丛谈》，及张次溪先生建国前的许多关于北京天桥的论述，建国初期改写为《人民首都的天桥》等，也应属于民俗方面的著作，过去又是只作为曲艺的研究资料看待，很多人未能理解其中民俗学方面的意义。
建国以后，在一切向苏联学习的阶段，因为当时在苏联没有明确的“民俗学”（实际上苏联的民俗学包括在民族学之内），我国学者在没有深究的情况下，便认为苏联没有民俗学，我们原有的民俗学研究也被取消了。而民间文艺却得到空前的发展，当时所强调的是劳动人民的创作。这样使我国戏曲、曲艺被列为劳动人民的艺术（实际上这样看法并不确切）。而民俗学便成为研究的禁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百废待兴，民俗学也作为一门学科被重新提出来，除艺术学方面专家对戏曲、曲艺的研究外，有些民俗专家的研究也涉及这些民间艺术的内容，但仍是研究艺术形式的本身，而对其中民俗事象并未专门研究，仍未能把这些民间的艺术研究与民俗合为一体。直到“非遗”提出以后，把内容划分为十类，才把这些民间艺术列入“非遗”之中，使得这些民间艺术向民俗回归。因为“非遗”的十分法，把戏曲、曲艺都划入其中。实际上“非遗”所包括的项目都应属于民俗范围。音乐、舞蹈是专指民间音乐和舞蹈，民间的音乐和舞蹈（包括器乐）有很大一部分是民间花会项目，离开花会是无法研究的。戏曲、曲艺不用细说了，就是“非遗”子项中的“民俗”,实际包括文化空间和节日等，节日也可以与文化空间相对称为文化时间，其它项目更是一直按照民俗对待的。这样实际上就把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戏曲、曲艺都划入了民俗的范围。现仍分为十类，是因为戏曲和曲艺等有其自身的独立性、系统性，在我国多年已经形成自己的学科，又都有自己的专家和组织系统，这是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一种措施，有利于研究的深入，在实际工作中更有其重要的意义。因为民俗学家与戏曲家、曲艺家的认识有时又有所不同。如艺术上的提高，则属于艺术家的事，民俗家是研究这种已经存在的现象。往往艺术家要考虑艺术本身的改革，甚至要改变原有作品的主题与情节或形式等，民俗家要求尽管能保持原有的形态。有时改动较大（或彻底改变主题或形式），往往就认为有伪造民俗之嫌。什么是原有的形式？刘魁立先生的主旨发言谈到“原生态”问题，指出在民俗形式变化时，举方形演变为圆形的例证，在发展过程中可能还有长方形、菱形等变化，究竟哪个算是原生态呢？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很有意义的。我认为在今天作为戏曲或曲艺的艺术形式，主要应该以最能显示其特点的发展阶段为根据。作为“非遗”保护，也就是要保存它在发展中所形成的、能够代表其特点的形态。就曲艺的特点来讲，虽然曲艺理论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但又共同认为“说唱故事”为主体，其中还有一部分不说唱故事的小曲、小调为其附属，起码也是民歌与曲艺的两栖形态。戏曲是“以歌舞表演故事”.现在有些艺术形式经过改革，失掉这种本身最有代表性的特点。如说唱节目歌舞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适应今日观众的需要。实际是以欣赏歌舞的要求来改造曲艺，不能发挥曲艺的特长，曲艺的精品都在表现自己的艺术特点中产生感人的魅力。有的曲艺演员到高等院校中演出，很多大学生看了以后认为这才是我国民间艺术的精华，使他们热爱曲艺。因此，保持这些民间艺术的特点才能成为“非遗”保护对象，这点不容怀疑的。
三、从“拦街福”中的表演艺术想到的几个问题
温州“拦街福”是综合性的民俗活动，历来表演艺术占有很大的比重，除了花会所体现的群众性、参与性外，舞台表演艺术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温州地方本来就是戏曲、曲艺的发源地，古代产生的“永嘉杂剧”对后世多种戏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到近代温州仍有高腔、昆曲、乱弹、和剧及外来的京剧、越剧等，并由乱弹发展成为自己的瓯剧，形成丰富多彩的戏曲艺术。自古以来温州更是曲艺发达的地区。陆游的“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就是发生在这里，研究者认为，盲翁演唱的形式可能就是“陶真”.《西湖老人繁胜录》说：“唱涯词只引弟子，听陶真尽是村人。”由此可见它是民间艺术。陶真到后来演变成为多种板腔体的曲艺形式。南戏《张协状元》中说：“占断东瓯盛事，诸宫调唱出来因。”其中还保留一段南诸宫调。说明曲牌体的体式在此地也非常流行。学术界多是按叶德均先生的提法称为“诗赞体”与“乐曲体”.说明戏曲、曲艺中的两种体式在这里都十分流行。温州的曲艺，仅据刚刚出版的《中国曲艺志？浙江卷》所载，就有：温州鼓词、弹词、花灯、龙船、莲花、渔鼓（包括苍南、洞头、平阳等渔鼓）及讲书等，实际还不只这些。
如何能保持这些曲艺形式的原有民间形态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应当不反对采取现代艺术形式的“包装”,但这只能是其中的一种形式。曲艺的特点是“说唱故事”,歌舞穿插多了，会影响这种特点的发挥，失掉本身的优长。有些项目可以列入不同级别的“非遗”名录，但必须保护原有的形式，有些改装以后的再生形式使其歌舞化，看不出它原有的艺术特点，是应该警惕的。这点在温州做得比较好，这是我的第一点看法。
浙江省流行的曲艺形式十分丰富，受苏州评弹的影响很深，尤其是在杭嘉湖一带。过去说苏州评弹流行地区是：北不过南京，南不过杭州，温州的弹词不是苏州弹词的流变，而是与本地昆腔有着渊源的关系，在演出形式上又与临近的福建省有些相似。过去我读一些福州评话时，总觉得缺乏像苏州评话、扬州评话那种细腻的描绘，后来到福州看了他们的演出才明白，原来他们的说唱艺术多是在里巷搭台露天表演，观众站立观看，不同于在茶馆演出，听众有悠闲的心情，演员在表演中能够展示细腻的人物心理描绘。福州的观众要求情节变化得快，尽快构成悬念，才能抓住他们。而温州的曲艺所表现的形式，又受苏州评弹的某些影响，如温州鼓词《十二红》的故事很像苏州弹词《十美图》。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地流行的许多曲种中，都有《高机与吴三春》这一故事，其中也有许多较精巧的构思。内容又不像苏州弹词那样多是“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的套子，而是悲剧故事。其中的《高机卖绡》一折的温州龙船整理本，早在1957年《曲艺》创刊时的第二期就发表了。温州莲花的整理本又参加1958年的全国第一届曲艺会演，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内容也都是应该认真研究整理的。除作为民间文学保存外，现在还有多种艺术形式的改编本，它们之间的演变过程与成败也应加以研究，这是我的第二点看法。
各地庙会也都是本地民俗的一种展示，其中的表演艺术也是最能显示地方特色的载体。近些年来随着旅游事业发展，在组团到各地参观旅游时，各地也要安排观赏当地的表演艺术。如到东北要观赏二人转，到河南要观赏豫剧或河南坠子，到安徽要看黄梅戏，到陕西要看陕北说书等。既能展示地方民间艺术的特色，又能扩大这些艺术形式的影响。但各地庙会会期有限，旅游方面的安排更短，多是在景点搭台演出。温州“拦街福”活动也是如此，脱离了原来的演出场所，不可能展示演出以外的各种民俗事象。结合曲艺的特点，许多地方的说书主要是在茶馆书场演出。这次我在温州访问了温州大学的林亦修先生和曲艺团的徐歌声先生，他们都告诉我，过去温州的曲艺，都是城乡居民喜庆活动时请艺人在里巷或寺庙表演，经常是连演几日。温州鼓词的《灵经大传》能连演七天，《十二红》可演十二天，可见内容的丰富，但从来不在茶馆演出。据《中国曲艺志？浙江卷》介绍，温州也出现过类似茶馆的形式，称为“词场”,那又是一种变更形式。如何能保持原来演出方式的特点是应该研究的。在保护“非遗”时，不只是保护这些剧种、曲种，保持它们原来的演出形态，特别是保持与其表演有关的演出环境和民俗意义更是十分必要的。这是我的第三点看法。
保护温州拦街福的本真性
>Keeping Authenticity in Lanjiefu
连晓鸣
LIAN Xiaoming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副主席，浙江师范大学客座教授）
（Former Vice Chariman ofZhejiangSocial Sciences Association, Guest Professor withZhejiangNormalUniversity）
在温州，“拦街福”这一市井商贸民俗文化很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早在南宋时期，温州的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已经相当发达，“九山书会”（从事剧本、话本编撰的文人和艺人组织）创作了南戏《张协状元》。今天，“温州模式”已经成为改革开放的一个代名词。
“拦街福”虽然源自乡村，留存着农耕文化的核心内容，但在形式上已根据市民的特点进行了很大的改造。同时，因温州的城市性质与北京、南京、杭州等政治中心城市不同，“拦街福”更多地延续了中国江南沿海地区传统商品经济时期的市井商贸民俗文化特性。关于在现代社会环境中如何办好拦街福，我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是，进一步挖掘历史上“拦街福”的“本真性”内容，使其在娱乐的同时发挥“教化”作用。历史上的“拦街福”,“祈福禳灾”是其“本真”.光绪《永嘉县志》载：“二月朔，通衢设醮禳灾，名拦街福，以后循次取吉为之，至三月望日为止。”光绪年间永嘉县衙佐官石方洛写《且瓯歌？拦街福》：“春意渥，天降福。福在街头暗摸索，谁家拦去春常足……夕阳西，欢声作，红男绿女相征逐。家置一灯设一桌，十家五家联陆续，最后一家崇台筑，上供福星神肃穆。”
温州的民间文艺家们在温州的民俗文化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卓越的成绩。温州大学民俗学研究的队伍和力量在浙江省也是首屈一指。期望能够在已有的基础上对“拦街福”继续深入挖掘，尤其在其“本真性”（即传统的仪式、内省、祈福禳灾、敬畏自然）的保护与传承方面下大力气。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拦街福的参与者能得到一次扪心自问“天地良心”的道德“教化”之效--那怕是一闪念，其功其德都远胜泛泛之说教。
第二是，关于“拦街福”活动的承办主体，建议逐渐回复其“民”的主体地位。什么是“民俗”?“民”为首要，是民间的、民众的，相对于“官方”的、“精英”的。“俗”则是约定俗成之意。其传承与发展应坚守尊重保护民众意愿的原则，切不可只许“州官放火”、“秀才发酸”.
民俗文化可以分为四个层面：一是物化层面，如房屋、器具等；二是娱乐层面，表演、说唱等；三是制度层面，如乡规、民约等；四是信仰层面，如自然崇拜、祖宗先贤崇拜等，这是核心、深层的。民俗活动是一种在民间长期形成并保留传承至今的“精神家园”.“拦街福”不是一般的“娱乐”,而是一种带有一定“神圣性”的“娱神”仪式。这种带有“娱神”内涵的民俗活动，千万不要“产业化”,将其变成纯粹的商业活动。
再从文化的结构看，主体是三大方面：一是公益文化，其承办主体是政府；二是产业文化，其承办主体是企业；三是社会文化（或称“俱乐部”文化），其承办主体应该是社会团体，也就是“新社会组织”.“拦街福”能否由温州商会之类的新社会组织来承办？比如天台历史上药皇庙会的主办者就是当时的药业商会。温州商会遍布全国、全球，应该发挥其优势。这样，资金根本不成问题，也用不着“买票入场”了。
政府不主办并非政府不管理。总体方案尤其是安全方案等的制定、审定直至落实，政府都是责无旁贷的。不主办无非是从“主角”的位置退下来，成了“管理者”.这样，才能既保证民俗活动的“民间”性、多样性，又能保证其健康性、安全性。
第三是，关于“街”的选择和建议。在广场外围临时搭建的“街”上举办传统民俗活动“拦街福”,与概念中的“拦街福”有很大不同，无论如何找不到“街”的感觉。据了解，临时搭街是因为吸取了2002年第一次在五马街恢复“拦街福”时拥挤不堪而导致中途停办的教训。
传统民俗活动的保护与传承，确实普遍遇到一个环境与条件的问题，尤其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我们的城市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无论规模与人口还是建筑与交通等，都已今非昔比，所以不能墨守陈规。在保护与传承城市的大型民俗活动时，场所的选择确实重要。温州“拦街福”的“街”的选择，可否有这样几个原则：一是安全第一。大型民俗活动，一定要确保安全。二是要有“街”的历史感。可以象杭州一样结合城市改造，多搞几个历史街区，而且一定要充分做好及时疏散的方案。三是根据温州市区扩大后的范围，可把瓯海等周边的一些老街区规划进来。
温州“拦街福”民俗文化节的形成与特点
──兼论民俗文化的传承
>Form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olk Festival of Lanjiefu and Transmission of Folklore Culture
田建民
TIAN Jianmin
（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Professor withCollege of Literature,HebeiUniversity）
一、温州“拦街福”民俗文化节的形成与特点
农历二月初一至三月十五，是农忙的前夜，也是江南杨柳新绿、百花吐艳、令人心旷神怡的黄金季节。勤劳而富有创造力的温州人是不会让这段好时光无声无息地溜走的，他们要放松精神，尽情地享受这旖旎的春光，绽放自己生命的激情，展示自己的才华与天性。于是怀着祈神赐福的美好愿望，纷纷从四乡涌入城中，先是三三五五，走亲访友，品尝美味，游览观光；继而成群结队，敲锣打鼓，管弦齐奏，舞龙斗狮，营造出热烈而喧闹的欢快氛围。市民们为欢迎乡下来的客人，家家张灯挂彩，拿出家里好看好玩的东西摆放门前，让大家一饱眼福，分享快乐。商家自然也不会错过这兜售商品和展示实力的大好商机，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在祈神赐福的美好愿望下形成群众狂欢与商家竞卖联袂出演的盛大的民俗文化节--“拦街福”.
“拦街福”这一温州人特有的民俗文化节，既与全国各地的庙会、香市等在放松人们的精神与集市贸易等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又有自己独具的特点。
首先，与其它地方的庙会相比，“拦街福”少了一些“迷信”与实用的色彩而凸显了狂欢与休闲的特点。各地的庙会人们一般都要焚香膜拜一个或几个固定神祇，祈求神仙保佑赐福，然后再逛庙会买一些或是急需或是物美价廉的商品，有着较浓的迷信色彩和实用目的。而“拦街福”却没有固定拜祭的神祇，他们拦街祈福，认为时时处处都有神祇赐福，把他们美好的心愿外化为一种欢快的祈福活动。参加“拦街福”的主要目的也不是要购买什么廉价或急需的商品，而是一种自身的积极参与、精神的高度放松、自身价值的展示，表现了勤劳勇敢的温州人奔放而富于创造力的激情，开放而自信的心态和性格。从某种意义上说，“拦街福”就是温州人的狂欢节。
第二，浓郁的文化韵味与民俗色彩是“拦街福”民俗文化节的又一显著特色。节日期间，永嘉昆曲、瓯剧、温州南戏、泰顺药发木偶戏、平阳木偶戏、单档布袋戏、马灯戏、民间八仙戏、和剧、乱弹、越剧、京剧、道情、萧江大鼓、温州鼓词、温州莲花、温州参龙、永嘉花鼓等各种戏曲对台演出，演员们在观众的喝彩声中各献绝技。拼字龙灯、藤牌舞、贝壳舞、踏八卦、龙凤狮子灯等民间舞蹈沿街起舞。米塑、彩泥塑、竹壳雕、黄杨木雕、首饰龙、瓯塑、瓯绣、乐清细纹刻纸、彩石镶嵌、平阳太平钿剪纸、夹缬、竹编、木活字印刷、泰顺木偶、乐清金漆圆木、绿茶制作技艺等传统美术和手工艺争奇斗艳，令人赞叹不止。各种小吃如长人馄饨、温州鱼丸、灯盏糕、油炸香芋酥、酱鸭舌、烤鱼等更是令人目不暇接，香味诱人。展示出瓯越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地方民俗的丰富多彩。
第三，“拦街福”的第三个特色是把休闲、娱乐、观光与商贸融于一起。温州人生活在背山面海江河纵横交错的江南鱼米之乡，具有大山一样坚定的性格和大海一样开放的胸襟，这使他们在发展经济上有着超前的意识与竞争的自信和勇气。历史上的“拦街福”就有商家酬宾斗富，即进行竞卖与广告宣传。门上挂的条幅和灯笼比谁家的更醒目，寿桃比谁家的大，货物比谁家的多，人气比谁家的高。总之，“拦街福”在使人们放松精神愉悦身心的同时也弥漫着商业竞争。
二、弘扬传统文化的重点是传承民俗文化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弘扬传统文化的声浪一波高过一波。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哪些激励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积极因素，有哪些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消极因素？它的哪些东西必须坚决推倒剔除掉，哪些东西要弘扬，哪些东西可以改造和利用？对这样的问题却很少有人去做仔细的分析和辨别。笔者斗胆认为，弘扬传统文化的重点是传承民俗文化，因为民俗文化是最具民族特色、最富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是传统文化中激励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积极因素。
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精英文化和世俗文化的三足鼎立是社会的常态文化现象。三种文化相互碰撞或批评，相互渗透或补充，才能促进社会和文化的正常发展。凭借国家权力来提倡和运作以维护社会政治的稳定为最终目的主导文化当然重要，但是，如果把它作为唯一的文化形态，就会产生文化专制主义而酿出类似“文革”的苦果；负有社会批判使命的精英文化以超前的精神永远不懈地探索着人类更合理更理想的生存方式，但也往往带上脱离社会现实的空想色彩；世俗文化虽然有商品消费、实用主义等带来的种种弊端，但它也帮助人们直面现实，为发展市场经济不断地冲破传统思想的禁区。所以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世俗文化在相互制衡、相互渗透和补充的情况下协调发展才是社会正常的文化形态。
按照以上三种文化形态的划分，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成的文化哪些值得继承呢？
先看主流文化。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由“百家”中的一家而跃到钦定独尊的统治地位，开始了国家的政治制度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的时代，奠定了儒学在传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从而也开始了儒学按照封建统治者们的意愿来解释并为维护封建秩序服务的时代。北宋形成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理学，成为宋代直至清末的主导思想。也就是说，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文化的核心演变为所谓“三纲”、“五常”等一整套伦理道德体系。“三纲”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五常”用来维护和保证“三纲”的实行。它是一种润滑油、调节剂，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起一种缓和、调节作用。所以“三纲”、“五常”等一整套封建伦理道德本质上是反动的，是不讲民主、平等和独立人格的，从总体上是要被否定的。
再看传统的精英文化。老子、庄子提出“无为而治”、“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理想；墨子主张以“兼爱”化解一切社会矛盾；《礼记？礼运》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总之，也多是脱离社会现实的空想，因而是不现实也无法继承的。
而包含在世俗文化中的民俗文化，虽然也带有一些落后守旧色彩或掺杂着一些庸俗社会心理等落后的东西，但其主导却是刚健自强、厚德载物的进取和宽容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及唯物主义无神论和辩证法思想，这是传统文化中最富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也是最能凸显我们民族特色的文化。因此，弘扬传统文化的重点是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温州拦街福活动的定性定位与组织管理
>Characterizaition, Positioning, Organia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Lanjiefu
黄 涛
HUANG Tao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Professor withCollegeofHumanities,WenzhouUniversity）
温州“拦街福”无疑是一项富于地方特色的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既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又在长期的流传演变中不断融入时代精神。今天它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尤为珍贵之处，在于它是在城市公共场所举行的大型群众文化活动。这种活动在传统社会曾经很兴盛，但是在现代城市举行时，其组织方式、活动场地、交通运行、人群安全等方面就出现很难处理的问题，于是这种文化遗产的传承就遭遇了困境。欲摆脱此困境，我认为应首先明了“拦街福”的性质，对它有一个恰当的定位，然后研究采取与这种定性定位相配套的组织管理方式。
目前对于“拦街福”这一地方文化项目的研究成果还很鲜见，人们对于“拦街福”的性质一般还说不清楚。它是一个节日活动，还是一个庙会？还是仅仅是一个集市？抑或是其他性质的一种大型民俗活动？搞清这个问题很重要，关系到怎样举办“拦街福”的根本问题。而搞清这一问题并不容易，需要追根溯源，看它是什么时候、怎样产生的，历史上发生了怎样的演变。而不能仅根据这几年我们所看到的样子来确定它的性质。
根据文献资料，“拦街福”之名出现在同治年间。此时有不少诗作提到“拦街福”的名称，说明同治时期“拦街福”活动已有很大影响。概览多首诗词，可知此时的“拦街福”习俗主要有祭神、祈福、张灯、演戏、歌舞、摆花、游逛等，其中张灯是最显著的习俗事项，大部分相关诗文都提到并重点描述之。由此判断，当时“拦街福”活动主要应在夜间举行。未见关于集市贸易的记载，至少说明此时商贸活动在“拦街福”习俗中是无关紧要的。至于祭祀何种神灵，则大多没有明确记载，只是说“赛神”、“迎神”、“春祈”.在同治年间蔚成规模之前，“拦街福”习俗应早已在形成、发展之中，只是我们对它最早何时出现，还没发掘到充足的资料来做确切的断语。叶大兵先生认为康熙和雍正年间温州已出现“拦街福”的雏形。其时黄云岫在《静观楼诗集》写到了“仲春迎会”:“入夜灯明和月照，沿街歌歇值醒移。”这与同治年间的张灯祀神相似。叶先生所举的其它例子则都与上巳节有关，如乾隆四十九年赵贻瑄所写《上巳迎神次周鸿津韵》、嘉庆四年陈舜咨所写《上巳夜观灯即事》，道光十六年黄汉所写《修褉吟》。陈诗“龙桥祀福晚初四，陆海游人动地来”则明确点出上巳节有“祀福”活动。这些诗词所描述的春季祈福活动与后来的“拦街福”很相近，时间都在三月，没有提到二月有此活动。由这些资料看，叶先生认为这些诗词所描述的民俗活动是“拦街福”雏形的结论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我们还应注意到，在这些诗词里，当时人们把这一活动分明称作上巳节。如果说这些活动是“拦街福”的雏形，则等于说“拦街福”脱胎于上巳节。据此，我得出一个还需论证的看法：“拦街福”习俗是上巳节演变而成的。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拦街福”习俗的源头。上巳节是中华民族的古老节日，形成于春秋末期，开始日期在农历三月上旬的巳日，魏晋以后改为三月初三。从先秦到汉代，上巳节的习俗活动主要有三种：祓禊、招魂、春嬉。魏晋以后，水中沐浴、招魂续魄之俗逐渐消失，临水祓除转为临水酒会。唐朝时，三月三仍然是一个全国性的重要节日。每逢此节，皇帝都要在曲江大宴群臣，所谓“曲水流觞”.百姓也踊跃来到水边饮宴交游。不少文人写有诗文描述这种盛景。到宋代，上巳节明显衰弱，逐渐与寒食节、清明节融合为一体，成为集祭祀与春游为一体的清明节。这是全国范围内上巳节的演变情况。而根据上述诗文资料可知，温州的上巳节则变为春季祈福活动。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春季祈福活动越来越盛，举行活动的时间由三月初三这个核心日子向前后延展，由三月里的活动逐渐演变为同治年间的二三月间的活动。到了光绪年间，《永嘉县志？风俗》则明确记载为：“二月朔，通衢设醮禳灾，名拦街福，以后循次取吉为之，至三月望日止。”其节期在二月初一到三月十五。
因此，可以说，温州“拦街福”活动是一个由上巳节演变来的、以迎春祈福为主题的地方性节日，是一种在城市街道举行的大型民俗文化活动。
20世纪初期以来，由于社会动荡等原因，“拦街福”活动每年如期举行的自然传承状态中断，只是偶尔举行。近年来在学者呼吁、群众要求的情况下，政府出面组织了几次。当然这对于地方文化建设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功不可没的，但是“拦街福”目前的状态也有很多问题，需要根据其活动性质调整组织管理策略。
首先是“拦街福”活动的主体是谁需要明确。“拦街福”是一项有历史传统的民间文化活动，其主体当然应该是温州民众。如果“拦街福”主要由政府部门来组织，举办的时间地点、活动的内容方式也主要由政府部门确定，民众只是买票进场、观看和消费，那么这样的活动就成了官方活动、政府行为，就失去了民间文化活动的属性。其次是举办活动的时间。清代是每年如期举行的。民众每到这个时间就自发地准备和参与，这也是民俗节日的一个根本特点。而现在恢复的拦街福还没有恢复到常态，每年到了该举办“拦街福”的时候，民众不知道政府部门是否准备操办，就不能自发地做准备。这几年恢复举办的“拦街福”也没有确定的周期性，既不是每年都办，也不是有规律地隔几年就办，就失去了传承的一种动力。第三是举办活动的场所。过去城市里没有汽车，活动的场所也宽敞，没有现在这样的街道交通问题。现在的活动场所问题看起来是一个难题：不管在哪个街道搞，如果不限制人流的话，都很难保证不出乱子；周围街道的交通也会堵塞。其实这在根本上还是关系到对“拦街福”的重视程度问题。如果只是认为这是温州市一个标志性的特色文化事项，不搞太可惜，那就有限度地、展示性地搞一搞，那么就只能搞成一个政府部门严格控制的非民间活动，举办活动的场所也限定在“不碍事”的地方，比如在广场上圈出一块地方。如果认识到这是一个温州民众全体参与的地方节日活动，不是象征性的展示，而是当地人人参与的自然生活，那么，就应该给予足够的活动空间，使全城进入狂欢性节日的“非常”状态，可以在某个时段内在较大的区域停止机动车上街。比如笔者2008年实地考察过的山西柳林县的元宵节活动：正月十五夜晚，全城机动车停止上街，全城到处是欢庆场所，街上都是步行的人群，只在几个活动中心区有控制人流的做法，并没有出现安全事故。这种做法就是把元宵节当作地方全民性的狂欢节。柳林县政府也做了大量的组织管理工作，但是与民众的自发活动结合得较好。当然那只是县城的活动，温州这样的大型城市怎样搞全城性的公共场所节庆活动，还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需要进行充分的调研。其实在各地，政府部门成功组织或配合民俗文化活动的例子还有不少，可以借鉴其经验。第四是关于活动的主题和内容。传统的“拦街福”是一个以迎春和祈福为主题的活动，并有相应的当地百姓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和欢庆内容，这是“拦街福”传承下去的主要动力。目前我们看到的“拦街福”与此有较大差距。当然民俗文化随着时代变迁也会更新，但应该由民众自主选择，在民间自然调整，遵循其自然传承的动力和机制。
在城市公共场所举办大型的民俗文化活动，政府部门的组织管理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但须合理确定自己的角色和位置。对“拦街福”习俗，政府管理部门应认清这种活动的特性，对于它在民众生活中的重要性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充分尊重民间的习惯和意愿，释放民众自发参与的热情，调动民间组织的管理潜能。在此基础上，再利用行政资源保障节日期间的城市生活秩序，努力避免出现交通、治安等方面的事故。
对新“拦街福”的思考
Speculation upon New Lanjiefu
武宇嫦
WU Yuchang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Lecturer withCollegeofHumanities,WenzhouUniversity）
在温州历史上，“拦街福”是盛大的民俗活动。由于历史的原因，“拦街福”从50年代起就中断了。在新时期，从2002年开始到2010年，在政府的努力下，一共又办了5届，但这实际上是一种新“拦街福”.
传统的“拦街福”是基于民众自发的春祭祈福的信仰而自发形成的。家家摆供桌，祭神祈福，“吃吃嬉嬉看看戏”,集中体现民众趋吉避凶的普遍心理，这种心理动力创造了多方面的文化，比如与之相关的福禄寿的雕塑工艺、曲艺表演等等。传统“拦街福”中的几类活动，也主要体现神圣的意味。如彩灯，这是经过包装改造过的火，火和祭天（神）有关；戏曲和舞蹈，这和通神的巫术和动作表演有关；还有音乐，它更是和神圣的仪式有关。这些都可见神圣的意味含蕴，这些都是在趋吉避凶的心理动力机制下形成的。当然民众上街出门的愿望也是基于祈福和分享福神的恩赐：人越多，大家挤来挤去，热闹非凡，似乎得到的福气就能越多。因此普通的个人，只要在这段时间里走上祈福街，凑凑热闹，祈福的心理也已经得到了满足，对这个活动的参与感获得了满足。这个热闹的活动在整体上呈现为一种集体展演，其规模是几条街，而且不只是具体的祭祀的供品和仪式，参与的百姓越多，持续的时间越长，这种集体仪式就越壮观。因为这是一个基于神圣目的产生的民俗活动，在本质上是联合的仪式展演，大家严肃地投入仪式，甚至意识不到这是集体的仪式，但因其个体行为的同质性，呈现为集体展演的性质。“拦街福”的这种展演性特质决定了政府主导下的相当市场化的新“拦街福”表面上成功，民众通过消费化的行为参与“拦街福”.作为一种商贸活动，它可以说是成功的，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却因其内在原有的核心价值机制被改造和取代，失去了在其自身基础和逻辑上的稳定的传承和变异的内在机制，面临着核心生命力的丧失。
当下由政府主办的新“拦街福”,通过宣扬“发扬传统文化，为国家和人民祈福”,由“国家、民族、人民”取代和改造了民众所祈福的“神”.政府的这种阐释和宣扬，正在改变“拦街福”的核心文化价值观。在中国当前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国家、民族、人民”的概念在国家政治权力的层面上具有实际的意义，但在民众的生活层面则相对抽象。所以，这种经过国家意识形态改造过的祈福观念，作为新“拦街福”的核心文化价值理念，如果再和基于商业目的的旅游节结合起来，势必会加强“拦街福”的展览倾向，使其性质全然世俗化，使其展演规模和内容也必定会扩大和丰富，比如各种民俗工艺品的展演、各种旅游资源的包装和宣传等等。同时，若再将其定位为民众的文化活动，上述展览本身似乎又不够“文化”,则自然会与博物馆、科技馆、图书馆等文化单位联合，举办科学普及和知识讲座等活动，所以“民俗、文化、商贸、旅游”是当下“拦街福”的标签和关键词。可见，这里的“文化”主要是指主流文化，是政府意志的体现。所以，这样的“拦街福”,如果想持续，只能依赖于政府的设计、宣传和商业利益的驱动。它的规模可以一年比一年大，但是它在总体上却呈现出主题不集中的特点。它表面上很红火，但实际上却面临着内在生命力的不断丧失，以至于最后大众陷入审美疲劳，政府也疲于设计翻新的境地，商业利益自然也无法实现，从而无法持久。文化要想传承下去，必定要成为民众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文化仅仅是用来被展演和被消费，它会很快再次面临岌岌可危和被抛弃的危险。所以，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和任务下，对我们的文化作新的创造和传承，如何对其核心价值观念进行适当改造和阐释，这是我们不得不严肃思考的问题。
政府试图通过举办“拦街福”在群众中逐步建立起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认为古人产生“拦街福”是基于“他们对自然规律缺乏认识，同时也包含了其渴求幸福生活的迫切要求和内心愿望”.其实，古人的这种拦街祈福的行为，恰恰是基于对客观规律的直面和体验，尽管对客观规律的具体认识有限，但从古人的这种行为表现可以看出，他们认为宇宙人生中存在着人类所不能忽视的客观规律，不管这些规律具体是什么，他们对此深有体验，他们保持着敬畏，要对它有所表示，企图通过祭祀的方式，对它产生影响，从而达成获得平安幸福生活的愿望。相反，今天的人们，在对宇宙人生的规律认识有限的情况下，早就信心满怀地宣布“人定胜天”,对人所没有认识到的客观规律不再保持敬畏和谦虚，以为人类可以战胜自然宇宙，对人与自然界根本一体性的客观状况视而不见，毫无顾忌地改造大自然，破坏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将自身和后代推入生存困境。所以，传统的“拦街福”是一种人类在未知面前保持谦虚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在今天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这种心理有利于我们维系自身和自然的和谐关系。
而且，人的这种普遍的趋吉避凶的心理几乎是人类一切发明创造和探索的原动力。如果否定了这种基于对未知敬畏的祈福，改造成为基于“人定胜天”的科学祈福，这样一来，祈福的真诚性就难以保证。既然人可以胜天，那就不需要向谁祈福了，这在根本上就否定了祈福的合理性，也就间接否定了人普遍具有的趋吉避凶的普遍心理。如果在新“拦街福”中，我们可以承认和允许祭祀的内容存在，而结合新的时代挑战和人类的生存困境，对其进行合理的再阐释与引导，将是更符合我们的时代方向和生存实际利益的文化再造。这样的“拦街福”可以抑制其过度商业化和消费化的倾向，能使民众内在的创造和参与热情真正被唤醒。所以，在新“拦街福”中，政府可以分散地设置祈福和祝愿的场地，从而增加民众参与的满意度，使他们不只是看看和买买东西、吃吃东西这类简单的消费行为，同时也能亲身创造和实践着新的文化价值观念。毕竟，只有民众自觉实践和参与文化活动，才能实现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现代化转换，进而实现民族的现代化。（编辑：赵肖为）
【附注】近日，《温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发表了拦街福专题文章，是3月份温州会议发言的部分整理稿。有几位没有发来整理稿，故此处缺少。